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ard logo

标题: 聂元梓:从太行山到延安·在决战东北的日子里 [打印本页]

作者: 霌夨敻    时间: 2007-8-27 15:20     标题: 聂元梓:从太行山到延安·在决战东北的日子里


    太南游击队的诞生
    在华干学习结束,我就参加了太南游击队。
    1938年5月,刘子超组织了太南游击队山西抗日新军太行南区游击队。刘子超自任司令员,调了一批华干的学生给他当骨干,又在地方上,在太行山下的武陟县等地联系了一些当地的同志,组成了一支游击队。当时,朱瑞经常不在华干,刘子超把学校留给了王振华(冀南地区的一位老干部)管理,他自己还继续挂名在学校负责,实际上去从事游击队的工作。因为工作需要,我就跟刘子超搞游击队去了。
    游击队刚刚成立,驻扎在陵川县的夺火镇。夺火镇是在太行山南端的最高处,到镇上去,要经过很难走的山路,那一段路,盘来盘去,就像推磨一样地围着大山绕圈子,因此就叫作“十八盘磨”。
    刘子超担任游击队司令员,下面配备了各个部门的干部。我现在还能记起来的,就是在司令部负责组织工作的,叫成洲。我是在司令部里做青年工作,当青年科长,还担任少先队队长,动员当地青年参军,做群众工作,给参加部队的青年上课,讲革命道理,讲青年人要做抗日救国的先锋。过去我在北仓上中学的时候,就在同学们中间讲过很多革命故事,无形中锻炼了我的讲话能力,经过华干的学习,我的思想水平提高了许多,我讲课的口才就是那时候练出来的。
    太南游击队刚刚成立,司令部住在陵川县的夺火镇,发动群众,扩大队伍,准备离开太行山南下。因为地处深山,这里的消息很闭塞,山里人什么也不知道,更没有见过日本人。给他们讲抗日道理,动员人们参军,就更不容易了。
    在夺火镇,生活也很艰苦。地处深山,吃水成了大问题。水要用毛驴到很远的地方去驮,水就特别珍贵了。洗了米的水洗脸,洗了脸的水洗脚,一盆水要用好几遍。山高,还尽是石头,特别费鞋,当地老乡做的布鞋,纳了多少道,鞋帮硬梆梆的,弹得当当响,鞋底上是新鞋就钉上很多大钉子,根本没办法打弯,36码的脚要穿39码的鞋,走起来就像穿了呱哒板,呱哒呱哒地响。山里老乡穷,做一双鞋要穿一年。我年纪最小,老乡喜欢我,我在夺火镇还认了个干娘。我生病,干娘问我想吃什么,我说想吃海米鸡蛋汤,干娘不知道海米是什么,她还以为海米就是青蛙呢。
    夺火镇一带,山高皇帝远,多年来闹土匪。我们当然不能坐视不管,就在当地帮助群众打土匪。当地的老百姓说,打仗的时候,女的不能出来,女的一出来,必定打败仗。群众很落后,但又不能不迁就他们,因此,部队出动的时候,我们女同志都被关在屋子里,要尊重当地群众的风俗。仗打胜了,土匪被消灭了,老百姓感谢我们,就打开义仓给我们粮食,从义仓里拿出来的小米都是灰色的,存放得太久了。当地人说是光绪三年存放进去的粮食。大老远就闻到小米的陈腐的味道。吃存放了几十年的小米,还有黄豆做菜,结果吃得大家又拉肚子了。不过我当时年轻,抵抗力强,才17岁。年龄大的一个同志,就因为拉肚子拉垮了身体。
    转战豫西北
    太南游击队组建不久,我们就从太行山南麓下来,向河南境内进军,要到豫西北扩展队伍,在平原上与敌人周旋,打游击,组织了太南游击队第五支队。这支游击队还有一个任务,就是为主力部队补充输送兵员。
    下山的那一天,情况很紧张,我们选择了一个阴雨天气,在蒙蒙的小雨中我们行军到太行山南端的一个村庄,再往前走一点儿就出山了,我们的目标是到武陟县城。这时,队伍就停下来不走了,等待天黑。队伍初到河南来,害怕惊动附近的敌人。一直等到天黑,才走到平原上。走在路上不许说话,身上带的东西也不能发出响动。雨越下越大,我们是淌河水,水都齐腰深。过了河,过铁路,不让说话。我当时是新兵,没有经验,过铁路的时候,走得很快,突然有了情况,遇到敌人了,马上下命令趴下。别人都毫不犹豫地就地趴下了,我只看到满地都是泥水,怎么趴?我还没有趴下,前面就打死了一个人。我什么都顾不得了,就趴在烂泥里。然后就下命令叫我们不要动。我们就一边等待一边在泥水里趴着。等到敌人走掉了,让我们站起来往前跑,我的脚陷在泥里,站都站不起来,鞋子都陷进泥里,我从泥里拔出鞋子,干脆就用手提着鞋子,赤着脚跟随队伍,一口气跑了十几里路。总算是通过了敌人封锁的交通要道,队伍才停下来稍微喘了口气。
    那时候,在游击队生活非常艰苦,尤其是女同志。好在我们都是经过了革命教育的,不把困难放在眼中。趟河水,跳山沟,都是不当回事的。女同志来了例假,也照样跟着队伍行军打仗,哪里有什么照顾?裤子贴在身上,湿了干,干了又湿,谁都不叫一声苦。
    到了武陟县,我生了一场重病,高烧不退,查不出是什么原因,后来才知道是急性肋膜炎。游击队自己没有医院,不可能有啊,当时的条件那么艰苦,全靠当地的群众帮助我们。我就住在当地一个医生家里治疗。
    那个医生家里很富有,腾了三间大房子给我们作病房。五支队教军事技术的梁毓忠教官,枪走火了,打伤了腿,也住在那里。我们就住在一间大房子里,他睡那一头,我睡在这一头,我当时是发高烧烧得昏迷了,什么也不知道。部队雇了两个老太太照顾我们,白天一个,晚上一个,轮流值班。等到烧退了,我身上揭了一层皮,正所谓“不死也得扒层皮”。我的头发也掉光了。我就干脆剃了个秃子,光头。医生的父亲医术非常好,在日本人占领的焦作行医,医生自己诊断不了我的病,他到他父亲那里去,说了我的病情,他父亲告诉他这是肋膜炎,告诉他怎么治疗。给我治病的医生很负责,按照他父亲说的办法治好了我的病。我身体恢复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口味很特殊,就是一个劲地要吃蒜。吃包子,把里面包的肉呀菜呀都掏出来,塞进去几瓣蒜。别人来看我,什么也别带,就给我带一大包蒜。我们住的那个小镇,别看规模不大,可是真繁华,跟夺火镇截然不同,这里山珍海味的,什么都有。我们在这儿“住医院”,没有食堂,就在镇上的小饭馆包饭,想吃什么都有,什么好吃的都能吃到,梁教官是外伤,不影响吃饭,胃口很好,大享口福,我是什么都不能吃,就是吃大蒜。
   这样治疗和休养了一个多月,身体恢复以后,我就回部队了。正赶上敌人扫荡,我们就撤退。没有地方跑,一边是太行山,一边是黄河。我们就跑到黄河边上,不敢进村,也不敢生火做饭,怕敌人发现,万一惊动了敌人,那就只能跳黄河了。河边沙地多,老乡们种的都是花生。没有饭吃,部队就向老乡们买花生。花生还长在地里,老乡出个价钱,部队掏钱买下来,一天到晚,就从地里挖花生吃。也没有水喝。有个小水沟,沟水太浅,收不起来,就在地上挖个坑,把水积起来,用茶缸舀起来喝。我们吃生花生,喝生水,都拉肚子。
    我们在黄河边上躲了几天,我们不是作战部队,隐蔽得好,敌人也没有发现。后来朱瑞批评刘子超,说不该选这个地方跑,打起来没有退路,没有周旋余地。可是,当时没有别的路可走。以后,我在那里继续工作。我一是做青年工作,给部队的青年上课,二是做群众工作,宣传党的抗日政策,发动群众抗日。
    下山后,在武陟县做动员群众的工作,我在那里做了一项比较重要的事情。当地有个大地主,孙家弟兄三人,还有一个妹妹。当时我的任务就是动员他们家自觉自愿出钱出人支援抗日斗争。孙家的老大就像《家》中的大少爷,为人怯懦,撑不起事来,我们就发动他下面的几个弟弟妹妹参加抗战。老二孙永宇经过我们动员,参加了革命,后来当了太南游击队五支队的队长,在战斗中牺牲了。他的弟弟,老三,叫孙永宙的,当时还是中学生,在我们的发动下,也参加了革命,入了党,后来也牺牲了。他们的妹妹也参加了革命,后来在北京公安部工作。
