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卫威

    从时间上看其借刊物集合力量
    由《学衡》的存在而形成所谓的“学衡派”，这是一个基本历史事实，是中国现代思想史、文学史和学术史上的一次震荡性起伏。《学衡》杂志的实际存在是1922年1月—1933年7月。“学衡派”成员的活动却不限于这个具体的时间。准确地说，“学衡派”的存在是新文化—新文学的反动。换句话说，“学衡派”是反对新文化—新文学的，是以保守来反对、牵制和制衡激进的新文化—新文学运动。在反抗新文化—新文学的话语霸权时，是以求中西思想融通、尊孔、国学研究和古典诗词创作来作为对抗手段的。成员的活动开始于1915年的美国，是和新文学运动的讨论、发生同步的。1915—1917年间，与胡适由酝酿、讨论文学变革到矛盾尖锐对立的是梅光迪。
　　1917—1921年间，新文化—新文学运动在国内高涨，并成功地借助报刊等大众传媒和中小学教育的推动，取得了成功。“学衡派”作为反对势力形成之前的基本力量集结、酝酿是在美国的哈佛大学。可称这一时期为“前学衡时期”。
　　这一时期，南京高师—东南大学的师生中，反新文化—新文学的力量也正在鼓动，首先站出来批评胡适等人的是胡先骕（1）、柳诒徵（2），继之便发生了《时事新报·文学旬刊》（郑振铎主编）上“文学研究会”主要成员对《南高东南大学日刊》1921年10月26日上“诗学研究号”的激烈批评和反批评。（3）由于南京高师—东南大学的学生反对新文学，特别是抗拒白话新诗，他们“诗学研究号”中所表现出的文学立场是与新文学相对立的。
　　1922年1月，《学衡》在南京东南大学创刊，其时自哈佛大学归来的梅光迪、吴宓、汤用彤、楼光来都在东南大学执教。“学衡杂志社”社员基本上是这批留学哈佛的学生，加上南京高师—东南大学刘伯明、柳诒徵和他们的学生，以及南京支那内学院师生。极少数为其它学术机构的成员。1922年1月—1933年7月的这一时段，可称之为“学衡时期”。
　　在柳诒徵、童季通、朱进之、竺可桢、徐则陵作指导下，由南京高师—东南大学文史地部学生组织“史地研究会”主办的《史地学报》，创刊在《学衡》之前，实际是《学衡》的外围刊物。与《学衡》同时出现的还有学生组织“文学研究会”和“哲学研究会”合办的《文哲学报》。稍后“东南大学南高师国学研究会”于1923年3月又创办了《国学丛刊》。1921年11月—1926年10月《史地学报》共出版4卷21期20册（有两期合一册的）。1922—1923年间，《文哲学报》出版4期。《国学丛刊》共出版9期。这三个刊物锻炼了学生，刊物的作者后来大都成了《学衡》、《国风》、《思想与时代》的主力。
　　与北京大学胡适、钱玄同、顾颉刚等“古史辨”派“疑古”立场针锋相对的是南京高师—东南大学的柳诒徵和他的学生刘藜的“信古”。可以说， 1923—1924年、1926年的两轮论争，是在北京大学的“新青年派”—“新潮派”和东南大学的“学衡派”之间展开的。前者的阵地是胡适主编的《努力》周报的副刊《读书杂志》（顾颉刚主编，共出版18期）、顾颉刚参加编辑的《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周刊》；后者的阵地主要是《史地学报》和《学衡》。（4）同时北京、上海的多家报刊也介入了讨论。柳诒徵及其学生反对“古史辨”派的“疑古”，一直持续到1940年以后，当时任中央大学历史学教授的缪凤林还写文章批评顾颉刚（5）。
　　在双方的论争中，顾颉刚明确地认识到，学术上对立的原因“是精神上的不一致”（6）造成的。钱玄同、魏建功都感受到了“我们的精神与他们不同的地方”（7）。这种由“精神上的不一致”所产生的群体“对立”，表现为“疑”与“信”的分歧，是“继承”与“突破”的关系问题。他们都继承了清代考证学的遗产，在史学观念上，“古史辨”派则突破了传统的格局，“把古代一切圣经贤传都当作历史的‘文献’来处理”（8）。
　　1922年8月，“学衡派”成员在湖南长沙的明德中学还办了一个《学衡》的外围刊物《湘君》（最初定为季刊，随后成了不定期刊）。这个刊物与《学衡》的关系十分密切，其反对新文学的几篇文章，《学衡》都转载（9）。1928年1月2日—1934年1月1日，与后期《学衡》几乎共存的《大公报·文学副刊》，由吴宓主编，他原在东南大学和清华大学的几个学生协编，每周一期，共出313期。
　　《学衡》停刊前的一二年间，在南京中央大学的“学衡派”成员因不满吴宓一人在清华大学把持刊物，南京的成员连个空名也没有，于是开始酝酿新办刊物。实际上，《学衡》后期（1928年以后），南京的成员已经不再与吴宓合作，“学衡派”出现了明显的分裂现象。1932年9月1日在南京中央大学的“学衡派”成员创办《国风》杂志，把原《学衡》的大部分作者几乎都吸引过来了。吴宓一人在清华大学无力支撑《学衡》，1933年7月第79期之后，便宣布自第80期改由南京中央大学的“学衡派”成员接办，交钟山书局出版。实际上，是《国风》迫使《学衡》停刊的。南京的“学衡派”成员没有再用《学衡》的名字，而是用《国风》取代。吴宓本人也只好加入《国风》的作者队伍。《国风》开始于1932年9月1日，1936年12月终，它把原《学衡》的成员重新集结，实际上开始了一个“后学衡时期”。
