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造时冤狱侧记

夏高阳

       王造时冤死已经20年了，抚今视昔，缅怀易已，爰草此文，用志拳拳。

人间冤狱

        王造时先生于我为前辈，谊兼师友。30年代，他是我崇拜的偶像之一。建国后，我们成为忘年交、患难友。

　　1957年，我们同时被错划为“右派”，嗣又一同下乡改造。迨“文革”狱兴，我二人先后被捕，同囚于“四人帮”的集中营一名为看守所，可那是真正的地狱！有的人不堪折磨，便瘐毙在那里。王造时亦未能逃过“四人帮”精心策划的那种变相的肉体消灭之厄，我有幸被囚禁在那鬼地方达6年6个月又一个星期，是合格的历史见证人。

　　“文革”那阵子，全国形成一个大囚笼。“四人帮”在上海的那个主要集中营，先后拘禁过好几千人。其中包括：“走资派”、民主人士、专家学者、文艺界人士、倒楣的造反派头头、大量党与非党干群，并旁及工、农、兵和少数外国人。

　　“四人帮”在上海的爪牙们，对“囚犯”实行饥饿政策：不让“囚犯”吃饱，使之长期处在痛苦的饥饿状态，在死亡的边缘上挣扎着！因此，入狱不要很久，好端端的人便形销骨立，随之慢慢变成另外一个人。

　　入夜，则成为一座阴森可怖的阎罗殿。镣铐声与呵叱声并作，皮肉与哀号呼救声交响，令人毛骨悚然！

　　在如此残酷的环境下，仍不乏犯人起而争取活命及有意义的生存而斗争。

　　　　　　　　　　　　　　　　狱中相逢

　　一天午后，刚刚吞下砂石饭就烂菜皮，我蹲的班房门突然打开，几个狱卒出现在门口，他们叫出一连串囚犯号码，我被叫到了，杨仲池等也被叫到了。

　　基于长期牢狱生活的经验，我判断这不是绑赴刑场，也不像提审，更不像是宣布释放，而是调班房。

　　这是我们这个班房的难友所共同担心的。我同杨同志等调到这个关着30个人左右的大班房时， 发现这里难友们闹不团结，互相告讦成风，遭到狱方的不断镇压翻过深入工作，依靠全体难友的觉醒和共同努力，整个班房转变成团结互助、政治情绪高昂的集体。人人抓紧锻炼，认真学习，深入研讨国际国内形势，取得了：黑夜终将过去，光明必将来临的共识。凭这一点思想闪光，大伙保持着旺盛斗志，免于精神崩溃。我们的口号是“活着就是胜利！”“为了祖国，顽强地活下去！”我们的物质匮乏已极，然而我们精神世界是富足的。

　　现在眼看就要分散了，大家的心里很不是滋味。既有对斗争得来的硕果的留恋，又有对未来命运不可预料的顾虑。

　　一个狱卒要我提着简单的行李，跟着他一起下楼，他打开底层一个班房的门，让我进去后，加锁。

　　这是一个阴暗潮湿、让人窒息的房间。四壁和承尘的白垩已经剥落，地板凹凸不平，一盏昏昏然打瞌睡似的电灯，泛照着四个囚犯的身影。

　　倚靠在铺上的是一个戴眼镜的，衣服褴褛，极度衰弱的老者：1845（囚犯的代号，下同），是一个30出头，右颧骨上有一块黑斑的造反派头头；1646，一位原检察官，操着浓重的胶东口音，40多岁，身体憔悴且带着伤；一个60岁出头，浓眉凹目， 讲着不纯正上海活的矮个儿， 是在中国工作的日本工程师渡边。他的囚号是1753。

　　我的眼光停留在老者身上，他的囚号是1416，白发萧疏，一脸胡子，瘦得皮包骨。这人好生面熟，但怎么想不起来了。我发现他也在上上下下打量我。会不会是王造时？一个意念在脑子里闪过。不，不，不可能，王造时白白胖胖，平时腆着滚圆的大肚子， 足足有178磅光景；而且王造时很爱修边幅，胡子剃得精光，头发梳得熨熨贴贴……而眼前的人怎么能是他？继而转念一想，王造时在这里呆得很久了，体貌不可能不起很大的变化……

