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 [转贴]我的激荡悠扬的青春岁月 [打印本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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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老木匠    时间: 2007-10-22 22:41     标题: [转贴]我的激荡悠扬的青春岁月

[转贴]我的激荡悠扬的青春岁月
文章提交者：jiben 加帖在 文化散论 【凯迪网络】 http://www.kdnet.net
我的激荡悠扬的青春岁月
粤之子
一
   高中时期是我人生中最灰暗的一段。我是一个十分勤学成绩优良但却在班集体中甚受轻视的人物。造成这种情况一个原因是那段时期自己患有全副鼻窦炎，体质孱弱，体育课的考试项目很勉强才攀上个及格。尤其是小脑不发达，动作协调性差，所有的球类运动都不能参与，於是很自然地被排除在许多集体活动之外，成为一个萎缩的孤独者。多年后我都一直在想，如果高中时期的同学见到青年时代肌肉发达体魄强健，能在业余类市级田径运动会上健步夺标、与昔日判若两人的我一定会认不出来了。
   我被轻视的第二个、亦即更主要的原因是自己的出身成分和政治表现。
   我在班级里一向是个政治上毫无“进步”要求的“落后”学生。班主任和班团支部从来都对我投以冷漠的眼光，仿佛班级里根本没有这么一个人存在一样。但出乎意料的是高中二年级时班团支部对我的态度竟热乎起来。它主动向我招手，并派出刚入团不久的、跟我最要好的同学陈飞做我的入团介绍人。我很感困惑，因为我根本没有“要求进步”，而班上主动递了入团申请书的却大有人在。何况我从来都是个“全方位”的落后分子。不靠拢组织。跟班主任老师关系冷淡。不参加集体活动。班上大多数同学都有这样或那样的职务，我则是个彻彻底底的平头百姓。那时每个学期都要作操行评定。大概四分之三的同学可以拿到甲等，而我永远垫底为乙等。下乡农忙劳动时我跟同学们一样拼命去割禾插秧，但农忙结束回校后班主任作总结时，表扬名单中从来没有我的名字。因而此时团支部主动向我招手是不合情理的。我并没有受宠若惊，而是冷静地分析这是为什么？我把班上同学作了个排队比较，心中大致明白这是由於团员已过半数，其他的出身成分都太差。难以完成上面交代的团员发展任务。广州第一中学座落在旧“商家佬”集中的广州西关。资产阶级子弟占了相当比重。而我在学生登记表中父母职业一栏中填的是干部。哦，对了，他们以为我这个外省仔是共产党干部子弟。可是，我明白自己不是真金而是镀铜，甚至是破铜烂铁。
   我回家把情况向父母说了。母亲面露喜色说：他们主动发展你不是好事吗？母亲以前就曾叫我表现进步一些，争取入团。她忧心忡忡地对我说：“我们成分不过硬，你要争取到一点政治条件，只靠学习成绩怕考不上大学啊！”我不听。那时虽然个子瘦弱，但性情依然倔强。我瞧不起有的同学为了入团而巴巴结结的损样子。父亲比母亲冷静。他说这看起来当然是好事，但入不入得成还难说。他们会不会误会了，以为你爸爸是老干部？唉！父亲说着叹息了一声。母亲则说，他们找上门来了你不理那也是犯忌的啊！最后父母的意见是那就写申请书吧。我听从了。
   情况似乎还不错。班主任老师黄稼昌 ( 本文所有人物的姓名均为真实姓名，以示笔者对本文真实性负责) 很罕见地对我有点笑容。还任命我为物理科代表。(班主任是物理老师) 那个学期我还破天荒地得了个甲等操行。
   但是天气很快就晴转多云，多云转阴了。申请书递上去后一直石沉大海。我不理会，反正又不是我主动申请的，不行拉到。可是母亲很着急，总是对我说：“伢，去问问吧”。我烦不过，只好去问陈飞。陈飞说；好，等我帮你问问。尔后他告诉我说：正在看你父母的档案。我把这情况跟父母讲，父亲一听就说：“糟了！这档案不看则可，一看就完。我就担心这事”。母亲的脸色倏地白了，喃喃地说：“怎么要看档案？”“当然。你呀，总是喜欢自己哄自己高兴。现在对成分抓这么紧，入团怎么会不看父母档案？”父亲对母亲略有抢白。
   此后，我入团的事就泥牛入海了。我不再问陈飞。陈飞也不对我提此事。就好像从来没有发生过那样。班主任恢复了对我冷冰冰的面孔。团干部们也不答理我。我依旧是班里最不起眼的角色。在角落里拼命地啃着自己的书本。
二、我被摈除在大学门外之迷
   高三下学期，班主任发下毕业生登记表。我照填后交上去。未几，一天下午上自修课时班长通知我：班主任要你去他的办公室。我略带诧异地去了。班主任冷冰冰地叫我坐下，说：“刘国凯，你的毕业生登记表中有些栏目没有填清楚”
   “哦，是吗？我都填了呀”。
   “社会关系栏你没有填清楚”。
   “什么社会关系？我在社会上不认识什么人呀”。
   “嗯，不是指那些，譬如，你有没有叔叔伯伯？那就属於社会关系”。
   我心里明白了，遂不再说话。回家后我把这情况向父母说了。家里气氛一下凝重起来。良久，我问沉默不语的父母，写不写？怎么写呢？
   我有一个姑姑、一个伯伯。他们是我们全家的一大心病。
   出生于1915年的大姑和出生1917年的二伯曾是抗日救亡运动的积极分子。又以大姑特别激进。她被国民党警察机关抓去过，由爷爷请人保释出来。后她参加了共产党的外围组织，并被动员起来去延安。临出发前，她要求回家与母亲告别。母亲特别喜欢这个女儿，舍不得她走。母女俩抱头痛哭良久。大姑哭着对祖母说：“忠孝自古不能双全。为了抗日救国，女儿不孝了”。当她终於辞别父母赶回到出发集合点时，汽车已经开走了。大姑留下来后继续投入共产党组织的抗日救亡活动。终於她又被抓了。这次情况有所不同。三青团的干部到狱中向他们游说：谁说只有共产党抗日？我们国民党、三青团一样抗日。特别是三青团，是一群热血先进青年的集合。并且对国民党中的一些腐败无能现象深恶痛绝……你们要求抗日，很好！何不参加到我们三青团里来呢？……”大姑就这样参加了三青团，后来还作了三青团的干部，到江西去了，成为蒋经国的嫡系。与另一位三青团干部结婚。1949年，国民党政权败走时，他们随蒋经国撤到台湾。
   二伯不满足于抗日宣传活动，遂投笔从戎，考入黄埔军校。毕业后任初级军官上前线。在与日军作战中受过伤。后以其黄埔学历和战功考入国民党陆军大学。刚毕业还未展其仕途，国民党政权就败走台湾了。他所在部队的首长率部起义投共。二伯身不由己也作了起义军人。后被遣散流落社会。1951年“镇反”运动时，二伯被褫夺起义军人资格，划为“历史反革命”。由於他确实是起义人员，且从未与共产党的军队打过仗，没有血债。故被从轻发落为群众管制，没有进牢房。从此二伯做了三十几年的人力板车工人。九十年代两岸解冻。二伯的许多昔日同僚以台湾国民党政权的退休将军身份回大陆探亲，均被共产党奉为上宾。他们也抽空探望了落魄四十几年的二伯。请他到武汉的高级餐厅吃饭。看看昔日同僚的风光，想想自己几十年沦落社会底层受尽歧视践踏，终於有一次二伯接受不了如此之大的反差，在一次赴宴回家后叫心痛心闷，至半夜就撒手人寰。这些都是后话了。
   父亲有时会跟我讲讲家族的一些往事。而母亲听到这些就会在旁边发牢骚说。你跟孩子讲这些无聊的东西干什么？我们被他们连累得还不够吗？那时我对母亲的这种讲法倒真有些不满。这一方面是由於我尚未感受到自己受什么连累。另一方面我内心还很为我的二伯自豪。我觉得他还真有点英雄气慨，上过抗日战场。
   但是，此时此刻我总算感受到了。大姑和二伯的政治面目毫无疑问会成为我考大学的一大负数。沉默许久的父亲终於开了腔说：“不要写。写上去肯定完了。不写，或许他们不一定知道得那么清楚。看混不混得过去吧。唉！”
   我回复班主任说没有什么社会关系需要补充填写的了。班主任足足逼视了我一分钟后，冰冷地说：“那好吧！”
   虽然心里蒙上了一层重重的阴影，但是不到黄河心不死，我仍然拼命地啃书本。既自信又忐忑地走进高考试场。高考发榜，我名落孙山。全班39人毕业，9人考上。同班同学中，吕忠慰和陈健明榜上有名。这两个同学天分甚高。我自知不如。尤其是那位女同学陈健明，简直不需用功就可稳拔头筹。而我则资质一般，属笨鸟先飞以勤补拙型。无数次小考、大考的结果使我自信吕、陈之后就该排我和陈飞并列第三。陈飞数学、物理比我好。我则化学、俄语比他强。但由於我体育太差，政治上更是“落后”，使我在同学们心目中的印象大概只是个中上角色。然而讨论这些意义并不大。考试中偶然因素甚多。高手会有失手之时，中等角色也会“撞手神”。最根本的是文革前高考成绩是不公布的。你究竟是因为考分不足，还是其他原因，则是永远之迷。
三、“迷”底解开了
        
   “迷”底终究解开了。是年广东财贸干部学校继高考之后独立招生。该校原只办在职财贸干部短期训练班。从此时(1964年)才开始招高中毕业生，学制两年大学专科。是广东最早的财经类高校。其首届招生对象是广东、广州财贸系统干部的应届高中毕业子弟。这个“财贸系统干部”其实是中共政治语汇中的广义干部，即所有属於干部编制的人员。六十年代早、中期，县处级、地市级乃至一些省级中共领导干部的子女大多还在读小学、初中。他们还来不及与我们争这些学位。为数很少已届高中毕业的省级高干子女目标是名牌大学，也不屑来争这些学位。那时有子女高中毕业的“干部”，其实大多并不是正牌的中共干部，而是一些旧知识分子，其中有许多作过旧职员甚至伪职员。在这群考生中，我推测自己在政治条件上并不处於劣势，大可一搏。两百多人投考，录取一百人，录取率可高达百分之五十。由於该校一位老师与我父亲是老相识，还未放榜我们就得知了考试成绩，我数学第一、总分第二。(只考语文、数学、政治三科)。位那老师对我父亲说：“行了，你的儿子肯定考取了。”这消息使父母脸上有了多日不见的笑容。我虽喜却也伤感。一喜这出类拔萃的成绩雪了高考落榜之耻。证明我的学习能力是行的。二喜总算有了个出路。伤感的是我从来瞧不起搞财经。我自恃数理化功课好，理想是作一个船舶设计师。没想到这一生将与算盘珠子打交道，多没意思。
   然而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我没有被录取。这噩耗般的消息传来如天崩地裂、五雷轰顶，我一下懵了。什么原因？什么原因啊！一个年青的心灵在悲苍地呼喊着。那些日子茶饭无心，夜夜难眠，都不知是怎样昏昏沉沉地度过来。高考落取，由於不确切知道是什么原因，尽管自我感觉不错，但还可以设想是否自己失手了，没有考好。考试失手，还可以再来，但现在是明确知道自己被打入了另册，无论考试成绩多好，都将被摈弃于大学校门之外，那还有什么努力的希望呢？
   高考落取后，我已经听有些同学说，现在大学录取政审很严。家庭政治问题严重的，档案上会被盖上个“不予录取”的章。不管考得多好都将被抹去。那时我听了将信将疑。而且我还认为，我的家庭政治情况并不太糟。虽然大姑和二伯有问题，但那只是旁系。我父母虽是旧知识分子，但总归还是国家干部。父亲没有任何政历问题。母亲只是在国民党公立大学里集体加入国民党而已。肃反审干运动中已作结论。这比起五类分子的子女总要好一些，那要命的章子总不至于盖到我的档案上吧？然而现在看来，那要命章就是盖到我的档案上了。没有想到大姑、二伯的问题在政府眼中会严重到这种地步。我本已知道它使我入不了团，但还没意识到它会使我被彻底地摈除在大学门槛之外。
   举目四顾前途茫茫。我失去了生活的信心和期盼，於是想到了自杀，以此抗议社会的残害和践踏。怎么自杀好？跳河？一条大江就在前面。可是站在那滚滚的珠江边就犹豫了。听说淹死是最痛苦的。学游水时曾溺过一会儿，那感觉的确是难受极了。吊颈吧，小时候常听人讲鬼故，大都是吊死鬼吓人。可不能也做个吓死人的吊死鬼。还是跳楼，跳楼最干脆，跳下去轰地一声就什么都完结了。我爬上家里的天台。从四层楼的楼顶往下一望，人小小的黑头顶在移动，长形的公共汽车顶如穿梭般驶过。再向前一步就无任何支承物了。地心吸力将使你以每秒9.8米的加速度坠地。我胸口一阵狂跳，腿在发抖，感到一阵头晕。这时，杂乱无章的思绪中陡然跳出一个问号，难道就这样结束自己年轻的的一生？一股清风吹过，燥热的身体感到一阵清爽。昏胀的脑袋清醒了许多。我抬头望去。天是蔚蓝蔚蓝的，浮着几朵白云。几只小鸟叽叽喳喳地在不远处追逐打转。我心中蓦然升起对生命的留恋。毕竟，人生还有许许多多的内容未曾品尝。死，那毕竟是无边无涯的黑暗啊！我突然感到非常虚弱无力。一下坐到天台地面。不知过了多久，天色渐渐暗下来时，我才爬回来。
   既然不愿意彻底离开这个世界，就得要面对现实。考大学是再不要去想了，那就应该去工作。不能总呆在家里要父母白养着。但是找工很难。工厂招工的机会很少。只有一次华南缝纫机厂招打磨工。那是很苦的工，粉尘大，对肺很有伤害。但我还是满怀希望地去了。不料十个人被刷下三个。都是戴眼镜的。厂方说打磨工要戴防尘眼镜，如果你本来就戴了一副近视眼镜就很不方便了。我满心凄凉、垂头丧气地走出工厂大门。父母视力都正常，我的近视是后天勤奋读书弄出来的。但是眼镜戴上了，大学却考不取，工厂又不要，怎么办啊！有天我独自走到越秀山乱转，在一片竹林中看到竹上刻了这样一首打油诗：求学无路，就业无谋，走投无路，到此一游。我看了，内心叹息之余也意识到象自己这样彷徨无着的青年还大有人在。
   工厂都去不成，我决定去农场了。那时，九佛农场正在广州大招人，而且应允有户口保留卡。四年后可再回到广州。我去九佛农场驻广州办事处把情况问清楚了后就报了名，再回家拿户口簿。但没想到找来找去找不到。原来是母亲已想到我会有这步棋，预先把户口簿收藏起来了。母亲对我说：“伢，他们是骗人的。那农村去了还回得来吗？再想想办法在广州找工作做吧。”
   伟大无私的母爱使我没有走上这条最为苦涩的生活之路。不久，父亲科里一位名叫赵佩兰的女同事对他说：“税务局在招助征员，要高中毕业生，你孩子愿意去吗？”这无异是一根救命的稻草。我当然死死地抓住了它。
   “谜底”的揭开在我年轻的心灵中种下了不满现实、憎恨共产党的种子。没有理由因为我大姑和二伯的事情要如此地株连到我。而且就算他们又有什么罪呢？尤其是二伯，他完全是个有血性的汉子，是个小民族英雄。应该受到褒扬才是。把他打入“四类分子”，踢去做大板车工人已非常不应该，由此株连到我更是毫无道理。从这里我还回想到读高中时的种种情况。内心升起对高中校园生活的总愤慨。学校里把学生分成那么多等级完全是混账。什么团员、非团员；什么班干部和群众；什么甲等操行和乙等操行。我从未违反任何校规，勤奋学习，农忙劳动也拼力去干，凭什么总是要把我垫底为乙等？这个社会有太多的不公道；太多的不平等。我不喜欢这个社会制度。我希望能有一个那样的社会，大家都凭自己的勤奋、才能去得到成功和奖励，而不是靠拍马屁、靠上面的钦定。
   几年之后，当我经历了文革初期的“红色恐怖运动”和文革之后的“清理阶级队伍”(1969年)、“一打三反”(1970年) 之后我才更深刻地洞悉到我的出身有着特异的黑色。表面上来看它并不很黑。因为父母尚是共产党的机关干部。如果我作一个极普通的驯民，则最严酷的出身歧视不会施于我的身上。但是，我如果想进入社会上层，就会遭到无情的掐灭。因为党认为那些有亲属在1949年逃到台湾、并在台湾军政界任职的人是最不可信任的。他们有可能是比挂牌的地富反坏右更危险的潜在阶级敌人，因为难保他们不会在国民党反攻大陆时作内应，甚至给国民党的飞机打信号弹。文革前大学的毛入学率只有百分之一点几。这可以理解为凡能进入大学门槛者，其继而进入社会上层的几率较其余人等高很多倍。为了不让那些有可能是最危险的潜在阶级敌人钻入共产党体制的内部，绝对有必要把他们坚决地挡在大学校们之外。这就是我被盖上“不予录取”章子的根本原因。
   很多年后，当我……从自己经历推及其他，我推测很多人对中共专制制度的否定和反抗未必一开始就是出於一种理性的思考，而会类似我这样由於个人的应有权益受到伤害所产生的反抗情绪。这固然谈不上很高尚，但却很合情理。一个逆来顺受的人是没有血性的人。推而广之，一个逆来顺受的民族是个没有血性的民族。对歧视和迫害进行反抗是正义的。
   种子种下去未必一定会发芽。它需要相应的各种外部条件。我内心的这个种子本也可能冬眠的。但是文化革命使之发芽成长了，使我终生走上与体制对抗的道路。
   许多年来我内心怀有这样的猜想：如果高中二年级时共青团没有主动找上门来，那我大姑、二伯的情况就有可能不暴光。入团政审要看父母档案这已无疑，但对报考大学的高中毕业生是否都要查看其父母档案？我推测未必。因为那样做工作量太大，非一般中学可以承担。有可能只是在毕业生登记表上已看出大有问题的才去做进一步调查。象我这样把家庭出身填成机关干部的是有可能蒙混过去。如果那样，即使我未考上普通高校，也一定会考上广东省财贸干校。毕业后作一名中共财经干部。于是我将没有感受到明显的政治歧视，对现实亦无强烈不满。从而会导致我在文革中没投入反政治歧视、反政治迫害的群众造反运动中。顺延下去，我也许不会参与七九民运。我的人生道路有可能完全改写了。如果是这样的话，官方伪文革史学家将深为受益，因为中国将少了一个最能给他们制造麻烦的人。迄今为止，以中国之大、人口之多，但锲而不舍地要为文革反政治歧视、反政治迫害的群众造反运动正名者却寥若晨星。我是其中之一。我六十多万字的文革史论文章明白无误地创立了文革史评的一家之说，是官方伪文革史无法越逾的长城。当今官方伪文革史学家们尽管可以对之采取鸵鸟政策，但是在解脱了专制主义枷锁的后世，严肃的文革史研究者的案头必定会摆放着我的相关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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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老木匠    时间: 2007-10-22 22:42

机关的状况——开始认识社会(之一)

     我被分配在广州郊区税务局做税务助征员。在那里工作了近三年。这段期间我的人生视野有了极大的拓展。它使我洞悉了机关里的政治生态、人际关系，了解当时中国农村的普遍状况。这对我思想的形成有极大意义。

