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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首发] 回应泽雄君异议“钱钟书小心”说 [打印本页]

作者: 李劼 时间: 2007-10-17 22:51 标题: 回应泽雄君异议“钱钟书小心”说

“钱钟书著书立说，与其当年写作《围城》时尽情尽意的嘻笑怒骂截然相反，小心得不能再小心，就连书名都以《管锥篇》自谦，一句大话都不敢说。”7 @( w; i$ `5 T6 D
——先求个小疵。钱钟书给书命名时的本分低调（倒未必是自谦），是一以贯之的，哪怕他在美国“著书立说”，这份老派学人的自重，也不会轻易改变。我发现，除了年轻时写过一篇《魔鬼夜访钱钟书先生》，标题涉嫌托大（主要是戏谑）外，钱氏标题始终不以说“大话”为特色。《谈艺录》《旧文四篇》《七缀集》及最早的《石语》，与《管锥编》相比，风格上一脉相承，根本谈不上“小心得不能再小心”。再则，“管锥编”语出庄子《秋水》篇，“用管窥天，用锥指地”八字里，还是不乏豪迈之气的。若是把它释读成“管窥蠡测”之类，恐有误读。同理，“围城”及那部不幸遗失的小说“百合心”，命名方式上也照例与“大胆”无关。－－周泽雄

泽雄君此番感想，从字面上无可挑剔。只是拙文的着眼处，并不在于对钱氏的学问有所褒贬。所谓小心得不能再小心，有如下二层意思。一层是，钱氏在专制文化的淫威之下，完全丧失招架之力。钱氏说不出陈寅恪坦然道出的那个不字。这除了钱氏的气度不及陈氏，还有在学识上的小家子气。钱氏著述，旁证博引，却很少道出一眼透底的见识。不说别的例子，仅举陈氏有关“东晋王导功业”一文，便是钱氏再博学也无以企及的。这是有思想的学者，和仅止于学问的学者之间的区别。这与”老派学人的自重“，并没有什么关系。真要说自重，得了庄子真谛的施蛰存先生，倒是个自重的范例。能够在一次次政治灾难里，得以自保，那样的功力，很难以自重加誉之。

其次，钱氏在《围城》里的刻薄，是相当放肆的。也可说是汪洋恣肆。相比之下，钱氏做了毛时代的学问家，却是如履薄冰。用小心得不能再小心形容，并不为过。与钱氏有近距离接触的学人，私底下对我讲述过一些细节。那些细节，在钱氏的著述中是不会述及的，也许仅存于钱氏的处世和为人之中。因此，读书与读人就很难分开了。

记得施蛰存先生说过钱氏的《围城》刻薄。与此相应，胡河清曾在论述钱氏时，特意指出钱氏的无锡籍贯。钱氏读了之后，特意给胡河清写了回信，说胡“迫寇入巢”。彼此虽然都是点到为止，但其间的过招，却也是一目了然的。钱氏的回应，在于胡指出籍贯的潜台词：所谓刁无锡，恶常州，苏空头那三句俗话中的刁无锡也。胡河清私底下对我点破过这个意思。施先生说的刻薄，胡河清暗示的那个刁字，多多少少是切中钱氏的世事洞明和人情炼达之钱氏特色的。或许正因如此，钱氏才会那么认真地给胡河清写了回信。这就很难形容说，那是自重的钱氏，给不自重的晚辈，表示友好。至于钱氏之刁，施蛰存的回忆也可提供一个佐证。诗人王辛笛请钱氏和施氏吃晚，晚后送给他们一本王氏的诗集。钱、施二位出门之后，钱指着诗集上所印的一只手，对施说，王辛笛一只手在写诗，另一只手在干什么？此话乃暗示王在银行做事的商人身份。且不说经商在如今已经成为光荣，就算是那个时代，王辛笛一边经商，一面写诗，也总比后来的钱氏一面做学问，一面不得不把那个学术顶戴给托得牢牢的，要强一些。由此也可见，钱氏之刁还有另一面的意思：在黑暗透顶的专制年代里，也正是这样的无锡风格，使其得以在夹缝里求得了生存之地。

以钱氏在学问上的格局和为人处世的无锡风格，即便其“管锥”一词，确实是借用了庄子的意思，但也未必具有庄子的豪气。因为庄子敢于舍弃的，钱氏不敢舍弃。庄子不屑一顾的，钱氏不敢不屑为之。正如钱氏写不出陈寅恪论述东晋王导那么透彻、那么极具洞见力的文章，钱氏也没有庄子的潇洒和庄子的气度。所以，同样的措辞，在不同的人笔下，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如此论说，并非将钱氏贬得一钱不值。钱氏在学问上还是很”值钱“的。这里想要指出的只是，就学识而言，仅有学问是不够的。知识有时可以成为力量，有时也会成为累赘，假如没有独立人格和自由思想作底的话。至于读书，也不能读到字面为止。且不说文字后面的潜台词是如何的丰富，即使是文字无以抵达的不言之意，也是不能不关注到的。再说，钱氏成为学术偶像，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有个知识贫瘠的年代作前提。在一个知识爆炸的时代，学问越来越变成了生存的手段，而不再是存在的需求。所谓的自重，也就只能是各自保重了。

其实，人类迄今为止的知识，有百分之五十是作废的（由此证明了人类是在错误中获得所谓的进步的）。可能有百分之四十是有争议的，只有大概百分之十左右，是有价值的。中国人的悲哀在于，几千年来，总是在百分之五十的作废知识里打转。而百分之四十的争议性知识，又是不许探讨的。至于百分之十的有价值知识，则是从来不去理会的。由此，也可以想见陈寅恪和钱钟书的区别，他们分别存在于哪个百分比里。学人的自重当然是需要的，但问题在于，重心在哪里。

上述观点，欢迎讨论。对于泽雄君的回贴，也在此一并谢过。

作者: 金秋 时间: 2007-10-17 23:02

又一场高水平的掐架就要开始了。

作者: 老木匠 时间: 2007-10-17 23:36

『散文天下』钱钟书：被神话的“国学大师”

作者：葛红兵提交日期：2007-10-17 11:02:00

　　钱钟书：被神话的“国学大师”
　　——葛红兵、刘川鄂、邓一光三人对话之二
　　
　　
　　
　　葛红兵：钱钟书是一个横贯了现代和当代的学者、文学家。目前对他的评价非常高，什么“20世纪最伟大的学者”、“文化昆仑”，还有人创立了什么钱学。钱钟书也成了一尊神。他是通过学问而成神的绝少的几个人之一。评论一个文学家要看他在审美创造上对时代有没有独特的贡献，他有没有对一种语言的文学创作贡献出独特的什么图式。评论一个学者，则要看他在思想上对时代有没有做出独特的体系性的解释。从这个角度上讲，不论是对一个文学家还对一个思想家要求都是很高的。我想侧重于从思想角度来谈谈作为一个学者的钱钟书。学者有两类。一类是知识者，就是继承了人类以前的知识，然后传播知识，他自己虽丰富了知识大厦但没有奠定新的大厦。另一类，对世界有独特的解释体系，他们系统性地思考这个世界的始源问题，提出一种独特的、体系性的学说，因而称为建构性的思想家。钱钟书属于前者，他是知识大厦里的梳理人，又是一个传承人，但他没有建构自己的思想体系，这样一个人物在中国当代获得了这样高的地位和评价，从正面讲我们可以肯定钱在知识上所达到的成就，但从反面讲我们可以看到20世纪中国思想史上的荒芜。20世纪中国思想史没有对世界思想史，甚至中国思想史构成新的冲击，没有可以鼎足独立的人支撑起20世纪中国思想史的大厦。在这种情况下，钱钟书的被高评不是一种荣耀而是一种悲哀。
　　
　　刘川鄂：有一句老话叫：八十年代出思想，九十年代出学问。钱钟书正是20世纪90年代被发掘出来的。此前他也很有名气，但他真正获得这么高的地位是在20世纪90年代。这反映了我们时代的特点：20世纪80年代是启蒙话语年代，像钱钟书这种学者型的人物大家不大注意。20世纪90年代，一是因为电视剧《围城》使作为文学家的钱钟书的知名度提高了，但另一方面主要是知识界、读书界给了钱钟书如此多的高评价。这些高评价表明了20世纪90年代中国的知识分子对思想立场的某种放弃。因为20世纪90年代不光是钱钟书，还有吴宓、陈寅恪这样学者型的文人成了议论中心，兴奋点，这跟20世纪80年代有很大的区别。他们的那种学问跟日常世俗生活相隔得比较远，跟知识分子对社会的直接的批判也相隔较远。所以我觉得有两种文人：一种是思想型的文人，一种是学者型的文人。钱钟书是属于后者的。
　　
　　邓一光：我对钱钟书读得不多，只读过《围城》、《谈艺录》、《管锥编》和少量随笔。我的老师非常推崇《谈艺录》，开过专题课，后来的作业也是它，但我觉得它就是梳理，很精制，没有把它当大师的作品来读。他的《围城》给我带来了阅读的快乐，我甚至觉得它和我后来读到的王小波的作品有相近之处，他对知识分子的形象化写照和理性批判在文学上是一个高度，特别是在中国这样一个具有政治强权体系、根深蒂固的儒学思想土壤、社会变化动荡不已的国家，知识分子，尤其是接受过西方文明思想和生活方式的知识分子，他们与当下时代无法融合，他们难以突破自身的狭隘性，在钱钟书笔下表现得淋漓尽致。我读这部书的时候很早，是上高中的时候，它让我有一种怀疑，对知识分子的怀疑。
　　
　　刘：作为一个作家钱钟书的东西并不多，一个短篇集一个散文集一个长篇。但他的写作态度我很欣赏。他散文的题目叫《写在人生边上》，甘居一个边缘人的角色。他的作品中没有很多浮躁的东西，没有那些外在的意识强加的东西，纯粹是作为一个写作的爱好者，他并没有意地把文学创作当成自己终身的职业，而是一种乐趣，所以他写起来非常从容，把他自己的智慧全部融入进去。而且他的《围城》在表现知识分子方面很独到。如果说鲁迅表现了中国农民的灵魂，张家玲表现了中国三四十年代都市男女的灵魂；钱钟书则表现了中国知识分子灵魂的真相。当然这里的知识分子不是全部知识分子，而是那些比较卑微、自私、小聪明的知识分子。
　　
　　葛：从中国现代小说史上讲，他在知识分子题材方面是有开拓，对知识分子的表现他是深刻的。中国当代知识分子，尤其是留学知识分子很少反思自身的立场和劣根性，钱钟书在这方面做得较好。他开始反思知识分子自身。《围城》在艺术上了达到了一个较高的成就。从20世纪中国文学史的长河来说，钱钟书在文学的领域里可能还不能算一个大师――从量上讲他的创作不多，从质上讲，他毕竟没有创造一种独特的审美图式。今天我们把钱钟书看作一个大师主要是从学者的角度来讲。钱钟书身上附带了一个新人文神话。第一个是埋头读书的神话，他如何“一心只读圣贤书”，如何博闻广记；第二个是反流俗和虚名的神话，他如何“两耳不闻窗外事”，别人请他去开会，政府请他出席国宴，他如何拒绝参加等等。
　　
　　钱钟书自己给自己造了这种神话，把自己搞成了一个埋头读书、同体制、同大众决裂的“学者典范”。这种神话本身我觉得有值得反思的地方――一个真正的学者他不会隐瞒他对时代的看法，他不会对这个现实的世界中正在发生的不公、不平无动于衷，他不会对这个世界中丑陋的不合人性的东西视而不见，他不可能是鸵鸟，他对时代包含热爱，对不公愤愤不平，对美好的止不住赞美。
　　
　　想一想钱钟书在文革中做了什么？萨特说过：“在黑暗的时代不反抗就意味着同谋”。钱钟书，他反抗了吗？他躲在锅炉边看他的书――这是一种乌龟哲学。许多人在这个哲学里苟活，还以为自己伟大。
　　
　　刘：中国知识分子参予社会无力，同流合污不甘，这就是钱钟书人格上的意义。
　　
　　葛：钱钟书给自己造出来的学者神话对当代学人不媚俗、不媚上，专心学术的精神的培养有一定意义，可能绝大多数人看到的钱钟书也是这样。但是反过来这个神话对中国当代知识分子也是一种麻痹。躲在故纸堆里生活，对时代沉默不是“龟缩哲学”吗？《写在人生边上》、《围城》都是很有体悟的，说明他对生活有敏锐的一面，但是解放后他为什么就失去了这些？他不关心这个时代吗?不，他关心这个时代，但他为什么不讲呢?肯定是有某种软弱的方面在主导他，文革吓破了他的胆子，这时他就过分强调他作为学者的一面，故意装作“两耳不闻窗外事”，这是他可悲的一方面。如果我们思考他强调自己埋头读书是想掩饰什么的话，那么钱钟书这个世纪的人文神话不像一开始我们所认识的那么高尚、伟大。在世纪之交人文知识分子所面临的最重要的课题是什么，是写一部《管锥编》?是去研究钱学吗?我觉得这不是知识分子真正的出路，如果一个知识分子他关注这个时代，但不向这个时代发言，他对这个时代一切都保持沉默，那么他能做什么样的学问？这很可疑。
　　
　　刘：我觉得钱钟书这个神话主要不是他自己造成的，而是我们自己病态的精神所致。20世纪90年代思想界的疲软，知识分子批评立场的放弃，启蒙精神的弱化都使钱钟书成了一个热门人物。“钱钟书热”是我们时代精神病态的一种体现。今天中国社会知识分子其实有了更多的话语空间，也有更多亟待讨论的问题。如果把钱钟书神化，会有误导的可能，而这种误导往往是有的人所欢迎的。
　　
　　葛：是的，比之于尼采、萨特、海德格尔，一百个钱钟书又能算什么？
　　
　　刘：回想中国历史上，思想最禁锢的年代往往是“学问”做得最出色的年代。这是知识分子一种放弃，转移的结果。所谓“康乾盛世”，清朝的考据学的兴盛都和知识分子放弃社会参予有关。这也是我们悲哀的一面。知识分子成了听话的、传话的工具，不仅出不了思想家，其实也出不了真正的学问家。这与整个社会政治体制、教育体制都有关。所以“钱钟书热”也是对新中国近50年的教育史、学术史的一个讽刺。
　　
　　邓：就我的阅读范围，特别是到了当代以后，涉及到中国泛知识分子这个领域的文学读本只有贾平凹的《废都》较有意思。当然贾平凹的《废都》涉及的是文化人，不是知识分子。这两者有相通之处，就是他们有相当多的精神生活层面、文化生活层面以及边缘性姿态，承担着现实和精神上的双向压力和突围。《废都》把文化和文化人的终结归结到一个时代的终结上，写出了文化和文化人的无奈、颓废、堕落、消极和变异，面对文学，面对文化，更进一步面对知识阶层，只有妓女把肉体和崇敬一起奉献到祭坛上，这是极具批判意识的。物质化时代是一个新的革命时代，革命的对象之一是传统的文化和文化人，它们和他们必须接受身份和立场的改头换面，文化和文化人成了一个时代演变的标志。而《围城》的解剖在现代，它是对知识分子自身进行解剖，而且解剖得维妙维肖，入木三分，不是大动肝火，是把人物放在抗战的大后方，放在一个相对稳定的环境里进行那种聪明、幽默的小表演。我们对这种表演真的是无话可说，我们面对的不是哈哈镜，不是寓言，而是我们自己，我们能有什么话可说呢？
　　
　　刘：作为知识分子我深感矛盾。一方面深感中国需要优秀的知识分子在社会上发言，另一方面又痛感知识分子的弱点。像《围城》里对知识分子弱点的批判读起来很痛快，但从另一方面又感到在整个中国文学史中正面表现知识分子价值的文学作品是非常少的，我们没有浮士德式的探寻理性精神的原型人物，也没有罗亭式的理想守望者。我们看到的尽是对知识分子的嘲讽，尤其是现在的电视屏幕上，知识分子都是带着眼镜，除了懂一点专业技术外其它方面都是白痴的那种卑琐的形象。
　　
　　邓：这种形象常进入小品。小品是根本不对文化进行理性认识的大众进行娱乐消遣的方式。知识分子在这里面形象都是木讷、可笑、自私、卑微的，从形象到语言都是很糟糕的，这是非常可悲的。
　　
　　刘：由《围城》我产生了一种联想。中国文学里知识分子价值和力量得不到充分的展示，一种理想化的现代人文知识分子，他们的精神风貌，他们对社会的人格影响未得到充分注意。49年以后“启蒙者被启蒙”，知识分子本来应该是社会知识的创造者和传播者，是一种社会的批判者的角色，可却要么成为一个听话的人，要么成为一个被改造的人，这是知识分子一代又一代的悲哀。
　　
　　葛：钱钟书本身对知识分子的认识起到了一个诱导的作用。我希望有人能写一部中国《浮士德》。
　　
　　邓：从泛文化的角度来讲，并不是没有。从屈原开始中国的知识分子就有大量的类似形象出现，一直到10年前的海子，他们始终在做着面对世界和心灵的拷问，与现实保持着一种对抗，可是它们都是以同时终结自己的思考和肉体这种方式来进行对抗的，不行就死掉，并没有人站出来解释这种行为的合理性，行动者和行动的解释者都在放弃，这就是我们没有浮士德的原因。
　　
　　刘：你的这种认识对现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自杀现象有一种警醒的作用。
　　
　　邓：从个体行为来说，那的确是一种优秀的人才能做出的选择，但是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思想和肉体立场的坚守永远都会是一个无法摆脱的命题，放弃了就是妥协。
　　
　　

