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问题在思考中国文明的途径之后，油然升起：中国文化为什么很在乎正统？如果我们的文明是在一个地区线性发展地成长起来的，那么，对于这样的正统观念没有特别强调起来的必要了。是不是可以用这样一个不很恰当的比喻来问这个问题：就好比我们现在看报纸最好是倒过来看一样，这个问题的特别被在乎正好说明了那些所谓的正统本就没有正统可言？

这个问题似乎也是可以讨论的，先提出来。希望各位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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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一定是中国文化吧，马列主义的传统也是喜欢争正统，你有第二国际，我就搞第三国际；我说你是修正主义，你说我是教条主义的。

流星雨兄的帖子都被我拆迁过来了。

关于中心。水纹式的提法很有意思。中国文化的扩展一直有一个这样的中心。历史上即使那些王朝征服者都不会否认被征服的王朝的文化中心位置。但是问题是，这种征服本身不是要颠覆这样的文化中心，而是要代表这样的文化中心。这就是正统地位的取得。

关于文化中心，大家都熟悉的是“欧洲文明中心说”。这个学说，大致将来是在美国二战以后的崛起之后，基本开始萎靡。强调多元文化的现代文化人类学开始为世界的文明研究者接受。这里，两个学说的基本相同点是承认文化都有一个水纹中心，差别在于，前者认为只有一个中心，后者则认为有不同的水滴滴出来的水纹。

问题还在于，欧洲文明中心说其实是在把一个洲的整个文明提到中心的位置，而不是一个国家的文明或文化。在欧洲文明的文化水纹向东方扩展中，实际却是一个一个不同国家的文化水滴滴出来的，譬如荷兰对于日本的影响。这就意味着西方文明对于东方的影响，虽然也是水纹扩展，却不是来自一个水滴。

中国文明的成长，本土的文化水纹冲突一直存在，但是，这从来就没有影响到这个文明或文化整体对于正统的执意强调。一个很有点相像的例子是，当那些海盗式的殖民者向东抢夺殖民地的时候，他们是用“欧洲文明中心”来为自己的血腥掠夺贴金的，而我们则有把正统也是王朝征服的口号和旗帜的传统。

可见，问题还是没有能够在水纹式扩展中得到解决。因为正统不是来自水滴的水纹，而是另一层次的当两个水滴的水纹碰撞时，哪一个水滴更正统的问题。

　昨晚被朋友叫出去谈事情，回来已经太迟。临走匆匆丢下一句话，现在也该兑现了。哈！上来看见老木匠差不多与我昨晚同时发的两帖，内容正是我准备涉及的。

　先回答主问题：中国文化为什么很在乎正统？

　中国文化的性质取决于中国社会的性质。传统中国一直就是宗法社会，虽然社会也在发展变化，但不外是分封制宗法社会和大一统的专制的中央集权制宗法社会两段。分封制时期的宗法社会性质没有人持异议，也没有办法有异议，因为宗法这个词就是从那时来的。当时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祭祀排在战争之前，什么宗庙社稷，昭穆制度，全反映了宗法性质。国家结构形式上的分封制被郡县制取代，并没有改变家天下的国家性质。乃至今天仍有打天下坐江山的说辞，在政府管理中建立公共财政、公共管理仍然被作为学者的理想主张与当局的时髦口号而根本没法落实！

　为什么很在乎正统？关键在什么是统？什么是正统？

　历朝历代的开创者是创业垂统，后继者是入继大统。秦始皇就希望二世、三世、四世……乃至万世不衰，永远继承下去。乱世创业是短时间的，继往开来是常态。正统就是合法的继承权。另一方面，创业者和历世继统者要保持所创所继之统的持续和强大，不能把统分裂开来让所有子孙一并继承，只能采取大宗继承制，小宗可以得到补偿或别开一统，但不是继承大统。这就形成赢家通吃。在分封制宗法社会向大一统的专制的中央集权制宗法社会转型的初期，汉朝大统继承者——皇帝与朝廷，为了解决诸侯（小宗）的势力，就颁《推恩令》，让诸侯的子孙大家一并继承诸侯的家业，以此削弱诸侯之“统”，保证朝廷大统的永续传承。

