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钟书先生是一位不太容易讨论的学者。他远离尘俗，偏又拥有一般学人所没有的俗世声名，谈说他、为他作传记的，比例上也远多于并世学人。
　　搞新文学的朋友，往往没能力读他的旧诗文以及《石语》《谈艺录》《管锥编》这样的著作。论钱钟书，遂仅能绕着钱杨生平事迹、传闻史料打转，裨贩谩闻，未必即为真赏。或只能就散文与小说去小题大作，强聒一番。有点旧文学底子的，大只也只能就自己专门的一些知识去他文集中找些话题来说说。例如本身懂点训诂修辞的，就孥着他讲训诂修辞的部分讲讲；本身弄小说的，就去找他的写的和谈的小说，再来谈谈；本身治诗词的，则寻些诗词的相关题目来做做。如此怎能知钱先生学问之深浅?其边界到底又到哪儿?他在整个学术上的成就得失又将如何判断?有些人震于其俗世声华，动不动就替他冠上“民国第一才子”“当代第一博学鸿儒”之类名号，此又岂足以语学问乎?故要评骘钱钟书，须也有他那样的学问。
　　谁能评价钱钟书?
　　钱先生在许多领域中固然也博有知见，却不甚当行。因为他的学力，主要仍在集部，以文学为主，旁通其他。考古、金石、简帛、经、史、诸子等，并未深究。西方学术情况亦然。与治西洋史、西方政经发展、西洋哲学神学者异趣。其征引及之者，侧重于古典文献之类比研究(anal—ogy shudies)仅止于点出中西某一现象或学理之异同。既无意用西方理论来处理中国问题，或用中国理论去阐释西方现象；也无意从类同的归纳研究中寻出共通性以建立通则。
　　正因如此，所以我不自量力，竟以为我是少数在这个时代尚有能力、有资格评价钱先生的人。集部的学问，我不如钱先生精熟；但除了文、史、哲学、宗教、艺术、经、史、子、集，能综摄上古以迄现当代之文哲政经思潮，钱先生就不如我了。这不是度短絮长，以与钱先生争高下。而是说做学问，唯佛能知佛，未到菩萨境位，有时确实是夏虫不可以语冰的。钱先生声华物望虽隆，我却觉得他可能颇为寂寞，誉之者固多短人看场，毁之者亦仅是以自己一得之愚的一隅之专业去衡度他罢了。而我既差能知其学问之原委与曲直、造诣与局限，则我或有可能为其知音，亦未可知。抱着这种心情来看钱先生的书，遂时有“我意独怜才”之感哩!
　　也因为如此，故我虽批评钱先生著作中充满了误记、缺征、谬判、不当行之弊，却不希望人们误以为我在指摘他，或认为其书即因此而无价值。
　　因为才人之学，别有评骘之道，著作纵多谬误，也不就没了价值。
　　让我举个例子，以助说明。这就是常跟钱先生被一并提出来比较的陈寅恪。
　　陈寅恪的学问其实非常冷僻，主要是中外文化交通史、南北朝及隋唐史。早年有《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元白诗笺证稿》等，均属此一领域。末年身世多感，遂有《论再生缘》《柳如是别传》等。这些，前者属于专业史学之作，后者则连在史学界也是冷门的。
