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7月，紧接前两次对中央苏区的失败“围剿”，蒋介石发动第三次“围剿”。这次“围剿”，蒋介石亲自指挥，出动麾下精悍部队，表现出比前两次“围剿”远为认真的态度，这也是蒋介石和毛泽东在战场上的第一次真正交手。这次“围剿”历时近3个月，时间超过此前的两次“围剿”及后来的第四次“围剿”。双方对垒的结果，蒋介石深刻体会到中共和毛泽东的非同寻常，对“剿共”战争的艰巨性有了更加充分的切身认识；红军则利用灵活、大胆、机动的战术渡过难关，但自身的重大损失及生存发展方式中的隐忧，在国民党优势兵力压迫下，也逐渐显现。这场“围剿”和反“围剿”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是：除国共两个主角外，宁粤冲突的因素始终牵动着整个事件的进程，而九一八事变，则直接成为“围剿”的终结者。事实上，离开国内外诸多因素复杂互动的背景，当年发生的许多事情，或许都难以有一个相对全面的解释。[1]

一

    第一、二次对江西红军的“围剿”连遭挫败后，蒋介石不得不认真面对眼前的对手。准备第三次“围剿”时，明显区别于此前“围剿”军中几无国民党军主力部队的状况，陈诚、卫立煌、蒋鼎文等蒋信重的将领出现在“剿共”名单中，显示蒋对“围剿”红军重视程度大大加强。1931年6月国民党三届五中会发出书告，宣称：“今政府决于匪祸已成之区，大举师徒，尅期剿灭，于匪祸未成之区，积极清乡，防其滋蔓……如此悉全国之力，以扑方张之寇，自可壁垒一新。”[2]

    更能显示蒋介石决心的，是第二次“围剿”失败后半个多月，6月22日他亲至南昌，自任“围剿”军总司令，此后两个多月时间长期驻在江西，就近指挥战事。在赣期间，蒋介石与部属反复研究“进剿”方略：“此次剿赤，惟有隐蔽兵力，声东击西，预备强大兵力出匪不意，凡抄袭部队须冒用红旗，使匪混乱也。”[3]此时，苏区核心地域位于赣西南的东固地区，这也是前两次“围剿”国民党军的伤心地；而红军主力由于担负筹款、开辟新区任务，正集中在赣闽交界地区，“围剿”进攻方向在此两点中如何抉择，颇费思量。20日，在致何应钦、熊式辉电中，蒋提出的初步计划是：“先洗扫赣南匪巢为第一步计划，对其主力则派相当兵力以监视之……此次作战主旨，第一、不在阵前集中，应预定目标，纵长配备，相连续进，出匪不意，使其不能详悉我之部队与兵力为主。第二、主力部队专任进击，占其全力随地集中，不使分留后方，而另派后继部队以防剿各区，如此占领宁都广昌后对粤或援闽皆不致误时失机也。第三、先将其老巢击破，确实占领，再将其赣南各县城占领，然后再定第二步计划。”[4]反复权衡之后，6月下旬，蒋决定不以苏区核心区域为主攻方向，将主攻击点放在其所判断的红军主力所在方向，即赣东左翼一线，对此，其日记中记有：“研究战略，决定右翼地形复杂，进展困难，故取守势，暂不求进步，所以重兵贯注左翼，另以强大部队第六、第九两师控置于黎川、建宁与南丰之间，以备赤匪由闽边以抄袭我主力之侧背也。深思熟虑，终觉战略未妥，于心不安者，而今则贯通断行必无疏漏矣。”[5]6月底，蒋介石任命何应钦为前敌总司令官兼左翼集团军总司令，辖第三军团（第五、八、二十四师）、第四军团（第九师）、第一路进击军（第六师）、第二路进击军（第十一、十四师）共7个师及闽西北各部从南丰进攻；陈铭枢为右翼集团军总司令，辖第一军团（第六十、六十一、五十二师）、第二军团（第二十五、二十七师）、第三路进击军（第四十七、五十四师）共7个师从吉安进攻；第十师及攻城旅为总预备军。第二十八师、第七十七师及第十二师之三十四旅，为吉、泰、万、赣四县守备军。第二十三师、七十九师、骑兵第一师位于南城、宜黄、临川、樟树地区，担“清剿”和维护后方之责。当时报章报道：“赣省现有军队，合计不下二十万人。”[6]蒋介石计划采用“长驱直入”、“分路围剿”的战法，左右两翼形成钳形攻势，企图先击破红军主力，然后再深入“清剿”，捣毁苏区。

