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script>[script]null[/script]</script> 辛酉81 

《朱从霞记》跋
　　
　　
　　我的祖父朱从霞已于一年前仙逝了。这位并不彻底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并不成功的民间知识分子和作家、甚至于可以说是相当失败的教育家，于农历乙酉年四月二十日晚上十二时许（极有可能是二十一日凌晨），带着对大地的无比热爱和眷恋，带着对不肖子孙的无比失望和牵挂，在病床上永远地阖上了眼睛，终年九十二岁。按照我父亲后来的描述，祖父临终时面对着的是孤独的墙壁和无边的黑夜，虽然他曾经在自传《朱从霞记》里无比自豪地写到，他的后人已经惊人地达到了二十九人（现在或许更多），但是最终却没有一个子孙能够守在床边为他送终尽孝。而且更为荒诞的是，祖父作为无论是在宗族中还是在乡里都有着崇高声望的泰斗级人物，他死后的第二天即被不动声色地入殓，第三天就在三个儿子的合谋下入土为安。我无意于指责父辈们的刻薄，作为祖父的孙子，我这些年来以生活的名义背叛了土地，自我放逐到了千里之外的城市里，我缺席了他的丧礼同样是难辞其咎的——我内心的负罪不值得原谅。
　　
　　前不久，我回了趟湖北老家，这是祖父去世后我第三次回老家。在返杭前的那天晚上，父亲从抽屉里翻出一打祖父的著作，说是祖父生前亲自誊清整理好后遗传给我的。这些著作包括《朱从霞记》、《通书集成》、《古代轶闻录》、《近现代轶闻录》和阴阳五行地理风水之类的读书笔记，共计十余部（册）。虽然我很早就知道祖父在从事笔记写作，但是让我突然面对这么多作品，还是有些猝不及防没有丝毫的心理准备。至少在数量上，祖父称得上是著作等身的作家，他的勤奋足以令我汗颜。是夜，挑灯夜读，我获益匪浅。虽然祖父撰写的两部轶闻录由于历史的局限性没有多大的艺术价值可言，但他朴素的劝善思想则体现了一个传统文人难能可贵的良知。即便是在新农村的乡下，祖父的《通书集成》在应畴方面仍然可以发挥重要作用，有着十分实用的价值。父亲认为我至少应该在阴阳五行和地理风水方面继承一点祖父的遗志，我回答他这是三十五岁以后的事情。我最感兴趣的当然是祖父的自传《朱从霞记》，这是祖父所有著作当中唯一一部绝对原创性的作品。这部作品写在四个装订在一起的作文本上，竖排，没有标点，也不分段落；只是在每个事件的结局处，他都标有一个示意结束的横杠。当我返回杭州后，我便立刻投入到了整理祖父这部自传的工作中；说是整理，其实叫点校可能更为确切。祖父的自传当中既有繁体字，又有七十年代初曾推行过简化字，还有部分通假字，以及大量的乡间俚语，因此整理工作相当艰巨；但是除开标点符号外，我尽量不予修改或只删不改，基本上保持了九成以上的原貌。我之所以热衷于整理这部作品，不仅在于这部作品的作者是我的祖父，我有将之传之后世的责任和义务；而是由于这部有着原生态属性的作品，它纠正了我曾在其它文字或影视作品的影响下对历史所持有的认识偏差，并促使我不得不在今后的写作中重新思索刚刚逝去的中国百年。比如我祖父写到：他之所以去当红军，是因为在苏区机关工作会被被敌人俘虏去剜心烹食，他怕死；无论是在红军队伍，还是在保卫团抑或工作团，革命工作的主要任务就是杀人（地主）越货（美其名曰没收财产）；省委书记带领的部队居然没有组织纪律；国民党军队优待俘虏（连长和无名士兵虽然笔墨不多，但人情味很浓），红军战士被俘后可以白吃白喝，没有钱花还可以下到连队当兵拿饷……比如我祖父又写到：一个乡间小会计如何凭藉平情或者叫狡黠，在保甲、日伪和新政府等三个不同的机构中如鱼得水；解放前的保甲制度和父老是这么一回事,土改和烧谱又是那么一回事；此外，我第一次知道我祖母曾经生过九个孩子，但是只有三个存活下来；最有意思是，我们老家打架都是女人们的事情，关键时刻男人们的表现都极其怯懦……然而，让我迷惑不解是我祖父为什么对文革事件只字不提？我知道在“破四旧”时，他藏在厕所顶棚下的两箱精品书籍，因为别人告密全部被红卫兵抄去烧毁了；我还知道他那时候挨过批斗，祖母看他被吊着打于心不忍，让前去送饭的婶婶劝他自缢。祖父在纠纷事的最后一行写到，“此外还有四件纠纷事不作介绍”，指的是否就是文革事件呢？我不得而知。祖父讳莫如深的态度，着实令人遗憾。
　　
　　如今，斯人已逝。作为孙子，我在血缘意义上失去了至尊的长辈亲人；但是作为写作者，我同时又在精神层面上失去了可敬的文学导师。如果说我在外婆家寄居的两岁至六岁期间，外祖父逼着我背诵唐诗是在我幼小的心灵里播下文学的种子；那么在我六岁回家上学之后，跟着祖父读掉大量的中国传统评书则是直接导致我最终走上不归的写作之路。我永远都忘不了读小学三年级的时候，第一次从祖父的手上借阅《三国演义》的情景；我至今仍然记得他讲老祖宗朱买臣负薪读书之故事时的音容笑貌，他说朱买臣之所以能发奋读书完全得益于山上灰雀的激励。这种灰雀在我们那一带很常见，从前上山砍柴的时候，我也曾仔细聆听过它的鸣叫——“勤读书，必有贵”，灰雀说。然而我祖父读了一辈子书，即便是临终前几天他仍手不释卷，却从来没有获得过传说中的黄金屋或千钟粟。客观地实事求是地讲，祖父读书完全是一种自得其乐的生活方式，他从经典名著到奇门遁甲读得很杂，而且在写作上也没有任何野心。祖父的文采并不优秀，这使得他在写自传《朱从霞记》时，能心无旁骛地运用最纯粹的质朴语言面对心灵，从而产生了让历史生动和复活的意外效果。但是如果有可能的话，我倒宁愿回到童年听祖父将这些故事再讲一遍，祖父讲的故事比他的文字要好上百十倍——事实上在我们乡下，很多老头子都是天才的小说家，他们有一肚子的精彩故事，他们在叙述中非常善于设置引人入胜的悬念技巧，他们从不缺乏引经据典和夹叙夹议的能力，他们叙述的语调像天籁一样令人着迷——从这个意义上讲，我祖父是一个被埋没掉的小说家；不过他的故事的确是，“活蹦乱跳”极了。
　　
　　感谢并永远怀念祖父！愿他在九泉之下安息！
　　
　　 丙戌年仲春月孙男辛酉谨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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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真的非常珍贵!热切等待续篇！