　　近年坊间还颇有不少论陈氏的专书，足见其令誉不衰。彼以名公子，擅长多种语文，得与梁任公、王国维并肩于清华为国学导师，自为海内外所景慕。兼以博学强记，著述宏富，为世所推。后撄眼疾，又未能脱身竹幕，末年身世，辄多可伤。其遭际、其学术，渐成为学界中一则传奇，屡经传述，殆非无故。然而，纯从学术上说，陈先生是站不住的。陈先生号称通晓几十种语言，但真正用在研究上而有创获者，其实不多。偶而运用其梵文知识考释中古史料，也多迹近附会，或无关紧要。在研究方法上，陈先生固然有方法论的方法意识，但主要仍以史料考证为之，且乏玄思，不能处理哲学问题。其具体研究，也往往不能成立；例如他讲南北朝史，论《切韵》和四声，坚持四声系受佛教影响、《切韵》为一地方之方言。近来讲声韵学的人，颇不以为然。他谈隋唐制度之渊源，谓唐代官制依隋，隋依北齐。但唐太宗所定三省制，实系采用梁陈旧制，根本不是北朝制度。牟润孙先生已有驳正。凡此皆因陈先生自己对汉族以外的文化有些知识，故论南北朝史喜欢谈域外影响、论隋唐史喜欢讲其北朝渊源，而不知其：立言之偏宕也。
    陈寅恪的本领所在
　　他的唐史研究，问题更多。他认为唐代前期采关中本位政策，后来武后起用文学科举之寒人逐渐形成后期朋党之祸，世族与科举进士阶层相倾轧，而唐室以亡。这整个描述都是错的。其中针对个别事例所发之议论考据，亦多经不起推敲。如他考证《长恨歌》，谓白居易之诗与陈鸿之传，应该是个不可分割的整体；说唐人传奇之盛，是由于进士之温卷；说唐人小说之发达，与古文运动有密切关系……等等，后起的研究，都证明了它们曾经误导过许多学人。
　　我曾写过一篇小文批评陈先生的《天师道与滨海地域之关系》。陈氏此文，一考黄巾之起源，谓起自东方滨海地域；二论东晋孙恩之乱，云其主因在于皇室中心人物系天师道人物；三考刘劭之弑逆，知彼亦有道教背景；四辨北朝寇谦之与崔浩家族之奉道，亦与滨海地域有关；五则历数南北朝天师道世家；六谈天师道与书法的关系。该文为陈先生之名作，李玉梅《陈寅恪之史学》一书，特举此文示例说明陈氏史学之奥妙(1997，香港三联书店，四章二节)。杜正胜《历史研究的课题与方法：就宗教史的研究论》亦盛赞该文取径特殊、眼光独到。然而他们都不晓得：陈先生的大文实有根本性的错误。因为他把南北朝所有的奉道人士都视为天师道徒，又把所有道教活动都牵合到滨海地域去谈。完全忽略了南北朝间天师道以外尚有许多道派，且除了滨海地域有道教，其他地区也有道教在创立在发展。所以他文中所举以说明天师道与书法之关系者，几乎全部都不是天师道的事例。
　　但陈先生虽然搞错了，这篇文章仍然很有价值。它用一种文化地理学的方式，运用“滨海地域”这个地理因素，去对南北朝许多道教信仰及活动现象进行解释。这个方法是极有用的。它所显示的宗教政治社会运作功能之研究导向，也与历来偏重思想渊源、宗教变迁、宗教叛变者殊趣。此即足以益人神思，导启后昆矣。某些先生们写论文，只证明了一件事、说明了一个理，虽也讲得井井有条，一丝不错，却对研究者无大用处；除了让人知道那件可能并无知道之价值的事之外，方法与观点都推拓不出去。相较之下，陈先生固然是错了，价值其实反而比那不错的更要高些。