　　由于反对新文化—新文学的缘故，新文学的第一个十年（1917—1927）间，南京高师—东南大学很少人写白话新文学作品，而是坚持写旧体诗词。他们文科的五个主要刊物中，除与其它学校合办的《新教育》外，《史地学报》、《学衡》、《文哲学报》、《国学丛刊》四个刊物上的 “文苑”或“诗词”栏目也只登旧体诗词。但在1929年10月1日创刊，1931年1月16日停刊的《国立中央大学半月刊》出现了例外。共出版两卷24期的《国立中央大学半月刊》上是新文学创作和旧体诗词并存，许多期中有属于新文学的诗歌、小说、剧本或翻译小说，并在第1卷第7期出了“文学专号”（白话新文学作品专辑）（10）。但至第1卷第15期又出现“学衡派”势力的反弹。这一期上有“学衡派”成员参加的“上巳社诗钞”和“禊社诗钞”（11）。但到1932年9月《国风》创刊后，新文学被完全排斥，刊物只登旧体诗词。在文学古典主义风尚的笼罩下，中央大学、金陵大学的部分毕业生、在校学生组织的新文学社团“土星笔会”和刊物《诗帆》（1934年9月1日—1937年5月5日）也未能充分展开。
　　1941年8月—1948年11月，原《国风》的主持人张其昀与张荫麟等在浙江大学文学院创办《思想与时代》杂志，“学衡派”的成员在大西南再度集结。
　　1949年以后，“学衡派”成员在中国大陆的活动终止。到台湾的“学衡派”成员的活动兵分两路：以张其昀为首于1962年创办中国文化学院（1980年改为中国文化大学），复刊《思想与时代》，影印《学衡》、《史地学报》等；以戴运轨（《国风》时期的主要作者）为首于1962年筹备成立国立中央大学地球物理研究所，随后恢复中央大学。
　　所以，这里的结论应当是：“学衡派”的活动时间不仅仅是在《学衡》时期，而是有这么一个长的不同时期的“时段”。时间的变化使“学衡派”许多人的生活、思想、学术都产生了变异，但基本的文化保守的精神没有变。
　　从空间上看其借大学营造舞台
　　1915年至1949年间的中国大学校园，是一个相对自由的公共空间，为中国自由知识分子荟萃之地，也是中国现代新思想和新学术的生产基地。《学衡》时期的主要作者多在大学，他们的学术活动相对集中在东南大学—中央大学、东北大学、清华学校—清华大学。少数在湖南长沙的明德中学和其它行业。《学衡》杂志的编辑工作主要在南京、沈阳、北京完成。出版、印刷、发行在相对保守的上海中华书局。
    《学衡》初期，与之相伴的有三个外围性的兄弟刊物《史地学报》、《文哲学报》、《湘君》，前两种的活动地点在南京高师—东南大学，后者的活动地点是在湖南长沙的明德中学。《湘君》的影响是有限的，或者说只是在长沙的部分学生和“学衡派”的部分成员之间。《学衡》后期，与之相伴的是《大公报·文学副刊》，主要作者的活动多在北京，组稿、编辑在清华大学，出版发行在天津。《大公报》是当时北方最大的新闻媒体，实际影响很大。《文学副刊》的影响也超过了《学衡》。“学衡派”成员由于没有《学衡》和《文学副刊》的印刷、发行权，因此要受制于中华书局和《大公报》社。《学衡》的停刊，经济问题是主要原因。《文学副刊》被杨振声、沈从文主持的《文艺副刊》取代，也主要是由于吴宓等人没有独立的经济支撑能力，另外还有守旧的形象和反对新文学的办刊方针。这时候，“学衡派”成员的学术活动很大程度上要依附中华书局和《大公报》社这两大文化资本家。胡适与《大公报》社领导阶层良好关系的确立，必然促使创新的《文艺副刊》取代守旧的《文学副刊》。
　　吴宓及《学衡》同人本是反对北京大学以胡适为首的新文化—新文学派，北方的反击声自然是很大的，尤其以《晨报副镌》的声音为最。在南方的上海，吴宓注意到“文学研究会”中沈雁冰（茅盾）、郑振铎及《小说月报》一派，邵力子及《民国日报·觉悟》一派与《学衡》的敌对。（12）同时吴宓也注意到了赞同《学衡》的上海《中华新报》（13），和因由哈佛大学的毕业生介入，登一些反对新文学的文章的《民心周报》。
　　《国风》的印刷、发行在张其昀自己主持的南京钟山书局。刊物和出版社是一家人，内部团结，稿源充足。《国风》编辑、出版、发行是一体的，没有经济的压力。这是《国风》有别于《学衡》的地方之一。
　　由于抗日战争爆发，华北、东南地区大片沦陷，中国著名的大学都迁到西南，“学衡派” 主要成员也随之散居在昆明、重庆、成都、乐山、遵义等地的西南联大、云南大学、中央大学、金陵大学、齐鲁大学、四川大学、武汉大学、浙江大学等高校。《思想与时代》在遵义的浙江大学创刊（贵阳出版发行），又将散居西南各地的“学衡派”成员“群聚”在一起。《思想与时代》在这时就是“学衡派”成员的阵地。1947—1948年，《思想与时代》在杭州的浙江大学复刊，编辑部在杭州，出版发行在杭州—上海，“学衡派”散居各地的部分成员再次“群聚”于一刊。正如张其昀所说的,《思想与时代》是“以沟通中西文化为职志，与二十年前的《学衡》杂志宗旨相同”。（14）
