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百年多年前西人笔下的中国

如果没有人告诉你以下的描述出自什么年代谁人之笔，你可能也会错觉以下的描述是今人所写，因为这些描述简直与今日中国人和中国的实际境况并没有太大的区别。

──在中国人之间，社交主要是由一成不变的礼节和客套、平静漠然的举止、虚伪的殷勤和夸张的表白构成的。

──不管国家如何禁止，赌博始终盛行，甚至在最低层的中国人中间也是如此。

──每个渴望升迁的人都依附于某个权贵。依附使人堕落，由此就不难断言中国人并不讲原则。他们缺乏道义一的责任感，轻易许诺他人却从不打算兑现，毫无顾忌地食言。我无从理解他们这样做的动机，惟一可以解释是他们认为可以在许诺的那一刻取悦对方。在被人发现和指责其不守信时，他们显得若无其事，既不吃惊也不以为羞耻。不过，显然，在和我们（洋人）的交往中，他们注意到我们的守时和专注于真理，因而对我们十分尊敬。（是否可解释为“内外有别”？）

──普通的中国人民能吃苦耐劳，他们坚韧、勤劳，富于生意头脑，擅于谋生。在严酷的劳作条件下，他们依旧快乐健谈，并没有感到压抑。他们共同为某件事努力工作时，他们不时大喊大叫，气愤地互相指责，似乎预备为此打上一架，但实际上他们极少走上这个极端。（既没有做好事的能耐，也没有做坏事的胆量。）

──中国的下层百姓打心眼里痛恨官僚和有权有势的人，他们残暴的刑罚、专横的压迫和侮辱使民众害怕。民众忍受着地方官不公的待遇，满足着他们的贪欲。地方官本身也处于宰相和总理大臣之类上级的威势之下。

1899年的昆明集市

──中国民众的性格中，包含着一定的堕落因素，政府却故意纵容。政府就像一个有私心的医生，希望作为病人的国家人民尽可能久地掌握在他手中，所以他并不急于治愈在他看来长时期不会致命地发作的疾病。所以，过错不在这个国家的人民，而在统治者身上。

──尽管中国的道德书籍充斥着对自身的溢美之辞，但中国的道德基本上是质地脆弱且不可理喻。（形胜于质，讲的起来很动人，做起来却很坏。讲的多，做的少。）

──中国没有国教，没有哪个教派拥有独一无二的特权，也没有哪种教派有权禁止其他教派信徒进入政府或军队。

──在中国，送礼的含义不应被误解，送礼受礼是社会交往的一种方式，礼尚往来是久已确立的惯例，不必担心因此会带来任何危害。看起来中国人对自己国家里风行的此种习俗极为偏爱，而意识不到这样做必然导致的后果。......（送礼时），礼品的多少取决于赠送方的富裕程度及接受方地位的高低。

一个礼品微薄的穷人比一个礼品丰厚的富人在诉讼案中胜诉的机会小得多。而经习俗和权力认可送礼的行为将被最邪恶的用心所利用并最终泛滥成灾。

──一个普通的织布工人、细木工人或其他手工艺者的收入只能维持起码的生计，除非他在所从事的行业中表现出高人一等的技能和天赋，因此获得较高的收入。情况表明，对劳动力的需求并不总是很充分的，劳动力的数量远远超过社会所能提供的支付能力。

1899年的昆明茶社

──只要父母还有一线养活子女的可能，中国人对子女的钟爱之情是任何其他国家都无法企及的。与之相应的是，在中国，子女对父母的尊重和感激也是其他国家无法企及的。

──中国没有真正的世袭贵族。中国的官职一般被认为是对功勋政绩的奖赏，事实也经常如此，不过在官职的任命中存在着极严重的不公平。

如果一个官员因失职而遭贬级，他不得不成为自己所受耻辱的宣告者和公布者，事都明白在写在他的帽珠上（俗称乌纱帽，现在由用“十六开”的文件纸述明）：他从前是某一级别，现在则被贬为另一级别。这种惩罚谈不上严厉，更像是皇帝对臣子的一种父亲对待犯错孩子式的纠正，受贬者经过一段时间的悔改和察看后通常会官复原职。

在这样一个庞大的帝国里，各级文武官员的数量必然是惊人的。

──中国与俄罗斯之间的贸易在长期中断后，现在又重新开始了。

──中国人在科学上远远落后于欧洲。

──汉语言文字似乎存在着一个重大的缺陷。那就是汉语容易引发歧义，在很大程度上必须靠说话人的语气和音调来判断确切意思，因为我注意到中国人在交谈时经常误会对方的意思，需要不断地补充解释。同样一个字轻读和重读时字义会有所不同。

──外国人与中国的交往受到诸多限制，获得准确的有关中国的资历料十分困难。

──选自英国人马戛尔尼1792-1794年《中国见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