　　陈先生其他论文，不敢说也是如此，但有类似的趣味。以唐史论，岑仲勉于陈氏之说，每多异议；我也较赞成岑先生，觉其工力或在陈先生之上。但岑先生乃学人之文，工夫密栗而风采不及。陈先生的本领，则恰好不在一般人所称赏处(什么博学啦，能“占有”资料啦，精通殊方异语啦……等)，而在选题奇而锐、举证曲而巧。此乃神思，天孙织锦，好处非力学所能到。其说，最终被证明多是错误的，事实上也就说明了原初落想讨论那个问题时，本来就发诸奇思妙想。奇想以其为奇，故能动人，故能耸动观听，令人从而求之。求虽弗得，然此论域竟为之大阀，相关议题乃得俱遭推考。是其奇思妙想，纵或为谬，亦对学术发展大有功焉。他人考证功深，固能纠陈氏之失，于此，终不能与陈氏颉颃。
　　这就叫“才学相发”。早期以才驭学，驱遣史料，以自道其文化观；晚则以学抒情，借古人酒杯浇自己的块垒，其史学竟成为诗学矣。
　　晚近论学文字如木舌尘羹
　　钱钟书的管锥经史，同样是把经史小学弄成了抒情言志的文学甚至诗学。趣味其实与他早年的散文相似。析理论事之顷，杂以诙谐嘲讽，俯视众流，而又多历事透彻语，故与古人读书札记颇为不同。文章刻意纡曲弛纵，起伏作势，亦与此有关。读其书，会觉其中有人，其人多闻，且直而谲、谲而直，跟寻常诗话或考证文字截然异趣。其说亦往往落想甚奇，善于由平常人不经意处着眼。举证则浩博烂漫，仿佛一下谈兴来了，简直收煞不住。这时又常不顾文章之体了。这样的著作缺了、漏了、偶而讲错了，又有什么打紧?
　　20世纪学术，不幸就是一个才情逐渐萎散凋零而学究气越来越重的历程。那个世纪，初期有康圣人、章疯子。有学问变来变去，变到进入梦游之境的廖季平；有自夷而夏，辫发蓄妾而谈春秋大义的辜汤生；有忽佛忽儒的熊十力，也有自己轻生的王观堂……。凡此等等，都是学人，但都有性气、有偏嗜，其发越的才情，与学问相浃相渍。稍后者，则如陈寅恪、钱钟书这一辈，仍是合诗人与学人为一。其后则诗人学人分途了。学林中扬镳而进者，学人多而诗人少了。论学文字渐如木舌尘羹，以呆板为严谨、以无见识为平实、以引用他人研究为学问、以注来注去为本领、以不知所云为深刻、以文句不通为时髦。而且文章越写越长，要点其实片言可了；倒是书本越摸越少，因为论文及资料检索动辄万卷足征。是以才情渐漓之后，学力亦渐渐无矣。徒存工力，做学问竟像在工厂里制造论文了。
　　这是风气的流变。20世纪初期那些学者多是通人型态，为学虽亦各有宗旨，然皆能博通古今。跨领域，大抵人人皆然。钱钟书也是这一型。但后来就越来越走向专家之路了。
　　专家或知识工人不应出错。那些有才情、肆性气的通人，就是错了也不打紧。其疣累僻执之处，也可能正是他异样妩媚之处。何况其才学有风姿可赏、生命有博大涵雅之量，文采又足以动人，其远胜专家及知识工人，自不待言。
　　无奈那个博雅的时代与传统逐渐逝去了。钱钟书本身处在这个逝波的尾端，而后，终于也消逝了。
　　
　　转自台湾《联合报》