    抗日战争中,我们的口号就是“有钱出钱,有力出力”,要动员地主富农都拿出钱财来支持抗战。八路军哪里有钱呀?国民党不给钱,钱从哪里来?除了打土财主。我们打击的都是有证据的汉奸土豪,就是要做群众工作,做开明地主的工作,动员他们出钱出粮。我们在当地的工作影响是很大的,那些青年人,不管是地主还是穷人家的,都非常积极,参加抗日嘛,同仇敌忾,谁也不落后。孙永宙的妹妹非常佩服我,她说,要参加革命,就要像聂元梓的样子。这是她后来到北京以后跟我说的。她就是和我一样地走上革命道路的。直到1966年我带头写了那一张大字报,她从新闻里听到了,她认为一下子轰动了全国的“聂元梓”一定就是我,尽管我当年在武陟县做工作的时候是叫“聂元子”,她还是断定那带头写大字报的就是我。在北京的公安部宿舍,我还见过孙永宙的母亲和妹妹。不过,这都是后话了。
    17岁的地委妇委副书记
    1938年秋天,党组织调我到设在屯留的中共北方局党校学习。当时,杨尚昆在党中央北方局当书记,李雪峰是组织部长,陶鲁笳在党校任总支书记。带我去党校的是顾大川。在党校学了三个月,正是到12月底,就分配到中共晋豫地委妇女工作委员会,当副书记。我先在晋城中心县委妇女科当了一段时间的科长,后来也是常到晋城、阳城等地去做工作。
    在晋城工作的时候,敌人经常来轰炸,走在街道上,敌人的飞机就突然来了。中国人的领空,日本人肆无忌惮地飞过来,无所阻拦。我们没有任何防空武器,只好是注意及时发现敌机,及时躲藏。可是,常常是想躲都来不及了。一次,敌人飞机已经飞到头顶上,炸弹丢在离我很近的一家饭馆的门前,我没有任何可以躲藏的地方,只有趴在旁边一家门口的门坎下面。真是侥幸,没有受伤。
    敌机来轰炸,我们还不能光是自己躲藏,还要照顾当地的群众。群众信赖你,才跟着你,躲敌人的飞机,他也跟着你。危机关头,看到你是穿着八路军的军装,他就跟你跑。人多了目标大,你劝他们散开,他们还犹犹豫豫。有一次,我带领群众躲到一条山沟里面的窑洞里。外面看是一大片平地,可是平地上又有下陷的宽大的沟川,在沟川壁上挖着有窑洞,本来是很隐蔽的,从高空是无法发现的,可是有汉奸报信,敌人就飞到沟川上空扔炸弹,用机枪扫射。我正在劝说群众疏散,日本人的炸弹就丢下来了,当场就炸死一个老乡。
    当时,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进行工作的。在晋城,我负责组织成立了晋城妇女救国会,由任秀兰任秘书(当时在山西,阎锡山规定第一把手都叫秘书)。我们一同工作了一段时间,我就回地委了。
    在晋城地委时,薛迅是组织部长,后来是副书记。李哲人是宣传部长,还有温建平,也在宣传部负过责。我在晋城地委工作了一段时间。后来,因为工作需要,成立了中条山地委。李哲人是书记。我又调到中条山地委去,开辟中条山的工作。
    那一段日子才紧张呢。我这一生风风雨雨,饱经沧桑,这真是:我的一生似大海,波涛汹涌澎湃。
    这是1939年的春天。调到中条山地委,我担任妇委副书记。在地委住了没有几天,李哲人就指示我到第七专署牺盟中心会工作,担任妇女部长。这是用来掩蔽我的真实身份的公开职务,是以这个身份被派到晋南妇女救国会筹委会等单位,指导和协助张彩组织晋南妇女救国会,并任四个救国会(工、农、青、妇各自成立一个救国会)的党组副书记的。
    妇救会里的“燕文华”
    阎锡山政府的第七专署,政治形势很复杂,因为是国共统一战线的局面,山西又是阎锡山的天下,专署里各种势力都有。有阎锡山的地方势力,有我们共产党派出的干部,也有南京蒋介石委派的人物。蒋介石派了一个大特务头子李犹龙来,专门做阎锡山和八路军的情报工作。我们经常要和这个李犹龙打交道,兜圈子。
    第七专署下面有当地的牺盟中心会。这是个得到合法地位的群众抗日团体。在牺盟中心会,主要工作都是党内同志在做。王竟成负责牺盟会的工作,是秘书。她是很能干的一个女同志,到北京以后在建筑工程部工作。还有一个同志叫李长庚,牺盟中心会的组织部长,在燕家山的时候就牺牲了。他得了伤寒,也没有医生治疗,自己找了一些药吃,本来恢复得快好了,没想到病又复发了,死去了。我是牺盟中心会的妇女部长,改名为燕文华,这是公开身份,实际上是地委妇委副书记。
    牺盟中心会下面领导有4个救国会,工、青、农、妇女救国会。牺盟中心会的地址是在山下,李犹龙的据点也在山下。工、青、农、妇救国会的地址在山上,在平陆县燕家山,在一个大庙里,那里有两个大院子。我做4个救国会的党组副书记。党组书记是工会的头头,姓朱。我们两个都直接与地委书记或青委书记路易(后改名为刘希文)联系。姓朱的后来叛变了,跑到李犹龙那里去了。青年救国会的头叫马枚,后来在中国民航工作,名字也改了。妇女救国会的头头叫张彩,解放后在辽宁工作。当时,各组织的头头都叫秘书。张彩是妇救会秘书。妇女救国会的成立是我和张彩一起搞起来的。我辅助张彩建立和开展妇救会的活动。张彩一开始以为我到燕家山是要代替她的工作。后来,她看我一直是扶持她,出头露面的工作都由她来做,都把她推到前面,让她在第一线上工作,她对我就了解了,以后我们合作得很好,关系也非常好,成为亲密的战友。
    我们在牺盟会工作,牺盟会是薄一波同志搞起来的,阎锡山虽然是迫于形势需要认可和支持民众投身抗日斗争,但他心里总是不放心,他自己又搞了一个同志会,要求在牺盟会工作的我们都得参加。我参加同志会,是为了隐蔽共产党员的身份,出于工作需要,是经过地委批准的。同志会每次开会,阎锡山方面都派特派员来参加,检查同志会的工作,看我们是不是执行阎锡山的旨意,看我们是不是经常开会。我们就诚心跟特派员作对,他不来我们就不开,他一来我们就开会,都提一些很奇怪的问题,弄得他没有办法解答。青救会的马枚他们更年轻,调皮,就专门跟他捣乱,刁难他,弄得他非常无趣,灰溜溜地走掉了。
    当时,我经常要到地委去汇报工作,要走很长的山路。从燕家山到地委所在地,上李哲人那里,经常翻山越岭,走大山沟。而且,为了掩蔽我的工作,大多是在天要快黑的时候走。大山里狼很多,特别是晚上在夜里,狼群出没,经常在路上就碰见了。当地的老百姓相信狼怕画白圈,走在村子里,家家户户的墙上都用白石灰水画着大大小小的白圈。不知道狼看见这些白圈会怎么样,孤身一人走在路上,看到这些白圈,反而增加了几分恐惧和荒凉感。我赶路的时候,手里拿个木棍,因为人们都说狼怕打腿,说狼是铁头麻杆腿。其实,真要遇到狼群,一根木棍能管什么用?就是给自己壮胆罢了。到地委汇报情况是工作需要,有狼也得去,害怕也得去,这样一想,心里就坦然多了。说来也怪,狼也遇到过,我遇到过好几次,有一只的,也有三五成群的,不知道为什么,它们都只是在远处看我几眼,并不像人们说的那样可怕,没有扑过来,没有怎么招惹我。这样,碰到几次狼以后,李哲人就说,以后不许你一个人来往。他有时候就说派人送送我,我不要人送。因为送我的人,回去的路上也是一个人赶路,一样不安全。
    除了工作问题,我还遇到身体的麻烦。我的皮肤非常不好,就怕蚊虫叮咬。夏天和秋天,当地的蚊子非常厉害,一叮就起包。我一条腿,从膝盖以下到脚脖子,全都是被咬的疙瘩,又被挠烂了,一抓就像豆腐一样地烂了,一直搞到流血化脓,一条腿上大约有200来个小脓疮。过河淌水就受不了。没有药,我就想起我父亲给别人治疗皮肤病的方法,他是剪下一缕头发来,用芝麻香油烧热了,把头发放到油里炸化了,再放进去蜂蜡,把纸剪成小方块,向油里沾一沾,放到小碟子里,自制成膏药,贴到腿上,一贴就好了。我就如法炮制,自己把自己的皮肤病治好了。
