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类

作者：黄河

转自二闲堂

当时的情景真正如何，我已经无法追忆。只记得十几个人挤在一个宿舍套间的里间，连门口也都挤坐着人。印象里是一个晚上，已是掌灯时分。有一两个同学谈了谈自已的过去。大家分食了“老莫“（北京莫斯科餐厅）的蛋糕，然后散去。往女生宿舍走时，听后面有低年级的同学议论，八五级的真不怎么样，以为他们能谈出点什么。什么也没有。另一位说，蛋糕还不错。那是87年或者88年发生在学生宿舍中的事了。如今早不记得谁发起这个聚会。原意是借着一个同学的生日大家聚聚，谈谈自己经历和感受。有低年级的同学听说了，也来凑热闹。

事实上，没有谁真指望那些从校门到校门一路读到研究生的同学们有什么耐人寻味的经历。而班里一些年龄大些的同学有人回家了，有人不参加任何这类的聚会，免得当时嗅觉灵敏的班主任又神经紧张以为有人要“闹事”。这位班主任当时俨然在掌着同学们毕业分配何去何从的生杀大权。而我是不多的几个有年纪的人之一吧。

一位与我年纪相仿的同学回忆他因为工人家庭出身，家里兄弟姐妹多，困难时期经常挨饿。他印象最深的是小时经常饿得哭。那时他对一些干部和知识分子家庭出身的孩子充满了羡慕和嫉妒，觉得他们的优裕生活那样不可企及。似乎听众并不对他的故事特别感兴趣。可能在他们看来，挨饿的感觉太过平淡，太不够传奇。而它却深深地触动了我。因为我从小就羡慕工农家庭出身的孩子，因为他们的根红苗正使他们可以抬着头作人。虽然我知道许多工农家庭经济状况可能比一些知识分子更差，但我从未想到过，稍许的经济条件优越都可以成为羡慕的对象。其实这是我早该想过的。

那天我一言未发。虽然我知道可能有人期待我讲点什么。可能由于我从不善于在众人面前讲话，也可能由于在座的许多人是我不熟识的人，我也不想讲什么。大家兴趣索然地散去。我也没觉得什么。直到无意中听到低班同学对八五级的议论，才觉得内疚，回到宿舍我大哭了一场。觉得自己有破坏了聚会意义之嫌。也许这件事在当时的同学中已经没人记得，我却一直记着。

大约十年之后的1997年1月，我初到纽约两周，就参加了一个职业培训班。那是一个非营利的华人社会服务机构和纽约大学社工学院合办的职业培训项目。大约因为纽约华人有日益增多的社会服务需要，而许多新移民不得其门而入，不知道如何从政府和一些非盈利机构得到帮助。这个为期半年的短训班也就应运而生。学员大约有十六七人。每周有两个半天在纽约大学的社工学院上课，有一位教授和一位助教分别主讲社会服务的基本常识和心理辅导的入门知识。这位女教授M是一位兼职教授，自己还开办一个心理咨询的门诊部。

这个班的同学水平参差不齐。有一位在美国拿到硕士学位的，还有一位是在美国出生的ABC（America Born Chinese）。但大多数是英语不灵光的新移民。虽然不少人到美国已有十多年，但称为新移民也不为过。

在社工学院上课时，有两节课被安排来讲自己的故事。那位ABC讲了自己小时候怎样被父亲虐待体罚。那位美国硕士讲了自己如何两次婚变，如何丢掉自己经营的餐馆，到美国25年后从头开始受训找工作。我始终记得在研究生院时因沉默而造成的负疚心理，更何况大家都在谈自己的伤痛，如果不以同样的态度来谈自己，觉得对不起所有的人。奈何我的英语有限，只简单了讲了我父亲五七年被划右派和后来我们被邻居的孩子骂为“小右派”、“狗崽子”的经历。虽然听众都无限同情，而我自己的感觉就像当年在学校和工厂开会时，当众承认父亲是右派，对不起党和人民一样的痛苦。我才真正意识到，当年在同学聚会时保持沉默其实什么错误也没有。我再次流下泪水。一位同学走上来给我个拥抱，用她的肢体动作表示她的同情。我感激她的同情，却心里发誓再不当众诉说我童年和青年年代的经历和感受了。那根本是不可以言说的。只要说出，就失了原意。

