不错哈````

有意思。后来鲁迅在谈及《理水》似乎还说《理水》写的太“油条”了，对此写法并不十分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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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来泡人先生的观点是这样：在陈源先生对鲁迅抄袭的指责不成立之后，天下就不再有抄袭了。

“江湖夜雨十年灯”的故事知道吗？

这个楼主帖是讨论鲁迅、顾颉刚的，可否请泡人先生、童志刚先生在这里留下你们对鲁、顾之争的见地，而到别的楼里去进行无关主题的讨论？

我个人不赞同主帖的结论：“鲁迅所以刻薄顾颉刚，是因为顾颉刚不仅是个谣言家，造谣说鲁迅著作抄袭；而且是个阴谋家，自己不这说谣言，却让别人去说，叫鲁迅无从直接批驳。因为这双重的可恶，使鲁迅恨之入骨而不惜对其进行人身攻击。”似乎坐实了顾颉刚是“谣言家”、“阴谋家”。即便顾颉刚真是“谣言家”、“阴谋家”，鲁迅那样连篇累牍、明攻暗讽、有事没事地对顾颉刚进行人身攻击，也是很失做人风度、为文原则的。刚看了两篇有关文章，张耀杰和邵建各一篇。张耀杰有“深挖思想根源”的倾向，我比较赞赏邵建的立论，侧重于辨析“方式”、“态度”对“观点”、“立场”的决定性影响。说“影响”不够确切，其实，“方式”、“态度”本身就是“观点”的表达，观点的途径。鲁迅某些“骂文体”的方式是有误的，不讨论，不辩驳，直接损将过去、骂将过去，逗来斗去，白浪费了鲁迅的心力才华，表面上占了声气上风，自己也免不了搞得心浮气躁，对他的胃和肺尤其不好！

<转贴>鲁迅与顾颉刚：党同伐异的“可恶罪”  作者：张耀杰

　　“我一生中第一次碰到的大钉子是鲁迅对我的过不去”，这是晚年顾颉刚在《自传》中用血泪写下的文字。在奉鲁迅为“民族魂”的国度里，包括顾颉刚在内的相当一部分文化人，大半辈子的时光都是在鲁迅“民族魂”的纠缠与压禁下度过的，直到生命终结都得不到解脱，其罪名只是莫须有的“可恶罪”。


　　一、鲁迅对顾颉刚的支持与嘲弄

　　重读鲁迅，在《集外集拾遗补编》中意外发现一篇对顾颉刚表示支持的《对于“笑话”的“笑话”》，似乎连吃鲁迅饭的专家也没有提起过，因此觉得很有发扬光大的必要。

　　当年的南开大学国文系教授范仲？，也就是后来在革命圣地延安成为毛泽东的御用历史学家的范文澜，在题为《整理国故》的讲演中讲了两则笑话。其一是“近来有人一味狐疑，说禹不是人名，是虫名，我不知道他有什么确实证据？说句笑话罢，一个人谁是眼睁睁看明自己从母腹出来，难道也能怀疑父母么？”其二是“古人著书，多用两种方式发表：（一）假托古圣贤，（二）本人死后才付梓。第一种人，好象吕不韦将孕妇送人，实际上抢得王位……”

　　在罗列了上述两则笑话之后，鲁迅施展“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或者说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刀笔，举重若轻地写道：“我也说句笑话罢，吕不韦的行为，就是使一个人'也能怀疑父母'的证据”。

　　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说禹不是人名，是虫名”算得上一桩大公案。1923年5月，顾颉刚在胡适主编的《读书杂志》第9期上发表《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认为“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于今”的古史系统，是到汉代才层累伪造出来的。附带着还谈到“禹，《说文》云：‘虫也，……’，大约是蜥蜴之类。我以为禹或是九鼎上铸的一种动物。”作为讨论对象的钱玄同第一个站出来表示有所保留的响应：“先生说‘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一个意见，真是精当绝伦。”“先生据《说文》云，……以为大约是蜥蜴之类，窃谓不然。”接着，又有刘？藜和胡堇人着文表示反对，顾颉刚便在《讨论古史答刘胡二先生》中发表声明：“禹为动物，出于九鼎，……这原是一个假定”。

　　至此，一场学术讨论告一段落，胡适在1924年2月出版的《读书杂志》18期上发表《古史讨论的读后感》，认为“这回的论争是一个真伪问题；去伪存真，决不会有害于人心。……上帝的观念固然可以给人们不少的安慰，但上帝若真是可疑的，我们不能因为人们的安慰就不肯怀疑上帝的存在了。上帝尚且如此，何况一个禹？何况黄帝尧舜？”

　　胡适"决不会有害于人心"的声明，可谓煞费苦心，其目的就是把现代人道前提上的科学加民主的求真务实，与中国传统宗教神道建立在"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单向维度之上，并经董仲舒"以人随君，以君随天"的天人合一和宋儒"存天理灭人欲"的替天行道步步收紧的二元对立、一元绝对的圣战思维与圣战圈套分为两谈。

　　在此之前，胡适曾在1919年的《新青年》杂志上发表《新思潮的意义》，对《新青年》同人所开创的新思潮予以说明："我个人的观察，新思潮的根本意义只是一种态度，这种新态度可叫做'评判的态度'……尼采说现今时代是一个'重新估定一切价值'的时代。'重新估定一切价值'八个字便是评判的态度的最好解释。"

　　在此之后，胡适还在1929年的《新月》杂志上发表《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对“以党治国”的国民党进行过“评判”：

　　“新文化运动的一件大事业就是思想的解放。我们当日批评孔孟，弹劾程朱，反对孔教，否认上帝，为的是要打倒一尊的门户，解放中国的思想，提倡怀疑的态度和批评的精神而已。但共产党和国民党合作的结果，造成了一个绝对专制的局面，思想言论完全失去了自由。上帝可以否认，而孙中山不许批评。礼拜可以不做，而总理遗嘱不可不读，纪念周不可不做。”

　　“从新文化运动的立场看来，国民党是反动的”。

　　在胡适眼里，“重新估定一切价值”的“评判的态度”，是对事不对人的，论争双方所面对的是一个双向维度的科学加民主的人道平台与公共平台，而不是动不动就要仰仗“有害于人心”之类的绝对天理替天行道、党同伐异的圣战圈套。