　　抗战时期，胡先、王易等还把“学衡派”的文化精神带到了江西泰和的中正大学（胡为校长，王为《文史季刊》主编）。汪国垣在重庆主编《中国学报》，继续刊登旧体诗词，并极力主张尊孔。
　　空间的变化，所显示出的是“学衡派”作为相对松散的流动的群体存在。空间变化的一个重要特点是生活的困苦和磨难，虽然空间多有变化，但他们坚守的文化道统没有变，守望的精神是一贯的。（15）
　　
　　注释：
　　（1）胡先骕：《中国文学改良论》（上），《东方杂志》第16卷第3号（1919年3月）。此文是转载，文后注有“《南京高等师范日刊》”。
　　（2）柳诒徵：《论近人讲诸子之学者之失》，《史地学报》创刊号（1921年11月）。
　　（3）《时事新报·文学旬刊》上关于《南高东南大学日刊》上“诗学研究号”的激烈批评和反批评的文章共刊7号（期）：1921年11月12日第19号上有斯提（叶圣陶）：《骸骨之迷恋》。1921年12月1日第21号上有薛鸿猷：《一条疯狗》、守廷：《对于〈一条疯狗〉的答辩》、卜向：《诗坛底逆流》、东：《看南京（高）日刊里的“七言时文”》、赤：《由〈一条疯狗〉而来的感想》。1921年12月11日第22号上有缪凤林：《旁观者言》、欧阳翥：《通讯——致守廷》、守廷：《通讯——致欧阳翥》。1921年12月21日第23号上有静农：《读〈旁观者言〉》、吴文祺：《对于旧体诗的我见》、王警涛：《为新诗家进一言》、薛鸿猷：《通讯——致编辑》。1922年1月1日第24号上有幼南：《又一旁观者言》。1922年1月11日第25号上有吴文祺：《驳〈旁观者言〉》、西谛（郑振铎）：《通讯——致凤林、幼南》和凤林、幼南：《通讯——致西谛》。1922年2月1日第28号上有吴文祺：《〈又一旁观者言〉的批评》。随后此刊转向对《学衡》的批评。
　　（4）“古史辨”1923—1924年、1926年的两轮论争中“疑古”方的主要人物及言论有：
　　顾颉刚：《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刊胡适主编的《努力》周报的副刊《读书杂志》第9期（1923年5月6日），又被《史地学报》第3卷第1、2合期（1924年6月）转载。《答刘、胡两先生书》，刊《读书杂志》第11期（1923年7月1日）。这里“胡先生”是胡适的乡友胡堇人。又被《史地学报》第3卷第1、2合期（1924年6月）、第4期（1924年12月）转载。《讨论古史答刘、胡两先生书》，刊《读书杂志》第12、13、14、15、16期（1923年8月5日、9月2日、10月7日、11月4日、12月2日）。《讨论古史答刘、胡二先生书》）《史地学报》第3卷第3期（1924年10月1日）、第3卷第4期（1924年12月）、第3卷第6期（1925年5月1日）。《答柳翼谋先生》，刊《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周刊》第15、16合期 （1926年1月27日）。上文均收入《古史辨》第1册，北京朴社，1926年。
　　钱玄同：《答顾颉刚先生书》，刊《读书杂志》第10期（1923年6月10日）。又被《史地学报》第3卷第1、2合期（1924年6月）转载。《论〈说文〉及〈壁中古文经〉书》，刊《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周刊》第15、16合期。《研究国学应该首先知道的事》，刊《读书杂志》第12期（1923年8月5日）、《史地学报》第3卷第3期（1924年10月1日）。上文均收入《古史辨》第1册。
　　胡适：《古史讨论的读后感》，《读书杂志》第18期（1924年2月22日），《史地学报》第3卷第6期（1925年5月1日）。收入《古史辨》第1册。
　　魏建功：《新史料与旧心理》，刊《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周刊》第15、16合期。收入《古史辨》第1册。容庚：《论〈说文〉谊例代顾颉刚先生答柳翼谋先生》，刊《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周刊》第15、16合期。收入《古史辨》第1册。
　　反对“疑古”一方的主要人物及言论有：
