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艾智仁（Armen A.Alchian）是我的老师。这个师生关系，经济学行内很多人都知道。较少人知道的是，我没有正式选修过他的课。我是他的旁听生，重复又重复地旁听了五个学期。这个师生关系的发展很有意思，我试把它写出来，希望后学的人能知道某一种教与学的方法是怎样的。

六○年代初期，洛杉矶加州大学的经济系在国际上不见经传，但于今回顾，那时其实是如日中天。赫舒拉发（J.Hirshleifer）、普纳（K.Brunner）、艾智仁当时都任职该校，是他们的全盛时期，锋芒毕露，不过，我离开加大之后他们才真正举世知名。跟我一起在研究院就读的好几位同学也是高人一等。当时我不知道，后来我到了芝加哥大学任职，见到那里有口皆碑的「明星」学生，相比之下，就知道了。如今，这些旧同学都大有建树。

我是一九五九年进入加大的，起先打算读商科，但过了一个学期就转攻经济。在经济系上了几天课，就听到一些研究班的同学谈及艾智仁的事。他们对艾氏肃然起敬，说他如何高深莫测。艾氏当时不教低班，也少在校园走动，我没有机会见到他。然而，关于他的超凡本领，我时有所闻。有一次跟有名的Scoville教授闲谈，说到艾智仁时，我提起听来的有关艾氏出神入化的本领，他笑笑说：「没有如此厉害吧，起码他自己不会同意。但他可能是当世最优秀的价格理论家。」我从小没有偶像，对任何人都不崇拜，但思想对我有很特别的吸引力，听到艾智仁有如天马行空，心焉向往，恨不得立刻可以上他的课。

我是六一年进入研究院的；那时艾智仁到了史丹福大学作客座教授。于是，我的价格理论跟一位从哈佛来的教授（R.E.Baldwin）选修。有一次，另一教授（C.Miller）在课室里谈到知名度的问题，提起艾智仁，他肯定地说：「目前只有行内的高手知道他的本领，但成名应该是迟早的事。」言犹在耳，大名鼎鼎的森穆逊（P.A.Samuelson）到加大演说，听众济济一堂。某学生提出一个问题，森氏回答说：「且让我教你一些价格理论……」他说着马上停下来张目四顾，改口说：「啊，我说错了，在你们这个地方我怎敢教价格理论呢？」全室大笑！大家东张西望，要找一个人。那时艾智仁在史丹福，而在座听众都知道森氏指的是什么与谁。

选修过的科目是不可以再修的。我在六二年获硕士后，尚要选修的主要科不多，旁听就成了习惯。价格理论是经济学的重心所在，我当然特别关心。在艾智仁回加大之前，我旁听的主要对象是赫舒拉发。后者毕业于哈佛，曾在芝加哥大学任教，价格理论中他专研投资理论，近二十年来举世商学院大行其道的「财务学」，赫氏是开山鼻祖。（我也旁听过赫氏五个学期，与他的师生关系也有不少可写之处，这是题外话。）

有一次，赫氏教到收入变动对需求的影响，一位同学举手大声说：「艾智仁说收入是不会影响需求的！」赫氏停下来，把讲义推开，神秘地微笑道：「我不知道艾智仁为什么会说这样愚蠢的话。我告诉你一个真实的故事吧。很多年前，在兰克公司的一个会议上，我遇到艾智仁。那是我第一次遇见他。在研讨中，艾智仁提出一个观点，愚蠢得难以置信，所有在座的人都认为他错了。很多人向他解释，但他老是不明白，坚持己见。我想，这个人真是蠢得可怜。过了好一会，我见他耽搁时间，就亲自向他解释为什么他是错了。殊不知说到一半，我突然发觉所有人都错，只有他才是对的。」

后来有机会与赫舒拉发谈起思想的问题，我好奇地问：「你与艾智仁相比如何？」他坦率地回答：「我所知的广博，他的范围比较狭窄，但如无底深潭。」于今想来，这是识英雄、重英雄的衷心话。

以上是我遇到艾智仁之前，所知道的有关他的一些事情。我心目中认为他不会像传说中那样出神入化，但我知道，能听到艾氏的课是难得的际遇。我硕士的成绩好，本来打算转到芝加哥大学去，拜师于佛利民门下，但听到艾氏快回加大，就打消去意。我本来也打算在六二年考博士试的，但因为要先上艾氏的课，要考他出的博士试卷，就改迟了一年。好些同学有意避去艾氏的试题，但有几位却像我一样，明知困难而为之。可以说，在听艾氏的课之前，我的心理准备是足够的。