上贴中的“三”重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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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看，也希望早点更新。

哎呀，雅萍把“三”全部删除了？原来是“三”重复了两次，现在咋就全没有了？

三
　　
　　我在龙武县保卫局休养了一个多月，身体已经明显好转。我找到局长，对他说既然我的身体已经好了，就必须到前方回原来的部队去。局

长说，现在不知道八团开到哪个地方去了，你是找不到部队的，不如留在我保卫局工作。由于当时敌人围剿的形势越来越严峻，很多地方苏维

埃的革命武装都失败了，我在找不到队伍的情况下，只好留在龙武县保卫局当侦察员。我和保卫队侦察分队长成良就两人搭档，负责在苏区和

白区的边界侦察敌情，有时也与同样在这一带侦察我方情况的敌方特务斗智斗勇，但最重要的任务是侦察白区的地主富农。如果侦察到白区的

地主富农有余钱的大户，我们就派人去征收一定的现银，以维持保卫局的办公费用和人员的生活费用。这样的工作我做了五个多月。
　　
　　在龙武保卫局期间，保卫队长曹树武与我相交最好，成了知己朋友。曹树武是金龙区曹家堍人，他于三四年二月份调到鄂东南保卫局担任

预审科科长。后来敌人的围剿部队对龙武苏区发动进攻，龙武苏区连连失守情况恶劣，当年四月份就彻底失败了。龙武保卫局工作人员和保卫

队统统开往三界冷水坪，当时鄂东南保卫局的驻地就在这里，龙武保卫局在鄂东南保卫局的安排下，局长和科长都被调往其它县区机关工作，

而保卫队则编入红十六师，所有队员都当了红军。对于我的工作安排，时任鄂东南保卫局预审科科长的曹树武对局长说，保卫大队至今空缺文

书一职，极力推荐我担任保卫大队的文书。局长知道我读过五年小学，便同意我留在保卫大队队部，担任文书并兼任看守股股长。
　　
　　我在鄂东南保卫局保卫大队队部工作了一年零两个月，三五年七月份，局长委派我到修武崇通县保卫局担任侦察科科长。该苏区由于国军

连续进攻，苏区的老百姓为躲避战乱将近六成以上都跑到白区去了，白区反革命头子把苏区跑去的老百姓抓起来，勒令他们返回苏区侦探县区

级苏维埃机关驻扎地点，并强行要求他们为国军和团丁做向导，晚上带路包围各县区级苏维埃机关。我在修武崇通县保卫局工作的三个月内，

总共受过两次比较危险的包围。头次敌人追赶我，差点我就被他们俘虏了，慌乱中我将背上装有两身衣服和鞋袜的包袱丢了，敌人忙着捡包袱

于是耽搁了追赶我的时间，我趁机跑远了。第二次保卫局受包围，局长被打死了，敌人将他的大八音手枪抢走了；另外还有一名保卫队员也被

打死，丢失了一条长枪；其他人未有受害，都跑掉了，我也是捡回一条性命。
　　
　　当年十月份，修武崇通县苏区全部失败，县级机关转移到了通城县清水塘的山头上，这块苏区当时是鄂东南道级机关的驻地。原本活动在

阳新、大冶一带的红十六师，师长徐彦刚带领四十六团在太子庙江边渡船去了江北，四十七团团长方步舟不愿带领部队过江北去，于是阳新和

大冶两县的敌人包围过来，四十七团寡不敌众无心恋战，全团人马在敌人的追赶下跑得七零八散。方步舟带领仅存的两百多人逃到通城县清水

塘，与道级机关汇合，道委研究决定将四十七团的两百多人和各县失败苏区的保卫队、游击队整编成一个独立营。此外，原来各县苏区各机关

的所有工作人员统编成四个工作团，分别回到原来各县失败苏区重新组织群众，发展农会会员和组织革命委员会，开展无产阶级革命工作。在

划分工作团组成成员之前，道委书记黄嘉高和方步舟二同志召集各县工作人员开会，方步舟首先问在座的有没有龙武县的同志？我说，我就是

。
　　
　　“你是龙武县哪块儿的人？”方步舟问。
　　
　　“慈口进去，山口里面，下泉北山朱家人。”我说。
　　
　　“你是下泉人？”方步舟说，“我十六师七月间经过大井脚下，在下泉吃过一餐饭。既然你是龙武县的，那么就把你分到龙武工作团吧。

”
四
　　
　　龙武工作团由九个同志组成，工作团主任名叫王义德，是大冶县人。大概于十月半间，方步舟带领独立营护送龙武和祥发两个工作团前往

失败苏区，祥发工作团到江西小九宫和高塘颈一带开展工作，龙武工作团到沙店开展工作。独立营将我们送到目的地后，第二天就走江西田丘

到温汤经黄沙过南槽往通城去了。
　　
　　龙武工作团由沙店前往高台驻扎，开展革命工作有三个月时间。我们在沙店外一陈氏地主家，没收了两担大米和一皮箩米泡米，装米的米

桶是从高台老百姓家里借来的，贮存在搭建在山上竹林中的草棚里。我们到西坑大地主朱兰瑞家做工作时，厢房墙斗内的一路新砖引起了怀疑

，王义德主任把砖打破，发现斗内有银洋五百块，五斤重的元宝三个。银洋分散保存，每人分得五十五块，三个元宝每日由三个人轮流驮，每

三日轮到一次。我们龙武工作组在沙店、刘祖、梓木洞和郭源一带开展工作，发动群众加入农会，组织革命委员会，驻在燕厦的国军和民团得

到情报，每日进攻该地区一带，并通缉抓捕我们九人。有一次，我们九人头日到达黄连洞石家厂，敌人第二天早上就赶到了郭源，幸好当地的

群众安排有远望哨，我们得以提前撤退到屋后山的一个小山包上。我们九人只有一条马枪、一把驳壳枪和一把左轮手枪，另外每人带有三四颗

手榴弹，我们依靠竹林的隐蔽同敌人对峙了一个上午。敌人不敢强攻，只能对着山上稀稀拉拉地打乱枪，我们偶尔也不时地回应两枪，前后总

共往山下扔了两颗手榴弹，但都没有打中。下午中饭后，敌人就无可奈何地撤转燕厦去了。
　　
　　当天晚上，我们连夜赶到下彭治尚一个小湾子（村庄）宿营，第二天早上由治尚往江西标坪进发，在高塘颈附近遇到了方步舟带领的独立

