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镜》周刊采访索尔仁尼琴

http://www.nanfangdaily.com.cn/southnews/hqsy/200707250418.asp

南方都市报几乎翻译了采访的原文。。 。

——我们进来的时候发现你在工作。好像即使已经88岁了你仍感到需要去工作，虽然你的健康状态已经不允许你在家中四处走动了。你从哪儿获得的力量？

自打出生以来，我一直有一种内在的动力。我总是乐于埋头工作、奋斗。

 ——这间屋子里就有四张桌子。在你的新书《我在美国的时候》中，你回忆说你甚至在林子中散步时也会写东西。

我在古拉各的时候，有时我甚至在石墙上写字。我过去常常在碎纸上写东西，然后记下写的内容，再把纸片毁掉。

 ——即使在非常绝望的时候，你也没有失去过力量吗？

没错。我会想：不管结果如何，随它去吧。随后事情会变好的。看来果然从中产生了一些好的结果。

 ——我不敢肯定1945年2月军队秘密警察在东普鲁士逮捕索尔仁尼琴上尉的时候你仍持这一观点。因为在他从前线寄出的信件中批评斯大林，被判8年监禁。

那是在吴尔门地特南部。我被捕的时候，我们刚刚冲出德军的包围，正向柯尼斯堡进发。我一直都很乐观。坚持我的观点，用我的观点指导自己，相信我自己的所作所为，从不做违背良心的事。

 ——13年前，你结束流亡回国之后，对新的俄罗斯感到失望。你拒绝了戈尔巴乔夫提议的奖励，你也拒绝接受叶利钦想颁发给你的一个奖项。但是现在你接受了前国家安全局局长普京授予你的国家奖，国家安全局的前身克格勃曾经残酷地迫害、谴责你。这相称吗？

1990年的奖励不是戈尔巴乔夫提议的，而是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部长理事会提议的，那时的苏联的一部分。是要奖给《古拉格群岛》。我拒绝了这一提议，因为奖励一本用几百万人的鲜血写成的书，我无法接受。

1998年，那是俄罗斯的低迷期，人们处于苦难之中，是我出版《瓦解的俄罗斯》的那一年。叶利钦命令授予我最高国家勋章。我答复说我无法从一个将俄罗斯带进一个如此可怕的困境的政府手中领奖。

现在的国家奖不是总统个人颁发的，而是一个顶尖专家组成的小组授予的。提名我的科学委员会和表示支持的文化委员会中有数位这个国家最受尊敬的人，他们都是各自专业领域中的权威。总统作为政府首脑在国庆这一天颁发这一奖项。在领奖时，我表示希望我终生研究和描述的俄罗斯辛酸的历史将成为我们的一个教训，使我们免于另一场灾难性的崩溃。

普京确实曾经是情报部门的一名官员，但他不是克格勃的侦探，也不是古格拉集中营的领导。至于在驻外情报部门工作过，这在任何国家都不是负面的——有时还会得到夸奖。比如老布什就没有因为担任过中央情报局的局长而受到多少批评。

 ——你最近出的两卷本著作《同行200年》讨论了俄罗斯人和犹太人共同的历史。这两本书让西方人很困惑。你说犹太人是全球资本主义的主导力量，他们是破坏资产阶级的生力军。我们是不是可以从你提供的丰富的信息中总结说，犹太人要比其他人对苏联的试验的失败负有更大的责任？

我恰好竭力避免你的问题隐含的意思：我没要求为这个民族或那个民族的道德责任打分、相互之间做比较，而且我完全拒绝一个民族对另一个民族的责任的观念，我要求的只是自我反省。

——俄罗斯需要一个国家理念吗？它可能是什么样子的？

“国家理念”是一个不明晰的概念。人们可能会认为它是指人们觉得在本国可以渴望什么样的生活方式，这种观念主导着很多人。这样一个统一的思想是有用的，但不能认为地创造出来，或由掌权者从上往下强制实施。

在最近的历史时期这样的观念在18世纪之后在法国、英国、美国、德国、波兰等国发展了出来。苏联解体后俄罗斯草率地开始讨论“发展一个国家观念”时，我曾经加以反对，泼过冷水，在经受了破坏和损失之后，我们完成这样一个任务就足够了：让奄奄一息的人们活下来。

——你曾经读过歌德、席勒和海涅的德文原作，你一直希望德国能成为俄罗斯和世界其他国家之间的桥梁。德国还能扮演这种角色吗？

能。德国和俄罗斯之间的相互吸引是被某种东西预先决定了的。不然，这种吸引就挺不过两次可怕的世界大战。

——哪位德国诗人、作家和哲学家对你影响最大？

在我的童年和青春期，比较有影响的是席勒和歌德。后来我被谢林吸引住了。我非常欣赏德国伟大的音乐传统。没有巴赫、贝多芬和舒伯特，我的生活将是无法想像的。

——西方几乎对当代俄罗斯文学一无所知。在你看来，今天俄罗斯的文学状况如何？

迅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从来都不利于文学创作。重大的作品，更不用说伟大的作品，几乎都是在稳定的时期创作出来的，不管是好的稳定还是坏的稳定。当代俄罗斯文学也不例外。今天受过教育的读者对非虚构作品更感兴趣——回忆录、传记和纪实散文。但是我相信正义和良心不会被丢弃，仍将是俄罗斯文学的基础，因此将有助于照亮我们的精神、增进我们的理解。

对我来说，信仰是一个人生命的基础和支撑。

——你怕死吗？

不，我再也不怕死了。我年轻的时候，我父亲的早逝给我留下了一个阴影——他27岁就去世了——我怕我还没完成自己的文学计划就死掉了。但是在30岁到40岁的十年间，我对死亡的态度变得非常平静、镇定。我觉得它是人生一个很自然、但并非决定性的里程碑。

——我们希望你还能写很多年。

不， 不，已经足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