M教授那天课后单独跟我谈了一会儿。告诉我任何时候我有机会都应该向人们诉说我痛苦的经历，这样将会帮助我克服童年和青少年时期留下的心理创伤。当时听了唯唯诺诺而已。到后来慢慢体会到这就是现代的心理康复的疗法。让受过精神创伤者自己先面对自己的创伤。开始的诉说会非常痛苦，但渐渐习以为常，痛苦也就减到最小。我发现我并不真正想遗忘那伤痛。那是我童年和少年时期唯一留下的印记。也许从心理学的角度说，我这是自虐是病态。但对我来说，如果我把它们彻底遗忘，那个时代于我还剩下什么。

前几日看“二闲堂”中一篇《忆顾洪大姐》，其中提到位于北京东四干面胡同的一个老宅。那是我小时候住过的地方。我们住的是前院三间房子，可能以前是那个大宅子司机或者佣人住的房子吧。我的姐姐们还记得带廊子的中院和我们常去玩的带月亮门后花园。她们还记得在我们跟顾家的孩子吵架之后，顾颉刚的夫人请我们去吃点心的事。我很难相信，我们在幼小的时候有跟人家打架那样的“光荣史”。而大姐告诉我，那是长我们十来岁的田田带着我们干的。我在后文会叙述田田的故事。我恍惚对那个院子还有印象。最深的印象是院子里有一棵“参天”的海棠树。还记得那小小海棠酸酸甜甜的味道。长大后再没有见过那么“参天”的海棠树，也没有再吃过那么好味道的海棠。

在我四岁时的时候，因父亲被划为右派，我们被赶出干面胡同那个院子。搬到西郊一个当年为建筑工人建的一个工棚。当年修建时是个临时建筑。现在回想起来，我们刚搬去时，院中间有花坛、松墙和一些树。房子当然算不上多好，但实在未见得比现在的永久建筑质最更差。它也有三个院子，当然与干面胡同的院子不可同日而语。全部是一排排的平房。有一个院子只是仓库，到“文革”后期，随着住房越来越拥挤，开始改建成极简易的住房。院子里一共住了几十户人家。主要居民是当时那个国家机关的勤杂工、厨师和最低阶的办事员等等。因为许多人是刚从农村搬到城市，不免把农村的生活习惯也带来。于是松墙花坛们日渐萎缩，鸡窝柴堆们日益发展壮大。到1976年唐山大地震后，在全民的大造地震棚运动中，最后残存的松墙彻底让位给临时的地震棚，后来发展成永久的自建小厨房，直到1988年整个院子被拆除为止。

无论我多少次梦到家，那个后来极其丑陋的大杂院就是我唯一梦到过的家。那可怕的公用厕所也是永远难以忘却的梦魇。在这个院子里，我们不再有与“顾家”或者任何孩子吵架的平等权利。别人视我们为异类，我们最终也自己定位为异类。

虽然我们是被从北京城“高尚好区”的东四“放逐”到1958年还很荒凉的西郊，开始的几年，一来年纪太小，二来有“田阿姨”的保护，好像生活还没有那样艰难。田阿姨是绍兴人。当初大姐出生时，父母还在上海，就开始请田阿姨带刚出生的大姐。因为她有一个女儿田田年纪还小，要带在身边。对她来说，找一个肯让她带着女儿的工作可能也不易。所以当父母调到北京，又志愿到山东张店新创建的工厂时，她都义无反顾地放弃大城市的生活，一路随行。后来父亲调回北京，又带着四个孩子、田阿姨和她的女儿田田回到北京。母亲却因为领导不放，一人留在山东，并在那里一人工作生活了8年。