　　这囚室有二张高铺：一张是老者的铺位，另一张空着。我就把行李放在空铺上面，继续观察。

　　此时，狱卒来通知“放风”，我决定在“放风”时，看个清楚。

　　到了放风场，我故意靠近老者谛视他，而他也用目光逼视我，目光碰在一起，我确认老者就是王造时。但鉴于处在如此严酷的环境，我还希望能找到直接证据，以免误认。

　　回到班房，一份报纸递了进来。

　　1845用命令的口吻，指定老者读报。当老者打开报纸读了一句，我发现那是地道的江西腔，“他确是王造时！”我极力隐藏自己的感情，并提醒自己：对此必须绝对保密。依据监规，绝对不允许熟人呆在一个班房，狱方把我们二人调在一起，显然是工作上的疏忽。我一定要等适当机会向王表白。

　　在这个班房才呆了不过半天，我已经发现1845的专横作风，和他对王造时不逊的态度。这一动向，引起我的注意。

　　在别人不注意的一刹那，我靠拢王，并偷偷地握住他的手，耳语似的轻轻告诉他：“我是××，请注意保密。”他也同样激动，颤声说：“我吃不准，不敢认你……那真是太好了……”

　　　　　　　　　　　　　　　　饥饿难忍

　　这个班房曾经先后送出两个巍侗病人到提篮桥监狱医院去抢救：一个就是王造时，一个是渡边。

　　正是由于饥饿，监狱里常常发生意想不到的事情。

　　早上发粥，遇桶底有一点剩余，狱卒照例向阴沟一倒。有一位苏北籍女炊事员，出于好心，碰到有剩余的粥，就收集拢来装在小面盆里，排日轮流递到班房里去，让犯人分而食之，这原是德政，那位苏北阿姨成为犯人心目中的观音大士。

　　别的班房把送进的剩粥由犯人分而食之，这个班房却是轮流由一个犯人独享，那一次，轮到王造时，由于实在饿得慌，他端起小面盆，一口气喝了下去，饿瘪了的肠胃哪里承受得了两三千CC的薄粥汤的涨力，于是酿成胃壁穿孔的惨剧，鲜血咯了一地，立即被送往提篮桥监狱医院去了。第二天轮到渡边享用薄粥汤，当小面盆递进来时，尽管有王造时的前车之鉴，但他顶不住饥饿感的压迫和薄粥汤的诱惑，竟也一口气灌了下去，随之倒在自己咯出来的一汪血泊中……他们住院个把月才回来，渡边身体较好，恢复得快一些，王造时则委顿不振了。

　　这种悲惨场景的酿成，绝不能责怪犯人们缺乏自制力，要看到“四人帮”饥饿政策的残酷性。

　　　　　　　　　　　　　　　　蔑视霸头

　　这个班房里的1845毕业于华南某大学经济系，是该校造反派头头，因武斗死了人，被对立方面造反派揪了出来，一肚子委屈。他是那个特殊时代背景产生的特殊材料，尽管造反已经彻底失败，落到这个地步，仍不失造反派本色，想在班房里称王称霸，企图以打击王造时为突破口来确立“霸业”。

　　他对待王的态度十分无理，常常出言不逊。一会儿嘲笑王笨手笨脚，不会自己料理生活；一会儿又无端攻讦王读报读了“错别字”；一会儿又嫌王睡眠打鼾，妨碍了他。而王造时出于对他的蔑视，则一味忍让。我既气愤，又怕1845的胡闹还会继续升级，伤害王造时，我想保护王，但不知道如何着手。

　　我也曾企图说服1845，向他指出大家都是难友，谁也不能歧视谁。可他却说：“我就是这个脾气，我看不惯就要说！”我说：“1416的年龄可以做你我的长辈，论资历，他可以做你我的师长，我们应该尊重他。”“尊重个屁，他连读报都读不好，读了不少错字。”“你说1416读错别字，那是你的误解，他发的是江西语音，如果一定要以纯正的普通话读音才算读对，那么你的苏北口音和我的浙江口音，读出来的字，有多少不是错别字？你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应该讲道理，应该懂得起码的礼貌。听说，孙大雨关在楼上的一个班房，难友们让他讲莎士比亚，大伙听得津津有味，我们何不让1416跟我们讲讲国际政治，该有多好呢？”……可是这些话，1845都嗤之以鼻。