　　《对于“笑话”的“笑话”》发表于1924年1月17日的《晨报副刊》，此时的鲁迅尽管站在“重新估定一切价值”的胡适、钱玄同、顾颉刚一边，却没有能够像胡适那样站在科学加民主的现代人道的立场之上，他所运用的依然是中国传统宗教文化所固有的单向维度的二元对立、一元绝对的圣战思维，范文澜就是他替天行道、党同伐异的圣战对象。

　　在厦门大学与顾颉刚共事期间，同事顾颉刚又成了鲁迅党同伐异的圣战对象，1926年10月，他借着《故事新编？铸剑》中的"痛打落水鼠"，对顾颉刚的红鼻子加以嘲弄：

　　“他近来很有些不大喜欢红鼻子的人。但这回见了这尖尖的小红鼻子，却忽然觉得它可怜了，就又用那芦柴，伸到它的肚下去，老鼠抓着，歇了一回力，便沿着芦干爬了上来。”

　　到了1935年11月，原本支持过顾颉刚的"怀疑"态度的鲁迅，又在《故事新编？理水》中对顾颉刚极尽“笑话”之能事：

　　“‘这这些些都是费话，’又一个学者吃吃的说，立刻把鼻尖胀得通红。‘你们是受了谣言的骗的。其实并没有所谓禹，禹是一条虫，虫虫会治水的吗？我看鲧也没有，鲧是一条鱼，鱼鱼会治水水水的吗？’他说到这里，把两脚一蹬，显得非常用劲。”

　　二、一厢情愿的树敌积怨

　　鲁迅之所以对顾颉刚表现出截然相反的两种态度，与被顾颉刚奉为导师的胡适大有关系。

　　1926年9月20日，鲁迅在致许广平信中第一次提到顾颉刚时，还没有表现出敌对态度：“在国学院里的，顾颉刚是胡适之的信徒，另外还有两三个，似乎是顾荐的，和他大同小异，而更浅薄，一到这里，孙伏园便要算可以谈谈的了。我真想不到天下何其浅薄者之多。”（《两地书》原信五十一）

　　9月26日的下一封信中，鲁迅已经开始一厢情愿地设定敌人：“看厦大的国学院，越看越不行了，顾颉刚是自称只佩服胡适陈源两个人的，而潘家洵陈万里黄坚三人，皆似他所荐引。……我是不与此辈共事的；否则，何必到厦门。”（《两地书》原信五十四）

　　到了10月16日，一向好战的鲁迅竟然流露出不战而败的劣势心态，说是" 顾颉刚之流已在国学院大占势力，周览（鲠生）又要到这里来做法律系主任了，从此现代评论色彩，将弥漫厦大。在北京是国文系对抗着的，而这里的国学院却弄了一大批胡适之陈源之流，我觉得毫无希望。你想：坚士至于如此胡涂，他请了一个顾颉刚，顾就荐三人，陈乃干，潘家洵，陈万里，他收了；陈万里又荐两个，罗某，黄某，他又收了。这样，我们个体，自然被排斥。"（《两地书》原信六十五）

　　鲁迅的信件到了时为国民党员的许广平手里，一下子被拔高到政治斗争的高度，说是"研究系之流，专是假道学，外面似书呆子。这回女师大，简直就是研究系和国民党报仇，换句话就是男师大的先生教授，驱逐了（女师大的）北大的先生教授，……管他妈的，横竖武昌攻下了，早晚打到北京，赏他们屁滚屎流， ……"（《两地书》原信六十三，1926年10月14日）

　　正在发展婚外情恋的鲁迅，立即在政治上与许广平看齐并有所超越，说是" 研究系比狐狸还坏，而国民党则太老实，……国民党有力时，对于异党宽容大量，而他们一有力，则对于民党之压迫陷害，无所不至……上午和兼士谈天，他也很以为然，希望我以此提醒众人，……"（《两地书》原信六十七，1926年10月 20日）

　　不过，当时的鲁迅并没有挺身而出向"研究系"发起替"党"行道、党同伐异的圣战，而是暗地里干起夺人饭碗的勾当，说是"顾颉刚在此专门荐人，图书馆有一缺，又在计画荐人了，是胡适之的书记。但昨听玉堂口气，对于这一层却似乎有些觉悟，恐怕他不能达目的了"。（《两地书》原信七十六，1926年11月1日）

　　鲁迅自然明白，夺人饭碗是一件极不光彩的事情，甚至会招致许广平的看不起，于是，在下一封信中，他靠着贬损"敌人"来曲曲折折地为自己进行心理化妆和道德包装，说是"先前顾颉刚要荐一个人到国学院，（是给胡适抄写的，冒充清华校研究生，）但没有成。现在这人终于来了，住在南普陀寺。为什么住到那里去呢？因为伏园在那寺里的佛学院有几点钟功课（每月五十元），现在请人代着，他们就想挖取这地方。……研究系学者之浅薄，就因为分心于此等下流事情之故也"。（《两地书》原信七十七，1926年11月3日）

　　顾颉刚"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的原理，在现实社会中也依然有效，鲁迅对于顾颉刚们一厢情愿的树敌积怨，就是在自以为是、层层加码中步步攀升的。比之于与风车决战的堂？吉诃德，鲁迅并不光明正大地把盗甲与面具穿在身上和戴在脸上，而是无休无止地通过心理化妆与道德包装的精神胜利法来武装自己。关于这一点，他在《两地书》中表现得更为露骨：

　　"至于寄给《语丝》的那篇文章，……当时著作的动机，一是愤于自己为生计起见，不能不戴假面；二是感得少爷们于我，见可利用则尽情利用，倘若不能利用则便想一棒打杀，所以很有些哀怨之言。……我时时觉得自己很渺小；但看少爷们著作，竟没有一个如我，敢自说是戴着假面和承认'党同伐异'的，他们说到底总必以'公平'自居。因此，我又觉得我或者并不渺小；现在故意要轻视我和骂我的人们的眼前，终于黑的妖魔似的站着L.S.两个字，大概就是为此。"（《两地书》原信一0六，1926年12月12日）