在百度上搜索了一下龚鹏程先生，蓦然发现，原来是一位光芒逼人、让俺不敢仰视的巨人：

 龚鹏程，江西吉安人，1956年生于台北。

龚鹏程精通中国文学、中国史学、中国哲学、中国宗教，是当代享誉海内外华人世界的顶级学者和著名思想家，常以孔子自比、自励。

龚鹏程自幼才华横溢，而且精通武术、书法，深广的学力贯通古今、融汇中西，人称当今天下“第一才子”，每年著述约一百万字。迄今为止，正式出版的专著已有七十余种，主编著作不计其数。……

怀疑，这篇文章转载不全，或编辑多有割裂，导致全文结构失衡，头重脚轻。

但，哪怕我完全没有能力评价他对陈寅恪先生的批评，对龚先生的持论方式及评价侧重，也叹赏不已。此文颇多知人之言，佩服。龚先生自命为钱钟书知己，不为无故。

“专家或知识工人不应出错。那些有才情、肆性气的通人，就是错了也不打紧。其疣累僻执之处，也可能正是他异样妩媚之处。何况其才学有风姿可赏、生命有博大涵雅之量，文采又足以动人，其远胜专家及知识工人，自不待言。”

——典型的通人之识。

去台湾网站，下载到联合报所刊原文，转贴于下。

博雅逝去 才情凋零
【龔鵬程】

錢鍾書與陳寅恪

時代潮流，漸次淘盡英雄。他們的堅持，後繼乏人。二十世紀的學術，終究發展到與他們相反的那一面了。
錢鍾書先生是一位不太容易討論的學者。他遠離塵俗，偏又擁有一般學人所沒有的俗世聲名，談說他、為他作傳記的，比例上也遠多於並世學人。但我以為要了解錢先生是很困難的。
搞新文學的朋友，往往沒能力讀他的舊詩文以及《石語》《談藝錄》《管錐編》這樣的著作。論錢鍾書，遂僅能繞著錢楊生平事蹟、傳聞史料打轉，裨販謏聞，未必即為真賞。或只能就散文與小說去小題大作，強聒一番。有點舊文學底子的，大抵也只能就自己專門的一些知識去他文集中找些話題來說說。例如本身懂點訓詁修辭的，就拏著他講訓詁修辭的部分講講；本身弄小說的，就去找他寫的和談的小說，再來談談；本身治詩詞的，則尋些詩詞的相關題目來做做。如此怎能知錢先生學問之深淺？其邊界到底又到哪兒？他在整個學術上的成就得失又將如何判斷？有些人震於其俗世聲華，動不動就替他冠上「民國第一才子」「當代第一博學鴻儒」之類名號，此又豈足以語學問乎？故要評騭錢鍾書，須也有他那樣的學問。

這當然甚難。然而又並非真的那　難。

誰能評價錢鍾書？

錢先生已被形容為當代博學者的代表了，以致聽到要須有那樣的學問才能評價他時，人人都可能會自慚形穢。但錢先生所學雖博，亦非汗漫若無涯涘。

他在許多領域中固然也博有知見，卻不甚當行。因為他的學力，主要仍在集部，以文學為主，旁通其他。考古、金石、簡帛、經、史、諸子等，並未深究。西方學術情況亦然。與治西洋史、西方政經發展、西洋哲學神學者異趣。其徵引及之者，側重於古典文獻之類比研究（analogy studies），僅止於點出中西某一現象或學理之異同。既無意用西方理論來處理中國問題，或用中國理論去闡釋西方現象；也無意從類同的歸納研究中尋出共通性以建立通則。

正因如此，所以我不自量力，竟以為我是少數在這個時代尚有能力、有資格評騭錢先生的人。集部的學問，我不如錢先生精熟；但除了文、史、哲學、宗教、藝術、經、史、子、集，能綜攝上古以迄現當代之文哲政經思潮，錢先生就不如我了。這不是度短絜長，以與錢先生爭高下。而是說做學問，唯佛能知佛，未到菩薩境位，有時確實是夏蟲不可以語冰的。錢先生聲華物望雖隆，我卻覺得他可能頗為寂寞，譽之者固多矮人看場，毀之者亦僅是以自己一得之愚的一隅之專業去衡度他罷了。而我既差能知其學問之原委與曲直、造詣與局限，則我或有可能為其知音，亦未可知。抱著這種心情來看錢先生的書，遂時有「我意獨憐才」之感哩！

也因為如此，故我雖批評錢先生著作中充滿了誤記、缺徵、謬判、不當行之弊，卻不希望人們誤以為我在指摘他，或認為其書即因此而無價值。

因為才人之學，別有評騭之道，著作縱多謬誤，也不就沒了價值。

讓我舉個例子，以助說明。這就是常跟錢先生被一併提出來比較的陳寅恪。

陳寅恪的學問其實非常冷僻，主要是中外文化交通史、南北朝及隋唐史。早年有《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唐代政治史述論稿》《元白詩箋證稿》等，均屬此一領域。末年身世多感，遂有《論再生緣》《柳如是別傳》等。這些，前者屬於專業史學之作，後者則連在史學界也是冷門的。

但陳先生卻與一般學人不同，行內行外皆仰其聲名。此亦一異數也。

近年坊間還頗有不少論陳氏的專書，足見其令譽不衰。彼以名公子，擅長多種語文，得與梁任公、王國維並肩於清華為國學導師，自為海內外所景慕。兼以博學強記，著述宏富，為世所推。後攖眼疾，又未能脫身竹幕，末年身世，輒多可傷。其遭際、其學術，漸成為學界中一則傳奇，屢經傳述，殆非無故。

