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生于富而好文的家庭中
我生于中原大地，河南省滑县南尖庄。父亲聂芝轩，母亲李玉兰。
我是1921年旧历2月27日出生的，是兄弟姊妹中年龄最小的一个。我母亲生了8个孩子。第一个是男孩，夭折了。然后是大哥聂真，二哥聂元赏(已故)，三哥聂元昂(聂季超)，四哥聂元典(聂金声)，大姐聂元质，二姐聂元素。我原先叫聂元碧，也曾经叫聂元子。后来好多人说元子像日本人的名字，甚至由此说我长得也像日本姑娘，我就改名为聂元梓。是在抗战时期在延安学习的时候改的。这其中隐含着当时的时代背景，就是因为对于正在进行侵华战争的日本帝国主义的仇恨，避免一切有可能导致与日本有关的联想。
我们的村子在平原上，辽阔的原野，郁郁葱葱，满目生机。一片一片的庄稼地里，棉花、小麦、玉米、芝麻都在尽情地吮吸着大地的乳汁，地头路边的野花蓬蓬勃勃地开放，天然一幅美丽的图画。村庄呢，就像唐诗里写的那样，绿树村边阖，青山郭外斜，站在平原上，都看不到村庄，看到的都是一片一片的绿荫，是高大的树木，笔挺的白杨，茂密的槐树、椿树、楝树，村庄就掩映在这无边的绿色中。还有房前屋后的桃树枣树杏子树，一个个村子就藏在这浓荫掩映的树后面。一到春天，桃红李白，椿树开黄花，楝树开紫花，花香扑鼻...也不知道现在是什么样子，我都多少年没有回过家乡了！
我们家原来是地主，在当地是比较富裕的，几代人都是读书出身，是有文化的家庭。我的一家又是一个革命家庭。在大革命风起云涌的年代，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战火燃烧到中原大地的时候，我们一家人，我的父亲母亲和兄弟姐妹全都参加了革命，走上抗日救国、为人民大众求解放的艰难而又辉煌的道路。过去长期地宣传，只有贫下中农和工人是最革命的，对知识分子则总是充满了偏见和歧视。其实，在中国革命的历史上，最早地传播革命思想和自觉地投身革命的，大都是知识分子。他们有文化，眼界开阔，接受新思想新观念快，能够为了精神的追求放弃个人的身份、地位和物质享受，而且，革命意志最坚决，斗争艺术和智慧也高明许多。我虽然说读书不多，但是，也在哥哥姐姐们的熏陶和影响下，在非常幼小的时候就投身于革命队伍，踏上风风雨雨的人生道路。
新潮的乡村绅士
古人说，太上医国，其次医人，再次医病。对于做人来说，最高的标尺是能够拯救国家的兴亡，解除民族的苦难；次一等的，才是保障人们的身心健康，让他们积极地投入生活；第三等的医生，则只能治疗某些疾病，医术有限得很了。我的家庭，曾经是祖传的医生世家，而且，我父亲对中医的造诣很高，在当地很有名气，后来，在大时代的召唤下，才献身于救国救民的伟大事业。
我的父亲名叫聂廷俊，字芝轩。我的母亲李玉兰是家庭妇女。再往上数，我祖父和曾祖父都是当地很有名的中医，医术高，医德也好。有一个曾祖父在当地最有名，人们给他起了个外号叫“聂二别”，就是说他性格很让人别扭，和常情常理别着一股劲儿。为什么呢？他是当地特别好的中医，名气很响，经常地，请他去看病的马车在门口排了一大溜儿。救病如救火，为了讨他的欢喜，让病人先得到他的治疗，不熟悉的人们就免不了恭维他，奉承他，给他戴高帽子。天底下谁不爱听好话受吹捧？他就不这样。谁恭维他，越恭维他，他就把人家放到最后。那些有钱有势的人，想用重金打动他，让他先给自己家人看病，他也是不为所动。他总是按照自己的选择，给他愿意去治疗的人先看病。他到这一家去看病，后边就跟了几辆车，那些求他看病的人跟着他一块儿走，都排队跟着他，浩浩荡荡地一个车队。那时候乡村里都是马车，人喊马嘶的，很壮观，也很独特。因此，人们有病没病，都要对他礼让三分，捧着他，敬着他，可他就是这种性格，别着劲，他觉得他就是普通人，不必太把他抬举得过高，那样反而不舒服。人们送他个外号，聂二别。我自己的祖父和父亲也是很有名的中医，他们的事业是我二哥聂元赏继承的，家学渊源，我二哥也是出色的中医。他在天津解放军二五九医院搞血液学，研究治疗白血病。后来到四川去支援三线建设，跟随医院搬到了大西南。他在医院里很有地位，医术高明，善于钻研，受到人们的尊重。但是他死的时候很惨，没有住进医院，他自己是大夫，却没有大夫给他治病，悲哀地死去。
当时的医生，都是既行医又开药店的。我父亲在家里开了一个中药店，自己坐堂行医。我家的药店，药品相当齐全，其中有许多珍贵的中药材，数十里地的乡亲们都常来我家看病抓药。我小的时候，常到我家的药店去玩儿，看到店里有许多各式各样的小瓶子装着药面和药丸。不过，我那时感兴趣的，是可以当作小食品解馋的肉桂、桂元肉，常向大人们要着吃。
我父亲的思想是很新潮的。父亲是一个师范学校的毕业生。在本世纪初的农村，这是很高的教育程度了。从哪里毕业的，我知道得不准确。因为我离家较早，很早就跟着二姐离开了南尖庄，年纪小，对于一些事情不是很清楚。我就是记得，看到过他上学时画的画儿。在我的印象里，父亲很注意国家大事，祖父就这一个儿子，生活条件很优越，家里有不少土地，有三四个院子，有一大片树林园子。我父亲在行医的同时，还经营自家的土地，也到县城去经商(卖自家生产的棉花、麦子等)，在村子里和城里都有房子。
我父亲思想非常开放，关心时事，关心国家大事，很早就开始订报纸，接受新思潮。乡村里很闭塞，全村就他一个人订报纸，邮局都不给他往村子里送，要是换了别人，也许就会放弃，不订报了。可是，我父亲读报心切，他就买一辆自行车(那时自行车在乡村里可是稀罕物)，让家里的伙计骑到镇上去取报纸。后来我的年纪稍微大一点儿，我也学会了骑车。那个年代，农村里女孩子会骑车的为数很少。
本来，中原大地，是传统文化积淀最深的地方，孔孟之道，礼义之邦，再加上我们是一个大家族，家里非常封建，女孩子从小就都要缠脚。虽然说，我出生的时候已经是20年代初期，在北京和上海，新文化运动轰轰烈烈，中国共产党就在这一年成立，可是，在滑县一带，女孩子们还是照老祖宗的法子，照样在哭哭啼啼中把脚缠成一个小粽子，谁要是不把脚裹得又小又尖，就担心长大了嫁不出去。当时，女孩子不但要缠脚，还得在家中做活纺线，不准随便上街，更不能同男孩子一样上学，认为这是男女混杂，破坏了礼习。我和我的姐姐、嫂嫂们算是幸运的，当时一听到县妇女协会宣传男女平等，宣传不让裹脚，我父亲就响应了这样的新思潮，即刻让我的姐姐和嫂嫂们不再缠脚，并且让我的姐姐和嫂嫂们和我哥哥一样都到城里去上学。这在当时的农村是很少有的，就是男孩子上学也是少有的。
母亲说，“路是弯的，理是直的”