作者: 周泽雄 时间: 2007-10-17 23:45

先谢过学兄。
我原来只是就事论事，读李劼兄大帖，蓦然发现，我得重新面对一个如何全面评价钱钟书学问人品的庞大话题了。这话题，我既不堪其重，平心而论，在原来的真名也曾码过数十来帖，自忖已经说不出别的新意来了。——好在，几天前听大兴兄提到，李劼兄手头正好有别的事要做，为避免耽误学兄时间（顺便也让自己轻松一下），我不妨借机偷懒，有多少感，说多少话。
这会儿，先聊聊“刻薄”。“刁无锡，恶常州”云云，钱钟书先生是否在乎，且存而不论，且说我个人历来有个小见：对文人而言，刻薄是才华的显著标志。在世俗的标签里，刻薄总是带有贬义的，但在大文人一行里，一个人的刻薄能力，往往与他的实际成就成正比，而非反比。在我看来，李劼兄的大作，也不乏“刻薄”之处。当我这么说的时候，苍天在上，心里没有一丝讽嘲之意，只有尊重。
刻薄不能成就一位文人，如果他只有刻薄的话，但刻薄作为一门嫉恶如仇的艺术，则非常值得学习和赏鉴。刻薄与深刻，经常被人视为对立物，比如指责某人“具有鲁迅的刻薄而无鲁迅的深刻”，一望就是一句安全系数很高的俏皮话。虽然在我看来，这话非常不通，因为，一个人如果当真具备鲁迅的刻薄，他多半也就具备了鲁迅的深刻。刻薄与深刻，在鲁迅那里是一枚硬币的两面。
所以，说某位作家在作品里刻薄，我是不会视为贬低的，就像说一个拳击手出拳凶狠，我同样不会视为批评。相反，我视为本色当行。
先说这些，争取明天接着聊下一个话题：我心目中的钱氏，乃何许人也。

作者: 西凤酒 时间: 2007-10-18 01:53

我不大认同李先生的说法。作再好文章的文人，在生活里也是个人。我们不是他的邻居，他做人再怎么糟糕，也与我无涉。我看的是他的文章，文章写得好，我就喜欢。你觉得他的文章并不好，比如没深刻的个人思想，所以你不喜欢，我同意。但文人之间不用比较，钱的文章是好是坏，同陈或施无关。另外，那种特殊政治环境下，苟且一下，也应当可以理解。
再说刻薄，你最后那一段：“中国人的悲哀在于，几千年来，总是在百分之五十的作废知识里打转。而百分之四十的争议性知识，又是不许探讨的。至于百分之十的有价值知识，则是从来不去理会的。”也够刻薄的。你的文章里大段叙述钱生活中的事，不算刻薄吗？

作者: 西凤酒 时间: 2007-10-18 01:55

周先生说的刻薄，跟李先生说的刻薄，我觉得是两回事。李指做人，周为作文。
我以前翻过《管锥编》（所谓“翻”，其实是想认真读一下，但说实话，好多文字没读明白，效果就跟翻一下没区别，希望不要认为我大言不惭。），印象里默存公专门有一段谈文人的刻薄。（第四册吧？全梁文？）
钱的意思恰恰是，做人不可刻薄，作文必须刻薄。还记得他举的一个例子，有人揶揄古希腊剧作家欧里庇得斯：他在剧本里恨死了女人，在床上还不是恩爱得要死要活？

作者: 李大兴 时间: 2007-10-18 03:27

我曾在《“性情中人”是绝种动物吗?》一文中谈及钱先生如下：

“钱钟书先生的大才是上个世纪后半叶在中国鲜有其匹的。且不说他那其实没多少人读得懂和读完过的《管锥编》，即使平常与朋友在南沙沟家中聊天时，钱先生也是才气纵横，放情随意，倾倒众生的人物，古今中外，上天入地，亦庄亦谐，刻薄有趣。然而，钱先生好象又是一个警醒甚至谨慎的人，表达思想极其曲折，或根本就不说或不想让人读明白。留在新时代的旧知识分子，大多极关注现实政治而又噤声无语。钱先生在社科院几十年，总是温和超然，谈笑风生，要到九十年代中，才出版《槐聚诗存》隐约流露心曲，如“何时榾柮炉边坐，共拨寒灰话劫灰”。（《王辛笛寄茶》，1974年）又如“魂即真销能几剩？血难久热故应寒。独醒徒负甘同梦，长恨还缘觅短欢”。（《代拟无题七首》之七，1991年）最著名的当属那一阙沉痛的《阅世》：

阅世迁流两鬓催，块然孤喟发群哀。
星星未熄焚余火，寸寸难燃溺后灰。
对症亦知须药换，出新何术得陈推。
不图剩长支离叟，留命桑田又一回。

秀木易摧，在世变频仍的年代，生存本能，社会本能压倒一切也是不得已的”

我以为，需以“同情之了解”看钱先生那一代知识分子的处世方式，不必苛求。另外，钱先生是才子型文人，并不想当思想家、社会批判者，也无太多忧患意识，他的兴趣始终未离文学，没有其他雄心。至于身后被神化，只说明如今学人的学问是一代不如一代了。

作者: 周泽雄 时间: 2007-10-18 08:58

原帖由 西凤酒 于 2007-10-18 01:55 发表
周先生说的刻薄，跟李先生说的刻薄，我觉得是两回事。李指做人，周为作文。
我以前翻过《管锥编》（所谓“翻”，其实是想认真读一下，但说实话，好多文字没读明白，效果就跟翻一下没区别，希望不要认为我大言不惭。 ...

酒兄所言，似在《管锥编》“一九五，全梁文卷一一”里，钱钟书开篇即引简文帝《诫当阳公大心书》中的话：“立身之道，与文章异；立身先须谨重，文章且须放荡。”类似话头还有“机心仅可文章用，邪说毋从释老求”，“为人不可狠鸷深刻，为文不可不狠鸷深刻”。西人异曲同工之调亦有不少，如“古罗马诗家自道，或曰：‘诗人必端洁而诗句不须如此’；或曰：‘作诗与为人殊辙，吾品行庄谨而篇章佻狎’；或曰：‘吾诗邪佚而吾行方重’”等等。
李劼兄提到钱钟书“刻薄”，由《围城》入手，似有从为文批捣为人之意。而钱钟书先生还依据西人妙语，概括出两种为人，“即所谓‘作者修词成章之为人’（persona poetica）与‘作者营生处世之为人’（persona pratica）”，认为两者“未宜混为一谈”。

作者: 周泽雄 时间: 2007-10-18 10:06 标题: 我心目中的钱氏，乃何许人也

除小说外，钱钟书先生的一应文字，实质都可用他一部书名来概括：谈艺录。他早年即自称“雅喜谈艺”，这个爱好持续了一生。所谈之艺，亦有侧重，主要是诗文。钱先生学识淹博，但他对于别种艺术（如造型艺术、影视）所知有限，故行文时习惯藏拙不言。钱先生曾撰长文评论莱辛的《拉奥孔》，其中对雕塑艺术几乎未著一字；钱先生亦爱引用达·芬奇，但钱先生笔下的达·芬奇，主要是一位作者，而不是画家。对于中国书画，钱先生偶有评论赏析，但大多浅尝辄止，并不敢恋战。
一定要为《管锥编》《谈艺录》《宋诗选注》的作者寻找一个合适的参照系，我觉得，只要我们忽视掉个性上的差异，那么，英国最伟大的批评家约翰逊博士，庶几近之。李劼兄提到的那位美国大批评家，耶鲁的布鲁姆，也差堪论之。
如果认同这一点，那么，国人对钱钟书的大量批评（包括木匠师傅转贴中那个可笑的葛博士），就不得要领了。
国人真可怜，我们生活在一个缺乏民族天才的时代，这导致我们经常会以急火攻心的态度，要么盲目拔高某人，要么盲目贬低某人。钱钟书作为一个文艺鉴赏家，是不可多得的，放眼当今大批评家之林，亦难找到旗鼓相当者。但是，针对钱钟书的批评，我很少看到具体的就事论事，比如推敲他的某个观点，质疑他的某个创见（最近台湾有位学者准备这么干，值得喝彩），相反，最方便的做法，就是站在某个与钱钟书毫不相干的恐怖高度，对钱钟书来一次貌似高屋建瓴的总体否定。所用语言甭管看上去何等凌厉，性质上都相当于拿乒乓球技术来否定（比如说）乔丹的篮球技术。
我很难想像，美国人会用马丁·路德·金的标准来质疑布鲁姆或海明威，法国人会因为左拉的《我控诉》，就把左拉的文学地位置诸普鲁斯特之上，德国人会拿海德格尔的哲学高度，来嘲笑托马斯·曼，或反过来，拿曼对待纳粹的态度，来寒碜海氏？——而类似的做法，我们这里却有人乐此不疲。这不，葛博士的傻话又试图响遏行云了：“比之于尼采、萨特、海德格尔，一百个钱钟书又能算什么？”他说大话时，根本不考虑起码的可比性，只是话头是否够大为标准。
异类不比，这难道不是学者的入门功夫？
大约十年前，在一篇发表在《读书》上的小文里，我曾如此感叹：“反观国内，我们不时听到的对钱钟书的一种指责居然是：他在文革期间过于韬光养晦，只满足于经营自己的《管锥编》，而没有像张志新、遇罗克那样成为思想烈士。——当然，这拨先生若生活在汉代，大概也会要求司马迁“引刀成一快”，根本不必写什么《史记》。”
再抄一段小文《批钱须知》里的话：“我发现一些批钱者最拿手的招法便是：先用完人标准罩住对方，再去批评对方没有达到这个完人——其实是非人——标准。由于不存在抽象的完人标准，一些批钱者的具体套路便成了这样：分别拿不同领域的杰出之士去一一拷问钱钟书，时而鲁迅，时而顾准、张志新，时而王国维，时而又捅冷拳头般地亮出莎士比亚来。他们一个个说得振振有词，激烈无比，尤其在举到顾准、张志新、遇罗克之类名字时，更是习惯性地露出血脉贲张的脖子，好像自己的人头刚在菜市口上滚落了一回。我只想说一句：如果你真那么慷慨高尚的话，就该先知道那句老话：严以律己，宽以待人。‘烈士’不是一个用来指责他人的标准，如果一定要用，就请自己享用。此外，鲁迅先生的格言也不该被利用为行凶的凶器，想找谁的茬就引用几句。如果你不想亵渎先生的话，诸如‘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死亡’之类格言，还是独自默诵、自警自励为妥。”

