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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1967年9月18日，这一天是中华民族的“国耻日”，长春车站的枪炮声却冲淡了人们的记忆。

　　枪炮声在上午达到了高潮，站在斯大林大街上，就能见到2.5公里之外的车站上空浓烟滚滚，铺天盖地。“红二”派开始围攻“站前旅社”的“东方红公社”据点。这是两派武斗以来最大的一次“战斗”，持续三天，两派武斗人员以站前的几处主要建筑为中心，动用手枪、步枪、冲锋枪、轻重机枪，“六○”炮、“八二” 迫击炮、野战平射炮、手榴弹、炸药包、燃烧弹、火焰喷射器等武器，杀伤力极大，因此伤亡惨重，损失巨大。据一份长春“文革”

　　大事记记载，某派组织向另一派不足1000平方米的驻地上，发射了350发炮弹和47万发子弹，“站前旅社”这个历史上有名的“悦来客栈”化为一堆瓦砾，从此在长春消失。40多人在混战中死亡，当地居民有200余人受伤。

　　其后不久，当我来到站前时，横亘东西的长白路东侧几乎看不到完整的建筑，触目是一片断壁残垣。一根水泥电线杆的上方挨了一炮，只有裸露的钢筋相连，仍然倔强地竖立着。空气里弥漫着硝磺和焦烟的气味，一些当地住户在瓦砾堆里捡拾破烂儿，寻找旧物。人声嘈杂，满目凄凉。人们从四面八方不断拥来，争睹战场遗址，眼神里透着牺惶。

　　这一天，两派的广播站不断地播送配着哀乐的讣告，并反复播放着大型舞蹈史诗《东方红》中的歌曲“告别”，那熟悉的旋律，肃杀的气氛，使我终生难忘，刻骨铭心。在一处断壁上，贴着一首悼念“死难烈士”的诗，我把它偷偷地抄了下来。这是写给一位叫王XX的女性的： “火海昂首立英雄，壮士虽死志未终。墙外桃花墙内血，映得万片秋叶红。”诗歌的作者或许是同她一起经过了这三天劫难的幸存者，或许是她的亲朋好友，无论是谁，都要承受这一瞬间的生离死别，蒙受永久的伤痛。九月深秋，正是枫叶红透的日子，北国春城的荒郊野陌，不幸又多了几处坟茔。

　　还是在这年的6月6日，国家的“四大”决策机关（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就发出了《通令》，试图纠正“打、砸、抢、抄、抓”的歪风，然而江青却提出了一个耸人听闻的口号：“文攻武卫”，并在7月22日的讲话中对河南地区“造反派”说：“‘文攻武卫’这个口号是对的……

　　当他们不放下武器，拿着枪支、长矛、大刀对着你们，你们就放下武器，这是不对的，你们要吃亏的。”这无异于火上浇油，为武斗的双方提供依据和口实，导致全国性的武斗不断升级，愈演愈烈，在全国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而在东北的长春，几乎每天都发生着流血事件，两派的武装冲突一直持续到寒冷的冬季。

　　一天，好久不见的朱秀雄夫妇来到我家。朱秀雄是五常县的老乡，他在当时的军医大学当教师。由于我们两家在长春都没有亲属，所以在50年代，朱秀雄就常到我家，往来如亲威。他称我父亲为“叔”，因此我称他们夫妇为“哥嫂”。他们的大女儿朱霞，当年8岁；二女儿在嫂子的怀里抱着。他们和我母亲谈到了医大家属区附近发生的武斗事件。那里是两派的“前沿阵地”，最近一段日子，每天晚上都有激烈的枪战。为了防止枪弹伤人，家里的窗户都用砖头砌上了。母亲明白了他们的来意，在北面的房间里临时加了两张床，叫哥嫂一家暂住一段日子。而大哥执意要回去看家，说了会儿话就独自走了。

　　枪声又是一夜未断。

　　第二天早晨，即11月15日，母亲惦记着大哥的安全，叫我去大哥家看看。我踏着没脚面的积雪走到医大家属区。这里的住房大都是伪满时期的建筑，曾为伪满国务院的代用官舍。灰色的二层小楼排列整齐，然而却毫无生气。窗户上大都砌了砖头，或用纸条在玻璃上糊成“米”字，以防止爆炸物震碎。天还没有彻底放亮，枪声已经停息下来，四周是出奇的肃静，瑟瑟的北风在楼和楼之间流窜，从楼顶上刮下来的雪面儿灌到脖梗里，感到寒冷异常。