还应该讲一讲我的母亲。我母亲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她虽然是生长在乡村，但是，因为受家庭的影响，她胸怀非常宽大，为人非常热情。再有一点，她天赋很好，遇到紧急事情的时候，她非常沉着，能够从容应付。我父亲呢，一到这种时候，就慌了神了，精神就紧张得不得了，常常是我母亲帮他支撑局面。我记得我母亲的一句话：“路是弯的，理是直的。”这句话给我印象很深，人总是要相信真理啊！
我们家的经济状况，在当地是非常好的，可是，我母亲非常勤劳，除了管家里的一摊子事，还下地参加农业劳动。我们家有一、二百亩土地，都是我父亲在经营。在农忙的时候，我母亲和嫂嫂们还下地去拾麦子。到了秋天，有时候嫂嫂们也下地去摘棉花。我从小就常常跟随母亲一块儿下地干活儿。我母亲对我说，我下地劳动的收获全都归我自己，拾了麦子或者摘了棉花，要让我父亲给我付工钱，母亲就给我攒起来，家乡话叫作“攒体己”，留着给我买花衣服穿。我下地干活，就更有积极性了。
备受宠爱的“聂四少爷”
我是家里最小的孩子，又是个女孩，哥哥姐姐们都比我年长得多，所以什么事情他们都谦让着我。父亲母亲也因为我是最小的女孩子，最喜欢我了，总是宠着我，娇惯着我。再加上父亲积极地接受新文化运动的影响，给我的成长提供了一个宽松的环境。
这样，我在家里从小就是个“解放派”，备受宠爱。我父亲出门办事，做买卖，赶集，进城去，从村里的家到城里的家，经常都带我去。在这样的条件下，我从小就见了不少世面，接触社会的面比较广。我们那里很封建，女孩子要裹脚，又不准随便出门，人家看见我跟着父亲到处走，我那时候剪着短发，穿着小长袍，男孩女孩分不清，有的人就把我认成“聂四少爷”，说“四少爷有没有媳妇了？给他说一个吧。”
我姐姐喜欢说我从小就没有受到封建主义的约束。小时候就没有约束，敢和男孩子们一块儿玩耍，男孩女孩我都玩得来。有时候是我父亲带着我到城里呀，赶集呀，见见世面。这样，我就有很多机会在外面。
那时候我和小伙伴们一起玩耍，就学会了游泳。我和男孩子们一块儿爬墙头，上树，一块儿到田野里去铲草喂牛，别的孩子是为了帮助家里大人干活，我是因为好玩儿，我父母亲也不限制我。我们把草铲回来，在村边的水坑里淘洗一下，洗干净了，然后再背回家，牛才能吃，要不草上带着土，牛不吃。在水坑南方叫水塘，我们那里没有河，就是有水坑里洗草，大热天，男孩子们洗完草，就下水坑去玩水，我就呆在水边上。他们就叫我，“三姑，三姑，”我们家在村子里辈份大，同年龄的人甚至比我大好多岁的人都管我叫“三姑”“你下来下来，到水里来，我们帮你。”我忍不住好奇心，就下水了。和我玩的女孩子们呢，她们都不敢下水，因为她们还缠着脚呢，她们看我游水，也很羡慕我。游泳这种事情，关键是胆子大，敢扑腾，不怕喝水，我就是这样，胆子大，三学两学，听男孩子们一点拨，就学会了。从水里出来，衣服都是湿淋淋的，就站在打麦场上晒，天气炎热，骄阳似火，连晒带蒸的，一会儿衣服就干了，然后才回家。
我下水游泳的次数多了，时间长了，家里边就知道了，我母亲说，你一个女孩子家的，不能像野小子一样疯跑疯玩，不让我跟男孩子们一块儿下水。我母亲不让我去，我就偷跑着去。我在前面跑，她就在后面追赶。她在后边追也追不上，她是小脚，跑得慢，等她到了水边，我就已经“扑通扑通”地下水了。母女二人，一个在水里，一个在水边，我就和她讲条件。我说，你要让我游，我就在水边上浅的地方游，你要不让我游，我就到水深的地方去游。一边说我就一边往水里缩身子，往水里蹲，其实还是在水浅的地方，诚心吓唬我母亲，你看水深了水深了，人也就蹲下去，水一直淹到我脖子深了。我母亲一着急，只能妥协，好了好了，你就在水浅的地方游吧。这样一次两次地，我的游泳就合法了。
总也毕业不了的“大学生”
我父亲送大哥聂真到北京上学，上的是中法大学，那时候，中法大学的毕业生都是要到法国去继续留学读书的。我父亲想让他在北京读书毕业以后出国留洋。可是这个学生老不毕业，老是跟家里要钱，后来才知道，他在学校里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参加了共产党，他的大学早就毕业了，就留在北京做党的地下工作，用父亲的钱支持同志们搞革命。
聂真走上了革命的道路，给我们家的兄弟姐妹开了一个头。
我哥哥聂真在北京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就势必影响到弟弟妹妹们的人生道路。他经常写信回来，或者在放假的时候回家中来，给我们讲革命道理，讲苏维埃社会主义国家的奇迹。不但是我们兄弟姐妹都受到他的开导，参加了革命，连我父亲这样的乡村绅士都接受了我哥哥的革命动员。我哥哥说，到将来实现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你不要怕没收你的土地，没收你的房子，到那个时候，没有穷人了，穷人都富裕了，人人都比你现在富裕，都比你现在的生活好，你还怕什么？另一方面，我父亲一向都是看报纸，关心国家命运的，报纸上讲，蒋介石国民党对日本人的侵略不抵抗，反而一味地打内战，这令他非常反感。国民党的报纸上经常说在这里消灭了多少红军，在那里消灭了多少红军，这种宣传太多了，就产生了反作用。我父亲说，今天在江西消灭几万红军，明天在湖北消灭几万红军，加在一起，消灭的红军有多少？那比红军加在一起的总数都要多出许多，根本无法让人相信嘛！这样，他对蒋介石失望了，很容易就会倾向于共产党。加上我哥哥的宣传，他从同情到支持，从支持到直接参加革命工作。
在这样的家庭中成长，我还在很小的时候，就开始读书识字，就半懂不懂地知道了国民党和共产党。
我上学是从5岁开始的。聂真是家里给说的一个媳妇，我很小的时候，他们就结婚了。我嫂子长得挺漂亮，就是识字不多，我父亲就让她上学。这也是考虑到，我哥哥是在外面读书上大学的，要是媳妇没有文化，他们的家庭怎么能够维持？当时没有成人学校，就是上县里的妇女协会办的妇女识字班，我就和她作伴，跟着她去上学。我也上的是妇女识字班，认了不少字，能看小人书(连环画)。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聂真带回来的一本孙中山的故事的小人书，讲孙中山怎么样反封建，剪辫子，怎么样破除迷信，打庙里的泥胎神像，破除迷信，反对崇拜鬼神。这给我的印象极深刻，直到现在，我回忆起来，孙中山到庙宇里打神像泥胎的画面还历历在目。我小的时候最怕鬼了，可是，又和许多小孩子一样，最爱听鬼的故事。可是，当我读了孙中山反鬼神破除迷信的故事以后，我非常地敬佩他，我认为孙中山最勇敢了，他敢一个人到有许多泥胎的庙宇里去，并且把这些泥胎都打倒了，事后也确实没有鬼神出来纠缠他报复他。从此我就非常地佩服孙中山，不再相信有鬼，不过，在相当长的时间里，直到我参加革命前夕，我还是怕“鬼”，不敢一个人单独地住在一间房子里。