　　柳翼谋：《论近人讲诸子之学者之失》，刊《史地学报》第1卷第1期（1921年11月），首先批评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诸子不出于王官论》。《学衡》第73期（1931年）转载此文。此文同时涉及对章太炎、梁启超的批评。《论以〈说文〉证史必先知〈说文〉之谊例》，刊《史地学报》第3卷第1、2合期（1924年6月），批评顾颉刚。同时这一期还刊出刘藜、顾颉刚、钱玄同的讨论古史的文章。《史地学报》讨论古史的文章在第3卷第3、4期继续进行。《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周刊》第15、16合期转载了《论以〈说文〉证史必先知〈说文〉之谊例》，作为“《说文》证史讨论号”的缘由，并同时注销顾、钱、魏、容的文章。双方的言辞激烈，针对性批评的态度十分明确。
    刘藜：《读顾颉刚君〈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的疑问》，刊《读书杂志》第11期（1923年7月1日）。又刊《史地学报》第3卷第1、2合期（1924年6月）。收入《古史辨》第1册。《讨论古史再质顾先生》，刊《读书杂志》第13、14、15、16期（1923年9月2日、10月7日、11月4日、12月2日）。收入《古史辨》第1册。《与顾颉刚讨论古史第二书》，《史地学报》第3卷第3期（1924年10月1日）。《与顾颉刚先生书》（未完），《史地学报》第3卷第4期（1924年12月）。《与顾颉刚先生书》（三续，未完），《史地学报》第3卷第6期（1925年5月1日）。
　　张荫麟：《评近人对于中国古史之讨论》，刊《学衡》第40期（1925年4月）。张荫麟此时为清华学校的学生。
　　（5）顾颉刚：《我是怎样编写〈古史辨〉的》，《古史辨》第1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20页。
　　（6）顾颉刚：《答柳翼谋先生》。
　　（7）魏建功：《新史料与旧心理》。
　　（8）余英时：《现代学人与学术》，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391页。
　　（9）据《湘君季刊简章》所示：“本刊以陶写性情，注重文艺趣味，藉以互相观摩砥砺为宗旨” 。“无论文言白话，新旧体裁，俱所欢迎。”第一期所登的《湘君发刊词》中有“相尚相勉者三事”：道德、文章、志气。第一期的负责人为吴芳吉。刊物分为“学习之部”：诗歌类、散文类、小说类、戏曲类。“批评之部”：社论类、研究类、介绍类、通信类。“杂纂之部”：翻译类、图表类、民谣类、附录类。为《湘君》写文章的主要作者有：吴芳吉、刘朴、刘永济、吴宓、徐桢立、刘先沛、李肱良、凌其垲、景昌极、贺楚楠、胡征、罗元锟、张璞友、刘鹏年、汪剑馀、苏拯、刘作健、陈鼎芬、鄢远猷、谢羡安、孙子仁、易俊（竣）、刘泗英、胡元、王凤歧、周光午、童锡祥、王光益、吕光锡、汤素民、张潜秀、曾安、刘颂、石漱之、刘植、钱无咎、屈凤梧、张镇湖、文大衡、李赓等。吴宓除刊登旧体诗外，还有《文学入门》的文章。在大量的旧体诗词外，尚有胡征少量的白话新诗《牵牛花》、《我是一个蚕儿》。反对新文学的文章主要是吴芳吉的《论吾人眼中之新旧文学观》（共分一、二、三论），分别刊《湘君》第一、二、三期。刘朴的《辟文学分贵族平民之讹》、刘永济的《迂阔之言》，这些反对新文学的文章，《学衡》有转载。
　　关于《湘君》与《学衡》的关系，《湘君》第三期所刊出的《上期报告》中特别写道：“《湘君》之稿有互见于《学衡》者，以《学衡》、《湘君》同声气也。所微有不同之处，《湘君》旨趣但言文章，《学衡》范围更及他事。《湘君》之性近于浪漫，《学衡》之人恪守典则。《湘君》意在自愉，《学衡》存心救世。”《湘君》在第三期末介绍《学衡》的文章《学衡杂志》中特别强调：“凡有志文哲艺术之士，欲不为时髦之言所愚，不为一偏之见所蔽，不为一主义一党派所拘束，不为一家之见解一国之文字言语所颠倒错乱者，请读《学衡》杂志，则黑暗之境，自有光明，烦闷之情，自能解慰，纷乱之象，自有条理，枯燥之思，自滋生趣。” 文章最后又说《学衡》杂志内涵丰富，“盖其于安身立命之道，齐家治国之方，文化之真谛所存，汉族之精神所在”等等。
　　（10）1930年1月1日。刊物每年寒暑假的2月、7月、8月、9月不出版。
　　（11）1930年6月1日。
　　（12）吴宓：《吴宓自编年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年，第235页。吴宓错将《学灯》当成《民国日报》的副刊。《学灯》为《时事新报》的副刊。《觉悟》为《民国日报》的副刊。
　　（13）吴宓：《吴宓自编年谱》，第236页。《中华新报》的主编为张季鸾，同吴宓家有姻亲关系， 为吴乡友，因此时赞同《学衡》和与吴宓的这份特殊关系，1928年他作为天津《大公报》主持人，使得吴宓能自荐主编《文学副刊》成功。
　　（14）张其昀：《〈中华五千年史〉自序》（一），《张其昀先生文集》第20册，（台北）中国文化大学出版部，1989年，第10841页。
　　（15）关于“学衡派”的成员、文化精神和学术特性，见作者《“学衡派”史实及文化立场》，《社会科学战线》2006年第3期。