营部队。我们见过方步舟，将在西坑朱兰瑞家缴获的三个元宝和五百块银洋交给他，方步舟说现在革命环境和斗争形势不好，你们每人都随身

携带二十块，若有特殊情况可将此钱先作他用。于是我们工作团每人分得二十块银洋，方步舟的独立营收了三个元宝和三百二十块银洋。我们

跟着独立营走石建山，在一盘丘宿营；第二天由石建山往郭源方向进发，在沙店宿营。由于部队没有经过高台，我们贮存在竹林草棚里的两担

大米和一皮箩米泡米都没要了，之后也没有去拿。第三天，独立营从沙店出发到江西田丘宿营；第四天，由田丘出发经大源洞过礼溪在大石洲

宿营；第五天，由大石洲出发经温汤到黄沙在南槽翻山到达湖北通城。
　　
　　湘鄂边县是湖北省和湖南省边界沿九宫山这条山脉发展起来的新苏区，我们在此住了个把星期。湘鄂赣省省委书记兼省军区政治委员傅秋

涛同志带一连多人和一百多条枪到达湘鄂边县，傅书记说现在中央红军经过长征到陕北去了，我们湘鄂赣省苏区和红军队伍大部分都已失败，

我这次到湘鄂边县来的目的是将原来鄂东南失败苏区的所有工作人员和游击队编入江南新四军。方步舟的独立营继续留在湘鄂边县开展斗争工

作，而原来鄂东南失败苏区的所有工作人员和游击队在傅书记的带领下前往湖南，计划与湖南失败苏区的工作人员和游击队汇合后统统编入新

四军，再开往新四军的驻地。这是三五年十一月份，我们从湘鄂边县出发经过湖南临湘县，在岳阳县往平江县方向去的一条小垅冲里遇到了敌

人——国军独立五十五旅（旅长李宗鑑）七百零四团（团长杨崐源）张绍良（营长）营管辖的王贤德（连长）连。王贤德连是七百零四团的前

卫部队，他们的装备非常精良人员也很齐整战斗能力自然比我们强，敌我双方在此发生遭遇战仅仅打了两个多小时。傅书记在湖南带来的一连

人有一百多条长枪和两架轻机关枪，鄂东南带去的失败苏区工作人员和游击队虽然有四五百人，但也只有一百多条长枪；遭遇战发生后我们两

架轻机关枪堵在前面射击，敌人的进攻很快就被击退了。但是后来敌人发现我们没有组织纪律，行动自由而且不知道抢占高处的有利地形，不

像是有作战经验的正规部队，他们便一阵水机关对我们发动了反攻。我们在水机关的扫射下退到山上，不敢与敌人硬战，所有人都撒腿往平江

县方向跑，径直蛮跑连头都不敢回。我由于伤寒病后身体虚弱，跑不动就被俘虏了。
　　文章引用自：
五
　　
　　王贤德连一排的士兵将我俘虏后，把我的包袱和一床毛绒毯拿走了，而且把我身上的二十块银洋统统搜走了。晚上宿营时，我洗脚没有鞋

穿，便找到一排的排长，说你们排的兄弟把我装有衣服鞋袜的包袱抢走了，还有二十块银洋和一床毛绒毯也被抢走了，我现在被俘到你连上红

军队伍回不去了，但我在你部队也要穿衣着裳和零用钱花，你们排的兄弟应该把抢去的东西全部归还给我。排长晚上营房点名后答复我，说有

个士兵兄弟承认拿了你的毛绒毯，我有一床灰色的新线毯，如果你同意换我就跟你换，不同意换那么我还是将毛绒毯还给你。我问装有衣服鞋

袜的包袱和二十块银洋找到没有？排长说他去营房点名时，叫拿了包袱和银洋的士兵兄弟物归原主，结果所有人都答应说没有看见没有拿，他

们统一口径估计是私分了。后来晚上洗脚时，还是一个士兵好心到老百姓家中找来一双两色鞋给我换，不致于打赤脚。当天晚饭，我是和排长

、勤务员同桌吃的，吃完饭后排长带我去连部见连长，他向连长行了个军人礼，说：
　　
　　“报告连长，本排今日俘获一个红军，听候发落。”
　　
　　连长问我：“你是哪里人？是红军哪个部分，做什么的？”
　　
　　我回答说：“我是湖北省阳新县慈口里下泉村北山湾人，姓朱名朝光。”我怕泄露革命机密所以报个假名，并说自己是连枪都没有摸过的

普通游击队员。连长随即带我去团部见团长，团长正在吃饭，我跟着连长也向团长行了军人礼。团长问了与适才连长问我同样的话，我也是同

样的回答。
　　
　　“你是慈口里下泉人？”团长说，“我旅前年在你慈口驻防有一年多，去年才调往蒲圻、通城和崇阳等县驻防。既然你已经被俘在我团，

就不妨先休息一段时间，我再派人把你送到湖北省，湖北省会派人把你送回阳新县，县里跟慈口的联保处联系后再处理回家事情。”团长又对

王连长说：“这次岳阳遭遇战本团总共俘获红军十多人，你连只俘获一个，所以暂时不解送。先前被俘的红军都要送到九江感化院训练一年后

再解送回家，现在九江感化院解散了，也不收人了。你将朱朝光带回你连上先住一期，休息个把月再说。”
　　
　　我在王贤德连上休息了一个多月，每天吃饭都是和一排排长及排长的勤务员三个人一起吃的，我们每餐都有一荤两素三个菜，相对于士兵

只有一个菜这算是非常优厚的待遇。我这样一连住了五十多天，连长告诉我说，现在被俘人员一律都要解送到所在省府，再由省府解送到县里

，县里解送到乡联保处处理。我出来当了三年红军，由于那时候苏区和白区是不通邮路的，我不知道老家的情况到底怎么样了，又不知道万一

被解送回去慈口联保处会对我怎么样。于是，我对连长说，我暂时不回去，希望在你连上再住一期，等我寄信回家问明情况，家中父亲回信让

我回去我就回去。连长回复我说，你不愿回去再住一期，在我连上吃食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时间长了你平常用度需要钱，不如把你编入一排当

士兵，这样每月就有七元多薪饷。候你写信回家收到回信后，确认家中迫切需要你回家，再写长假条到旅部打证明回家。我说，这样也好。
　　
　　王连长将我下到一排二班当二等兵，每月薪饷七元五角整。我下班后仅过了十多天，该团就被开往湘鄂边县苏区打红军，湘鄂边县是当时

鄂东南地区唯一的一块苏区，其它苏区失败后就没有苏区了。而这块苏区的红军队伍，只有方步舟的一个独立营在此工作，除此之外再也没有

其它的红军队伍了。我听说该团马上要出发打红军，便找到连长和排长请假，我生病“打摆子”隔日发场伤寒，身体虚弱根本就上不了战场。

排长说，你可以跟着我们去，一旦发生战斗你就同伙夫呆在一起，不需要上火线。于是，我就跟着去了。这次进攻打了半个多月，队伍刚到湘

鄂边县苏区枪声就打响了，一排排长被乱枪子弹打进了膝盖，后来被送到武汉治疗去了。队伍回到驻地后，二排排长邵双节升任一排排长，三

排排长升任二排排长，司务长暂行代理三排排长。过了十多天，队伍再次出发攻打湘鄂边县苏区红军，我又向邵双节排长请假，我说这次进攻

队伍要到山上去打仗，我身体不行爬不得山——邵排长非常痛快地批准了我的申请。
　　
　　于是，我留在驻地休息。该连与我同样留在驻地休息的有近二十人，司务长也没有上前线，他负责在驻地维持病号的后勤保障。司务长没