然而，純從學術上說，陳先生是站不住的。陳先生號稱通曉幾十種語言，但真正用在研究上而有創獲者，其實不多。偶爾運用其梵文知識考釋中古史料，也多跡近附會，或無關緊要。在研究方法上，陳先生固然有方法論的方法意識，但主要仍以史料考證為之，且乏玄思，不能處理哲學問題。其具體研究，也往往不能成立。例如他講南北朝史，論《切韻》和四聲，堅持四聲係受佛教影響、《切韻》為一地方之方言。近來講聲韻學的人，頗不以為然。他談隋唐制度之淵源，謂唐代官制依隋，隋依北齊。但唐太宗所定三省制，實係採用梁陳舊制，根本不是北朝制度。牟潤孫先生已有駁正。凡此皆因陳先生自己對漢族以外的文化有些知識，故論南北朝史喜歡談域外影響、論隋唐史喜歡講其北朝淵源，而不知其立言之偏宕也。

陳寅恪的本領所在

他的唐史研究，問題更多。他認為唐代前期採關中本位政策，後來武后起用文學科舉之寒人逐漸形成後期朋黨之禍，世族與科舉進士階層相傾軋，而唐室以亡。這整個描述都是錯的。其中針對個別事例所發之議論考據，亦多經不起推敲。如他考證〈長恨歌〉，謂白居易之詩與陳鴻之傳，應該是個不可分割的整體；說唐人傳奇之盛，是由於進士之溫卷；說唐人小說之發達，與古文運動有密切關係……等等，後起的研究，都證明了它們曾經誤導過許多學人。

從這些地方看陳先生的著作，也是充滿了誤釋和誤判。但它是否就無價值了呢？

我曾寫過一篇小文批評陳先生的〈天師道與濱海地域之關係〉。陳氏此文，一考黃巾之起源，謂起自東方濱海地域；二論東晉孫恩之亂，云其主因在於皇室中心人物係天師道人物；三考劉劭之弒逆，知彼亦有道教背景；四辨北朝寇謙之與崔浩家族之奉道，亦與濱海地域有關；五則歷數南北朝天師道世家；六談天師道與書法的關係。該文為陳先生之名作，李玉梅《陳寅恪之史學》一書，特舉此文示例說明陳氏史學之奧妙（一九九七，香港三聯書店，四章二節）。杜正勝〈歷史研究的課題與方法：就宗教史的研究論〉亦盛讚該文取徑特殊、眼光獨到。然而他們都不曉得：陳先生的大文實有根本性的錯誤。因為他把南北朝所有的奉道人士都視為天師道徒，又把所有道教活動都牽合到濱海地域去談。完全忽略了南北朝間天師道以外尚有許多道派，且除了濱海地域有道教，其他地區也有道教在創立在發展。所以他文中所舉以說明天師道與書法之關係者，幾乎全部都不是天師道的事例。把黃巾太平道、正一天師道、上清道、新天師道等混為一談。

但陳先生雖然搞錯了，這篇文章仍然很有價值。它用一種文化地理學的方式，運用「濱海地域」這個地理因素，去對南北朝許多道教信仰及活動現象進行解釋。這個方法是極有用的。它所顯示的宗教政治社會運作功能之研究導向，也與歷來偏重思想淵源、宗教變遷、宗教叛變者殊趣。此即足以益人神思，導啟後昆矣。某些先生們寫論文，只證明了一件事、說明了一個理，雖也講得井井有條，一絲不錯，卻對研究者無大用處；除了讓人知道那件可能並無知道之價值的事之外，方法與觀點都推拓不出去。相較之下，陳先生固然是錯了，價值其實反而比那不錯的更要高些。