　　楼下洁白的雪地上有一摊殷红的血迹，杂沓的脚印布满楼体的四周，现场像是刚刚发生了一场格斗。从人们的议论中得知，头一天夜里，五十中“造大”和三十中 “造大”趁着夜幕的掩护，包围了医大“八一八”红卫兵的驻地供应处，部分人员携带轻重武器潜入医大家属区，向供应处进攻。

　　五十中 “造大”常委宁X登上这栋住宅的二楼，依托凉台上低矮的铁栏杆，用冲锋枪向供应处射击，在混乱的枪战中，宁X被枪弹击中，从凉台上坠下死于非命。关于宁X 的死因，仍然存在着两种不同的说法，“红二”派称宁X死于来自供应处方向的攒射；“公社”派则认为是“红二”派内部的“误伤”，是从背后中了枪弹的。因为在宁X后面的二楼凉台上，宁X的“战友”以轻机枪向供应处射击，将前楼的山墙打得弹痕累累。

　　在从大哥家返回的路上，我见到了躺在担架上的宁X的遗体。4位“战友”各自吃力地扛着担架的一角，沿着解放大路向西缓缓行进。

　　宁X身上覆盖的红旗勾勒出躯体的轮廓，能够看出他是个高大魁梧的青年。今天看来，用一种堂·吉诃德式的“牺牲”换来某种神圣的称号是多么地不值，可那个时候，这种“牺牲”却是一代人崇尚的英雄壮举。

　　扛着担架的宁X的“战友”们，每个人的手中都拿着一支冲锋枪，一脸悲痛万分、怒火中烧的神态。他们不断地向天空鸣枪“志哀”，清脆的枪声传得很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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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1968年1月21日，长春市两大派4个群众组织达成了“革命大联合”的协议，双方同意停止敌对状态和武斗，筹备组成“革命大联合委员会”。

　　长春市区的战火终于平息下来。

　　长春地区的武斗持续了半年多，造成219人死亡。

　　武斗最激烈的1967年初秋，有一天我上街买菜，走到院子西侧丰顺路上时，见到一个人很费力气地推着手推车，由解放大路拐了过来，经过我身边时，一股恶臭袭来，使我不由自主地倒退了几步。

　　车上那个颤悠悠的物体上，盖着几层麻袋片，手推车四周的铁栏杆上插了许多的艾蒿。

　　推车人大约四十五六岁，戴着草帽，上身只穿了件满是窟窿的“挎篮”背心，黝黑的脸上满是汗水。推车人匆匆赶路的样子，以及躲躲闪闪的目光引起了我的怀疑。

　　在讲阶级斗争的年代，人的政治神经是异常敏感的，我的判断是，手推车里一定是一具死尸，而那个推车人十有八九是个杀人犯。

　　于是我立即跑回家，喊上七八个闲在家里没事于的半大小子，将已经走到长春大街附近的推车人追上。我戴上了“红卫兵团”的袖标，手里拿了根练武功用的锄杠，心里想，只要他敢反抗，就削他一“门根”。

　　大家七喊八叫地喝令他站住并问道：“车上推的是什么？”

　　推车人直起腰，一边擦着汗，一边回答：“是个死人。”

　　“是不是你害死的？”

　　推车人苦笑着又说：“是病死的，有医院开的证明。”边说边从搭在扶手上的外衣口袋里翻出一张纸来。

　　那确实是一张由医大一院开出的死亡证明书。推车人对我们说，我是看太平间的。这个人死了十来天了，天儿热，太平间里不能再放。可是，去朝阳沟（火葬场）的路上，造反派到处设卡子，过不去，就是过去了，火葬场因为“闹派性”，早就停工了。家属没有能力处理尸体，就雇我找个地方埋了，给了5块钱。

　　一场抓捕“杀人犯”的行动立刻变得索然无味。

　　但是通过这次行动，弄明白了一件事情：怪不得在各派组织的据点附近，都有新建的“烈士公墓”呢，原来是由于派系“割据”的缘故。“长春公社烈士墓”坐落在地质宫广场的西侧，在一片碗口粗的白杨树林的掩映之下，武斗中死亡的30余人葬在这里。高大的纪念碑上镌刻着仿毛主席手书的碑文。

　　吉林师范大学（今东北师范大学）、东北人民大学、工业大学、长春电影制片厂院内的假山或林地上，都成了埋葬“死难烈士”的墓地。草木萧森，青磷鬼火相伴，这就是200多个年轻生命的最后归宿。