田阿姨自己就是雇农，岂止根红苗正，本人就苦大仇深。比许多院子中的街道积极分子们的贫农下中农的出身还好。尽管当年她的户口还在上海，但仍不妨碍她成为街道小组的小组长。她没读过书，不识字。对什么反右运动也未见得了然。但却很善于利用她的雇农身份。即使我父亲因右派去劳改，因为她并非我们真正的家庭成员，于是照常做她的街道小组组长。我还记得她有把玉米种到别人家门前的松墙和甬道之间“事迹”。那时我只是不解，她这样做，也不见人家抗议。现在想来，她在我们院子里还是有点威权的。而她一手把我们四姐妹带大 。她对二姐有些区别对待，格外严苛，母亲推想是因为二姐在北京出生时，她还在上海。而大约因为我是最小的孩子，对我最为痛爱。她像一只老母鸡一样，在父亲去劳改，母亲作为右派妻子一人日日在山东煎熬的那些年里，张开翅膀呵护着身为异类的我们。

母亲于1962年终于回到北京。母亲天赋聪明，极有才干。在她一生那些风马牛不相及的工作经历中，没有一项工作，她不是做得出类拔萃。开始她的领导不同意她调回北京与家人团聚。后来当她成为右派的妻子时，以前经常借她短期工作，极想调她回京的某部拒绝接受她。再加之以田阿姨不喜欢二姐，只要母亲一回北京，二姐就粘住母亲不肯离开。我们四个孩子从未挨过父母的打。而二姐却挨过田阿姨的打。母亲看到二姐有性格孤僻的倾向，曾一度带她去山东。但母亲自己要工作，没人照看二姐，曾把她一人锁在家中。而二姐宁可一人被锁在家，只要能跟母亲在一起，就不愿回北京。但这终非长久之计，终于还是送她回北京。另外，母亲后来多次提到，我五六岁时，她回北京探亲，我已经不肯再叫她妈妈了。她买了我最喜欢的一种大面包，对我说，如果我叫妈妈，她就把面包给我。结果我把已经抱在怀里的面包丢下就走。这件事对她的刺激太深了。她无数次回想起那个场景。于是一生都视工作和独立为第二生命的母亲眼见调动无望，痛下决心，退职回到北京。事实上，如果再迟两年，她会连北京的户口都报不上了。

父亲是个不问庶务的人，特别是后来去劳改，回北京的时间有限。在母亲不在北京，每年有限探亲假的8年里，田阿姨早已成为一家之主，掌管“财政行政”大权。母亲后来发现，困难时期田阿姨让附近“机关”的许多因肝炎而订到牛奶的人工间操时到我们家来热牛奶。母亲推测她收取小费或者得到其他什么好处，而置我们四个孩子的健康于不顾。有一段时间田阿姨还在我们家替院子中一对年青夫妇照看出生不久的婴儿。前一件事，我现在推想我母亲是过敏了。其实那些来热牛奶的人都是一些“官太太”，肝炎只是那个年代特权的遮羞布而已。或者母亲也知道那些官太太们“肝炎”的把戏，但有些田阿姨“擅权”的事，她不愿发作，就按捺下来。我想母亲对田阿姨的不满由来以久。她曾说在上海时，就有同事跟她说，你的婆婆看上去很厉害。那同事指的就是田阿姨。事实上，在没人监督的情况下，任何人都有可能发展到“擅权”的地步。古今中外概莫能外，我们又怎么能苛责田阿姨呢？