   广州郊区税务局本部设在沙河镇，约四十来人。分属税政科、稽查科、稽管科、计统科、秘书科、政治办公室、局长办公室。下辖沙河、芳村、黄埔、三元里、新窖、太和、人和、钟罗潭、罗岗、江村等十个税务所。税所人数从十来人到二十几人不等。

   此时的税务部门的干部(为了区别“机关干部”与“革命干部”，我此后文中的干部一律指没有“革命”资历的“机关干部”。有“革命”资历的则全称为“革命干部”。)由以下四种人构成。一是留用人员。即曾在国民党政权的税务局中工作过的。他们约占百分之二十。此时(以1965年为计，下同)他们的年纪在四十岁左右。二是共产党建政之初吸收的受过中等教育的青年，此时年约三十几岁。他们约占百分之五十。三是公安机关调职干部。年龄从三十到四十岁不等。占百分之十不到。四是从工人中提拔的干部。年龄三十出头，大约占百分之十几。正牌的革命干部在税务局中则屈指可数，且都居领导要职。

   除了以上四大类人员之外就是我们这批新近招收的年纪二十岁上下的税务助征员了。人数约占百分之十。助征员做着与干部同样的工作，但不属干部编制。以上四种人所占比率并不固定。在市税务局里留用人员的比率可能还稍高些，而郊区税务所里就很少留用人员。工人提拔的干部在市局里较少，在税所里则会高达百分之五十以上。

   机关干部是个心态极为复杂阴暗的的群体。人们之间充满了提防、戒备、嫉妒、歧视、仇视、憎恨。
   留用人员一个个老成持重、谨小慎微。他们虽然在国民党税务局里只做过几年事，但那“伪职员”的经历是抹之不去的污点，更何况他们之中有的还集体加入过国民党。经过肃反、审干、反右、反右倾等次政治运动，能安然熬到现在实在不容易。他们对局领导和政治办公室人员恭谨而疏远。他们埋头业务却绝无进取心。其最大的心愿就是保住这份工作，不要成为下一个政治运动的牺牲品。由於他们从国民党时期的税务工作转过来，具有业务经验，故在1952年初定行政级别时就较高。此时他们的级别多为行政19-18级。稽管科长苏智仁、黄继雄及属下的几个科员都是此类人员。为表述简便，兹称之为丁类。

     从公安局转业到税务局的人们(兹称为丙类)对现实充满了不满。公安局在社会上的威势远非税务局可以比拟。他们从公安局调到税务局是降格使用了。为什么会调职？原因是1962年10月毛发出阶级斗争的理论后，中国社会各个领域都逐步开展了强力的政治甄别、政治筛选。我在那甄别和筛选中被永远摈除在大学门槛之外。这批原公安人员也是在这场甄别和筛选中从威风凛凛的公安部门贬到向人讨账的税务局来了。之所以被贬原因不外以下两个。一是出身成分不好。建政之初政审不严，以至有些出身成分差的人也招到公安局这样的要害部门中来了。二是表现不好。政治上不够积极要求进步。不靠拢组织。其具体表现往往是发牢骚、讲怪话、顶撞领导等。如果以上两个原因同时具有，那就更是死定了。

   党建政之初吸收的那批青年知识分子(且称为乙类)早已有了分化。其中少数“要求进步”成功者入了党，升至区科级乃至县处级官位。郊区税务局的局长廖国雄、局税政科科长陈荣荪--我的顶头上司--就是此类人物。另多数人因“要求进步”不足，或虽然极力“要求进步”但由於出身成分不佳或提拔名额有限等种种原因仍是“群众”身份。这两部分人之间存在着隐性的矛盾冲突。前者因自己的成功而傲视后者，后者则对前者不服气。你们有什么了不起的，不都一样是解放后才参加进来的吗？然而无论是前者或后者都自感比丁类优越。

   从工人提拔的那批人(且称为甲类)大多安排做政工工作，甚至作了小领导。这有其内在缘由。他们因政治上受重视信用而被提拔，但又不懂税务业务，提拔上来作什么呢？顺理成章地去作管人、管思想的人事政治工作。局本部政治办公室三个人李初寿(办公室主任)、黄潜、邹樽端都是甲类人员。局下属的税务所所长亦有相当是甲类人物。这类人在税务局里是实权派。别看他们从前只是工人，甚至是勤杂工，但经过三反、五反、反右等运动被领导相中提拔上来后，就鲤鱼跃龙门，成了显赫的人物。他们被告知负有责任去监视政治上有问题的丁类人员。对某些丙类人员也充满怀疑和歧视。即使是对乙类人物他们内心亦有高出一头之感。甲类人员从整体上来说是中共政权的鹰犬。

   革命干部数量甚少，郊区税务局中只有一个，就是副局长王效曾。(在省市税务局里会稍多些)。这不是个典型人物。因为他是个1945年“参加革命”的老资格。象他这样的资历应到广州市税务局里做局长。可是他人温软，没有竞争力。连讲话都往往不知所云且声音又细，又常因病不能上班，以至落到资历与职务十分不相称的地步。抛开这个非典型人物不论，机关里的革命干部毫无疑问是政权的象征和化身，是人格化的政权。他们大权在握、发号施令、满脸威严。

   我们这群十八、九岁，二十出头的税务助征员是以上四类之外的特殊群体。我们做的同样是收税工作，但我们不属干部编制。据说这是因为1963年经济恢复后，税收工作量增加，但税务干部编制依旧，故须招收一些编制外的低薪人员(月薪30-35元)来充实税收力量。

   助征员在政治上是一个将要分化的群体。他们类似十几年前建政之初招收的青年知识分子那样。其中有的会受到信用提拔，有的会补充到芸芸众生中去。

   机关的气氛压抑沉闷。经过三反、五反、审干、肃反、反右、反右倾等历次政治运动的折腾，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极度紧张。在平静的表象下是互相之间高度的提防戒备和歧视敌视。大约经过半年左右的生活体检，我已经感受到其中的许多奥妙。我在政治上突然加速度地成熟起来。当然，这也与我的家庭有关。父母亲虽不是留用人员，但终归是旧知识分子，有几年“伪职员”的不光彩经历，在单位里深受排斥歧视。他们有时在家里小声地议论单位里发生的事情。我在房间里做功课隐约听到了，深为父母的遭遇不平。此时，当我亲身处於税务局的气围中，就对父母亲在机关里的境遇有了更深切的体会。

   局稽管科的干部全是丁类人员。他们约比我父母亲小几岁，算是我父母的同辈人。我对他们本有天然的认同感。但是我发现他们在对我表面的热情下仍不无戒备。有时他们在讲些什么，我走过去跟他们打个招呼，他们笑盈盈地回应我后却转移了话题。起初我相当不解，后来明白了。此时我虽然只是个编制外的小助征员，但谁能确定我今后会一直是个芸芸众生还是将被领导赏识提拔呢？在机关单位里，大凡想被提拔重用的人都是要找人作垫脚石的。他们心里是这样想的：这个年轻的家伙到底是什么货色？鬼知道？跟这样一个属相未明的人打交道，当然还是审慎些好。

   计统科、稽查科、秘书科以多为乙类人员。他们对我的态度较为自然。要么是随便，爱理不理，没有什么心防。要么隐隐流露出居高临下的轻视。助征员类似他们十几年前的经历，但不如他们。他们被招入税务局时就明确是机关干部。而我们助征员妾身未明，是编制外的黑市干部，或干脆说是临时工。那时(以1965年计)他们的级别在行政22级到19级之间，故此可以在内心藐视地对我们说：你们助征员要熬到我们这份上还远着呢！显然，他们不及丁类人员世故老道。

   甲类人员对助征员的态度因人而异。性格平和、没有多大野心的人如黄潜、邹樽端亦是自然随便地对待我们。雄心勃勃的沙河税务所所长、局党总支组织部长王家其对该所的两名女助征员悉心栽培。把她们吸收到共产党内，欲使之成为其得力助手。另一个雄心勃勃的甲类人物--局本部政治办公室主任李初寿则大异其趣。他不感到有什么助征员值得培养，总是以冷淡的态度对待之。我甚至还隐隐感到李初寿与我的顶头上司陈荣荪和局长廖国雄(我父亲的那位女同事即为廖国雄之妻，故可以说我是廖国雄间接介绍来税务局的)不睦。陈荣荪这个对一般同事态度冷淡严肃的税政科长、局党总支宣传部长，唯是对李初寿时时笑脸相迎。但李对他却不怎么买账。后来经过一系列的变故我洞悉到，李对廖、陈的冷淡是出於甲类人员对乙类人员的嫉妒和隐性政治歧视。这个情绪还自然地延伸到我的身上。李初寿从来没有对我有过晴朗的脸色。我们这批助征员经过了几个月的试用后被正式被录时，局领导召集我们开了个小会。会上李初寿脸色阴沉地说：“你们来了就要好好工作。不要既不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到农村去，又把这里当成个暂时的栖身之地，不认真负责地工作……”由於他毫不客气的训斥式讲话与当时其他局领导以勉励为基调的讲话形成极大反差，故不仅当时令我震撼，而且一直铭记至今。

   甲类人员中的雄心勃勃者与其他类别人的关系都处于不同程度的紧张之中，但亦有例外的。就是沙河所长王家其与我的顶头上司陈荣荪的关系相当好。多年以后我洞悉到这里面除了有常见的个人投缘外，应会还有陈荣荪的深谋远虑。作为家庭出身不好(地主)的乙类人员，又面对李初寿这样一个心怀叵测的政办主任，他主动与与甲类人员王家其建立良好的私人关系，其中未尝没有藉以自保的深谋远虑。

   王家其与陈荣荪的良好关系似乎惠及于我。王家其对人态度之生硬不亚于李初寿，但好像对我还有点笑容。可是，我内心对他深怀怀反感，尽管我表面上对他一派洗耳恭听的样子。记得刚到税务局时，我被派去做换发自行车牌的工作。工作点设在沙河税务所。不几天，我就感到所里有个人对人的态度十分严厉。脸色总是绷得紧紧的，动辄训人。有人告诉我他就是所长王家其。我听了心里不由得打了个结，叮嘱自己可要小心谨慎。有天我正在所门口换发车牌，突听见所内爆发出吼叫。我大吃一惊。这可是机关重地，怎么会有人胆敢在此撒野？不由扭过身去看。原来是所长王家其瞪着两只冒着火的眼睛，声如巨雷，手指头几乎已戳在一个干部的鼻尖上。那干部(我已忘却其名字，约莫记得他姓陈)气势虽远不能与王所长相比，但也挺胸昂首奋力反击着。但他的嗓音天生细弱，几被王所长的洪声如雷所掩盖。纷乱之中并听不清楚他们吵的什么。只是听到那陈干部说；“我不怕你！我不怕你！……我的历史是审干作了结论的……”王所长则反复怒喝：“你这个三青团骨干分子，还这么猖狂，你等着，我一定好好收拾你。”

   几个干部上来劝解了大半天，才把已将陈干部逼到墙角的王所长拉开，一场闹剧总算落幕，而我对王所长的威势也有了更清晰的了解。从此以后，即使王所长见到我还能挂出一点笑容，我都对他心怀反感和畏惧。而且，我对那位陈干部产生有莫名的同情。我不由得想到我的母亲，她也有政历问题。她曾在学校里集体加入过国民党。国民党会不会比三青团更严重？母亲会不会在单位里也这样被领导骂？我心里蒙上了一层挥之不去的阴影。

   体制的机关可细分为政权机关和职能机关。前者是各级党委和政府，以及公检法。后者是除此之外的所有机关，如税务局、财政局、工商局、和化工局、无线电局之类的企业主管部门。政权机关与职能机关在人员构成上有异\有同。同是两者都以解放初期招收的青年知识分子为主，亦都有从工人提拔上来的干部。异是政权机关中有相当数量的革命干部，而职能机关里较少。还有一异是职能机关中有有留用人员，而政权机关中则无。这种差别决定了两种机关内的文革运动走向有所差异。

   应予说明的是，并非所有的职能机关都有留用人员。只是在那些昔日国民党政权中亦有对口机关的单位，如税务局、财政局才会如此。此外，税务局与其他职能机关还有个区别，就是税务局来了一批公安局转业干部。这在其他机关则未必有。另外，税务局中军队转业干部甚少。而其他有些机关中则有相当数量。据我后来的观察分析，军队转业干部也是个分裂群体。一些正常转业者大都作了单位领导和政工干部，保卫干部。是各单位里掌握生杀大权的人物。而另一些则属非正常转业。文革前1963至1965年军队也搞政治甄别。一些政治质量不达标准者被从军队软性清洗出来。转到机关、工厂、学校里的非要害部门工作。这类似把不合标准的公安干部转业到税务局工作。

   干部，无论是革命干部还是机关干部，亦无论是机关干部中的哪个类别，相对于群众来说他们都是官。这种社会地位规范着他们在文革大波中与工人和其他体力劳动者有所不同的心态和行为模式。机关干部中四种不同的类别亦都有各自的特点和取向。若作更细致的微观分析，所有人的具体行为都会有所差异，这就如世界上没有完全相同的指纹。社会地位和家世背景一样的人由於性格差异、文化教育等因素都会使之在文革运动中有不同的表现。但是，作为一种宏观的历史研究只应作整体性的脉络勾勒，至于在文革大波中人性心态和行为方式的千差万别那就须由钟情于文革题材的小说家们去雕琢了。

农村的状况——开始认识社会(之二)

   广州郊区税务局税政科有五个人。科长陈荣荪、主办科员蒙兆云、科员周以传。还有两个助征员，黄慧玲和我。税政科负责解释税法，指导、监督税所的税务干部正确理解执行税法。税政科并无硬指标的具体工作。实际上，其工作内容一个人就足以承担，顶多配备一个助手。但既设置一个科，科长就不能是秃头司令，其下只有一个兵也欠威风。故总共弄上五个人才象个样子。蒙兆云还是较忙的，经常接听税所干部的电话，解答他们提出的问题。内勤黄慧玲也终日在她的办公桌上忙碌，只是我一直都不知道她忙些什么。其他三个人其实并无具体业务。科长不作具体工作是常态。他还兼局党总支宣传委员。常去开各种会议。我被告知首先要熟悉税法，以协助蒙兆云的工作。其实这位老先生哪里须要我协助。我又有什么能力协助他。蒙是留用人员，两朝至此已干了二十多年，对税法十分熟悉。我即使拿着各种税法书日夜地背也赶不上他二十几年的功底。何况高中时代倾慕数理科的我对背税法真是厌倦透了。幸亏后来上面有指示，税务工作要深入实际、深入群众。要求税所的干部驻村、驻点。局里的干部要经常下到基层。我这个本来就是多余的人乐得离开沉闷的局本部，常到各个税所里去转。藉此，我走出了机关大楼，走进了社会底层，相当深刻地了解了当时的中国农村。

   在广州一中读高中时，每学期都有下乡农忙劳动。但去的地点几乎每次都是近郊石井公社的庆丰大队或红旗大队。那里虽比市区差，但并不非常悬殊。农民住的都还是珠江三角洲常见的青砖屋。而且短短一个多星期里都集中住在小学课室或大队部里，与农民还是隔离的。在郊区税务局下基层后，情况就大相径庭了。

   蒙、周两位老先生(其实他们那时也只四十几岁，以我现在的目光来看，那尚只刚步入中年，但在当时我的眼中他们已相当老了。)大多只下到近郊所，当晚可以回到市区的家中。我则往远郊所进发，一去一个星期。在所里，我也没有具体工作，只是跟着税务片管员到处跑。即所谓开辟税源、征收税款。然后每星期六回到局里向陈科长汇报。

   在这“下基层”的过程中，我清晰地了解到中国农村那令人震惊的贫穷。

   广州郊区税务局本部所在的沙河镇位于广州东北角。此镇为广从公路的起点。广州东北郊离城区几公里便是半山区。沿广从公路北上，右边一直是山峦起伏。这些地方辖属太和公社。平原地区多为本地人，山区居民多为客家人。无论是本地人、客家人大多都家徒四壁，又脏又烂的被子胡乱扔在床上。煮饭灶所发出的浓烟长年累月地熏，使整间屋子都涂上了一层烟垢。农民们日出而作，承担着繁重的田间劳动，夜间就歇息在条件如此恶劣的住房中。而维持他们生命，使之能从事简单再生产的只是粗劣的食物。与本地人相比，客家人生活在更差的状况中。本地人以大米为主食，客家人则番薯占了相当比重。原因是山区或半山区里水田很少。大多山坡旱田里只适于种块茎类作物。另外，从住屋也可看出区别。客家人几乎无一例外住泥砖屋子。进入这种屋子会闻到一股难耐的潮湿霉味。而在更多的情况下这霉味会被另一种更刺鼻的气味所覆盖，那就是畜牲的骚味或人的尿味。原因是有些农户把猪就养在自己屋子里，或把尿桶放在屋子的墙角。小便时尿桶盖一打开，饱和的尿气一下就冲向屋子的四面八方。或者，由於尿桶没有盖严、尿桶盖有破孔等原因，使尿气在不断的泄漏之中。这虽可降低尿气外侵的瞬时效应。但物质不灭，屋子里尿分子弥漫度的平均值是不相仲伯的。

   后来我知道那个座落在太和山区最深处的叫穗丰大队。分成十多个自然村，多则几十户，小则几户，星罗棋布在许多个山坳里。我用尺子在广州地图上量量。其离广州城边的直线距离只有十几公里。但税务片管员告诉我，那里的人大多一生都没有进过省城。唉！十几公里的距离对於他们来说就如地球到月亮了。

   广州西北角也有一条公路北上，叫广花公路。这里是一坦平原。广花公路与广从公路大致平行略呈喇叭形，在郊区境内相距约七、八至十多公里。出城的近郊叫石井公社。再继续北上就属远郊人和公社。从人和公社的平原上可以望见山峦起伏的太和山区。

   人和公社几乎所有村庄住的都是本地人。他们大多能住青砖屋，吃大米饭。可是有一样太和山区的客家人比他们优越，就是前者不缺柴草烧，而后者一年之中只有半年可以烧稻草煮饭。其他时候就得到处去打柴草了。抬头四望，只有太和山区离自己最近。於是，这些平原的农民便在死去活来的双夏大忙后，便着手进山打柴草了。他们天蒙蒙光就成群结队地步行十几公里到太和山区，上山打了柴草，捆起来往回挑。毒热的太阳晒得他们汗下如雨，何况还挑着百多斤的柴草。在这种情况下补充水分比食物更重要。他们每人都带着一个很粗的竹筒做的盛水器。可是喝干那一筒水也未必能补偿身体失水。好几次，我骑着自行车从人和税所到太和税所，那十几公里，一个多小时的单车车程往往都被税务干部们视为畏途。可是与这些挑柴草的农民们相比那实在还是太轻松。我迎面望见他们被太阳晒得黑红的脸庞和浑身汗透的衣裳，心里不由得升起深深的感叹。农家苦，真是农家苦啊！

   农家劳动不但要成人如牛马负重，连孩子也失去了童年。十岁左右甚至更小的孩子就要承担看牛、斩猪菜等，或到村边道旁用齿扒扒散落在地上的树枝拿回去烧火煮饭。这是他们放学后必须要做的事情。有一次我远远望见一大捆柴草在自行移动。大惑不解赶上前去看个究竟，原来是一个瘦小的孩子在担柴草。两大捆柴草已把他埋藏起来了。