    “夫妻双双把家还”
    在燕家山工作期间,我做了许多发动群众参加抗日的动员工作,活动区域是在平陆、芮城、夏县、翼城一带。其中,最惊险的一次,是在敌人的鼻子底下,从燕家山到芮城去。
    当时,我被派到芮城去,成立芮城县委妇女科,主持妇女工作。这时是1938年的6、7月间,当地著名的“6?6战斗”刚过。6月6日,国民党军队与日本军队进行了一次恶战。国民党军队被逼赶到黄河边上,无法回旋,很难抵抗日军的进攻,身后没有退路,面前的敌人又是武器精良,战斗素养强,所以仗打得非常惨烈。你怕敌人打死,就得跳黄河,要不就得战死。在这里作战,国民党军队在地形选择上犯了大忌:这里的地形是,一边濒临黄河,一边靠中条山。中条山是东北西南走向,黄河的这一段是从风陵渡往下,由西往东,又偏北一些,呈平行状态。中间是一片狭长的平原地带。国民党军队被切断了退往中条山的道路,把部队摆在无法周旋无法退却的位置,吃了大亏,伤亡惨重。一时间,日军的气焰嚣张得很。
    我从中条山下来,到芮城去,正巧要从这片狭长地带,从战场上经过。沿着黄河岸边走,黄水滔滔,浊浪翻卷,血腥犹存,还能看到黄河里漂着穿着国民党军装的战死者的尸体,脑袋都泡得像箩筐那么大了,泛着白乎乎的死光,很惨,很可怕。河岸上尸臭扑鼻,血污和弹坑时有所见。靠山的一边,则可以看到山头上日本人的岗哨,刺刀在日光下泛着惨烈的白光,趾高气扬的太阳旗,炫耀着他们的“赫赫战功”。正像那支歌里唱的,“敌人来到了黄河边”,民族危亡,迫在眉睫。
    这一次赶路,是我一生中经历的危险之一。一边是黄河天险,激流险滩,一边是日军居高临下地盘踞着的的中条山。时当乱世,汉奸土匪强盗丛生,趁火打劫,黄河边上更是土匪出没,杀人越货,抢劫行人的财物,然后再把人杀了灭口,这些乘着民族危难而兴风作浪的败类们,给我们的工作带来很多困难,但是一时间又没有能力清除他们;日本鬼子则是靠山而居,据险而守,居高临下,虎视眈眈。这样,真是危机四伏,随时都存在着险情。
    我这次到芮城去,有一个国民党《扫荡报》的记者,姓陈,和我一路走。他要到芮城那里去采访。我们都是花钱雇了老乡,借他们的毛驴骑着走在抗日政权所在地区,当地民众都有义务为抗战人员服务,只要付报酬,就能解决一路上的衣食住行问题。
    其实,我在华干和太南游击队里都长途跋涉惯了,步行赶路都没有问题,是这位陈记者特别要骑毛驴,他不习惯步行走长路。快天黑的时候,走到一个岔路口,前面有两条路。一条路离黄河近一些,一条路是离日军近一些,该走哪一条路呢?河边土匪出没,当地老乡是闻风变色;离山头,离日本人的岗哨特别近的地方,敌人的刺刀在夕阳的辉映下闪着寒光,可以看得清清楚楚。怎么办?你看这两条路,要是靠黄河边上走,听说河边上有劫路的,你不给他钱,他就把你杀了扔到黄河里,要是靠山走,日本人的岗哨把山脚下走路的我们看得很清楚。他说,那咱们是靠河边走呢,还是离山头近一点儿?我说,这样,咱们还是靠着山边。靠河边走,要是遇到劫路的,咱们两个人身上都没有多少钱,被汉奸土匪劫了扔到河里,死得就太冤枉了。乱世出土匪,黄河边上的土匪特别凶恶,咱们两个抗日战士,不明不白地被土匪杀了算怎么一回事?死在日本侵略者手里,咱们还是抗日烈士呢。我身上是带着一支小手枪防身自卫的,可对付土匪也抵不了什么事,一开枪,还得把日本人给惊动了。依我说,咱们靠着山边走,从日本人眼皮底下闯过去,你听我的吩咐好了。我主张在太阳落山之前闯过这个危险的关口,没准儿最危险的也会是最安全的呢。咱们先闯过了这一段路,再找个老乡家住下休息。
    我们本来是两个人都骑着毛驴的,还跟着两个老乡。现在,我就重新做了安排。我骑着一头驴子,让陈记者跟着,装作赶驴的,就像是丈夫赶着毛驴送媳妇赶路,从日本人岗哨附近走。过去丈夫赶驴伴送媳妇,这是当地老乡的风俗。我让那两个老乡牵着一头驴,离我们远一些,跟着我们走。等我们平安地通过了这一段路,老乡再赶上来。
    这样,离日军岗哨不远不近,毛驴走得不慌不忙,我们就把这一段路过了。我们必须是硬挺着,硬装着,不能让敌人看出我们的破绽来,可是心里却紧张得不得了,万一被敌人识破,那就是插翅难逃,一点儿都不敢麻痹大意,心都吊在嗓子眼里。而且,我不但自己要撑得住,还要给陈记者打气鼓劲儿,让他保持镇静。我们两个人,迫于形势,在日军的眼皮子底下,演出了一场“夫妻双双把家还”,总算是骗过了敌人。过了敌人的岗哨,走出一段路,老乡也赶上来了。我就跳下毛驴,对陈记者说,你辛苦了,从来没有步行过这么长的路吧?现在给你骑着驴子走,你休息休息,我步行,我的两条腿,可是爬山跳沟地走惯了的。
    到了前边,又遇到了新的情况。
    这里的平原,依山傍河,地形很特别。在平原上放眼望去,是平坦的一片,但是,走着走着,却会遇见一些凹陷下去的断崖沟壑。这些沟壑,在远处是看不见的,到了近前,才发现它们,窄的有几百米宽,宽的足有几里地,陷进地下几十米,沟里还有窑洞有人家。走到一处,沟壑在望,陈记者非常疲倦,就提议说今天就在这沟里住下来别走了。我说,按照路途计算,今天一定要赶到前面的村子,明天才能到达目的地。陈记者又累又乏,虽然这时他已经是骑着毛驴赶路,他还害怕走夜路,一再说要住在这里,我呢,反复坚持说再往前走一段路。结果呢,还没有走进沟里,就听到一片脚步杂沓,很急迫的样子。我们非常紧张,不知道前面是什么人。他们从那边上沟,我们从这边下沟。下了沟,按照我的意见,我们没有停留,就又翻到平原上。这时,那些不知来历的人群已经跑远了。夜色中,我们匆匆向前行走。走了好长一段路,才看到了闪烁的一片灯光。我们的心才开始安定下来。
    这是一个村庄。我们走进去,老乡赶着毛驴,跟在我们后面。一进村子,我们就上前去叫门,那户人家的院门我记得还是斜着的。我是个女同志,叫了两声“老乡”,门就开了。老乡紧张地开门,紧张地让我们快进屋,把赶着毛驴送我们的那位乡亲打发走了,连门都没有让他进,以免人多暴露目标。老乡说,就在刚才,一群皇协军在村子里打死人了,情况很是危急。敌人是否走远,还不能断定。我想,我们先前在那道沟壑前听到的那一片匆忙的脚步声,就是敌人在奔袭吧。这个老乡很机敏,急忙把陈记者引到喂牛的棚屋里,以便发生意外时可以迅速转移,把我则带进隐蔽的小窑洞里这一带的窑洞,都是大窑洞中又掏出一个小窑洞,是储藏东西用的。也比较隐蔽。我进了小窑洞,窑洞里储藏了很多红枣。我一路上匆忙赶路,早已是饥肠辘辘,藏在窑洞里的时候,我就一把一把地抓红枣吃,那才是又香又甜呢。老乡给我们做了晚饭吃。夜里,我就和这一家的老太太一起睡在这大窑洞里的一铺炕上。奔波了一天,几次遇到险情,心一直是绷得紧紧的。直到这时候,睡在老乡的土炕上,我一天来绷得非常紧张的神经,一下子都松弛下来。
    第二天,我们在村子里雇了一辆牛车,吱吱扭扭地在路上走,陈记者坐在牛车前面的车辕上,我坐在牛车中,仍然是一家人夫妻两口走亲戚的样子,从从容容,不急不忙,最艰难的一段路,终于被我们甩在身后了。
    经过这次历险,这个陈记者,真正佩服我了,他夸奖我年纪轻轻,就这样沉着勇敢,对付敌人有两下子,对自己人又懂得关心。他对我说,他相信牺盟会八路军里有人才,要把他妹妹送到我这儿来,让我带着她做抗日工作。可惜后来就没有再见到他了。
    到延安去,到延安去
    随着局势变化,国共合作的局面出现了危机,在晋西北发生了阎锡山的军队围攻抗日新军的事变,一时间,燕家山的情况也紧张起来。