我小时候，印象深的事情，一个是孙中山，打北洋军阀，一个是共产党，共产党是为穷人的，国民党是剥削穷人的。这些连农村里的大人们也未必了解的事情，我很早就知道。还有蓝衣社，我们那里叫“老法”，法西斯，比方说我上学回来了，看到警察查户口，就喊“老法来了，快点儿藏东西。”我想着，上学长大，就是要像我哥哥那样当共产党。后来到了山西，参加了工作，就觉得我生来就是党的人，生也是为党生的，死也要为党死。也不怕死，觉得死很自然，一家人都是不怕死的。没有害怕的。以后在前方工作也是不害怕的。
从1927年起，大哥聂真就在滑县从事革命工作。他在县城工作，常回我们在县城里的家。三哥、四哥和二姐都在城里上中学，聂真就给他们带一些革命书籍回来，教育引导他们接受革命道理。我这时已经不再同大嫂一道上识字班了，自己独立地到县城的十五小学读书。我虽然还不是大哥的“工作对象”，但是耳濡目染地，似懂非懂地听了不少有关共产党闹革命的情况。聂真还把一些共产党员都带到我家里，管吃管住管医疗，把我们家变成了党的联络站。当时有个冷楚，夫妇两个，住在我们家，整天上医院去看病，回来带很多打针的药水瓶子。我那时候对什么都感到新鲜，小孩子看着针瓶，里面是透明的液体，在阳光下闪闪烁烁，映出了七彩光环，色彩很迷人。因此，这件事也就深深地留在我的记忆中了。
当时，我大哥是共产党，但是他的名字在国民党滑县党部也有登记。国共合作时期，很多共产党员都是参加了国民党的。这时候我就懂得了共产党，听说了唯物辩证法。我知道了共产党是为穷人谋福利的，国民党是剥削穷人的。就知道这两条。我也听我大哥讲苏联的故事，讲个人牺牲保护组织保护同志的故事。老听他们在一起讲唯物辩证法，而且是偷偷摸摸地讲聂真很有革命警惕性，他总是把弟弟妹妹们召集起来，非常谨慎地对他们进行革命教育，还一再强调要保密。看着他们那隐秘的神态，还以为他们在一起讲鬼故事。鬼当然是可怕的，那么，唯物辩证法也是可怕的了。因此，我和小孩子们玩的时候，小孩子都有怕鬼的游戏，我就大叫：“不行了不行了，唯物辩证法来了，快跑吧！”把小伙伴们都吓得四处乱逃。
以后形势转变了，蒋介石国民党背叛了革命，向昔日的盟友共产党人举起了屠刀。我大哥被通缉，他机灵得很，跑掉了，剩下我三哥、二姐在家里，还经常有敌人到村子里来。我上学回家，看到警察来了，我就赶快跑回去，让他们赶快把书藏起来，有时候来不及，就藏在院子的隔墙底下，把书就藏在“猫道眼”里。我们那里的建筑，在墙下面都留个洞，让猫出入的，叫猫道眼。
这个时期，国民党反动派为了逮捕聂真，为了查出我们家保存的共产党的书籍，或者其他共产党人的线索，经常是在夜半更深的时候，派警察到家里来查户口，家里每个人都必须起来站着让他们搜查，只有我年龄小，还躺在床上睡觉，但警察还要掀掀被子看个究竟。三番五次地，半夜里被敌人突然闯到家中，我初次领受了白色恐怖的滋味。
享受钢丝床待遇的好学生
我读书读到小学毕业的时候，本来是想继续读中学的，没有想到，家里出事了。
我四哥到保定上育德中学，参加共青团，被捕了。那时他还不是共产党员。他被捕时的年龄很小，才十四五岁。四哥被捕以后，我高小已经毕业，我父亲觉得孩子们外出上学，一个个都成了共产党，成了社会的危险分子，就不许我到外边读书了。父亲说，你现在高小毕业，已经是个女秀才了，读了不少书，不要再到外面上学了。要是还想学习，就在家里请个老先生教你吧。当时我12岁。那时候，乡村里普遍地没有文化，对于现代教育的理解，都是折算成科举制度下的功名的，高小毕业就相当于秀才了。但是，我人小心不小，知道了外面的世界天高地阔，我就不同意在家里呆着，要到外面去闯世界。
我大姐有一阵是在豫北一带做地下工作，回家住了一段时间。我和她谈了，我不愿意在家里呆着，向她求援。她也不同意我在家里呆着。商量来商量去，有一天，我大姐就带我从家里出走，没有跟父母亲打招呼，就领我走了，更没有跟家里说，准备让我到开封去上学。她就给我介绍了两个关系。一个是付晓白，一个是殷馥亭。他们两个都是地下党员。他们都到我家里去过。殷馥亭是在开封省立女中当老师，付晓白也是在开封什么学校教书。我们来到新乡付晓白家里，大姐把我交给付晓白。然后我大姐就走了，出去工作了。付晓白又把我带到开封省立女中，交给殷馥亭。殷馥亭说省立女中党组织没有北仓女子中学强，因此他让我到北仓女中学习，找一个叫赵新华的高三学生，赵新华也是个地下党员。
这样，我就投考北仓女子中学。我没有考上初中，就上了北仓女中的预备班。当时共产党活动最厉害的就是北仓女中，学习成绩最好的也是北仓女中，比开封的省立女中讲课讲得好。我先上预备班，然后到了暑假，预习了一年，考上了北仓女中。
我从家中出走，一直都没有给家里去信，没有向父亲要过钱。父母亲知道我在外边上学，却不知道我的具体情况，也没有办法找到我。这时候，我经济上是十分困难的，没有钱上学。二姐在北京一家医院当护士，工薪很低，顶多给我寄一两块钱，还不是每个月都可以寄的。另外，每月殷馥亭都给我几块钱，做伙食费和零花钱。就这样学习了一个学期，在这个学期里，我的学习是很努力的，因为知道自己出来上学不容易。过去是花父亲的钱上学，不知道心疼钱，现在全靠别人接济，就知道学习的机会来之不易。
在北仓女中，除了第一年上预备班，我的学习成绩都是很好的。北仓女中的师资力量很强，老师讲课讲得好，教学得法，比如教数学的李老师，讲课生动有趣，学生们都特别愿意听他的课，我的数学因此也学得比较好，在学期末考试，我也考得好。学校当时规定，期末考试得前五名的优秀学生可以受到优待，免交学费，我就受到了免费读书的优待。还有一条规定，班里学习的前五名(也许是前十名，因为年代久远，记不准确了)可以睡钢丝床。为什么睡钢丝床？这有个缘故，那时候学生都是睡木板床，木板床臭虫多，我是最怕臭虫咬了。我的皮肤容易过敏，这在我的一生中给我带来很多痛苦。臭虫一咬，就起一个疙瘩，好多天都下不去，抹红药水抹很多天，浑身上下到处抹得都是。所以我对睡钢丝床最感兴趣。钢丝床容易清扫，拿开水一烫，几只床脚下面吊个碗，里面放着杀虫药，把臭虫都毒杀在里面。管理房子的佣工，我们管她叫女嫂，就管着换药碗换杀虫药的。普通木板床也是经常打扫卫生，但是，臭虫什么的钻在床板缝里，要想清除就很不容易。我在学校里享受着钢丝床的待遇，吃饭吃得也不差，我们是20到25个人一个小灶，也是女嫂做饭。又好吃又省钱。学生自己轮流管账。