田阿姨曾多次说要回上海带孙子。到母亲辞职回北京，田阿姨也就辞职回了上海。因为田田已经大学毕业了，她走的也安心了。不久后田阿姨因与儿媳不合，又短时间回来过一次。但不久再次离开。大约是65年，我从“五一”游园回家，见到田阿姨。她想念几个她带大的孩子，回来看看我们。那时，她的女儿田田已经结婚，她跟女儿住在一起。她的女儿不愿她跟我们来往。“文革”后，父亲的老同学，告诉我们，她在中关村还见到几次田阿姨，每次提到我们，特别是我，眼泪汪汪。听说我多年失学后上了大学，她特别高兴。但她不肯给她的地址。80年代初一个夏天，我和三姐终于去中关村派出所查询，居然还找到了她女儿的家。当我们出现在田阿姨面前时，她哭了。告诉她的小外孙我们是亲戚，让他出去玩。小外孙疑疑惑惑地走了。田阿姨已经很老了。但对我来说，好像变化不大。从我记事起，她似乎就没年轻过。她告诉我们不要再去找她。我们不想让她在女儿家处境尴尬，再也不敢去找她。据父亲住在中关村的老同学推测，八十年代中就不再见到她，恐怕她已去世了。

说到田阿姨的女儿田田。我搜索我的记忆，居然想不起她的样子来。而家中居然没有一张她的照片。田田与其说跟着她母亲，毋宁说跟着我们家从上海，到北京，到山东张店，又再回到北京。我母亲提到田田时，总是对她很不满，诉说自己对待田田跟自己的孩子一样。说那时如果给大姐二姐买什么必有田田的一份。我们两个小的往往只是捡姐姐们穿小的衣服。母亲说，田田中学时语文不好，母亲还在山东，要田田每周写一篇作文寄到山东去，母亲改了给她寄回来。不过我想，对田田来说，完全被动地被她母亲带着随我们家到处迁徙一定很痛苦。无论我的父母如何对待她，她都可能感到一种被施惠的屈辱。更何况，我父亲成为右派之时，她正是十七八岁的年纪，革命得不得了。别说是阿姨的女儿，就是亲生女儿划清界限的还少吗？这恐怕也是为什么，她上高中后就住校。大学就读的是师范。毕业后再也不与我们往来。不过我现在想来还觉得，她没有在“文革”时带人来抄我们家就算很不容易了。

从田阿姨荫庇的羽翼不再之后，我们在院子里的处境有了微妙的变化。与别的孩子玩耍曾被称为“小右派”，后来成了“狗崽子”。那时也不懂什么是右派，反正不是好人就对了。母亲没有田阿姨的雇农成份，唯一的战略是尽可以禁止我们与别的孩子一起玩。只有一个小名灯灯的小朋友是不被禁止一起玩耍的。她的母亲也是一个知识分子，外婆是我母亲的福州同乡。直到几年前，我才怀疑怕我们被小朋友玩伴欺侮是公开的理由。而私底下，怕我们沾染一些说粗话或粗鄙的行为也未可知。

虽然孩子间的玩耍不可能完全被禁止，但是那种异类的感觉却永远存在。孩子们一起玩或有不谐，但最后可能上升为政治问题。而对于那些呼我们为小右派的孩子们来说，有谁真的是有阶级仇恨呢？不过是人性的弱点罢了。知道此话一出，不论原来多有理，我们都不会再有顶嘴的能力，只有哭着回家。于是他们就得胜回朝了。

而到了“文革”，我连灯灯都不能一起玩了。因为彼此的家庭，都是挨整受监视的对象。如果再被别有用心的人把我们的父母亲与她的母亲外婆牵连到一起，不知会带来什么恶运。

不过，母亲回来，田阿姨走后，我们还有过一次风光。我的小表兄带我们干过一回在院子里“惊天动地”的事。小表兄是我姑姑的孩子。 姑姑恐怕是我们当时唯一的常来常往的亲戚了。而且他们就住在中关村，离我们也不算远。虽然姑父好像问题比我父亲的还严重，什么“历史反革命”之类。刚解放时，就被从教授降为副教授以示惩戒。坦率地说，“文革”前我都不知道姑父有历史问题。不过可能是人生来不同吧。我从不见我的表兄们有什么自卑情结，相反他们感觉似乎都特佳。