   吃着粗糙的食物，承担着沉重劳动的农民还背负着苛捐杂税。尽量设法逃漏税收说来也是正常心态下的产物。有次在三元里所，一个农民来补说。办理补税的干部边开税单边训斥他说：“告诉你，你没饭开也得先交税。要不，不单止你的榨油坊开不成，牢都有得你坐。”我看到那农民愁眉不展的脸上遍布着如刀刻般的皱纹，心里老大同情不忍，对那位税务干部的声色俱厉十分反感。

   然而，我的身份决定了我必须去做自己反感的事情。有一次下基层到隶属罗岗税所的南岗税站。那天已傍晚了，税站站长说刚接到一个消息，宏岗大队第七生产队杀了猪，要去收屠宰税。可是片管员刚好病了。有人说就等等吧，等片管老张休完病假回来再说。站长说不行。这事迟了就收不回来了。说着说着天色已暗下来。站长对我说，小刘去一次怎么样？我是分局下基层的人员，本无具体收税职责，但既然站长开了口，我只得硬着头皮承担。

   冬天的寒风在夜间显得尤其凛冽。我穿足了毛线衣和卫生衣推着单车出门时也不由打个寒战。而比寒风更令人心寒的是到宏岗七队的羊肠小道须穿过一片坟地。尽管我不信有鬼，但夜间独自穿过坟地毕竟使人莫名心怯。还有，更令我举步唯艰的是我认为征收屠宰税本身就是个毫无道理的事情。我记得长篇小说里就有个“反割头税”的章节。说的是农民们怎样反抗国民党政府的税吏来征收他们杀猪的税。农民自己买猪苗，自己买猪饲料，自己花劳动力养了猪，这关政府什么事？凭什么要收税？既然从前农民们是那样反抗国民党收“割头税”了，那么他们今天又会如何呢？

   壮着胆子借着朦胧的月色骑车穿过坟地，找到了宏岗七队的队部。推门进去，里面昏暗的灯光下一片烟雾腾腾。好几个农民抽着劣质烟在闲聊。我认得那位七队的出纳。来时我还担心找不到他会白跑一趟。现在谢天谢地总算他在。我说明来意后，他楞着不吭声。几个农民围上来故意都把烟喷在我的脸上。说我们杀自己的猪还要交什么税？真的，我内心完全同意他们的说法，但公务在身只得一边拨开刺鼻的烟雾一边向他们解释这是政府的规定。折腾了半天他们终於肯交税了。我收齐税款写了税单，如释重负地转身要逃离这间屋子时，突然向前摔了个嘴啃地。身后响起一遍哄笑。原来门口暗中横了一张长凳。在昏暗灯光的阴影之中，急欲离开的我没有察觉这个机关。我明白这是不忿交税的农民们在捉弄我。从地上爬起来后泪水在眼眶里打转。但我没有去与他们理论，忍着皮肉小伤头也不回地骑上单车走了。支持着我的最大意念是，这与中农民的激烈行动相比简直不算一回事。

   有时在一个地方长了也会交到一些农民朋友。我有意识地向他们询问农村的一些情况。有次在钟落潭跟几个中年农民聊谈起来。说是中年，其实只有三十几岁。但沉重的农活使他们的脸貌提前“老化”了。我问他们村子里什么时候生活最差？我猜想他们会说是解放前某个时候吧？六十年代中期离解放前并不遥远，以他们的年龄会对“解放前”留有清晰的记忆。但不料他们却说是1960年最苦。村里饿死了十几个人。没饿死的也都水肿得厉害。真的吗？我惊吓无比。我当然记得五年前饥肠辘辘的日子。也隐约听说北方有的地区饿死了人。但感觉上那都是传言。起码在广州还没有听说谁饿死了。这次确确实实听到这种情况不能不极感震撼。“是灾荒吗？”我问他们。“灾个屁！那几年风调雨顺得很。”“那究竟是什么原因呢？”“这我们就搞不清了。”对话就此打住。或许是不便再深究下去，或许是不具备深究下去的意识和水平。钟落潭是平原区，鱼米之乡。这里都发生这种惨况，其他地方就不消说了。那时的我虽很年轻，但已意识到这是治国上的一次大失误。

   我讨厌局本部的作息。首先是因为税政科其实没有具体业务，有时都不知该怎么打发时间。而更重要的是我厌恶机关里压抑的气氛。於是尽量找机会独自到处跑。我对近郊缺乏兴趣，对远郊的平原地区如龙归、人和、江村也提不起多大劲头，而是尽往山区、半山区跑。从太和到穗丰，从良田到汉田，从沙田到九佛，我处处细看农村面貌。还留意九佛农场知青的情况。因为我差点就落到他们的地步。有次已近黄昏，在一个村庄里听到广播器叫四类分子集合去田头积肥。我知道这是不计工分的额外劳动。未及，六七个面黄肌瘦、衣衫褴褛的中、老年农夫挑着粪桶来到生产队部门口。我实在无法把神情萎缩的他们与舞台上穿着长袍马褂、留着八字胡、典着肚皮的南霸天、周扒皮等联系起来。我不由得想起那曾上过抗日战场，而今以拉大板车为生、受群众管制的二伯，心里不禁泛起对这些四类分子莫名的同情。
   三年广州郊区税务局工作经历，和对农村状况的了解使我的思绪越出了个人际遇的忧伤。失去童年的孩子、过早衰老的成人、住所肮脏、食物粗劣、油灯如豆。面对这些我似乎忘掉了领受微薄工资的自己其实也属可怜的一群，而去思虑怎么才能改变如此贫瘠的农村状况。

三、红皮白心的“革命接班人”

   投考财贸干校高分落取的惨痛经历使我绝了读大学的念头。面对现实我告诉自己必须做好这个侥幸得到的工作。

   税务局时期的我与高中时期判若两人。高中时期埋头读书，不好运动，体质虚弱。到税务局后不久，为免除每天从荔湾区到沙河上班的路途耗时，我就打了个简单的行李包到局里。每星期六才回家。入夜就在办公桌上睡觉。平时下班后看税法书，早上跑步锻炼。身体日益健壮起来。很可能这无意中给局领导们初步留下了这个年青人有朝气的印象。

   我资质平常。但有务求把事情尽量作好的习性。从小做功课不需大人督促。数理科考试如果得了四分就会懊恼不已。我不原谅自己做不出、或做错任何一道数理习题。此时我把以前苦读的劲头都转在工作上，所表现出来的干劲是惊人的。有一次下基层到黄埔税所，所里有一批发票之类的材料要急送到局本部，但没有人手。我主动提出由我用单车运。一个上午之内，往返沙河与员村(黄埔所地址在员村，与沙河相距约七、八公里。)三次，把材料都及时送到。当时我觉得这很平常。因读高中时到农村参加双夏大忙比这不知要辛苦多少倍。潜意识中以此作参照物，在税务局无论怎么辛苦都不算一回事了。但是没想到这却在领导层中引起震动。他们还没有见过象这样拼命做事的。

   在下基层中我尽量主动找些实际工作做。那时上级要求税务工作不能光顾徵税，还要促进生产，开辟税源。我在钟落潭所下基层时，随片管员在汉田村一带发现许多队办砖厂的砖买不出去。农民们为此愁眉苦脸。我想起有人曾说广州其实缺砖，於是就主动到广州建材公司联络，告诉他们这一情况。建材公司的一位经管此项业务的科长不相信。我建议他派人会同我去实地了解。他勉强同意了。当我带着他的两名部属去到那些队办砖厂时，他俩喜出望外。事情很快就有了皆大欢喜的结局。建材公司找到了货源。队办工厂找到了销路。那些砖窑的烟筒又冒烟了。象这样大型的促进生产项目连在税务局干了多年的干部们都未有做到，而我这个才二十岁的小助征员却办成了。

   冬季，农村糖寮开榨。税务局要派员驻在糖寮就地徵税。这是苦差事，很多人都设法避开。我想藉此更深入了解农村状况，遂主动表示愿去。糖寮旁边的一间破旧小屋里摆了一副床板和两张破学生书桌，作为我的就寝处及我和糖寮会计的办公桌。徵税员是不受欢迎的角色。为了融洽关系，我在计税征收之余主动参加糖寮里的生产劳动。在此过程中与一些糖寮农工和农村青年交了朋友。更具体地知晓了他们物质生活、精神生活的双重贫瘠。一个工分仅值几分钱，很多人家都超支。巴望着糖寮开榨年终可以分点红。可是糖业专卖公司尽量压级。你们税务局又要抽税。没什么指望啦。我尴尬地讪笑着。哦，这不关你的事。生产队副队长兼糖寮场长宽厚地对我说。他也看出我与糖业专卖公司的人大不相同。我整天在糖寮里做帮工，后来甚至学会了撑杆搅糖浆的技术活。而糖业公司的人则派头十足。这说来也不足为奇。糖业公司是给他们钱的，而我是向他们讨钱的。

   我在糖寮里的工作情况给局里的巡视人员了解并汇报上去。局的头头们颇为惊讶。因以前还没有人这样下力在糖寮工作。由此而获得他们的好评倒是我始料不及的。

   在助征员群体中我明显有着突出的工作干劲和能力。如何看待我这种青年人，税务局的领导与高考招收办的人有着不同的价值取向。

   六十年代中期每年大学招生只十几万名。也即毛入学率仅百分之一点几。(当今为19%)所有大学生都将具有国家干部的身份，而且其中有的前途不可限量，成为未来的中央级领导人亦未可知。(稍早一些，五、六十年代之交进入大学的胡锦涛、温家宝便属此类)故此，为党国大计深谋远虑的中共顶级领导人下令对大学生的录取实施严格政审。招生办官员是其意图的执行者。所有的考生在他们的卷宗中都只是毫无生气的符号。只要是盖了“不予录取”的印章的符号就必须予以抹去，无论这个符号下的考分有多少。
   税务局的领导就大相径庭了。他们面对的不是符号，而是活生生的人。他们没有去为党国大计作深谋远虑，但他们却需要有干劲有能力的税务工作人员。税务员在为谁做事？当然是为党、为国家。但这其实只是空泛的高调。更实际的是在为领导做事。工作完成得好，领导脸上有光。领导之上还有领导。每一级领导者都需要有得力的部下把工作做出成绩以让他好向更上级交差，并藉此受到更上级的赏识和提拔。社会权力体系呈金字塔结构，即使民主体制下亦然，只是权力的法理基础不同罢了。於是我被局领导所重视，并被列入了培养对象。

   市税务局举办为期两星期的政治培训班，我被派去参加。这当然是领导“培养”我的具体措施，而我竟然连团员都不是。郊局团总支书记向我暗示几次--她当然会是得到指示才这样做的--我装着没听懂。我牢牢记住高中二年级的惨痛遭遇，不想再讨个没趣。何况那时是想有利于考大学。现在大学梦已绝。就凭我的工作能力和实绩，若有助征员转干总不会少我一份。干吗要去入那个团？看我无反应，科长陈荣荪出面直接了当地要我写入团申请书，我只得照办。我看见他在申请书上批写：“请团总支从速考虑”，就拿着申请书走进了局长办公室。不久，局团总支书记就给了我入团申请表。并很快就安排了“通表会”。一般来说，“通表会”后一、两个月上级团委就会批准下来。可是我的足足拖了好几个月。我内心明白这是大姑二伯的事情又发酵了。我根本懒得去问。后来终於还是批准下来了。科长陈荣荪对我稍作勉励几句。沙河所所长、分局党总支组织委员王家其则找我谈话。说加入共青团只是第一步，要不断要求进步。党的大门永远对革命青年敞开，要立志做一个优秀的革命接班人云云。

   但是，投考省财贸干校以数学第一、总分第二的高分被拒在我心中种下的反现实种子竟是如此之深。以致我不为团委批准的消息和王家其的鼓励所动。那时，已开放到税务分局这一级。我是每一期的热衷读者，从那个小小的窗口热切地窥视外部世界。陈荣荪见我经常看得那么细。有次对我说：“嘿！小刘，参考消息只能是作参考一下的呀！”我赶紧点头称是，但心里边则说，这里讲的比报纸真实得多。

   给我最大的思想启迪，是我从中确切获知了“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结构。多党竞选、上院下院、三权分立等。我心中朦胧感到资本主义比修正主义好，修正主义又比社会主义好。我心里有个比方是资本主义好比是街上有几个饭堂，这家“刮拢”(粤地俚语，意为收取高价钱却给低劣食物)你可以去别家。社会主义好比街上只有一家饭堂。你要吃饭非得到它那里去不可。於是它怎么“刮拢”你都得忍受。至于修正主义为什么都比社会主义好，则是因为共产党在说修正主义要把社会主义修到资本主义去。

   但是，我又确认中国绝不会走向修正主义。因为我们党比苏联共产党厉害得多。苏联的十月革命有点象一哄而起，之后只打了几年的国内革命战争。而我们党从北伐、井冈山、长征、抗日到解放战争，打了二十几年，基础无比坚实。死了那么多人才拿到了政权，它怎么可能修正成多党制的资本主义呢？

   投考财贸干校高分被拒，及其后这两、三年的生活经历使我思想产生了巨大的变化。少年时代的理想是做船舰设计师。读数理科极为专心用功，对社会、政治无所关注。怀着少年理想的破灭进入青年时代后整个人简直换了个头脑。心智急速地成熟起来。宏观上对社会现实、政治制度有了自己的思索。微观上对周围的人和事都甚有洞悉力。能够相当准确地判断某个人的社会座标及其意向，和某人言行后面的动机和真实目的。这也就是为什么我能在1971年就能暗中写作“文化革命简析”初稿的原因。这中国第一部三年文革简史竟是出自一个二十来岁的青年人工余之手，而且在问世的时间上远远领先于其他所谓专家学者们的大作。至1980年将它油印问世和1996年收录于文革史论文集之中时，我都再没有对它进行改动。这一方面固然是为了保持其历史原貌，另一方面则是里面的观点看法与我当今的仍基本吻合，毋须删改。

   入团获批准以及王家其的谈话倒是开启了我对另一种人生道路的设想。年仅二十岁的我已认定了共产党制度是个坏制度。因为它把人分成等级，实行政治歧视。而且搞了十几年，人民还是那么贫穷，尤其是农村。我想，今后一方面要继续勤勤恳恳地工作，做出成绩，另一方面也去装个“要求进步”的样子，能入党就入。共产党制度坚如磐石，根本改变它绝无可能。但如果我入了党，能爬上一个县委书记或县长的位置，我一定要在我管辖的范围内施仁政，让人民都能安居乐业。1966年初，郊区税务局团总支改选，我被明显有领导运作痕迹地选为总支委员。这无疑加强了我“伪装积极”，有所进取的信心。

   记得1963年某日广州一中开校会。校长万冀在会上声嘶力竭地说：“现在毛主席党中央指示要大抓阶级斗争是非常英明的。我们学校要培养又红又专的革命接班人，要防止红皮白心的野心家骗取党的信任。”接着，万冀讲了上级文件中所列举的一个典型事例。某大学一个成绩优秀的学生党员、校团委副书记在游泳中溺毙。学校正要给他开隆重的追悼会，这时在他的遗物日记中发现他大量攻击社会主义制度的文字。他并打算继续伪装积极，争取二十年后做到中央委员。在中国实行资本主义制度。据说这个案件对中央震动极大。决心要对大学生进行严格的政治甄别和教育。

   高中时，我被定为白皮白心的学生，并被摈除在大学校门之外。来到税务局后，在这特定的环境中，我似乎变红了。但那只是“皮”红了。我的心仍然是白的。当然，由於我的起点低得多，抱负远远没有那位溺死的党员大学生高。但是抱负的质是一样的。就是伪装忠於党，争取日后能爬上某一领导职位，在自己职位能及的范围里真正为人民做些好事。

   好几次骑单车累了，在小路旁休息，顺便爬上旁边的山坡极目四望。南岭丘陵的余脉郁郁葱葱。一条小溪蜿蜒山谷。大自然是多么美好。(六十年代中的广州郊区还没有象八十年代以后那样到处爆山取石，搞得怪石嶙峋的。)可是，散布绿树葱茏间的竟都是些泥巴房子。我心里不由得深深地叹息。然而青年人毕竟都有开朗快乐的一面。叹息完后我又会高歌一曲。那时最常唱的有三首歌。首屈一指的是李文科的；另一首是马玉涛的；还有一首是胡松华的。我当然认为这些歌的歌词都在粉饰现实。但我还是喜欢它们那宽广的音韵、豪迈的旋律。唱着歌我觉得自己充满了力量。我想，既然廖国雄、陈荣荪等非红出身都还是入了党，做了局长、科长，那只要我努力工作，积极表现，亦会有入党做官的可能。等我做广州郊区的区长，我   文革前夕中国社会是个政治高压、政治迷信极度泛滥的年代。无穷无尽的政治学习、政治表忠对人们的思想进行着强度极高的驯化、奴化、愚化。没有经过那个时代的人--亦即占当今中国社会总人口百分之七十几的人们是无论如何都想象不出那个时代的大痴迷。我那处於萌芽状态中的民主思想不可能与任何人交流，而只能埋藏在自己心灵的深处。文革前中国社会中不满现实的当然不乏其人，但具有较明确、较系统民主思想的人是否存在，我一直怀有疑问。直到三十多年后--九十年代后期看了杨曦光的，知晓了张九龙、刘凤祥、雷特超等人的事迹后，才对文革前中国社会有了更深的洞悉，从而对文革期间反政治歧视、反政治迫害的群众造反运动作正面评价有了更坚实的意念。一定要让农民们都住上红砖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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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老木匠    时间: 2007-10-22 22:43

四、参加黄埔税务所小四清工作组
   
   1965年秋，“四清”运动在广州郊区很多单位如火如荼地进行着。但郊区税务局及其所属的某些税所尚未全面开展。据说在大“四清”进行之前，各单位可自行进行小“四清”。局政治办公室主任李初寿决定在局本部抽调几个干部组成工作组到黄埔税所开展小四清。工作组由四人组成。组长郑厚坤，组员陈耀明、张昌柳和我。

   郑是分局稽查科长。这是个异数。郑本属丁类人员，在国民党时期的税务局干过。丁类人员绝大多数都不可能进入党内，但他竟是个例外。他是怎么会被共产党接纳的呢？根据我几年与之的接触了解，他应并不是充当政治运动的打手，踩着他人的政治尸体爬上去的，而是恭谨勤勉，被共产党用以标榜其宽宏大量、善待旧知识分子的政策接纳的。丁类人员任业务类小官并不奇怪。局稽管科的两位科长，苏智仁、黄继雄都是丁类人员，但他们在政治上明显不受信用。黄为人城府较深，苏则稍较显露锋芒。有次他们三人在政治学习的间休时刻闲谈。政治学习的内容是破除无所作为的思想作风，要树立革命理想，为革命事业有所作为。苏智仁对郑厚坤揶揄地笑着说：“我们都是无所作为的，只有你是有所作为。”黄则在一旁阴阴地怪笑着。郑也颇不自在地讪笑着，以掩饰自己的局促尴尬。那时我虽刚十九岁，但已洞悉苏那句话的弦外之音。他们三人都同属丁类人员，但郑竟可入党。苏对郑的笑话，表面可解释为对郑的赞扬和羡慕，内里则应诠释为对郑的讥讽，甚至还可引伸为对共产党这一政策的不满。苏敢於当着我的面这样对郑讲，一是他摸透了郑性格的温和。二是我那时刚进税务局不久，还没被领导重视，只是个不起眼的孩子。若再过一年，苏断不会这样。