（二）

一九六三年初，我开始旁听艾智仁的课。他有一条众人皆知的规例：旁听生在课堂上不准发问，也不准答话。在大学上课，我是一向不做笔记的，但总带着张纸，装模作样地画点什么。艾氏既然连问也不准问，我就索性连纸笔也不带了，专心聆听，一早就走进课室，找一个少人注意的角落，静静地坐着，如临大敌。

第一课，课室坐满了人——大概有五十多人吧——那差不多是当时整个研究院的学生了，大部分是旁听生。铃声一响，艾智仁进入课室，鸦雀无声。我细看这个传奇人物，见他长得高瘦，头发有点斑白，领带打得走了样，西服陈旧，但还算清洁。他向窗外望，笑了几下。「哈，这么多人！我敢打赌，几星期以后一半的人会不见了。」我想，他是指我们这些旁听生吧。没有学生回应。他好像有点尴尬，继续说：「我从来不备课，没有讲义。从早到晚都在想的问题，天天想，想了那么多年，是不用准备的吧。讲义对我没有什么用处；今天写下来的，明天的想法又有点不同了。」

他从口袋里拿出两张残旧不堪的纸头，解释说：「我知道，如果没有一份作参考用的读物表，你们就会麻烦我。这两张读物表是学生几年前逼我编出来的。只有这一份，你们影印后要还我。介绍这些读物只是为了应酬，与我教的不一定有关系，你们可以不读。」这样，下课后我和几位同学就抢着到图书馆去，争先恐后地找那些读物，跟着大家君子协定，作谁先读谁后读的安排。我们都听说艾智仁对一般读物看不上眼，认为没有什么值得读的。如今竟然有此读物表，秘籍无疑也。

就这样，他开始讲课了。他说：「假若你在一个有很多石头的海滩上，没有任何量度的工具，而你要知道某一块石头的重量，怎么办？」问题提出来后，没有回应他不会继续，这是大家预先知道的。正式选修的同学此起彼落地提出各个办法，但每个办法都证明不可行。下课的铃声响了，一位同学来不及把话说完，艾氏已匆匆离去。这是第一课。

每星期三课，每课五十分钟，课上都在谈量度石头的重量，都找不到办法。这样就花了几个星期时间。显然，与经济学似乎无关的事，同学们都认为其中必定大有玄机。过了不久，每次下课后我和几位同学就开会讨论艾氏在课室上所说过的话，要寻求他所指的是什么，和有什么含义。这个课后学生自搞的小组（后来维持了两年），在不知不觉间，使我们对价格理论的认识、运用，大有所获。

一位老一辈的，在几年前上过艾智仁教的统计学课的同学，见我们在「石头」的问题上打转时有点心灰意冷，便安慰我们，说艾氏教统计，从头到尾都在谈赌马，最后大家从赌马中学得统计学所有的基本概念。赌马显然与统计有关，但石头呢？难道我们要胡里胡涂地在石头的问题上花一个学期？

第五个星期，艾氏进课室时满面笑容，欣然自得，问：「你们明白了没有？」学生反问：「明白什么？」答曰：「量度石头重量的困难。」他于是指出，量度必定是武断的事，是武断而又有系统地将数字排列、分配、定名。他跟着谈到不同量度系统的局限，功用的含义，功用理论运作的基本条件，量度与推断的关系，客观与价值观的区别，需求定律的重要，福利经济与科学扯不上关系，等等。在五十分钟内，他如长江大河，滔滔不绝，使我听得呆了。其见解的精辟，其逻辑的紧密，其哲理的湛深，使我意识到学问是可以这样迷人的。

古人说的「学究天人」会使人有高不可攀的感觉。说艾氏学究天人，本来不错，但他那样淡然处之，不渲不染，对重点的刻画挥洒自如，使我觉得他在学问上的深度，我也有机会达到的。从那天起，在敬佩艾氏之余，我有了自信。假若没有经过那四个星期去想石头的如何量度，我不会在五十分钟之内被艾氏说服的吧。在此之前，我对福利经济很感兴趣，下过不少功夫，但从那天起，我不再涉及福利经济的问题。

学期很快过去了。艾智仁明显地错了一点：他推断学生人数会减少一半，结果并非如此。选修也好、旁听也好，到学期结束时，课室还是满满的。后来有人说，有我们那个小组坐镇，或多或少起了一点作用。

（三）

第二个学期，艾智仁一进课室就问：「什么是货币？」这是经济学幼儿班的问题，任何学生都知道答案。但问题由艾智仁提出，大家都知道课本上的答案不管用，无谓自取其「辱」，所以没有谁敢回答半句。艾氏把问题重复，到最后，有一位同学终于大胆地反问了：「什么是货币？」

