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大学

邓晓芒

又到一年高考时，楼下的水泥路面上，停满了轿车，都是来接送到附近的考场应考的考生的，熙熙攘攘的人群都在附中的铁栅栏外翘首以待，让人想起半个世纪以前一部香港片的片名：“可怜天下父母心”！我的女儿早已经过了这道“鬼门关”，现正在一所名牌大学就读，即将毕业了。但我每当看到一年一度这种熟悉的热闹场景，内心总不是滋味，感到这番折腾完全是在捉弄人，就像动物园里的耍猴。不同的是其他看客也是猴，有的已被耍过了，有的正在待耍。这与近三十年前我自己走进考场的感觉完全是天壤之别。

我没有读过大学，连高中也没有读过。当年像我这样的“黑五类”，年纪很轻就只配下农村去修理地球。1977年恢复本科高考，我因为超龄（过了25岁），没有报上名（据说有的省份没有这一限制），继续在水电安装公司当我的搬运工。78年我报考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的研究生，成绩上了线，但因父母“右派”问题，没过政审关。79年再次报考武汉大学哲学系的研究生，有幸被录取，师从陈修斋、杨祖陶两位哲学界前辈。我因此而有过两次进考场的经验。记得那个时候的考试，不论是考大学还是考研究生，对于像我这样“被耽误了的”一代以及更年轻一代人来说，整个都像是一场狂欢节，你有本事，你有技能，你有才华，拿出来呀！“这儿就是罗陀斯，就在这里跳吧！”考上了自然春风满面，没有考上，也没有什么了不起，要么进一个普通单位，要么明年再考一下试试。反正大家都没有什么准备，机会完全是天上掉下来的馅饼，捞不着也没有遗憾。不像今天，每个人都是攒足了劲，在全家拼尽全力的财政资助和精神鼓励下，坚持十几年如一日地寒窗苦读，志在必得，就是为了这两三天。孩子们不仅牺牲了童年，而且牺牲了少年时光，从小就被绑到高考这辆战车上，一朝倾覆，整个人生都失去了意义。

想到这些，我甚至有些庆幸自己没有成长在这个倒霉的时代，这个极其不利于幼者的时代。这个时代已经拿我们这些饱经风霜世故的“老麻雀”没有什么办法了，便用它的全部体制的力量来折磨柔弱的孩子们。当然，和我们那时所受到的政治上的压抑、物质上的匮乏、身体上的饥饿、体力上的劳累相比，今天的孩子们是“幸福”的。他们不须做家务，不必挨饿受冻，也不要下农村和受政治上的歧视，只要求他们一心埋头读书，考个好成绩。恢复高考的头几年，我一开始是羡慕他们的。但是，到我的女儿上小学的时候，我已经逐渐感觉到这套体制对儿童天性的摧残。我尽一切能力与这种可怕的力量相对抗。我拒绝班主任老师一再要求孩子上各种“培优班”的劝告，每到星期六和星期天都带孩子到屋后的珞珈山上去玩，拍蝴蝶、逮蜻蜓，上树抓蝉，掏洞找蟋蟀，这都是我小时候的拿手好戏。采蘑菇，摘乌泡子和刺泡，拣掉在地上的野柿子，则是我外婆教我们的。那时我们兄弟姐妹几乎可以组成一个八度音阶，于大饥荒的年代在外婆的带领下在岳麓山上鱼贯而行，沿途搜刮了一切可以吃的野生东西，从树上的野果到沟池里的虾蟹。如果现在举办一次群众性的“野外生存训练”的话，我想我还是可以拿名次的。但当时最关注于心的还是好玩。