因为初中生住校的人少，我就和那些上高中的学生住在一起，吃在一起。当时我有两大难处，第一是没有钱，每个月的生活、学习费用大约在5元钱以内，主要来源是殷馥亭供给，我常常到他那里要钱花。有时也找付晓白去。他们看我年纪小，也不多给我钱，我就每个月都得去找他们。其次，我的二姐也从北京给我寄过两次钱，一次寄一两元，是从家里给四哥寄往监狱花的钱中拿出来的。赵新华看我什么东西也没有，她给我找了一套被褥，几件换洗的衣服，读的书是从她从高年级学生那里找来的，只买一点儿新添的学习课本。
第二就是生病。我在开封读书，生了一次病。因为学校校长的姑娘跟我一块儿玩，她长疥疮，传染给我了。我对于这种病是一无所知，不知道是什么东西，恐惧得很，听说长疥疮能把人长死，这使我感到是一个天大的困难。我不知道该到哪里去治疗，我也没有钱治疗。不过，我和校长的女儿的友谊很好，都是朋友，她家里给她治疗，弄药来抹，我也就跟着抹，抹来抹去地就好了。
在北仓女中，我还成了革命的“宣传员”。我因为小小年纪，半懂不懂地，在家里就被大哥聂真灌输了很多革命故事其实，聂真是讲给我的哥哥姐姐们听的，没有想到，有许多也传进我的耳朵里。我就在学生中乱讲一通，什么苏联红军啦，列宁和十月革命啦，中国的工农红军和蒋介石打仗啦，凭着一知半解，向那些比我更无知的同学大讲特讲。有的同学还以为我就是共产党员。其实我那时的年龄太小，根本不可能参加革命队伍。
才赋归去来，又向晋阳行
我到开封去是1933年。在开封读了不到三年书。“一二九运动”爆发后的1936年寒假，我回家去了。回家是有原因的。殷馥亭对我讲，你家里是很有钱的，完全有能力供养你读书，像你现在这样的小小年纪，就离家出走，没有独立生活的能力，就靠别人的接济生活，这不是长久之计。你还是要和家里搞好关系，得到家里的支持。你依靠我是靠不住的，我为党工作，听党调遣，说不定哪一天就得离开这里，全看工作需要。还有，现在情况不太好，形势很紧张，我也可能会被国民党通缉，随时准备跑掉。那你可就完全没有人照料了。
因此，我和在北京的姐姐哥哥商量，我该怎么办？这时，大姐在“一二九”运动中受伤了，照片登在报纸和大众杂志上，身份暴露了，处境很艰难。我感到继续在开封读书是很困难了，最后就决定我先回家，先做父母的工作，一是由父亲供我上学，二是随姐姐到北京去上由教会办的香山慈善中学。这样我就回家了。回家以后，我就对我父亲说，你给我钱做学费，我要继续上学。父亲不同意。当时父亲的处境也不好。我大哥被国民党政府通缉，东躲西藏，农村里的人不知道真相，以讹传讹，好像他犯了什么弥天大罪，做了什么十恶不赦的坏事。同时，大哥在闹离婚，大姐也在闹离婚，三哥也在闹离婚。这在农村也是破天荒的，是被人们戳脊梁骨说长道短的。二姐是说了婆家，又逃婚跑掉了，人家要结婚，找新娘子找不到。还有，我四哥在保定被捕，年纪很小，却是“罪证确凿”，是在张贴共产党的宣传品时被抓获的，送到北平，关进草岚子监狱还是第一监狱里。所以我父亲是内外交困。我们那地方，是女的都缠脚，都关在家里不许出门。我们家的兄弟姐妹们闹得满城风雨，自然会责怪到我父亲对孩子们的放纵，管教无方。这对于树大招风的我们家，就形成了非常不利的舆论。父亲正处于困境，害怕我步哥哥姐姐的后尘，一是投身革命，二是婚姻自主，给他雪上加霜。他说，什么条件都可以答应，只有一条，不许再出外上学。一出门，心就野了乱了。因此，那一段时间，我没有办法离开家，在家里呆了些日子。
无奈之中，我就给在北平的哥哥姐姐写信，埋怨他们不管我，你们都在外面闹腾，我现在是想上学也上不了，困在家里。反正我是小妹妹，怎么说都是有理的。我二姐给我回了信，劝我不要着急，先沉住气在家里呆一些日子。她说她到春天的时候准备回家一趟，把我领出来，带我到山西去上学。或者在北平给我联系香山中学。我二姐说她要到延安去，或者在到延安以前先回一趟家，或者从延安回来以后再来管我。
就在这段时间里，发生了“七七”芦沟桥事变，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大规模的侵华战争，全中国都掀起了抗日斗争高潮。这样，我就更是无法在家中继续地呆下去了，我也要参加抗日斗争啊。我在家中心急火燎地等待的时候，二姐从延安回来以后回到家，和我姐夫一块儿到家。我姐夫叫梁寒冰，也是做党的地下工作的。这时已经是夏天，“七七”事变发生之后，八路军早已东渡过黄河，在山西设立了八路军办事处，彭雪枫是办事处主任。姐姐和姐夫被派到山西太原去工作，他们就带着我一起到山西去了。
好事多磨。我出来的时候很不容易。正赶上下了很多天大雨。平原上涨了水，平地都不能行走，是坐船出来的。满地的庄稼在一片汪洋大海中露出穗头，随着风吹的波浪摇荡，我们坐的小船就在这一眼望不到边的庄稼穗上行驶着，从家一直坐船到了道口(就是出“道口烧鸡”的那个道口)，才坐上火车，然后到了山西太原。
西街东街之争
我这时走了，二姐也走了，大哥大姐本来就在外边为党工作，就剩下三哥和二哥在家。三哥是在地方上参加共产党，做的是地方工作，他和赵紫阳在一起，是在区委里头工作。我父亲跟我母亲呢，他们原先的思想就是很开明，有进步倾向的，抗日战争爆发，眼见得山河破碎，家园难保，他们知道，蒋介石是不抗战的，八路军才是打日本的，中国的希望都在八路军身上，他们现在对八路军就特别热情，特别关心，特别地对八路军好。特别地对地下党好。
其实，还没有战争的时候，没有发生“七七事变”的时候，我们家就成了共产党的一个活动据点。好多同志都在我家里吃，在我家里住，生了病，我父亲还给他们治疗。他治不了的，就送到西医那里治疗，我父亲给出医药费。我哥哥姐姐不在家的时候，有同志来了，说是跟谁谁在一块儿，跟聂真在一块儿的，跟聂元素在一块儿的，也是照样留下，该吃就吃，该住就住，有病了就治病，我父亲又是中医，给他们把脉问诊，买药煎药，我母亲跟着紧忙活。这样一来，我父亲和母亲把我们家变成了八路军的招待所，又是医院又是招待所。我三哥又在地方上工作，从区委到县委，滑县第一任县委，就是在我家里成立的。后来滑县的历届县委，都在我家里办过公，赵紫阳也在我家里办过公。八路军从滑县经过，多少人都在我家里吃饭。有时候人太多，家里一下子招待不过来，我父亲就叫伙计拿上秤，到邻里街坊家里，你家有多少馒头，有多少窝窝头，都是现秤了，记上账，先拿走，然后再还你粮食，反正要让八路军吃上饭。这样，是部队过来也吃，零散人员过来也吃，二哥在家里也帮忙。三哥因为在外边做工作，根本不着家，回家来也是忙于公事，对家里是只添忙不帮忙。