　　一个人一旦在心理化妆与道德包装的"精神上的胜利"上走火入魔，竟然会把自己的心理化妆与道德包装本身当作一种优势与美德加以炫耀，这种事情在阿Q 身上发生过，说是"他觉得他是第一个能够自轻自贱的人，……状元不也是'第一个' 么？'你算是什么东西'呢！？"比之于阿Q，真正称得上登峰造极的，非鲁迅莫属。

　　在此后的一段时间里，鲁迅一方面要到广州中山大学谋取新饭碗，一方面又要对付原本与自己在同一战壕里的高长虹的发难，不得不放松了对于"颇注意我"的顾颉刚的反"注意"。被鲁迅一厢情愿地树为敌人的顾颉刚，也从来没有过与鲁迅发生正面冲突的记录。

　　到了辞职离校时，此前抱着"我在此地其实也是卖身"的消极态度的鲁迅，反倒反客为主，找到了"像一个皇帝"的感觉，并且把势不两立的敌人由顾颉刚们身上转移升级到厦门大学校长林文庆身上，说是"我所不满意的是校长，所以无可调和。……他对我虽然很恭敬，但我讨厌他，总觉得他不像中国人，像英国人"。（《两地书》原信一一九，1927年1月2日）

　　即将离开厦门大学的最后关头，已经在中山大学的鲁迅，于半推半就中披露了自己登峰造极的峥嵘之相：

　　"我就是这样，横竖种种谨慎，还是被人逼得不能做人。我就来自画招供，自说消息，……但现在之所以只透一点消息于人间者，（一）为己，是还念及生计问题；（二）为人，是可以暂以我为偶像，而作改革运动。……这回厦大风潮，我又成了中心，正如去年之女师大一样。" （《两地书》原信一二四，1927年 1月11日）

　　一个人既要保饭碗、追女人又想当"皇帝"、"偶像"、"中心"，其实是不大可能的事情，鲁迅在女师大风潮中被撤职、被通辑，正是他既要追女人又想当"中心" 所应该付出的代价。 "横竖种种谨慎"的鲁迅，无论如何也不愿意付出"被人逼得不能做人"的代价，却偏要对所谓的"敌人"一再发起自以为绝对正确的神圣挑战，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他从来都没有真正走出过中国传统宗教神道单向维度的"存天理灭人欲"的二元对立、一元绝对的圣战思维与圣战圈套。

　　三、替党行道的罗织罪名

　　怀着诸如"皇帝"、"偶像"、"中心"之类的主人翁意识，鲁迅于1927年1月18 日抵达广州，与许广平开始同居生活。初来乍到，鲁迅自然不便也不敢以"皇帝"、 "偶像"、"中心"之类的嘴脸示人，而是在中山大学1月25日的欢迎会上，半推半就地接受了朱家骅所授予的封号，说是"主席的某先生--他那时是委员--接着演说，说这是我太谦虚，就我过去的事实看来，确是一个战斗者，革命者。于是礼堂上劈劈拍拍一阵拍手，我的'战士'便做定了。"（语出《而已集？通信》）

　　做定了"战士"的鲁迅，在国民党随后针对中共的清党中并没有做出替"党"行道、党同伐异的贡献，而是假公济私，把自己替"党"行道、党同伐异的圣战目标，锁定在夺过自己饭碗的敌人及其同党身上。

　　1927年3月15日，鲁迅在致莽原社同人韦丛芜的信中明确表示："《莽原》只要能支持就好，无须社之流，我以为不妥当，我一向对于投稿《晨副》的人的稿子，是不登的。"4月10日，他又写下一篇《庆祝沪宁克复的那一边》，借着歌颂北伐胜利的名义干起告发仇敌的勾当："革命的势力一扩大，革命的人们一定会多起来。统一以后，我恐怕研究系也要讲革命。去年年底，《现代评论》不就变了论调了么？和'三一八惨案'时候的议论一比照，我真疑心他们都得了一种仙丹，忽然脱胎换骨。"

　　正在这时候，中山大学文学院长傅斯年，偏偏提出要聘请自己北大时期的同窗好友顾颉刚来广州担任史学系教授，替"党"行道、党同伐异的鲁迅拼出自己被封为"战士"的强势身价横加干涉。主持校务的副校长朱家骅出面调停，委派顾颉刚到江浙一带为学校图书馆购置图书以示让步，鲁迅依然不依不饶，于1927年4月21 日丢下饭碗辞职离校。

　　辞去中山大学文学系主任兼教务主任的鲁迅，并不就此放弃替"党"行道、党同伐异的圣战天职，而是效法林纾当年对《新青年》同人借刀杀人的旧伎俩，于 1927年4月26日致信孙伏园，再一次加顾颉刚以反党罪名："我真想不到，在厦门那么反对民党，使沉兼士愤愤的顾颉刚，竟到这里来做教授了。那么，这里的情形，难免要变成厦大，硬直者逐，改革者开除。"由厦门大学追随鲁迅来到广州的大学生谢玉生，也配合鲁迅致信孙伏园，说是"顾去岁在厦大造作谣言，诬蔑迅师；迄厦大风潮发生之后，顾又背叛林语堂先生……"

　　1927年5月11日，时任武汉《中央日报》副刊编辑的孙伏园，把两封来信加上诸如"看来我们那位傅斯年先生和顾颉刚先生大抵非大大的反动一下不可的了。""厦大的情形，林语堂先生来武汉，才详详细细的告我，顾颉刚先生真是荒谬得可以""傅斯年、顾颉刚二先生都变成了反动势力的生力军"之类的按语，公开发表在自己主持的党报副刊上。

　　当时的国民党政府正在大肆清党，"反对民党"与"反动势力"恰恰是足以杀头的罪名，迟至7月22日才见到这张报纸的顾颉刚，写信给滞留广州的鲁迅，表示 "拟于九月中回粤后提起诉讼，听候法律解决。如颉刚确有反革命之事实，虽受死刑，亦所甘心，否则先生等自当负发言之责任。"鲁迅则在回信加以嘲骂，说是"江浙俱属党国所治，……居此生活费綦昂之广州，以俟月余后或将提起之诉讼，天下那易有如此十足笨伯哉！"在8月8日致章廷谦的信中，鲁迅干脆摆出阿Q式的无赖嘴脸："他不知道我当做《阿Q正传》到阿Q被捉时，做不下去了，曾想装作酒醉去打巡警，得一点牢监里的经验"。