那时不善于理家务的母亲从阿姨走后，除了工作还要照顾一家六口的饮食起居。这对她还是有生的第一次。因为不会封烧煤的火炉子，往往回家炉子灭了还要生炉子才能做饭。妈妈不知多少次说起，一天她下班刚进院子大门。就有人说，快回家做饭吧。你的小外甥打个牌子带着你四个女儿在院子里游行，“我们要牛奶，我们要面包”呢。不知道小表兄在哪个外国电影里看来的反饥饿示威，因为饿了，就带我们四个在院子里游行。那时恰巧是困难时期，政府体谅大家都饿肚子，因此是政治气氛相对宽松的年代。所幸没有人来追究。若后来，虽然是小孩子顽皮，也足以酿成大祸。

“文革”开始后，我们所有的亲友逃得过五七年反右的，没有一个逃得过这场革命。“文革”一开始，母亲那份在中华书局做临时编辑的工作也丢了。母亲精神上受到很大打击。不仅是丢掉了工作。而且一位母亲很熟识的历史学家在“五一六通知”发表不久后就自杀身亡。母亲后来多次说过，她工作所需的一部工具书很难买到。这位历史学家突然说要把他的那一套送给母亲。母亲还在疑惑一部他自己离不开的工具书何以突然要送给人。没几天便传来他自杀的消息。母亲说他曾撰写《东北史》，不可避免地涉及了满清和俄国的各项有关土地的条约，因此在1957年，以破坏中苏友好关系之罪名划为右派。即使中苏交恶后，他的处境并没有改善。“五一六通知”一出，他已经预知自己的命运会如何，不待新一轮的侮辱降临，就自作了结。

母亲早早告知我们做好抄家的精神准备。其实家徒四壁，除了几件公家租来的桌椅床凳之外，自家有的只是几只书架。有什么可抄的呢？但那是一个随便谁自认根红苗正就可以抄他人家的年代。很快有院子里的半大孩子带了学校的红卫兵来抄院子里的“华侨老太婆”。我其实并不清楚她的历史。不知是本人从南洋回来，还是只是儿女在南洋香港。她没有工作，为什么住在机关的宿舍我也不知道。她靠儿女寄钱给她维持生活。总是穿着比当时的人讲究一些。似乎保养得不坏。带自己学校红卫兵来的那个女孩子正是住在“华侨老太婆”的隔壁。抄家时观者如堵。当时我们只敢站在自家门口偷偷看一眼，只见一群人围在受难者的门前。并不知到底他们抄出了什么。事实上，我们一直担心我们是否是下一个目标。事后听说，“华侨老太婆”被红卫兵用带金属头的皮带抽打，并给剃了阴阳头。待红卫兵们离去，一个院子里的只小学六年级的女孩子又依照红卫兵的办法，再打了“华侨老太婆”一顿。又据说，从“华侨老太婆”的西梦思床垫下抄出国民党的委任状。至于什么样的委任状，大约编排的人自己都没有编出来吧。其实她的罪过在于，她居然在那样的年代和别人不一样，居然有西梦思床，居然有外汇来维生。我很怀疑这一切的导火索只是嫉妒和泄私忿而已。不过却都是以“革命”的名义。

事实上，世界上最可怕的事似乎不是最可怕的事已经发生，而是时时处于担心和等待最可能怕的事发生。悬而未决的恐怖是恐怖中之最。1966年北京街头曾有“红色恐怖万岁”的标语。的确日子就在每天都不知道会不会有大难临头的恐怖中度过。大约北京可抄之家太多，父亲这样的死老虎没有多少意思吧。或者我们一向非常知道自己右派身份的本份，没有在院子里竖敌，终于最后只有父亲单位的造反派来了。一天，我从学校回来时，听母亲说，并没有抄。只是来检查了一下，让自己交出一些东西。的确家里并没有零乱不堪。