    在山下面,蒋介石派来的李犹龙专门在第七专署来做策反。他以国民党中央特派员的身份拉拢青年,有一次他召集会议,我们都去了。他就讲,国民党怎么怎么样,共产党怎么怎么样。我是心中有数,不理睬他。可是,工救会的头头,那个姓朱的就被拉过去了。我马上跟李哲人汇报说此人叛变了,李哲人还不相信,他说此人刚刚向他汇报过工作,没有表现出异常,还说再过些天他还来汇报工作呢。可是几天以后,此人就总是跟我讲,他是东北的流亡青年,父亲母亲都留在东北,没有经济来源,生活非常困难。现在给共产党做工作,都是供给制,手里没有钱,没法子顾家。要是到西安去,投奔国民党,一样是抗日,可是那边条件很优厚,也可以在经济上照顾家人了。此人还散布一些抗战必然失败的论调。李哲人听了我的汇报,还不相信。结果没有几天,此人就跑到李犹龙那边去了。
    紧接着就发生了晋西事变。阎锡山向山西新军动手,由抗战初期的利用共产党转变为排斥和杀害共产党,寻找借口要把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新军“解决”掉,从牺盟会中清洗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山西的抗日统一战线面临着分裂的危机。这也波及到我们这边来了。当时,地委要求我们全部转移,每个部门只留下一个人照应门面。这样,阎锡山的人来了一看,我们还在照样工作,这就表明我们与晋西事变无关,与共产党无关。
    当时,我们都奉命撤退了,我把妇女救国会安排到夏县的一个山沟里,由张彩在那里负责。然后又回到燕家山,回来一看形势不对了。我远道而来,本来想在这里住一夜歇歇脚,却看到工会那个姓朱的头头公开叛变了,公开投靠了国民党李犹龙,我们的身份隐藏不住了,情况很紧急,我就不敢在燕家山住下,我向留守的那个同志(名叫张杰)交待情况,让她也迅速撤退,没有必要在这里留守了,告诉她怎么逃走,怎么到夏县山沟里找自己人,我就连夜离开。结果当天夜里阎锡山就派人来了,把青年救国会的小薛抓走,后来牺牲了。农民救国会的两个人也被逮捕。只有马枚跑掉了。
    我从燕家山出来,连夜赶到地委,李哲人也不在地委住了,住到垣曲八路军的兵站。我就跑到兵站里找李哲人。这时候,杨惠文(原来的公开身份是在垣曲县牺盟会里工作,实际担任垣曲县委宣传部长)也从工作的地方逃跑出来,找到地委,李哲人就安排我们两人白天关在房子里,晚上才出来,散散步,活动一下腿脚。为什么呢?因为李哲人还准备要我们做公开的群众工作,不能暴露党内身份。我们就像关禁闭一样地关在兵站里。白天有人给送吃的,兵站伙食好,吃白面馒头,猪肉,白菜粉条炖豆腐,炸油条,八路军编为国民党第十八集团军,当时国共关系还没有破裂,由国民党政府提供军需,供应较好,这在当时就是最高享受了。原先我在燕家山的时候,伙食是很差的,有时候没有饭吃,有时候只有小米没有菜。燕家山的那口锅也有问题,一边烧饭一边就漏水,烧饭经常是半生不熟。只是迫于现实条件,什么饭都能吃。现在住在兵站,可真是解馋了。我们吃了饭没事情做,就在屋子里嬉闹,每天吃得肚子撑撑的,贪嘴,都吃得消化不良了,还是忍不住要继续吃,晚上就出来到野地里遛哒,消食。
    这样过了一段时间,我忍耐不住了,找李哲人说,总得想个办法让我们工作呀,现在这样子,每天不干事,每天还吃这么好,我受不了。李哲人开始说,你们到屯留的北方局党校去学习吧,以后形势好转再回来工作。以前我们常去屯留开会。四个救国会,农、工、青、妇,我是党组副书记,党组书记的名字叫路易,后来在北京中日友协工作。我们两个常一块儿到北方局去。从平陆到垣曲、高平、长治,然后才能到屯留。我们就等待机会到屯留上党校去。后来局势进一步恶化,阎锡山部下孙楚的军队盘踞在阳城的山上,无法通行,屯留党校去不成了,李哲人安排说,这样吧,你们想办法过黄河,到西安去,从那里上延安吧。我一听,高兴得差点儿跳起来!
    本来在从太原撤退到临汾的时候,我就有机会到延安去的,可是,我二姐怕我一个人年纪小,照管不了自己,就把我带回了河南。从华干毕业以后,我跟着刘子超在太南游击队打游击,我也提出来要到延安去,刘子超不愿意让我去,但是又犟不过我去,就派了个交通员,带着我到黄河边上走了一圈,黄水滔滔,军情紧急,从哪里也过不了黄河,只好又回返了。刘子超说,你是不到黄河不死心啊。其实,从很早的时候,我就知道延安是革命的中心,是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所在地,是全国的革命青年都十分向往的地方。现在,我也终于要到延安去了,怎么能不喜出望外呢?
    好事多磨
    这样在垣曲待了三四个月,就决定让我和杨惠文到延安去。接受了指示,我们就从垣曲过黄河。我的党组织关系写了一个小纸条,就别在头发里。18、19岁正是年纪轻,头发非常厚,把组织关系介绍信叠成小纸块,藏进去。从垣曲出发,过了黄河,到了西安,住在八路军驻西安的办事处里面。
    这是1940年春天3、4月间。在八路军办事处停下来,因为国民党封锁边区,走不了,就在西安等待机会。没有想到,离延安只有几百里路了,却是可望而不可及,苦熬苦等,一等就是几个月。各地来的人员,还有投奔延安的学生,都在西安停下来。延安是全国人民尤其是青年人向往的圣地,冒着生命危险,满怀报国激情,千里万里远道而来,现在却被人为地阻隔在西安。我等得非常不耐烦。因为住的地方气候潮湿,我的疥疮又复发了。没有什么药,却有几支六零六,是治梅毒的。本来给办事处一个女同志治病,剩下几针没用完。办事处的人就跟我说,让我打六零六试一试。否则,我的皮肤病,到了延安就会更加严重,那里都是住窑洞,潮气更大。我就同意了。结果,一打针打坏了,全身都起了反应。这时有机会可以走了,我却因为打针打坏了,走不了。只能是眼看着杨惠文他们离开西安,连可以深入地交谈的人都没有了。
    好不容易地等到了40年5月,我的皮肤病渐渐好了。朱德总司令从山西抗日前方途经西安回延安,从此就留在延安,再没有上前线。我们就跟着朱德总司令上延安去。当时八路军最好的交通工具就是大卡车,没有别的车辆,朱德总司令坐的也是大卡车,朱总司令的车在前面,我们在后面,充作朱德总司令的随员。有关人员事先就告诉我们,一路上都不要下车,不要讲话,遇到情况会有人出面处理。这样赶路,气氛就很紧张,一路上难免是提心吊胆,生怕发生什么意外事件。路过黄陵县,也不敢下车去看看黄帝陵。好在是有惊无险,在卡车上颠簸几天,终于到了延安。
    中央党校45班
    这样,我从前方经过长途跋涉,终于来到了革命的圣地延安,一颗经常悬着的心,这次可放下了。终于回到家了。这里就是革命的大后方,是党中央所在的地方啊!
    到了延安,我被安排住在中央组织部招待所,分配到中央党校45班学习。这是党校的一个高级班,班里的学员都是从前方和重庆工作回来的,都是有一定的对敌斗争经验,经受过战争、经受过和国民党蒋介石斗争考验的知识分子。从无锡来的“才女”严慰冰(后来与陆定一结婚)也在这个班上。
    在中央党校学习,课程有马列主义基础、中国革命史等。党校的学风,是毛泽东倡导的,以自学为主,发了教材,主要是马列著作,和中共中央文件,自己读书,然后集体讨论。早晨个人活动锻炼,晚上到延河边上散步,要不就看延安的文艺团体的演出,白天就抓紧一切时间看书或者开会讨论。我年纪小,比起别的同志来,经验方面也差一点儿,就是爱提问题,爱争论,读不懂的东西,就追着别人请教,到集体讨论的时候,叽叽喳喳地抢着发言,对别人讲的,一时听不懂,或者有不同看法,也不知道什么叫沉默和退让,总是一五一十地跟人家“讨论”问题,甚至争得面红耳赤。别人也习惯了,遇到这种场合,会有意无意地让着我,就像大哥哥大姐姐让着家里的小妹妹。其实呀,我就像是在外面流浪了很久、吃了很多苦头的小鸟飞回家了,能不尽情地扑腾吗?
