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人向来以沉默而闻名——在家庭饭桌上他们闷声吃饭；即使怀藏强烈感情，也只是拍拍别人的肩膀而已。但在1997年的9月6日，英国人终于集体爆发了一次。在伦敦，超过一百万的悼念者在前往威斯敏斯特教堂的路上为逝去的黛安娜王妃默哀送行，偌大的伦敦陷于一片寂静之中。从肯辛顿王宫出发的送葬行列行进的声音在寂静中显得尤其清晰：柏油路面上车轮的滚动声、马蹄的橐橐声以及每隔一段时间就响起的鸣钟声。但当送葬队列刚从王宫大门出来，进入到公众的视线之时，一声尖厉的喊叫划破了上空：“黛安娜，我们的黛安娜！”随后是一声悲痛的长嚎：“我们爱你，黛安娜！”英国人传统的斯多葛主义隐忍作风被瞬间淹没在赤裸裸的悲痛无法遏制的爆发中。

　　以黛妃的盛大葬礼为其极致体现的哀悼盛会标志了英国社会的一次重要转型。在黛安娜1997年8月31日逝世之后的十年中，英国传统的矜持和隐忍的情操规范再也无法束缚人，取而代之的是公然表露的情感宣泄。似乎是黛安娜——“人民的王妃”——打开了人们久已压抑的心扉，重构了价值观，引导人们取得了一场情商战胜冰冷的理智、恻隐之心战胜矜持传统的胜利。

　　然而，事实真相永难琢磨透。如果说黛安娜确曾有过举足轻重的影响，可以说，她的重要性主要体现在英国一系列相互关联的社会、政治变革中。黛妃本人就是这些变革的参与者，虽然有时，她的身份是不知情的推动者，有时又是积极的活动家。

　　十年过去了，黛安娜仍然是世界上最知名的英国人。但不少她的英国同胞除了知道黛安娜懂得穿品牌服装以及她的名字频繁出现在小报上之外，似乎不清楚她还做了哪些为人称道的事情。在此，不妨将有关黛妃的一些不可抹杀的事实陈列出来：黛安娜给英国君主政体带来了一场“地震”，加速了它的现代化进程；在消除人们对艾滋病人的歧视方面，她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她提高了人们对饮食失调症的认识；她将反对埋布地雷的人们聚集到了一起。对于受过很少正规教育、曾自嘲“笨得像一根木头”的黛安娜来说，这些已经是相当了不起的成就了。在这些之外，还有一些值得怀疑的成就，比如她对自己媒体形象的娴熟操纵，所有这些都不难使人了解一点：尽管黛妃去世已十年，但她在英国人的生活中仍然是一个不可磨灭的存在——大多数时候以一种温良形象出现的一个躁动不安、勾人联想的幽灵。

　　促使英国君主制迈向现代化

　　当19岁的黛安娜问查尔斯他是否爱她的时候，她粗鲁的未婚夫回答说“随你怎么说吧”。然而，温莎家族（指英国王室成员）却自诩懂得什么是爱。在他们看来，爱是与爱国主义相类似的东西。它必须毕恭毕敬、得体合宜。它不会在大街上哭泣，也不会像一个十几岁少女因为看见偶像而疯狂喊叫。在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在位的这54年当中，英国人民对她默然怀有的爱戴很少出现动摇的时候。唯有在1998年时，子民们对女王的爱戴稍微有所落潮，这还是拜黛妃之死所赐。但即使在那时，英国王室的人气指数仍不低于66％。如今，有85％的英国人拥护君主制。

　　当然，也并非没有反对者：自1969年国际市场及观念研究机构MORI开始收集英国人对于王室的意见以来，大约有18％的英国人呼吁废除君主制。然而，这个数据丝毫不能改变什么，正如女王的时尚品位常年保持不变一样。之后，在黛妃去世时，至少有那么一个星期，由于女王迟迟没有公开对黛安娜的去世表示哀悼，主张共和制的英国人数曾急剧上升。

　　巴黎车祸发生两天之后，美国学者卡米拉·帕格利亚预言了温莎王朝的落幕。“在黛安娜嫁入王室之后，英国君主制算是加速了它的现代化，”她说，“然而，君主制对待她（黛妃）的方式——其实是虐待，也许意味着君主制的终结。”当然，没有出现这样的结果。当女王走到了哀悼的人群中，主张要将她赶下台的人数就跌到了历史最低点。仿佛大不列颠人已瞥见了共和体制的无底深渊，进而惊恐地退了回去。国际市场及观念研究机构MORI创办人罗伯特·伍斯特说：“王室意识到民意既可以承载王室，也可以颠覆它。”这一认识推动了王室进行了一系列隐秘到了难以为人察觉的暗中改革：女王同意对长子继承权的规定进行修改，以允许她的女性后代在继承王位上有平等权利等等。