   我在被领导重视、受到政治培养的同时，也就被群众视为有攻击性、会向领导密告他人“错误”言行，踩着别人向上爬者。虽然在税务局三年我没有密告过任何人，但人们持这样的戒备心理是完全正常的。这是文革前连续不断的政治运动，和紧张压抑的社会生活所沉淀出来的；是人们从无数惨痛的事件中提炼出的经验教训。它反映了文革前在“革命歌曲大家唱”的一片热烈表象下，真实人际关系的紧张脆弱乃至恶劣凶险。

   黄埔税所的原所长兼党支部书记潭华是甲类人员。他不幸英年早逝。所里还有另两个非党副所长赖福详、候培坚。这两位都是丁类人员。分局政治办公室主任李初寿认为由於潭华去世，没有得力的领导，黄埔税务所资产阶级思想作风泛滥，甚至有重大政治问题，必须立即进行清理，不能等到大“四清”。

   小“四清”工作组进驻后，按照中共政治运动的固有程序，首先是召开全所三十多人的动员大会。接着就是分组阅读文件、学习讨论、逐个表态。工作组对全所干部进行分类排队，确定哪些是运动的依靠骨干；哪些运动的对象；哪些是中间人物。

   运动骨干和运动对象都由工作组分别召开小会。对运动骨干号召他们首先勇于清理自己的非无产阶级思想，检讨自己思想工作生活中的错误，然后轻装上阵，对所里各种资产阶级思想作风和行为进行坚决的斗争。对运动对象则要求他们认真学习文件，端正思想，不要存有任何侥幸过关的心理。自己有什么问题要主动交待，洗手洗澡，痛改前非，争取党和人民的谅解和宽大处理。除小会外，工作组还找运动对象作个别谈话，进行所谓“政策攻心”，语气和言辞比小会上更严厉些。毫无疑问，被列为运动对象的人们会感受到巨大的压力。

   政治运动的常规战术除此之外还有就是鼓励人们互相揭发。书面和口头都可以。工作组随时予以接待和接受。工作组还组织力量作有针对性的内查外调。调集了好几年的完税单存根，抽出其中有疑问的进行外调。

   我在工作组中只是个小角色。开会时作作纪录。组长或主力组员陈耀明找运动对象谈话时旁听，有时也作纪录。还有一次随组长郑厚坤出差到莲花山外调，因有位运动对象完税单上的缴税人在那里。我们到了莲花山，几经曲折找到了交税者。首联和存根一对，就发现收税者玩了“大头小尾”的做法，贪污了十几块钱。别看小这个数目，那可相当普通人一个星期甚至半个月的工资啊！郑组长喜气洋洋。可以有料向上交差了。说实在的，文革前中共官员的贪污行为与八十年代中期以后的相比真是九牛一毛。这原因当是多方面的。如那时运动连年，官员搞这些名堂的胆量受到控制。更重要的是，严格的计划经济使贪污受贿的渠道大为减少。但是计划经济造成的低效率和大浪费所招致的巨大经济损失是它的官员迫不得已的相对“廉洁”所远远无法弥补的。

   那时我虽年轻，但心里也明白。郑组长只是表面上的运动领导人。真正说话算数的人物是分局政办主任李初寿。黄埔所里要整谁，怎么整，都在他的运筹帷幄之中。经济贪污问题锁定了几个重点人物，但经过内查外调都没有重大斩获。工作组按照李初寿的指示要大力清理腐朽的资产阶级思想作风。其具体内容就是抓住男女关系问题大做文章。据说“乱搞男女关系是资产阶级腐朽思想作风的具体表现”。所里有位名叫颜成杰的助征员与一位干部的妻子发生关系。那少妇是位家庭妇女，比她丈夫年轻十好几岁，就住在税所附近，跟那助征员好上了。经揭发、交待、思想批判的标准过程后，助征员很快被开除了。不过这或许好，因可少受点人格羞辱。另一位中年女干部情况就不同了。她与所里一位男干部发生关系。他们两位的个人生活情况都是与配偶长期分居两地。由于那位女干部出身差(资本家)，批判的火力总是集中在她的身上。机关干部一般不会因男女关系问题被开除，但其代价是无穷无尽的人格羞辱。他们被迫交待发生关系的细节，深挖“乱搞男女关系的资产阶级腐朽思想作风的根源”。他们写了一份又一份的交待材料和一份又一份的自我思想批判。所里还举行了好几次会议，先由她作交待和自我批判，再让群众批判她。据说是考虑到助征员太年轻，抵抗资产阶级思想作风的能力弱，故不要我和所里的几个助征员参加那些会议。

   黄埔税所小四清最重头的戏目是要挖出一个反革命小集团。这个所里丙类人员较多。从市公安系统调来税务局的前干警们，如果是由於政治上有瑕弊而致调职，那大多会安于新的公职。但如果是由於“调皮捣蛋”，与领导关系不睦而致调职，则往往会积累下更多的怨气，在日常工作生活中更显桀傲不驯。
   黄埔所有三个名叫叶洪生、余居智、阮敬荣的丙类人员平时走得很近，讲怪话、跟领导抬杠。潭华去世前就向局里多次反映他们的情况。李初寿决心利用小“四清”好好揭露整治一下这个问题。三人中叶洪生最锋芒毕露，最敢顶撞领导。阮敬荣次之。余居智则较内敛，在叶、阮发难时他多在一旁莫测高深地笑着。李初寿与工作组和所里积极分子研究的结论是，他们三人形成了一个反党集团。其中余居智是狗头军师，叶洪生是急先锋。

   工作组的号令一下，高潮马上掀起。所里的干部看到李初寿亦来常驻，知道重头戏开场了。不但积极分子们大写余、叶、阮三人的大字报，其他人，包括有经济问题的运动对象亦都随着积极分子对三人群起攻之。一时间，讨伐反党、反革命集团的声势铺天盖地而来。余、叶、阮三人被停职专写交待材料。工作组及李初寿一次又一次找他们个别谈话，要他们老实交待各种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行。余居智被判定为这个反党集团的首脑，被置留在所里，不让回家，责令其老实交待一切罪行。

   这时，冬天将至，榨季来临。分局抽调我去做糖寮收税工作。我遂离开了黄埔税所。不久，我听到一个极为令人震惊的消息。余居智跳楼自杀了。据说余已被严密监视。单独关押在一个小房间里，两餐饭由人送去，上厕所都有人跟着。工作组并没想到他会自杀，之所以盯紧他是怕他伺机与叶洪生、阮敬荣两人串通搞攻守同盟。不料余在上厕所时由窗口一跃而下。据说他跳楼时还高叫了一句“毛主席万岁！”

   听到这个消息，我心情十分沉重。太惨了！余居智留在我印象中是一个和善的人。我无法想象一个人就这么简单地死掉了。当时对“四清”运动搞经济问题，我认为还是可以的。但对那样大张旗鼓地揭发、批判男女关系问题我就感到有些怪怪的。我觉得很滑稽，男女关系问题与资产阶级思想有什么相干呢？至於揭露反党集团，则给我敲了警钟。我深知，我其实是对社会现实极为不满的。照工作组整余居智等人那样的标准，我早该列入反党、反革命了。鉴此，我告诫自己，千万要小心，不要暴露了自己的真实思想。

   几个月的糖寮工作结束后回到分局。有次见到沙河税所的一位助征员，她告诉我，那位与王家其冲突的陈干部已在四清运动中被定为混入革命队伍的阶级异己分子开除公职了。我听了心里一沉，不就只是个三青团员吗？我不由得又想到了我的母亲。

   未几，有天又看到一位钟落潭税所的干部站在分局的走廊上，神情十分落寞。我跟他打个招呼，他也茫茫然几无反应。这位干部较为年长。我每次去到钟落潭税所他都对我十分关照，帮我清理一个小房间来睡，教我怎样从深井里打水来洗澡，很有长者风范。我对他也抱以对长辈的尊敬。

   我有点奇怪，回到办公室后问一位干部。那干部说：“你还不知道吗？钟落潭所搞大“四清”。他被清理出来，定为逃亡地主。不但开除公职，还要遣送回乡哩。他来分局大概是办些什么手续吧。”

   余居智的自杀；陈干部被清除出干部队伍；这位干部被遣送回乡，这一连串的消息使我倍感压抑。不错，在税务局这个特定的环境中，我似乎不再是个政治劣等者，但我内心对政治劣等者总有种深深的同情。因为在潜意识的深处，我仍然把自己归入政治劣等类。

五、我做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打手   
   
   如果没有文化革命情况会如何呢？从社会宏观来看，中国会不会成为一个大北朝鲜？从个人微观来看，我能不能实现自己做个共产党好小官的愿望？从研究既成事实的角度出发这些“如果”已无甚意义。文革确实已发生了。中国就是中国，不是另一个大北朝鲜。我还没来得及写入党申请书文化革命就爆发了。我原来设计的人生道路因此而中断。我非但没能成为一个共产党小官，而且渐次成为共产党的政治死敌。但是，这两个角色之间的转换也是有一个过程的。基于前一阶段受领导“培养”的政治惯性，在转换之初我仍身不由己地做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打手，并被群众视为保皇派。

   1966年4月30号，人民日报批的长篇文章发表后，中国的社会生活就急速地坠入了一场大迷乱。五月间，郊区税务局的干部们在政工干部的带头作用下也贴出一波又一波批判和“三家村”的大字报。很滑稽的是，这些写大字报的人们(包括我)，其实都没有看过原著，都是在转抄报纸上的东西。而我则从报纸上批判文章摘录的段落中感受到作者的睿智。比如在“一个鸡蛋的家当”那篇短文中，作者巧妙地用比喻批评了当权者治理国家的颟顸与失败，令人莞尔。基于对农村贫穷的了解；基于内心深处对共产党制度的疑问乃至否定，我对共产党内竟有大干部会发出这样的言论感到惊讶和惊喜，不禁暗中为之叫好。当然，这并不妨碍我也随大流去写大字报批判它。

   六月间情况升级了。中共中央改组北京市委，彭真等大高干倒台。人们不禁为之震动。不知还会发生什么事情。局里的大字报也从思想批判升级为阶级斗争的调门。局党总支和政治办公室还组织干部们举行许多次政治学习会，动员大家起来响应党和毛主席的号召彻底批判吴晗、邓拓、“三家村”、“四家店”等黑帮。

   七月间，社会上不知怎么就一下刮起了“破四旧”的狂飙。令人十分惊愕。星期天回到家里，我那就读广州二十一中高三的弟弟刘国旋回家兴冲冲地跟我讲起他和同学们上街改街名、店名的事情 (我兄弟三个，老二刘国旋、老三刘国铸。彼此年龄都相差两年左右) 我内心对此颇感不以为然。这是不是在胡闹？这街名、地名有必要去改吗？不料事情还迅速发展成对具体个人生活的干涉。有天我经过广州文化公园门前，发现有好几堆人群在争执些什么。我走进其中一堆去看，原来是几个操普通话的学生拦着一个青工模样的人，要剪开他的窄腿牛仔裤。那广州青年操着蹩脚的普通话争辩着。我一向对理大包头、穿牛仔裤者没有好感，但此时则觉得这些学生的作法更令人不能接受。便上前去对那班学生说：“裤管窄一些并不见得就是资产阶级思想。而且现在布票有限。你要他把裤子剪了，他没有布票买裤子穿怎么办？”那几个学生一下楞住了。他们没想到竟会有人出来帮资产阶级生活作风说话。而且还是个操着相当标准的普通话，理着学生头，穿着打了补丁却干净整洁的解放装的十足“革命青年”。趁着这几个学生的愕然，那广州青年赶紧溜走了。我也抽身离去。听见身后那女学生以翘舌音极重的京片子在问其他学生：“这是个什么人？竟敢来阻扰我们破四旧的革命行动？”

   如果说，我在街头以我的本色，干了反对“革命”的事情，那么，我在单位--广州郊区税务分局里就以我的政治脸谱扮演了“革命”的角色。这场“革命”在几个月后被重新定性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於是，我在这场“革命”中的“革命行动”又应重新界定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打手。

   也是七月间，某日，局长廖国雄满脸严肃地召集局本部全体干部开文化革命动员大会。他说这次运动是要破除一切资产阶级思想作风，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把埋藏在我们身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揪出来示众云云。文化革命运动领导办公室由他和局政治办公室的干部黄潜、邹樽端组成。其时政治办公室主任李初寿正外出政治学习未归。

   几天后黄潜、邹樽端召集几个政治积极分子开秘密会议，我是其中之一。会议把局本部的四十几个人进行政治排队，看其中哪一些可能是隐藏的小吴晗、小邓拓、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会议得出结论，排在首位者是稽管科的郭书恒。郭四十来岁，是个丁类人员。郭性格鲜明。丁类人员大都谨慎言行，而郭却口无遮拦。丁类人员对现实都会怀有不同程度的不满，但他们都把这不满埋藏在心中，只有郭不时以玩笑话表现出来。记得有一次在学大寨平整土地的劳动中(那时规定机关干部每星期参加体力劳动一天)，有人谈起某先进人物如何思想、工作都“过得硬”，郭听了不以为然地说：“什么过得硬？我看是过得软！”当即有人对他这种大胆妄言提出疑问。他则巧辩说：“哦，不是。我是说我现在的脚下觉得软。”在粤语中，“过”、“觉”同音。当时刚下了场雨，土地都很松软。於是人们暂时都付之一笑，但这已被某些政治积极分子记入脑中了。还有一次在例行的政治学习讨论会中，人们的发言都充满着对共产党的歌功颂德言。郭竟然摇头说：“嗨，是不是有点不由衷啊！”人们听了都惊愕得冷场几秒钟，然后由另一名叫董其勇的丁类人员打哈哈，其他人亦随之打哈哈把尴尬的场面掩饰过去。

   黄潜提出首先把揭发、批判的矛头指向郭书恒，并说明这是局党总支的决定。可知在这政治积极分子会议之前，局党总支已开过更有决定意义的会议，黄只是传达者而已。

   运动正式开展。我们这几个政治积极分子们都依照运动领导办的旨意把矛头指向郭书恒。局里其他干部一看这阵式都明白，这次运动局领导是要把郭书恒拿出来交账了。一些原来忧心忡忡的丁类人员都松了一口气。大家都不约而同心照不宣地对郭书恒进行无情笔伐。一时间，局里的走廊上贴满了诸如“彻底揭露反党、反社会主义极右分子郭书恒罪恶言论”的大字报。几天之后，郭书恒已彻底变了一个人。非但那常见的诙谐笑容不再重现他脸上，而且面部每一片表情肌都充满了忧伤和惶恐。原来十分丰腴的脸庞和身躯都迅速消瘦下去。经过多次政治运动的他心里明白，这次自己是厄运当头。上头是要把他做运动的牺牲品了。而我们几个运动积极分子则被运动办出红榜列为革命左派，算是一种政治奖励、政治荣誉。

   在这揭发、批判过程中有一个插曲，就是由我挑头把计统科干部张昌柳推上运动对象的地位。张是乙类人员，本不在局领导交账的名单中。张的内心对现实有着强烈的不满，但他绝对不会象郭书恒那样表露出来。张的不满并不是针对制度，而是针对近身的际遇。他是个天分甚高的人。蒙着眼睛下象棋就可下赢许多人。他不屑谄媚奉迎，这在中共机关干部群体中是难得可贵的。这种处世风格使之仕途受阻。在同期参加工作的乙类人员如廖国雄、陈荣荪等都纷纷入党升官后，他还是一介普通干部。说来对他这种人我是应该予以认同乃至钦佩的。但这只是多年后我的思想较为成熟了才具有的看法。

   在运动揭批高潮中，除郭书恒外亦有其他人被波及。如张昌柳写了陈荣荪的大字报。令我不满的是张的大字报中竟有涉及我的意味。我暂时忍着，不料张还有续篇，说税政科里互相标榜之风很盛，有人对科领导处处迎奉，一幅阿谀奉承相。我明白他是在指我。当时未满二十一岁的我的确是年少气盛。勃然大怒之余，回敬了张的大字报。我努力回忆张在日常工作生活中所有可以上纲上线的言行加以揭露抨击。由於我是政治积极分子，有人看到这种情况以为这里面有上头的授意，要多增加一个交账对象，於是也群起写张的大字报。

   回顾我在三年文革中的全部言行，只有这一件是于心有亏的。写郭书恒的大字报，我是应付差事。郭不会怪我，因他知道这是局领导要拿他交账。但张一度成为运动对象则完全是我的所为。张憎恨我亦是顺理成章的。说来在我逐渐被局领导重视并列入政治培养对象以后，局里一些人就对我的态度有了明显的变化。我体会得到在他们表面敷衍的笑容后面是提防乃至憎恶。但是，为了实现我将来能成为一名共产党好小官的设想和计划使我不去顾及这些了。张对我和陈荣荪有双倍的憎恶，故写了明打陈，暗打我的大字报。他万万没有想到因此会遭到我猛烈的还击。

   由於九月份以后运动的转向，无论是张昌柳、郭书恒还是其他被大字报围攻的人都没有真正坠入政治罗网。我不知道张昌柳有没有对他人生道路中的这一事件进行总结。在那种政治环境下，为了生存去应付共产党的指令是可以理解的。但不必要、不应该自行加料地去攻击共产党指令之外的人。否则遭到还击亦有咎由自取的成分。我则对此事件进行过总结。在我离开广州郊区税务局到广州有线电厂后，对厂里只表现积极而不加害他人的人采取宽容的态度。例如有个名叫唐菊宝的生产班长干活十分卖力，又带领全班工友背诵“老三篇”，由此得到领导的赏识。她入党后被提拔为车间主任，由工人编制转为干部编制，再升为任劳资科长。我对她这样的人不抱敌意。我想，既然我对自己在税务局时期只努力工作并无踩人却遭受一些人的暗憎感到委屈，那么此时我就不要去暗憎唐菊宝这样的人物。

六、母亲遭难对我思想情绪的冲击
   
   当我在税务局秉承领导的旨意揭批“反党、反社会主义右派分子”郭书恒时，我的母亲李树勤则在她所在的单位广东茶叶进出口公司茶叶加工厂遭到与郭书恒同样的厄运。

   外公是位地主兼中医。他生了许多女儿。母亲排行第七。由於女儿太多，外公动辄打骂妻子和女儿来发泄心中的烦闷。后来他再娶一房太太生了几个儿子后就更不照管女儿们了。母亲在这种家庭环境中长大，又看见嫁给农户的姐姐们生活十分困苦，於是下决心读好书冲出一条人生之路。初中毕业后她投考成都师范。由於师范不但免学费而且供应伙食，投考者甚多。母亲在八百名考生中脱颖而出，以第一名被录取。师范毕业后母亲还想读大学。亦是由於没有经济能力读一般大学，便去投考免费的中央政治大学。后来还在中央政治大学里集体加入国民党。於是，母亲在政治上有着双料的政治“污点”。一是地主家庭出身，二是国民党员。