我至今记得有一次，为了逮一只巨大的“老虎蜻蜓”（有虎纹斑的大型蜻蜓），我在盛夏正午的烈日下暴晒了近一个小时，与那只狡猾的蜻蜓周旋。每次当我快要逮住它的尾巴时，它就忽地一下飞走，不知去向了，但一分钟后它又飞回来，还停在原处，似乎故意要气一气我。于是我又慢慢地接近它，以几乎看不出来的动作把手移向它的尾部。当它感到危险临近时，它通常都转动一下头部，我就知道这次恐怕又要扑空了。果然，它非常准确地在我即将采取行动前的一秒逃之夭夭。这样大约有十几个来回，它终于一去不返，只留下我一人站在花园里怅然若失。不过，除了这种智商太高的猎物外，我一般很少失手。去年我和老兄相聚时，他还回想起我小时候抓蜻蜓的模样，说我每个手指缝里都夹住一、两只蜻蜓的翅膀，兴高采烈地跑回家来，用细线吊着尾巴让它们满屋子飞。他很惊异我怎么凭双手就能够抓到天上飞的这种昆虫。但他不知道，下雨之前的一段时间是最好抓蜻蜓的时候，它们那时都飞不动，停在树枝上像是睡着了一样，你只要挨个去收拾它们就行了。当然，天晴的时候，要想抓住它们还是需要一点耐心和细心的，现在想来，在这方面我所经受的锻炼，并不亚于今天的孩子练习钢琴和小提琴。但其中的情趣，则远不是今天那些被父母用自行车送到音乐学院上课的孩子们所能够体会到的。

空手抓蝴蝶则需要另一番技巧。当我带着女儿在大学校园的花坛边逛悠的时候，大批的凤蝶和玉色蝴蝶都在花间翩翩起舞，有时就停在花朵上吸花蜜，人走近了也不飞开。这时你如果猛然一扑或者一抓，注定是一无所获，你动作再快，也快不过蝴蝶的轻灵。只有一个办法可以完整地逮住它们，这就是接近它们采蜜的花朵后，屏住呼吸，用双手小心翼翼地从花朵的底部花萼处慢慢往上捧起来，到花朵连同花上的蝴蝶几乎都在你的一捧之中时，再突然往上轻轻地一收口，这时不论它们朝哪个方向飞，都逃不出你的掌握了。因为蝴蝶在采蜜时，被花朵挡着，是看不见下面的东西的，它只关注四周和上面。

抓蟋蟀则容易得多，只要你预先带一个玻璃瓶子。蟋蟀通常在土坎上筑窝，有两个相隔不远的圆圆的洞口，一个进，一个出。有时洞口上还挂一个小小的用细土粒粘结而成的帘子，蟋蟀就躲在帘子后面浅唱低吟，好不自在！这时你用瓶子口罩住其中的一个洞口，用手指从另一个洞口探进去，蟋蟀就一下子蹦到你的瓶子里了——它只知道朝有光亮的地方逃跑。蟋蟀分雌雄，俗称“三尾”和“二尾”，三尾的雌蟋蟀多出的一“尾”是产卵器，它们不会唱歌。一般我们只要二尾的雄蟋蟀，为的是听它们的歌声和看它们厮杀打斗。我只要一听蟋蟀振翅歌唱的音调就能判断出这只蟋蟀是幼年还是壮年，是正在新婚蜜月期还是尚在求偶。这都是我小时候和那些玩伴在一起学的。

金龟子有好几种，有花色的，也有绿色和棕色的。据说凡是那些闪耀有金色的翅壳，里面都含有微量的黄金。这种昆虫最喜欢聚集在那些流出树浆的伤口上吸食营养，当你惊动了它们，它们就一轰而散。但一般它们都很笨，只要你足够小心，往往可以把它们一网打尽。有一次我和女儿一口气抓了二十多只金龟子，女儿回来将它们摆在桌上，一个一个都编了号，这个是送给这个小朋友的，那个是送给另一个小朋友的。晚上睡觉前用一个盆子盖住，免得跑了。第二天一早起来，揭开盆子一看，女儿哭了起来：所有的金龟子都六脚朝天，死在桌子上了。奶奶走来看了看，说，不要紧，它们是憋着气了，等透了空气，它们还会活过来。几分钟后，金龟子果然都复活了。我在每个金龟子脖子上都拴上一根细线，让女儿攒着一大把金龟子去学校，分发给同学。