作者: 童志刚 时间: 2007-10-18 10:33 标题: 大兴先生所论甚是。

“同情之了解”！

作者: 九船城 时间: 2007-10-18 10:43

对于国人心目中的大师总以为是“矮个中的将军”。不知李劼先生对钱锺书大师的评价，是个士兵的议论，还是元帅的总结，亦或同辈的戏言。
在我一个平头百姓看来，李先生是“求全责备”。

作者: 李大苗 时间: 2007-10-18 11:08

关于钱钟书，我以为，按照斯密对道德情操的判断就足可以清明了。在斯密那里，善和正义是不同的，前者以不伤害他人为本分，后者则以讨伐恶为天职。即使这样，斯密依然相信，善比正义来的更有效也更普遍。若以后人进一步认识为视点，我们则可以看到，善是自由主义的源泉和基本守则，而正义则未必。同样，善，在斯密那里，符合人的本性，而正义则不是。

如果钱钟书没有如此才华，人们似乎也就不会要求他有所正义。麻烦的是，钱钟书恰恰有着这般才华。而且，这才华并非社会赋予，也许，他也就不觉得为着这个才华向社会担当更多的责任与义务，事实上，我所见到的责难，没有一个能对此给出充分的理由。其实，一个人为着自己的才华活着，这已经很不得了了。比较而言，舍身成仁的正义，成就不过在磨刀的时光，而才华不仅是稀有的天赋，也是几十年沉淀的做就。以杜甫的忧国忧民做价值判断，李白的恣情纵逸岂不比钱钟书更懦弱、苟且或者别的什么什么么？

我以为，断不可对善做指责。善，正是缺乏刚烈，所以不能成为正义。而万分乖谬的是，所有的恶都是以正义为自己旗帜的。说的就是文革，那个时代缺乏正义么？不！缺乏的不是正义，缺乏的是善。在这个意义上，钱钟书给出的姿态，更人性也更本质，没有造作也没有雕琢。善，不是懦弱，也不是顺从，是内在的特立独行，是对恶的蔑视。

作者: 老实和尚 时间: 2007-10-18 11:41

李大苗说得明白。

[ 本帖最后由老实和尚于 2007-10-18 11:43 编辑 ]

作者: 周泽雄 时间: 2007-10-18 12:35

确实，大苗说得醒豁。
再来说说钱钟书的人品。
钱钟书去世已有十年，对他人品的质疑，他还健在时就已经出现了。考虑到钱钟书也是有组织、有单位的人，并没有置身世外桃园，他干过什么脏事丑事，应该逃不过罗织者的眼睛。但截至目前，我们看到了什么呢？钱钟书陷害过谁吗？哪怕不是主事者，而是“举手同意”这种羽量级的？我没见到。钱钟书说过一句歌颂当局者的话吗？我没见到。在那个极端恐怖的年代，除陈寅恪外，我不知道还有哪位学术界厉害人物，曾经做得像钱钟书一样牛气。假设一下葛红兵博士，他若生活在那个年代，一定会比钱钟书更加傲骨峥嵘吗？太笑话了。
关于钱钟书佚事的资料，不少我都读过，包括李劼兄可敬的亡友胡河清的文字。我发现，他们都遗漏了一个重要渠道，即在钱钟书的文字里捕捉信息。在那个毛氏印记无所不在的极权时代，我们几乎可以在任何一个人的文字里，见到对毛氏的肯定乃至敬爱（更别提胡风先生的《时间开始了》），印象中还包括顾准。但试读《宋诗选注》和《管锥编》，再训练有素的文字刺客，都找不到一丝钱钟书对当道者的肯定。钱钟书给人的感觉，他仿佛完全置身于毛氏专制之外。对此，你可以视为逃避，也未尝不能视为蔑视。如果视为逃避，其实也不通得很：凭此就能逃避，为什么别人（比如我们的巴金先生）不做此选择？在那个连沉默、退场的权利都不存在的年代，钱钟书式的“逃避”，难道不是一个书生所能选择的最大抗争？我们的思维方式真是奇特，对于当年犯过浑的巴金先生，只要他后来写了《随想录》，我们不仅既往不咎，还会对他大唱赞歌（声明一下，我对此并没意见），而对于那个根本无悔可忏的人，我们却要决意追杀，把犬儒、懦夫之类骇人名字朝他扣上，浑然不觉自己持论之苛酷怪诞，这还真够让人纳闷的。
我们的民族性，偏爱那些擅长扮演正义秀的造型艺术家，而对于真正的智者，总是瞧着不顺眼。我喜欢钱钟书，和我偏爱约翰逊博士等人，并无二致，我从不把他视为“文化昆仑”，就像钱钟书本人也从来懒得搭理此类谀词。在钱钟书从事的行当里，他鹤立鸡群。而在他原本志不在此的领域里（比如是否扮演烈士，是否炮制一个西式思想体系），无论肯定他还是贬低他，都实足外行。
在那个恐怖年代，钱钟书唯一没有做到的，就是“以死抗争”。问题是，他为什么非要“以死抗争”？以不曾“以死抗争”相要挟，凭什么是一个正义的要求，而不是相反？

[ 本帖最后由周泽雄于 2007-10-18 13:50 编辑 ]

作者: zoufeng_1234 时间: 2007-10-18 13:16

高水平的对掐, 只能旁观和学习.
看到周泽雄老师提到犬儒, 因为我刚刚大致学了犬儒的来龙去脉. 忍不住要说上两句:

我认为"犬儒"在不同的环境下有完全不同的意义. 在那个特殊的年代, 能够做到犬儒已经是意义非凡了. 意味着既不做哈巴狗, 也避免了落水狗, 更没有做痛打落水狗的打手.
犬儒只是学习了犬的生存方式. 在人人苟且的世界, 还是保持了做人的尊严, 最重要的是：避免了"以死抗争"这种极端的方式。

所以我认为周泽雄老师大可不必为了钱钟书身上这顶犬儒的帽子而不快.

钱钟书给人的感觉，他仿佛完全置身于毛氏专制之外－－－－严重同感
善，不是懦弱，也不是顺从，是内在的特立独行，是对恶的蔑视－－－－大苗语录，郑重收藏。

[ 本帖最后由 zoufeng_1234 于 2007-10-18 13:19 编辑 ]

作者: 李大兴 时间: 2007-10-18 13:31

李劼兄这些天在旅途中，刚收到他的一封电邮，从现在起大约一个多星期可能上不了网，因不能及时回复大家，让我代他略表歉意。他还简单写了几句，嘱我转贴在这里：

“我已看到了后面的跟贴，不管怎么说，弄个话题，大家聊聊，也是件趣事。至于观点如何，那自然是见仁见智。就性情而言，我可能更喜欢夏志清式的，要是他没有被宠坏的话。我是个天性不喜世故的人。之所以喜欢施蛰存，也是因为他的拒绝世故。从某种意义上说，我跟导师的最后分道，也是由于在世故和拒绝世故上的分岐所致。为人世故，自我保护是可以理解的。但不能因为世故具有这样的功能，而将此作为生存的圭臬。”

作者: 南东 时间: 2007-10-18 14:00

认识总是双向的，我们对一个事物的态度与认识总反映的是我们这个主体的内在欲求与形象，个人的知识素养与性情决定了我们会关注对象的哪一个方面并如何将它们表现出来。可以说认识的过程也是一个自我反思与塑造的过程，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应该意识到只有我们达到某种状态之后才可能接近对象的真实并将之呈现出来。

作者: 猪头猪智慧 时间: 2007-10-18 14:05

狡猾地掺乎一下，我要是在美国，赞同李劼先生对钱钟书的评论，在国内，我认同大苗和泽雄的说法。
除了葛红兵外，骂钱钟书最凶还的有余杰。

作者: 猪头猪智慧 时间: 2007-10-18 14:06

余杰：漫画钱钟书──读宗璞《东藏记》

宗璞《东藏记》取“东躲西藏”之意，以抗战期间西南联合大学的生活为背景，生动地刻画了在民族危难时刻中国知识分子的人格操守和情感世界。他们对亲人朋友的大善、对祖国人民的大爱、对日本侵略者的大恨、对亡国之祸的大痛，在这部小说中都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现。宗璞有著深厚的中国古典文学和西方文学的修养，文字淡雅，笔墨委婉，如同一支“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的腊梅，含情脉脉而芳香袭人。她的文字有点像刚刚去世的台湾女作家林海音，古雅而不失灵动，婉约而不失自然，清新而不失深厚。这样的文字在青年一代作家中已经很难看到了。

西南联合大学是中国现代教育史上的奇迹，它在九年间培养的杰出人才甚至超过了此后北大、清华和南开三所大学半个世纪所培养的杰出人才的总和。为什么在警报和烽火中、在饥饿和寒冷中，西南联大能够创造一个世界教育史上的奇迹？宗璞写的是自己少女时代的一段亲身经历，她的父亲冯友兰那时正在联大任教。小说中诸多人物多可以找到生活中的原型，几乎都是学界名满天下的大师。《东藏记》以其特有的方式揭开了这个谜底：西南联大其实是抗战的第二战场，每一个教授、每一个学生都是战场上的战士。他们保存、传播和发扬著我们民族的文化和精神的命脉。只要这一命脉不断，中华就不会消亡。

宗璞的文字里饱含了那个遥远时代的温热，然而在某些特别的片断里却暗藏著闪闪的机锋。总体风格的温婉与某些片断的锐利，形成了一种奇妙的对立，让人感觉到某种“不协调”的味道。小说中有一对留洋归来的青年教授尤甲仁、姚秋尔夫妇，家住“刻薄巷”，以刻薄冷漠、造谣生事著称。他们刚刚登场的时候，“说话都有些口音，细听是天津味，两三句话便加一个英文字，发音特别清楚，似有些咬牙切齿，不时互相说几句英文”。有教授想试他们一试，询问《诗品》中“清奇”一章，话还没有说完，尤甲仁便将原文一字不漏地背诵出来。问到一处疑难，尤甲仁马上举出几家不同的看法，讲述得很清楚。这时，其妻姚秋尔面有得色。对方又问：“这几家的见解听说过，尤先生怎样看法？”尤甲仁微怔，说出来仍是清朝一位学者的看法。写到这里，宗璞忍不住借书中另一个人物之口发表议论说：“读书太多，脑子就不是自己的了。这好像是叔本华的话，有些道理。”

小说中好几处提及这对年轻的教授夫妇。本来是“春江花月夜”，突然转成了“高祖还乡”，缺乏必要的“起承转合”，总是有点突兀。杂文的笔法隐约可见──“他们以刻薄人取乐，他们这样做时，只觉得自己异常聪明，凌驾于凡人之上，不免飘飘然，而毫不考虑对别人的伤害。若对方没有得到信息，还要设法传递过去。射猎必须打中活物才算痛快，只是闭门说说会令趣味大减。”作者对这对夫妇的讽刺意味非常明显。小说中还写到，中文系安排尤甲仁演讲，他讲“莎士比亚和汤显祖”，大段背诵莎剧和《牡丹亭》的片断。虽然内容丰富生动，却没有说出比较的是什么、思想上有什么同异、艺术上有什么差别。同学们听了，有人赞叹，有人茫然。

对中国现代学术史略有了解的人，一眼就可以看出这两个人物是在影射钱钟书、杨绛夫妇。我一向不喜欢钱钟书夫妇。虽然他们学识渊博，但他们何尝对现实中的苦难和罪恶发过言？《东藏记》中说：尤甲仁素来不发表带有政治色彩的言论，有人说他清高，有人说他自私。他却攻击一位批评国民政府压制舆论自由的教授说：“现在民主人权很时髦了，无怪乎以前有人说某某教授善于投机。这可不是我说的。”这段话模仿钱钟书的口吻，真是惟妙惟肖。在二十世纪的中国，一位有良知的知识分子真的能够超越黑暗的现实政治吗？真的能够躲避暴虐的专制权力吗？

钱钟书自以为聪明、自以为超凡脱俗，但在“文革”时代，他还不是拼命讨好清华同学胡乔木，靠著这个以“理论权威”自居的文化弄臣的关系，讨得了一个翻译红宝书的差使，这才得以躲过浩劫。正如论者所云：“钱的淡泊名利是做给社会看的，同时又是一种生存策略，既对苦难和社会不公正保持沉默，又能把自己塑造成似神的人格。在中国，面对那么多苦难与无耻，沉默似乎成了一种美德，一种良知。其实，沉默非但不是美德，反而是一种巧妙的无耻──一种生存策略。无论多大的学问家，一旦珍惜自己的羽毛，就将丧失自己的良知。”在各种学者之中，我最不喜欢的就是这种冷血的人物。我认为，再大的学问也提升不了他们的人格魅力。

小说中还有一处写夫妇两人的互相吹捧，有些晚清小说的风味。姚秋尔说：“甲仁在英国说英文，英国人听不出是外国人。有一次演讲，人山人海，窗子都挤破了。”而尤甲仁说：“内人的文章刊登在《泰晤士报》上，火车上都有人拿著看。”钱钟书可曾想到，“螳螂捕蝉，黄雀在后”，自己在《围城》里刻薄地嘲讽别人，也有人在小说中以同样的刻薄来对待他？真可谓“天网恢恢，疏而不漏”。这对夫妻看上去好像神仙眷属，夫唱妇和，好不让人羡慕。但是，我却感到疑惑：两个刻薄的人生活在一起，能够真的相爱吗？我不相信钱钟书夫妇那矫揉造作的“爱情”。刻薄是人类最恶劣的品质之一，刻薄的人不知道什么是爱情，不去爱他人，也得不到爱。后来，在“文革”之中，钱钟书夫妇与林非一家为著邻里纠纷大打出手，也是很自然的事情。此次争斗，后来双方均写文章大肆攻击对方，而在我看来，他们并无好坏是非之分。人必自辱，然后他人辱之。与其他许许多多深陷于苦难之中的知识分子一样，他们都值得怜悯和同情。而于广大“钱迷”来说，听到这个事件，简直就如同经历了一个神话破灭的过程。其实，知识的渊博与人品的崇高之间并没有必然的联系。明白了这个道理，也就不必迷信那些学问家的神话了。