   母亲深知自己的处境岌岌可危，故从来都极为谨慎言行。在五七年大鸣大放时，父亲本想响应号召向单位领导提些意见，幸得母亲力阻而未落入右派罗网。除政治上小心翼翼外，母亲工作上亦极为努力。儿时的记忆中母亲总是加班得很晚才回家。多年后，我问母亲为什么那时工作总是那么多？母亲告诉我，为了取得领导的好感，她尽量多承担一些工作。(母亲是茶叶加工厂财务股的头) 而且有时即使不太忙，亦延长一些工作时间。作为一个有政历问题的旧知识分子--丁类人员，在五、六十年代极其严峻的政治气候中，母亲如临深渊、如履薄冰，有着深深的危机感。为了在那险恶的环境中生存下去母亲竭尽了全力。可是尽管如此，尽管母亲的行事风格与郭书恒大相径庭，但还是难逃郭式厄运。这是因为在茶叶加工厂里十几个机关干部中只有母亲一个丁类人员，更何况还有着双料的政治缺陷。厂里没有任何人比母亲更适合于作运动的牺牲品了。

   那时茶叶加工厂的厂长李彬被暂调往省茶叶进出口公司工作。厂长一职由政治办公室主任艾虹代理。在她的主持下，母亲被打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

   当我得知母亲的遭遇后内心掀起了巨大的波澜。使我在单位里揭批反党、反社会主义右派分子的劲头大减。当时社会的政治逻辑是，大凡父母被查出、揭露出有成分问题、政历问题、政治问题，子女都要与之划清界限，甚至要大义灭亲，对自己的生身父母进行无情斗争，以向党、向毛主席表达自己的忠心。当然，这里面除了邪教般情怀外，有时还会有可耻的利益考量。即以向无辜的父母吐口水、扔石头来取得政治命运执掌者的宽宥和接纳，摆脱父辈留下的阴影，另行开辟自己的前途。但是，我天生对这种行为方式极为反感和鄙视。我从来不认为父母有任何原罪，断然拒绝任何以伤害亲情来换取利益的做法。非但如此，我爱屋及乌，从对父母的维护扩展为对所有丁类人员的同情。由此，我不但再没有劲头去揭批反党、反社会主义右派分子，而且对自己前阶段的“积极响应党的号召”感到心亏和后悔。

七、二弟被打成现行反革命   
   
   1965年二弟刘国铸初中毕业时，我父母鉴于我的前车之覆，叫他不要考高中，而投考定向作技工的职业学校。我们兄弟三人中以他的资质最高。父母作此决定说明父母内心的幻灭。他遂考取广州建材职业技术学校。以后毕业了将定向在广州建材系统工作。由於我只星期天回家，与弟弟们接触有限，对其详细情况已缺乏了解，但也约莫知道他在“要求进步”，申请入团。有次回家见到母亲气得在抽泣。原来二弟竟然说母亲是地主，要与母亲划清界线。我听了大为生气，遂训斥他胡说八道。我对他说，你要搞清楚，外公才是地主。二弟说妈妈是国民党员。我说妈妈是在学校集体加入的，有什么了不起？而且妈妈是在一九五五年的肃反、审干运动中已作了结论的。

   这件事使我对二弟很有意见。我想起了高中时期一些出身不好的同学为了入团就把父母骂得一塌糊涂，而且有些还明显是夸大来骂的。我不明白许多同学为何会如此功利，只要利益，不要甚至践踏亲情。如果父母真的是作奸犯科，那当然应大义灭亲。可是，父母只不过是个资本家，或在国民党时期的机关里做过职员，有什么理由要把父母骂个狗血淋头？他们还说这样做是为了争取进步。屁！说得好听。谁不知道这入团是为了考大学多点政治资本？做人要有良心，要有起码的孝道。我是情愿永远不入了团，也绝不骂父母的。

   在得知二弟争取入团时，我已在税务局入了团。但我心里很坦然的是，我丝毫没有骂过父母。我的入团是他们找上门来的。可是，二弟，你为什么要争取入团呢？我心里这么问。你已读了职业技术学校，你又不考大学，何必去做那等事？但转念一想，二弟不考大学而争取入团，这说明他是真正要求进步。可是，什么是进步啊？共产党制度好吗？拥护共产党就是进步吗？我也在要求进步，但那是装假的。我是想以后能作一个共产党好小官，为人民办点好事。可是你呢？你比我小四岁多，你比我少知道许多情况。这个社会制度是不值得真心去维护的。但是，这些话溜到嘴边我又都吞下去了。我只是激烈地责备他不应胡说。

   半年多后，这个争取入团不果的少年人被打成了现行反革命。

   1966年7、8月，广州一些学校的学生在“破四旧”的同时还向本校领导提意见。二弟所在建材学校也有这种风潮。这类意见五花八门。从指责校领导执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到饭堂伙食差什么都有。二弟和一些同学提到学校安排他们太多时间去水泥厂劳动，减少了许多上技术课的时间。(后来我私下向二弟询问，他说真实意见是水泥厂粉尘极大，劳动条件极差，同学们都很不愿意到那里劳动。) 学校领导推说这是市建材工业局的决定。你们有意见到局里去提吧。二弟和几个同学遂拿着大字报到建材局去张帖。这时局里有些干部出来干涉。双方站在局院子里争吵起来。突然一个严厉的声音从办公大楼二楼阳台上传来：“你们为谁造反？你们造谁的反？”众人抬头一看，是局长。局长的威仪是众所周知的。一时间场面安静下来。局长遂又厉声再问了一次。平时就有口吃毛病的二弟结结巴巴地说：“我们-为-为-无产-阶级-造-造反。”不知是二弟在紧张中讲错，还是局长听错，抑或局长蓄意诬陷他，总之，局长听了突然大叫：“什么？你说要造无产阶级的反？同志们，这里发生了严重的反革命事件。这个现行反革命分子竟敢当众呼喊反动口号，造无产阶级的反。还不快把他抓起来。”

   工业局的干部们闻声一拥而上，反剪二弟双臂，按下他的头，就地召开了批斗大会。二弟的同学一看这阵势都吓得作鸟兽散了。二弟奋力争辩，但他结结巴巴的声音淹没在批斗者的吼声之中。有人怒声喝道：“你这小反革命，还不老实！还想狡辩抵赖！”并用力把他的头按得更低一些。批斗了老半天。再把二弟关进一个小房间。晚上，局里几个干部打开门对二弟喝道：“你这个小反革命滚吧！回到学校里老老实实地接受革命群众的批判、监督，彻底改造自己，重新作人。”(几个月后，平反成功的二弟得知那时公安局不愿马上捕人，只是要建材工业局自行对二弟予以监视。)

   星期天回家得知二弟的这个遭遇后，我完全丢掉了从前因二弟要与妈妈划清界线而对他的不满，完全站到二弟的一边，大骂建材工业局领导混蛋。我极力安慰二弟不要怕。我说，没有那么容易就可定为现行反革命的。你的确没有呼喊反动口号。无论他是听错还是诬陷你，总之没有录音机录下来，你就一口咬定你叫的是“为无产阶级造反”。二弟大概是没想到他这个相当“红”的大哥不但没有歧视他，与他“划清界线”，反而帮他说话。从此他对我的态度明显尊敬一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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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老木匠    时间: 2007-10-22 22:43

八、“红色恐怖”来临时的兄弟会议
   
   八月，在各单位内部大搞揭批之时，社会上则由瞎胡闹、恶作剧式的“破四旧”恶性发展为任意入屋抄家、打人乃至殴打至死的“红色恐怖运动”。广州的情况远没有北京那么血腥。抄家的情景是处处可见，但打人至死则少有所闻。其原因是“红色恐怖运动”系以高、军干子女为骨干搞起来的。而广州地区的高、军干子女一方面远不及北京多，且年纪尚幼，多数还在读小学或刚进初中，缺乏暴力行为所需的肌肉力量。(后来我了解到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广州有些高、军干对其子女较有约束。)

   由於抄家风越吹越盛，我对自己的家有所担心，遂发了两封信分别给大弟、二弟，约大家在大弟刘国旋的学校二十一中见面开兄弟会议。兄弟汇集后，我首先对社会上这种任意入屋抄家打人的做法表示反对。我说这是违法的、违反政策的。大弟则说，如果没有办法避免被抄家倒不如自己主动带人去抄，这样还可能不那么惨。他说的亦是实际情况。当时已有许多出身“不好”的中学生这样做。但是我坚决拒绝这种做法。我说我们的家庭根本没有要被抄家的大问题。爸爸妈妈不是地主富农，也不是历史反革命。有什么理由要被抄家？“那如果有人要来抄怎么办？”刚被单位领导扣上反革命帽子的二弟心里相当虚浮，他担心地这样问。我瞪起眼睛气呼呼地说：“不让！凭什么要抄？我们家不是黑五类”。两个弟弟听了不再言语。

   “红色恐怖运动”在官方的默许、纵容下越演越烈。打死人的情况终於也在广州出现了。大弟告诉我，他们学校的红卫兵把附近村子里的老地主富农抓到学校里关起来日夜毒打，不给水喝，两、三天后那几个地主富农都死了。

   二十一中位于环市路北侧。那时市区以环市路为界。路以北就算郊区，已有村庄。当时广州除八一中学外，二十一中就是高、军干子女最集中的学校。故二十一中的红卫兵搞“红色恐怖运动”十分凶狠。
   我问大弟；“人打死了怎么处理？”

   大弟说学校通知淘金坑村的人来收尸。
   “谁来收尸？”
   “听说是地主的儿子。”
   “他有什么反应？”
   “没有。惊惊惶惶的。一声不响地把他老豆(粤语对父亲的俚称) 背走了。”

   沉默。我久久无语。内心充满了对那些地主富农的同情和对红卫兵的痛恨。我想起了我在农村里见过的那些面黄肌瘦、衣衫褴褛的地主富农。我觉得那都是些苟且偷生很可怜的人。如果地主富农真的有什么罪恶的话，那早就在十几年前的土改中被镇压了。能够苟活到现在，想来都是些小地主富农，也没有作过什么恶。但是没想到如今还是过不了“红色恐怖”这一关。

   大弟的态度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他再没有七月间参加“破四旧”的意气风发了。“红色恐怖运动”不但发展至打死“四类分子，还殃及出身“不好”的学生。正式属於“黑五类”)的子女者，固然受尽红卫兵的辱骂乃至殴打，就算象大弟这样的学生也没有好日子过。因为红卫兵们根本不承认他们的家庭出身是“机关干部”。红卫兵气哼哼地说“机关干部是职业，不是成分。老子的爸爸妈妈是革命干部，这才是成分。你们的老爹算那门子的干部？根本就是些伪职员。在国民党的机关、部门里干过事，为国民党效过力。如果把黑五类扩展为黑六类，你们就入围了。”大弟他们不服气。拿出毛泽东的跟他们辩论。因为那本小册子里有一句话是：“职员成分与工人同”。红卫兵骂道：“做梦！想得倒美，还想混充工人成分红五类。那职员是指你们的老爹那种吗？伪职员跟职员不同，懂吗？”

   大弟是否跟我一样，同情被打死的地主富农，我不知道，但我清晰感觉到的是，他十分愤恨红卫兵对出身成分不好的同学的欺侮。不但愤恨，他甚至在试图反抗这种政治歧视。

九、政办主任李初寿的全面出击   

    政治办公室主任李初寿踏着“红色恐怖运动”的节拍回到了郊区税务局，立即在局里搅起新一轮轩然大波。乙类人员廖国雄是按正常牌理出牌者。上级指示要搞揭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他就按惯有章程办事。组织积极分子，定出目标人物，集中火力，一举击倒。可是，这次运动确有点令人摸不着头脑。“十六条”怎么说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那郭书恒式的人物究竟还整不整？

   就在廖国雄举棋不定，等候直接上级的明确指示之时，李初寿却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展开了他的全方位出击。李初寿写了廖国雄的大字报。指控廖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具体罪行有长期以来以业务冲击政治，包庇重用有问题的人，隐瞒家庭政治问题等等。同时，李亦揭批郭书恒这类标准的右派分子。他的火力甚炽，还射向稽查科主办科员朱媛媚。(朱是乙类人员) 指控朱家庭出身地主，是混进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表面上伪装积极，其实内心怀有对党、对社会主义的刻骨仇恨。陈荣荪亦被李初寿揭出是地主出身，其他稽管科、计统科都有人被他的炮火伤及。我对李初寿火力四射并不感意外，但他对廖国雄下手也如此之狠倒真令我惊讶。起码平素我一点也看不出他们之间有什么过节。

   在李初寿强大火力的攻击下，廖国雄迅即败下阵来。他没有作丝毫的还击，其他如平时作风相当泼辣的朱媛媚也没有进行还击。当时我对此是很感困惑的。廖的职位比李高，而且是照章办事，应有上级的支持。李明显是个人行为。怎么上上下下都这么惧怕他呢？

   多年后我再回想起这些才理出了些头绪。没有战功，于共产党建政后才加入其中的人们，系以其家庭出身、个人成分为第一要素。廖、陈、朱的个人成分都是学生，而李是工人。廖的家庭出身是自由职业(李初寿暗指他对此有所隐瞒，即廖的家庭出身会比自由职业更糟。) 陈、朱是地主。而李初寿的家庭出身是贫农。在共产党的政治出身光谱中，李是红彤彤的，廖、陈、朱，尤其是陈、朱则相当灰暗。尽管陈与李平级、廖比李高一筹，但他们心里都明白，自己与李初寿相比有着决定性的先天不足。尽管廖、陈、朱都凭着积极表现得以入党做官，但其内心总不象李初寿那么踏实，那么有恃无恐。在李初寿的面前，他们都自觉矮了一头。故在李初寿的攻击面前，他们都不敢回击。因为一个家庭出身贫农、个人成分工人，身任政治办公室主任的人，无论从那个角度着眼，都是无懈可击的。当然还有可能是，十几年在共产党圈内的摸爬滚打，使之城府更深。你李初寿就能决定一切吗？我们不跟你争一日之长短，以防言多有失。就让你暂且威风去，日后定案处理时我们再对上级申诉不迟。

   李初寿旋风卷起后，我的情绪更加低落了。我不但因为母亲遭难使我对揭批反党、反社会主义右派分子持消极态度，还因陈荣荪、廖国雄相继垮台而心境紊乱。我是廖的妻子介绍进税务局的。陈是我的直接领导。潜意识中我不愿意他们被李初寿整垮。对李这种人我是最没有好感的。我知晓他们是一群专门整人的人。文革之前我在家里就曾听见父母小声谈及他们单位政治部的人如何对他们另眼相看，由此种下我对政工人员的厌恶。到了税务后更直接感受到政工人员是什么角色。

   由於李初寿的大动作使廖国雄从运动的领导者变成了运动的打击者，郊区税务局的文化革命领导班子也就算垮了。郊区党委闻讯派了个工作组到郊区税务局来主持运动。工作组并没有发动局里的机关干部进一步揭批被李初寿攻击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廖国雄，只是召集了好几次运动积极分子秘密会议。我是参加者之一。工作组总是说对党的干部要慎重，先整理材料，摸清情况云云。我隐约感到工作组似乎并不大认同李初寿对廖国雄的揭批，它是在搞拖延战术。实际上运动该怎么搞他们心里也没有底。

十、对“鬼见愁对联”的憎恨与暗击

   九月，红卫兵的大串联从以北京为目的地演变为以各省会为目的地。广州市委号召广州要作好接待十万红卫兵的准备。我被抽调到郊区党委统一的接待工作组。工作组在沙河五仙桥找到一家停办的工厂，利用它的厂房和办公楼作红卫兵的住宿处。

   对被抽调去做这个工作我是很高兴的。因为我已十分厌倦局里充满诡秘的紧张气氛。被安排来郊区住宿的都是中学红卫兵。他们一批一批地到来，又一批一批地离去。我很羡慕他们，真希望自己小两岁可以跟他们一样免费乘火车到处去串联。

   串联的红卫兵带来了许多各地的传单。其中一些传单引起了我的注意。它们的内容都是为一副对联叫好。对联是“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横批是“绝对如此”。我看了，内心立即激起极大愤慨。后来又发现有传单对“对联”提出少许批评，说“绝对如此”应改为“基本如此”为妥。

   我在接待工作的空隙时间里故意跟一些红卫兵聊起关于“对联”的问题。多数红卫兵对此都没有什么明确看法。我很失望，他们都太小了，有些还是初中生，无非是趁机到“祖国南大门”来玩玩而已。只是有一次几位来自北京的高三学生给了我明确的回复。他们说当然是“绝对如此”！我说不对。党不是一向都教导我们青年说“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吗？党的阶级政策是“有成分论；不唯成分论；重在政治表现”。
   北京高三学生说：“错了，你受了修正主义思想的影响。你讲的是彭真搞的那一套。重在表现，实质上是重在表面。许多出身不好的狗崽子伪装积极，就是利用重在表现来骗取党的信任......”

   短暂的辩论很快就结束了。在那个大疯狂的时代，我所持的观点绝对处於下风。为了不成为批判的靶子，我把话题转到徵求他们对接待工作的意见上。至此，我明白了这几个星期天弟弟回来家里神情为何总是那么沉郁。二十一中高干子弟云集，弟弟这类出身的学生一定受到很大的精神压力。那几个北京学生看来还不象是高干子弟，而且是在对着一个接待站的工作人员，就表现出那种政治歧视感，那么二十一中的高、军干子弟们的气焰就更可想而知了。

   传单愈来愈多，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三论无产阶级造反精神万岁”也有了。在我看来那“三论”完全是一片疯狂的政治叫嚣，令人作呕。不过最直接了当把出身不好的青年打入政治地狱的还是那副对联。夜深人静久卧难眠之时我反复嘴嚼着北京学生的说法。的确，他们讲的还是有些道理的。我不就是想利用共产党的这个重在表现的阶级政策企图得到培养吗？不过，在出身不好的青年中能有我这样想法的人应该是极为罕见。其他的无非都是希望通过积极表现来改变一下自己的处境而已。摈弃重在表现的政策，将使成千上万出身不好的青年毫无前途可言。何况现在更严重的现实已不是前途不前途，而是出身不好的青年将深陷政治歧视的深渊。

   后来还有增补，那副“对联”被简称为“鬼见愁”。意思是只有“鬼”--“牛鬼蛇神”见到这副对联才会发愁。或者说，不满意这副对联的就是“鬼”。我愤怒万分。我反对这副对联，但我不是“鬼”！哪个是“鬼” ？那些发明、赞成这副对联的家伙才是鬼，才是恶鬼；才是搞现代政治种姓制度的恶鬼。
   我虽然在机关，不在学校，并没直接感受到出身歧视的巨大压力。但两年前投考省财贸干校高分被拒的经历使我刻骨铭心。我认为此时我未直接遭受歧视只是偶然。并对社会上成千上万“黑五类狗崽子”的悲惨遭遇深有物伤其类、兔死狐悲之感。

   我心中在怒斥：老子英雄儿子未必是好汉，老子反动儿子也未必混蛋。况且，你们的老子就真是英雄吗？你们的老子打赢了国民党，夺到了政权，从这个角度来看你们的老子是英雄。可是他们治理出了一个怎样国家？只须到离大城市几公里的农村看看，那里的农民过的是什么生活？就算城市里又如何？每月每人定量吃几两油、一斤肉。家家都住得象狗窝。我父母是机关干部，一家五口住二十几个平方。旁边那户工人更糟，一家四口全挤在一间十来平方的房间里。这就是你们老子的业绩。至於那些地主富农反革命就真的都反动了吗？地主富农过去有剥削农民的行为，但他们早已自食其力了，而且非常顺从，在农村里任从使唤，还反动什么？国民党历史上腐败无能，所以垮了，跑到台湾去了。留在大陆能活到现在的，都是顺民，否则早在镇反时被杀了。还有象我二伯那样的，不但不算反动，而且很有血性，根本就是个小民族英雄。