我小时候抓到好看的或者稀有的蜻蜓或蝴蝶，常常把它们夹在书本里面做“标本”。但在我的女儿看来，这样做未免太残酷了，她通常是趁它们还能够飞，就将它们放生。她放生的小生物多了，凡是抓来关在瓶子里的，包括蚂蚱蟋蟀螳螂蜥蜴，还有独角仙和罕见的竹节虫，最后通通放生。有次我带她外出旅游，在火车上，从窗外飞进来一只从未见过的古怪的昆虫，有蚂蚱大小，头上长着角。全车厢大人小孩没有一人敢去捉它，——谁知道它有没有毒？只有我女儿凑过去，一伸手就捏住了它的翅膀，其实是一只很温顺的昆虫。她也将它放了生。与大自然的这种亲近感，就是我和我的女儿从小所受到最为宝贵的教育，不过我是无意识的，在女儿则是我有意为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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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时候我几乎从来都没有想到过将来是否要考大学，父母也从来没有提到过这种事。我只偶尔想过将来要当科学家，最好是天文学家，但也只是自己心里想想而已。上小学的时候迷上了科幻，母亲常从单位图书馆借回来科普杂志《知识就是力量》，好像是由苏联画报翻译过来的，上面差不多每期都有一篇科幻小说，看得我如醉如痴。上初中时又迷上了画画，梦想将来当画家。然而，具体怎么当，是否要准备考试，却不在考虑之列，因为那还遥远得很。一直到初三，我还是懵懵懂懂地，没有觉得我会考不起高中，也没有觉得万一考不起有什么大不了的事。记得当时邻居家一位和我同届的女孩成天背课文，对弟妹们的吵吵闹闹不胜其烦，说：“莫吵了！人家考不起高中要下农村，你们负责呀！”我当时听了不以为然。下农村就下农村，人到哪里不是都要做事？

1964年我初中毕业，就因为“贯彻阶级路线”而失学了，报名下放到湖南江永县都庞岭地区插队落户。虽然上山下乡运动与政治上的歧视有关，但我当时的确有种冲动，想要自己独立地去闯世界，去读自然和社会这本“大书”。我们这代人，很多都受过高尔基《我的大学》的影响，认为真正要获得人生的知识，必须到社会这个大课堂去历练一番。再加上当时的宣传是“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我们不少人都跃跃欲试。当然后来我们发现其实根本不会有什么“作为”，如果你不甘心像那些没有文化劳累一生的老农那样默默无闻地老死在田间，你就只有沦为当地百姓的一大“公害”。到了下放后期，农民把那些成群结伙的知青视为如同“日本鬼子”一般，避之唯恐不及。不过，平心而论，虽然我们失去的太多，但我们从乡村生活和农民那里所获得的东西，倒的确是我们这代人最可宝贵的财富，这是今天那些没有这段经历的年轻人暗地里羡慕的。在乡间，我学到了各种农活，学会了怎么使用工具和双手跟大自然打交道，已经不再是为了好玩，而是在田野和山林之间讨生活，挣自己的口粮。但生活的艰辛和严酷并没有泯灭我心中对自然界的神秘感和兴趣，反而使我从农民那里体会到了一种劳动的优雅，一种生命力的雄壮和奔放。当然，这是要在完全适应了农业劳动时才能上升到的境界，在这一漫长的“脱胎换骨”的过程中，数年间我只是以自己营养不良的孱弱的身体在苦苦挣扎，如果没有一个理想主义的目标做支撑，恐怕早就崩溃和退缩了。

与农民的日常交道和共同劳动使我懂得了农民和乡村。农民远不是我从书上读到的那样一种固定模式，他们是各式各样的，有的小气，有的大方，有的狭隘，有的豁达，有的虚伪，有的坦诚，有的机灵，有的愚笨，有的暴躁，有的忍让，有的强霸，有的软弱，有的狠毒，有的和善……。我在读他们，就是在读人性。我了解他们，就是了解中国。但我同时也在读自己：在他们中间，我是什么以及可能是什么？我在了解了他们的时候，我也就了解了我自己的可能性，因为我对他们有一种同情的理解。每一种人的类型，即使是那种反面的人物，不论他是多么阴险、自私、蛮横、吝啬，以及懦弱无能，下流无耻，都是环境的产物，都是一篇巴尔扎克小说中的典型，他让读者化身于其中，将最不可思议的性格也演绎得合情合理。我越是读他们，越是从内心中升起一种悲悯情怀，类似于鲁迅的“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我对造成他们这种性格的处境怀有极大的兴趣，并为此读了大量的书，小说和理论，包括历史、哲学和政治经济学，试图对我所见到的一切加以清晰的分析和比较。我在当知青的10年间（1964-1974年）换了三个下放点，两个在湘南，一个在湘北，并且跑遍了山区、湖区和丘陵区，试图像当年毛泽东那样写出一篇《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之类的东西来。而其间所经历的“文革”，则是我的社会大课堂中的一门主修课。