　注意这两个关键词：合法继承权与赢家通吃。因此，要不在乎正统也难！

　中国的问题讲完了，再谈宗教。宗教教主垄断真理，谁对这一垄断地位有合法继承权，谁就有教义的解释权，就是正统，别人也就成了应该被排斥的异端。谁不渴求这赢家通吃的垄断地位，因而注重这正统的继承权？宗教不一定就是人格神的有神论，佛教就没有创世主，它的四大皆空的本体论彻底消解了有神论（这里仅指佛陀的教义，不包括民间佛教文化）。所以，马主义也被我看作宗教。在真理垄断权和教主继承权这两方面，与所有宗教没有区别。

　其实不仅中国，所有民族处于宗法社会都在乎正统。西欧中世纪是西方学理意义上最典型的封建宗法社会，王位继承权也是一件杀人盈野、流血漂杵的大事体！

　宗教在乎正统其实是宗法社会在乎正统在意识形态上的反映。马教国如朝鲜、古巴，等等，是什么样子？大家可以自己去体会。

　流星雨兄说：“还有只有森林却不见树木，而且这里的人还能誓言旦旦地教导你说：没有森林哪来树木？嗬嗬，那个逻辑真正能够哈死人。”正是我初来真名时与饭气、有刀两位铁嘴辩论时讲过的整体主义。这个词的发明权不属于我，而是马教的创始人，他说：封建社会就是整体主义，并说这是由狭隘的血缘和地域关系构成的，不代表个体真实意志的“虚假的集体”；资本主义是个人主义；而他所设想并预言一定到来的未来社会（社会主义）是集体主义，并是真实的集体。顺便说说：马教内容芜杂渊博，其中不全是糟粕。治学，还是蔡元培先生的兼容并包主义好。

问到了一个问题，什么是正统？这是我一开始没有谈及的。

统是什么？是继统？如果是，那么，宗法制就是一个很好的解释。但是，如果我说这个统更应该是历统，那么所谓的正统，就是《春秋》的头四个字“春，王正月”所体现的大一统。我们已经无法追溯没有文字的时代的历法。但是我们知道，迄今为止，商周的更代，所谓的正统就是由历法的王号体现出来的体统。从商王改到周王曾经用革命来表示，其中最带有标志性的“革命性“正统标记，就是天下的时节年轮运转开始用周王的纪年。古代没有现代意义的宪法，但是，天高皇帝远，皇帝正统的存在，不是通过他有几代皇帝，而是通过皇帝颁布和延续的历法来体现的。中国古代，历法就是跟宪法差不多的正统之法。这样的历法对于农业社会的文化和文明的征服占着很重要的位置。特别在落后民族征服发达农业民族的时候，这种历法的正统对于这种征服的天命正统就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重要在哪里？那就是在农业的古代中国，历法代表了皇帝。今天，文献当中，我们看到了《周礼》，看到了《礼记（月令）》，看到了《吕氏春秋》，在考古文献当中，我们看到了《云梦秦简》，其中相互可以补充的就是关于各种农业节令的条律。这反映了所谓的王的正统对于农业社会的统制。在此意义上，我们才能理解为什么《尚书》的第一篇是从《尧典》的修订历法开始的。

由历法的正统想开去，其目的是要使得皇帝能够达到天下之远，其被中国文化所特别在乎也就可以理解了。问题还没有完，上面提到，特别是在落后民族征服发达农业民族的时候，这种历法的正统就显得特别重要，那就是，举例来说，游牧民族对于气候的要求远比农业民族来的简单。逐草而居，所以一般来讲，他们本身并没有很发达的历法的需要。突然，他们进入到了农业社会了，还当上了皇帝了，开始可以用某王正月来表示自己的统治了，这时候，整个社会就都要从统治和被统治的两个方面关注这个新到来的王正月能不能代表准确的天高皇帝远了。