　　长春“九一八”炮击车站之后，在东北人大（今吉林大学）院区内，新添了一座坟墓。听邻居大姐夫黄国军说，那个“烈士”XXX，是东北人大“红造大”的常委，九一八那天被打死在车站附近。

　　XXX葬在校园东侧的一处缓坡上（今牡丹公园东侧），取依山傍水之势，侧有六角凉亭一座，下有几近干涸的黄瓜沟水东流。坟头朝西，立有石碑一块。1968年清明节前，人大“红造大”为这位“烈士”砌了水泥坟郭，并敬献了许多花圈。

　　黄瓜沟的对岸，是我们这些“逍遥派”学生开辟的一块空地，供平时摔跤和习武之用。对面发生的一切，都逃不过我们的眼睛。当祭扫“烈士” 的人员散去之后，四周安静下来，只有花圈上的挽带哗哗地随风飘动。

　　我和士臣、亚滨三人从黄瓜沟跳到对面，来到墓前。

　　直到今天，我还为当初的所为而愧疚。我们相中了花圈的两条“前腿”是用松木棒做成的，上面糊着涂有蓝道的白纸条。它正好可以做为练武用的“哨棒”。

　　我们每人端倒一个花圈，拔下木棒，三绕两绕就撕掉了白纸条。不到5分钟，我们又回到了空地上，回头再看“烈士”坟前，已是一片狼藉。

　　1968年国庆节前夕，吉林省革命委员会发布通告，将所有在武斗中非正常死亡人员的坟墓迁出市内，送到朝阳沟火葬场去火化。凄凉冷清的坟茔地出现了热闹的场面。从百十里地之外闻讯赶来的胶轮大车在墓地之间转来转去。几个车把式为了一副厚厚的红松棺木打得头破血流，据说他们抢夺棺木的目的是拉回去做成家具。是自己家里留着用，还是卖给别人，就不得而知了。但无论摆放在哪里，都不是常人所能接受的。

　　几位佩戴红袖标的“群众专政指挥部”人员（东北人民大学实现“革命大联合”以后成立的新组织）押着一群“牛鬼蛇神”，来到人大校园东侧，他们是为XXX迁坟的。

　　指挥迁坟的是个青年学生，一身军装，戴着浅框近视镜，一副文质彬彬的模样。但是，他的手里却拿着一根麦秸般粗细的钢丝鞭子，不时地抽打着凉亭的柱子，啪啪作响。那柔韧的钢丝具有良好的弹性，闪着银光，对“牛鬼蛇神”们的心理上起到一定的震慑作用。

　　每个“黑帮”分子的胸前均戴着证明反动身分的胸牌，白底黑字，这是一种侮辱性的标记，如同封建社会里在面额上刺了字的囚犯。一个体格健壮的中年人拿着铁镐，站到坟头上刨了起来。

　　他的胸牌上写着：“阶级异己分子”。在近半年的时间里，我经常看见他赶着马车到黄瓜沟旁卸垃圾。有一次，由于卸车时马向后退过了头，险些连车翻到沟里，还是我和几个伙伴帮他把车拉了出来。所以我对他的印象颇深。

　　刨坟的人挥汗如雨，不断地替换着，锹镐齐下，叮叮当当，暴土扬长。

　　在这群“牛鬼蛇神”中，有一位颤颤巍巍的老人，年近七旬，身材瘦小，头顶秃得像个鸡蛋壳。

　　他站在树影下，尽管看不清他的胸牌，但不难判断，他十有八九是个“思想反动”的老教授。

　　老教授手里没有工具，即使拿了工具，从事这样的体力劳动，也是力不从心的。所以在热火朝天的劳动现场，他既帮不上忙，又感到不知所措。

　　就在他犹犹豫豫的时候，突然传来一声喝斥：“洋和尚，你为什么不干活？”那个拿着钢丝鞭的“指挥”已经走到老教授面前。

　　老教授的身体猛地抖动了一下，眼神里充满了恐惧，战战兢兢地回答说：“我……没有工具。”

　　“指挥”又发话了：“那好吧，你就老老实实站在这别动，一会儿交给你一项艰巨的任务——抱死尸脑袋”。

　　围观的人群里爆出一阵哄笑。那个“指挥”倒背着手又走进了凉亭，晃动着那根钢丝鞭，像玩弄着一条吐着芯的毒蛇。

　　老教授木然地站在那里。或许，那些趾高气扬的青年，曾经是他教诲过的学生，曾经听过他的授课，眼里充满了求知的欲望，可如今那熟悉的讲台再不属于他了，学生们上了“讲台”，已经把他视为寇仇。