   你们这些发明、宣扬“鬼见愁”的混蛋，你们算是他妈的哪门子的好汉？你们仗着你们的老子作共产党大官，就耀武扬威趾高气扬，歧视欺侮我们这些所谓出身不好的人。你们打的是无产阶级旗号，搞的是奴隶制。你们是贵族，我们是奴隶。你们这些王八羔子读书不行，却说学校用分数卡你们。其实学校对你们已经非常优待。学校卡的是我这样的勤奋学生。无论我们分数多高，都被卡死。你们简直是要学校完全取消分数，让你们这些又蠢又懒又狂的王八蛋躺着就可以进重点大学。而且，你们根本不是人。你们是凶手暴徒。你们任意把善良的人民殴打致死。你们是杀人犯、禽兽。我愈想愈气，怒气冲天。干脆不睡了，翻身爬起来，找出笔纸把满腔怒火都倾泄在纸上。天亮了，我把纸藏好。到晚上关严接待室的门窗，用复写纸抄了几份。我知道这事非同小可。遂戴上手套，歪歪斜斜地改变笔迹，用的是没有任何标记的白纸。第二天向接待组长打个招呼，说有点事出去一会。骑上单车，离开沙河直奔东山，分别在几个不同的邮筒投入几封分别寄给清华附中、北京101中学等几间学校红卫兵的信。

   信寄出后，我感到心中总算出了一口恶气。让那群不可一世的王八蛋看看，并不是所有的人在他们的气焰面前都吓得大气不敢出。我甚至想象那群共产党高干子弟红卫兵们在看到我这封信后暴跳如雷、狂呼乱吼，但又无从找到写信人来打骂出气的丑恶模样。我不由得笑了，笑得很开心。去告官吧，去公安局报案吧，去查吧。笔迹变了，指纹没有，白纸一张，又不在沙河投邮，查个屁！

十一、令我极为惊愕的党的干部斗党的干部


   如果说，局政办主任李初寿回局后立即全面出击，而且把主要矛头指向局长兼局党总支书记廖国雄已令我惊讶不已，那么更大的震撼还在后头。

   七月间，几在局文化革命领导小组组长廖国雄召开了局本部文化革命动员大会的同时，共产党广州市郊区委员会(简称郊委) 也召开了全体郊委直属机关的干部大会。动员全体干部勇于投身到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文化革命中去。大会的主持人是郊区副区长兼郊委副书记方纯仁。他是位南下干部，河南人，相当胖，半秃顶。样子极象九十年代海外华文报纸照片上的台湾行政院长郝伯村。他当时给我的感觉约五十多岁。他有一位秘书，国字脸，白净面皮，普通话字正腔圆、抑扬顿挫。他对方纯仁表现极恭，先作开场白后，再稍作搀扶态，请方书记作报告方，并给倒上一杯茶。

   不久，郊委又举行了一次批判大会。会议主持人亦是方纯仁及其秘书。被批判者是郊区商业局的一位副局长。此人是个瘦瘦的半老头。不象是个副局长，倒象是一个杂货店的老店员。他很镇定。在会议主持人讲完话并喝令他交待问题时，他走上台去，先给自己倒了一杯水，再慢条斯理地检讨自己各种工作中的错误。未及，一声怒吼打断他的发言。方副书记的国字脸秘书对他喝道：“休要避重就轻、蒙混过关！站到一边去，听听群众的揭发批判吧！”

   接着几个发言者轮流上台去对他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各种言论进行了声色俱厉的揭发批判。

   九月，我还在接待站工作，突接到通知，明天郊委举行干部大会，内容重要，务必准时参加。

   这次会议没由方副书记及其秘书主持。讲话人是郊委第一书记(忘却其姓名)。他的讲话内容大致是说郊区的文化革命在郊委的领导下基本是健康发展的。各单位的运动都取得了一定的成绩，挖出了一批暗藏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小三家村、四家店。但是在运动中有人背着郊委另搞一套，给运动设置障碍阻力。而且这个人本身就有严重的政治问题，是个混入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云云。他讲完话后，有人立即大喝一声，把这个阶级异己分子拉出来示众！接着好几个声音此起彼伏地响起；“方纯仁，方纯仁，出来！出来！”坐在前排的方纯仁慢慢地站起来，艰难地把他的胖身躯挪向讲台。我惊愕地张大了嘴巴，久久都合不上。我感觉开会的有许多人都跟我一样，因为会场突然变得鸦雀无声。情况变得太快了，令人无法跟上。前不久还是党的化身，运动的领导人、指挥者，怎么一下就从云端坠落深谷，变成了运动的打击对象？

   有人上台发言，揭露方纯仁如何给运动定调子、划框框，企图把运动引入歧途。这时又有些人高叫把某某也揪出来示众。在一片吼声中，方纯仁的国字脸秘书缓缓走上台去。途中还有人推了他一把。当他转过脸来时，我发现那本来就相当白净的脸皮更加一片苍白。

   人们一个接一个上台揭发批判他们，中间还夹有口号声。就象前不久方纯仁指挥揭批商业局的那个副局长那样。有人发言涉及到方纯仁的政历问题。说抗日战争时期他曾在维持会中干过事，根本就是个汉奸。后来混进革命队伍，从来没有向组织交待过自己的问题。现在他破坏文化革命是他反动本质的必然表现。最后是郊委第一书记作总结发言。说揭发方纯仁对运动的干扰破坏，搬开这个运动的拦路石，尤其是揭露了他的反动本质是毛泽东思想的又一伟大胜利云云。

   方纯仁从云端坠落深渊使我联想到沙河所陈干部和钟落潭所的那个干部。我深感共产党对政历问题是看得何等之重。内心深处不由得又为母亲担心。

   方纯仁事件当时虽令我惊愕不已，但不久就淡忘了。因为有更多令人更震惊的事件接踵而来。直到五年之后--1971年，我暗中撰写，回忆自己文革中的所见所闻时才再想起了它。我写到各省市党委为了向毛泽东交账，都狠着心仿效中央把一些本地的大学领导和省市委的宣传部长推出作运动的牺牲品。如广东省委把中山医学院院长兼党委书记柯麟打成黑帮；把广东省文革前所有“封资修”的罪责都推倒省委宣传部长王匡的身上。(其实文革前广东和全国一样都左得不能再左，红得不能再红，哪有什么“封资修”？) 广州市委则搞出了个替死鬼市委宣传部长王澜西和一个中学校长蔡三坚。由於郊区太小，我没有把方纯仁事件罗列其中。

   又是三十几年过去了，我在写这篇“心历路程”时再回忆起它，又多了一层感受。

   现今许多人评述文革，都把干部在文革过程中受到冲击的账都算在造反派身上。姑且暂不探讨干部阶层就其整体而言的本质致受群众冲击是否理所当然，即使是从事实来看，党的干部在文革中所受冲击亦远非象目前流行的看法--全系造反派所为。造反派产生于1966年深秋初冬。我的这篇“心历路程”此时写到1966年9月，造反派还没有影子，而许多党的干部都已遭殃了。中央有彭罗陆杨、北京有吴晗、邓拓，广东有王匡、柯麟、广州有王澜西。这些都是上了报纸的、知名的，其数量有限。而那些诸如郊区税务局局长廖国雄、郊区商业局副局长、郊委副书记方纯仁之类不知名的，没有上报纸的，其数量该有多少呢？廖、方一类共产党干部的遭难究其内里会与王匡、王澜西等不同。他们并不是被同级党委推出来向毛交账。他们离权力中枢太远，还没有作交账物的份量。他们的遭难是干部内部权势斗争所致。李初寿要搞垮廖国雄，郊委要搞垮方纯仁。干部之间要搞垮对方，最可作为杀手锏的武器并不是对方的工作中错误，而是出身和政历问题。乙类人员廖国雄不可能有政历问题，李初寿就在他的出身上作文章。揭发方纯仁的工作错误只是虚晃一枪，真正能置其于死地的是所谓汉奸问题。
   一场空前绝后的社会大波平息以后，曾遭难的党的干部绝大多数都官复原职。(从七十年代末的政治甄别标准来看，方纯仁的汉奸问题亦当不能成立。)他们不以此为满足，他们还要控诉、诅咒、要发泄心中的怒火。但是在宏观上他们不敢诅咒发动文革者。在微观上，廖国雄不会控诉李初寿；方纯仁不会控诉从前郊委的那班同僚。他们要咒骂只会去咒骂该死的造反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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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老木匠    时间: 2007-10-22 22:44

十二、大浪掀起前的平静
   
   1966年10月跟前面三个月相比是个相对平静的月份。七月中学生“破四旧”的风潮早已平息；八月高干子女红卫兵的“红色恐怖运动”狂潮也已退去；九月大串连热度渐减；从七月迁延到九月的各单位内部从揭发、批判、揪斗反党反社会主义右派分子到共产党干部间的内斗亦呈胶着混沌状态。

   10月初我从接待站调回了郊区税务局。我发现局里走廊的墙上虽还有大字报，但都是旧的。李初寿攻击廖国雄、朱媛媚等的动作暂停了。运动初期的头牌反党反社会主义右派分子郭书恒似乎已被遗忘。郊委再也没有召集过什么会议。运动好像业已终止。人们都按照原有的节奏工作着。

   可是，运动明明没有结束。街上可以看到报道外省运动情况的传单。什么武汉“九.四”事件、贵阳“九.七”事、湖南省委书记张平化“九.二四”抓黑鬼的动员报告等满天飞。中山大学、华南工学院里大字报很多。传出许多消息。如中央在十月初已批转军委总政、陈伯达在中央十月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等。这些情况表明运动并没有结束。

   确实，在人们的潜意识中运动是还要继续下去的。因为事情总不会这样闹乎一阵就不明不白地告吹。起码，八月间公布的“十六条”就说过“即使真正的右派分子也要放到运动后期酌情处理”。郭书恒算不算真正的右派分子？按照1957年的反右标准他必算无疑。可是他还没有被处理，这证明运动后期还未到。郭书恒虽然不至象七月间那样面色苍白形容憔悴，但仍十分沉默寡言。与昔日的快人快语、玩世诙谐判若两人。人的性格是最难改变的，何况是四十多岁的中年人，一切都早已定型。郭书恒这等神情说明他内心仍存有巨大的压力，在等待着最后的命运裁决。有时我发觉稽管科长苏智仁等在悄声议论什么，我走过去后他们就中止了。我推测他们一定是在议论运动的事，但不想让我听到。

   我觉得，不但普通的机关干部，就算李初寿、廖国雄和郊委的书记们，乃至更高层的领导干部都在观望着什么、等待着什么。他们期待上头有较明确的指示，运动该怎么继续搞下去。

   星期天回家，在路上发现有些红卫兵戴的袖章已不是红卫兵三个字，而是“红旗”、“东方红”之类。这也是红卫兵吗？怎么袖章上没有红卫兵三个字？而且这些年青人从身材相貌上来看都不是广州本地人。要么是北方南下串连的学生，要么是本地大学的外省籍学生。出於好奇，我有次特意跳下自行车，推车走近他们身旁，发现他们袖章的红旗两字上面还有两个小字：北航。看来是北京航空工程学院了。

   回到家里，大弟国旋也回来了，我向他谈起这些情况。他说：“这些红旗红卫兵好像跟“鬼见愁”对联红卫兵的观点有些不同。我到中山大学见过他们一下。他们说毛主席从来没有说过只有红五类才能参加红卫兵，只要忠於毛主席就都可参加。”

   “可是就算你要求参加，红卫兵也不接受你们呀！”我颇感疑问地说。

   大弟说：“我也是这样对红旗红卫兵讲的，可他们说，不让你们参加，你们就不能自己组织一个吗？”我听了颇感意外。自己组织？那还算是红卫兵吗？大弟说：“他们说当然算。做一个红卫兵不需要什么人批准，只需要毛主席批准。伟大领袖毛主席批准所有忠于他革命路线的青少年学生成为红卫兵。”

   ……高中毕业被打入政治另册，我认为这就是毛阶级斗争论的产物。农村那么贫穷，也应是他的责任。前一阶段高干子女红卫兵疯狂虐杀黑五类就算他没有指使也有纵容。我对学生们那么热衷见毛感到无聊无稽。不就是个大肥佬吗？做过什么好事？有什么好见的！还激动得大流眼泪，真是莫名其妙！舍得做！(这是我祖籍武汉地区的一个俗语，意思是矫情作秀。)

   现在我作这样的陈述，恐怕有人会认为我是在杜撰。因为这太不可思议了。在那个大痴迷的时代，怎么会有这样思想的年青人呢？然而这的确是事实。那时我对毛的有限否定(1968年夏秋后，我对毛彻底否定了。) 除源于我文革前的个人际遇外，还来自我较特殊的个性。世间大多数人都不同程度具有膜拜权威的倾向。而我生性不膜拜任何权威。当年的青年人都对政治“救星”顶礼膜拜，当今的年轻人则疯狂追捧影星、歌星、球星。当年的景况还可部分归结于国家政权的强力洗脑灌输，而今的景况则主要来自年轻人自身。媒体的诱导与国家政权的强力洗脑相比力度还差得太远。作为当年的青年，我不膜拜“救星”。如果我是当今青年，也绝不做追星族。现今，许多来到海外的民主-人权人士都皈依了耶稣基督。而我绝不崇拜任何宗教权威，不管它是上帝、还是佛祖或真主。

   不过，听了弟弟的话，我心里还真泛起对毛一些前所未有的好感。毛主席指示出身非红五类的青年学生都可以组织红卫兵，这实在是对千千万万大弟这样的青少年学生的一大政治解放。我虽然没有直接受益，也间接受益了。而且关键还不在於我个人是否受益，在於它将打破高干子女红卫兵气焰万丈的血统高贵感、出身优越论。八月份以来，尽管我在单位里是政治积极分子，但社会上对出身“不好”的人的虐待乃至残杀给我无形的巨大精神压力。我没有因为我暂时的积极分子地位忘掉自己的真实身份。我内心深处总与那些受虐遭难的政治劣等者认同。

   不过，我还是有很多疑惑。北方来的红旗红卫兵的说法令人想起文革前共产党标榜的阶级政策：有成分论、不唯成分论、重在政治表现。可是这个政策不是已被指为彭真的修正主义而遭批判了吗？忠於毛主席？谁都可以说自己忠於毛主席。那些高干子女不就说自己是最忠於毛主席，要做毛主席的红卫兵吗？至於毛主席革命路线，什么才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呢？

十三、大浪掀起，我无可奈何地成了保皇派   
     
   1966年11月中旬开始，群众性的、不直接接受任何官方操纵的文革大波终于掀起了。群众真正敢动起来的关键在於11月初公开发布了。这个中央文件不是由党组织内部层层下达，而是迅速直接公开张贴。学生组织--新成立的红旗红卫兵更把它大量印发，广为散布。一些学校的广播器里反复地广播着文件的内容。

   文件中最关键的语句是：“对於文化大革命中各学校、各单位编写的整群众的档案材料都应宣布无效，全部清除，一律当众焚毁。”类似的语句在一个月前中已载有。但那常被理解为只对军队院校而言，不适用于一般学校和单位。这次则明确有广泛的适用性。

   群众“蠢蠢欲动”了。有些胆子大的人开始向单位领导或文化革命领导小组询问，我们单位的材料怎么处理？但这往往不是那些最直接的运动对象。如郭书恒就没有去问。倒是某些运动的边缘人物首先出头。文化革命领导小组先是推脱着、应付着。他们希望能得到上级在这方面更明确的指示。是否真的一风吹？是否需要复写一份存底？“十六条”有讲；“真正的右派分子留到运动后期酌情处理”，如果把前阶段揭发他们的材料都烧了，那以后到了要“酌情处理”他们时根据何在？

   我不知道在这方面上头有没有明确指示。但记得有一天，我因事进入政治办公室，发现黄潜等人在抄写什么东西。看那一叠叠的纸，很象是前阶段的揭发批判材料。见我来到，他们迅速把纸遮盖起来。政治办公室是单位的要害部门，平时均非请莫进、闲人免进。运动前我几乎没有进去过。而这几个月来，我是文化革命领导小组倚重的运动积极分子。经常被叫进政治办公室商讨事情，无形中就淡忘了这一潜在的规矩。

   大约是11月下旬，黄潜主动与局里的干部们商议公开处理前阶段的运动材料。一天，黄潜、邹樽端把一叠叠材料拿出来，说处理前请大家过目。有人问：“就这些吗？听说有的单位把材料复制转移。”黄潜说“我们这里绝没有这种事情。”我不禁想起前不久在政治办公室看到的一幕。当然，我没有出声。我并不能断定黄潜他们那是在复制。而且就算假定是，可又怎知转移到哪里去了？黄潜为人较平和，即使复制那也一定是听上级的指示。於是我选择了沉默。一会，黄潜建议大家派出几个代表跟他一起到下面伙房里烧毁这些材料。

   那些天里，我感觉到局里人们常在互相串连商量写什么，但没有人找我。有天早晨上班，我惊奇地发现人们一下都戴上了红袖章。记忆中最清晰的是我们税政科旁边的稽管科干部几乎都戴上“红色战斗兵团”袖章。其他几个科室的干部也都成立了组织。动作最迟缓的是我们税政科。不过，未几蒙兆云、周以传、黄惠玲分别被群众组织吸收，只有陈荣荪和我落单。陈是中层干部，没有组织要不出奇，而我无人问津则十分核突。很快，我感受到一种无形的压力。人们都纷纷加入了群众组织，我孤孤单单地没有着落，这说明了什么呢？说明了在前阶段运动中我那积极分子的身份给人们留下了很不好的感觉。但是，我仍然有所不解。积极分子并不止我一人，为何其他积极分子，如秘书科的唐明桂就不至落到我这样的地步呢？多年后我回想起当时的这些情况，才明白唐明桂他们的政治敏感性、灵活性远非我能及。从年龄阅历上来看，我还是个少不更事的小青年。至於为人处事的灵活与权谋更不能与之相比。唐明桂他们敏感到运动方向发生剧烈的变化，立即调整自己的方针策略。他主动地联络一些人成立群众组织，从而使自己不至陷入难堪的境地。

   不久，黄潜、邹樽端和局里仅有的一名武装干事(他的办公桌也设在政治办公室里面)成立了一个组织，(我已忘却这个组织的名字)邀我参加。局里的几个群众组织都可自称为造反派，唯独黄潜的这个组织在所有人的心目中非但不是造反派，而且是百分百的保皇派。因为它绝对无反可造。都曾经是整人的人。我若加入进去，一方面强化了它的保皇色彩，另一方面也使我更清晰地涂上保皇分子印记。说实在的，我内心很不愿意加入他这个组织。但是，我不好意思拒绝。黄潜大概是中共政治系统中少见的性情平和者。他与李初寿一样都是从年青的勤杂工提拔起来的政治干部，但他明显没有整人的嗜好和获取更高职位的心思。他作事都是上情下达，并不加码。另一方面，这几个月来与他关系也确较密切，要一下拉下脸来不理他，还真作不到。於是，我无可奈何地加入进去，成了保皇组织中的一分子。