    学习了两年,就从中央党校毕业了。中央办公厅的武竞天(建国后担任过铁道部长)找我谈话,说要安排我到中央办公厅秘书处工作。他说我第一是年轻,精力充沛,第二是经历过地下工作和武装斗争的考验,第三是从小就读书,有一定的文化水平,又经过中央党校的理论学习,是进中央办公厅的合适人选。中央办公厅秘书处,那可是多少人都向往的地方,是直接为中央首长服务,直接接触中央的核心机密啊。可是,我一来年纪小,没有想那么多,二来,在中央党校学习的两年里,我切切实实地感到了自己的思想文化上的差距原先在敌后工作,自己就是个小知识分子,比起那些农民来,识文断字,讲话也是一套一套的,再加上年纪又小,走到哪里都是让人佩服让人称赞的。到了延安,学习了两年,开阔了眼界,增长了见识,这才知道革命的队伍里有那么多水平高的同志,知道了革命理论的高深和广博。如果说,当年参加革命的时候,我是党叫干啥就干啥,现在就有一些个人的主见了。我喜欢上了理论工作,想多学习一些革命理论,多读一些马列主义著作。因此,武竞天找我谈话,我就毫不隐瞒地讲了我的想法。我要求继续学习,这样也就表明了我不愿意到中央办公厅秘书处工作的态度。
    小初中生偏要学理论
    那时候,我二姐聂元素和姐夫梁寒冰都在延安,在马列学院。二姐看见我半通不通地啃理论,还要读《资本论》,就嘲笑我说,你这么个小初中生,还想学理论。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都是大部头,你能学得懂吗?她越这么说,我就越是坚定学习的决心。我的那股犟脾气又上来了。我想,我直接上大学有困难,我就从头来,决心上高中。当时延安大学的校长是赵毅敏,延安大学有一个高中班,我就上了延大高中班。这时候,杜鹏程(后来因为写长篇小说《保卫延安》而著名的作家)也在高中班学习,他整天抱着小说看。我呢,学习的时候,我就自己学着写点理论的东西,小文章。我还把写的东西送给赵毅敏看,赵毅敏看了我的学习心得,鼓励我说,行啊,写得不错,努力学习吧。
    延大校址是在杨家岭旁边,和中央党校相对,斜对面,中间隔一条延河。在杨家岭的时候,天气一暖和,我们就下延河游泳,有的时候,一大早就下河了,真是充满了生气。到晚上,我们吃过晚饭出来散步,也到青年文化沟去,看童大林主编的轻骑队的墙报。这个刊物思想活跃,吸引了很多人前来观看,丁玲的《三八节有感》和王实味的《野百合花》,都是在轻骑队的墙报上发表出来的。这些文章因为观点鲜明,锋芒毕露,并非在延安的一般人所能写出来的,就更加吸引了众多的读者,也引起了赞成者和反对者的争论。不过,我那时候年纪轻,在延安的生活接触面比较窄,又是全身心地投入了理论学习,对于他们提出的问题,做不出评价,当然,我也没有看出他们反动在什么地方。直到后来,问题闹大了,毛主席都表态了,轻骑队的墙报也停刊了。
    “抢救”和被“抢救”
    在延安大学高中班学习不久,就赶上了延安整风运动。“延大”是和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合在一起进行整风的,为了便于一起组织活动,都搬到桥儿沟。
    鲁艺的校长是周扬。他也是鲁艺和延大整风运动的负责人。周扬在大会上做整风动员报告。周扬是很善于演讲的,他讲话的时候,感情热烈,很有煽动性,把大家的情绪都带着跑,能造成压迫人的一种声势。他并不像有的人那样,板着面孔凶巴巴的,可是,他能把大家的思想都牵着跑。周扬说,整风运动,有问题的都要交待。他有几句话,我现在还记得:“凡是有问题的,都要交待,现在交待,还可以赶上末班车,不然的话,就是另一种后果了!”
    毛主席说是要整风,当时的中央文件,和后来的历史记述,都说这是一场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可是,整风整风,不知道怎么一来,就突然变成“抢救”运动了。在鲁艺和延大,周扬讲完话以后,就开始抢救了。我先是被派出抢救别人,后来又被别人抢救。派我去抢救谁呢?一个是朝鲜人,一个是日本人,都是女同志。她们是从东北过来的,据她们自己讲,她们是日本共产党的党员,自愿参加中国共产党的工作的,千里迢迢地投奔延安。特别是那个朝鲜姑娘,大个子,什么都好,就是28岁了,还没有谈对像,有人无中生有地怀疑她是负有特殊使命的特务,潜入延安,又不敢结婚。那个日本姑娘,也是被怀疑是日本特务。因此,她们两个人都成为抢救运动的第一批牺牲者。
    别人的事情,我搞不清楚,派我去抢救别人,我也不知道怎么抢救法。没有想到的是,从小就参加革命,自以为革命意志坚定不移的我也成了抢救对像。开始说我是河南人,是“红旗党”,是假党员。这是康生信口雌黄制造的冤案,他说河南的地下党都是受蒋介石控制的,是打着红旗为蒋介石卖力的,所以叫“红旗党”。这本来就是冤假错案,何况,我还跟河南的地下党不沾边。我入党是在太行山,是在朱瑞和刘子超领导的华北抗日军政干部学校入的党。让我交待,我就这样分辩。谁知道,洗刷了这个罪名,又被安上了新的罪名。康生说我和王实味有关系。我和王实味有什么关系?一点儿关系都没有!我当时也不知道这话是康生讲的,这还是我二姐和姐夫后来告诉我的。我与王实味的联系,就是从王实味住的窑洞门前路过了几次。我是去找中央党校的研究员杨绍萱,就是当时延安平剧院改编上演《逼上梁山》(并且得到毛主席的高度称赞)的改编者之一。杨绍萱住在马列研究院特别研究员王实味的隔壁。他年龄比较大,很喜欢年轻人,叫我到他那里去玩。我不认识王实味,有时候在他住的窑洞外面碰上了,因为见面多了,也就是说一两句话打个招呼,“你来了?”“来玩。”从来没有正式打过交道。到后来,王实味因为写《野百合花》挨批了,还指责他是“托派”,延安的人们都知道,很少有人再接触他,怕受到牵连,他也更加孤僻和冷寂,遇到任何人都不加理睬。我虽然年龄小,对这些事情也都知道,我怎么会跟他有什么关系呢?
    这样,刚刚20岁出头的我,莫名其妙地就被追查了一阵,没有查出什么东西,却把我的情绪给闹坏了。平白无故说我是特务,我当然不高兴。我是直到解放以后,才走到社会上,跟各种各样的人打交道的。我从小是在家里边,备受宠爱,15、6岁参加革命,就在革命队伍里,思想单纯得很,战斗和生活中,吃了不少苦,但是在人际关系上,却是一直感受到革命队伍内部的友爱团结和互相关心的。身边的同志,都比我年纪大,凡事都愿意让着我,因此,我没有什么社会经验,不知道社会上是什么情况,不懂得什么是坏人。现在一下子挨了整,自己还是不明白为什么。
    正在这个时候,抢救运动停止了。因为“抢救”我的时候,已经是运动后期,被抢救的人已经是多得不得了了。一开头,我不是还参加了抢救别人吗?也没有讲为什么要停止运动,就不了了之了。延大也和鲁艺分开了,又和延安行政学院合在一起,搬到了杜甫川东边。西北局也在那里。西边是中央党校六部,对过就是高岗领导的西北局。
    此事“不许议论”
    很快地,我又回到中央党校六部。六部的负责人是侯维煜。我在中央党校一直学习到1945年的抗战胜利。到1945年前后,这时候延安的人就比较少了。都派到各地工作去了。日本投降以前,我二姐和二姐夫也被派到晋察冀解放区去。他们在延安的时候,住在枣园,我星期天经常到他们那里去玩。枣园是不能随便去的,毛泽东就住在那里。我二姐和二姐夫都是搞情报工作的,属于要害部门,要有特别通行证。但是我可以自由来往。这大概是因为我也给中央领导人做过情报工作的缘故吧。
    我经常到枣园去,对于毛泽东和江青的事情就听到一些。主要是说,中央的高级领导人中间,很有一些人反对毛泽东跟江青结婚,他们对江青这样一个从上海滩来的名声不大好的电影演员,都很反感,听说张闻天呀,徐海东呀,都公开表示过反对意见,可是毛泽东没有接受。当时在前方的时候,党内还有个通知,说对于毛泽东和江青结婚一事“不许议论”,这在今天听起来是非常可笑的,可是,我们当年都是坚决执行的,谁也不许传播有关的消息。还有就是关于江青的日常生活方面的非议。不知道为什么,江青喜欢使用十几岁的小男孩当公务员,就是“小鬼”,大不过14、5岁,小的只有7、8岁。那时候在延安收留的流浪小孩参加八路军的不少,人们称他们为“小鬼”。江青就从中物色“小鬼”,给她当公务员。听说有一次,毛泽东要江青烧毁一批文件,结果江青连一些不需要销毁的文件也一块儿烧了,因为不得法,还把烟囱给堵了,让“小鬼”下到非常狭窄的烟囱里去掏,要是万一掉下去卡在烟囱里面出不来,就出大问题了。毛泽东发现了这件事,狠狠地批评了江青一顿,江青为此与主席吵了架。这样的女人,跟在最高领袖身边,怎么能让人们放心?