    从展开对苏区大规模的军事“围剿”以来，面对政治不良导致的中共革命“星星之火，若将燎原”[7]的局面，国民党方面也在力图改进统治，与中共展开政治争夺。作为“围剿”的直接组织者，何应钦对政治不良的现实有深切反省：“各地为政的人，往往不着力于改善农工生活，甚至听凭贪污土劣去摧残他们。试想一般啼饥号寒的人，有苦无从告诉，再加上一部分不良军警的骚扰、官吏的剥削、党部的因循，自然而然逼着他们走上土匪的道路。”提出：“要消灭共匪，非党政军全体总动员集中力量团结意志不能挽救危机，军事只可以治标，正本清源以及休养生息的种种任务，是望政府和党部来担当责任。”[8]蒋介石本人对与中共展开政治争夺也有清醒认识，认为：“我们纪律和工作超过土匪，超过共产党，然后才有剿清他们的希望。”[9]因此，国民党方面在准备“围剿”时，十分注意政治工作的加强，1931年初，在南京中央政治学校开办特别训练班，下分“剿匪宣传队”，施以政治宣传训练，再以团为单位分配到前方部队，指导政治和宣传工作。在给特别训练班的训话中，蒋介石数次提到：“剿匪的实施宣传要占六分力量，军事只能占四分力量”[10]，这应可视为其后来提出的“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原始版。6月，南京中央发布对各级党部训令，要求加强与中共全方位的政治争夺，特别指示“组织健全的巡回乡村宣传队”，进行“剿匪宣传”。[11]为配合“剿共”军事、增进行政效率，6月，南昌行营设置“党政委员会”，蒋自兼委员长，将江西全省“剿匪”区域共43县划分为9个分区，每区设置党政委员会分会，负责指导各区军事、政治、经济等事务。[12]7月，蒋介石通令各“进剿”部队“关于宣传事项，应由党政委员会指导施行，俾收统一之效”。[13]

    更重要的是，此时展开“剿共”军事对蒋摆脱政治上的不利形势大有裨益。拘禁胡汉民后，蒋介石因逾越常轨，遭到各方怀疑、指责，政治上十分被动，急需制造事端，转移视线，如粤方发动后他在日记中所写：“此次粤变之来，其祸因当不能避免，但胡（汉民）事（件）发生后，如果即亲往江西剿共，使陈济棠、古应芬无所借口，则其变或可暂缓。”[20]循着这一思路，迅速发动新一轮“围剿”对其可谓亡羊补牢之举。的确，当时国民党内能够使各方无法反对的举措即为“剿共”，粤方在反蒋同时，也绝不敢放低“剿共”的声音，宣称：“今日我国民革命军人之最大责任，一曰剿共，二曰讨蒋”[21]，明确表态：“即使为国人所共弃如蒋中正者，若能以剿共自效，国府亦断不加以一兵”。[22]因此，当蒋出现在“剿共”战场时，粤方很难在其与中共作战时贸然北进，这等于蒋在政治上先给自己上了一道保险。另外，高举“剿共”旗帜还可打击一向被视为左派、此时正与两广方面积极接触、共同反蒋的汪精卫派。而对于一直与汪不睦，在反共问题上比较坚决的陈铭枢也不失为一种拉拢。所以，此时发动“围剿”战争，成为蒋介石应付各方攻击的挡箭牌，在蒋居然有不得不然之理。正因如此，国民党方面此时不仅不讳言中共的发展，反而刻意予以渲染，宋子文致电蒋介石，要求在国内外加强宣传中共声势：“将赤匪声势膨胀之由来，其近日实力之充实，取其组织严密计划之伟大，国际之色彩，各别酌量宣露，以显露此次亲临督剿实为党国安危民族存亡之关键，以激起金融界之猛醒与兴奋。”[23]蒋接电后，特电国民党中央秘书长陈立夫，令其“照办”。[24]