　　渡边和“检察官”都是正派人，他们看不惯1845，但也不愿意招惹他。

　　　　　　　　　　　　　　　　铁骨铮铮

　　这一段时间里，1845提审频繁，我有机会同王造时深谈。

　　王造时，留美法学博士，早年成为上海的名律师。他看问题更多的是从法的角度来考虑。他说：“社会主义国家重视经济建设，忽略了社会主义法制建设，是很可惜的。后果严重，苏联肃反严重扩大化，中国反右的失误，都是从冲决法的藩篱为其特征的一种毁灭性打击！”

　　“这个地方，解放前，解放后，原本是在法律执范下羁押未决犯的通常的看守所。三四十年代，我执行律务，经常到这里来，会见未决犯，接受委托，担任辩护。今天这里已经蜕变为无法无天的纳粹集中营。何以致此？值得深思。

　　我在1936年11月，被国民党以‘危害民国’罪起诉；时隔30年，1966年11月，我却以‘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反革命罪被起诉，这是对历史的嘲弄！”

　　他对1845的悖行，似乎不太在意。当我对1845表示忿忿然，并说一定要让他接受教训时，王造时反而劝我，不要为他操心，他“忍得住”，并对年轻人不要苛求。

　　由于我对他在30年代和解放初期那种慨当以慷，辩才纵横的风范的印象特别深，因此，对他眼前一味忍让的态度，不能理解，以为王经过反右的打击，特别是“文革”的冲击之后，可能气质上起了变化，丧失了英雄本色。

　　经过同他深入交淡之后，才认识自己的幼稚和肤浅。

　　“文革”一爆发，王造时就被投入急风骤雨式的阶级斗争的中心脏涡，在复旦大学，他是被批斗的重点对象之一，但从来没有屈服过，始终临之以凛然的浩气，使张牙舞爪的造反派束手无策。从那时候起，他就遭受“红卫兵”几次抄家的践踏，特别是第三次，那股“红卫兵”居然盘踞他家达42天之久！除了拿走他们想拿走的东西，破坏他们想破坏的东西之外，这些人还秉承“四人帮”头目的旨意，蓄意制造冤案，逼他承认组织反革命政党，反对无产级阶专政，目的是想置他于死地。他毫不含糊地同这些“红卫兵”进行面对面的斗争。这些丧心病狂的家伙乞灵于非刑拷打。将他打得遍体鳞伤，死去活来；死过去后，用冷水喷醒，继续拷打。但他的口供只有三个字：“不！不！不！”或者六个字“没有！没有！没有！”42个日日夜夜当中；这些人轮换着不停地折磨他。那个头头说：“王造时即使是钢，也要让他化为钢水。”但王造时的意志胜过钢铁，居然没有熔化点！

　　他说，他这样誓死不屈，既是捍卫自己，也是为了保护另一位被诬陷伙同他组织反革命政党的著名教授。他强调说，为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尊严，我也不能屈服！我终于了解：他对1845的宽容，是对他们的蔑视，是对他的怜悯，从而也坚定了我必须为他做点什么的决心。

　　　　　　　　　　　　　　　　智斗1845

　　1845每天总要找个理由，让王造时读报，并把王的江西话读音，作为王读错别字，加以嘲弄。我想只有找个由头，才好刹住他的狂妄。

　　一天，王造时感冒，我就说，1845，你来读报。

　　1845很自负，潇洒地读了起来。当读到“周总理出访受到热烈欢迎，欢迎人群给周总理献上花束”一句话，他把“花束”读成“花圈”。我立即打断他，并严肃地说：“你再读一遍！”1845还没有觉察他的错误重复读一遍“献上花圈”。当检查官和渡边指出他的错误时，1845紧张起来。我说：“这可是政治性质错误，它涉及到你对周总理的态度问题。”1845忙说：“我该死，我该死，不过我确实不是故意的。”“你应该主动向管理员说清楚，省得我们报告了。”1845知道，如果此事让狱方知道，够他受的。他哀求道：“1995请你网开一面，我不会忘记你的好处；1416，我过去对你太苛刻了，这是我不对，请你向1995替我说说情。”王造时说：“1845这种误读是不能容许的，但他已经承认错误，1995，是不是可以放他一马呢？”看到王出来打圆场，我就趁势收场道：“此事可大可小，看在1416和1753两位的份上，我可以暂时不报告，不过希望你今后要自重。”