　　四、党同伐异的"可恶罪"

　　顾颉刚自知不是鲁迅的对手，"听候法律解决"不过是一时间的愤激之辞。好在有恩师胡适可以诉苦，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8月版的《胡适来往书信选》中，保存下来两封弱势一方的一面之辞。

　　"厦大的风潮，起于理科与文科的倾轧，而成于鲁迅先生的辞职。……鲁迅先生受了广东中山大学之聘，向厦大辞职。他是很得学生的信仰的，……于是刘楚春（理科主任）与鲁迅乃同时出校。……有一件事我敢请求先生，先生归国后似以不作政治活动为宜。如果要作，最好加入国民党。"

　　"这几年中，周氏兄弟假公济私，加以伏园、川岛们的挑拨，先生负谤亦已甚矣，……去年我初到厦门时，曾劝语堂先生不要聘川岛，孰知这一句话就使我成了鲁迅和川岛的死冤家。……辞退之后，孟真见招，因拟到粤。鲁迅在粤任中大教务主任，宣言谓顾某若来，周某即去。……与其说是胡适之派与鲁迅派的倾轧（这是见诸报纸的），不如说是工作派和不工作派的倾轧。"

　　两相对照，被鲁迅骂为"浅薄"、"阴险"、"专门荐人"、"反对民党"的顾颉刚，反倒显得太过厚道也太过迟钝，直至一年之后还不知道，党同伐异的鲁迅与他势不两立的根源，只在于他是"自称只佩服胡适陈源两个人"的"异党"。借用鲁迅的话说，顾颉刚所犯下的是莫须有的"可恶罪"：

　　"这是一种新的'世故'"。

　　"我以为法律上的许多罪名，都是花言巧语，只消以一语包括之，曰：可恶罪。"

　　"譬如，有人觉得一个人可恶，要给他吃点苦罢，就有这样的法子。倘在广州而又是'清党'之前，则可以暗暗地宣传他是无政府主义者。那么，共产青年自然会说他'反革命'，有罪。若在'清党'之后呢，要说他是CP或CY，没有证据，则可以指为'亲共派'。那么，清党委员会自然会说他'反革命'，有罪。再不得已，则只好寻些别的事由，诉诸法律了。但这比较地麻烦。"

　　《可恶罪》一文写于1927年9月14日，鲁迅自己是以受到迫害的苦主自居的，而在实际上，他自己恰恰是莫须有的"可恶罪"的制造者。鲁迅所谓"新的世故" ，无非是从董仲舒"以人随君，以君随天"的天人合一到宋儒"存天理灭人欲"的替天行道一直在奉行的单向维度的二元对立、一元绝对的圣战把戏；换言之，就是中华民族所特有的、连最为赤贫的无产者阿Q都会把玩的那种抢占一元绝对的精神制高点来置对手于死地的替天行道、党同伐异的圣战把法。鲁迅此后面对"脑子里存着许多旧的残滓，却故意瞒了起来，演戏似的指着自己的鼻子道：'惟我是无产阶级！'"的革命文学家的圣战围剿，不得不投身于"惟我是无产阶级！"的左联阵营，同样是出于这种"新的世故"。换一种角度说，也就是对于自己《新青年》时期一度支持过的"上帝尚且如此，何况一个禹？何况黄帝尧舜？"的"新思潮"的彻底放弃。

　　相反地，一再被鲁迅加以形形色色的"可恶罪"的胡适、顾颉刚们，无论在现实生活中做出过多少的妥协与让步，打从《新青年》时期就培养成的民主加科学的"评判的态度"，从来都没有放弃过。关于这一点，从来都没有真正走出过中国传统宗教神道单向维度的圣战思维与圣战圈套的鲁迅，是永远也不会真正理解的。奉鲁迅为绝对神圣的"民族魂"的人们，自然也难能认识到这一点。就这样，开一代学风的历史学家顾颉刚，偏偏被"层累伪造"的历史打入另册，一生一世都没有翻过身来。

走入暗路：小说的反文明 作者：邵建

小说的反文明？

　　是的，在这个题目下，我想从林琴南说到鲁迅。

　　林琴南的为人所知，不仅在于他的"林译小说"，即依据别人的口述翻译西洋小说一百七十多种，是用文言；而且更在于他在新文化运动中是一个著名的反白话文的急先锋。以今天的我来看，反白话文也没有什么了，无非就是当时的一种观点，而什么观点都是可以表达的。但我无法掩饰对他的反感。我反感的不是他之反白话文，就像我更不反感当年施蛰存建议文学青年读一读《庄子》和《文选》，尽管因此他被鲁迅骂为"洋场恶少"；我反感的是林琴南那种反白话文的方式。这是一种什么方式呢？

　　一九一九年二月十七日，林琴南在《新申报》上发表小说《荆生》，用小说中的三个人物田必美、金心异和狄莫分别隐射当时提倡白话文的三个主将陈独秀、钱玄同和胡适之。说这三人聚集陶然亭，一会攻击孔丘，一会鼓吹白话，于是，从隔壁出来一个叫荆生的伟丈夫，把他们三人打骂了一顿。次月十八日，林再接再厉，又在《新申报》上发表小说《妖梦》，依然是用影射法，影射上面三个人，只是钱玄同换成了蔡元培。不但影射，而且大骂，比如"不逞之徒"、"生而为恶，死亦不改"云云。

　　这是一种什么方式呢？人身攻击的方式，而且是用小说。以小说的方式进行人身攻击，且不管攻击的对象是谁，这做法本身是反文明的。因此，借光文革前毛泽东向文艺界发难时的一句话：利用小说反党，是一大发明，我个人便把这种发生在二十世纪由林氏发明又后继有人的方式称为"利用小说反文明"。

　　利用小说反文明，曾经是鲁迅坚决反对的。也正是看到林琴南的小说，鲁迅迅即作出了反应。一九一九年三月下旬，《孔乙己》将在《新青年》发表时，鲁迅特地追写了一个短小的"附记"。为了明白鲁迅的态度，我不妨一整过录：