钱钟书去世之后，媒体广为报道，若干位高权重的人物还亲自打电话给杨绛表示慰问。由此可见，钱氏在当政者心目中乃是“国师”的地位。联想起最近李慎之先生的逝世，却是另外一番情景。李慎之先生是一位终身关怀民族前途命运、毕生追求自由理想的思想家，他从来不忌讳对现实进行尖锐的批判。李老去世之后将近一个月，新华社才发表了一个廖廖几行、不冷不热的消息。正像我的朋友徐晋如所说的那样：“李先生逝世后，当然不会有人给他夫人打电话嘱其保重身体，就像当年钱钟书逝世时有人给杨绛打电话那样。然而，我却以为，李先生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一定在钱钟书之上。”李慎之对风雨苍黄的五十年有切肤之痛并在晚年全盘推倒自我，因此我尊重他；而钱钟书一直以《蜀山剑侠传》中“凡人打仗，事不关己”的姿态冷眼看人，因此我不会尊重他。李慎之对中国的专制主义政治传统的不遗余力的批判，对作为“先进文化”的西方自由主义思想的“本土化”的努力，无不烛照后人且薪火相传；而钱钟书一味刻薄人间的小说《围城》和一味炫耀博学的专著《管锥篇》，并不能构成当代文化的有机资源进而促进中国人生存状态的“自由化”。我一向对所谓的“钱学”不敢苟同，而杨绛则在为《钱钟书集》所写的序言《钱钟书对<钱钟书集>的态度》一文中写道：“钱钟书绝对不敢以大师自居。他从不厕身大师之列。他不开宗立派，不传授弟子。他绝不号召对他的作品进行研究，也不喜欢旁人为他号召，严肃认真的研究是不用号召的。”前面几句话看上去无比谦虚，其实都是为最后半句打伏笔。最后半句显然是皮里春秋、微言大义──虽然钱钟书不主张、不号召别人对自己的作品进行研究，但依然有那么多人自愿将研究“钱学”作为毕生的“志业”；既然“严肃认真的研究是不用号召的”，那么如今蔚为大观的“钱学”显然就是“严肃认真的研究”。这种吹捧方法当然又比小说中的人物更高明，简直就快达到“羚羊挂角、无迹可寻”的地步了。

什么时候我们不再盲目崇拜钱钟书之类的“知道分子”了，什么时候我们完成了对李慎之、吴祖光这样的真正的“知识分子”的“普及工作”了，我们文化启蒙就有希望了。

作者: 自觉的梦游人 时间: 2007-10-18 14:06

如果一定用所谓的正义标准去要求中国的知识分子，那么，只能要求他们去做“死士”了。对于钱钟书先生，我以为他做到了刚直不阿。在极端的专制之下，他用不阿表现了他的刚直，而不是用刚直来证明不阿。在那个时代，选择生存，不愿做死士的人很多，但是要做到如钱钟书先生那样，不阿于表，刚直在心，只能说是一个极端专制之下幸存下来的“人生奇迹”了。对于这样的“人生奇迹”，要看到它的被迫造成，如果不是专制，一个人如此选择面对当局的态度绝对是构不成奇迹的，也不会让我想到幸存。而另一方面，以不阿的刚直来选择生存，又是体现了钱钟书先生对于生命的有尊严的追求。这种追求，不是一定要解释成为抗争的，虽然在那个时代，这样的追求很可能被解释成为抗争。事实上，那个年代，一个人想有尊严地活着，就可以算在抵制那场革命。可以算是反革命。但是，我以为钱钟书先生是不会认为自己的不阿是在抗争的，相反，我以为钱钟书先生就是以这样的不阿来展示他的人生追求的：带着尊严活着。
这样的人生态度可以见之于专制之下，也可以学来谋生于人权社会，只不过其在专制社会是一种难能可贵，而在我辈学来过异邦的小日子时，就显得稀疏平常了。

作者: 猪头猪智慧 时间: 2007-10-18 14:22

“而在我辈学来过异邦的小日子时，就显得平常了。”——哈哈，怪不得老从异邦梦游到俺们天朝捏，原来是异邦的日子稀疏平常，还是天朝好啊，这不，又要深入学习体会领会16+1大精髓了。

[ 本帖最后由猪头猪智慧于 2007-10-18 14:24 编辑 ]

作者: 天马行空 时间: 2007-10-18 14:37

相比于落井下石为虎做伥沉默不语还不失为一种高尚的态度

作者: 林泉 时间: 2007-10-18 14:58

好贴！受教! （字够了。）

作者: 李大苗 时间: 2007-10-18 17:06

钱钟书与李慎之掌握的话语资源大为不同，将两人相比，其实也就是将各自的背景摒弃掉了。置身于官场中的李慎之，不可能对政治事件不表态，不表态是不可能的，因为不表态就是默认。而钱钟书则不同，他以拒绝高尚来表态，以远离政治来表示对政治的厌恶。比照那些旗帜性的知识分子，钱钟书从未以政治姿态暴得大名，可见守成之固。我不明白知道分子和知识分子差别何在，但以自己的知识为人所尊重，以自己的知识为个人精神的符号，这似乎没有什么罪错。

李慎之之痛，全在于他自己曾经之爱。钱钟书没有此爱，当然也就没有此痛。政治的生老病死或者悲欢离合，与钱钟书有何干系？但绝对够李慎之刻骨铭心了。这就是他们二人的差别吧，至少有关系。

[ 本帖最后由李大苗于 2007-10-18 17:30 编辑 ]

作者: 周熙 时间: 2007-10-18 17:27

读李劼兄此文，可以增加些钱钟书本人的趣闻，但并不构成他的品行劣迹，一句刁无锡，几个类似转手的私生活趣闻，无伤大雅，倒见出钱种书是个生动无碍的读书人，也就是说，他绝不僵硬刻板。但说老实话，逻辑上虽然我不赞同你的观点，不过，生活中如果遇到那种比钱先生更血性点的学术人物，倒是更佩服和喜爱些。
泽雄兄的观点一以贯之，为文与文人分论，以钱先生大名而不屑阿谀奉上，已经是足够狂狷了。
大苗高屋建瓴，我读了，有拨云见日之感。

作者: 周泽雄 时间: 2007-10-18 17:33

“李慎之先生是一位终身关怀民族前途命运、毕生追求自由理想的思想家，他从来不忌讳对现实进行尖锐的批判。李老去世之后将近一个月，新华社才发表了一个廖廖几行、不冷不热的消息。……”
——拿李慎之先生的高大来比照钱钟书的渺小，不知若起慎之先生于地下，先生会不会勃然大怒，一个巴掌搧将过去。
看看李慎之先生是如何评论钱钟书的——
……想写一副挽联，临时想不出词儿来，凑了两句“万流失倚依，百代仰宗师”，可能是陈三立诗里的句子，虽然文字拙直，但是钱先生是当得起的。
……我不知怎么忽然对昨天的告别有一种凄凉的感觉（指钱钟书遗体告别仪式），但是马上又觉得我的想法实在有点亵渎钱先生。钱先生一生寂寞，现在“质本洁来还洁去”，最后连骨灰都不留，任凭火葬场去处理。“千秋万岁名，寂寞身后事”，他自己的选择是他一生逻辑发展的自然结论。更何况钱先生本来就是“天不能死，地不能埋”的人。
（提到钱钟书写《管锥编》）如此一部百万言的巨著，开始写的时候，钱先生夫妇虽然已经从干校回来了，但是还没有住处，只有住在学部的办公室里，白天写作的桌子，晚上打开铺盖就是床。在这样的生活环境下写这样博学的著作，可能在世界上是孤例。但是更难得的是，这书是在仍然险恶的政治空气下写的。当时，“文革”还未结束，钱先生就敢写那些与“三忠于，四无限”毫无关系，只有“封建余孽”才写得出来的书。不但胆识惊人，而且远见洞察实非常人可及。
（关于钱钟书的气度）汝信同志屡次告诉我，有一次，学部猛斗牛鬼蛇神，别的人都被斗得狼狈不堪，惟独钱先生胸前挂着黑帮的牌子还昂首阔步，从贡院西街走回干面胡同的宿舍里，任凭街上的孩子哄闹取笑，即不畏缩，也不惶悚。这只有“有恃于内，无待于外”的人才能做到。我在那时也有过被斗的经验，然而却绝没有这样的气度。
……

作者: 周熙 时间: 2007-10-18 17:53

以不断发掘出的资料来看，钱钟书看来有成为道德勇士的潜力～～～

作者: 金丝铁线 时间: 2007-10-18 18:19

而万分乖谬的是，所有的恶都是以正义为自己旗帜的。说的就是文革，那个时代缺乏正义么？不！缺乏的不是正义，缺乏的是善。在这个意义上，钱钟书给出的姿态，更人性也更本质，没有造作也没有雕琢。善，不是懦弱，也不是顺从，是内在的特立独行，是对恶的蔑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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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道理有道理

作者: 心中有刀 时间: 2007-10-18 19:57

读罢主帖，楼主李劼兄的以下说法俺是不认同的：

（1）认为钱锺书的“气度”和“学识”不及陈寅恪，同为学者，钱先生“仅止于学问”而陈先生才是“有思想者”。这里首先要弄清楚的是，对一个学者而言什么叫作“有思想”（除了公开对抗专制的道德勇气），实际上，陈寅恪人格固然长期独立，但他本质上只是个自尊感过于强烈的老封建而已，其晚年所面对的政治压力跟文革相比，近乎吹面不寒杨柳风。至于对当代中国人的思想进步，不客气地讲，陈寅恪的影响几乎为零，拿他作参照去贬抑钱锺书，怎么说都是个笑话！

（2）把钱先生看作“毛时代的学问家”恐易滋歧义，虽然他是个学问家，也生活在“毛时代”，但他却怎么也不是为那个时代的主流政治服务的学问家。巴金、韦君宜等人都附和过时代潮流，但钱先生却没有害人的记录。与此相关的是，李劼先生说钱先生以其“无锡风格”“得以在夹缝里求得了生存之地”，不知何指。5 z% j6 _" r" G& ~5 y: F

（3）说钱先生不具有“庄子的豪气”，这话兴许正确——我们有理由相信，论助人为乐，钱先生也一定及不上雷锋。问题是，但又有哪位当代学者具有庄子的豪气呢？陈寅恪、施蛰存？

（4）说“钱氏成为学术偶像，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有个知识贫瘠的年代作前提”，明显地与史实不符。客观地讲，在知识贫瘠的年代里，钱先生默默无闻，而他的声名鹊起，恰好是在知识爆炸的时代。正因为有知识、爱学问的人多了，钱锺书的不平凡才越来越让人敬佩。如今我们拥有谷歌和百度，但却没法复制哪怕一个钱锺书。他是不世出的异人。

谈9 |' A& v-

作者: 施国英 时间: 2007-10-18 20:37

我以为，需以“同情之了解”看钱先生那一代知识分子的处世方式，不必苛求。另外，钱先生是才子型文人，并不想当思想家、社会批判者，也无太多忧患意识，他的兴趣始终未离文学，没有其他雄心。至于身后被神化，只说明如今学人的学问是一代不如一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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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强顶大兴的这段话，尤其最后一句。
另，看到这么多的钱粉，我更坚定了中国为何不缺学问家---虽然学问有大小，但出不了思想家的一贯愚见。

作者: 周泽雄 时间: 2007-10-18 21:26 标题: 施国英女士的逻辑在哪儿？

施国英：“看到这么多的钱粉，我更坚定了中国为何不缺学问家---虽然学问有大小，但出不了思想家的一贯愚见。”
——这话，真是没法看懂。中国的确缺少思想家，原因很多，感兴趣的话，也不妨掐上一掐。但读施国英女士这段话，我却只感到一头雾水。你好像在说，钱钟书的存在乃是造成思想家缺席的原因；你又好像在说：中国盛产学问家，学问家挤占了思想家的生存空间；你还好像在说：思想家与学问家乃水火不容的宿敌，学问家当道，必然造成思想家短缺。你隐含的逻辑推论是：欧美国家之所以颇多思想家，乃是因为他们学问家不多或学问家得不到应有的尊敬所致。你可能还想表达这层意思：欲成为思想家，或者，欲让你意识到大陆有望出现思想家，大家必须先一股脑儿地贬低以钱钟书为代表的学问家。你不言自明的豪情是：对钱钟书的学问（当然包括对他的几部主要学术著作），你早已耳熟能详，故敢断言：其中只有学问，没有思想。——你肯定吗？你表达的，属于学问还是思想？

作者: 西凤酒 时间: 2007-10-18 21:32

难得见周泽雄这么慷慨一把，可惜媒体上这样的声音太少了。
以我行外的感觉，这些年来关于钱钟书的风风雨雨，简直就是娱乐圈的伎俩。这拨人把他架上树，那拨人把梯子拆了，然后有人跳出来质问：你这老头凭什么爬那么高？“比之于尼采、萨特、海德格尔，一百个钱钟书又能算什么？”真是搞笑。

作者: 心中有刀 时间: 2007-10-18 22:33

不出思想家有什么要紧？不出思想家的国家多了，未必都不如中国。

作者: 猪头猪智慧 时间: 2007-10-18 22:34

我不是钱粉，是思想家。

作者: emmer 时间: 2007-10-18 23:02

原帖由 周泽雄 于 2007-10-18 17:33 发表
“李慎之先生是一位终身关怀民族前途命运、毕生追求自由理想的思想家，他从来不忌讳对现实进行尖锐的批判。李老去世之后将近一个月，新华社才发表了一个廖廖几行、不冷不热的消息。……”
——拿李慎之先生的高大来 ...