当时，我们那村子里的群众对我们家都特别好。我们那个村子里也特别有意思。村子里一共有四条街，我们是在西街，还有一个东街，一个前街，一个后街。后街住的是穷人，都是中农以下，大部分是贫农，最高是中农。后街的穷人都是跟着我们家，跟着西街跑，倾向于革命的。东街是国民党的势力，头子是阎希孟，前街里住的人比较富裕，他们就跟着国民党的势力，跟着东街跑。这样，就形成了西街和东街争夺村子里的群众的斗争，互相之间都想削弱对手的影响。在东街的煽动下，前街人扒我们的院墙，想把我们一家人赶走，让南尖庄成为他们的一统天下，后街穷人就帮我们垒，你今天扒了，明天就垒起来，双方进行拉锯战，斗得很激烈。
在监禁和杀戮面前
这样一来，我们一家都投身革命的名声就大了，在当地扩散开了。灾难也接踵而至。这时候，家乡一带出了一个叛徒，原先是党的地委书记，很出名的一个大叛徒，叫吴兰田，他开始还和我三哥在一起工作，后来叛变了。吴兰田叛变以后，他掌握的情况多呀，出卖了很多党的机密，很多人都因此被捕遭到杀害。吴兰田的身份很复杂，他是国民党、日本侵略者的走狗、叛徒三合一。有一天他带着人到我家逮我三哥，正好我三哥没在家，我父亲也出门赶集去了，家里只有我母亲和我三嫂。敌人没有抓住我三哥，就要把我三嫂带走，我母亲说，“你别拉她，你抓我吧！我跟你们去！”敌人一想，要想威胁我三哥，带我母亲去更合适，母子亲情，更重一层，他们就把我母亲带走，关在监狱里。后来又把她关在猪圈里，和猪关在一起。受了很多罪。敌人叫我母亲交待，我三哥在哪里，和我三哥一起搞工作的同志，像赵紫阳等等，在哪里。我母亲坚决不交待，她说我这么大年纪了，你们弄死我就算了，你们问的我都不知道。
在这期间，我三哥和我二哥都被逮捕了，关押在别的地方。我的侄子，我二哥的孩子，叫聂孟灿，也被敌人抓住了。他们在遭到敌人的残酷拷打后，敌人就叫我二哥看着，当着二哥的面，残杀他的儿子，给小孟灿浑身缠上几层白布，浇上油，点火烧。可怜呀！一个十来岁的孩子，被火烧得受不了，东一头西一头地到处乱跑，敌人围成一个圈，把他围在中间，他向哪里跑，哪里就用刺刀捅他，一个火团，东冲一下，西撞一下，撞在敌人的刺刀上又被迫退回来，转向另一个方向，口中发出凄惨的号叫，敌人连烧带刺地，把这个小侄子杀害了。惨无人道的敌人，还把他的头割下来，挂到我们家大门口，威胁我们，威胁群众，不要跟共产党跑。然而，敌人的残忍，只能激起我们更大的仇恨，却不能把我们吓倒！我二哥和三哥都从敌人那里想方设法逃跑出来，继续与敌人斗争。
我侄子为革命献出了幼小的生命，我母亲在监狱里是宁死不屈。县委，赵紫阳他们，还有从敌人那里逃跑出来的我三哥我二哥，都想办法营救她，花钱把我母亲从敌人那里赎了出来。组织上出了一部分钱，我们家卖了土地。出狱以后，组织上冀南区党委王从启书记和赵紫阳就把我父亲我母亲，还有我二哥都接走了，送到根据地。后来我父亲就跟着部队走了。我家里的房子都无偿地捐献给了公家，在那儿办了一所中学。
老父母跟着大军进北京
我父亲母亲从那以后就离开家了。老两口跟着部队走，直到进了北京。我大哥聂真在人民大学任职，我父亲就在人民大学当校医。本来协和医院慕名要请他去，他没有去，因为他有糖尿病，家住在人民大学这边，到协和医院上班路太远，不方便，没法照顾自己。到1958年，我父亲去世了，他活了72岁。我母亲活的时间比较长。这大约是前面说过的，她心胸开朗，能够包容很多事情。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和抗日战争时期，我们家的人住过敌人的监狱，到了文化大革命当中，我们兄弟姐妹几人又都被当作敌人关押起来。我母亲仍然坚强地活着。她那时已经是年近百岁，身体仍然很健康。
可是，因为意外的原因，就是在我们都被关押的时候，我母亲突然病故了。我是被江青他们作为反对谢富治、反对中央文革的“罪人”关着，我二哥三哥他们是被当作走资派关着。我从北大校园出来看我母亲看了一次，还有人监视，跟着我。我母亲97岁了，身体非常硬朗，她不是正常死亡，是出医疗事故死的。她本来也没有什么大病，感冒了，肠胃也不太好，消化不良，想着医院条件好，本意是送到医院里去养一养，治一治，就回来。我出来看我母亲，从北大到月坛南街的华北局宿舍，学校给我的时间非常苛刻，这么远的距离，就准许我连来带走两个钟头，只给我两个钟头！我看了看母亲，连话也顾不上说，就走了。我哥哥们从监管所在的地方出来，被允许外出的时间比较长，一直把她送到医院去，在人民医院住院。医院大夫全面检查完了，说是我母亲没有什么大病，你们走吧，不会有事的。结果他们刚刚到家，电话就追来了，说我母亲去世了。因为输液输得太快，心脏承受不了，突然猝死。年龄大了，心脏和血管都受不了。当时，我们几个都是那样一种状况，我母亲又那么大年龄了，也没有追究什么，只是给医院提了一点意见就过去了。

“临时家庭”
从家里出来，二姐带我到了山西太原。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北平很快沦陷了，日军迅速南下，山西就成为抗日战争的前线。当时，阎锡山和共产党结成了统一战线，他想利用共产党的力量维护他的地盘，共产党则利用合法手段放手发动群众，准备进行长期抗战。八路军的三个师，从陕北出来东渡黄河，都是在山西境内作战。八路军在太原设立了办事处，由彭雪枫负责。因此，抗战初期，山西的抗日气氛非常高涨。
到了太原，我就没有继续上学了。国难当头，我要参加抗日救亡工作。薄一波在那里搞牺盟会(全名是“抗日救国牺牲同盟会”)，下面成立了一个学兵队，正在组织招生。征求了二姐的同意，我就到学兵队去，分在12连。学兵队里都是平津来的高中生大学生，是到山西参加抗日战争的。一群大姐姐大哥哥中间忽然来了个小妹妹，他们都非常热情地帮助我，教我扎绑腿，打背包，帮我扛枪杆。那时候，刚刚16岁的我，也就比一支步枪高不了多少。因此，学兵队的生活虽然非常紧张，但是，我却仍然得到了很多的关怀。
到了学兵队才十几天，枪还没有摸熟，打绑腿还没有学会(总是有人帮我打)，我就离开了。党的负责人王世英把我调去，到中共中央华北情报局，搞情报工作。王世英是党内老资格的情报专家，解放后当过山西省省长。他把刘贯一，我二姐聂元素和我组成一个小组。刘贯一装作我姐夫，用这个身份作掩护，同住在一个院子里，让别人以为我们是一家人，其实晚上都是我和我二姐一起睡觉，刘贯一住在另一间房子里。我们搞一个情报刊物，每一期只印5份，只送5个人。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和彭德怀。我终于能够为党工作了。我就对王世英讲，我要入党。王世英说，你现在所做的工作，很多党员都未必能够担当呢。你的工作已经比他们都重要了。你已经在为党工作，只是现在没有条件给你履行入党手续，等到有条件了，一定给你解决入党问题。我一听，也无法强求，只好等候时机的到来。