　　"这一篇很拙的小说，还是去年冬天做成的。那时的意思，单在描写社会上的或一种生活，请读者看看，并没有别的深意。但用活字排印了发表，却已在这时候，--便是忽然有人用了小说盛行人身攻击的时候。大抵著者走入暗路，每每能引读者的思想跟他堕落：以为小说是一种泼秽水的器具，里面糟蹋的是谁。这实在是一件可叹可怜的事。所以我在此声明，免得发生猜度，害了读者的人格。一九一九年三月二十六日记"

　　在某种意义上，鲁迅这个附记是"多余"的，谁读《孔乙己》都不会感到这小说有人身攻击之嫌。但鲁迅写了，这只能看作是鲁迅对林琴南小说的一种态度，一种极为反感的态度。

　　类似的态度，鲁迅不止一次。上面一次鲁迅如果是个旁观，那么，这一次，鲁迅就是当事了。一九二三年元月，鲁迅翻译并发表了俄罗斯盲诗人爱罗先珂的文章《观北京大学学生演剧和燕京女校学生演剧的记》，这位盲诗人在"记"中批评了中国的旧戏和旧道德，也批评北大学生囿于旧道德，以至男女不能同台演戏，同时还包括学生受旧戏影响，"模仿优伶"而不能真正表现人物的思想感情等。文章发表数日后，北大学生魏建功发表了一篇题为《不敢盲从》的反批评文章，由于文中有对爱罗先珂进行人身攻击的语言（我没有读过，不知道），鲁迅旋即作了篇《看了魏建功君的〈不敢盲从〉以后的几句声明》（见《集外集拾遗补编》），文中对魏建功进行了严厉的批评："若说对于魏君的言论态度的本身，则幸而我眼睛还没有瞎。敢说这实在比'学优伶'更'可怜，可羞，可惨'；优伶如小丑，也还不至于专对他人的体质上的残废加以快意的轻薄嘲弄，如魏建功君。尤其'可怜，可羞，可惨'的是自己还以为尽心于艺术。从这样轻薄的心里挤出来的艺术，如何能及得优伶，倒不如没有的干净，因为优伶在尚不显露他那旧的腐烂的根性之前，技术虽拙，人格是并没有损失的。"这是鲁迅对利用文章（不仅是小说）进行人身攻击、而且是就对方"体质上的残废"进行人身攻击这种反文明行为的憎恶。这憎恶使鲁迅出离愤怒了，文章最后，鲁迅声色俱厉："我敢将唾沫吐在生长在旧的道德和新的不道德里，借了新艺术的名而发挥其本来的旧的不道德的少年的脸上！"这最后一句表述烦琐却见精彩。说白了，人身攻击这行为，不仅新的不道德，也是旧的不道德，它是双重的不道德，尤其是在盗用小说（或文章）这种文明形式的时候。

　　我完全认同以上鲁迅对林琴南和魏建功批评时所持的价值立场（只是觉得对魏君言重了。而且我感到魏氏即使有所不恭，也不是对爱罗先珂，比如文章那题目），我想，这立场也应该是一种文明共识。不仅用小说作人身攻击绝不可取，哪怕即使是以小说搞影射--影射文学，文革中给当时文艺界带来深重灾难的一个词--也是文学创作的末流或末技。

　　那么，现在的问题是，如果奉行中国无论旧道德还是新道德的共同标准，即"听其言，观其行"，以鲁迅所说，视鲁迅所为，则不难发现，在这一点上，或者仅仅在这一点上，鲁迅至少言行相乖，或者说，对人对己是"双重标准"的。

　　这里有一个小插曲，当年《孔乙己》是一九一九年四月发在《新青年》杂志第六卷第四号上的，如前述，那个"附记"是后来特意的追记，可是，一九二三年八月《呐喊》由当时的"新潮社"出版时，也是鲁迅自己特意把那个"附记"给删去了。是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五六年出《鲁迅全集》时把这个"附记"附在了第一卷《孔乙己》的"注释"内，我们这才得以见到。那么，鲁迅为什么删去这个"附记"呢？是鲁迅意识到自己以后未必能恪守其言，还是压根就改变了原先的看法？"附记"的删去仿佛是个预兆，它表明，果如鲁迅不是什么"双重标准"的话，就是他不幸践履了自己曾经正确反对过的东西，而且变本加厉了。

　　读一读鲁迅于一九三六年编定出版的第三本小说集《故事新编》是可以见出问题的。其中最早的一篇《不周山》（后改作《补天》），根据鲁迅的本意，是取女娲炼石补天的神话，贯之以佛罗依德的学说，来解释创造--人和文学--的缘起。然而，写作途中，从报上读到当时东南大学学生胡梦华的文章--胡文对新近出版的汪静之《蕙的风》提出了"含泪"的批评，鲁迅一则出之以文，即《反对"含泪"的批评家》，进行反批评，一则在自己的《理水》中"止不住有一个古衣冠的小丈夫，在女娲的两腿之间出现了"（《故事新编·序言》，下引同）。此正三年前林琴南那人身影射的故技在自己身上的重演。其所以如此，据鲁迅自述，当他看到胡梦华"要含泪哀求，请青年不要再写这样的文字"时，"这可怜的阴险使我感到滑稽，当我再写小说时，就无论如何，止不住……"了。鲁迅的止不住，缘于他感到对方的"阴险"，我的疑问是，鲁迅何以知道对方"阴险"？不就是反对《蕙的风》吗？多大事？固然反的没道理，文章批评不就得了，何必用小说去矮化对方的人格？而况，"阴险"云云，显是"诛心"，对方不是把话都说明了吗。问题是，一旦被坐实为"阴险"，那么，道义就在自己这一边，自己也就获得口诛笔伐外加人身攻击的理由竟或权力了。这篇小说作于一九二二年十一月，也就不难明白次年《呐喊》出版时，鲁迅为什么要删去那篇"附记"。

　　然而，鲁迅自己对这篇小说也有所省觉："这就是从认真陷入了油滑的开端。油滑是创作的大敌，我对于自己也很不满"。鲁迅的不满在于小说作法，即油滑。我的不满恐怕更在于它以后的东西，因为，从鲁迅《故事新编》以后的作品看，他在人身影射乃至攻击的路径上似乎越走越远，远非油滑所能涵括。用鲁迅批评林的话，这是小说创作的一条"暗路"，结果自己也不幸走入，从《补天》开始。

