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风窗》：李先生，您算是《读书》的老作者了，虽文章不多，但影响很大。您是否愿意谈谈，您与《读书》杂志之间的关系？

    李泽厚：不是“不多”，而是“极少”。从创刊到现在，一共发了四、五篇文章，根本谈不上什么影响。最近《读书》结集六册，便没收我的任何文章，可作证明，如同沈昌文时代枪毙过我的文章（并非政治原因）一样，这没什么关系，编辑都有它的标准和权力。我始终对《读书》没有恶感，并且一直关注和阅读它（当然不是篇篇都读），我多次说过由于从小就“不合群”，不大与人交往，《读书》的活动日就从未参加过，所以根本谈不上甚么关系。但董秀玉、沈昌文、汪晖请我吃饭或作陪客，倒有过不少次。我觉得他（她）们都是好人。尤其是董秀玉，忠诚待人，办事周到，自己不出任何风头，很了不起。

    《南风窗》：过去十年，中国社会变化巨大，社会思潮发生了大的变迁，知识界也发生分化。您是影响了中国一代知识分子的思想家，对于个中的变迁、分化，您有什么样的看法？

    李泽厚：我没有资格回答这问题，因虽每年都回来一次，但毕竟时间短，而且已离开大陆整整十五年，对情况很不了解。关于新左派和自由派的分歧，我已发表了不少看法，这里不必重复。由于社会阶级阶层的分化，各种社会矛盾和集团利益冲突日益复杂和尖锐，自然也应该有各种不同的思想或思潮，当然也会表达在学术、文化上。我觉得现在的问题倒是与其他行业一样，学术、文化也在日益专业化细密化，各人最关心的是自己那个小小专业领域，其他的可以一律不闻不问不谈不管。因此，有一个介绍、讨论各个学术（其实也应包括自然科学）领域中重大问题和最新进展而又通俗好看易懂能吸引人的刊物，是非常有好处的。多年前我曾说《读书》应该是“高级的通俗学术刊物”，被编辑删掉了，但我仍然坚持这看法。

    《南风窗》：您能否能对于未来中国社会思潮的走向作一点预判？

    李泽厚：我从不对未来作预判。

    《南风窗》：在不少人看来，《读书》杂志是思想界的风向标。因此，《读书》在不同的时期，也呈现出不同的风貌。您如何定位汪晖时代《读书》的风格？您又如何理解《读书》杂志风格转变背后的大时代的背景？换言之，我想向您提问的是，《读书》风格转变与时代变迁之间究竟有着什么样的关联？您对它未来的方向有什么样的期许？

    李泽厚：我以为，八十年代的《读书》起了思想启蒙作用，所以影响很大，它突破了很多禁忌，包括那些风花雪月“言不及义”的消闲文章，在当时也正是一种突破。九十年代后期汪晖主持的《读书》严肃地关注、讨论国内外现实问题，适应了不同的社会时代背景，我以为这方向是正确的。例如，三农问题便是《读书》提出引起广泛关注，在《读书》历史上是有示范意义的空前创举，非常难得。我希望《读书》继续于此：从学术上去关注现实，提出问题，介绍新知，开展评论，保持批判锋芒，不作花瓶、摆设的消闲读物。因为与八十年代不同，现在各种风花雪月、忆往怀旧的文章和报刊都不少了，不必再加一个《读书》。当然，文风得改进，我在《论语今读》等多处便尖锐反对过那种弯弯曲曲似通非通的“团团转”文风，它把人转到人仰马翻，天昏地暗，却仍不知道它到底说些或想说些甚么，这不仅是《读书》的问题，但作为有影响的刊物，《读书》有责任尽量避免，带个好头，是所望焉。
    此外，如陈四益的文配画，我一直很喜欢，如果能恢复过去的文言体，“附诗一首”，显得更有味道，更能展示作者才华，更好看。这个意见我向《读书》说过。

    《南风窗》：自从汪晖和黄平担任主编之后，《读书》杂志风波不断。您怎么看这个现象？比如“长江读书奖”事件，还有这次的“《读书》事件”。

    李泽厚：长江读书奖问题，我在2001年的《浮生论学》一书中已说过了。似乎总有股势力要推汪晖下台，当时我对汪说，不能走，要坚持住，现在我觉得汪可以愉快地走了，毕竟干了十年，也够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