二

    1931年7月1日，蒋介石发出“进剿”命令，左翼陈诚、赵观涛、朱绍良兵分三路由南城、南丰、黎川分向宁都、头陂、黄陂攻击前进，第三次“围剿”开始。红军方面通过一方面军总部电台很快截获了这一消息。郭化若回忆：“蒋介石七月一日发出第三次‘围剿’的命令，我们当天在建宁就得到消息。对于这次‘围剿’的战略意图、方针、计划、部署、指导思想等等大概都了解个轮廓。这是我们战略指导上特别是判断情况、定下决心必不可少的前提。”[31]尽管如此，由于中共没有估计到蒋介石会如此迅速发动新一轮“围剿”，事先准备不够充分，如郭所说“不免有些失之稍迟” [32]，这仍形成第三次反“围剿”初期红军仓促应战的局面。红军主力当时集中在赣东和闽西北，红三军团在黎川、红四军在南丰、红三军在宜黄及南丰以西地区，红十二军在建泰地区，开辟新区、进行筹款，兵员补充和战争动员等主要任务均未有效展开。当国民党军发动进攻后，整个根据地实际处于开放状态，而国民党军在左翼南城、南丰一带厚集兵力，又使红军难以由所在地直趋赣西南老根据地，不得不绕道闽西南地区。

    7月10日，红军主力从福建建宁出发，绕道闽西地区千里回师赣西南老根据地。7月中旬，到达瑞金壬田后决定继续往西北集中于都北部山区隐蔽，等待战机。这一段时间，国民党军进展顺利，7月19日，占领宁都，25日，进占龙冈。30日，蒋介石向南京方面报告： “赣南东固龙冈黄陂小布古龙冈皆已为我军占领”。[41]不过，这样的占领之不足为喜，蒋介石清楚，前方将领更心知肚明，陈诚在给未婚妻的信中道出：“至于进展之速及屡克各城，盖非出匪不意，不但不能肃清土匪，且为匪所算也。”[42]

三

    红军向东突破后，战场形势为之一变。国民党方面虽然对红军动向有所掌握，8月6日蔡廷锴向蒋介石报告红军已于前一夜进军莲塘[60]，但已无法及时作出反应。7日，红军在莲塘主动出击国民党军上官云相四十七师，该师在第二次“围剿”时已遭红军打击，是国民党军链条中较弱部分，红军发起攻击，迅速歼其两个团，接着又乘胜在良村追歼退却中的郝梦龄第五十四师两个团。此役，据国民党方面战报记载：“上官云相部分防六处，相距过远，且以四昼夜前进四百五十里，深入匪区，突破该匪进犯，致陷重围……卒以调援不及，众寡悬殊，不得已退驻沙溪。”[61]和严肃的战报相比，战场上的回忆更加生动，国民党军参谋被俘后还在愤愤不平：“情报，完全是情报失灵才倒的霉！一到这里，老百姓跑得连个影子也没有，弄得队伍像个瞎子。昨天通报还说你们被蒋光鼐、蔡廷锴围在高兴圩，哪晓得今天你们却在这里包围了我们！”[62]

    莲塘、良村之战后，红军兼程东进，8月11日，一举突入黄陂，歼毛炳文部两个团。此两役作战结果，据红军方面的统计，俘虏军官708名，士兵3193名，缴枪炮7080件[63]；自己阵亡军官49人，士兵290人，伤1172人，失踪815人。[64]和国民党军出动的庞大兵力相比，这两次战斗对国民党军实力打击尚属有限，但红军居然可以在绝境中反戈一击，却让一心渴望胜利而又向来三心二意的蒋介石心间蒙上浓厚的阴影，使其清楚地认识到“剿共”必须要付出重大代价。8月10日蒋在日记中计划今后作战应“注重据点，不多追剿，俾得节省兵力，免得疲于奔命也”。[65]黄陂战斗后次日，他再次在日记中表示：“剿匪之难，甚于大战，彼利用地形熟识，与民众协从，故避实击虚随其所欲，而我官兵则来往追逐疲于奔命。”因此，他调整今后的计划为：“如欲剿灭赤匪，决非一朝一夕之故，必集中兵力，构筑据点，开阔道路，发展交通，使匪无所藏窝，而官兵行动自如，乃可制其死命也。”[66]显然，其进剿信心已严重动摇，不再期望一举“剿灭”红军。