这样一种从历法的正统积淀起来的正统思想对于中国文化有什么影响呢？我在此再把问题抛给大家。

这正是我准备有时间时补充的。

继统者层层上溯，是继的创业垂统者的统，合法继承，不事篡夺，就是正统。那么创业者怎样才算正统？为什么群雄并起，最后我能得登大宝？因为天命所归！这就是创业者解释其得位之正、其统治合法性的理由，也就是创业者的正统——历统。

故而帝王祭祀，不但祭其历祖历宗，更要祭天。帝王固然是祖宗的子孙，更是真龙天子。一般百姓也是各自祖宗的子孙，但只有帝王才能代表上天统治天下的苍生。天子就是天的儿子，但却成了帝王的专有名称。君权神授，颁赐历法就是代表天意统治人民的一种重要象征。

所以改朝换代的时候，人们拥戴新的统治者，就要“奉正朔”，遵从奉行王朝的年号和历法，表示对王朝的效忠和拥戴。

夏、商、周三朝交替之时，都伴随有历法的变动，表示天命已经变化（这也是“革命”一词的原意）。以哪一月为“正月”，以哪一月的第一天“朔”为岁首，这是由政治上的最高权力决定的，这就是“正朔”。现行农历以寅月为正月，据传是夏朝的正朔，故农历又称夏历。殷继夏，翻前一月，以丑月为正月；周继殷，又翻前一月，以子月为正月。所谓“周正建子，殷正建丑，夏正建寅”是也。

楼上几位说得都很好，受教。中国的政治文化强调正统既由于新政权大多是异族文化取而代之，也由于世俗政权没有神授合法性，需要从别处做文章。

在古代，历法极其重要，至于明清，意识形态的重要性日益明显。清以异族入主，靠尊奉汉族意识形态来凸显其合法继承性。至于近代，不只改朝换代，就连人主递嬗，都要以意识形态的标记来证明其合法性。

[自己挖洞自己填，自己帖子自己顶]

几年前不小心穿过一双NIKF牌的袜子。当然买的时候，是当NIKE买的。等我发现上当，也就只好气恨自己贪图便宜，尽想着花小钱买正宗货。商家不敢侵犯NIKE的正宗，就另造了自己的NIKF的正宗。而NIKE和NIKF之间的一个字母之间的差别，提到这个讨论题上来，核心就是一个正宗。洋人靠法和权利来维持和维护正宗，我们的商家则想着用伪来冒充，其实好好地在自己的销售和质量上下功夫，可能完全没有必要去想着做NIKF之类的手脚。由此就想到了正统。梁启超在一百年之前对于正统观念的批判，说过来说过去，都是从王朝正统来批判，却全然没有想到过，正统还来自民间。
当一个正统的建立，或者类似像NIKF之类的“正宗”的建立，对于受到侵犯的“老正统”（比如，NIKE）的冲击，是不能去想着还会有反冲击那么简单。而一旦我们可以假设这种冲击变成了征服，那么，人们对于正统的关注就可能变成了另外的一幅图景：怀念。就好像我穿着NIKF的袜子，想着的却是NIKE的袜子。
中国的历史实际是在不断的征服和再征服的历史中演进。对于这一点，很马恩的观点会想到反征服，譬如，文明发展高的在被征服以后反征服文明低的征服者云云。实际上，这样的情形出现的几率和适用的范围，都是很有限的。用辫子为例，好像很难看到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的征服过程有一个反征服存在，除非有人认为可以把辫子视作不是文明征服的结果，对于辫子文明的再征服的呼声，来自民间，早年的革命党因为联手了天地会之类的江湖，把它作为当作政治口号提了出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寄托着的首先是上面提到的“正统”的怀念，其实，才是希望把这种怀念化成现实的革命冲动，放到实际上，那就是文明的再征服：在脑后，用把剪刀，“咔嚓”一声，剪了辫子去。尽管，曾经有不知多少人为了保住这根辫子去死，但是，我们绝对不能轻易指责这些人接受了辫子文明忘了本，因为对于这些为辫子而死的人来讲，文明的征服就是意味着只有征服，而没有反征服。
而对更多的人来讲，他们需要的是再征服，是“咔嚓”一刀（剪了辫子）。而在可以“咔嚓”之前，留发就是一个被颠倒的留在记忆中的正统怀念。