作者: 霌夨敻    时间: 2007-8-27 15:22

    骑着大洋马上东北
    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签订了投降书,坚持了八年抗战的中国人民,终于赢得了最后的胜利。
    抗战胜利以后,我和吴宏毅一块儿被派到东北去。延安有大批干部都被派到东北去,七大的中央委员有80多人,就有20人先后到了东北,领导开辟东北根据地的战斗,跟国民党抢地盘。中共中央对于东北的重视,可想而知。
    在此之前,朱瑞也在延安,他是到延安开七大的。开完七大,他们要回部队去,回南泥湾去。我们党组成了第一支炮兵部队,朱瑞是司令员,部队驻地在南泥湾。那里原先有一个炮兵学校,朱瑞把炮兵部队的营盘安在那里,炮兵学校的政委邱创成就给朱瑞当政委。邱创成的妻子刘勇,和齐心是好朋友,齐心又和我是好朋友。所以,我们去东北之前,决定去看看朱瑞,也到当时搞大生产运动搞得轰轰烈烈的南泥湾去看一看。我、吴宏毅约了齐心同行,一共三个人,一起去南泥湾,从延安到南泥湾,大约一百里路左右,驻延安的炮兵学校办事处给我们备了马匹,我们就兴致勃勃地去了。我们还参观了王震将军领导359旅开荒搞生产的成果。回来的时候,朱瑞送给我一匹从日本人手里缴获的大洋马。那时候没有多少车辆,前面说过,朱德在延安到太行山之间往返,都是坐着卡车的,那时部队的大炮都是用从日军手中缴获的大洋马拉着的。我们夫妻两个人上东北,有一匹马,方便多了。
    我本来是第一批分配到东北去的。结果我得了盲肠炎,走不了。本来应该做手术,开刀,因为任务紧急,医疗条件又不完善,就没有开,说是采取保守疗法,其实也没有吃什么药,硬抗着,没有想到也能抗过去,慢慢地好了。
    这样,我就跟着第二批去东北的队伍出发了。走的时候,带队的是刘汉生。这时候日本人投降了,但是还没有完全缴械。我们和国民党争夺东北,他们有飞机,有火车,还有一些东北的伪军摇身一变成了中央军。土匪也有,大股小股的都有。就像《沙家浜》里边的胡传魁那样的,有几条枪,都被国民党收编了。咱们派的人,大多数是做地方工作的,要发动东北的人民群众觉悟起来,跟共产党八路军走。我们就靠两条腿往东北跑。有的人结婚了,生了孩子了,就弄个毛驴,一边驮一个筐,这边装行李,那边就把孩子搁进去。都是一个心眼往东北赶,要抢在国民党军队的前面。我们算幸运的,有朱瑞送的大洋马,可以驮行李,也可以骑着走。
    我们从延安出来,过了黄河,就到了山西北部。经过大同、繁峙的时候,那里的日军还没有投降。我们这支队伍主要是做地方工作的干部,不是作战部队,没有作战任务,只好是想方设法地绕开敌人的据点,避免不必要的损失。在繁峙境内,有日军的一个大据点,正好扼守着交通要道,据点里的情况不明。我们就找了当地的老乡,在夜里悄悄地从据点旁边穿插过去。夜色朦胧中,一片寂静,只有大风的呼啸声,谁也不许发出任何响动,一个跟着一个地行进。走到据点附近,还听见了据点里传出咿咿呀呀地唱戏的声音,日本鬼子正在据点里悠哉悠哉地看戏,我们的队伍就神不知鬼不觉地过来了。我们跑起来就像一阵风,那时年轻,体力好,一跑就是十几里路。过同蒲铁路的时候,也是这样,铁路两边都是开阔的田野,绝对不能停留,不能暴露目标,要一口气奔跑过去,赶到安全地带,全靠两条腿,要跑到离敌人较远的地方了,才能停下来休息,喘一口气,继续前进。
    过了同蒲铁路,就算到了安全地带。我们在一个山村边上的房子背后休息下来。时当拂晓,曙光升起,清点队伍的时候,才发现一对夫妇带的孩子丢失了,小孩子是驮在毛驴背上的筐子里的,连人带驴都找不到了。过敌人的封锁线时,人们的精神是高度地紧张的,全部注意力都集中在不让敌人发现上。小毛驴顺着铁路跑掉了,孩子的父亲手中只牵了一根空绳子,竟然就那样走了很久都没有发觉。领导先后派出两批人,装扮成干活的老乡的模样,顺着铁路线去寻找,在野外没有找到,就到附近的村子里去问讯。幸运得很,这个小孩和驮他的驴子都在村子里找到了,当地的农民很善良,他们外出干活的时候发现了这个走失的孩子,就把他领回家中,对小孩子照顾得很好,驴子也给喂上了。
    山西多山。过了同蒲路,我们的队伍要翻越五台山脉的一座山。因为情况紧急,队部下达命令,要在当天夜晚行进。这时已经是寒冬天气,西北风呼呼地刮着,荒山野岭,风势更猛,没有任何遮挡地向着队伍扑过来。夜色深沉,天上看不到星月,地上看不清路径,我们就后边的跟着前边的人,盯着模糊的身影赶路。人困马乏,一边走一边打瞌睡,加上路难行,不时地有人从马上、驴背上掉下来,发出一声声惊呼,又被周围的人们制止了。一直走到天亮,才在一座小村庄里停下来,人们连背包都来不及打开,就倒在老乡的土炕上睡着了。
    我们从延安出来,过了黄河,横穿山西北部,来到河北省北部的张家口。张家口是从河北平原通向内蒙古和东北三省的交通要道,又是我军在抗战胜利以后占领的第一座城市。从各地调集的开赴东北的部队和工作干部,都是经由张家口向北走的。各路人马都在张家口汇集,这里一时间拥挤不堪,大街上和火车站上都挤满了我们的人,都想争先赶到东北去。早一天到达,就能早一天开展工作。也可以缩短旅途劳顿。肖克将军就在火车站,负责安排哪个队伍登哪一趟火车,到达什么地方,成了铁路运输的总指挥。
    山迢迢,水长长
    经过长途跋涉,我们在张家口停下来,准备换乘火车,先从张家口到承德去,再从那里继续往东北赶。我们把一路上带的马匹和驴子都交给指定部门,就上了火车。原先以为,从步行改成火车,可以放松一下子,可以消除多少天来匆忙赶路的疲劳,没有想到,火车上的条件极差,车皮少,人员多,车厢里塞满了人,有的还是那种闷罐车,空气不流通,气味很难闻。我们上车也没有带东西吃,原先以为人一上车火车就开了,既没有敌人的封锁线,也无需再劳碌自己的两条腿,可以在自家的地盘上自由行动了。没有想到,坐火车还不如我们步行前进。一是火车趴窝,谁也说不准火车什么时候开,什么时候停,人们都不敢下车,害怕掉队。等到火车开动了,也是“老爷车”,慢慢吞吞,走走停停,一路上要修个不停,要加水,加润滑剂因为没有润滑剂,就收集人们带的肥皂代替。二是沿途没有卖食物的,这一带都被日本人糟害苦了,现在又过大部队,拿不出什么粮食来,火车开了十几个小时,停车的时候下车买东西吃,车站附近只有卖豆腐的。豆腐的营养价值很高,可是,我们在火车上没有办法加工,连调味的盐也没有,这就只能是忍着胃酸吃这淡乎寡味的白豆腐。于是,我们不由地怀念起前一阶段的长途跋涉来。虽然说是夜行晓宿,翻山越岭,还要冒着危险穿越敌人的封锁线,可是,一旦休息下来,睡在老乡的炕头,就能吃上热乎乎的汤面,有时候还能买到烤得焦香焦香的馒头、花卷、烧饼,带在路上吃,吃得满嘴都是香喷喷的。现在坐着这哐哐当当地不知道走到哪里是一站的火车,面对着一块少盐缺油的豆腐,人们直念叨,还不如在山里多走几天呢。
    这样的火车,把人们坐晕乎了,我也不知道走了几天几夜,火车才开到了承德。现在,承德是以满清王朝修建的避暑山庄和外八庙著称于世,我们到达承德的时候,可没有那么多闲情逸致去逛这些风景名胜。那时候,承德是伪满洲国的边境,是最早沦陷的地区之一。日本人占领和统治的时间长,老百姓受的苦难多。日本人搞的并村连坐,把老百姓整得又穷又苦又胆小,许多村庄都变得空空荡荡,听不见狗吠鸡鸣,满目断壁残垣,一片凄凉景象。老百姓都躲在家里闭门不出,或者就躲到山沟里面,一见我们这些陌生人,就吓得急忙躲藏起来,生怕发生什么意外。
    我们的队伍从承德开始,由火车转为步行前进。我们这支干部队伍,一路上没有任何任务,唯一要求是迅速地赶到东北目的地。当然也顺便地做些宣传工作,做老百姓的安抚工作,宣传共产党的群众政策,讲八路军是为穷人打仗的,讲共产党要让全国人民都过上好日子,还有,就是“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那些内容,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买卖公平,态度和蔼,保护群众利益。这和长期统治这里的日本人和伪军的盘剥百姓欺压民众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很快就赢得了群众的信任和拥护。当地的穷苦人家的妇女,光着身子向我们要衣服穿。老百姓从低矮的土屋中,从偏僻的山沟里走出来,排成队迎接我们,和我们说话,帮我们带路,住在老百姓家里,一天三顿饭都是吃土豆。这里实在是太穷了,没有别的粮食。每天都是这样的伙食,比天天吃白豆腐强一些,也强得有限。
    我们走到了凌源、朝阳,然后又走到辽宁省西部的新民,这是我们这次进军东北的第一个目的地。在这里,吃饭问题解决了,可是,穿的问题又冒出来了。这里是东北大平原了,可是,像歌曲里唱的那样,“满山遍野的大豆高粱”,已经过了收获季节,好景不再,平原上光秃秃的,无遮无拦,已经进入冬季,肆虐的寒风让我们这些远道而来的人们领略了东北冬天的厉害。我们虽然有所准备,把在陕北穿的棉衣棉裤什么的带在身边,可是,在新民这里,它们好像都变成了一张薄纸,根本无法御寒。尤其是我们的队伍里,一些人还带着孩子,那些小孩就更可怜了,冻得呼哧呼哧的,今天感冒,明天发烧,把大人们急得不知道怎么办好。做母亲的害怕他们冻出毛病来,急忙给孩子们做棉衣棉被,结果,有一对年轻夫妇,为了孩子的保暖,给他做了一床厚被子,行军的时候用被子把毛驴驮的筐筐盖得严严实实,不让冷风钻进去,没有想到捂得太紧,把孩子捂死了,大人也痛不欲生。