有读过书，既不认得字更算不来帐，司务长知道我能写会算，便对我说：“朱朝光，这次我们连上有二十多个病号，你没有到前线去打仗，就

跟我一起负责管理伙食帐目。我把钱给你到街上去买菜，你开好发票记好帐簿，候部队回来后再移交给专门管帐的人就是了。”在驻地管理伙

食期间，我对司务长说我被俘在部队有四个月了，出来当红军也有三年多时间了，由于原来赤白区写信是寄不到的，所以一直没有写信回家过

，也不知道家中的父亲和妻子的情况怎么样了。我问司务长：“我可以往家里写封信不？”司务长说：“可以。你到街上买好信封和信纸，我

明天到邮局替你寄回去。”当天夜里，我摊开信纸思潮起伏，将这三年多来当红军的经过和之所以未通信的原因写得很详细，我写到了生病如

何在龙武保卫局养病和在岳阳遭遇战中如何被俘等情况，总共写了五页信纸。
　　
　　这封信第二日寄回去后，父亲第四日就在屋里收到了。父亲未读过书，请人读信时我的落款“朱朝光跪禀”引起了父亲的怀疑，我知道改

了名父亲肯定不会相信，寄信时就在我的落款后写上了我的年庚八字，读信人说既然落款后的年庚八字是对的，那么我肯定是在外面改了名字

。那时本湾子都是会人写信的，父亲拿着我的信到慈口请朱瑞卿先生给我写了封回书，告知我家人一切都好，但父亲年迈已无法下田耕作；妻

子年少青春在家行孝侍奉老父亲，一直等候我回家夫妻团圆；而且族中又要续修宗谱，希我接到信后立即向上级长官请长假回家，以免家中大

人担心挂念。这封信寄到旅部后，旅部拆开看了再转到连部，连长将此信交到我手中时说：“朱朝光，恭喜你家里来信了，赶紧请长假回家去

。”我接到信后心中当时就欣喜若狂了，马上写了张长假条交由连长带到旅部审批，结果没有批下来。后来，我又接连写了两张长假条，两次

都没有批下来。写第四次时，我将家中困难老父亲需要赡养、妻子青春年少等我回家团圆等事由叙述详细，旅部这回在我的长假条后写上“照

准”二字，并盖了公章。
　　
　　自从岳阳遭遇战后，我在国军连上住了两个月，又在连长的劝说下当了三个月的士兵，但从未领到一分钱的薪饷。“我这次回家身无分文

，公家是不是应该有路费补助？”我对连长说，“难道我还要沿路讨米回家吗？这是个笑话。”连长说生病请假回家才有路费，自己要求回家

是没有路费的。连长找到一排排长，向他讲明了我的情况，说希望本排的兄弟能够帮个忙，凑点钱我做路费。连长自己带头给了一块钱，排长

也给了五角钱，排上的兄弟多数给了一角两角的，还有的给了三角，共计六块五角钱。第三天我到旅部打证明回家，因为凭借旅部的证明坐火

车和轮船可以免费，但搭汽车不能免费，必须给钱。
　六
　　
　　我在咸宁火车站下车后，沿着咸宁县城内街道转了一圈，基本上掌握清楚了咸宁县城的大小。我在南门街口买了几个包子吃了，然后出南

门沿马路往通山县方向走。大概走了七八里路左右，迎面撞上了本湾的朱容祥老人，我老远就大声地喊他：“容祥哥，你几时到这里来的？”

。他仔细看看认出了我，叫完我的名字就哭了起来。“从霞叔你还活着的呀？你走后就没有了音信，屋里人都以为你在战场上牺牲了，没得人

了，”容祥哥边哭边说，“你父亲心中难过急煞人，身体也急坏了；好在你妻子邓四莲还在家中未走，尽心服侍你父亲，她还候你回家夫妻相

会团圆，真是个世间少有的很讲义气的女人。”我因外出几年一直不知道家中的情况，今听容祥哥说家中安好，心里非常欢喜。
　　
　　容祥哥说：“今日你先到我女儿玉哩家歇一晚，明日再回去。”原来他的女儿玉哩已经嫁到了此地，容祥哥告诉我说玉哩家在前边不远两

三里地的路边，前年起大风把她家旁边的一棵一丈围的株树吹倒了，如果看到路边有棵倒掉的大株树到屋一问就是玉哩家了，他先到咸宁县城

买点东西马上就回来。我继续往前走了两里多路，果然路边有棵倒掉的大株树，我到旁边的屋门口喊了两声玉哩，玉哩走出来看见是我很高兴

。玉哩说：“吉家太公和世莲姐听谣言说，你在外面早就没得人了，现在你回来了不晓得屋里人会欢喜成什么样子。”玉哩连忙为我烧火做饭

吃，饭熟的时候，容祥哥也从咸宁买好东西回来了。吃过中饭后，容祥哥去播种黄豆，我跟他到地里玩了一下午。第二天清早，我吃了早饭就

往通山县方向走，玉哩出门前做了几个米糕让我带在路上当午饭。我没有走马桥的马路，而是走周家桥到界水岭的老路。我经过通山山口到达

县城，县城只有一条小街巷，我从上到下一路玩过去；这时已经过了晌午，我在北门口买了两个包子吃，然后往大畈镇方向走。我到达大畈镇

的时候日头还有两三尺高，因为脚板实在是走痛了便找家歇店住下，我没有开歇店和晚上吃饭的钱，只好将原来在保卫队时到江西打土豪搞到

的一件崭新的线片呢子短夹袄，押给歇店老板折食宿费。
　　
　　第二日黑早，我连店家的早饭都没吃就照马路径直往长滩陈家走。当我走到长滩陈家我大姐家时，她家已经吃过早饭了，我进门时大姐正