抄家的恐怖过后，随后是“清队”（清理阶级队伍）。父亲每日在他的单位参加学习班。母亲因为没有了工作，被勒令到街道居委会参加“清队”。母亲很快就成了“特嫌”（特务嫌疑），因为我们的外婆和几个舅舅都在台湾。父母也是1949年之后从台湾转道香港，再回到上海的。父母亲从未跟我们讲过这些事情，可能因为我们年纪还太小。我只影影绰绰知道外婆和舅舅们在台湾。因为有一首很好听的儿童歌曲“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在我们家是禁唱的。父亲说，我们一唱这首歌，母亲就想起她自己的母亲而伤心落泪。

我们院子里一位街道小组长堪称经典的“红卫婆”。她不只对我们这些出身不好的人特别刻毒，她对出身好的人也好像充满憎恨。所以没有人喜欢她。没有人尊重她。她当然有自己的名字。但没人叫她的名字，院子里的人都称她为 “小某她妈”。我权称之为“小红她妈”。其实在那个年代，这样的称呼可能很普遍。“小红”可以是小东、小兵，卫东，或者镇西、振东，都是些烙着时代特色的名字。我都不记得我见过这位在我们院子里叱咤风云的人物笑过。我常不解，何以一个人可以积攒得起那么多的仇恨。我曾跟一位同事提到这位“小红她妈”。这位自己父亲因特嫌坐4年秦城监狱的同事立刻就问我，她是不是奇丑。我问他怎么知道。他说，他觉得这类人都是奇丑，从小受到歧视和冷遇，所以才会有那种对一切人的仇视。到听了这位同事的高论后，我真有些同情这类红卫婆了。不过，幸亏我们这位“小红她妈”是世上最愚笨的人之一，否则她刻毒的能量就太可怕了。只要街道小组开会，她就说，毛主席说，阶级敌人的历史要天天讲（她学不来“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那样拗口的话），于是逼着我母亲讲她的历史和她的家史。而街道居委会开会时，母亲要到居委会的大会上去讲给一两百家庭妇女听。终其一生，没有比这更使母亲感到羞辱的了。

然后是大姐二姐去陕北插队，父亲去河南“五七干校”，三姐去了东北建设兵团。到1970年前后，北京只我和母亲留守。后来战备越来越紧。我和母亲也被通知准备好去父亲在河南的干校。日程已定。我们变卖了所有可以卖的东西。书籍都是按7分钱一斤的废纸价卖的。但结果通知说部队征用了我们原来预订乘坐的火车。我们没走成。后来父亲的干校迁到湖南。我们同院子的人们还是去河南，我们就这样阴错阳差地被人遗忘了。偌大一个院子里只剩下几家人家。大都是工作被调到北京市属单位，但还住在院子里的人家。那时几乎院子里没什么孩子了。

“清队”调查之细都惊人。细到连我母亲40年代在北京一家照像馆照过像都查得出来。她若真加入过什么党团组织焉能查不出来。但结论仍然迟迟没有。随着大多数人和家属离京去干校，“清队”似乎就虎头蛇尾地结束了。似乎是1974或1975年前后，去干校的人们开始回来。“小红她妈”又开始盯着每一个人。而我们家是她重点对象。直到“文革”结束，无论我到哪里，我始终觉得有一双眼睛……“小红她妈”的眼睛……在背后盯着我。到有机会读乔治·奥威尔的《1984年》时，其中那无处不在的“老大哥”使我不能不感叹奥威尔30年代末就洞察现代专制社会的深刻。

其实母亲是一个非常达观的人。在经历了那么多劫难之后，她总感叹她和我们一家的幸运。她总说，如果五七年大鸣大放期间，我父亲不是在南方出差的话，他不会只是一个降职降薪，被送到河北和北京郊区劳改的结果。如果不是五七年已经做了右派成了死老虎，以他的固执已见撞南墙都不肯回头的脾性，“文革”的结局会更惨。她庆幸“文革”开始时，我们还在北京。大城市中人们对各色人等见惯不惊。若是小城市或者像父亲许多老同学老朋友那样因右派流放到东北、新疆或者云南，光是台湾的亲友关系就够得上死罪。母亲一生要强，失去工作的痛苦使她几乎无法忍受。但她视从山东辞职回北京也算幸事。有一位“三八老干部”是母亲的上级，一向很赏识母亲的才干。 “文革”时他被诬包庇她这个“右派的老婆”，被造反派批斗时打断一只胳膊。他进了医院打上石膏，又被造反派追到医院砸碎石膏，把接上的胳膊拧下来。母亲说，如果她在那里，有可能被活活打死。