沈卫威老师好,我一直有兴阅读吴宓,曾写过一篇小文,还请沈老师批评指正.

书生意气总关情

姚宏越

    2006年9月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的《陈寅恪和他的同时代人》一书中收有一篇名为《从吴宓赞美茅盾和徐志摩谈起》的文章，作者刘克敌先生是中国近代文学与文化思潮研究方向的专家。文中作者对吴宓的性格及文艺思想做了较为充分的分析，所得到的结论与当年赵毅衡先生在《吴宓：师从雪莱还是白璧德？》中的某些观点不谋而合。《从吴宓赞美茅盾和徐志摩谈起》一文将吴宓与徐志摩进行比较是很有见识的，虽然近些年来对于吴宓其人及其思想的研究已经相当深入，但是在更多的读者心中吴宓这个名字只是作为中国新文化运动“逆流”学衡派的主将出现的，甚至连他一生中所最为爱慕的毛彦文女士在晚年评价他的时候只给了吴宓以“书呆子”这样的终评。这种现状不仅与吴宓一生的复杂性有关，同时吴宓的研究者过于重视文章的学术性也是很重要的因素。在笔者看来，将历史上的吴宓与徐志摩、郁达夫等人一同放入中国文坛最伟大的浪漫主义者行列也是不为过的。

    在《从吴宓赞美茅盾和徐志摩谈起》一文的末尾，作者概述了吴宓吴宓对徐志摩与陆小曼再婚一事的看法，转述道：“对于徐志摩、陆小曼的离婚和再婚，当时就连梁启超等人也有些不以为然，但吴宓始终给予充分的理解，这自然与他自己也终于离婚有关，也正说明了他的人生态度。他认为‘离婚未必失德’，以此责备当事人是不公平的。为此吴宓举了这样一个例子，据说1932年上海‘一·二八’事变时，有一位我方军官丢失地图的新闻，大概人们以为战役的失败与此有关，故新闻界大肆渲染此事。而吴宓却不以为然，认为战争的胜败并不取决于这些小事，而评价一个人也是如此，不能仅看他的生活琐事。”此段话是刘先生根据吴宓发表在一九三六年《宇宙风》上的《徐志摩与雪莱》中的一段文字写成的，对于这段概述一般的读者看上去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如果仔细分析吴宓的原文并结合一些已知史实就会发现这段话中将很多与吴宓当时的景况有关的重要细节被刘先生忽略了。