在洗碗。我叫了声大姐，大姐丢了碗只顾抱着我的头痛哭。我说：“姐姐，我现在已经回来了，你也不要哭了。我清早赶路还没有吃饭的，你

赶紧洗好碗为我烧火做饭吃，我吃完饭后还要赶回家去。”大姐做好饭菜，趁我吃饭的时候，她到畈背祖祠的合作社商店里买了火纸、香、炮

竹等物，送我一起回家。我们走十甲尖翻山，在岭背的庙里敬了神后再下山，当时从余哥正在庙西挖薯地，他看见我后也哭了起来，他地也不

挖了丢下锄头就陪我一起回家。那天我父亲正在后山马家园挖薯地，我们走到离他不远的地方，我就喊了一声：“爹爹！”父亲听到叫喊扭头

看见我，当时丢落锄头一屁股就坐在地上只管自己哭去了，大哥大姐过去将他扶起来，劝他说不必哭了，老弟既然已经回来了，那么应该高兴

才是。我们四人走回家中，本湾父老乡亲不论男女老少都来屋里看我，将堂屋挤得水泄不通；若干年后，春兰嫂还回忆说她当时在北山泉挑水

，听说我回来了连忙将一担水桶往地上一丢，结果把水桶梁都摔断了——她年老后还经常对我起这件事。
　　
　　我回到家是丙子年四月初十日，当时家中的经济状况已经非常窘迫。老父亲因为做不得连吃的口粮都没有，在陈家老屋荷清老姐家借了五

斗玉米，九月还时就变成了一石。我回家正是插薯秧的时候，增加一个人口吃粮后却没有多余的地插薯秧，父亲便到邓家找邓可汉借用竹林笃

的两块荒地插薯秧。后来，这两块地挖了七八石薯，自己的地也挖了七来石薯，一斗多地的玉米收了一石多，佃种的水田也割了四石多稻谷—

—因此，我回家后的这一年再没有借粮吃。第二年（即丁丑年）四月初，父亲住在陈家大姐家得了病，我和大哥去接他回家，他的病况又有所

好转。大姐说，既然父亲的病好些了，就不妨在我这里多住几日，候他的病完全痊愈了再来接回去。结果我们回来的第二天，父亲的病就加重

了，第四天晚上（即初九日）亥时就过世了。第五天清早，大姐派人来报信说老者已于昨夜去世，叫屋里请人去把尸体抬回来，并请地理先生

看好出殡日子。
　　
　　父亲是四月十二日出殡的，当时家徒四壁百无一有——既没有菜蔬，更没有银钱——确实是什么也没有，就连烧大灶的柴火都是从礼浩家

赊来的。后来没有办法，只好东借西凑办了五桌席面，请金刚力士和用人将父亲安葬，又请道士做三个七，满七时亲朋戚友讲义也来送包袱礼

。父亲去世到出殡和做七，家里前后总共用了六十块银元，我自己只有旱地一个八升和一个七升，八升做价八元押给从余哥耕种，七升做价十

元押给邓方钧耕种，都写了押契并画押盖章。另外还在陈家合作社商店欠有三十元货款，老板来收帐时将槽上的两头各有一百多斤重的猪作价

二十七元抵债，我又到花户人家借来三元还讫。余下的零碎帐还欠有将近二十元，有的利息每元每月一角，光利息每月就得还一元多钱；因为

我把仅有的两块地都押给了别人，自己已经没有地耕种了，所以这笔债前前后后还了三四年都没有还清。后来，邓可贞佃种洪公会二斗地分一

斗给我佃，容贵哥佃种太婆会三升旱地和杨凹宕的一块旱地都转给我佃，邓可贞又将他大转湾的一斗二升旱地佃给我种，加上丁丑年正月请人

挖的燕子窠荒地（原属邓可汉），我当年下半年就挖了二十多石薯，除开佃租还落得有一石多玉米。到第二年（戊寅）春季，又收获一季冬豆

，基本上就不差吃了；而且还放借孔家困难户薯丝七十斤，下半年还了一石谷；又放借冬豆五斗，下半年还的也是一石谷。
　　
　　我佃种了一斗田，一年到头忙下来只落得了两担谷；再加上放借薯丝和冬豆收得的两担谷，大概舂得三石米——所以吃食也未断过大米。

自己没有田，就要想心设法搞点谷，家里平时人来客往，大米是不能缺的.