「为什么马铃薯不是货币？所有的书本都说马铃薯可以是货币，但为什么从来没有任何社会以马铃薯作货币呢？」他继续发问。这一提点，聪明的选修同学们就有很多意见了。其中有几个表现很不俗的，都读过史德拉（G.J.Stigler）发表于一九六一年的、关于讯息费用与价格差异的文章（后来史氏因该文而获诺贝尔奖），所以立刻从马铃薯携带不便、保存不易、大小不一等问题上谈到价格差异的问题。如是者搞了三个星期，黑板上的方程式此上彼落、写写抹抹，为的是证明货币之所以为货币，是由于买卖之间的价格差异最小。可惜完满的答案始终得不到。若干年后，艾氏发表了《什么是货币？》，其答案还是有待商榷的。

艾智仁的教学方法自成一家，要学也学不来。他对课程不整理，讲解时没有大纲，题材与科目不一定有关系，而他提出的问题，连他自己也往往没有答案。他的本领是提出新的角度来，诱发学生对明显不过的答案要重新思考、衡量。在他的引导下，我们不敢肯定自以为「知道」的，再浅显的答案我们也要再次地想，一层层地想下去。他教我们不要放过一个术语的任何意义，而经济学的最终目的是解释行为。他很随和，说话不多，对自己不认可的理论或观点，他很少痛下批评，在课室上只是轻轻摆手，微微一笑，大家便会意了。对他稍为首肯的文章，我们就要跑到图书馆去找。有这样的感染力，是因为每一成见，经过他提点之后都或多或少地改变了。

艾智仁所提出的问题都很浅白，像小孩子发问一样。几年后——一九六七年——我到了芝加哥大学，在一个酒会上遇见史德拉。他不知我是谁，在谈话中我向他提出一个浅显的问题，他说：「啊，你一定是史提芬，只有艾智仁教出来的人才会问这样愚蠢的问题！」跟着哈哈大笑，亲热地带着我介绍给其它的长辈。

在某方面说，艾智仁对学生是很冷淡的。例如他不准旁听生发问，在办公室里往往不接见学生。然而学生们提起他不仅敬重，而且对他很喜爱。这显然是因为，除了不肯给学生多点时间之外，他与任何学生对话都平起平坐，对每个学生的观点他都客观地衡量，从不把自己的观点强「压」其上。给他有力的分析「战」败了的学生，会觉得自己跟艾智仁交过手，纵然惨败也觉得有所收获，且有舒适感。任何辩论，他从不把自己的观点刻意维护。他追求的只是真理，谁对谁错于他毫不重要。一位同学说，他是个做梦者，跟他对话好像是感觉到梦的回应。我自己的感受是，有如跟一个忘我的脑子对话。

在课室上，我只有一次见过艾智仁使一个学生难以下台。他提出一个问题，那学生回答后，他问：「要跟我打赌吗？」学生说：「我不是赌徒。」「假若我以一千元对你一元呢，你赌不赌？」「那么我赌。」「你刚才不是说过你不是赌徒吗？」学生无言以对。哄堂大笑之后，艾氏抱歉地解释：「不要说『不赌』那样的话。我们每个人从早到晚都在下赌注，几分钟以后的事没有人可以肯定，而我们决定做什么就是一个赌注了。到市场付钱买鸡蛋，我们不能肯定鸡蛋不是坏的，所以买鸡蛋也是下赌注。」话题打开，他又转到投资与风险的问题上，并且是重要的一课。

当年，史丹福大学有三位极「左」的马克思理论者，都是名家。不知是谁想出来的主意，邀请了这三位马氏信徒与艾智仁及两位学者，在加州海岸的一个小市镇，一连数天举行辩论会。我没有机会在场当听众，引以为憾。据说艾氏在那次辩论中一反常态，措辞锋利，弄得不欢而散。报道有云：艾智仁在会上不放过对方的任何术语，要求他们解释每一术语的含义，节节进迫，对手实在答不出来，所以就拍案而起了。

思想来去无踪，连大纲也没有的教学方法，虽然同学们都很欣赏，但当时大家却认为，这只适宜于教授研究院中水平高的学生，次等的或低班的就不成。这观点，后来证明是错了。我离开加大多年后，艾氏转为专教大学的一年级学生。据说听课的学生数以百计，站着的也挤得水泄不通，并且，艾氏被年轻的学生选为最佳教授。后来遇到艾智仁，我问及此事，他很开心，津津乐道，说年轻的学生能协助他维持灵活的思考，也使他更能明白教学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