陳先生其他論文，不敢說也是如此，但有類似的趣味。以唐史論，岑仲勉於陳氏之說，每多異議；我也較贊成岑先生，覺其工力或在陳先生之上。但岑先生乃學人之文，工夫密栗而風采不及。陳先生的本領，則恰好不在一般人所稱賞處（什　博學啦，能「占有」資料啦，精通殊方異語啦……等），而在選題奇而銳、舉證曲而巧。此乃神思，天孫織錦，好處非力學所能到。其說，最終被證明多是錯誤的，事實上也就說明了原初落想討論那個問題時，本來就發諸奇思妙想。奇想以其為奇，故能動人，故能聳動觀聽，令人從而求之。求雖弗得，然此論域竟為之大闢，相關議題乃得俱遭推考。是其奇思妙想，縱或為謬，亦對學術發展大有功焉。他人考證功深，固能糾陳氏之失，於此，終不能與陳氏頡頏。

這就叫「才學相發」。早期以才馭學，驅遣史料，以自道其文化觀；晚則以學抒情，借古人酒杯澆自己的塊壘，其史學竟成為詩學矣。

晚近論學文字如木舌塵羹

錢鍾書的管錐經史，同樣是把經史小學弄成了抒情言志的文學甚至詩學。趣味其實與他早年的散文相似。析理論事之頃，雜以詼諧嘲諷，俯視眾流，而又多歷事透徹語，故與古人讀書札記頗為不同。文章刻意紆曲弛縱，起伏作勢，亦與此有關。讀其書，會覺其中有人，其人多聞，且直而譎、譎而直，跟尋常詩話或考證文字截然異趣。其說亦往往落想甚奇，善於由平常人不經意處著眼。舉證則浩博爛漫，彷彿一下談興來了，簡直收煞不住。這時又常不顧文章之體了。這樣的著作缺了、漏了、偶爾講錯了，又有什　打緊？以交朋友來說，誰不喜歡這樣的談伴，而硬要去歡迎那考據謹嚴，但所知既偏窄，言說又乏味的人呢？

二十世紀學術，不幸就是一個才情逐漸萎散凋零而學究氣越來越重的歷程。那個世紀，初期有康聖人、章瘋子。有學問變來變去，變到進入夢遊之境的廖季平；有自夷而夏，辮髮蓄妾而談春秋大義的辜湯生；有忽佛忽儒的熊十力，也有自己輕生的王觀堂……。凡此等等，都是學人，但都有性氣、有偏嗜，其發越的才情，與學問相浹相漬。稍後者，則如陳寅恪、錢鍾書這一輩，仍是合詩人與學人為一。其後則詩人學人分途了。學林中揚鑣而進者，學人多而詩人少了。論學文字漸如木舌塵羹，以呆板為嚴謹、以無見識為平實、以引用他人研究為學問、以注來注去為本領、以不知所云為深刻、以文句不通為時髦。而且文章越寫越長，要點其實片言可了；倒是書本越摸越少，因為論文及資料檢索動輒萬卷足徵。是以才情漸漓之後，學力亦漸漸無矣。徒存工力，做學問竟像在工廠裡製造論文了。

這是風氣的流變。二十世紀初期那些學者多是通人型態，為學雖亦各有宗旨，然皆能博通古今。跨領域，大抵人人皆然。錢鍾書也是這一型。但後來就越來越走向專家之路了。

專家或知識工人不應出錯。那些有才情、肆性氣的通人，就是錯了也不打緊。其疣累僻執之處，也可能正是他異樣嫵媚之處。何況其才學有風姿可賞、生命有博大涵雅之量，文采又足以動人，其遠勝專家及知識工人，自不待言。

無奈那個博雅的時代與傳統逐漸逝去了。錢鍾書本身處在這個逝波的尾端，而後，終於也消逝了。

2003/08/29 聯合報

哦，弄错了，看来并非转载不全，而是标题弄错了。按原来的标题，其中关于陈寅恪先生的评论，只是针对钱钟书评论的一个类比式补充，故觉头重脚轻。按现在的标题，原来作者就是在比较陈、钱二位，如此平均用力，文章结构上就无可质疑了。

标题给俺的错觉是深圳博雅画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