    几十万大军进东北,哪能准备得那么充分?我们看到那些从山东渡海而来的部队战士,他们本来是在中原一带作战的,如今穿着单薄的军装,在凛冽的北风和纷纷的大雪里行军,年轻的战士们只有用快速跑步的方式,才能抵御严寒,不至于冻僵,这些战士们的吃苦耐劳的精神,让我深深地感动。
    区委书记
    过了新民县,我们这支干部队就被分配到东北各地去工作了。我和吴宏毅双双来到辽宁和吉林交界的双辽市郑家屯(那时是辽西省境内),那里是中共西满分局辽西省委所在地。当时的省委书记是陶铸。吴宏毅就在辽西省委的机关报《胜利报》,接替许立群社长负责报纸的工作,我被分配在郑家屯的第三区里当区委书记。新的生活,新的战斗,在东北的黑土地上开始了。
    1945年的冬天,12月间,我和吴宏毅来到郑家屯。那时候,共产党八路军在东北新来乍到,国民党军乘我们立足未稳,就想把我们消灭掉,他们从南向北地推进,准备向郑家屯发动进攻。同时,郑家屯一带的土匪也很猖獗,他们频繁地活动,给我们一个“下马威”。我们就是在这样危险的情况下开展工作的。我们在区里发动群众,检举汉奸土匪,肃清土匪,安定地方,做了很多争取民心的事情。但是,国民党军队来势凶猛,人数众多,在武器装备上占有很大优势,离郑家屯越来越近了。我们接到命令,要从郑家屯撤退,让出铁路线和重要城市,往北边走。这是中央决定的。这年的12月28日,中共中央发出《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重要指示,要求进入东北的我党我军“让开大路,占领两厢”,撤出铁路沿线的城市,把它们暂时地让给疯狂来犯的国民党军,共产党则要到广大的农村去,到偏僻、艰苦的西满北满地区去,放手发动群众,进行土地改革,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扩大武装力量,训练部队,最终用农村包围城市的方式战胜敌人。这样,我们就从郑家屯又向北撤退了。我当区委书记的第三区区长姓严,他奉命留下来,在敌后开展游击战。这是一个好同志,工作很扎实,和我配合得很默契,可是,他留在郑家屯时间不长,就被敌人抓住,杀害了。
    我们随着中共西满分局自南向北地穿过吉林省,撤退到黑龙江境内的齐齐哈尔,这已经快要到达中国的最北端了。西满分局书记是李富春,西满军区司令员是黄克诚。当时,国民党的军队是从南向北压过来,我们是大踏步地向后撤退,除了在四平打了一场大战,别的地方,也都有过大大小小的战斗。不过,敌人越是向北进犯,兵力就越是分散,最后就向前推不动了。
    在齐齐哈尔,吴宏毅担任《西满日报》社的副社长,每天忙于编辑报纸,撰写社论,我当了第一区就是城关北区的区委副书记,第一区的区委书记就是黄克诚的夫人唐棣华。还有一个副书记叫陈健,他在建国以后在冶金部当过司长。
    齐齐哈尔在松花江和嫩江的交界处,位于黑龙江省的西北部,离内蒙古的边界不足200公里。这里是我军刚刚从苏联人手中接管的城市,社会秩序急需整顿,工业生产急需恢复。我所在的城关北区,人员复杂,汉奸、土匪活动频繁,人心比较混乱。我成天地在街道上跑,发动群众,肃清隐藏下来的汉奸、土匪,开群众大会,号召有问题的人自动向政府坦白。我说,自己向政府坦白了,把问题说清楚了,政府会从宽处理。都是从旧社会过来的人,身上有些污点是难免的。可是,如果要是自己不交待,让群众检举出来,那就是抗拒政府,就要加重处理。因为是我们刚刚接管的地区,有的人相信我们,有的人就仍然是等着国民党军队打过来,或者是等等看,看情况变化再说。形势严峻,社会秩序复杂,常发生打暗枪的事。
    吴部长的手术刀
    到了1946年夏天,6月份吧,我们的工作已经开展起来,齐齐哈尔各方面的情况都好转了,正在这个时候,敌人打过来了,要进攻齐齐哈尔。上级决定要放弃这个城市,命令所有的女同志和家属都先行撤退。我这个时候怀孕了,挺着个大肚子,行动很困难,因此,我就没有撤,留在齐齐哈尔了。
    可是,到了7月初,危险越来越近,不走不行了。我却又走不动了。不光是因为挺着大肚子,还犯了盲肠炎,需要动手术。国民党正在进攻,人心惶惶。送到医院里,当地医院说手术动不了,要到哈尔滨才有大医院,才能做手术。也没有药。我没办法,吴宏毅就去找黄克诚(西满军区司令)要药吃。黄克诚说,你来得正好,军区的卫生部吴部长刚从前线回来汇报工作,我让他马上去看看。吴部长刚刚从前方回来,穿着一套油脂麻花的军装。老百姓说,八路军尽吃肉,吃肉都吃到衣服上了。他们不知道,我们就发这一身衣服,走到哪里穿到哪里,连换洗的都没有,着了急,晚上睡觉也是它,能不浑身油乎乎的吗?他就穿这一身衣服,医院里的医生护士都看不起他,这样子还能当医生?吴部长顾不上别的,就给我检查身体,一查看,他说这是急性盲肠炎,必须马上动手术。吴部长说,请你们医院里的人一起研究,怎么做手术。医院的医生说,干脆一块儿拉个大口子,连切盲肠带剖腹产得了。吴部长不同意。他说,开一个小口子,切盲肠,是小手术,容易做,要是做剖腹产,就成了大手术,弄复杂了,这里条件不够。在当时,根本没有任何消炎的药品,连消炎片都是极难找到的。
    当时的条件的确是很困难。我们没有药,消炎片都没有。当时市委书记是朱光,市长是王盛荣。王盛荣是被警卫战士的枪走火给打伤了,也没有药治疗。他受伤的时候我也在场。我们在楼上开会,楼下的战士擦枪,枪口朝上,不知道怎么搞的,一下子子弹飞出来,穿过楼板,打到王盛荣的腿上。当时我们看到王盛荣受了伤,不知道子弹哪儿来的,以为是国民党特务搞破坏,从外面打黑枪。后来才知道是警卫战士误伤。王盛荣穿着大皮靴,他到苏联去过,从苏联穿回来的皮靴,里面是毛的,一受伤,靴子里的碎毛和子弹一起钻进伤口,化脓了。我呢,是得了盲肠炎。他们找来几片药,给他吃,也给我吃。我说我不吃,都给你吧。我得的是盲肠炎,靠那几片药管什么用?那么严重的炎症,不开刀根本治不好。
    吴部长给我做手术,给我切盲肠,一下子把医院的医生护士都给镇住了。他们以为这么一个貌不惊人、衣着邋塌的八路军,土里土气,哪里像个医生?他竟然敢做这样的手术,八路军里真是有人才。于是,这件事情在齐齐哈尔一下传开了,八路军和吴部长的声望一下子大增。
    吴部长给我做手术,在肚子上拉了一个口子,缝了七针。因为他要把盲肠切除,得先把胎儿拿起来,找到盲肠,才能做手术。结果,做完手术以后,我的肚子更疼了。一查原因,是刀口化脓了。如果是现在的条件,这就不会成为问题了。那时候没有条件啊。我说刀口里面化脓了,化验结果说没有化脓,到了七天一拆线,脓都从缝线那里流出来。开刀以后,不敢翻身,害怕把伤口影响了,只好是仰面躺着睡。动都不敢动。把我的后背睡得疼得不得了。当时东北的日本人还没有走完,日本军俘虏,日本在我国东北的居民都有,组织上给找了两个日本护士照顾我。那两个护士对我真好,她们把我的后背抬起来,改变一下身体的姿势,让我休息,缓缓劲儿,就凭她们的两条胳膊架着我,吃多少苦啊。我吃苦,这两个日本护士也吃苦。因为刀口化脓了,还得做第二次手术,吴部长就等我把孩子生下来,分娩以后,就守在手术台上休息了半个小时,又给我开刀做盲肠手术。这一次清洗得很彻底,洗了好几次血脓,手术也好做了,因为肚子里没有胎儿碍事了。
    孩子生出来了,是个女孩,起名叫玲子。那时候我没有奶水,有奶也不敢给孩子吃呀,怕把我身体里的病菌传染给孩子。只好是两个日本护士带着,到老百姓家里,看谁家有奶孩子的妇女,就让人家给喂几口。那是名符其实地吃百家奶啊!后来才想办法给她弄了牛奶吃。
    第二次做手术,还是没有药品消炎,只好在腹部插了两根管子导脓。没有消毒药水,只能是用盐水清洗伤口。听说,刘伯承的眼睛要做手术的时候,也是什么东西都没有,连麻醉药都没有。这一回手术以后,和上一次正好相反,是只能侧着身体睡觉,开刀的伤口一直是流脓流血,有三个月都不能动弹,更不能下床,因为老是偏着睡,把挨着床的那一侧身体和腿都压烂了,又生了疮。我的头发也再一次地脱落,虽然没有上一次在武陟县那么严重,头发也是稀少得很,从头发的这一边一下子就透过去看到另一边了。但是,无论如何,我又一次地活下来了。我的生命力真是顽强,我身边那么多同志,因为条件艰苦,开始得的病负的伤都并不很严重,就因为缺医少药,得不到及时的治疗而死去,我却一次又一次地死里逃生。而且,通过给我治疗做手术,吴部长的医术,八路军的人才,和信誉,都提高了很多。我做手术,和伤兵住在一起。他们都住在一个大房子里,对于我做手术的前前后后,他们都有耳闻,也都佩服吴部长的医术。
    齐齐哈尔准备撤退,不过,国民党军队并没有打过来,否则,我刚刚做完手术,根本无法行动,打起仗来,还不知道情况会怎么样呢?我的好几次危险,都是这样,非常幸运。当年在武陟县养病,正好是在敌人扫荡的空隙里,能够有一段安定的时间恢复身体。这一次又是赶得好,正好吴部长来了,赶上给我做手术;正好敌人没有进犯,虚惊一场,却不用匆忙转移。别人都说我的命大啊!