    先摘抄吴宓的原文如下：“志摩和陆小曼女士，都是嘉兴人，都是鸳鸯湖畔的人物。然而我这诗的第二句‘鸳湖艳侣’，另有一个新奇的典故在。话说一九三二年二月（所谓‘一·二八’）上海抗日大战时，有一段军官失却地图的新闻，见于报纸。那年三月十二日，《北平晨报》上便登出邓之诚（五石）先生新撰的《后鸳湖曲》。（此由我评注，今录入《吴宓诗集》卷末页一八七页）。我的评注，大意说：此诗虽因吴梅村的《鸳湖曲》而命名，但其意旨却类似吴梅村的《园园曲》；所云‘汝自负人人汝负’，所云‘才知女宠原祸水，破国亡家皆由此’，我殊不以为然。‘离婚未为失德……沪战全局胜败，决不系此琐事’这是我的见解。我在这一件事上，又为志摩辩护，仍右始终一贯的同情。”这段话选自吴宓文章《徐志摩与雪莱》，此文发表在1936年3月1日出版的第十二期《宇宙风》上，距徐志摩的忌日已过数月，如果说郁达夫发表在1936年1月1日出版的第八期《宇宙风》上的《怀四十岁的志摩》是一篇应时之文的话，那么吴宓的这篇文章显然已经过了它诞生的最佳时期，可是吴宓不仅写了，而且洋洋洒洒地写了万余言。遥想当年徐志摩去世之时，吴宓虽于徐志摩的追悼会场作挽诗一首，并约请叶公超等徐志摩的生前好友在他所支持的《大公报·文学副刊》上发表了许多悼念文章，但相比之下他自己的追思文字在众多关于徐志摩的悼文中所占的分量是极轻的。时隔多年，吴宓再次写悼念徐志摩的文章，此中深意对于“书呆子”吴宓本人是极不易对读者言说的。文中有一段关于悼文的话颇值得寻味，“古今东西的文人诗人，凡是哀悼之作，无非指出那人（惨死的）与我（作者）中间性情行事遭遇的一二共同之点，既主观而又客观，虽自悼亦是悼人。”吴宓在这篇看上去悼他人的文章中畅谈“自悼亦是悼人”的观点（请注意吴宓此处事实上已无意间说出了此文的第一目的为自悼。）自然让刊物的编辑林语堂感到“雨僧此篇悼志摩亦所以自悼，过于坦白”，而这也正是林语堂先生未能读懂吴宓此文的真意之处。其实吴宓写《徐志摩与雪莱》的目的第一应为自悼，其次才是悼徐君志摩，亦可称为吴宓自悼兼悼志摩。那么写此文时的吴宓又该是一个怎样的心境呢？《徐志摩与雪莱》一文发表于1936年3月1日，又因文中提到了郁达夫发表在该年1月1日《宇宙风》上的文章，那么写此文的时间当在1月1日以后，3月1日以前，而按照当时吴宓的身份与文章的分量，林语堂是不可能将他的稿子压下不发的，他甚至郑重地为此文写了一段不能算短的附言。事实上此文很可能写于1936年2月中旬。由于已出版的《吴宓日记》中并无1936年上半年的记载，1936年的2月前后吴宓所做之事便已经无法得知，但一件不能忽视的事情是一年之前，也就是1935年2月9日，吴宓一直爱慕的，也是为之背叛了自己之前的信仰与发妻陈心一离婚的毛彦文女士嫁给了大她近三十岁的前国务总理熊希龄，此事的发生对于爱慕毛彦文已久的吴宓无疑是一次巨大的打击。时隔整一年，“少读雪莱诗”的吴宓不会对此事无动于衷，加之先前看到了郁达夫的文章，想起了生前与自己同样为追求真爱而离婚又不得真爱的徐君志摩，吴宓借徐志摩以自悼的心情是完全可以想象的，说不定《徐志摩与雪莱》一文就是在1936年2月9日前后写成的。