三
　　
　　我在龙武县保卫局休养了一个多月，身体已经明显好转。我找到局长，对他说既然我的身体已经好了，就必须到前方回原来的部队去。局长说，现在不知道八团开到哪个地方去了，你是找不到部队的，不如留在我保卫局工作。由于当时敌人围剿的形势越来越严峻，很多地方苏维埃的革命武装都失败了，我在找不到队伍的情况下，只好留在龙武县保卫局当侦察员。我和保卫队侦察分队长成良就两人搭档，负责在苏区和白区的边界侦察敌情，有时也与同样在这一带侦察我方情况的敌方特务斗智斗勇，但最重要的任务是侦察白区的地主富农。如果侦察到白区的地主富农有余钱的大户，我们就派人去征收一定的现银，以维持保卫局的办公费用和人员的生活费用。这样的工作我做了五个多月。
　　
　　在龙武保卫局期间，保卫队长曹树武与我相交最好，成了知己朋友。曹树武是金龙区曹家堍人，他于三四年二月份调到鄂东南保卫局担任预审科科长。后来敌人的围剿部队对龙武苏区发动进攻，龙武苏区连连失守情况恶劣，当年四月份就彻底失败了。龙武保卫局工作人员和保卫队统统开往三界冷水坪，当时鄂东南保卫局的驻地就在这里，龙武保卫局在鄂东南保卫局的安排下，局长和科长都被调往其它县区机关工作，而保卫队则编入红十六师，所有队员都当了红军。对于我的工作安排，时任鄂东南保卫局预审科科长的曹树武对局长说，保卫大队至今空缺文书一职，极力推荐我担任保卫大队的文书。局长知道我读过五年小学，便同意我留在保卫大队队部，担任文书并兼任看守股股长。
　　
　　我在鄂东南保卫局保卫大队队部工作了一年零两个月，三五年七月份，局长委派我到修武崇通县保卫局担任侦察科科长。该苏区由于国军连续进攻，苏区的老百姓为躲避战乱将近六成以上都跑到白区去了，白区反革命头子把苏区跑去的老百姓抓起来，勒令他们返回苏区侦探县区级苏维埃机关驻扎地点，并强行要求他们为国军和团丁做向导，晚上带路包围各县区级苏维埃机关。我在修武崇通县保卫局工作的三个月内，总共受过两次比较危险的包围。头次敌人追赶我，差点我就被他们俘虏了，慌乱中我将背上装有两身衣服和鞋袜的包袱丢了，敌人忙着捡包袱于是耽搁了追赶我的时间，我趁机跑远了。第二次保卫局受包围，局长被打死了，敌人将他的大八音手枪抢走了；另外还有一名保卫队员也被打死，丢失了一条长枪；其他人未有受害，都跑掉了，我也是捡回一条性命。
　　
　　当年十月份，修武崇通县苏区全部失败，县级机关转移到了通城县清水塘的山头上，这块苏区当时是鄂东南道级机关的驻地。原本活动在阳新、大冶一带的红十六师，师长徐彦刚带领四十六团在太子庙江边渡船去了江北，四十七团团长方步舟不愿带领部队过江北去，于是阳新和大冶两县的敌人包围过来，四十七团寡不敌众无心恋战，全团人马在敌人的追赶下跑得七零八散。方步舟带领仅存的两百多人逃到通城县清水塘，与道级机关汇合，道委研究决定将四十七团的两百多人和各县失败苏区的保卫队、游击队整编成一个独立营。此外，原来各县苏区各机关的所有工作人员统编成四个工作团，分别回到原来各县失败苏区重新组织群众，发展农会会员和组织革命委员会，开展无产阶级革命工作。在划分工作团组成成员之前，道委书记黄嘉高和方步舟二同志召集各县工作人员开会，方步舟首先问在座的有没有龙武县的同志？我说，我就是。
　　
　　“你是龙武县哪块儿的人？”方步舟问。
　　
　　“慈口进去，山口里面，下泉北山朱家人。”我说。
　　
　　“你是下泉人？”方步舟说，“我十六师七月间经过大井脚下，在下泉吃过一餐饭。既然你是龙武县的，那么就把你分到龙武工作团吧。”
四
　　
　　龙武工作团由九个同志组成，工作团主任名叫王义德，是大冶县人。大概于十月半间，方步舟带领独立营护送龙武和祥发两个工作团前往失败苏区，祥发工作团到江西小九宫和高塘颈一带开展工作，龙武工作团到沙店开展工作。独立营将我们送到目的地后，第二天就走江西田丘到温汤经黄沙过南槽往通城去了。
　　
　　龙武工作团由沙店前往高台驻扎，开展革命工作有三个月时间。我们在沙店外一陈氏地主家，没收了两担大米和一皮箩米泡米，装米的米桶是从高台老百姓家里借来的，贮存在搭建在山上竹林中的草棚里。我们到西坑大地主朱兰瑞家做工作时，厢房墙斗内的一路新砖引起了怀疑，王义德主任把砖打破，发现斗内有银洋五百块，五斤重的元宝三个。银洋分散保存，每人分得五十五块，三个元宝每日由三个人轮流驮，每三日轮到一次。我们龙武工作组在沙店、刘祖、梓木洞和郭源一带开展工作，发动群众加入农会，组织革命委员会，驻在燕厦的国军和民团得到情报，每日进攻该地区一带，并通缉抓捕我们九人。有一次，我们九人头日到达黄连洞石家厂，敌人第二天早上就赶到了郭源，幸好当地的群众安排有远望哨，我们得以提前撤退到屋后山的一个小山包上。我们九人只有一条马枪、一把驳壳枪和一把左轮手枪，另外每人带有三四颗手榴弹，我们依靠竹林的隐蔽同敌人对峙了一个上午。敌人不敢强攻，只能对着山上稀稀拉拉地打乱枪，我们偶尔也不时地回应两枪，前后总共往山下扔了两颗手榴弹，但都没有打中。下午中饭后，敌人就无可奈何地撤转燕厦去了。
　　
　　当天晚上，我们连夜赶到下彭治尚一个小湾子（村庄）宿营，第二天早上由治尚往江西标坪进发，在高塘颈附近遇到了方步舟带领的独立营部队。我们见过方步舟，将在西坑朱兰瑞家缴获的三个元宝和五百块银洋交给他，方步舟说现在革命环境和斗争形势不好，你们每人都随身携带二十块，若有特殊情况可将此钱先作他用。于是我们工作团每人分得二十块银洋，方步舟的独立营收了三个元宝和三百二十块银洋。我们跟着独立营走石建山，在一盘丘宿营；第二天由石建山往郭源方向进发，在沙店宿营。由于部队没有经过高台，我们贮存在竹林草棚里的两担大米和一皮箩米泡米都没要了，之后也没有去拿。第三天，独立营从沙店出发到江西田丘宿营；第四天，由田丘出发经大源洞过礼溪在大石洲宿营；第五天，由大石洲出发经温汤到黄沙在南槽翻山到达湖北通城。