文革期间，我和其他一些湖南知青一样，分别在农村和城市两个不同社会场景之间穿梭来往，奔逃和介入，见到过各种场合和世面，也亲身经历了如同小说中那样惊险离奇的故事情节。社会上各色人等在这场“史无前例”的运动中表演得淋漓尽致，我一下子觉得自己成熟了，甚至自以为具有了老谋深算的政客眼光。这是一个全民“去幼稚化”的运动，一切神圣和崇高都按部就班地遭到了亵渎，我的心中留下的是一片虚无的空白。但总有一个声音不依不饶地在内心呼唤着：向前！向前！向未知的领域！这个世界上一定还有一些美的人和美的事，有值得我为之献身的事业，问题在于我得自己去寻找。我不满足于读中国大地上的这本大书了，我要读更多，读我从来没有读过的，我要读全人类！我用我自己的人性知识和生活体验去读一切我所能到手的外国书，先是小说，后是哲学，那里面有一种完全不同的生活。我感觉到自己被提升起来了，开始觉得生活尽管一片空虚，但仍然“其中有象”，只要能够既投身于其内，又置身于其外，对一切人性的表演、包括我自己的表演作壁上观，加以审视和思索，还是很有意思的。

回城后，我干过5年的土工和搬运工，那同样是社会最底层。同事的伙计们当中有一些人是劳改释放犯、诈骗犯、强奸犯、小偷、盗墓者、历史反革命、右派、投机倒把分子、阶级异己分子、无业游民，当然也有回城知青。听听这些名目，就知道当时整个社会有多少人被划入了“不可接触者”的范畴！但他们同时也是社会经验最丰富的一群，在聆听他们的言谈时，整个社会对我似乎都变得“透明”了。我和这些人为伍，把自己和他们作身份认同，以至于1979年当我踏进武汉大学校门的时候，与我同命运的几位研究生如程亚林、易中天、陈家琪、陈宣良等，聚在一起时便自命为“土匪”。这些人后来都是一些有个性、有见解的学者，他们的学识不是光凭书本上看来的，而是从自己的生活体验中悟出来的。

现在想来，毛泽东当年取消大学文科，在某种意义上是有一定的道理的。根本上说，文科（文史哲）知识不是单凭课堂上和教科书上可以学得到的。没有自身的生活体验，一切书本知识都是苍白的、重复的、无创见的，甚至是伪知识。从文革和知青中成长起来的这一代人，在人文科学领域中是一支前17年所不可能培养出来的生力军。可以设想，如果没有文革，思想文化领域一切都按照前17年的模式运行，还会不会有80年代的思想解放运动？会不会有90年代从“思想”到“学术”的深化？会不会有伴随着对文革的控诉和反思而来的对人道主义和人性论的深入讨论和研究？会不会有今天如此广阔的国际学术视野？即算有，也将大大推迟，而且不可能具备由文革中暴露出来的国民性所提供的绝好题材和充足底气。然而，文革的积累也就是到我们这一代人而中断了，尽管后面还带有一个长长的慧尾。如80年代的大学生和研究生中还有一些爱好思想的青年与我们的人文理想认同，到90年代就越来越少了。微妙的是，大学生中这种逐渐由深到浅的泡沫上浮趋势与90年代的教育体制改革进程几乎同步，大学已经越“改革”越不适合于做学问、想问题了，而成了一个赤裸裸的名利场、权力场。