这篇祭文，从初读已经过了八九年了，至今记忆犹新。相信很多人，和我一样，从读了这篇文章，心里开始有了这样一位大师。

杨绛先生曾经在文字中表达，钱先生专攻的是西洋文学和文艺理论，后来转向国学，盖因借调去选注宋诗，从此一借不复返。个中无奈，也许难以道尽，但于志趣，未必不合。

“郑振铎先生是文研所的正所长，兼古典文学组组长。郑先生知道外文所已经人满，锺书挤不进了。他对我说：‘默存回来，借调我们古典组，选注宋诗。’

“锺书很委屈。他对于中国古典文学，不是科班出身。他在大学里学的是外国文学，教的是外国文学。他由清华大学调入人文研究所，也属外文组。放弃外国文学研究而选注宋诗，他并不愿意。不过他了解郑先生的用意，也赞许他的明智。锺书肯委屈，能忍耐，他就借调在古典文学组里，从此没能回外文组。”（杨绛《我们仨》P127-128）

钱先生的个性，可见一斑。其实我想，钱先生只是一个沉迷于书的人，卸下光环他仍旧是一个博学和聪明的人。过分的吹捧与苛责，却又何必。

作者: 李大苗 时间: 2007-10-18 23:03

多说一点，陈寅恪与中共党魁的交情绝非钱钟书可比，研究陈的时候，很多人忽视了这些背景。中共对陈寅恪另眼相待不是开恩，而是特别待遇。也正是因为这些历史渊源，陈寅恪才胆于做一些别人不敢为的事情。陈寅恪是有资格和资本抒发自己的放肆的。

作者: 心中有刀 时间: 2007-10-18 23:19

陈寅恪有学问，一点不假，但他的书里没啥思想，也是事实。

作者: 周泽雄 时间: 2007-10-18 23:45

原帖由 zoufeng_1234 于 2007-10-18 13:16 发表
高水平的对掐, 只能旁观和学习.
看到周泽雄老师提到犬儒, 因为我刚刚大致学了犬儒的来龙去脉. 忍不住要说上两句:
我认为"犬儒"在不同的环境下有完全不同的意义. 在那个特殊的年代, 能够做到犬儒已经是意义非凡了. 意味着既不做哈巴狗, 也避免了落水狗, 更没有做痛打落水狗的打手.& X3 y" a; k$ i
犬儒只是学习了犬的生存方式. 在人人苟且的世界, 还是保持了做人的尊严, 最重要的是：避免了"以死抗争"这种极端的方式。
以我认为周泽雄老师大可不必为了钱钟书身上这顶犬儒的帽子而不快. ...

——刚刚看到邹峰兄的批评。如果你说的犬儒，乃是犬儒派始祖狄奥根尼那样的人，那几乎是最大的赞美了，勒令亚历山大大帝闪开，“不要挡住我的阳光”，那是何等自由豪迈。问题是，犬儒一词就像小姐一样，词意早已随着时代流变而发生了质变，今天别人说你犬儒，绝不是恭维你具有古希腊大哲的气度。你读过的胡平先生大作《犬儒病》，也是这么梳理的吧？这里，“来龙”已经不重要了，我们需要面对的，乃是“去脉”。

作者: 李大兴 时间: 2007-10-19 00:42

呵呵，李劼兄点起一把火，然后自己就跑到海岛上逍遥去也，该罚酒三杯。钱钟书先生的话题，过了这么多年还这么热，倒是我没有想到的。还是好几年以前，曾经写过一段，但全文未完就放下了，刚刚找出来摘抄如下：

語言很大程度上規定了思維方式。中文字多褒貶互少關聯，英文由字詞組合而生文意嚴謹致密，日文語多感性文多省略。中文的思維簡潔直達結論，有意無意間已形成價值判斷，分析也不易中性，脈絡往往不清晰。英文的思維可以中立并具分析性而易篇幅較長。日文的思維很細膩卻時常模糊無論點。

國人非白即黑的思維傾向實在和中文有很大關系。大至高官名宿，小至販夫走卒，都可以自命為道德化身，言之鑿鑿，義正詞嚴。所以人物風評或捧殺或罵殺也是很自然的。

1979年以後，我數次随长辈拜訪錢鐘書先生，聆聽錢先生幾近獨白的高論。那兩年錢先生正是經三十年沉寂后重新被發現，似乎心情很好，談興總是很高。說典故時，隨手采引，觸類旁通，論人物時，語多詼諧，暗含風刺。錢先生的博聞強記，風度學問真是之后的幾代學人迄今無法望其項背的。因此，才有八十年代的“錢鐘書熱”和“錢學”的出現。錢先生因一本《圍城》成為超過學者范圍的公眾人物，因一部沒有幾人能讀的《管錐編》成為學界泰斗。捧殺之后便要罵殺，到九十年代，《圍城》，《管錐編》的再評價自不待言，錢先生年青時與他人的恩怨，文革里和同事的糾紛被炒出，擔任《毛選》翻譯委員會職位一事亦為海外詬病。

當年聽錢先生談話，感覺很享受，而今日竟一點也想不起內容，只約略記得話題很少涉及現實政治。1980年初讀《圍城》，耳目一新，后來重讀，其是實游戲之作。《管錐編》則是當時就覺得是故意寫得晦澀艱深以避禍。以我之見，錢先生是非常聰明的才子型文人，但不是一個思想家或有很強憂患意識的人，才氣縱橫而又深諳亂世的處世保身之術。當代中國知識分子中此類型的人很多，錢先生為其佼佼者。

作者: 李大苗 时间: 2007-10-19 01:14

就记忆而不查证地说，钱钟书挑太祖那个“孙悟空在牛魔王肚子”的这个事情来说，似乎可比做“皇上把衣服穿反了”的式样吧，虽然有别于“皇上的新衣”，可未必没有几身冷汗。若说太祖著作的编委会，那个差使是福还是祸？未必靠牌子保身的。若列一列编委会的一把手，有几个有好下场？

按照中国文人的传统，钱钟书修了身，齐了家，中途就停下来了，而更多的人继续走下去，去忧患了、去治国了，去平天下了。差别似乎就在这里。

说钱钟书胸无大志，我觉得这样可能最贴切。其实，老舍本来也没有什么大志，就其前期作品而言，看不出有正红旗下的历史期待。

比如余杰，他对钱钟书的抨击过于刁难了。反过身自问的话，他应该更责难他自己的父母，在那个腥风血雨的暗无天日的时候，为什么还有闲心去造爱，比比张志新的壮烈，那种苟且偷欢，是不是比钱钟书还要卑劣呢？

作者: zoufeng_1234 时间: 2007-10-19 05:25

原帖由 周泽雄 于 2007-10-18 23:45 发表

——刚刚看到邹峰兄的批评。如果你说的犬儒，乃是犬儒派始祖狄奥根尼那样的人，那几乎是最大的赞美了，勒令亚历山大大帝闪开，“不要挡住我的阳光”，那是何等自由豪迈。问题是，犬儒一词就像小姐一样，词意早已随 ...

我的评论不是批评. 我的意思是: 文革中的钱钟书和狄奥根尼相比, 尽管看起来不是那么豪迈, 但是考虑到环境, 毫不逊色. 因此不妨让他们共享这个词.

作者: 林泉 时间: 2007-10-19 08:16

这一楼太好了，诸君所论棒极。我拟了一联，“慎、有”是不是不合平仄？请大兴、花间帮我斟酌修改。

平章慎臧否月旦有风华

作者: 南东 时间: 2007-10-19 09:04

我理解的思想家有求真的意志，有现实的关怀与担当，这一点钱钟书缺乏，我看大多讨论者亦是如此。这大概是李的本意以及施女士认为中国出不了思想家的缘故。

作者: 周熙 时间: 2007-10-19 09:14

大兴兄持论公允平正。钱钟书是个世外高人，自得其乐，具有传统文人的全身智慧。
总体而言，他属于智性人物，我们不必从德性方面去苛求。

作者: 周泽雄 时间: 2007-10-19 09:26 标题: 旧帖摭拾

关于“思想家”话题，两年前就在老真名谈过N次了。我找出一些旧帖，请感兴趣的网友参考兼批评：
“思想家”一词，曾听迅弟儿说过，在日语里没有对等的翻译，记得迅弟儿还曾询问英语里是否有。……如果“思想家”的英语对译只能是“Thinker“的话，那么我就可以认为，大家忙来忙去，都只在为一个没有译准的字儿费精神。“Thinker”更准确的翻译应该是“思想者”，“者”还是“家”，出入很大，而这个出入却是多余的，至少按英语的标准是这样。
…………
国内性喜批判或苛责钱钟书的人，祭出的法宝，几乎无一例外地是说他缺乏思想家的素质，其所以如此，罪状又主要归于钱钟书没有贡献出一种体系化的思想。我真不知道他们从哪里偷喝了豹子胆，竟敢将一个不知比他们聪慧百倍的人，贬得一钱不值。因为以钱钟书的智慧（先不谈学问），他早已看出，试图用概念游移、指归飘忽的汉语打造西哲的思想体系，根本就是缘木求鱼。
…………
据我所知，尽管西方一大批哲人（以存在主义哲学家为多）都争先恐后地表示在思想上受到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影响，我也仍然没有听人直接将陀氏称为思想家的。在西方世界的大作家中，有资格同时兼任一下思想家头衔的，我暂时想得起来的也只有一个托尔斯泰。可惜的是，托尔斯泰在西方文学界的地位，正有日益走低之势，明显得屈居陀思妥耶夫斯基之下，只是最近因美国一位著名主持人的呼吁，他的小说《安娜•卡列尼娜》才临时触底反弹，畅销了一把。西方世界被称为思想家（其实只是思想者或哲学家）的人，多半是那些除了小说之外本身还有哲学著述问世的人，如伏尔泰、卢梭、萨特、加缪，只有文学作品传世而无哲学著述立身的大作家而想攀上哲人的高枝，恕我孤陋，实在是闻所未闻。说实话，即使说到托尔斯泰，他的思想者身份也不脱比喻的成分。所有人都知道，托尔斯泰和康德不是一个概念。
再者，认为大作家非得要同时戴上思想家的帽子才算功德圆满，也未必不是一种浅见，甚至包含着某种视作家低人一等的可怕观点。事实上，作家并不比哲人低一个档次，荷马不在苏格拉底之下，歌德也不在康德之下。
…………
事实上“思想”也是个大而无当的词，若我们马马虎虎地将是否具有一个自足的体系视为思想家的标准（我个人是存疑的），则除此之外的所有作家学者，都只能在见解上争奇斗艳一把。我习惯于称钱钟书为见解大师。按古人的标准，最好的文士应该做到“才学识”俱臻上乘，所谓“识”，正是“见解”二字。人间的真理或思想是一种稀缺资源，虽然永无灭绝之虞，但毕竟无法大量供给，我们更应该收缩自己的目标，只要提供了还算过得去的见解，就大可引以为荣了。有些见解之所以出色，往往也只是说得漂亮而已。为一种寻常的道理提供一个不寻常的说法，就文人学士而言，亦已有无量功德了。我是那么喜欢王小波先生，但仔细想想，他提供了什么了不起的思想呢？没有，他的工作只是唤醒那些久遭遮蔽的常识，他擅长给一些原本谈不上新奇的观点擦上铜油，让古老的猎枪重新射出子弹，并击中读者的心灵。就国人普遍所处的第三世界的思维水准，王小波能够做到这些，已经足够辉煌了。
…………
在我眼里，“有文学天才的人”，已经足够非凡了。在文学史上，文学天才兼具思想家品质的，极为罕见。原因恐怕在于，这两种才能本身较难兼容。相对常见的是，第一流的思想素质加上第二流、第三流的文学才华（如伏尔泰、萨特），或第一流的文学才能加上第二流、第三流的思想素质（如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两者同时臻于极大，若将目光局限在近现代，不知谁当得起。

作者: 周熙 时间: 2007-10-19 10:15

老周说的好，钱钟书本来就不是思想家，但他绝非没有思想。
这类似于说刘翔篮球不如姚明，姚明跨栏不如刘翔，范志毅则两者都比不上，虽然都没错，但毫无意义。
不过呢，脱离具体跟帖情景，施国英提出的命题也不是没有价值，放大到整个中国，不缺学问家，缺乏思想大家，毕竟是我们当代华夏子孙的现实吧。

[ 本帖最后由周熙于 2007-10-19 10:19 编辑 ]

作者: 小手冰凉 时间: 2007-10-19 11:06

很简单的事啊，怎么讨论了这么多，李大苗先生阐述的非常清楚了呀，不就是积极自由主义者对消极自由主义者的攻击与鄙薄么，上升到学问与思想做什么，有意思么

作者: 九船城 时间: 2007-10-19 11:22

原帖由 小手冰凉 于 2007-10-19 11:06 发表
很简单的事啊，怎么讨论了这么多，李大苗先生阐述的非常清楚了呀，不就是积极自由主义者对消极自由主义者的攻击与鄙薄么，上升到学问与思想做什么，有意思么

严重支持！

作者: 南东 时间: 2007-10-19 11:53

问题不是钱没有思想，没有社会担当，而是这样的人能不能称为大师！这种评价是有社会效应的。

作者: 心中有刀 时间: 2007-10-19 11:59

大师就必须有“社会担当”吗？作家卡夫卡、画家凡高，都曾有过怎样的“社会担当”呢？

作者: 城骁 时间: 2007-10-19 12:08

我自以为发现，李先生似乎喜欢以人论文，数月前在新浪博客就发现那篇论萨特的大作，从萨特的为人评他的思想，感觉对他的哲学思想颇不公平。此贴亦然。这要区分评论的对象，是作者还是作品。我们当然也可以孤立地评论作家的为人，但如果评价的是作品，硬要把作者的为人处世与之混淆，似乎有些不该。呵呵，凑凑热闹，也算一砖。