　　
　　湘鄂边县是湖北省和湖南省边界沿九宫山这条山脉发展起来的新苏区，我们在此住了个把星期。湘鄂赣省省委书记兼省军区政治委员傅秋涛同志带一连多人和一百多条枪到达湘鄂边县，傅书记说现在中央红军经过长征到陕北去了，我们湘鄂赣省苏区和红军队伍大部分都已失败，我这次到湘鄂边县来的目的是将原来鄂东南失败苏区的所有工作人员和游击队编入江南新四军。方步舟的独立营继续留在湘鄂边县开展斗争工作，而原来鄂东南失败苏区的所有工作人员和游击队在傅书记的带领下前往湖南，计划与湖南失败苏区的工作人员和游击队汇合后统统编入新四军，再开往新四军的驻地。这是三五年十一月份，我们从湘鄂边县出发经过湖南临湘县，在岳阳县往平江县方向去的一条小垅冲里遇到了敌人——国军独立五十五旅（旅长李宗鑑）七百零四团（团长杨崐源）张绍良（营长）营管辖的王贤德（连长）连。王贤德连是七百零四团的前卫部队，他们的装备非常精良人员也很齐整战斗能力自然比我们强，敌我双方在此发生遭遇战仅仅打了两个多小时。傅书记在湖南带来的一连人有一百多条长枪和两架轻机关枪，鄂东南带去的失败苏区工作人员和游击队虽然有四五百人，但也只有一百多条长枪；遭遇战发生后我们两架轻机关枪堵在前面射击，敌人的进攻很快就被击退了。但是后来敌人发现我们没有组织纪律，行动自由而且不知道抢占高处的有利地形，不像是有作战经验的正规部队，他们便一阵水机关对我们发动了反攻。我们在水机关的扫射下退到山上，不敢与敌人硬战，所有人都撒腿往平江县方向跑，径直蛮跑连头都不敢回。我由于伤寒病后身体虚弱，跑不动就被俘虏了。
　　文章引用自：
五
　　
　　王贤德连一排的士兵将我俘虏后，把我的包袱和一床毛绒毯拿走了，而且把我身上的二十块银洋统统搜走了。晚上宿营时，我洗脚没有鞋穿，便找到一排的排长，说你们排的兄弟把我装有衣服鞋袜的包袱抢走了，还有二十块银洋和一床毛绒毯也被抢走了，我现在被俘到你连上红军队伍回不去了，但我在你部队也要穿衣着裳和零用钱花，你们排的兄弟应该把抢去的东西全部归还给我。排长晚上营房点名后答复我，说有个士兵兄弟承认拿了你的毛绒毯，我有一床灰色的新线毯，如果你同意换我就跟你换，不同意换那么我还是将毛绒毯还给你。我问装有衣服鞋袜的包袱和二十块银洋找到没有？排长说他去营房点名时，叫拿了包袱和银洋的士兵兄弟物归原主，结果所有人都答应说没有看见没有拿，他们统一口径估计是私分了。后来晚上洗脚时，还是一个士兵好心到老百姓家中找来一双两色鞋给我换，不致于打赤脚。当天晚饭，我是和排长、勤务员同桌吃的，吃完饭后排长带我去连部见连长，他向连长行了个军人礼，说：
　　
　　“报告连长，本排今日俘获一个红军，听候发落。”
　　
　　连长问我：“你是哪里人？是红军哪个部分，做什么的？”
　　
　　我回答说：“我是湖北省阳新县慈口里下泉村北山湾人，姓朱名朝光。”我怕泄露革命机密所以报个假名，并说自己是连枪都没有摸过的普通游击队员。连长随即带我去团部见团长，团长正在吃饭，我跟着连长也向团长行了军人礼。团长问了与适才连长问我同样的话，我也是同样的回答。
　　
　　“你是慈口里下泉人？”团长说，“我旅前年在你慈口驻防有一年多，去年才调往蒲圻、通城和崇阳等县驻防。既然你已经被俘在我团，就不妨先休息一段时间，我再派人把你送到湖北省，湖北省会派人把你送回阳新县，县里跟慈口的联保处联系后再处理回家事情。”团长又对王连长说：“这次岳阳遭遇战本团总共俘获红军十多人，你连只俘获一个，所以暂时不解送。先前被俘的红军都要送到九江感化院训练一年后再解送回家，现在九江感化院解散了，也不收人了。你将朱朝光带回你连上先住一期，休息个把月再说。”
　　
　　我在王贤德连上休息了一个多月，每天吃饭都是和一排排长及排长的勤务员三个人一起吃的，我们每餐都有一荤两素三个菜，相对于士兵只有一个菜这算是非常优厚的待遇。我这样一连住了五十多天，连长告诉我说，现在被俘人员一律都要解送到所在省府，再由省府解送到县里，县里解送到乡联保处处理。我出来当了三年红军，由于那时候苏区和白区是不通邮路的，我不知道老家的情况到底怎么样了，又不知道万一被解送回去慈口联保处会对我怎么样。于是，我对连长说，我暂时不回去，希望在你连上再住一期，等我寄信回家问明情况，家中父亲回信让我回去我就回去。连长回复我说，你不愿回去再住一期，在我连上吃食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时间长了你平常用度需要钱，不如把你编入一排当士兵，这样每月就有七元多薪饷。候你写信回家收到回信后，确认家中迫切需要你回家，再写长假条到旅部打证明回家。我说，这样也好。
　　
　　王连长将我下到一排二班当二等兵，每月薪饷七元五角整。我下班后仅过了十多天，该团就被开往湘鄂边县苏区打红军，湘鄂边县是当时鄂东南地区唯一的一块苏区，其它苏区失败后就没有苏区了。而这块苏区的红军队伍，只有方步舟的一个独立营在此工作，除此之外再也没有其它的红军队伍了。我听说该团马上要出发打红军，便找到连长和排长请假，我生病“打摆子”隔日发场伤寒，身体虚弱根本就上不了战场。