　　在慈善工作方面，黛安娜达到了一个别人难以企及的高度。她无视人们对艾滋病普遍怀有的歧视和恐惧，她紧握着艾滋病患者的手，还曾与印度尼西亚的麻风病人拥抱在一起。有一次去一位盲人家拜访时，黛安娜发现一位老人正在哭。“她问他是怎么了，他说‘我看不见你’，于是她抓起他的手，放在自己脸上。”查尔斯虽然仍对自己的感情不露声色，不过很多迹象表明，他是找到了自己的位置。他的王子信托机构组织为那些帮助年轻人的慈善机构筹到了一大笔钱。随着主流思潮逐渐认同他多年以来大力推广的各种观点，他在环保问题上的立场使他日益受人尊重。

　　公众曾一度坚决反对他的第二任妻子、多年的情人康沃尔公爵夫人卡米拉。就在黛安娜死之前，MORI公司在一次民意测验中询问是否卡米拉应该成为王后，而只有15%的人支持这个观点。但到了去年4月，这一支持率增长到了38%。英国新闻界有些人严词斥责了让卡米拉参加本月晚些时候黛妃追悼仪式的计划；支持新闻界这一态度的人固然有之，但真正强烈抵制卡米拉参加的人却似乎很少。黛安娜王妃所推广的那些思想——追求个人幸福、对人性弱点抱以同情——反而帮了一位她生前所憎恨的女人的忙。

　　从童话姑娘到后女性主义者

　　不妨设想一下：假如黛妃活到今天，那将会是什么情景。她将是一位保养得很好的46岁女人，有一位新男友，在曼哈顿拥有一所公寓。她还会受人欢迎吗？也许。她会是一个传奇性人物吗？绝不可能。恰恰是英年早逝这一点确保了黛安娜的不朽声名。假如她活到脸上皱巴巴的地步，她还有可能享有她今天拥有的巨大声誉吗？

　　名人文化是残酷的，对女性来说尤其如此。“名人文化的一个特征是：人们首先将某个人捧红起来，然后，等着书写这个人的垮台史。”写有《温莎家族：一个家庭的荣辱史》一书的德国作家汤姆·利文说道，“假如黛安娜还活着，她也将走上这条先上升再坠落的老路。”黛妃去世前的那个夏季已经显示出一些名声下滑的趋势。她稍微有点长胖，媒体就开始猜测她是不是已经怀孕。当然，事实上她没有怀孕，不过对于像她这样一个饮食紊乱的人，这样的关注实在过于离谱。不过，黛妃在1995年接受BBC记者马丁·巴舍尔采访时，亲口承认自己患有进食障碍症一事确实鼓励了此前隐瞒病情的人们主动寻求帮助。她的一生中也充满了普通女人常会遇到的种种问题——体重问题、情感危机等——而通过公开诉说这些问题，她擦去了印在失败者头上的耻辱标记。即使是王妃，也难免需要为减肥而作斗争；即使她是一位大美人，仍失去了自己的丈夫。黛安娜曾因她的“美国式的感情主义”而遭到人们批评，美国著名的女性主义作家内奥米·沃尔夫这样说道。然而，她采取的策略在墨守成规的英国仍不失为一种寻求自我解放的途径。“她的策略可谓非常激进。她不仅只是空口说说，她还亲自实践之。”

　　最初，当黛安娜与查尔斯订婚的消息公布之时，它完全与女性主义者所预言的命运相违背。女性主义杂志《Spare Rib》刊登了一篇题为《别这样傻了，黛！》的文章。这句话后来成为了一句流行口号，成为了一件知性女性挂在口头上的时尚饰品。而关于那场在圣保罗大教堂举行的童话般的婚礼，英国记者比阿特丽斯·坎贝尔这样写道：“在1981年的7月29日，随着这位瘦削的、面带倦容、比白雪还要白的女子沿着走廊走来，搀扶一旁的是年长的家族长辈，这场压抑而充满欺骗性的婚礼仪式终于宣告结束……她那乳白色的丝绸结婚礼服看上去如一袭寿衣。”

　　然而，在黛妃死后，很多女性主义者将她反抗僵化体制的斗争解读为妇女赋权运动的一个寓言。帕格利亚曾称她为“一位不可思议的超级明星”。虽然这话没错，但黛安娜从来不会在女性主义者的世界找到自己的合适位置。她对两性平等问题没什么兴趣。她之所以反抗家长政治，是因为它守旧而又充满重重束缚，而并非因为她拒绝接受其男性主导的价值观体系。黛妃是“辣妹组合”所欢庆的“女生力量”最早也是最具说服力的体现。对于黛安娜来说，这一形象再合适不过了：拥有一圈女性朋友，同时又在困惑地寻找男性伴侣。其实，“皇家辣妹”所一心追求的根本不激进：去爱人并被人爱的古老愿望。

　　今年10月，人们将看到英国法院对黛妃之死一案调查的最终结果，届时将对那场导致黛妃死亡的致命车祸进行第三次听证会。但撇开法院的最终结论不管，黛妃之死的真正原因将十有八九是当下人们所相信的那样：一起悲惨的意外事故。（李海 编译自《时代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