　　《理水》是鲁迅一九三五年的作品。这篇小说通常被说成是塑造了治水英雄大禹的形象，同时也抨击了反动阶级的黑暗统治，它既有历史传说的基础，又有大量现实生活的内容。那么，它的现实生活的内容体现在什么地方呢？影射与攻击。小说第一节，洪水包围的"文化山"上，"还聚集着许多学者"，这些学者"大抵是反对禹的，或者简直不相信世界上真有这个禹"。"'禹来治水，一定不成功，如果他是鲧的儿子的话，'一个拿拄杖的学者说"。"'这这些些都是废话，'又一个学者吃吃的说，立刻把鼻尖胀得通红。"这两个学者即影射现实生活中的两个人物，一个是潘光旦，一个是顾颉刚。潘光旦是留美的优生学家，其时正根据一些官僚的家谱作遗传学研究。他留美时不慎摔断了一条腿，所以在小说中他成了"一个拿拄杖的学者"，并根据遗传学反对禹能治水，因为他是鲧的儿子，而鲧是治水失败的。拄杖学者的笔墨虽然不多，但鲁迅下笔显然是暗含讥讽连带反感的，这从人物语言的描写可以见出："呸，使我的研究不能精密，就是你们这些东西可恶！"这就是鲁迅笔下潘光旦的形象了。

　　至于顾颉刚的形象则更糟糕，因为顾是该小说用心攻击的主要对象。但要明白其原委，可能还需要从小说外说起。在小说之外，鲁迅对顾颉刚是相当厌恶的。顾颉刚搞"古史辨"，即对中国古代历史文献疑古辩伪，其实绩可观，说它是中国史学在二十世纪最早亦最大之创获，并不为过。然而，鲁迅的评价是相反的，他在写给郑振铎的信中说："他是有破坏而无建设的，只要看他的《古史辨》，已将古史'辨'成没有。"（《鲁迅全集》一九八七年版第十二卷４７７页）所谓"辨"成没有，落实到《理水》中禹的形像，就是"禹是一条虫"。也就是说，在《古史辨》中，顾颉刚通过考证，认为禹并非实有其人，而是传说中的一个形象。更进一步，顾颉刚根据《说文解字》，把禹解释为蜥蜴之类的虫。于是，到了鲁迅的小说里，顾颉刚的考证变成了"文化山"上那个学者的口吃："这这些些都是废话"，"其实并没有所谓禹，'禹'是一条虫，虫虫会治水的吗？我看鲧也没有的，'鲧'是一条鱼，鱼鱼会治水水水的吗？"这个学者是顾颉刚的影射且不说，鲁迅借小说人物之口，公然称其为"鸟头先生"。"'哼！'鸟头先生气忿到连耳轮都发紫了"，"鸟头先生就红着耳轮和鼻尖从新吃炒面"。所谓"鸟头先生"，乃是鲁迅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既然顾颉刚据《说文解字》解"禹"，那么，鲁迅也就说文解字式地解"顾"。顾，繁体为"顧"，从页雇声。然拆分析之，"雇"为鸟名，即九雇,一种候鸟。而"頁"本义则为"头"，合而谓之，顧即"鸟头"。以"鸟头"指谓顾颉刚，已经不是什么影射，而是公开的人身攻击。谁都知道"鸟头"一词的隐指，果若如此，小说则真成为"泼秽水的器具"了。

　　顾之形象被"糟蹋"不止于是，另外还有两个细节值得注意。一是顾的口吃，一是顾的红鼻。这两个特点都可以见诸鲁迅与他人的通信。他在给同乡章廷谦的信中谈到顾颉刚时说："我从上帝之默示，觉得鼻之于粤，乃专在买书生意及取得别一种之'干脩'，下半年上堂讲授，则殆未必，他之口吃，他是自己知道的。"（《鲁迅全集》一九八七年版第十一卷第５50页）顾颉刚为什么口吃？还是在上面那封与郑振铎的信中，鲁迅这样解释："嘴本来不吃，其呐呐者，即因虽谈话时，亦在运用阴谋之故"。口吃是阴谋所致，这恐怕是鲁迅从上帝那里得来的又一"默示"。只不过，这默示出的"阴谋"和上面的"阴险"一样，还是"株心"（鲁迅善于诛心，只是他没能看到后来文革时那些口诛笔伐的大字报，其诛心之论，登峰造极，专门在"用意"、"动机"、"目的"等看不见的东西上深文周纳，锻炼成狱）。至于顾的红鼻子，在鲁迅笔下已经频频成为顾的借代，也是给章廷谦的信，鲁迅说："当红鼻到粤之时，正清党发生之际，所以也许有人疑我之滚，和政治有关，实则我之'鼻来我走'，远在四月初上也。"（《鲁迅全集》一九八七年版第十一卷第５４５页）无论鼻红还是口吃，都是顾颉刚的个人隐私，甚至是生理缺陷。在与他人通信中频频提及，已属轻率；至于将其堂而皇之地写进小说，更是道德不该。小说一会儿言其"吃吃"，一会儿说他"把鼻尖胀得通红"，一会儿又写"鸟头先生就红着耳轮和鼻尖从新吃炒面"，如此等等，用以上鲁迅批评魏建功的话，这正是"专对他人的体质上的残废加以快意的轻薄嘲弄"。不要忘了，鲁迅自己是憎恶这种行为的，他不是要把那口唾沫吐到那"借了新艺术的名而发挥其本来的旧的不道德的少年的脸上"吗？只不过这会儿的面孔已经"新桃换旧符"，做这事的不是少年而是中老年者了。

　　一九二六年十月，鲁迅作《铸剑》。其时，鲁迅和顾颉刚同在厦门大学任教。由于后者被鲁迅视为"陈源之流"、"胡适之的信徒"，且又"阴险""可恶"（这仅仅是鲁迅对顾的看法，是不是如此，只有鲁迅自己知道和天知道），所以，在与许广平和章廷谦等人的通信中，鲁迅几乎是提顾必骂，骂得相当密集。比如，十月十六日之夜，他在给许广平的信中说："本校情形实在太不见佳，顾颉刚之流已在国学院大占势力……，从此现代评论的色彩，将弥漫厦大……，这样，我们个体，自然被排斥。"（《鲁迅全集》一九八七年版第十一卷第１５６页）一星期后，也即十月二十三日，他致章廷谦信，表达了同样的意思："至于学校，则难言之矣。北京如大沟，厦门则小沟也，大沟污浊，小沟独干净乎哉？既有鲁迅，又有陈源。"又曰："要做事是难的，攻击排挤，正不下于北京，从北京来的人们，陈源之徒就有"（《鲁迅全集》一九八七年版第十一卷第４８９页）这个"陈源"和"陈源之徒"，正顾颉刚也。顾颉刚让鲁迅感到十足的讨厌，于是，鲁迅索性就把这讨厌写进了正在写着的复仇小说《铸剑》里。