作者: 李大苗 时间: 2007-10-19 12:13

原帖由南东于 2007-10-19 11:53 发表
问题不是钱没有思想，没有社会担当，而是这样的人能不能称为大师！这种评价是有社会效应的。

钱钟书究竟是不是大师，我以为是另一回事儿。可以肯定的是，钱从来都不是钦定的“大师”，如果被尊作大师，也是别人自发的。

在几乎所有人都不能做什么，不再做什么或者不想做什么的时候，钱钟书能冷下去地做了一本厚厚的书，就这点，他对得起自己的人生，对得起自己的尊严，这就足够了。

也许，钱钟书的政治道德不足，但职业道德绝对算是顶尖了。有人拿李慎之来比，可在文革乃至49年以后的恐怖中，李慎之有什么东西可以证明他活在那个时代呢？似乎没有吧。我不是贬低李慎之。

作者: 老木匠 时间: 2007-10-19 12:20

大师是指学问的，又不是政治领袖。学问足够高就行了。

作者: 施国英 时间: 2007-10-19 12:23

施国英女士的逻辑在哪儿？
施国英：“看到这么多的钱粉，我更坚定了中国为何不缺学问家---虽然学问有大小，但出不了思想家的一贯愚见。”www.yantan.org0 I# b. m; q, E
——这话，真是没法看懂。中国的确缺少思想家，原因很多，感兴趣的话，也不妨掐上一掐。但读施国英女士这段话，我却只感到一头雾水。你好像在说，钱钟书的存在乃是造成思想家缺席的原因；你又好像在说：中国盛产学问家，学问家挤占了思想家的生存空间；你还好像在说：思想家与学问家乃水火不容的宿敌，学问家当道，必然造成思想家短缺。你隐含的逻辑推论是：欧美国家之所以颇多思想家，乃是因为他们学问家不多或学问家得不到应有的尊敬所致。你可能还想表达这层意思：欲成为思想家，或者，欲让你意识到大陆有望出现思想家，大家必须先一股脑儿地贬低以钱钟书为代表的学问家。你不言自明的豪情是：对钱钟书的学问（当然包括对他的几部主要学术著作），你早已耳熟能详，故敢断言：其中只有学问，没有思想。——你肯定吗？你表达的，属于学问还是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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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周兄关注我不严谨的一言半语。可你后面的推理没有一条是我的本意。
我其实比较同意大兴的观点，从消极自由的角度，我并不赞成苛求钱仲书，我只是觉得，诸位对钱的推崇和辩护，其实是一种集体无意识的自辩。在极权和专制的土壤里，要求任何人去做烈士都有违自由主义的原则。
但在中国知识分子普遍犬儒化的今天，对顾准，李慎之精神的呼唤也许更具有时代的迫切性。中国需要钱仲书这样的大学问家，但中国更需要有批判精神的思想家------正因为太缺乏了。

作者: 南东 时间: 2007-10-19 12:26

回有刀：卡夫卡肯定是思想家，凡高的执着精神也是不容质疑的。
回大苗：你若说钱是一位学者，我没有疑义，说章太炎是大师，我也没有疑义。学术乃天下之公器，以之来营己之私是不值得称颂的。

作者: 李大兴 时间: 2007-10-19 12:48

1970年的冬天，一群穿着臃肿的棉衣，罩着蓝或灰色制服，大多戴着眼镜的中老年人，默默走在河南的田野上。这就是学部（社科院前身）干校的情景，采用军事编制，每个大研究所为一连。许多后来被尊为“大师”的老一代学人都在其中，很多人病倒了，有些人没挺过来。我曾听大人说，家父所在单位从66年到70年代初正常、非正常死亡十多人，接近十分之一。我家认识的很多人，也消失在那个年代。
在岭南，陈寅恪先生夫妇在“牛衣对泣”中去世。

我只是从我的童年记忆出发，对于活过来的人，不愿苛求。

钱先生在文革里虽不算吃大苦头，却也经历痛失爱婿之变。平心而论，钱先生在后半生并未“曲学阿世”，但也谈不上“刚直不阿”。老一代学人，内心存几分清醒的人大多也就是如此了。

作者: 天边外 时间: 2007-10-19 12:48

楼主的自负，是将“自由”当作了旗号。

既然楼主与胡河清有私交关系，不妨多介绍一下其人其文，我比较感兴趣。

另外，能否揭示一些胡河清之死的缘由？（如果方便的话。）

作者: 周泽雄 时间: 2007-10-19 12:49

原帖由 施国英 于 2007-10-19 12:23 发表
谢谢周兄关注我不严谨的一言半语。可你后面的推理没有一条是我的本意。燕谈( B$ C' ?. ^0 x; N* Z ]9 K
我其实比较同意大兴的观点，从消极自由的角度，我并不赞成苛求钱仲书，我只是觉得，诸位对钱的推崇和辩护，其实是一种集体无意识的自辩。在极权和专制的土壤里，要求任何人去做烈士都有违自由主义的原则。" r' x2 @8 U! U" E" c' Y2 u
但在中国知识分子普遍犬儒化的今天，对顾准，李慎之精神的呼唤也许更具有时代的迫切性。中国需要钱仲书这样的大学问家，但中国更需要有批判精神的思想家------正因为太缺乏了。

再回施国英女士：我的推理是否符合你的“本意”，当然你说了算，我只要保证自己逻辑没有出错就行。我的推理都是从你的帖子里得出的，自忖没有强加的地方。如有，请反驳。如果没有，那就是你表达有误，和我无关了。
你说的“诸位”，应该包括我吧？我读书不多，但《管锥编》至少通读过两遍，个别地方可能读过三四遍，我认为自己对钱钟书的推崇，是有一定依据的。你却断言那“其实是一种集体无意识的自辩”，那么，我可以请问，你对钱钟书的学问有过何种了解，你如何证明自己不是人云亦云？你自己又如何免于“集体无意识”？
大学问家，在任何民族都是最可珍贵的人，他们永远不是二流货。大学问家也不是大思想家的反面，他们与大思想家（如果有的话）的关系是互补的，而不是互抑的。再则，“中国更需要有批判精神的思想家”这话说来不乏铿锵之音，可惜经不起推敲。中国何尝缺乏过“具有批判精神”的人，像葛红兵、余杰之辈，张扬“批判精神”简直成了他们的谋生之具，他们缺少的乃是“批判能力”，除了说些言不及义的大话狠话，你何尝听到他们嘴里吐出一句有点学问的东西？他们连思辨的常识都缺胳膊断腿，整天就靠一些廉价的高调来吸引愤青一族的掌声。这样的人，我都嫌太多了，你还嫌少？和你正好相反，我觉得中国非常缺少大学问家，你好像觉得已经过剩了，能麻烦你给我在当代指出几位吗？
都怪钱钟书太狠，太牛，这帮家伙找不到拿他出气的地方，没办法，只能掉转枪口，撇开他的具体学问，只在道德领域下狠招，出毒手。为他们想想，这也是他们唯一的突破口了。离开了道德高调，他们在哪儿配得上与钱钟书对话呢？

[ 本帖最后由周泽雄于 2007-10-19 12:53 编辑 ]

作者: 心中有刀 时间: 2007-10-19 12:56

原帖由南东于 2007-10-19 12:26 发表
回有刀：卡夫卡肯定是思想家，凡高的执着精神也是不容质疑的。

南东兄：
（1）我问的是卡夫卡有过哪些“社会担当”，你不是说大师得有“社会担当”吗？
（2）“执着精神”算“思想家的思想”，还是算“社会担当”？

作者: 南东 时间: 2007-10-19 13:11

回有刀：求真是一个哲学问题，担当是一个现实问题，我的意思是这两者在钱的身上都看不到，并非说只有两者俱有的人才是思想家，是大师。

作者: 周泽雄 时间: 2007-10-19 13:13

原帖由南东于 2007-10-19 11:53 发表
问题不是钱没有思想，没有社会担当，而是这样的人能不能称为大师！这种评价是有社会效应的。

有价值的讨论，都是从先明确概念，框定范围，给出定义（有条件的话）开始的。否则，关于啥叫思想家、何谓大师都没有弄清楚，关于文艺家与哲学家、政治活动家的区别都未加辨别，却去谈论某人算不算思想家，是会闹笑话的。
大师是个什么词？网球还有大师赛呢，像费德勒、罗迪克这样的网球天才，都可以高举大师奖杯。
要赋予“大师”以额外的份量，也行，南东兄最好事先框定一下，便于我们据此展开讨论：钱钟书是否符合你界定的大师标准。否则，侯宝林、马三立、马季是相声大师，梅兰芳是京剧大师，袁雪芬是越剧大师，钱钟书为什么不能成为学术大师呢？他学问不够吗？
说钱钟书不配成为思想家，也行（我本人从来没有说过他是思想家，我觉得这个词用在钱钟书身上，毫无意义，而且煞风景），但他总得说说，他心目中的思想家是什么样的？得满足哪些条件。他还必须说说，他心目中的思想家，与钱钟书是否存在可比性。类似葛红兵博士这样拿尼采、海德格尔等人来比较钱钟书的高论，我就懒得听取了。因为那听上去和嘲笑刘翔不会扣篮一样无稽可笑。
还有，字面上漂亮宏大的词，未必具有适用性。通常，“文豪”总是个令人生畏神往的大词吧？但以中国文学为论，说苏东坡是文豪大概没啥问题，说屈原、李白是文豪只会闹笑话。在现代文学家里，说郭沫若是文豪，勉强说得通，若说张爱玲是文豪，又会授人以柄了。难道，被说成文豪的人，一定高于非文豪吗？在西方也是如此，歌德、托尔斯泰似乎最具文豪样，几乎没有人说但丁或塞万提斯是文豪的，女作家简·奥斯丁距文豪更有十万八千里，但后者的成就可以小觑吗？
大师的情况，基本上也差不多。

作者: 心中有刀 时间: 2007-10-19 13:27

原帖由南东于 2007-10-19 13:11 发表
回有刀：求真是一个哲学问题，担当是一个现实问题，我的意思是这两者在钱的身上都看不到，并非说只有两者俱有的人才是思想家，是大师。

南东兄：你认为钱锺书不求真，从何说起？

作者: 南东 时间: 2007-10-19 13:41

可能我们看问题的角度存在着差异。学术大师自然不同于篮球大师，但是乔丹的人格魅力也是不容否认的，而不仅是技术性的，何况在任何领域达到高超的境界都内在着某种天才的，我想将学术与道德、人格联系起来也不为过，更不要说思想了，说一个学术大师没有思想就让人觉得奇怪。另外单就学术层面周先生以为钱可以和梁启超这样的大师并列吗？
周先生旁征博引，曲折迂回的文风就是我难于学到的，可能我们思考与表达的方式也是不同的吧。

作者: 南东 时间: 2007-10-19 13:45

回有刀：譬如卡夫卡就是求真的。

作者: 天马行空 时间: 2007-10-19 14:03

"再则，“中国更需要有批判精神的思想家”这话说来不乏铿锵之音，可惜经不起推敲。中国何尝缺乏过“具有批判精神”的人，像葛红兵、余杰之辈，张扬“批判精神”简直成了他们的谋生之具，他们缺少的乃是“批判能力”，除了说些言不及义的大话狠话，你何尝听到他们嘴里吐出一句有点学问的东西？他们连思辨的常识都缺胳膊断腿，整天就靠一些廉价的高调来吸引愤青一族的掌声。"

强烈赞成 . 批判精神和批判能力绝对是两码事 ,有批判精神的人并非就具备真正的批判能力,反之亦然. 没有足够的底气批判起来也会是贻笑大方的,千万别被批判精神的光环晃晕了眼,更别被所谓批判精神掩护下发出的声音弄昏了头.

作者: 心中有刀 时间: 2007-10-19 15:02

原帖由南东于 2007-10-19 13:45 发表
回有刀：譬如卡夫卡就是求真的。

南东兄：

你说钱锺书不求真，我问“从何说起”，你不答，却拐一边去说“卡夫卡就是求真的”，那好，“卡夫卡是求真的”，何以见得？

作者: 南东 时间: 2007-10-19 15:42

回有刀：你是否认为卡夫卡是求真的？然后再对比钱。具体何以见得卡夫卡是求真的，这一点论述起来很烦琐。你不觉得他是求真的吗？这一点我原以为我们是可以有共识。

作者: 林泉 时间: 2007-10-19 16:30

中国何尝缺乏过“具有批判精神”的人，像葛红兵、余杰之辈，张扬“批判精神”简直成了他们的谋生之具，他们缺少的乃是“批判能力”，除了说些言不及义的大话狠话，你何尝听到他们嘴里吐出一句有点学问的东西？他们连思辨的常识都缺胳膊断腿，整天就靠一些廉价的高调来吸引愤青一族的掌声。——————————赞一个。

作者: 小手冰凉 时间: 2007-10-19 17:03

同赞同赞～～～

作者: 施国英 时间: 2007-10-19 17:20

原帖由 周泽雄 于 2007-10-19 12:49 发表

再回施国英女士：我的推理是否符合你的“本意”，当然你说了算，我只要保证自己逻辑没有出错就行。我的推理都是从你的帖子里得出的，自忖没有强加的地方。如有，请反驳。如果没有，那就是你表达有误，和我无关了。 ...