　　一小时以后，坚硬的坟郭被刨开，挖去覆盖在棺木上的黄土，即露出了涂着红漆的灵枢。几个“黑帮”分子用铁镐撬开了厚厚的棺盖，立刻有人上前，用消毒器械向灵柜内喷洒药水。一面“东北人民大学红色造反大军”的红旗被用铁锹挑了出来，浓烈的腐臭和“来苏儿”的气味弥散在空气当中。

　　这工夫，该是被称做“洋和尚”的老教授表现的时刻了，他蹒跚着走过去，下到沉入半地下的灵枢旁边，双手抱住了重见天日的“烈士”的头部，脸上的表情既尴尬又很无奈。接着，又有几个人俯下身子，抱住尸体的躯干，大家七手八脚将尸体抬了出来。

　　XXX的遗体被放在地上，脸孔如同掘出的一锹黄土，白花花的蛆虫在面额上蠕动，整个人像一截风蚀雨剥的老榆木疙瘩。接着又是一阵细致的消毒灭菌，喷射的消毒剂在尸体周围泛起团团水雾。人们都瞪大了眼睛，争看这前所未遇的场面，“烈士”的亲属抱着一个由大理石雕刻的骨灰盒，在一旁大放悲声。

　　死后的XXX穿着一身黄布军装，束一条“五五”式的军用武装带——当年“造反”的红卫兵，手持一条正宗的军用武装带是一种时髦，这种带有铜卡的皮带，曾经抽打过多少“牛鬼蛇神”呢？

死者的脚上穿了一双圆口布鞋， 大概是走得匆忙，或是由于脚的肿胀，提不上鞋跟，只好将布鞋的跟部撕开，套在脚上。一小捆衣物放在棺材里，权作死后的陪葬吧。没有“含笑九泉”的壮烈，只有“冤死鬼”的凄凉。

　　遗体被装入了塑料袋中，然后抬上了停在一旁的解放牌汽车，送去朝阳沟火化。

　　那厚厚的棺木也被装上一辆胶轮大车，是否做成了家具，如今摆放在哪里，不得而知。

　　疲惫不堪的“牛鬼蛇神”们在“群专”的押解下返回“牛棚”，那个老教授已经气喘吁吁，脸色白得像一张纸。

　　36年之后，我在一份1968年的“新东北人大”校报合订本上，看到了关于老教授的材料，里面列举了他的主要“罪状”：

　　司徒雷登的走卒、“洋和尚” XXX（隐去其名——作者注），外语系教授。出身于资本家，从小就受到反动家庭教育和奴化教育，成为反动的基督教徒。先后参加过“八圣人”、“白十字架团”。

　　“青年学生立志布道团”等组织。在外国特务和基督教的上层人物领导下干尽了反革命勾当，1946年在大特务司徒雷登、何明华的指使下去美国留学，1950年回国后，一直坚持反动立场，与人民为敌，对抗“三自革命运动”和“三反运动”。

　　五

　　今年3月间，我来到长春重庆路的和平大世界，在一家旧物店里，一幅镶在镜框里的照片引起我的注意。这是一张拍摄于“文革”期间的旧照，时代感强烈，密集的人群几乎都穿着黄色或蓝色的衣服，胸前戴着白花，神态漠然。喝得醉醺醺的老板是个结巴，他告诉我，这张照片是长春“九一八”武斗过后，召开追悼大会时拍下的。当我提出要把它买下来时，老板执意不卖，手指着照片说：“你……你知道我为……为什么不卖吗？

　　这个人……人群里的小孩就……就是我。这……这是我的‘镇……镇店之宝’……”

　　原来他不仅把这幅照片当成纪念，而且当做招徕生意的广告。

　　出于一种特殊的癖好，我长期热衷于搜集“文革”时期的资料，其中反映“文革”时期重大历史事件的照片有1500余幅。当我整理这些珍贵的照片资料时，复杂的心情真是难以表述。翻看这些照片，仿佛又看见了喧嚣过市的广播车，听到了持续不断的枪炮声。如今，只有重庆市还存在着一处红卫兵墓地，这也是全国仅存的红卫兵墓地了。在113座坟墓中，埋葬着500多名在武斗中死亡的年轻生命，在漫长的岁月中，任凭风吹雨淋，作着历史的见证。

　　长春的红卫兵墓不复存在了，但那段历史却是不能忘记的。 （来源：文史精华 责任编辑 齐玉东）

肯定能够知道的是，那个把这些孩子们鼓动起来、再一巴掌打下去的人，肯定是该死的，而且注定死时众叛亲离，死后遗臭万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