　　经过这番折腾，1845的专横态度，特别是对王造时的态度收敛了不少。王造时的日子也好过了一些。

　　大约太平了一两个月，1845故态复萌，又来编派1416的不是。

　　要发生的事情，终于发生了。

　　一天，1845对王造时夜眠打鼾骂骂咧咧。我对他说：“1416已经向你再三表示歉意，并且说，如果他打鼾，把你吵醒，你可以立刻将他叫醒。他就坐到明天，不再躺下。我看，他也只能作到这一步了，打鼾是生理现象，他无法控制，我睡在他身边，都不嫌他，你就不能担待一二么？”1845回答说：“我才不管他生理、病理，他妨碍我，我就不答应。今天晚上，如果他再敢打鼾，莫怪我不客气！”

　　次日凌晨两点钟光景，我突然被一个重物落在地下的闷响所惊醒。一看王造时已不在高铺上，我翻身起来，发现王造时连同棉被滚落在地上，一动也不动；1845站在旁边手足无措。可以断定王翻落在地上，显然是1845所为；我俯身察看躺在地上的王造时，并同1845一起，把王造时抬到高铺上。王虽有微弱呼吸声和脉搏，但处于昏睡状态。我历声呵斥道：“1845。你好大胆子，你闯了大祸了！”1845嗫嚅着说：1416打鼾将我吵醒，我只用脚轻轻一地碰了他一下，想不到他会滚落到地上。”我气得浑身发抖，说：“你是足球运动员，你这一脚，还不是要了他的命！你走开，让我报告去！”1845向我打躬作揖，苦苦哀求我不要去报告。我说：“人命关天，人都昏死过去了，你不让我报告！”检查官和渡边都说，报告找医生要紧。

　　此时，王造时眼微微睁开，并以微弱的声音呼唤我。我马上过去扶他，让他的头枕在我的手臂上，并用耳朵凑到他的口边。只听见他说：“我没有什么，你放心好了，原谅他吧。”我想，如果传达王的话，1845就像没事人一样，奈何他不得，他没有受到教洲，后患无穷。因此，我严肃地说：“1416对我讲，他头昏得历害，天旋地转，而且浑身疼痛，快要不行了，他要我立刻报告，请医生来。你闪开！”1845说：“1416已经能讲话了，可能会慢慢好起来，你千万不要报告！”

　　这时，王造时又轻轻地呼唤我。我又把耳朵凑过去，只听他说：“我好了一些了，1845太粗暴。可是我也有责任，我教了一辈子书，没有把青年教好，我内心很内疚，你再放他一马吧！”

　　我抬起头对1845说：“1416说他头痛得历害，你说怎么办？”

　　这时，检察官和渡边都说：“1416醒过来了，能说话了，可能有了好的转机，再等几分钟，看看1416的情况，再决定报告还是不报告。”我冷静地分析了情况：我想，1416说他没有什么，可能因为他身上严严实实地裹上了一条厚棉被，头上戴了一顶棉帽子，减轻了撞击的力量，因此伤势可能不重，王造时又这样好心肠，看来我这独脚戏很难唱下去，只好缓和一下。

　　我即对1845说：“我可以暂时不报告，但如果1416的伤势有发展，我还是要报告的。同时，你得做到三条：第一，从现在起，你要好好服待1416，三餐、大小便、睡觉擦身统统归你负责：第二，1416的衣服统统归你洗；第二，你要保证尊重他。

　　1845忙不迭保证做到。

　　　　　　　　　　　　　　　　冤死狱中

　　约摸两三个月后，王造时调到另一个班房去了。我为此忐忑不安好一阵子，顾虑他能不能适应新环境。

　　关于这个谜底是在我平反出狱后，碰到杨仲池同志才揭晓的。王造时离开我后，凑巧调到杨的班房里去了。他们是清华的同学，王是清华大学第一任学生会会长，并且领导过“五四”运动，杨自然非常尊重这位老会长，把王的衣被统统洗好，缝补好，连王的破席子也补好了，他们班房很团结，大家都对王有好感。

　　更重要的消息——关于王造时冤死的消息，是我在提篮桥监狱医院获知的。

　　1972年初春，我由于长期关禁，营养不良，丧失了免疫力，感染了结核性胸膜炎。病情危重，被送到监狱医院。那里的政治空气比较宽松，病犯可以使用本名，并较无顾虑交谈，老病犯告诉我，王造时去年在病势危笃时，被送到医院来，经抢救没有起色，转送瑞金医院，也许因为病入膏肓，也许因为转院过迟，不久去世。我听了，心情十分沉重。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一声春雷，王造时冤案才得到昭雪。

　　王造时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杰出代表。他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的品质，他捍卫原则立场的风骨，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楷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