　　复仇前的眉间尺是先向一只老鼠复仇的。这老鼠连日来搅得他不得安生，这回掉进水里，岂不"活该"。于是，他"伸手抽出一根芦柴，将它直按到水底去。过了一会，才放手"。老鼠也随之浮了上来，只见它"眼睛也淹在水里面，单露出一点尖尖的通红的小鼻子，咻咻地急促地喘着气"。请注意这只红鼻子老鼠，因为下文紧接着说："他近来很有点不大喜欢红鼻子的人"（这个他是谁？而红鼻子的人又是谁？）但，"这回见了这尖尖的小红鼻子，却忽然觉得它可怜了，就又用那芦柴，伸到它的肚下去，老鼠抓着，歇了一回力，便沿着芦干爬了上来。"可是，"待到他看见全身，--湿淋淋的黑毛，大的肚子，蚯蚓似的尾巴，--便又觉得可恨可憎得很，慌忙将芦柴一抖，扑通一声，老鼠又落在水瓮里，他接着就用芦柴在它头上捣了几下，叫它赶快沉下去"。再后来，这只老鼠终于让眉间尺一脚给踩死了。

　　这段落，似乎可以名之为"痛打落水鼠"。请注意，它的鼻子是红的。

　　…………

　　记得我上课时不止一次与学生说：最早也最能体现二十世纪中国新文学实绩的，就是鲁迅的小说了。虽然，当时新诗也很有影响，但比如，郭沫若的诗，只具有文学史的价值而鲜有文学审美的价值。鲁迅不然，他的小说同时具以上两种意义。文学史的价值且不说，像《阿Ｑ正传》这样的作品，是经得起反复读的，而且读第二遍的感觉比第一遍好，读第三遍的感觉又比第二遍好。更兼鲁迅小说一出手就是一个世纪的高度，我不觉得近一百年来，中国作家中有谁达到了这个标准，更遑论超越。

　　也就是说，我喜欢鲁迅的小说，但它指的是《呐喊》与《彷惶》。但，《故事新编》中的某些篇什，如以上，我是不喜欢也无法喜欢的，尤其《铸剑》第一章，我读后，良久无语，内心发寒，一个人对一个人的仇恨，竟如此之深。小说这种文体，一方面在鲁迅手上走向成熟，一方面也在他手上发生异化。当它成为影射、成为人身攻击、成为泄私愤的工具时，它就一步步变形了，变成一种文明中的反文明。和文章一样，小说乃天下之公器，岂可像当年林琴南那般，使之成为"泼秽水的器具"？鲁迅先是林琴南的批评者，也知道林的路是一条小说的"暗路"，可是后来自己却走了上去，他似乎忘记自己曾经说过的话了。这在后人看来，是不是也是"一件可叹可怜的事"呢？

我怎么觉得邵建同志是拥胡抑鲁的总设计师啊

林先生的建议不错哈。是俺一时不察，跟着别人的“无关主题”跑到邪路上去了。俺检讨。但是哪个“别的楼里”比较合适捏？出去找找看。

童版主，您这是第二次称我为“先生”，我不是“先生”，第二次纠正您了（第一次在“取消顿号”的话题）。

邹先生，“邵建同志是拥胡抑鲁的总设计师”，这么说好像可商榷。首先，邵建“拥胡”是真，“抑鲁”恐怕还谈不上，“总设计师”也轮不到他。我看过他几篇文章，批评其缺点、探讨其原因，并未毁损鲁迅其他方面的价值。其次，众多学者都对胡鲁话题有兴趣，那么多文人参与、那么多文章，毁之誉之，其中邵建立意、措辞都比较谨慎。像李敖、朱大可等人，倒常常在进行了有一定道理的论说分析后，又把负面的词汇送给鲁迅，得出否定的判断。我觉得是“文风”使然。

曹聚仁应该算一个知鲁迅者，他说：“笔者特别要提请读者注意，并不是鲁迅所骂的都是坏人，如陈西滢、徐志摩、梁实秋，都是待人接物很有分寸，学问也很渊博，文笔也很不错，而且很谦虚的。有人看了鲁迅的文章，因而把陈西滢、徐志摩、梁实秋，看做十恶不赦的四凶，也是太天真了的——在鲁迅的笔下，顾颉刚是十足的小人，连他的考证也不足道。其实，顾颉刚是笃学君子，做考证，十分认真；比之鲁迅，只能说各有所长，不必相轻。”这段话便隐含了鲁迅待人接物有时缺少分寸的意思，看来这种诟病来自于论敌和同志两方面。虽然胡适说曹聚仁是“妄人”，也肯定会认为这段话并非“妄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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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一下林泉：

1 我这句话确实欠考虑，属于冲口而出。反正我每次看邵建的文章，感觉认同度非常高。他的文风也很好，拥鲁派好像也没有向他开火。我已经被认为是拥胡抑鲁派（自己也承认了，呵呵），所以就武断地叫出这么个称呼。

2 童老师叫你先生，我认为是一种尊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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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人行，必有我师。”师者，先生也。即便那位泡人先生“动物上阵”之后，我也还是称他为先生，几乎可以说，没有特殊原因的话，我会称所有的人为“先生”。我的导师是女性，我也是从来都称她为“先生”。

说邵建先生措辞比较谨慎我统一，但说他不“抑鲁”，这个我不能同意。他的多篇胡鲁比较文章以及《动物上阵》以及对鲁迅“一个都不宽恕”的解说等等，都充满了严重的“抑鲁”情绪，指出这一点的人也不少了。