十四、令我惊讶的批“资反线”热潮

   材料烧了，群众组织成立了。街上热火朝天，传单满天飞。上面有中央文件，毛和中央文革成员陈伯达、江青、康生等的讲话。所有这些都把6月至8月在学生、群众(普通干部、教职员、工人) 中抓反党、反社会主义右派分子的做法称之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广大群众被反复告知：这条路线的制定者是刘少奇、邓小平。执行者是各省市、各单位党委，工作组、官办文化革命委员会、文化革命领导小组或文化革命运动领导办公室。毛主席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毛主席所制定的革命路线是整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绝不是整群众。中央文革号召群众起来造“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反，批判党委、工作组所犯的方向路线性错误。并要求各级党的领导认真接受群众的批判。

   世界骤然翻转了。十七年来，中国已巩固地建立了一个明确的政治程式。就是从省市到各单位的党委是共产党领导的具体体现。党委书记是党的人格化身。曾几何时，就在九年前的反右运动中，多少人就仅仅是对本单位党的领导提了点意见，就被划为右派分子，深受肃整并累及亲属。现在毛主席的党中央竟说各级党委都犯了大错误，还号召群众起来批判它，实在是不可思议。

   1966年12月是一个群情激奋的日子。人民群众从来没有象这样扬眉吐气过。那情景是以前做梦都不可能梦到的。党的书记们从来都神圣无比。他们总是绝对正确、满脸严肃。群众总是匍伏在他们面前，听从他们的教诲、指挥。现在一切都难以想象地颠倒过来了。他们被党中央宣布做错了事，诚惶诚恐不知所措之至，他们无可奈何地对群众认错，接受群众的批判。看到这些情况，我深为惊讶，也从中体会到原来群众心中隐藏有这么多的不满情绪。

   局里开了好多次批判会。被批判的是局长兼局总支书记廖国雄和政治办公室主任李初寿。他们两个的批判会是分别召开的。批判李初寿的火力明显比批判廖国雄的要猛烈得多。

   廖国雄承认他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把群众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表示向受迫害的群众赔礼道歉。当时廖国雄只是把郭书恒拿出来交账，对此人们心里都明白。由於廖的打击面不广，民愤也就不深。批判火力的强度有限。更何况廖整郭书恒只是7月间。8月李初寿回局以后，就把郭书恒、廖国雄一起干掉了。从那时起，自身不保的廖国雄就再也没有整群众了。

   李初寿则大相径庭。本来，李初寿只是政治办公室主任，属中层干部，不是当权派。按规则，他不在接受批判的序列。但是，他的民愤太深了。他不但攻击了廖国雄，还打击了朱媛眉等一般干部。即使暂未被他攻击的人也把他视为极端可怕、可恨的人物。他随时会抓住某个人家庭出身、个人成分经历方面的问题或疑点大做文章，或把某个人日常工作生活中的言行无限上纲，得出某人对党、对社会主义刻骨仇恨的结论。虽然自己这次没有挨他的棍子，但难保哪天会被他打入十八层地狱。于是，局里大多数人都一致违反规则把他推上批判台。在那个风云激荡的一片纷扰的岁月里，对这一违反规则的做法，既没有高一级的权威去纠正，李初寿自己也无力抗拒。由於李初寿承受了群众批判的主要火力，廖国雄就相对轻松许多。

   批判李初寿的会议进行过多次，气氛一次比一次火爆。虽然一直都没有任何体罚。只是叫他微微低头站在台上，但群众的吼声却震动屋宇。看到此情景，听到这吼声，我心里都相当震动。原来我内心深处已感觉群众对政工人员没有好感，但积怨如此之深、火气如此之大亦是始料不及的。

   人们已不感兴趣听他的自我批判和赔礼道歉。人们除了大声打断他的话、还汹汹地追问他为何要迫害自己。在这一片吼声之中，李初寿总是拉耷着脑袋一言不发。迫害别人是中共政工干部的职业习惯、职业需要，当然也与他个人暴戾的性格有关。但是，李初寿可能这么说吗？

   看着从前颐指气使的李初寿落到这样的地步，我不由得想到母亲的情况。茶叶加工厂把母亲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右派分子的政办主任艾虹也有这样的下场吗？星期天回家我问母亲。根据母亲的描述，我推测艾虹所受批判大概与廖国雄相当，或者比廖国雄还轻。因为整个茶厂就只整了母亲一个。工人基本没有触动。干部只有十几个，其中近半是艾虹的班底。因此批“资反线”就轻描谈写地虚晃一枪过去了。我听了心里老大不舒服。太便宜她了。如果能让她象李初寿那样挨吼该多解气。

   不过，李初寿竟遭到如此激烈的冲击，又使我心中有隐隐的不安。要知道，并不是一切恶事都是李初寿一人做的。我们这几个运动积极分子实际上都是帮凶，都是“资反线”的打手。说到挨批挨吼，我们也该有份。总算靠了“十六条”里不准群众斗群众的规矩，起来造反的人们终究没有把怒火喷向我们。

   有次我因业务问题去到分局近旁的沙河所，发现所里在开一个很奇怪的会议。如果是业务会议，则气氛不至如此凝重。如果是批判会，所长王家其又不在场。我不由自主地借故停下来听一听。不听则已，一听大吃一惊。原来开的是帮助会。(这个名称是我事后听说的)

   沙河税务所有四名(三女一男)助征员。其中两个名叫杨有坚、李惠莲的女助征员是所长王家其的亲信。两人在王家其的栽培下都入了党。两人虽以王为靠山，但行为方式却有区别。李较内敛、杨则十分张扬。仗着有王家其这个大后台对所里干部态度踞傲。毫无疑问，前阶段运动中杨、李都做了类似我的角色。

   人们一个接一个地发言，批评杨日常的言行作风。语气措辞虽不至象批判会，但火药味是明显可闻的。杨伏在一个办公桌上用笔记录着。偶尔抬起头来反驳两句，结果招来更激烈的语言。

   离开沙河所后，我立即想到我自己。下面会不会轮到我面临杨有坚这样的局面呢？毫无疑问，我在文革领导办的指使下带头写围攻无辜群众的大字报，做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黑打手。此时被群众“帮助”一下也有可能。那些天我心怀忐忑地等待着。幸好这种事情始终没有发生。但是，我从一些人眼神中的冷漠乃至火气也明了许多群众对我的憎恶。

   对李初寿的批判并没停留在8、9月他执行“资反线”的错误。群众很快把账算到“资反线”之前。一天，我突然听到走廊上人声鼎沸。出去一看，原来是黄埔税务所的造反派组织特地到分局来揪李初寿到黄埔所接受群众批判。事后我听说那个批判会比局里的还要火爆得多。当然，打是没有的。但造反队员们把桌子拍得震天响，指头几乎戳到李初寿的鼻尖上。人们控诉李初寿1965年在黄埔所搞小四清时实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疯狂迫害群众。把无辜群众打成反革命集团。逼死了余居智。三人反党小集团的幸存者叶洪生、阮敬荣此时是黄埔所造反组织的骨干成员。他们提出一定要为余居智平反昭雪。

   有次，分局和几个税所的造反组织共同在分局举行批判李初寿的会议。会议结束后，太和税务所的干部梁明夫和魏淑卿(女)再找李初寿个别谈话。由於他们的谈话地点就在我办公桌旁边，故我了解他们谈话的全过程。

   与批判会大吼大叫的模式截然不同。梁明夫和魏淑卿是压低声量与李初寿谈。梁、魏二人站着，李耷拉脑袋坐着。梁、魏曾经是分局的干部，1964年、1965年分别被调到远郊的太和税所工作。尽管调动时一定有诸如“充实基层”之类的冠冕堂皇说词，但人们心中都明白这是政办主任对出身不好的干部的惩罚性调动。出身“好”的李初寿不忿那些出身“不好”的人总是那么舒服。(李初寿大概认定他们在“旧社会”都是享过福的，其实以梁、魏的年纪，那时他们还是个少年人) 现在是共产党的天下了，不能便宜总让你们这些人占了。当然，李这样做也会有上级“充实基层”，和把出身不好的干部下放到较艰苦的工作岗位上“锻炼改造”的指示精神作依据。

   梁、魏责问李当时为什么要迫害他们，把他们调到远郊所。他们要求李把他们调回来。李初寿低着头不作声。有时很小声地回应他们两句，不知所云。这与过去趾高气扬咄咄逼人的风格真有天渊之别。当然梁、魏并没有因此调回分局。

   有天我途经沙河所，发现一年多前被开除公职的陈干部在税所门口跟所造反组织的成员谈话。后来我得知他是回来申诉受到“资反线”迫害。沙河税所的造反派组织支持他。说要帮助他恢复公职。

   1966年底，中共中央发布了的通知。这一通知堵死了陈干部的平反、复职之路。然而，这也就说明了陈干部回来申冤和沙河所造反派支持他决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一定是在全国范围内普遍刮起了这个风潮。尽管它还只在勃兴之初，但若任其发展下去后果堪虑。故毛中央及时发出这个文件予以制止。毛中央把刘、邓1966年6-7月搞的抓右派分子定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可没有把四清运动也定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四清运动是毛与刘邓都要搞的。这说明一开始毛就把文革群众运动划定了允许的范围。

   1966年11月下半月到年底，局里的气氛常在一片轰轰然之中。常有下面所里的造反组织上来“闹事”。次数太多无法记住每次的具体内容。印象较深的还有新窖所造反派的到来。其为首者之一名叫刘铁城。是个高大魁梧的北方人。原来在分局稽查科工作。1964年调到近郊新窖所。在谈话之中，刘铁城突然动怒，拍着桌子大叫：“政治办公室那几个无业流氓到哪里去了？叫他们出来！”分局和所里的普通干部对分局政办人员均不无惧意。此时刘铁城的吼叫说明了人们心中的积怨。积怨在高压下曾转化成畏惧，高压撤除后积怨又转化成怒火。

   群众批“资反线”的高潮不但试图越出毛中央划定的时效范围，也越出了本单位的藩篱。中央高官的倒台往往会牵连到地方官。公安部长罗瑞卿倒台后，经近一年的发酵，终究累及广州公安局长(忘却其姓名)。固然，他之所以被牵连上当为中共高层派系倾轧所至。但他的倒台则为不满现实的人们开启了发泄的闸门。郊区税务局系统的丙类人员--1963、64年从公安局清洗到税务局的前公安干警串连起来，他们还串连了当年清洗到市区各税务分局的前公安干警，浩浩荡荡地到广州市公安局去造反。他们说当年这个公安局长执行了一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迫害干警。把他们强行调离公安系统。

   我曾听到这次造反行动的为首者之一，黄埔税所干部刘达辉在分局慷慨陈词。刘是个颇有特色的人物。其他丙类人员都不再穿警服，但他仍然常穿没有警徽的警服和警察大皮鞋。他除了诉说广州公安局对他们的迫害外，还讲了他们去公安局造反所了解到一些情况。他说现在查明了广州公安局长是罗瑞卿黑线上的人物。他大搞独立王国，任人唯亲，顺我者昌，逆我者亡。他还腐化堕落，在石井潭村修了间别墅，在那里寻欢作乐。我们造反到那里去过。嘿，那真是豪华堂皇……。”

十五、保皇皮、造反心的特别人物

   文化革命前，基于自己出身等级的低下和蹇促的经历，本对现实有着许多的不满。而到税务局后，虽然是个小小的助征员，但由於颇得领导重视，心思已在渐渐变化之中。“不满”固然仍存在，但已流入观念性的。由於在实际工作生活中自己不再感受到直接的政治高压，故文革大浪卷起之时自己也就没有任何造反行动。不过，文革大波唤起了我的记忆，使我对文革前社会矛盾的积累和激化有了新的体认。我不得已做了保皇派中的一员，但我内心深处却认同、支持人们的造反行动。我多么希望能加入到他们的造反行列中。可是造反的人们不接纳我。

   保皇派一词首见于1966年8月的一篇社论。题目是“要作无产阶级革命派，不作资产阶级保皇派”。这里把保皇派泛泛定义为阻扰文化大革命开展的个人和社会势力。没有特指任何个人和组织。稍后，当造反群众冲击省市委，指责省市委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时，另一部分群众起来保省市委，说省市委是毛主席所信任的，是属於毛主席司令部里的。这时，造省市委反的群众组织就指责保省市委的群众组织是保皇派。这一说法存在于民间，而未得到官方的明确认可。

   我和某些象我这样做过“资反线”打手的人，在“资反线”终止后也都终止了打手的角色。在部分群众攻击省市委时并没有去唱对台戏，那为什么造反群众仍然要把我视为保皇派呢？这说明保皇派的划分在群众内心有更深刻的社会内容。

   在许多群众心目中，不管你是否坚持“资反线”，是否保省市委，只要你过去曾是单位领导的红人，曾经享受过政治荣誉和利益，那就是保皇派。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与领导关系冷淡的人们大多不愿意跟领导的红人坐在一起。反之亦然，起码到1967年夏天之前都是这样。

   我多么想向人们解释，我哪有得到过什么利益？我曾被封为革命左派那实在是不得已的，而且也只是个空名堂。党证才是真东西，而我并不是党员。你们受到过不平等的待遇，我也一样。两百多人投考财贸干校，录取一百名，我数学考第一、总分考第二都不被录取。为此，我小小年纪就曾想到过自杀。我的母亲是旧知识分子，有些政历问题。她在6、7月份也被她单位的官办文革小组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象我这样的人有什么必要、有什么动力去保皇呢？不错，过去我曾表现积极，我想成为一个共产党小官。但我并不是想有朝一日能象李初寿那样任意整人，而是想用自己能掌握到的一点权力去为群众做些好事。而且，我的“积极”只是努力工作，并没有去做密告他人的肮脏勾当，并没有踩着别人向上爬。

   可是，我没有机会、没有可能向群众作此解释。在本单位内自己的保皇标签已无法去掉的情况下，我不再关注税务局里的文革运动，便把关注的目光投向社会。几乎每个星期天我都到中山大学或华南工学院去看大字报。有时也顺便到华南师范大学和暨南大学望望。当我看到北京造反派红卫兵对“鬼见愁”对联的批驳时，心里感到无比畅快。对陈伯达十月二十五号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批评高干子弟的讲话深有感触，觉到陈伯达真是位好先生。陈的批评还比较婉转，江青则直接了当得多。她喝骂高干子女红卫兵“血统高贵？什么东西！”我看了，觉得到底是毛主席的夫人，够气魄，讲话干脆多了。不由得对江青有了许多好感。再看到造反派红卫兵揭露高干子女红卫兵在“红八月”的“红色恐怖运动”中作恶多端，而到十月之后就大多变成保爹保妈派时，我心里直呼；有趣！活该！原来天堂与地狱只有一步之遥。曾几何时，你们这班自认血统高贵无比的家伙一下从云端坠落深渊，成了黑帮子女。太好了！让你们也来尝尝由你们自己搞起的政治歧视的滋味吧。黑五类不够用了，应是黑六类。地富反坏右再加上你们倒了台的老子。好好受用吧！当然我知道，这些倒台高干的子女充其量也只是再没有昔日那份趾高气扬的政治资本而已，他们终究不会落到黑五类子女那真真实实被压在社会底层的地步。无论造反派红卫兵小报上怎样揭露彭、罗、陆、杨，和再后揭露刘少奇、邓小平的“罪行”都激不起我对这些中共倒台高官的强烈憎恨。我最憎恨的还是他们的子女--那班横冲直撞、横行霸道、横蛮无理、殴杀无辜、草菅人命的贵族红卫兵。

   当然，那时我心里也不认为刘、邓，还有陶铸、张平化等有多好。6、7月间的第二次反右就是他们要搞的。不过，这第二次反右跟贵族红卫兵搞的“红色恐怖运动”来比还是文明多了。起码还是文斗而不是武斗，更不是任意打人致死。至於说到这血统论的泛滥，其实毛泽东和刘少奇等都有责任。刘少奇、陶铸等在文化革命前把毛捧到神一样的地位，毛才有可能去推动奉他为神的红卫兵运动。而在血统论红卫兵任意抄家抓人，殴毙无辜平民时，毛和刘少奇等都一直佯作不知，实则姑息纵容。基于这种思绪，我对刘少奇等的倒台抱着黄鹤楼看翻船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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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老木匠    时间: 2007-10-23 21:30

十六、弟弟在广州二十一中树起反出身歧视的造反大旗
   
   11月的一个星期天回家见到弟弟国旋。他神采飞扬，跟前两个月大不相同。他跟我谈得十分开心。向我详细讲述了他们学校造反派红卫兵是怎样翻起来的具体过程。10月间他联络一些同班同学成立“向上战斗组”时，立即遭到高干子弟红卫兵的嘲笑、奚落、咒骂和恐吓。嘲笑、奚落他们不照照镜子，看看自己是一群什么乱七八糟出身的家伙，也来成立什么组织，想来窃占红卫兵的荣誉。咒骂他们是黑卫兵，是资产阶级、地富反坏右的孝子贤孙。高叫“只许红五类造反，不许黑五类翻天！”恐吓他们要好好接受改造，跟自己的反动家庭决裂，否则就要砸烂他们的狗头。

   “你们都是黑五类出身吗？”我问弟弟
   “当然不是，起码我就不是。爸爸妈妈还是国家干部。”
   “可是，爸爸妈妈解放前在国民党的机构中做过，算伪职员。妈妈又是国民党员。”
   “什么伪不伪职员，都是他妈的那班高干子弟搞出来的名堂。现在不是只有他们才能说话。我们照样能说。不是地富反坏右，就不是黑五类。没有什么伪职员那回事。”
   “那你们的组织中有没有出身黑五类的呢？”
   “有，但很少。因为黑五类本来就很少嘛。”
   “既然有，那会不会给那班高干子弟红卫兵抓到辫子？”
   “这些出身不好的同学都是我们组织里的一般成员。我们跟那帮高干子弟红卫兵完全不同的是我们绝不歧视他们，我们的组织接纳他们。而高干子弟非常歧视甚至侮辱他们。”

   “那当然，前不久你不也一样被高干子弟歧视吗？你们当然不会歧视黑五类同学。你们组织里以什么出身的同学多？”

   “什么都有，有出身工人贫下中农的，不过很少。你知道，象广州这样的大城市里，工人、贫下中农成分的人本来就不多。我们组织多数成员的家庭出身是教师、职员、医生、文艺界、小商小贩、个体手工业者等等。总之在他们高干子弟看来都是灰色阶层。”

   “哈，这不就是高干子弟红卫兵所讥讽的‘老子平常儿骑墙’吗？”
   “骑什么墙？我们才不骑墙。批判‘资反线’我们旗帜鲜明得很。现在轮到那班高干子弟骑墙了。批‘资反线’他们含含糊糊。当然哪，他们的老子执行了‘资反线’正在挨批哩。批‘资反线’批到他们老子头上，他们当然提不起劲了
   “你们的向上战斗组现在怎样了？”
   “已成为东方红公社的核心。我们东方红公社由各个年级、班级的造反派红卫兵组成。”
   “你们也叫红卫兵？”

   “这个名称是有点混淆。光说红卫兵就会使人想起八月份随街打死黑五类的那班高干子弟。所以我们一方面宣称自己是毛主席的红卫兵，但更经常是自称东方红战士。”

   “我看广州大、中学的造反派学生组织很多都叫什么东方红公社、井岗山、红旗之类。这是不是因为清华大学学生造反派组织叫清华井岗山、北京航空工程学院的叫北航红旗，北京地质学院的叫东方红公社？”

   “就是。”

   “你们的组织越来越壮大，跟原来那班红卫兵会不会有摩擦？”

   “那还用说。先是大字报交锋，后来就开起辩论会来。”

   “谁占优势？”