我的第1个帖子只说了一句话，周兄洋洋洒洒推理出一大篇，既然你的推理不是我的本意，我自然不需要顺着你的逻辑去反驳，我没有义务对别人强加在我头上的观点做自辨。

真要抠字眼的话，每个人都是思想者，只要有大脑，谁没有一点思想，至于谁的思想对人类社会更有价值，称得上思想家，那就是另外一个概念了。这就好比如果用西方语境中对知识分子这个概念界定的话，比如萨义德对知识分子的定义，那当代中国可能连100个真正的知识分子都没有，这也是为什么在西方无论受过多好教育的人，多半只敢以专业人士自居，不会自称知识分子。

我个人很尊敬钱钟书，他的著作也全部读了，有的也不止一遍。作为学术大师他是当之无愧的。
我本来就不认同葛红兵，余杰对钱的苛求，我曾经还撰文批评过余杰的一元化思维，当他指责龙应台只批评可以批评的政府时。我也从不认同把为文和为人联系起来的做法，占据道德制高点更是我一贯嗤之以鼻的。

但钱钟书的被神化，这自然和他本人无关，我也觉得这不是什么正常现象，钱难道是不能批评的吗？不能因为那些批评钱的人学问不如钱，或批评能力差劲，他们就丧失了批评的资格。如果以此推理的话，不写小说的评论家岂不没有资格评论小说。如果按照周兄的逻辑，我倒觉得楼主李兄比我们这里的任何人有资格批评钱钟书的世故，因为他为他真正的特立独行吃过牢饭。

成为钱那样的大学问家，学术大师，也许是周兄在内的很多中国文化人的理想，但我不是我的理想。中国多一个钱钟书，少一个钱钟书，本来就不是我的兴趣所在，对当今中国，我比较关心制度层面的问题，虽然这也属于多管闲事。

人各有志，各行其是就好了。

[ 本帖最后由施国英于 2007-10-19 17:23 编辑 ]

作者: 周泽雄 时间: 2007-10-19 17:48

原帖由南东于 2007-10-19 13:41 发表
可能我们看问题的角度存在着差异。学术大师自然不同于篮球大师，但是乔丹的人格魅力也是不容否认的，而不仅是技术性的，何况在任何领域达到高超的境界都内在着某种天才的，我想将学术与道德、人格联系起来也不为过，更不要说思想了，说一个学术大师没有思想就让人觉得奇怪。另外单就学术层面周先生以为钱可以和梁启超这样的大师并列吗？

南东兄：我不是学人，也从来不想跻身学人之列，我连冒充学人的兴趣都没有。我喜欢读钱钟书，与做学问可是一点关系都没有，我觉得他写得既扎实又漂亮，读他的文字让我觉得过瘾，仅此而已。说到梁启超，我连《饮冰室文集》都没有，也没打算买，只是读过他几本小书，以及一些散置的文章。我不认为自己有资格评论梁任公的学术水平，虽然，如果只是码码小帖子说着玩玩的话，那我也不得不说，纯粹较量学问高下，梁启超非钱钟书之敌，我不认为两人属于同一级别。梁启超曾认为自己平生著述不及陈寅恪的半张纸，虽属自谦，但毕竟也有可供参考之处。须知梁启超并非擅长自谦的人，换了别人，他可不服。梁启超学问驳杂，气度不凡，擅观大势，在其强项上，足以睥睨众生，然立论的勇气大于论证的能力，从学者的当行本色来说，终缺精细之功。所以，称梁启超为大学者，我以为是不谨慎的。他当然是大师，但“大”在别处，而非“大”在学问上。在那个特定的启蒙年代，梁启超居功至伟，他赋予学术文章以政论文的特色，在文体创新上，意义极大。这甚至是王国维、陈寅恪都无法与之相比的。拿他来比附后生辈的钱钟书，可比性就更加欠缺了。

作者: 施国英 时间: 2007-10-19 20:10

借这个帖子澄清几个误区。
葛红兵我不是很了解，只知道他是上海某大学的教授，写过一部《沙床》的小说，我看了几页就扔下了。前段时间他因为在博客上要求理性对日遭到愤青围攻。
愤青在我的理解中，是以民族主义，反美，反日为主要特征的。
余杰我比较熟悉，他现在的政治光谱越来越右，离自由主义也越来越远，亲美，可笑地讴歌小布什主义。

作者: 周泽雄 时间: 2007-10-19 20:54

回施国英女士：我已经说了，我的推测，源自你的帖子而不是源自我的臆测。我的推理是否有误，只以是否符合逻辑和常识为标准，而不可能以你是否认同为标准。
你后面一段话，恕我直言，又在玩“稻草人战术”了，即把一个过于愚蠢的观点追加到对手身上，便于你对这个明显不堪一击的观点，进行批评。请问，我何时说过钱钟书不能批评？我又何时说过，批评钱钟书必须具有与钱钟书相当的学问？凭什么李劼兄更有资格批评钱钟书的世故，乃是“按照周兄的逻辑”？容我说句大话：俺即使说梦话，也不会循此逻辑。
能麻烦你找出“周兄的逻辑”在哪儿吗？
最后，再说点关于权利与资格的常识。权利只是一个底线，并不能自动升格为资格。资格通常需要认证，而权利无此要求。比如，有人哪怕在论坛上声称自己比爱因斯坦还要伟大，别人也奈何他不得，因为，那是他的权利。但是，版主是否有权删除他的帖子呢？只要版主有把握，他可以这么做，理由很简单：版主判断他缺乏这么说话的资格。资格有硬性软性之别，但不管软硬，资格不能混同于权利，则是必然的。所以，批评能力差劲与批评资格的丧失，并不矛盾。相反，如果批评能力差劲，你还要强调对方具有批评的资格，就搞笑了。你可以强调的，只是对方的权利。问题是，权利有什么好强调的，任何人都有权利向瑞典文学院写信推荐自己的作品，人家是否搭理他，就看大作的资格了。——你要“关心制度层面的问题”，这种小地方，是不能搞错的。
顺便说一句，我提到余杰和葛红兵，只是因为老木匠和猪头转了他们的文章，与你没有关系，请别误会。

作者: 天边外 时间: 2007-10-19 21:36

周泽雄不做律师，真是可惜了。

楼主与施女士的心态，表明了一种伪自由主义者酷爱想象中的叶公好龙式的心理癖好——无妄地要求一个学术界大师“偶像”来“以身试法”，摆出抵御“皇权”专制威势的姿态。。。这岂不是幻觉“精英政治”的权力博弈的角斗士图画？

作者: 心中有刀 时间: 2007-10-19 22:43

原帖由南东于 2007-10-19 15:42 发表
回有刀：你是否认为卡夫卡是求真的？然后再对比钱。具体何以见得卡夫卡是求真的，这一点论述起来很烦琐。你不觉得他是求真的吗？这一点我原以为我们是可以有共识。

回南东：

我当然没觉得卡夫卡是求真的，无论从《城堡》、《审判》还是《地洞》里，我都没看出这一点来；同时我也不认为钱锺书不求真，《管锥编》、《谈艺录》假在哪里？关于这两位大师是否求真，你我的看法竟天差地别！

很遗憾，关于卡夫卡求真，执着的你竟不能作一丁点儿的论证。估计再往下说，你连什么叫“求真”什么叫“社会担当”也会说得一团乱。不为难你了，你坚持认为钱锺书不求真，钱先生不会难过，那只是你一个人的事。

作者: emmer 时间: 2007-10-20 02:15

应58楼的帖子

都怪钱钟书太狠，太牛，这帮家伙找不到拿他出气的地方，没办法，只能掉转枪口，撇开他的具体学问，只在道德领域下狠招，出毒手。为他们想想，这也是他们唯一的突破口了。离开了道德高调，他们在哪儿配得上与钱钟书对话呢？

引一段钱锺书自己的话：

   “世界上的大罪恶，大残忍——没有比残忍更大的罪恶了——大
多是真有道德理想的人干的。没有道德的人犯罪，自己明白是罪；真有道德的人害了人，他还觉得是道德应有的代价。上帝要惩罚人类，有时来一个荒年，有时来一次瘟疫或战争，有时产生一个道德家，抱有高尚得一般人实现不了的理想，伴随着和他的理想成正比例的自信心和煽动力，融合成不自觉的骄傲。”

——谈教训（《写在人生边上》）

钱锺书对自己，恐怕很年轻的时候就下过结论了，此后也一直沿着这个方向走的。

“ 人生据说是一部大书。
      假使人生真是这样，那么，我们一大半作者只能算是书评家，具有书评家的本领，无须看得几页书，议论早已发了一大堆，书评一篇写完交卷。
      但是，世界上还有一种人。他们觉得看书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写书评或介绍。他们有一种业余消遣者的随便和从容，他们不慌不忙地浏览。每到有什么意见，他们随手在书边的空白上注几个字，写一个问号或感叹号，像中国旧书上的眉批，外国书里的Marginalia。这种零星随感并非他们对于整部书的结论。因为是随时批识，先后也许彼此矛盾，说话过火。他们也懒得去理会，反正是消遣，不像书评家负有指导读者、教训作者的重大使命。谁有能力和耐心作那些事呢？
      假使人生是一部大书，那么，下面的几篇散文只能算是写在人生边上的。这本书真大！一时不易看完，就是写过的边上也还留下好多空白。

一九三九年二月十八日”

——《写在人生边上·序》

      钱锺书看人生和看世界，只怕同朱光潜一样，是怀着旁观者的态度，用文艺家的眼光，当作戏来看的，所以他能不在乎。并非真的没有思想，或者看法，而是也许在他看来，道出真理并非人能做得到的。

[ 本帖最后由 emmer 于 2007-10-20 02:17 编辑 ]

作者: 李大兴 时间: 2007-10-20 06:09

呵呵，李劼兄对我说，他发这个帖子是想“激活”一下燕谈。看来现在岂止是“激活”啊，整个是一场混战，连天边外老弟都偶尔来插两句照例是莫名其妙的话了。

若论思想家，只怕二十世纪的中国没有一个人当得起这个称号。再说得极端点，思想家从秦始皇一统天下后就绝迹了。所以能有几个学者就已经很不错了。陈先生之于史学，钱先生之于文学批评，都是上个世纪难得的学者。陈先生是史学家，对现实世界关注是应有之义；钱先生是文学批评家，毕生躲入象牙塔也无可厚非。至于“社会担当”这种很含混的东东，压在谁身上都担当不起的。

钱先生的书我读得很少，陈先生的书，我也未必读得通透，固不敢评。若从文化思想史的角度看，真正有大影响的是梁启超、胡适和鲁迅；陈先生的意义，在于他对中国历史与文化的沉痛洞察，他本人更是一个走向消亡的文化传统的绝响；钱先生的意义在于其著作本身，其著作足以传世。

我曾和李劼兄聊过老一代学人的“世故”。在我看来，钱先生自然是深谙世故的，但鲁迅先生、陈寅恪先生其实也同样深谙世故。李劼兄为人率真且认真，不世故也拒绝世故，坚守信念，推崇气节。所以我很理解他何以更神往陈寅恪先生，而不喜欢钱先生的个人气质。但我并不倾向于一比高下，就如同我虽然更欣赏胡适先生，却无意“扬胡抑鲁”一样。

作者: 周熙 时间: 2007-10-20 07:44

大兴兄说话总那么服帖。
其实，我认为人与人之间的区别，最终乃是基因，血质不同，难道一定有什么道德优越性吗？

作者: 安然 时间: 2007-10-20 08:26

精彩，好看。

作者: 周泽雄 时间: 2007-10-20 09:45 标题: 聊聊世故

在我们的文化里，有一种过分强调处子之心的倾向，我们欣赏一种纤尘不染的莲花式人生，我们对于以庄子、陶渊明为代表的那一派高士，永远克制不住心向往之的心态。稍稍等而下之，则用来欣赏魏晋时期那批旷达不拘的竹林高贤。
这里面可分出两种人，一种，确实是内心的认同追慕，他们濡染于此种美境里，久而久之，确能涤尽俗氛，令人格一新，抬眼皆是南山，举手无不采菊。对这派人，我个人颇愿向他们行注目礼。但也有另一派人，即我所谓的伪名士，他们表达对庄子等人的爱慕，只是觉得此事对自己有利，并非内心真有此等企慕。在老真名，我曾经说过一句刻薄话：“做庄子是一件谈何容易的事儿，谈论庄子却是一桩价廉物美的文字买卖。”
如果我们不对“世故”抱有先验的敌意，而是取其本意，那么，深谙世故并非一桩坏事。如果从事一种陈景润式的工作，不谙世故尚有可取乃至可敬之处，若是从事与人打交道的工作，却以不谙世故为取舍的标准，就让人困惑了。对我来说，一个不谙世故的诗人，我或许还有兴趣读他的作品，如果是一位作家、批评家或人文学者自称不谙世故，我能做到的最大友善，就是敬其人而远其书。世故，难道不是人生的应有之义？你连这个都不懂，我如何相信你的作品里有值得我恭聆的教益呢？“人情练达”本身不是错，我们要警惕乃至反感的，是拿世故心来害人，而不是绝然走向反面，使自己成为一个玻璃型的天真汉。
作家以观照生命、体察人生为天职，故正常情况下，一位作家的成就，与他对人情世故的熟悉程度成正比，而非反比。作家而能洞悉人情世故，我视为一种基础历练，那是缺不得的。如大兴兄所言，钱钟书固然世故，鲁迅也未尝不世故。我要补充的是，我对他们的欣赏，相当程度上正缘自他们的精通世故。
以世故之心害人，天眼地眼俱在，自然属于人神共愤之举，但仅仅以世故之眼观世保身，属于对人无害、对己有益的事，我看不出有什么理由要遭到谴责。
试以钱钟书独特的“减半奉送法”为例（别人向他借1000块钱，答说：给你500，不用还了。其余类推），我以为，就是深谙世故而不以世故心害人的典范。所谓深谙世故，我们总还记得莎士比亚笔下的老滑头波洛涅斯是怎么开导儿子的话吧：“不要向人告贷，也不要借钱给人；因为债放了出去，往往不但丢了本钱，而且还失去了朋友；向人告贷的结果，容易养成因循懒惰的习惯。”如果钱钟书遵循波洛涅斯的指点，他就会一毛不拔。结果，洞悉世故的钱先生反而找到了一条超越世故的捷径，既给予别人一定的帮助，又免去“失去了朋友”的危险，这样的世故，值得奚落吗？

作者: 情丐 时间: 2007-10-20 10:29

窃以为,钱先生无论是人品和学术功底上都是中国同时代最优秀的文化名流.
但是,他仅仅也是一个文化工匠.而他所处的文化政治和人文环境,也仅仅会产生文化匠人,而不会产生文化巨人.从这个角度说,他无愧于他的时代.
窃以为,你们争论双方,使用的标准\价值观念不同.且不协调.
一方面,作为一个士人:
如果纯粹按照人文主义价值观,钱先生有在恶劣的环境下,在遵守社会道德的前提下,保存自己的生命和利益的权利.如果按照中国固有的价值观念,"大道行兼利天下,道厄独善其身"他也是无愧时代的.
但你非得用"巨人"或者"先驱者"等等标准要求他,他肯定不是孟德斯究或者卢梭.也不是王充.