1，“拥鲁派好像也没有向他开火。”这个不准确。“拥鲁派”这个提法先放一边，说没人“向他开火”不是事实，真名这里就开过多次。

2，恩，可以这么说。

呵呵，树欲静而风不止，林说邵不抑鲁而童不答应。

用阶级论的观点，这属于不可调和的阶级矛盾啊！林泉先生想帮邵建先生调和一下胡鲁，那是不可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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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先生，我不习惯抬杠，这次少不得抬一次。依您对“先生”的解释，有三重含义。⑴“没有特殊原因的话，我会称所有的人为先生。”赞赏，分明谦学、平等之意。可我怎么没见童先生称呼“梅（茗）先生”、 “金（秋）先生”呢？⑵男士泛称⑶年高德邵女性学者的敬称。后两者肯定与我不搭界。所以，“尊称”之“美意”实在当不得。其实交流是目的，性别、称谓原不重要。直呼便好，简便爽利，还节约资源啦。

邵先生是否“抑鲁”，我依据仅见几篇得到的印象是：“批评鲁迅的性情缺点、方式性错误，并未毁损鲁迅其他方面的价值。”看了童、闵两位的意见，就略查了一下，寻到了“孤独的旅人”（ 邵先生）所写《二十世纪的两个知识分子——胡适与鲁迅》，有一段总结性的话，按其意，是“崇（赞赏）早鲁而抑（批评）晚鲁”。我原来的理解果然不足，童、闵两位有理由认为邵“抑鲁”。

http://post.baidu.com/f?kz=240908497而我自己笼统理解，邵建的观点与谢泳《两个不同的文人群体》的主旨庶己近之，与泼污、谩骂、全然否决的“抑”是不同的。

胡鲁之争，也许已经颇持续了些年头，但依旧是小众间的话题。普通读者对历史事件及其意义都是很模糊的。对于那一些名字，大抵是轶事化、概念化的知道些。对当代各个学者观点上的差异，更比知道茴字四样写法要难多了。所以，我对“拥胡拥鲁”不甚感兴趣，只觉着无论谢、朱、韩、邵、钱、孙等等，都有可取之论，有些名家之言倒难以令人信服，瞎掰妄测之说就更不需提了。

根据周先生的话判断，论坛就有过好几拨儿胡鲁讨论了。不用想也知道，现在的热点，不过是遗韵流波，观点、实据、争执的花色早被前拨大虾大碗们用过了。所以，现在转述居多、感受居多、重复性观点居多，新意难出。胡鲁之争往往最终归结于道路方向之论，兹事体大了去了，非我理解力能把握，所以不复多言了。

最后加一句，萝卜、白菜、辣椒、大蒜，各有营养、各有味道，希望大家都有好胃口、好品味。

后面的部分就不抬了（我自己的感觉是：以往或现在跟别人抬胡鲁问题，我看重的主要是相关论点是否有准确的事实做依据，所以有时候我的话说的不好听，说让别人去读书，其实我的意思是，或者他提供的事实不全面，或者不真实，要得出那样的结论有困难。所以，有人要继续说，我也就只好重复地讲：事实其实是另一样的。我也很无奈呀。）

引的这一段还是抬下：1，金秋我见过本人，梅茗我看过照片，这呢，就算是“特殊原因”，所以不称先生。2，林泉XX（称呼待定）说自己“与后两者肯定不搭界”，这呢，你知道，可是我不知道，在你通知我你是女性之后，我仍然不能断定你是否属于“年高德邵女性学者”，所以，为保险起见，我还是称了“先生”。你觉得我有点道理不？

94~94~~

完全支持林泉。

上PP，让童版看看他错得多离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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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是林泉的文字老辣，冷静而理性，让童版主产生了一点错觉和敬意。

人家都说了三次不喜欢被称为先生，童版主竟然还是喋喋不休，甚至用了“林泉XX（称呼待定）”,唉，一声叹息。

林亭感就空回首，泉路评谁说断肠。

猜测女性年龄，据说是不礼貌的，不礼貌的事，俺做不得。不过我凑巧知道林泉妹子决非“老卖年糕”的证据，在俺一个主帖里，林泉提到了自己可爱的小儿。我做不得数的印象是，林泉家小公子的身高，或许还在买全票还是买半票之间呢。

不过，老童说得也有理。伏枥老骥尚敢心雄万夫，德劭女性又岂能尽归“年糕”。

不好意思，主帖还没拜读，这就退下。

辛先生，我其实十二分地喜欢“先生”这样的称谓，只是“女先生”的名头对女子而言是一顶特殊的帽子。除了旧时说书的瞽目妇人，就是西方乔治桑那般的超凡风致，或者林巧稚那样的高标人品。远远地欣赏这些美妙的帽子，更舒服。

关于胡鲁之论，很可惜有些大虾不再参与，大约早就发表过高论，无意多言了。比如周、童，还有其他的大虾，所谓智者默默。我只是略有憾意。

抬杠于我，有时是真的，或者接近于辩论，或者完全是吵架，其中有觉得理当该辩的，也有话赶话不得不坚持的；也有时只是个玩笑，比如林泉建议我不称呼她为“先生”，本来直接改了就是，却硬是抬了几句，至有“喋喋不休”之评，“一声叹息”之慨，想来实在惭愧万分。现实确实是这样，玩笑不是跟谁都能开的，也不是任何时候任何场合都能开，以老童这把年纪，却经常忘记这个道理，有人说咱“太嫩了点”看来不无道理。

关于胡鲁之论，有话我还是会说，或者因为不是“智者”，所以不敢“默默”。

小虾也狂言：

看鲁迅的文章，可以急用活用，立竿见影；我有一套广西出的三卷黑硬皮本的鲁迅选集和一套人民出版社的三卷竖排繁体字的红楼梦，二者常置枕边，每当郁闷时，随便翻到一页读起，即使读过N遍，也觉得像地雷战中读毛选，立刻打了一针吗啡，浑身舒坦，磨刀霍霍，擦拳磨掌，与人斗其乐无穷也。

胡适的书俺没有看过，倒是他与原配厮守一生的英雄业绩时时鞭策着我，榨出身着GIVENCHY下的小我。而他老人家谦虚谨慎，戒骄戒躁，说自己什么也没做就得了这么好的名声云云。

能否说胡适道德，鲁迅文章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