    蒋介石之所以如此突兀地修改其“进剿”思路，军事上的挫败及“剿共”遇到的困难自是直接诱因：“各部追剿队皆乏盐与药料，淡食已数日，运输不便，匪又节节阻碍，地形不熟，民众附匪，落伍兵与病兵皆在途中，为乡中农匪所杀害，故各部视剿匪皆为畏途矣” [67]；同时，在第一线实地接触中共后，其对红军原来多少存有的轻视心理终于一扫而空，意识到解决红军绝非一朝一夕所可致。更重要的，正如他发动“围剿”与政治需要密不可分一样，其立场改变和政治考虑也息息相关。无论表面唱出多少高调，蒋内心其实很明白，此时对其最高统治地位形成直接威胁的并不是中共，而是国民党内有可能取而代之的地方实力派。就蒋而言，如果能在“剿共”战争中轻松取胜，形成在国内政争中的重大加分因素，自然求之不得，但如付出实力代价又并无多大进展可能，则一定要细加掂量。所以，虽然蒋在接到两广方面诋其“剿共”不力讯息时大声喊冤：“闻粤伪府已下讨伐令谓余联共，谓余剿匪不力，呜呼，天下尚有此忍心之叛徒，以诬陷人过至此者乎！”[68]但两广方面的这种说法其实也未必纯为诛心之论，同样的怀疑处处可见。即连他的亲信部下陈诚对其态度似也并无把握，“围剿”期间曾在家书中说到，对中共“如能继续追剿，不出一月当可根本肃清。惟不知中央能具此决心否？”[69]

    在对红军围而不攻的同时，蒋介石命令各部对已占领的中共老根据地大肆烧杀。16日，蒋电陈铭枢，表示：“清野焚毁之策，中极赞成。请兄详细计划准备完妥后即令各部队切实施行。限十五日内焚平完毕可也。”[75]同时指示焚烧办法和地区：“毁平匪区办法应切实计划派员负责监督，分区施行。如今日得将中坪之匪击破，则第一纵队担任龙冈城冈以南古龙冈、琵琶陇（含内）、江背洞、龙冈头以北地区；第三纵队担任安福硕田江口以北至大金竹南坑地区，其在龙冈东固西北地区由第二纵队与该守备队任之。”[76]“小布及其以西之南坑圩与其以南之蔡江圩以及肖埠源头南陵各圩应皆平毁。”[77]对赣西南根据地中心东固更为残酷，具体执行的指挥官汇报：“奉层峰电令，以东固匪巢人民匪化已深，无法挽救，着以东固为中心点，纵横二十五里一律平毁净尽，格杀无余。”[78]

    置红军主力于不顾，却一心拿普通民众开刀，蒋在日记中对此提出的解释是：“此时一面烧山焚巢，一面分饬构筑据点，一面开路，不计其时日，不问其地区，求歼灭主匪可也。以计度之，老巢皆为我占领焚毁，匪乃不得设施活动，其粮秣亦必不多，如展其时日，则未有不为我军歼灭也。”[79]这粗看很像是守株待兔的近代版，不过如想到另一个成语敲山震虎，或许就可以对蒋介石此时的“烧山焚巢”有更深一层的理解。在判断无法消灭红军后，赶走红军于蒋而言其实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如他在给熊式辉的焚烧命令中所说：“对匪巢只有焚烧，才能解决，请派飞机设法暂停轰炸，而专用火油在欲烧之区域内……每区约焚三日，使匪恐慌，不能立足。”[80]如此看，8月中旬蒋介石日记所写：“据报匪向东窜，果不出所料，但无兵可派，恐其漏网耳” [81]，此中涵义，似不无可琢磨之处。