[ 本帖最后由情丐于 2007-10-20 10:30 编辑 ]

作者: 林泉 时间: 2007-10-20 11:06

“但我并不倾向于一比高下，就如同我虽然更欣赏胡适先生，却无意“扬胡抑鲁”一样。”（李大兴）
“如果从事一种陈景润式的工作，不谙世故尚有可取乃至可敬之处，若是从事与人打交道的工作，却以不谙世故为取舍的标准，就让人困惑了。”（周泽雄）
楼上两位先生的说法侧重点不同，都理解也都赞同。颂扬屈原、嵇康、祢衡、左光斗等人，有时的确容易成为轻巧的说辞。
不过周先生以从事文理科的人的差异来为“世故”辩解，似乎稍有不准。我想到这样几个对比的例子，都是文人：李白与杜甫、李贽与耿定向、梁漱溟与钱钟书。（我知道的不多哈，你们专业人士要举的话，例子肯定一串一串的）。前两对有从友生怨的经历。很明显，为人处事方式的差异反映的是性格的、价值的差异。如果侧重于“性灵、童心、率真、自由、耿介”，那么势必怠慢甚至蔑视“规则、稳健、体宜、圆融、相洽”。如此，也就顾不上“世故，难道不是人生的应有之义？”的道理了。
另外，两位在行文中所用“世故”一词，感觉内涵也是有差异的。“鲁迅先生、陈寅恪先生其实也同样深谙世故。李劼兄为人率真且认真，不世故也拒绝世故，坚守信念，推崇气节。”前一“世故”是“世事洞明”，意褒。后一“世故”是老练圆熟，意贬。周先生所用当为前者。

[ 本帖最后由林泉于 2007-10-20 11:08 编辑 ]

作者: 施国英 时间: 2007-10-20 12:02

施国英女士的逻辑在哪儿？
施国英：“看到这么多的钱粉，我更坚定了中国为何不缺学问家---虽然学问有大小，但出不了思想家的一贯愚见。”
6 S: |' x! Z' i5 _/ W4 h5 Ewww.yantan.org——这话，真是没法看懂。中国的确缺少思想家，原因很多，感兴趣的话，也不妨掐上一掐。但读施国英女士这段话，我却只感到一头雾水。你好像在说，钱钟书的存在乃是造成思想家缺席的原因；你又好像在说：中国盛产学问家，学问家挤占了思想家的生存空间；你还好像在说：思想家与学问家乃水火不容的宿敌，学问家当道，必然造成思想家短缺。你隐含的逻辑推论是：欧美国家之所以颇多思想家，乃是因为他们学问家不多或学问家得不到应有的尊敬所致。你可能还想表达这层意思：欲成为思想家，或者，欲让你意识到大陆有望出现思想家，大家必须先一股脑儿地贬低以钱钟书为代表的学问家。你不言自明的豪情是：对钱钟书的学问（当然包括对他的几部主要学术著作），你早已耳熟能详，故敢断言：其中只有学问，没有思想。——你肯定吗？你表达的，属于学问还是思想？
----------------------------
我一再申明周兄以上的推理不是我的本意，如果你一定要纠缠在这个话题上，那我就稍微说几句。
大兴77楼的发言其实已经说出了我的一些本意。中国出不了思想家当然和钱钟书无关，症结在文化传统和制度层面。秦始皇一统天下后，在2千多年的文化专制和极权统治下，我心目中称得上思想家的大概只有王阳明和李贽，可李贽的结局大家都看到了。文字狱兴盛的年代，往往就是读书人埋头做学问的年代，古有“嘉乾学派”为证，1949年后的钱钟书，沈从文等又何尝不是如此。如果他们有幸生活在民主政体下，以他们的才情，我相信他们的成就一定要比现有的还要大得多。对于中国文化人悲剧性的宿命，怎么理解和同情都不为过，我又何忍苛求他们。
其实最早批钱先生的是刘晓波，他先是对钱掉书袋子作派不以为然，后来他又提出沉默即死亡的观点。我对刘的看法有保留，但也理解他为何盯上钱先生，因为在毛时代过去之后，小人物批判当局仍有危险，可像钱先生这样地位的人如果说一些诤言，没人敢动他，毕竟时代不同了。89夏天之后杨宪益先生讲了很多重话，也没人拿他怎样。了解了事情的一些来龙去脉后，有助于全面看问题。

作者: 施国英 时间: 2007-10-20 12:34

再说点关于权利与资格的常识。权利只是一个底线，并不能自动升格为资格。资格通常需要认证，而权利无此要求。比如，有人哪怕在论坛上声称自己比爱因斯坦还要伟大，别人也奈何他不得，因为，那是他的权利。但是，版主是否有权删除他的帖子呢？只要版主有把握，他可以这么做，理由很简单：版主判断他缺乏这么说话的资格。资格有硬性软性之别，但不管软硬，资格不能混同于权利，则是必然的。所以，批评能力差劲与批评资格的丧失，并不矛盾。相反，如果批评能力差劲，你还要强调对方具有批评的资格，就搞笑了。你可以强调的，只是对方的权利。问题是，权利有什么好强调的，任何人都有权利向瑞典文学院写信推荐自己的作品，人家是否搭理他，就看大作的资格了。——你要“关心制度层面的问题”，这种小地方，是不能搞错的。5 n+ W1 u6 f: K& Y6 F. X& 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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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接受周兄的这个批评，在这里用权利比资格一词更恰当。
可周兄对资格的自我界定又值得商榷。只有在一些特定的专业领域，比如医学，法律，金融等行业，从业者要经过特定机构的审核取得就业资格。但在文学艺术和思想这些本来就见仁见智的领域，谁有资格说话，谁没资格，谁说了也不算。即便是瑞典文学院这样的权威机构，在很多人的眼里也不太当回事，每次诺百尔文学奖获奖者都有争议。

作者: 周泽雄 时间: 2007-10-20 14:24

原帖由 施国英 于 2007-10-20 12:34 发表
可周兄对资格的自我界定又值得商榷。只有在一些特定的专业领域，比如医学，法律，金融等行业，从业者要经过特定机构的审核取得就业资格。但在文学艺术和思想这些本来就见仁见智的领域，谁有资格说话，谁没资格，谁说了也不算。即便是瑞典文学院这样的权威机构，在很多人的眼里也不太当回事，每次诺百尔文学奖获奖者都有争议。

回施国英女士：我前面不是提到了吗？“资格有软硬之别”，指的正是你商榷的内容，我只是没有展开而已。这需要展开吗？一篇文章是否合格，与一个家电产品是否达到产业标准，当然有区别，但区别只是软硬，而非资格、标准的有无。
对不起，你的“商榷”我就不接受了。

作者: 天边外 时间: 2007-10-20 22:49

原帖由 李大兴 于 2007-10-20 06:09 发表
呵呵，李劼兄对我说，他发这个帖子是想“激活”一下燕谈。看来现在岂止是“激活”啊，整个是一场混战，连天边外老弟都偶尔来插两句照例是莫名其妙的话了。

若论思想家，只怕二十世纪的中国没有一个人当得起这个称 ...

大兴兄真是开大兴！

照你的说法，若没有“思想家”的承先启后，一本“中国思想史”在秦皇时代就该终结了？

另外，俺似乎自吹过，与钱老夫子的关系有一丝家族世交的情份，所以，会有一点点敏感吧。

在俺看来，楼主对钱先生的诛心之论，不过是人云亦云，拾人唾沫，毫无新意。

作者: 心中有刀 时间: 2007-10-20 22:53

原帖由 天边外 于 2007-10-20 22:49 发表

大兴兄真是开大兴！

照你的说法，若没有“思想家”的承先启后，一本“中国思想史”在秦皇时代就该终结了？

、、、

照天边外的说法，因为总有思想史可写，所以不管哪个时代，都有大把的思想家列队等候检阅。

作者: 天边外 时间: 2007-10-20 23:09

原帖由 心中有刀 于 2007-10-20 22:53 发表

照天边外的说法，因为总有思想史可写，所以不管哪个时代，都有大把的思想家列队等候检阅。

照有刀的解剖法，虽然语气有点绝对，但只要人类文明史不断，思想史可续。。。其中必有思想家列队操心操劳的操刀史话。

这种猜测，也是值得肯定的。

只不过，大兴兄的大兴语气里似乎对“思想家”的桂冠，有相当“私人化”的标准。。。这个要问大兴兄了。

作者: 心中有刀 时间: 2007-10-20 23:15

不不不，有没有思想家，是个事实问题，不应该靠猜来找答案。猜测者不是有刀，而是天边外，因为你掐李大兴的时候，用的逻辑便是自秦以降，思想史一直都还写得下去，所以思想家薪火相传而不绝——我没说错吧？

作者: 南东 时间: 2007-10-22 08:50

回周先生：看来我们看问题的角度真是不同，我们还是求同存异吧。
回有刀：求真本来就是人言人殊的，若没有共识讨论很容易演变为争论的。另有罪推论的方式是不是律师的习惯？

作者: 心中有刀 时间: 2007-10-22 19:26

原帖由南东于 2007-10-22 08:50 发表
、、、
回有刀：求真本来就是人言人殊的，若没有共识讨论很容易演变为争论的。另有罪推论的方式是不是律师的习惯？

回南东：

你说“若没有共识讨论很容易演变为争论的”，这话有两点不对：一是假如在有共识的情况下，讨论往往也不成其为讨论，那只不过叫挨个发言，只有在没共识的情况下讨论才有价值，可以让大家看清楚没共识的双方观点究竟有何不同，正确的选择应该是什么；二，争论有什么不好，我掐你就是想跟你争论，不是命令你接受某一种观点。

还是转回“求真”的话题吧，你说卡夫卡求真而钱锺书不求真，论点摆出来了，论据是什么？

若怕乱争一气，就先谈谈你对“求真”或“真”的理解吧。放心，这儿没人搞“有罪推论”，你就是说得再荒唐，也不会因言获罪。

作者: 野云飞 时间: 2007-10-22 23:30

其实李劼先生的亡友胡河清本人，就是一个钱迷。

作者: 南东 时间: 2007-10-23 08:47

回有刀：贴一段以前写的关于求真的话吧。
对真实的感受、判断也是一种认识与追求的过程，我们感受到的或者没有经过思考的对象是真实的，但对于这个事物来说不过是一些比较表浅的存在或者是这个主体的一种自觉的存在，我们对真实的认识是必须要有一种求真的意志，设若我们没有这种求真的意志，我们所谓的真实就会是他们表面的东西——或者说是自我的一种表现形式，因为真实本质是一个客观与自在的存在，虽然这个对象可能会因为我们的认识而发生着变化，只是我们在认识时的对象只能是这种状态，自然同一个对象它们的表现也是分层次的，真实可能在哲学上就是那个使事物之所以然的东西，是那种事实性的存在，而不是它们的那些变化的部分，同时我们对一个存在整体的认识与把握也需要我们在意识和知识层面上的不断探索。

作者: 李大兴 时间: 2007-10-23 09:44

南东兄，“真实本质是一个客观与自在的存在”这样的说法实在很传统，本身是不言自明的吗？难道不是令人怀疑的吗？我觉得，二十世纪哲学很大程度上都是对这种客观真实论的批判呢。

作者: 南东 时间: 2007-10-23 10:13

回李先生：这一段话是我自己体会出来的，欢迎你谈谈自己的真实观。

作者: 李大兴 时间: 2007-10-23 11:25

南东兄，我对哲学素乏深思，不敢自称有“自己的真实观”的。我只是觉得，“真实本质是一个客观与自在的存在”这种表述似乎还是有着“唯物主义”的影子，以为“真实”是独立于认识主体之外的唯一无二的存在，这种真实观是自然地要归趋于一元论的。二十世纪哲学的几位大家，从胡塞尔的现象学到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是直接批判这一真实概念的，而维特根斯坦则是从语言逻辑的角度另辟认识论的路经。

作者: 天边外 时间: 2007-10-23 11:43

原帖由 李大兴 于 2007-10-23 11:25 发表
南东兄，我对哲学素乏深思，不敢自称有“自己的真实观”的。我只是觉得，“真实本质是一个客观与自在的存在”这种表述似乎还是有着“唯物主义”的影子，以为“真实”是独立于认识主体之外的唯一无二的存在，这种真实 ...

大兴兄的“哲学素养”堪忧啊！

人家一句话，你居然都理解的片面。

“真实本质是一个客观与自在的存在”。。。

你仔细读读，这里的“客观”、“自在”、“存在”的术语，已经包括了多少哲学流派？难道只有“唯物主义”一家之说吗？

作者: 南东 时间: 2007-10-23 12:05

李先生，我不擅长哲学的思辩，可能表达的不是很明晰。不过李先生的引申出乎我的意外，我想这一句话还是放在整段话中理解较好。另每个人都是有他的真实观的，这内在于我们对事物判断之中。

作者: 施国英 时间: 2007-10-23 14:25

卡夫卡和钱钟书本来就没啥可比性。
如果一定要比求真，窃以为2人都有。卡夫卡求的是人类形而上的真实困境，钱钟书求的是学问上的正本清源。

作者: 李大兴 时间: 2007-10-23 22:54

南东兄，我对哲学是门外汉，年青时爱读而已。不过，我觉得问题其实很古老：存在独立于主体认识之外的客观真实吗？这个问题意识是二十世纪哲学的一个重要方面，其结果就是“真实”这个词不大管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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