当时，我们住的院子，在太原的一条名叫小五台的街上，一边是国民党的特务机关，一边是日本人的特务机关，我们住的小院子夹在中间。那可真是置身于虎口啊！到我们的院子里来的，有裴丽生、杜润生等同志。院子里没有电源，杜润生爬到墙头上，从墙外的电线上给我们偷电接电灯。“一家人”居家过日子，我们自己做饭吃，谁都不会做，二姐和我都是从小读书，都不会做饭，就会西红柿炒鸡蛋，挂面卧鸡蛋，就会这两样。刘贯一工作很忙，经常在外面跑，我二姐也总是要出去工作。他们不让我出去，因为我年纪太小，出门不安全。我就在家里看摊子，刻腊纸，印文件，还在钢板上画过作战地图呢。
山西的抗日形势很快就变得严酷起来。忻口会战失败，娘子关也失守了，日军从东西两路扑向太原，太原形势危急，山西省政府都搬迁了，阎锡山早已逃到西山山洞里去了。敌人飞机不断来轰炸，每天都听到凄厉的气笛发出的防空警报。警报一响，我们就要躲敌机，跑到城墙底下防空洞去，要是跑不及，就钻进土炕前面的炉灰坑里。我们在太原，住的是土炕。还有这样的时候，连炉灰坑也来不及钻，敌人的飞机就来了。敌机来得太快，又没有什么防空设备，等飞机到了头顶，才拉防空警报，“呼”一下子炸弹就扔下来，只好是往墙根底下爬呀躲的。跑防空警报，我二姐跑不快，总是落在我和刘贯一的后面，我人小腿快，一下就跑出很远，回头一看二姐落在后边，又返回来拉我二姐跑，刘贯一和我，一人拽着二姐一条胳膊，拽着她跑。三个人一起跑。那真是出生入死啊！
从这时起，我就懂得了党的纪律，懂得了做地下工作的要求，什么样的话应该说，什么样的话不能说，宁可烂在肚子里也不能说，敌人严刑拷打也不能说。王世英经常来，来了就讲这些革命道理，我年纪小，才16岁，非常单纯，把他讲的这些都记在心里，非常爱听。有时候他没有来，我就要我二姐讲，二姐不如王世英讲得好，或者是一时讲不出，我就生她的气。姐妹二人还闹起别扭来了。其实，我就愿意听他们讲革命的事情，红军长征的事情，讲革命的道理，只要是共产党的事情，都行，打仗的也行，不打仗的也行。对于战争，我没有一点儿害怕，不害怕被敌人的飞机炸死，对死生都很坦然，我觉得我生来就是和哥哥姐姐们一样为革命工作，为革命牺牲一切而在所不惜的，把生死置之度外，没有任何恐惧。
风陵渡前三条路
我二姐聂元素比我大五岁。当时刚刚20岁出头。两个年轻姑娘，我总认为，刘贯一觉得我们两个是包袱，总是要他操很多心。晚上睡觉他都不让我们脱鞋子，因为夜里也有飞机轰炸。他说，王世英再来，你们两个和他讲，你们先撤退吧。敌人要是来了，我有自行车，可以骑着跑，你们怎么办？我没有办法把你们也一起带走。他还和我们讲，他从敌人进攻的忻口前线退下来时亲眼目睹的悲惨场面，被炸死的老乡，被烧毁的村庄，到处流浪的小孩子，被日本兵奸淫的妇女...他本意是要我们确认当前的危险，可是，我却没有感到什么可怕。日军的这些暴行，只是更增添了我对他们的仇恨，更坚定了我与他们决一死战的信念。
因此，我和我二姐都没有照刘贯一说的去做，没有对王世英要求撤离太原。可是，到了后来，情况更紧急了，组织上考虑到我们的情况，还是安排我们两人先离开太原。正好这时我姐夫梁寒冰也从山东回来了，我们三个人，坐着从太原开出的最后一趟火车，沿着南同蒲铁路，直奔风陵渡而去。
风陵渡，濒临黄河，处于山西、陕西与河南三省的交界，黄河在这里转了个大弯，水急浪高，远远地就可以听见黄河的涛声咆哮不停。从风陵渡过了黄河就可以到陕西了。
这时候，摆在我面前的有三条路。
一是跟二姐他们到开封，继续给党做地下工作，做情报工作。我二姐和二姐夫现在分别从山西和山东调到开封去工作了。
第二条路是，我们走到运城的时候，彭雪枫上运城来了，在运城办了一个八路军的学兵队。我要是愿意，就留在运城学兵队这里学习。在太原的时候，彭雪枫是八路军办事处的主任，在太原就认识我。听他们说，彭雪枫很喜欢我，一个小女孩，我那时候挺漂亮的，不大爱说话，挺文静的，小不点儿，到处都招人喜欢。虽然说年纪小，心里边为党工作的意志是非常刚强的。
当时还有一条路，就是从风陵渡过黄河，到延安去。
我二姐姐夫考虑到，战争形势变化很快，日军正向运城方向进犯，我若是留在彭雪枫这里，在运城不一定能呆得长。若是到延安去，路也不好走，没有人作伴，就我一个人，小小年纪，怎么去？那时候国民党一路上有很多封锁线，很危险。(几年以后，我从晋城到陕北去，仍然颇费周折，这证明了他们的判断。)于是就决定带我一块儿到开封去，再想办法。
一天也不能等
我二姐带我到开封以后，组织上安排，他们很快就有工作做了。组织上说，暂时还没有我适当的工作，叫我稍微等一等。我们就住在王阑西(建国以后曾任电影局长)家里，吃饭也在那里吃，住也在那里住。这是组织上安排的。尽管是党的安排，我还是不愿意白白地让时光流逝，白白地吃王阑西家的饭，每天不做事，帮不上忙，我心中非常地过意不去。
王阑西的弟弟叫刘砚，这时也在开封，我就每天和刘砚在一块儿，天天看他刻木刻。砚后来真的成了美术家呢。刘砚说，你天天这么看着，也没什么事情干，我教你刻木刻吧。他不知道，那时我一个心眼等着党给我安排工作，根本没有学什么木刻的心思。
这正是抗日战争初期，国共第二次合作，同仇敌忾，全国上下，抗日救亡运动如火如荼。作为中原的重要城市的开封，也处于动荡和热烈的抗日气氛之中，出版抗日报刊，举行群众大会，学生和各界都经常进行游行示威，斗争的浪潮此起彼伏。加上从北京、天津和河北逃亡出来的学生一群一群地涌到开封，控诉敌寇暴行，呼吁积极抗战，更激发了我的斗争渴望。我的心早已被这空前的抗日救国的伟大运动深深地吸引住了。何况，在山西太原，我本来已经是参加过一段地下工作了。现在，我在开封等了一段时间，不知道还需要等到何时，一天到晚是无所事事，却又心急火燎，日子不好过，如坐针毡，这样我就等不下去，一天也不愿意等待了。我总是找我二姐。我二姐呢，组织上告诉她，一时间没有我适合做的事。我就自行决定要上前方了。
上前方，到哪儿去呢？那个时候，在辉县百泉，朱瑞、刘子超在那儿办了一个八路军的华北军政干部学校。我就准备到辉县去找他们两个。因为在太原的时候，我就认识了刘子超，也见过朱瑞，而且知道他们要到辉县办军政干部学校。我就决定独自去找他们去。我二姐就说，我这样一个人走了，行不行啊？我说你放心，不要紧。我能够自己照顾自己了。她就送我到开封车站去。
开封车站车不开