大约一来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二来由于父母的过度保护，我们性格难免不被扭曲。我二姐“文革”有一度发过几次“癔症”，全身痉挛。三姐从小就是乐天派。据母亲说，三姐小时候睁开眼睛第一件事就是唱“蓝蓝的天上白云飘”。东北兵团的生活差不多把她彻底压垮。回京后，先是户口，后是工作的诸多烦恼，整个人性情都变了，好像每天都在期待噩运发生。而我自己知道我对无论什么都充满恐惧。永远低头沿墙根走路，怕引起任何人的注意。连去商店买东西会发怵。人多了嫌烦不愿去排队，柜台真没有人，又害怕不敢过去。也正因为我想改变自己这样怯懦的性情，我后来去改读新闻。想找一份总跟人接触的工作能改变自己的性情。不过在成长时期定了型的性情真合了毛泽东的话，“改也难”。对他人的恐惧完全到了病态的程度。后来出去采访，路上就祈祷被采访人不在。后来听一位同学说，她也是总巴不得被采访对象不在。看来我并非唯一患恐惧症的人。另有一次，我在实习的报社用笔名发了一篇杂文。我的导师托一个同学给我带话，说报社人才济济，用真名成名都不易，何况笔名？而他自己虽身为右派，却未必知道，我虽有发表欲，却并不想引人注目。

好像是一位杂文大家说的吧，毛说资产阶级总是要顽强地表现自己，其实无产阶级也是要顽强地表现自己。而我直到90年代到了美国之后，看到美国人，特别是纽约人日常生活中那种普遍地争强好胜，咄咄逼人，才意识到人的本性本来都是要顽强表现自己的。只是我们的后天文化背景特殊，硬是把天性给改造过来。

1998年起，我又回课堂，去纽约大学读书。看那些美国同学在课堂上发言或者做读书报告，没有羞涩，没有怯场，口若悬河，神采飞扬。有的一只手拿着咖啡杯，一只手做手势加强语气。更有甚者，一条腿跨坐在教授的桌子上，肢体语言就透着那种自信和轻松。实在让我自惭形秽。英语非我的母语，我不能这样表达并不奇怪。但即使让我用中文，我有可能像他们那样吗？尽管我现在觉得并非有这种指点江山气概的美国人个个都有真才实学，但那种在自由环境下长大的无拘无束的确是我们中国人做不到的。

一次跟一位美国老太太在纽约大学的校园中同行。纽约大学并没有自己严格意义的校园。它的学院散落在纽约市各处。而座落在靠近苏荷区和格林威治村的华盛顿广场是大学的心脏。广场周围的50多个建筑就是大学在下城的教学楼和各种设施。看上去跟下城普通的街道社区没有任何区别。这位老太太虽然跟纽约大学没任何关系，但常年在那一带行走。对纽约大学比我熟得多。当时老太太一时内急，就说去邻近的法学院上厕所。因为我从未去过法学院，进门时就不自觉地向门警出示我的学生证。门警只点了一下头。老太太当时就说，你用不着出示学生证。没人在乎你是否这里的学生。事后，她有一番感慨。说她注意到，从中国、前苏联和东欧一些国家来的学生都有这种对警卫的恐惧心理和急于向某种权威表明自己身份的意图。

她这番感慨倒让我很琢磨了一番。我的怯懦是来自中国文化的大背景呢，还是来自我自己的家庭背景。我想两者都有。不过，有些干部子弟那种与生俱来的优越感到了美国都仍然改不了，尽管没人再吃那一套。他们何尝不是在中国出生和成长的呢？