    “年轻的老干部”
    1947年12月,我从齐齐哈尔调到了哈尔滨,在哈尔滨的一个区做区委宣传部长。市委书记是张平化,他是在我后面调来哈尔滨的。我年纪轻,热情高,工作能力较强,工作开展得好,受到重视,我被从区里调到市里,做市委机关党委副书记,又先后担任过省委和市委理论教育处处长、学习室主任。在省里工作一段,又回到哈尔滨市,继续做理论处长的工作。
    从这时起,战争的硝烟离我们越来越远,尽管说解放战争在全国各地打得轰轰烈烈,哈尔滨却成为后方,生活就开始稳定了。我是47年12月到哈尔滨的,哈尔滨刚刚解放,东北局还在哈尔滨。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东北局才搬到沈阳。我就一直在哈尔滨搞理论宣传工作。1950年,干部开始评级别。原先是供给制,大家生活都差不多,后来搞津贴,我的津贴比较多,吃的很好。吃小灶,还可以拿不少津贴费。评级给我评了个12级,当时我才28、9岁,也成了年轻的高级干部。
    我搞理论宣传工作,从新中国建立以后,经常要上北京去开会。50年初,我到中宣部开会,别人说,开会的人中间,我最年轻,又穿得漂亮。哈尔滨长期受俄国人和日本人的影响,具有殖民地色彩,具有文化上的独特性。比如说,那时候在哈尔滨坐出租车,道里和道外的就不一样,道外的出租车有时可以讲国语,但是在道里和南岗区你坐出租车,是不讲中文的,不说俄国话,就得说日本话,你要不说外国话,你要中途下车,他就不给你停车。还有,哈尔滨在全国的服装界是比较“洋气”的,外国侨民尤其是“白俄”的大量存在,影响了哈尔滨人的衣着打扮,使人们的服装观念很开放,也很讲究。中学生的校服都是毛料的,很挺括。其实哈尔滨市民的生活是很穷的,家里穷,出门穿的好,哪怕不吃不喝也要穿一身像样的衣服。人们说,不怕家里被贼偷,就怕上街摔交(怕摔脏摔破衣服)。哈尔滨解放得早,搞公私合营的时候,我经常到下边做群众工作,联系的工人多。我到一家服装厂去,那里的老板被解放军吓跑了,剩下工人们留在厂子里。我做工人的工作,欢迎老板回来,结果老板还是不敢回来,我就叫工人自己组织管理工厂,给他们联系业务。联系给我们的机关干部做衣服。他们也给我做了几件衣服,还不要我的钱。可是我坚持付了钱。我是党的干部啊!到中宣部开会,我就穿着他们给我做的衣服,会上有人奇怪地说,中宣部的理论工作会议,怎么还有这么年轻的城市姑娘参加呀?中宣部的许立群认识我,向别人介绍我是“年轻的老干部”。(我在郑家屯就认识许立群,1946-1947年,我和吴宏毅在辽西省委,许立群是胜利日报社长,吴宏毅就是接替他的工作。)
    无法维持的婚姻
    在哈尔滨,我的工作比较顺利,比较好,50年代初期,社会风气和党内生活都是积极向上的,大家都很努力。可是,我和吴宏毅的关系却不断恶化了。这影响了我的工作,也影响了我的进步。吴宏毅很聪明,很能干,是有名的笔杆子,能写一手漂亮的文章。就是有一条,男女作风有问题。这个人开始几年还挺好,我们生活工作都很默契,很稳定。到后几年就不行了。从他出国和生病前后就开始了。就出问题了。
    1954年他到东北局去开会,听东北局领导传达中央对高岗饶漱石事件的处理,开会比较紧张,他当场就心肌梗塞发作,被送到医院紧急抢救。那时候对心脏病还没有什么好办法,医生对这病看得特别严重,组织上也担心害怕,对他特别照顾。因为他生病,我经常请假照顾他,一请就是几个月。我还通过我大哥聂真,给吴宏毅联系了到北京颐和园吴玉章老的院子里疗养了一段时间。其时,吴玉章是中国人民大学的校长,聂真是副校长。为了照顾吴宏毅,我经常向市里请假,这样就不能不影响我的工作。
    在他生病以前,吴宏毅是哈尔滨市副市长,那时候,在男女关系上他就不检点了。在组织上安排他出国访问期间,就出问题了。生病以后,他养病期间,事情就更多了。那些乱七八糟的事情,我不愿意多讲,他对我伤害很深很深。我们两人关系不好,我还是忍耐着,我想让孩子们有一个爸爸,有一个完整的家庭,我自己处境如何是在其次。只要给我留一点儿面子就可以了。因此,我经常到北京来开会,或者到中央党校、到人民大学,学经济学,学哲学,几个月几个月地不回家,一走半年一年地,对于家庭危机,也是一种回避。组织上也了解了这些情况,也理解我的苦衷,我本来工作很好,都是老同志了,所以我要求到北京开会学习的都能得到批准。可是职务提拔什么的就没有我的份了。因为我在北京的时间多,在市委的工作自然就没有办法抓,难以作出成绩。当时的市委宣传部长郑依平和市委书记任仲夷对我都很好,我一请假外出学习,他们就批准了。他们理解我的苦衷。
    吴宏毅闹到最后,我都没有办法了。想隐瞒都隐瞒不住。这事不是我闹起来的,是组织上追查他的作风问题。他的这些事情影响越来越坏,领导不能不出面。我还不在家的时候,组织上就要他做检查,不料他继续与组织对抗,因此就采取了组织措施,把他隔离起来。在这期间,他还继续犯错误,到后来,市委对他就作出严厉的处分,还上纲成为政治问题,“反党”问题,对他作了严厉的组织处理。到1968年,文化大革命风暴正处于高潮,吴宏毅在接受批斗的时候,他的心肌梗塞病突然发作,可叹他这时候早已失去优厚的生活待遇和医疗条件,得不到及时治疗,就此死去,成为时代的一个牺牲品。直到文化大革命以后,对吴宏毅的问题进行复查。他在生活方面的问题,证据太多了,翻不了案,关于政治问题平反了。
    吴宏毅的问题被揭露出来,我想继续维持现状也不行了。我是1959年秋冬跟吴宏毅正式离婚的。我准备调到北京来工作,先把孩子送到北京,让我母亲照顾。我已经是三个孩子的母亲了。大孩子是女儿,玲子,聂宝玉,下面是两个儿子,大胖、二胖。我二姐看到我一个人带着三个孩子,还要工作,就帮我带一个孩子,我最小的孩子二胖从此就跟着我二姐生活。我也经常把他接回来照管他。我先把孩子送到北京,又回到哈尔滨,办理了工作调动。





欢迎光临 燕谈 (http://www.yantan.us/bbs/) Powered by Discuz! 7.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