开封火车站上人多极了，聚集了一群群、一簇簇的男男女女的青年学生。车站好多的学生啊，开封女师的，女中的，北仓女中的，都有。那儿的学生真多，男学生，女学生，都是要去参加抗战的，要离开开封，走向战场，就是不知道应该上哪儿去，往哪儿走，都在车站上徘徊。青年学生都是抱着满腔的热血，要保卫祖国，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都是想要参加抗战斗争的，就是不知道该到哪里去，往哪里走，该投身哪一支队伍，当时是抗日战争初期，国共合作，携手抗战，民气旺盛，人们以为国民党也是抗日爱国的，共产党也是抗日救国的，一时间分辩不出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区别。但是，到了车站，却没有目标没有方向，都在车站上徘徊起来。有的学生急得窜来窜去，像热锅上的蚂蚁。人们的喧闹声嚷成一片，互相询问，互相争论，从白天到夜晚，就像一口沸腾不已的大锅。看到他们的爱国热情，我去前方的决心更大了。
火车站已经没有人卖票了。这么多人拥挤在车站上，要去打日本帝国主义，跟翻了天似的，哪里还能卖成票？只要是火车站上有火车停下来，不管是客车还是货车、闷罐车，学生们扒着就上，至于什么时候车开，车要开到哪里去，谁也不知道。总之，只要火车是朝着郑州方向开的就行。到郑州，然后是向南方走，去武汉找国民党，还是向北方去找八路军共产党，当时大都没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常常是碰上什么队伍就跟着走，反正，正是国共第二次合作，共同抗击日本侵略的时候，谁也没有一个准主意，只能是走了一段再说一段，很少有人像我这样有一个准主意，一心一意地要去投奔共产党的。
二姐帮我选了一列客车，火车头是向着郑州方向的，我就先登上了火车，找了一个座位，二姐把我的小行李卷塞给我，她站在车站的一条条铁轨之间，望了我很久，才转身慢慢地离去了。
可是，我在的这列火车上坐满了人，却总是不见开车。我在火车上呆了一天两夜，火车仍然是一动不动。二姐又到车站上来看我走了没有，她看到这列火车可能不会开了，她要我和她一道回去，不要再在这里呆下去了，又没吃的，又不能休息。但是我坚决不走，一定要等一趟火车上前方去。二姐看劝说不动我，只好怏怏地离去了。
就是在车站上，我认识了两个女学生。们原先的名字叫什么，我都记不清了，她们现在的名字都是我给起的，一个叫郭威，一个叫孙红。我们都在车站上，在火车里，火车老是不开，要下车买东西吃，找水喝，要上厕所，碰上了几次，就认识了。她们就问我，准备到哪儿去。我的目标很明确，我告诉她们，要去找八路军，要到辉县百泉去，我认识的一个共产党的高级干部刘子超，还有朱瑞，正在那儿办军政大学，专门招收参加抗战的学生。她们一听我说得很清楚，很肯定，听我说的事情，讲的道理，她们很愿意听的，她们就说，那我们跟你走吧，行不行？我就说，行啊，那就一块儿走吧。其实她们都比我年纪大，是老大姐。那一年我才16岁，她们可都是高中学生了，19、20岁了。我说行，只要你们不怕死，就跟我走。我就跟她们讲我听到的事情，又是红军呀，长征呀，这个那个，乱七八糟的，反正都是从我哥哥姐姐那儿听来的，革命的故事呀，斗争呀，她们听得高兴极了，就跟着我，把我盯得紧紧的，生怕我把她们给丢了。她们就问我，你在哪个车上呀？我就说在哪个哪个车厢里。她们也就都跟着我上我在的车厢来了。结果呢，等到后来，那趟火车根本不走了。我说，那就算了，你们跟着我来吧。看哪个火车走，我们就上哪个车。
当时，我们就决定，先到郑州，再到新乡，再到辉县找百泉。路线已经明确了，就是先上郑州。恰好，孙红好像有个亲戚就在郑州，就说，好，咱们就上郑州去。结果，在车站等了好几天，今天等没有车走，明天等也没有车走，也不卖票。火车都趴窝了。好不容易地，等到来了一列从东边开来的、路过开封到郑州的敞篷车，车帮就两三尺高，就算是车厢吧。这是一列军车，拉的是国民党的兵，有一些是伤兵。进入开封车站，这列军车也没停，不过是走得很慢。我说，咱们就上这个车吧，你们敢上不敢上？她们说行，结果我就跳上去了，那些伤兵帮助我上车，又把她们俩拉上去。我们就坐这个敞篷车，跟那些伤兵就一块儿拉着走。在火车上，那些兵们都问我们，“你们上哪儿去呀？”“我们去参加革命，找八路军去。你们是哪儿的兵？”他们是国民党的兵。当时我脑子里有共产党国民党的概念，可是那时都在和日本人打仗，那就不说这些了。他们都打仗受伤了，我们对他们也挺好的，就说了一路的话。到了郑州，吃了些饭，好像还到孙红的亲戚家里去转了一下，然后就上新乡了。到了新乡，下了火车，我们三人就直奔辉县百泉走了。
百泉水暖
从新乡到辉县百泉，就没有车了。都是徒步走的。车站上就遇到了很多从北京逃出来的学生，都是投奔抗战的，有的要上武汉，或者上西安，有的也不知道要上哪儿去，走投无路，一片迷茫。有的问我们到哪里去，我们说要找八路军去，他们就跟着我们走，跟着就跟着吧，我们也不和他们结伙。我们三个姑娘家，自顾不暇，不敢招惹别的人。
一路走一路打听，到了百泉。找到了刘子超，朱瑞没在百泉。朱瑞到山东去了。刘子超捏一把我的鼻子那时候我年纪小，谁见了都捏一捏我的鼻子他说，“你怎么追来了？”我说，我姐姐姐夫说你在这儿，我就到这儿来了。我还给你带来两个高中学生呢。说了几句话，刘子超就说，“华干”(华北军政干部学校)现在第一期刚刚毕业，正在分配，你们等着上第二期吧。第一期分配的学生眼下还没有走，也没有地方住，你们自己先就近找地方住下吧。他简单跟我们说了几句话，就算收了我们了，就等第二期开学了。但是，我们住的地方得自己找。然后他就走着上火车站去，上火车站去“拣”学生去了。因为要招第二期学生。从流亡出来的学生里头招。那时候大量的学生从北京啊、天津啊逃出来，要到后方去参加抗战，学校要招生，就要从车站把那些准备上武汉去西安的学生截住，把那些不知道该上哪儿的学生“拣”回来。不让他们走了。
眼下我们要自己找地方住，百泉肯定是都住满了。她们两个人就问我，我们到哪儿去找住处？我看见山上有个小庙，我就说，咱们就去住那个小庙吧，你们敢不敢去？她们说行，那就上山了。那庙也真是小，就孤零零地一间房，没有院子。一进庙门，土台子上坐着一位泥菩萨，土台与大门之间也就是五六尺宽的地方，我们顺着土台子铺下了被褥。记不清是自己带的行李，还是找刘子超要的，反正我们都有被子盖。我们三人每天就睡在泥菩萨的面前，每天睡觉前，她俩都要我讲红军、八路军、共产党的故事，或者憧憬未来的战斗生活。白天我们下山来，有时候到刘子超这里吃饭，有时候就到外面去买着吃。等了几天，毕业的学生走了，我们就搬下来住了。