到2001年毕业时，我所就读的纽约大学社工学院举办一个乘游船沿哈德逊河观曼哈顿夜景的晚会。我邀了一位当年在北京读书时就认识的朋友同去。当游船驶离曼哈顿四十二街的码头，一位学生代表让大家安静下来后，只一句“We did it.” 全船几乎同时高声尖叫。我自然知道这几年我是怎样苦读过来。而我也知道，尽管他们没有语言障碍，大多数同学读这个硕士学位都是边工作边读书。谁都知道这个领域的工作多具有挑战性，工作又有多么辛苦。许多同学还要照顾家庭和孩子。有人更住在纽约邻近的新泽西州或康涅狄格州，来上一次课乘车来回要五六小时。许多同学喜极而泣，尽情地叫喊，宣泄心中快乐。我似乎生平第一次也想跟他们一样叫喊，可我却发现，我虽做出呐喊状，可是根本发不出声音来。多年的积习扼住了我的咽喉。

同去的朋友是一个文静的女孩子。在喧闹的船上，我们找了两把椅子坐下来，观看并不像想像中那样绚丽的曼哈顿的灯火。DJ极具煽动性的语调，衣着俏丽的同学们狂放地热舞，似乎与我们莫不相干。

我想起以前我的一位工作单位的主管常希望在周五时邀大家一起去小酒吧。我不知道是她觉得这是紧张工作后轻松的好办法，还是她作为领导联络大家的感情的办法。我硬着头皮去了几次。在高分贝强节奏的音乐中，人们跟邻座的人讲话都非得声嘶力竭地叫喊不可。酒吧里拥挤不堪，乌烟瘴气（现在纽约酒吧餐馆一律禁烟，此景已经不再），许多人找不到座位，就站着聊天、抽烟，喝酒。我同事们基本是女性。她们的话题多是自己热爱的棒球队，好莱坞的新电影，计划中的假期，甚至有些意义暖昧的笑话。不少俚语笑话我也不尽都听得懂。我再次觉得自己是一个异类。我们坐得很近，但心灵离得很远。我能感受的是喧闹中的孤独与隔膜，就同在这游船上一样。

游船到接近自由女神像那里就开始折返。船身划破哈德逊河中倒映的曼哈顿灯火。我想起，纽约人在自己的办公室或者居所中如果能看得到曼哈顿，就把那景观称之million view 。意为此景就值百万美元。真是典型的资本主义价值观。虽然我觉得有点荒谬，但同时也羡慕纽约人的自我感觉永远这样好。比起巴黎塞纳河夜景的风情万种，曼哈顿哈德逊河岂足道哉？当然我这话不敢说给美国人听。美国人尤其听不得说法国的什么比美国好。

同去的朋友比我小几岁，但也经历不少。我们不约而同地回想起我们的童年往事、父母的遭遇，以及他们的遭遇给我们带来的一切。出生在那块土地上，成长于那样的年代，我们都有着相似的故事和命运。而我们远不是遭遇最悲剧的人。幸好，那一船的狂欢者不论族裔肤色性别年龄都在尽情享受属于他们的欢乐，不会有人注意到我们两个异类：静悄悄地说话，偷偷地抹掉泪水。当河上其他船与我们交错时，人们都兴奋地大叫起来，像是隔船问候。看来他们也在寻找欢乐的同类。我从心底里羡慕他们，那样无拘无束，那样收放自如。我知道，恐怕终其一生，我都不能达到他们那样快乐的境界了。五月底的纽约，晚风瑟瑟，夜凉如水。我拼命裹紧风衣，后悔没有再多穿些耐寒的衣服。我想从此后，我可以坦然接受走遍天涯海角都无法改变的异类的角色。而且我也不会再试图去改变它了。


二ＯＯ四年四月七日。

维一按：作者黄河因癌症不治于去年九月二十二日在纽约去世。本文是其家属寄给本堂发表。

这位黄河先生1953年生人，应该是69届初中生、一片红去插队落户的，他在本文里似乎没有提及。

据说过度压抑的人患癌症的几率比较大，这位先生不幸是个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