大学教育走向浅薄和浮夸的另一个原因是生源问题，由现在从小学到中学一条龙的“大学预备班”培养出来的高中毕业生，与在此之前来自相对放任自流的中小学教育的考生已经不可同日而语，甚至还不如文革中和文革前那些花大量时间去“学工”和“支农”的学生，他们至少还接触过自然和社会，在严酷的“阶级斗争教育”之余还保有自己的课余爱好。他们的前途和命运不取决于书本上的知识是否记得牢固，而取决于别的诸多偶然因素，最主要的当然是家庭出身和父母的政治状况。这些因素不是他们的个人努力所能够改变的，因此他们的过剩精力就有极大的余地用到那些他们喜欢的事情上，哪怕什么也不干，就是胡思乱想，也比整天埋头于教科书和准备考试要强。而现在的中小学在文科教育方面基本上已经完蛋了，这只要看看那些教学辅导材料上的作文“范文”就可以下断语。我的女儿就是由于做不来那些“范文”而熄灭了原来对语文课的浓厚兴趣，并在进高中时断然选择了理科的。现在中学里选择文科的大多数都是学习成绩上不去的“差生”，在学校里往往被理科生瞧不起。武汉大学的哲学课堂上有些旁听生表现出极强的领悟力，一打听，往往是学理科出身的，我由此感到的不是欣喜，而是担忧和悲哀。

大学在文革中被政治运动冲得五痨七伤、缺胳膊少腿，它已经不像一个衙门，而更像一个临时客栈。“拨乱反正”后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大学的衙门恢复起来，将“官本位”的职能“健全化”和“细化”。大学从前的理想是由“工农兵”来“上管改”，现在“工农兵”换成了官僚。教师的地位“提高”了，他们从被“改造”的对象变成了“创收”的工具，以及为官僚的学术头衔“加冕”的祭师。但他们的行为必须服从官僚体制运作的程式，这套程式与现代科技思维和数码革命的新浪潮具有天然的亲和性。将长期困扰各级衙门的浩繁文牍交给电脑去处理，让计算机代替人在最短时间内去完成一项又一项毫无意义的工作，这真是一个绝妙的主意！它既节约了办公人员的时间，又容忍甚至助长了这些人员的弱智化。现代大学大大提高了扼杀人的主动性和创造性的效率，将教师和学生都变成了电脑键盘上的一个按键。大学体制现在比任何时候都“健全”了，它的一切缺损和漏洞都被修补完毕，脸上已由殡仪馆的化妆师化好了妆，只等入殓了。

毫不奇怪，在现行体制下，即使办文科，也必定会办成“准理工科”。我们的大学培养不出具有历史眼光的历史学家、具有文学感觉和文学修养的文艺评论家，更不用说具有深邃思想的哲学家了；而我们的孩子从小就被逼着往这样的大学里面钻，剥夺了他们接触社会和自然界的一切时间和机会，——这两方面双管齐下，使得中国当代人文科学处于一种十分可怜甚至绝望的境地。如果可能的话，我甚至希望再一次取消大学文科，至少取消10年，只留下研究生院，从那些具有“实践经验”的人中招收文史哲的研究生，不论学历和年龄。考试科目分古代汉语（当堂命题做一首古诗词）、专业（当堂评点一篇范文，并写出读后感）和外语（非涉外专业只作参考，不计总分）。至于理工科，本来就只是想要培养工具和螺丝钉的，可以不动，但也不必奢望有什么“创新思维”，只须给一大批人找到饭碗就行了。

当然，我也知道我的这种奢望是不大可能实现的，我只是在谈我自己的经验。我不是大学科班出身，但我并不以此自卑，反而以此自豪。我设想，如果当初真地按照“正常途径”让我凭自己的成绩考上了高中、大学，如果我学的还是文史哲的话，我是否还有今天自己的观点和眼光？我看多半不会。我从小是一个循规蹈矩的“好”学生，如果在这种“正常”的教育下，我也许会像今天那些经过“正规”训练的空头理论家那样，成为一个平庸而惹人生厌的说教者（用王朔的话说：“长的跟‘教育’一样！”）。或者，我也许会刻意“创新”，也就是用现在翻译过来的大量闻所未闻的西方理论词句来“武装自己的头脑”、炸毁别人的神经，但却不会有自己的生活体验和对社会、对人生观察。我庆幸自己没有受到过那种“正规”教育，我读的是社会和自然的“大学”。而当我走进正规大学校门时，我其实基本上已经“学成”了，需要的只是一些必要的技术上的训练和补充。我相信我们这一代人所走的学术道路绝大部分都是这样，但也就到此为止了。今后不会再有我们这样的学者。

　　　　　　　　　　　　原载《书屋》8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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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邓晓芒这篇文章写得真好！现在的学生比三十年前的学生辛苦得多，也比三十年前懒惰得多；现在的课程和考试比三十年前要难得多，现在学生的知识面比三十年前的学生要狭窄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