还是在山上住的时候，她们两个人说，我们的名字不好听，花花草草的，和抗日啊打仗啊都不搭界，你给取个名字吧。我那时候年纪小，也不懂得客气，就帮她们改了名字，一个叫郭威，一个叫孙红。都是起了革命的名字。原先是什么花呀什么兰的，都改了，红就是“红军”，郭威就是“国威”，正在和日本人打仗，要扬我国威嘛。孙红听说后来是在河南洛阳工作，郭威现在还在北京，“文革”前我还曾经见到她，现在打听打听就能找得到。她们两人后来都是中共的高级干部。那时候，她们就像我以前一样，缠着人家，老是让我给她们讲红军的故事，讲革命的道理，不想讲了还得讲，讲累了还得讲，头上有飞机轰炸呀，地上有百万追兵呀，我把我听来的故事都“转卖”给她们了。
我们住在庙里，每天下山来洗脸。那时候是冬天，太原失守是在11月份，我们是在那以后，在12月到了百泉的。寒冬天气，北方的黄土地是一片荒芜，只有北风在肆虐着。可是在百泉这里，风光分外地迷人。百泉是北方少有的温泉，而且是珍珠泉，数不清的泉眼，一片片一簇簇的珍珠泡向水面涌来，非常漂亮，整个水面是一大片热汽蒸发出来的滔滔白雾，每天我们就从泉水边的小道走进这白雾的中间，在泉水里洗脸，泉水都是冬热夏凉的，冬天，泉水也不冷，洗起来非常舒服。更重要的是，我们几个女孩子，经过了开封车站上的苦熬苦等，和一路的艰难跋涉，心中的牵挂重重，如今，终于找到了共产党八路军，终于到家了。以后，即使是再艰苦再困难，我们都有了依靠，有了党的领导，心情非常好，更觉得百泉是个好地方了。
后来，“华干”原先的毕业学生都走了。刘子超说，你们也不要搬下来了，学校都要搬家了，要搬到山西晋城去。你们就在山上住着，过两天一起直接往晋城搬家吧，省得来回折腾。这时候，我们也发了衣服了，是华干的学员服装，黑色制服。几个年轻姑娘，正是青春年华，穿什么都好看的时候，英姿飒爽地穿上这身军装，人显得特别有神气。她们两人是头一次穿，我呢，在山西牺盟会学兵队的时候，就穿的是统一发的灰色军装，后来去做情报工作，换了老百姓的衣服，现在又穿上了八路军学员军装，回到革命队伍里，心里别提多高兴了。
华干生活漫忆
我们稍加准备，然后就出发了，从辉县到晋城去，全靠两只脚走路，爬大山，上了太行山。这是我第一次爬大山。登到山顶，我才知道，山是绵延无尽的。以前在山脚下看大山，就以为山是一堵墙，过了这堵墙，就到了山那边了。现在从脚踩的这座山顶上一看，茫茫一片，全都是山，一座一座地相连着，像大海的波涛一样浩瀚，没有尽头。从那以后，多少年里，我就没有出过山。一直在山里工作、战斗。从山西到陕北，直到抗战胜利。
到了晋城，华北军政干部学校安顿下来，就设在晋城的一所回民中学里。这时候，朱瑞也从山东回来了。我一直没有搞清楚，他和刘子超，谁是校长，谁是政委，反正是刘子超一直盯在学校里，朱瑞是有时候来有时候走。这时候，一批新的老师也来了，有杜逸云、陈沂(他本来也是叫陈毅，因为与陈毅元帅重名了，为了区别，改成了这个沂)。在“华干”，学的课程有游击战争、国际常识、民运工作、军事训练等等。教军事课的是一个从国民党军队那边跑过来的，叫粱毓忠的。还有两个教员，记不清名字了。训练怎么打游击战争，讲军事知识啦，等等。还有一些老师就是开封女师的老师。杜逸云就是女师的。
在晋城的时候，我们的生活、学习条件很艰苦，但是精神都很快乐。每天都在歌声中度过，走路唱歌，上下课也唱歌。同志之间也无比地亲密，像亲姐妹兄弟一样团结友爱。那时候我年纪轻，身体好，抗折腾。身体弱一点的，就很容易生病。学校的医疗条件很差，缺医少药，得不到及时有效的治疗，吃的苦就更大。有一个小名叫“小狗”的女孩子，就因为得病，死了。那时候，生病了，一点办法没有，没有医生，没有药品，感冒了，就钻进被子里捂汗。生病了拿命顶，顶过去就活下来，顶不住就死了。我亲眼所见，“小狗”等人就是因为生病没有得到治疗而牺牲的。
在华干，我能记起来的同学，有一个北京去的青年，叫荣兰孚，26、7岁，让我们看起来都是老大哥了。还有小鲁(现在天津)，韩层栾(听说在山西工作)，夏柯(夏玉华改名)，现在就住在北京四道口，还有杨惠文，白介夫的爱人。我那时候和杨惠文认识，从此成为终身的好朋友。
我们训练的时候，上课下课不让走门口，要求走窗户，从宿舍到教室，都是成天地跳进跳出，这本身就是一种实际锻炼。还有野外作业，早晨起来指定一个山头，看谁先跑到那里再返回来。出发的时候不让走大门，要翻墙头。墙很高，我个子不够高，上墙头都没法上去。这也难不住我。我小时候就是爬墙上树的，爬树能力可强啦，捉迷藏，在树上可以捂起眼睛来，双手都不用扶着树，用两条腿攀着树干，一点儿事都没有。华干的墙头太高，爬不上去，正好墙边就有一棵大槐树，树枝延伸到墙头上，每次早晨起来训练，我就先爬树，从树上再往墙头爬，然后再跳到院子外面。回来的时候，也是同样，不能按照常规，不能沿着山路走，因为山路都是顺着山势蜿蜒曲折，要走很多弯路，路面又比较平坦。要锻炼，就要走艰难的路，由老师、军事教官划定最直接的路线，跳山沟，跳梯田，一个高坎一个高坎地跳下来，也不害怕，跑出去得快，跑回来也快，我一般总是跑在头里，不跑第一也跑在前几名。反正不太落后。那些大同学都说，这个小丫头，真不简单，比我们这些年龄大的人都强。那段时间，大家过得特别愉快，朝气蓬勃，充满热情，学了很多革命道理，又懂得了工作方法。
华干的学员，都是青年学生，根据当时的战斗需要，三个月一期，是短期培训性的。别看这三个月，可培养人了。培养出了一大批干部，派往各地做党政军工作，还往友军中派了不少干部。也有在抗日战争中与敌斗争坚强不屈，惨遭杀害的英雄人物，如陈若克等。建国以后，好多的高级干部，如湖南省委副书记万达(原名万子叔)，还有傅太辛、刘刚等，都是省市委书记或省长等，都是华干的毕业生。朱瑞和刘子超的个人魅力，他们给青年人的影响也很大。他们两个都是文化修养很高，知识分子气很浓的，很有风度，胸襟开阔，待人热情，相互团结得很好，像一个人一样。
我在华干的时候，最让我高兴的是，我终于实现了自己的追求，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我的入党介绍人就是刘子超和张玉洁(张玉洁后来改名路凯，是最高人民检察院院长张鼎承的夫人)。在我入党以前，在华干就有一些因为战争跑丢了关系的老党员，让我帮他们在学校里找党的关系，常找我谈话，要我帮助他们接上组织关系。因为他们看我在政治上很活跃，就以为我一定是在组织里活动的党员了。其实，我自己也是在华干学习期间入的党。我是37年12月去的，38年1月就入党了。入了党，说是有候补期，但是党内工作繁忙，我实际就做了支部的工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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