其实，中国很多时候的征服所造成的结果，就是正统的被颠覆，不正统的僭据正统；旧的正统被怀念，新的正统被藐视。经过颠覆和僭据的折腾，文化对于正统的在乎，就是在尊崇和藐视之间扭曲。说到底，正统在中国，很多时候往往是通过僭夺得以建立，又在被征服侯颠覆。“正统的”未必正统，不正统的，却可能恰恰是被颠覆的正统，由此引出的在乎，本来应该表示出一种尊崇，却在正统的实际上，往往表现出一种无所适从，一种漠然，一种更在乎对被颠覆的正统的怀念，而对文化实际需要的一种用正统标示的秩序的冷漠。[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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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梦子大哥：因为正统容易树立膜拜的偶像，好标榜高贵与划分低贱，容易在精神上束缚大众，进行舆论钳制！

摘录一段毛氏父子《读三国志法》中的奇谈：

读三国志法
毛伦
读三国志者，当知有正统、闰运、僭国之别。正统者何？蜀汉是也。僭国者何？吴、魏是也。闰运者何？晋是也。魏之不得为正统者何也？论地则以中原为主，论理则以刘氏为主。论地不若论理，故以正统予魏者，司马光《通鉴》之误也；以正统予蜀者，《紫阳纲目》之所以为正也。《纲目》于献帝建安之末，大书后汉昭烈皇帝章武元年，而以吴、魏分注其下，盖以蜀为帝室之胄，在所当予；魏为篡国之贼，在所当夺。是以前则书刘备起兵徐州讨曹操，后则书汉丞相诸葛亮出师伐魏，而大义昭然，揭于千古矣。夫刘氏未亡，魏未混一，故不得为正统；迨乎刘氏已亡，晋已混一。而晋亦不得为正统者何也？曰：晋以臣弑君，与魏无异，而一传之后，厥祚不长，但可谓之闰运，而不可谓之正统也。至于东晋偏安，以牛易马，愈不得以正统归之。故三国之混一于晋，犹六国之混一于秦，五代之混一于隋耳。秦不过为汉驱除，隋不过为唐驱除。前之正统以汉为主，而秦与魏、晋不得予焉。亦犹后之正统以唐、宋为主，而宋、齐、梁、陈、隋，梁、唐、晋、汉、周，俱不得予焉。且不特魏晋不如汉之为正，即唐、宋亦不如汉之为正也。炀帝无道，而唐代之，是以惜其不能。显然如周之代商，而称唐公加九锡，以蹈魏、晋之陋辙！则得天下之正，不如汉也。若夫宋以忠厚立国，又多名臣大儒，出乎其间，故尚论者，以正统予宋。然终宋之世，燕云十六州未入版图，其规模已逊于唐，而“陈桥兵变”、“黄袍加身”，取天下于孤儿寡妇之手！则得天下之正，亦不如汉也。唐、宋且不如汉，而何论魏、晋哉！高帝以除暴秦、击楚之杀义帝而兴；光武以诛王莽而克复旧物；昭烈以讨曹操而存汉祀于西川！祖宗之创之者正，而子孙之继之者亦正。不得但以光武之混一为正统，而谓昭烈之偏安非正统也。昭烈为正统，而刘裕、刘知远亦为刘氏子孙，其不得为正统者何也？曰：裕与知远之为汉苗裔，远而无徵，不若“中山靖王之后”而可考；以二刘皆以篡弑得国，故不得与昭烈并也。后唐李存勋不得继唐而为正统者何也？曰：世远代遐，亦裕与知远者比，故亦不得与昭烈并也。后唐李存勋不得继唐而为正统，南宋高宗独得继宋为正统者何也？“高宗立太祖之后为后，以延宋祚于不绝，正统以故归焉。”夫以高宗之杀岳飞、用秦桧，全不以二圣为念，作史者尚以其“延宋祚”，而归之以正统，况昭烈之君臣同心誓讨汉贼者乎？则昭烈之为正统，愈无疑也。陈寿之志，未及辨此，余故折衷于《紫阳纲目》，而于演义中附正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