    对于吴宓在《徐志摩与雪莱》中所举的关于“一·二八”事件的例子，刘克敌先生的文章只是进行了略加转述，实际上吴宓引此例亦是大有文章的。刘先生不知，吴宓所说的“有一段军官失却地图的新闻”中丢失地图的军官不是别人，正是徐志摩次妻陆小曼的第一任丈夫，“一·二八”抗战时任由国民政府税警总团团长改任隶属第五军的87师独立旅旅长的王赓。而率先报道此事的《申报》将王赓之所以丢失地图的原因视为其作战期间到上海白渡桥堍的礼查饭店与前妻陆小曼私会造成的。时隔多年以后，陆小曼的侄女也是王赓生前故交陆耀尡的女儿陆宗麟在《忆姑母陆小曼》一文中详细讲述了当时的真实情况：王赓当时作为我军指挥人员因我军的炮弹始终无法准确命中日军位于江湾的司令部，于是就决定去美国总领事馆找他在西点军校时的同学请教。但由于忘记了换下当时显眼的军裤而被日军发现，王赓虽然慌忙之中逃入礼查饭店但由于他已经被日本人追踪所以不幸被捕，但地图也并未落入日本人之手。虽然此因由出自当事人王赓之口，并且无任何材料可证，但从蒋介石在不到一个月只内即将这位“民族的叛徒”释放复职的做法判断，王赓确是被冤枉的。当然这些内情作为局外人的邓之诚和吴宓是不可能知道的。所以邓之诚以五石的笔名在《北平晨报》上发表《后鸳湖曲》以抒发“才知女宠原祸水，破国亡家皆由此”的个人看法是可以理解的，（顺便问一句，不知邓先生搞的历史研究是否也是带代入了这种个人的倾向）而吴宓看到王赓这种大胆追求爱情的行为不仅产生了精神上的共鸣，甚至是要步其后尘的，虽然这种共鸣在王赓身上本身是不存在的，陆小曼当时由于重病甚至不能下床。别人读吴宓的文章很容易感到其“为志摩辩护”的意思，但事实上吴宓为徐志摩辩护就是在为自己辩护，而“始终一贯的同情”则不仅是对徐志摩更是对自己了。吴宓与王赓均出自清华，但并无私交，他同情王赓也全然是因为自己与他所了解的王赓在性格上有相似之处。喜欢一贯同情自己之人往往会产生一种自私的心态，这种心态是非极了解之人所难以洞察的，虽然吴宓本人学贯中西，高足众多、文学史上也流传着一些他广疏钱财之事，但是那是因为吴宓毕竟是一个文人，钱财等身外之物并非他所热衷，而一旦关乎爱情、名誉、信仰等事情他就决不会再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吴宓的这段话中另一值得一提之处在“然而我这诗的第二句‘鸳湖艳侣’，另有一个新奇的典故在”一句，看得出吴宓对在诗中用“鸳湖艳侣”这一新典是颇得意的。关于吴宓在诗中的用典，章克生先生曾有一篇题目为《吴雨僧师以新材料入旧格律的吟诗理论及其实践》的专论，吴宓此处的得意验证了章文之价值，而若论形象、准确，章先生的文章中所引的范例就均不及此处句了。

吴宓自己在《徐志摩与雪莱》中解释了他《忏情诗》第五首第二句的“鸳湖艳侣未同陪”，他说“至于这首诗的第二句，仍是说志摩：说志摩在北海结婚之后，享了五年的艳福，方才遇难，而我始终未曾得到我的Mary……”吴宓很少在他的日记和诗词中流露出对发妻陈心一的愧疚之情，却常试图为自己的抛妻行为寻求理论上的依据，这也是吴宓在感情上的自私之处。吴宓对于陈心一没有丝毫发自内心的忏悔，他甚至听不进去友人因此事对其的指责，只有吴仲贤之流为其与毛彦文之婚事费尽心思的人才能成为他此刻的知己。为了毛彦文他可以背负任何骂名，纵使知道一些事是“离宓之精神远矣”，但是如果可行他依然会义无返顾去做，后来他之所以未能按照他与吴仲贤的计划实行并非因为此事关乎“宓之精神”，而只是吴宓主观上认为还有一条更体面、更道貌岸然的追求毛彦文的路可走而已。（事实上，吴宓追求毛彦文失败的一个很重要因素正是与吴宓的这种过于自信有关。吴宓总觉得自己才是天下最配得上毛彦文的人，所以他不会像熊秉三那样花甲之年去写用来感动异性的情书，他也不会像熊那样调动身边各种与毛彦文有关系的人去劝说。毛彦文号海伦，所以吴宓为她写了《海伦曲》，但他偏要告诉包括毛彦文在内的所有读者他所写的海伦是Troy中的海伦；他把自己对毛彦文的爱慕之情写入了日记，但是他难道不知道毛彦文是看不到他那情谊绵绵的《吴宓日记》吗？当毛彦文已经成了熊希龄的遗孀后，他才觉得在追求毛彦文这件事上是可以与朋友商量，可此时对于已经希望继承熊希龄未竟之事业的毛彦文来说不是已经晚了吗？观吴宓追毛彦文之过程，实在让笔者感叹此乃吴宓先生读书人的自我感觉良好！读书人的意气矣！）他深知蔡邕乃始乱终弃、忘情负义之徒，但却羡慕其“娶了一双又贤又美的太太，连雪莱也赶不上他的幸福！” 为了毛彦文吴宓可以不要发妻、远离夕日挚友、背叛信仰、背负骂名，但是他终未能与心爱之人享上哪怕一天的艳福，在他看来他的运命远不及蔡邕，而只是一个可悲的“听唱中郎”。他的愤恨是付出而未得回报的愤恨，他的愤恨是未能与毛彦文“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的愤恨，他的愤恨只是出于一个读书人兼悲情诗人的单纯愤恨。