    排长说，你可以跟着我们去，一旦发生战斗你就同伙夫呆在一起，不需要上火线。于是，我就跟着去了。这次进攻打了半个多月，队伍刚到湘鄂边县苏区枪声就打响了，一排排长被乱枪子弹打进了膝盖，后来被送到武汉治疗去了。队伍回到驻地后，二排排长邵双节升任一排排长，三排排长升任二排排长，司务长暂行代理三排排长。过了十多天，队伍再次出发攻打湘鄂边县苏区红军，我又向邵双节排长请假，我说这次进攻队伍要到山上去打仗，我身体不行爬不得山——邵排长非常痛快地批准了我的申请。
　　
　　于是，我留在驻地休息。该连与我同样留在驻地休息的有近二十人，司务长也没有上前线，他负责在驻地维持病号的后勤保障。司务长没有读过书，既不认得字更算不来帐，司务长知道我能写会算，便对我说：“朱朝光，这次我们连上有二十多个病号，你没有到前线去打仗，就跟我一起负责管理伙食帐目。我把钱给你到街上去买菜，你开好发票记好帐簿，候部队回来后再移交给专门管帐的人就是了。”在驻地管理伙食期间，我对司务长说我被俘在部队有四个月了，出来当红军也有三年多时间了，由于原来赤白区写信是寄不到的，所以一直没有写信回家过，也不知道家中的父亲和妻子的情况怎么样了。我问司务长：“我可以往家里写封信不？”司务长说：“可以。你到街上买好信封和信纸，我明天到邮局替你寄回去。”当天夜里，我摊开信纸思潮起伏，将这三年多来当红军的经过和之所以未通信的原因写得很详细，我写到了生病如何在龙武保卫局养病和在岳阳遭遇战中如何被俘等情况，总共写了五页信纸。
　　
　　这封信第二日寄回去后，父亲第四日就在屋里收到了。父亲未读过书，请人读信时我的落款“朱朝光跪禀”引起了父亲的怀疑，我知道改了名父亲肯定不会相信，寄信时就在我的落款后写上了我的年庚八字，读信人说既然落款后的年庚八字是对的，那么我肯定是在外面改了名字。那时本湾子都是会人写信的，父亲拿着我的信到慈口请朱瑞卿先生给我写了封回书，告知我家人一切都好，但父亲年迈已无法下田耕作；妻子年少青春在家行孝侍奉老父亲，一直等候我回家夫妻团圆；而且族中又要续修宗谱，希我接到信后立即向上级长官请长假回家，以免家中大人担心挂念。这封信寄到旅部后，旅部拆开看了再转到连部，连长将此信交到我手中时说：“朱朝光，恭喜你家里来信了，赶紧请长假回家去。”我接到信后心中当时就欣喜若狂了，马上写了张长假条交由连长带到旅部审批，结果没有批下来。后来，我又接连写了两张长假条，两次都没有批下来。写第四次时，我将家中困难老父亲需要赡养、妻子青春年少等我回家团圆等事由叙述详细，旅部这回在我的长假条后写上“照准”二字，并盖了公章。
　　
　　自从岳阳遭遇战后，我在国军连上住了两个月，又在连长的劝说下当了三个月的士兵，但从未领到一分钱的薪饷。“我这次回家身无分文，公家是不是应该有路费补助？”我对连长说，“难道我还要沿路讨米回家吗？这是个笑话。”连长说生病请假回家才有路费，自己要求回家是没有路费的。连长找到一排排长，向他讲明了我的情况，说希望本排的兄弟能够帮个忙，凑点钱我做路费。连长自己带头给了一块钱，排长也给了五角钱，排上的兄弟多数给了一角两角的，还有的给了三角，共计六块五角钱。第三天我到旅部打证明回家，因为凭借旅部的证明坐火车和轮船可以免费，但搭汽车不能免费，必须给钱。
　六
　　
　　我在咸宁火车站下车后，沿着咸宁县城内街道转了一圈，基本上掌握清楚了咸宁县城的大小。我在南门街口买了几个包子吃了，然后出南门沿马路往通山县方向走。大概走了七八里路左右，迎面撞上了本湾的朱容祥老人，我老远就大声地喊他：“容祥哥，你几时到这里来的？”。他仔细看看认出了我，叫完我的名字就哭了起来。“从霞叔你还活着的呀？你走后就没有了音信，屋里人都以为你在战场上牺牲了，没得人了，”容祥哥边哭边说，“你父亲心中难过急煞人，身体也急坏了；好在你妻子邓四莲还在家中未走，尽心服侍你父亲，她还候你回家夫妻相会团圆，真是个世间少有的很讲义气的女人。”我因外出几年一直不知道家中的情况，今听容祥哥说家中安好，心里非常欢喜。
　　
　　容祥哥说：“今日你先到我女儿玉哩家歇一晚，明日再回去。”原来他的女儿玉哩已经嫁到了此地，容祥哥告诉我说玉哩家在前边不远两三里地的路边，前年起大风把她家旁边的一棵一丈围的株树吹倒了，如果看到路边有棵倒掉的大株树到屋一问就是玉哩家了，他先到咸宁县城买点东西马上就回来。我继续往前走了两里多路，果然路边有棵倒掉的大株树，我到旁边的屋门口喊了两声玉哩，玉哩走出来看见是我很高兴。玉哩说：“吉家太公和世莲姐听谣言说，你在外面早就没得人了，现在你回来了不晓得屋里人会欢喜成什么样子。”玉哩连忙为我烧火做饭吃，饭熟的时候，容祥哥也从咸宁买好东西回来了。吃过中饭后，容祥哥去播种黄豆，我跟他到地里玩了一下午。第二天清早，我吃了早饭就往通山县方向走，玉哩出门前做了几个米糕让我带在路上当午饭。我没有走马桥的马路，而是走周家桥到界水岭的老路。我经过通山山口到达县城，县城只有一条小街巷，我从上到下一路玩过去；这时已经过了晌午，我在北门口买了两个包子吃，然后往大畈镇方向走。我到达大畈镇的时候日头还有两三尺高，因为脚板实在是走痛了便找家歇店住下，我没有开歇店和晚上吃饭的钱，只好将原来在保卫队时到江西打土豪搞到的一件崭新的线片呢子短夹袄，押给歇店老板折食宿费。
　　
　　第二日黑早，我连店家的早饭都没吃就照马路径直往长滩陈家走。当我走到长滩陈家我大姐家时，她家已经吃过早饭了，我进门时大姐正在洗碗。我叫了声大姐，大姐丢了碗只顾抱着我的头痛哭。我说：“姐姐，我现在已经回来了，你也不要哭了。我清早赶路还没有吃饭的，你赶紧洗好碗为我烧火做饭吃，我吃完饭后还要赶回家去。”大姐做好饭菜，趁我吃饭的时候，她到畈背祖祠的合作社商店里买了火纸、香、炮竹等物，送我一起回家。我们走十甲尖翻山，在岭背的庙里敬了神后再下山，当时从余哥正在庙西挖薯地，他看见我后也哭了起来，他地也不挖了丢下锄头就陪我一起回家。那天我父亲正在后山马家园挖薯地，我们走到离他不远的地方，我就喊了一声：“爹爹！”父亲听到叫喊扭头看见我，当时丢落锄头一屁股就坐在地上只管自己哭去了，大哥大姐过去将他扶起来，劝他说不必哭了，老弟既然已经回来了，那么应该高兴才是。我们四人走回家中，本湾父老乡亲不论男女老少都来屋里看我，将堂屋挤得水泄不通；若干年后，春兰嫂还回忆说她当时在北山泉挑水，听说我回来了连忙将一担水桶往地上一丢，结果把水桶梁都摔断了——她年老后还经常对我起这件事。
　　
　　我回到家是丙子年四月初十日，当时家中的经济状况已经非常窘迫。老父亲因为做不得连吃的口粮都没有，在陈家老屋荷清老姐家借了五斗玉米，九月还时就变成了一石。我回家正是插薯秧的时候，增加一个人口吃粮后却没有多余的地插薯秧，父亲便到邓家找邓可汉借用竹林笃的两块荒地插薯秧。后来，这两块地挖了七八石薯，自己的地也挖了七来石薯，一斗多地的玉米收了一石多，佃种的水田也割了四石多稻谷——因此，我回家后的这一年再没有借粮吃。第二年（即丁丑年）四月初，父亲住在陈家大姐家得了病，我和大哥去接他回家，他的病况又有所好转。大姐说，既然父亲的病好些了，就不妨在我这里多住几日，候他的病完全痊愈了再来接回去。结果我们回来的第二天，父亲的病就加重了，第四天晚上（即初九日）亥时就过世了。第五天清早，大姐派人来报信说老者已于昨夜去世，叫屋里请人去把尸体抬回来，并请地理先生看好出殡日子。
　　
　　父亲是四月十二日出殡的，当时家徒四壁百无一有——既没有菜蔬，更没有银钱——确实是什么也没有，就连烧大灶的柴火都是从礼浩家赊来的。后来没有办法，只好东借西凑办了五桌席面，请金刚力士和用人将父亲安葬，又请道士做三个七，满七时亲朋戚友讲义也来送包袱礼。父亲去世到出殡和做七，家里前后总共用了六十块银元，我自己只有旱地一个八升和一个七升，八升做价八元押给从余哥耕种，七升做价十元押给邓方钧耕种，都写了押契并画押盖章。另外还在陈家合作社商店欠有三十元货款，老板来收帐时将槽上的两头各有一百多斤重的猪作价二十七元抵债，我又到花户人家借来三元还讫。余下的零碎帐还欠有将近二十元，有的利息每元每月一角，光利息每月就得还一元多钱；因为我把仅有的两块地都押给了别人，自己已经没有地耕种了，所以这笔债前前后后还了三四年都没有还清。后来，邓可贞佃种洪公会二斗地分一斗给我佃，容贵哥佃种太婆会三升旱地和杨凹宕的一块旱地都转给我佃，邓可贞又将他大转湾的一斗二升旱地佃给我种，加上丁丑年正月请人挖的燕子窠荒地（原属邓可汉），我当年下半年就挖了二十多石薯，除开佃租还落得有一石多玉米。到第二年（戊寅）春季，又收获一季冬豆，基本上就不差吃了；而且还放借孔家困难户薯丝七十斤，下半年还了一石谷；又放借冬豆五斗，下半年还的也是一石谷。
　　
　　我佃种了一斗田，一年到头忙下来只落得了两担谷；再加上放借薯丝和冬豆收得的两担谷，大概舂得三石米——所以吃食也未断过大米。自己没有田，就要想心设法搞点谷，家里平时人来客往，大米是不能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