    蒋介石的用心，当年正与其交手的中共自无可能想到，短暂向东后，8月中旬，中共又从国民党军十里缝隙中折回兴国均村地区。国共两军在互不摸底的情况下，继续在老根据地赣西南的大山中周旋。

四

    当蒋介石选择在“剿共”战场全面后撤时，对粤方的布置却在加紧展开。9月12日，蒋介石通过同桂系李、白关系密切的吴忠信联络汪、桂，嘱其告粤桂方面自己愿意下野：“介石望和之意甚切，惟望不用武力强迫方式，更易进行。”[96]粤方收到蒋介石的示意后，随即将部队后撤。9月17日，陈诚写道：“昨接各方情报，粤逆已撤兵，果是，一时或不致动干戈。惟此不过迟早问题，终非党国之福也……闻总司令明日可抵赣，此后或先行讨逆，或继续剿匪，均待总司令到达后方能决定。”[97]陈诚的疑问，在次日蒋介石的日记中有明确的答案：“对匪决取包围策略，以重兵掩护修路，以大款赶修道路，待路成，再剿赤匪”，暂停“剿共”军事已成定局；“对粤决令十九路先占潮汕，十八军集中赣南，余再宣言以第一、二、三届委员共为四届委员，余在四全会中引咎辞职，而属陈蒋蔡等应之，如粤不从，则以武力牵制之。”[98]这是蒋日记中罕见的自曝阴谋的一段，别具意味，透露出其对粤方承诺的所谓下野纯属缓兵之计，真实意图是准备以十九路军和陈诚十八军南下钳制广东，再演一出假意下野、武力拥戴、逼粤就范的好戏。显然，蒋介石对付党内纷争比对付中共更有办法，而他9月18日重返江西的目标已不在中共而在粤方。

    在蒋介石预定的这场戏中，衔命准备南下的陈铭枢是唱红脸拥蒋的绝对主角，不过，蒋介石不会想到，此前不久，陈铭枢正跟邓演达联系，“决定利用蒋要我出兵图粤的机会，另开局面……占领东港和闽南一带，然后推蔡元培领衔，我与择生共同署名，发表对时局宣言，呼吁和平，以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相号召；对宁粤双方则采武装调停办法，建立第三势力，以图控制整个局势。”[99]虽然邓演达被捕后，该谋划即告中断，但陈此时提出十九路军南下潮汕，不排除是其为实现原计划而耸动蒋介石作出的决策。如果事态真的如此发展下去，这场戏又不知该如何收场了。

    “九�一八”事变终止了这一切。事变给了蒋介石冠冕堂皇停止第三次“围剿”的理由，也使宁粤间包括陈铭枢不再抱其他想法，只能在一致对外的旗帜下坐到谈判桌前。与此同时，红军“因各次战役，特别高兴一役，损失过大，若继续作战，必然精华过损，决定结束三期战争。各部退却之敌，只以地方武装担任追击，主力则移瑞金整理”。[100]第三次“围剿”和反“围剿”就此结束。

    第三次“围剿”和反“围剿”是在国民党内部再一次发生严重分裂的背景下进行的，虽然相对中原大战前，这次分裂没有演变为宁粤双方的军事冲突，但武力相向的可能始终存在。冲突刺激了第三次“围剿”的迅速展开，并意外造成国民党军有利的形势，但也严重影响着蒋介石的“进剿”决心，使其在遭遇挫折后立即选择保存实力。这其中的曲折变化，鲜明印证了毛泽东当年所论述的红军之存在与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依靠国民党内部的冲突：“因为有了白色政权间的长期的分裂和战争，便给了一种条件，使一小块或若干小块的共产党领导的红色区域，能够在四围白色政权包围的中间发生和坚持下来。”[101]第三次“围剿”和反“围剿”的进程与国民党内部的动荡离合密不可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