在1939年7月11日的《吴宓日记》中详细记载了吴宓当天与友人吴仲贤商议的有关娶毛彦文的方案，现照抄如下：“为今之计，宓宜径即访赴沪。先在港制西服，自饰为美观年少。秘密到沪，出其不意，径即访彦。晤面后，旁无从者，即可拥抱，甚至殴打撕闹，利诱威逼，强彦即刻与宓结婚，同行来滇。出以坚决，必可成功。即至越礼入狱，亦于宓无损。前事可不必提说，惟有此法可成功满意云云。”为娶毛彦文入门，吴宓真可谓机关算尽。吴宓不断委屈自己的价值观与人生观，当毛彦文未和熊希龄结婚之前，他还敢依照自己的本意写下“海伦天下美，云是人神裔。祸水能灭邦，姿容真绝世”的句子。可当毛彦文真的与熊结婚了，他的自尊受到了强烈的打击后，为了自己，为了自己与毛彦文的感情，当他再次落笔的时候他也只能对邓之诚的“才知女宠原祸水，破国亡家皆由此”不以为然了。透过吴宓的爱情悲剧，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吴宓所最为缺乏的乃是他在文坛的头号敌人胡适之的变通能力，记得胡适之晚年与晚辈唐德刚谈话时，曾因唐德刚在与妻子选择结婚场所时的随意而批评唐，但是当唐德刚以“难道爱情还没有真理更重要吗？”回敬之后，胡适之顿时破颜大笑。而这种事情若换作吴宓是不能想象的，所以吴宓在文章中偏要将人生机械地分成“Duty”和“Love”（即所当为和所欲为），他就不懂得其实所欲为与所当为之间是可以转换和叠加的。他把世界过多地用二元对立的方法分开，自然也要在一些类似的、难以划分的事情上苦苦地选择。而当毛彦文成为了这一选择的最大砝码之时，他的一切真理、一切信仰、一切精神都瞬间变成了浮云，这其实就是吴宓作为一个誓死追随白璧德新人文主义的浪漫之人一生最大的悲剧。

从某种意义上说，吴宓性格中的浪漫主义色彩是要超过徐志摩的。吴宓在毛彦文出嫁熊希龄之后还在盼望着熊秉三哪天离世（虽然吴宓这样做看上去很小人，这就是笔者所认为吴宓的自私的心态。），并在熊去世之后马上与朋友商讨娶毛彦文之事。而反观徐志摩，在接到了林徽因从美国寄来的信后，以为自己与林的感情有了转机，马上去给其发电报；而当得知林徽因的信不只写给了自己后，显出了一种诗人彻底的绝望，这时的他已经不可能再有一次“春的投生”了，但是如果换是吴宓，则很可能继续他的书生意气式的浪漫。在对待婚姻和爱情上，吴宓实则是一名彻底的反白壁德主义者，他紧追卢梭，只怕求毛彦文而不得。不得是他的结局，谈不上十分的可悲，只是富有浪漫主义色彩的书生寻常见到的一种结局罢了。

沈兄大作把“学衡”一系理得简明扼要，深见功力，学习了。

沈兄在真名登出大作，不胜感谢。希望今后多发如此有份量的文章，也欢迎来玩。

学习好文。

欢迎沈先生。[em181]

欢迎沈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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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对学衡、更早的东方杂志研究好像不是很多，两年前看过沈先生的专著，能在这里看到沈先生，好高兴。

云的南方网友你好，你发给我的信息我收到了，谢谢你，我就不另外回复了，你若是来南京的话，当然欢迎你到我家作客。

姚宏越先生好文章。有关吴宓、及与毛彦文一事，可参阅鄙人所著《吴宓与〈学衡〉》和《回眸学衡派》，也欢迎你批评指正。

谢谢李大兴兄。也谢谢梅茗和杜雅萍。有关学衡，我最近新出版了一本书《“学衡派”谱系》（江西教育出版社），有兴趣的朋友可以找来看看。关于东方杂志，华东师大的洪九来兄去年出过一本专著，是他早年的博士论文，收在许纪霖兄主编的一套丛书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