   “开始他们气势厉害。普通话讲得好，又一向盛气凌人惯了。有几个女的特别厉害，讲话声音又尖又快。我们顶不住，但后来情况就变了。我们的人对上台发言渐渐适应，气势也逐渐上来了。开始辩论时，每个人一上台他们的人就在下面大叫‘报成分’。如果是他们的人，当然就洋洋得意地报上革干，厅长、局长、甚至大校、少将之类。我们的人则支支吾吾地。不得已报上个小商之类。於是他们马上哄堂大笑。说；‘什么玩意儿！小资产阶级。’我们气坏了。事后我们商量，再进行辩论，他们要报成分，我们就全体一起叫：‘不报！’有同学说；‘他们责问我们为什么不报怎么办？’我们商量好，就说毛主席没有说过学校里进行辩论要报成分的。”

   “后来的辩论你们就这么着？”

   “是。我们一声预备-起，几百人一起叫三声：‘不报！不报！不报！’再由我方的主持人说明不报的理由。接着我们的人继续发言。他们在台下喧哗了一阵也只好作罢。以后再有辩论他们就不再提报成分了。哈哈！”说着，二弟很舒心地笑起来。我也笑了。很为二弟和他的造反派同学高兴和骄傲。我说：“对！对付那班盛气凌人的高干子弟就是要这样对着干。那么辩论的是些什么内容呢？”

   “开始主要是针对‘鬼见愁’对联。他们讲的那一套我不说你也知道。我们呢？就说对联宣扬的是‘龙生龙、凤生风、老鼠生儿会打洞’的封建血统论，应该彻底批判，彻底抛弃。”

   “他们会接受你们的观点吗？”

   “当然不会。其实辩论的目的并不是要他们接受我们的观点。那是决没有可能的。辩论其实是要长我们的志气，打下他们的威风。许多出身一般和出身不好的同学听了之后都很感动，都加入到我们东方红里来。我们的组织在一次又一次的辩论中不断壮大。而他们就总是只有那么些人。”

   “批‘鬼见愁’对联，不太难。因为它血统论太明显。可是成分问题还是难搞。‘重在表现’已被说成是彭真搞的修正主义观点。我想这对他们高干子弟有利。”

   “是的，我们在辩论中绝不直接提‘重在表现’。但我们可以换一种说法，就是在新的形势下，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是否紧跟毛主席革命路线是衡量一个青年是真革命还是假革命和不革命的试金石。我们坚决响应毛主席批‘资反线 的号召，而他们则含含糊胡，说明他们是假革命，是毛主席的假卫兵。”

   “是不是有个说法，在阶级社会中一切都要打上阶级烙印。这又会给他们利用的。”

   “是的，这是毛主席说的，原话是‘在阶级社会中，人们的一切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他们想利用这句话。我们反驳说，毛主席讲的是思想打上阶级的烙印。比如你们血统论观点就打上了封建阶级的烙印。他们气得大叫，什么？我们响当当的革命干部家庭出身的人会有封建阶级思想？我们说，不奇怪，比你们老子的官还大的高干都成了修正主义者，你们为什么就不会有封建思想？”

   “哈哈哈！反驳得又巧妙又有力。”我不由得大笑起来。

   “还有精彩的呢。他们最拿手的是强调阶级出身对人的思想的影响，总想通过这来说明出身不好的人思想就不好。我们反驳说，家庭影响固然有，但光焰无际的毛泽东思想有着无比强大的威力。形形色色的非无产阶级思想遇到它都会被打得大败。你说社会上毛泽东思想的威力与某个剥削阶级家庭里非无产阶级思想的威力相比哪个大？如果他们说当然是毛泽东思想威力大，我们就说，那好，既然出身不好的青年生活在无比强大的毛泽东思想之中，那么他头脑中的非无产阶级思想就会被驱逐出去，怎么还能够说他出身不好思想就不好呢？如果他们还不赞成我们的说法，我们就说他们贬低毛泽东思想的威力。贬低毛泽东思想就是反对毛泽东思想，就是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是可忍孰不可忍！。这时我们的人就会一起大叫：‘谁反对毛主席就砸烂谁的狗头！’这下子他们那班一向不可一世的高干子弟明显招架不住，相当狼狈。而我们就开心极了……”

   我们兄弟俩一直谈到深夜才就寝。弟弟很快就呼呼入睡，我则兴奋过度辗转床寐不能入眠。几个月前我只能写匿名信去骂那帮高干子弟红卫兵，现在弟弟和他的造反派战友们可以公开面对面地谴责他们了，真痛快！虽然公开的谴责在语言上比我的匿名信多有保留，但由于它是公开的，其作用就巨大得多。我多么希望我小两岁，还在高中校园，能够亲身参加这场战斗啊！

   事隔三十九年，回想起这些，仍然觉得它闪着民主的火花，十分可贵。在那个特定的历史环境，所谓出身“不好”的青少年为了维护自己的人格，争得自己作人的尊严，自觉不自觉地利用了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藉着一个巨大的历史缝隙向高干子弟红卫兵--共产党的党卫军发起挑战，这既需要勇气，也需要智慧。

   不错，他们用以战斗的思想和词汇仍然在毛理论的框架内，他们反驳对方的理论不无肤浅、逻辑上亦不无疏漏，从而深烙着那个时代的印记。但是，维护人格、争取作人的尊严无论如何都是正义之举。历史性地考察问题。他们的参照物不是七九XX墙一代，更不是XX学运的一代，而是同时代的高干子弟红卫兵——党卫军。不要小看了这些十六、七岁到二十出头的党卫军，不要轻描淡写地把他们的劣行说成是孩子的恶作剧。事情的本质是制度中强烈而隐蔽的封建等级歧视观念由这群高干子弟赤裸裸地表达出来。那时，两军对垒之间，一边是要把青少年分成等级，实行出身歧视。另一边是反对把青少年分成等级，反抗出身歧视。至于是用什么武器反抗，不是事情的关键。在那个时代能用什么武器反抗就用什么武器。几十年来，许多当年激烈反抗出身歧视的青年最终都为当年的正义之举付出代价。成千上万刘国旋式的人物都被排挤到社会边缘，压到社会底层。最极端的例子是遇罗克为此牺牲了生命。而当年那些大搞出身歧视的家伙--党卫军们几十年来从未忏悔过。在D的呵护下他们经过短暂的蹇促又扬起了风帆，展开了他们辉煌的人生旅程。他们大多继承了D的衣钵，在当今中国的政坛、商界叱吒着风云。

   当十九岁的弟弟刘国旋作了二十一中造反学生的领头者时，二弟刘国铸也在批“资反线”高潮中获得平反，并在此基础上联络一班同学成立了工读井岗山。1965年广州开办的这类中等职业技术学校里学生的家庭出身都很一般，更绝无高干子弟，故这些学校里很快就是学生造反派组织的一统天下。

十七、参与一场激烈的街头辩论导致红旗派观点形成
        
   紧接着1966年11月中到年底的批“资反线”高潮，就是更波澜激荡的1967年“一月夺权”。一月下旬广州一批造反派组织联络外地--主要是北京的几个名牌造反派如北航红旗等--夺了广东省委、广州市委的权。成立“广东省革命造反联合委员会”(简称“省革联 ”)。二月间，一些单位里的造反派组织起而仿效，也起来夺本单位领导的权。

   对於这些我完全是个局外人。我不得已被拉入一个仅有四个人、在群众心目中为标准保皇派的小组织。这个组织只是一个空壳，成立之后没有任何活动。由於实际上没有组织归属，故我只是以一个热心者的身份到处去看大字报，而无从介入社会上的有组织活动。即使是在本单位，由於保皇派色彩太浓，造反派组织所要进行的任何行动都不知会我们。

   二月间一天，走廊上又突然人声鼎沸。原来是好几个税所造反派的联合组织联络好局本部的造反组织一起夺了局领导的权。其具体做法是召集局本部全体干部宣读他们的夺权声明，然后责成领导表态，移交印鉴。局长廖国雄没有作过多的发言。他只是简短地再检讨自己曾犯的执行“资反线”的错误，表示支持革命群众的革命行动云云。有心人听得出来，他的讲话没有正面涉及眼下的造反夺权。

   当时，无论对社会上的大夺权或本单位的小夺权我都没有成熟的看法。只是觉得有点滑稽。不相信社会上那帮学生真的就能行使原省市委书记的权力。各单位的造反组织亦然。夺权后局里台面上的一切工作依旧进行。至於有没有需要用到印鉴，怎么用，与我无关，也无从知晓。然而，这个不无滑稽的局面存在不了多久，一个反方向的飓风就骤然呼啸而至了。

   1967年3月中广东宣布军管。“省革联”夺权成了肥皂剧。掌控广东广州的大权瞬时落到军人的手中。如果事情只到这一步那还没什么。问题是军管会态度严峻异常，它把参加夺省委权的跨单位、跨行业的造反派大组织“八一战斗兵团”打成反革命组织。抓捕了该组织许多成员。它严厉指责大夺权的核心造反派组织“中山大学红旗公社”犯了严重错误。一时间，世事发生了巨变。造反再不是什么响亮荣耀的名词，而是反革命的同意语。造反，造反，你们造的是什么反？你们造的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反，造的是共产党的反。这类来源于军区大官的语句迅速为各保皇派组织所熟学(当然没有任何一个组织承认自己是保皇派)。他们就是以这样的标准语言来盘诘、指控前阶段夺权的造反派。在政治气候剧变的情况下，造反派自身难保，其为过去受迫害者伸冤的计划--如沙河税所造反派想为开除公职的陈干部平反复职--当然全化为泡影。

   郊区税务分局位於沙河大街一栋大楼的二层。下面的一段人行道特别宽。早在1966年8月大串连时期这里搭了个戏台，让外地到广州的红卫兵表演节目。那时广州许多地方都搭了这样的街道戏台。

   3月下旬某天傍晚，人行道上人声喧哗，我走到窗边往下一望，原来是一场辩论会。两个男子站在台上。一个二十来岁，一个三十出头。两人的辩论内容是对“省革联”夺权的评价。年轻的一个坚持“省革联”夺权的方向是正确的。年稍长的一位则抨击“省革联”犯了极其严重的错误。并说“省革联”之中混进了许多反革命分子。大概有好几百人在台下听。听众的态度明显倾向年稍长者。辩论到针锋相对之时，年稍长的指控年轻的是反革命。年轻的也反指他是反革命。年稍长的问台下听众：“你们大家认为我是反革命吗？”听众几乎一起回应“不是”。年轻的见状也接着同样向群众发问，结果是听众几乎一起回应：“是”，接着是一阵哄堂大笑。我站在税务局二楼窗户边也笑了。未及，突然看到下面发生了些异常情况。有批人上台对那年轻的一位动手动脚的，一片混乱吵闹。咦，这是干什么？怎么要打人？我想搞清楚到底发生什么情况，便急忙跑下楼去。走近一听原来是那帮人说那年轻的既被群众认为是反革命就应抓到公安局去。我不由得十分震惊和愤怒。对省革联我既无好感也无恶感，但我不能接受如此轻率地就把人打成反革命抓走。我上前去说：“这不仅仅是场辩论吗？你们可以批判他的观点，但怎么能抓人呢？”他们之中有人说：“群众已认为他是反革命了。”我说：“你没看见群众是笑着说的吗？那也能算数？”这时还有几个人也出来支持我的看法。但是那帮人人多势众，不跟我们论理，就推着年轻者并把他强塞到一部汽车里边。有人大叫他们这是想把人弄到公安局去，去挡住车头！我和几个人赶紧挤到车头，不让车开走。我极为愤怒，跟那帮人激烈争论。道理其实就那么简单，讲到后来双方都是在声嘶力竭地吼叫而已，没有什么道理可讲了。有个长着朝天鼻满脸横肉的家伙指着我的鼻子说：“你再阻挡革命群众的革命行动就把你也抓起来！”我的倔劲也上来了。一下把他的手隔开，吼道：“你敢！”那人大叫“你打人！”我也大叫：“是你先把手指戳到我鼻尖上的。”又有人大叫：“要文斗，不要武斗！”这时有个人挤过来用较平和的声音问我：“同志，你是哪个单位的？”“郊区税务局的，怎么样？”“同志，有些情况可能你不大了解，那个人有很多问题……”他软硬兼施地把我拖到一边。车子乘势开动了。

   年轻的终究被抓走了。人群散了一些，还有许多留在原处议论纷纷。一个人告诉我，辩论双方都是沙河天平架一间厂的。其实他们早就有预谋用这个方法抓人。要不，怎么连汽车都准备好了。我又气又恨地回到税务局。见到黄潜等人我还怒气不消地骂道：“混账！怎么能这样随便就抓人？”黄潜对我说：“你不了解情况不要轻易去参与表态。这不是什么随便抓人。这叫在紧急情况下群众把坏人扭送公安机关。是有这条规定的。”我对黄潜的印象一直较好。但这次他这样讲则使我相当不满，也使我突然省悟到我与他终究有着很大的区别。他毕竟是共产党的政治干部，而我呢？我什么都不是！“什么紧急情况？紧急什么了？不就是一场辩论吗？”说着我忿然走开，不跟他讲。

   我这次出格的行动亦被税务局有些人看到。他们心中不无诧异。刘国凯这个保皇分子怎么会冒险出头帮“省革联”的人说话？至好几个月后我在广州有线电厂拉起一支工人造反组织时，税务局里的伙房大师傅对议论的人们说：“你们都搞错了。刘国凯其实不是保皇派。那次他在沙河大街上跟人激烈辩论，我就知道他其实是个造反派。”

   这位厨房师傅只讲对了一半。我确实不是保皇派。曾经身不由己地做过“资反线”的打手并不见得就要保皇。然而那时我的确还不是造反派。我感兴趣的只是批“鬼见愁”对联；批血统论，最恨的是高干子弟红卫兵。我对夺权之类既没参与也没兴趣。是什么促使我思想感情的大转变？是广州军方搞的三月镇压。这场镇压是全国性的。它后来被广州的造反派(红旗派)称为“三月黑风”。整整三月间，广州到处在抓人，在批斗。但这次不是由党组织指挥，而是军方和各单位的保皇派在掌控操办。大半年前，各单位党组织把群众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右派分子还只是大字报围攻，而现在军方则把群众打成反革命，进行批斗甚至抓进监狱。比那时党委还要凶多了。夺权行动是中央号召的，怎么错也不至於是反革命。军方怎么能这样蛮不讲理呢？

   一个人的行为方式乃至政治倾向与其个性会有相关。我投入沙河大街上那场冲突一开始与我的思想观点并无相关，而完全源于我的个性。我天性同情弱小，憎恶强横。1966年7-8月做“资反线”的打手实在是我人生道路上一段小小的不得已的插曲。我很快就恢复了自己本来的面目。从小学高年级到初中一年级，我是个胖壮的男童。经常在街上打架。有时看见大童欺负小童，就上前干涉，往往因此引起一场殴斗。有时碰到两班男童打群架。一边人多一边人少。我不问情由就加入处於劣势的人少一方，帮他们打。打得鼻青脸肿回到家里再遭到长辈一顿臭骂。最记得的是祖母又笑又骂又流眼泪的神情：“我的小祖宗，这是为么情节呢？又是在街上打抱不平了？我的天！”从初中二到高中是我人生中最灰暗的日子。那时我是一个瘦弱的少年。缩在班级的角落里独自啃着书本。至出来工作后，经过一个马鞍形我重新成长为一个强壮的青年。这次激烈介入街头冲突是我孩童时期通街打抱不平的再现。冲入人群之初是出于我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性格。而当事件结束我离开人群时，一时的冲动已转化为思想的升华。这个街头事件成为我思想感情转向红旗派的起点。从那时起，我所憎恨的除了血统论红卫兵外，还增加了军方和社会上的保皇派组织，尽管我在自已单位里还贴有保皇分子的标签。

十八、税务局“丁类”人员的异常表现
        
   郊区税务局的丁类人员集中在稽管科。他们在11月下旬批“资反线”的高潮中成立了一个名叫“红色战斗兵团”的组织。批“资反线”他们是相当积极的。李初寿所遭到的吼声中有许多是发自他们的喉咙。但是“一月夺权”他们却缺席了。他们为什么没有参加分局的夺权行动呢？当时我没有弄清。后来听说造反组织是联络了他们的，但他们不参与。

   这是有点令人费解的。在单位里，丁类人员所受政治歧视最深。他们之中的郭书恒曾做了“资反线”的牺牲品，其他人其实也在边缘。批“资反线”后起而夺权，冲击这个曾经歧视、甚至迫害过他们的权力体系不是很合逻辑吗？可是他们没有这样做。多年来在这个政权下谨小慎微地生活，经过那么多的波折，他们深知这个政权的坚固性。他们不相信共产党和政府的权力就这么轻易地被夺走。或许要问，他们也曾积极参与批“资反线”，那不亦是在冲击领导吗？批“资反线”与“夺权”在他们看来有所不同。前一项有中央文件的明确具体规定，后一项则只有人民日报社论的一般号召。中央文件明确指明各地各单位领导都执行了“资反线”，须接受群众批判。工作组要撤出；官办文革委员会要解散；整群众的材料要当众销毁等等。而人民日报虽然号召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却没有说明哪些省市、哪些单位的领导是“走资派”，必须夺权。可以说在那个时期许多人都有这样的顾虑，以致行动迟疑。然而常见的是那些领导的亲信、红人们。他们有这样的顾虑十分顺理成章。因为于公来看，他们知道自己的领导多年来是如何地政治挂帅，如何颂杨伟大领袖毛主席。这样的共产党好干部怎么会走资本主义道路呢？于私来看，他们下不了手夺与自己关系良好的领导的权，这既是出于拉不下面子，也是由于如果领导是“走资派”，又将如何评价自己这些年来的表现呢？自己岂不是在被“走资派”信用培养？但是，丁类人员组成的“红色战斗兵团”不应有这样的顾虑，因为他们不是领导的亲信、红人。岂止不是，而且是领导歧视的对象。他们之所以迟疑合乎情理的解释是他们老成持重、老谋深算。他们是在等一等、看一看。等局势明朗些再说。何况他们也没有政治雄心去执掌什么权力。能平安地过着就满足了。

   世事的发展没有辜负他们的一番苦心。夺权喜剧闹腾了不到一个月就讯速剧变为苦剧。社会上大夺权的“省革联”固然遭到围剿，各单位的夺权群众组织也大都陷入困境。保字号组织奋起了，兴高彩烈地围攻夺权的造反派组织。在郊区税务局，丁类人员组成的“红色战斗兵团”令人瞠目结舌地成了修理夺权者的中坚力量。他们在批判会上向夺权者怒喝：“老实交待你们的罪行！”“你们这是在造无产价级专政的反。”“你们夺无产阶级的权，罪该万死！”我这个前阶段的保皇分子倒是置身之外，完全没有参与这场修理。至于黄潜等几个政工干部则饶有兴致、不无赞许地观看着“红色战斗兵团”的这番战斗动作。

   1966年11-12月成立的群众组织很多都叫某某造反队、某某造反团，但他们的组织名称则没有造反的字样。只叫战斗兵团。这个名字内涵更广而没有明确的标签。批“资反线”是战斗；夺权是战斗；围攻夺权者又何尝不可以解释为战斗？如果是其他人成立的组织叫这样的名字，我认为那具有随机的成分，但他们的组织叫这样的名字我则断定其中包含了他们的老谋持重、睿智心机。

   但是，在他们内心深处对现实一定积郁着许多的不满。批“资反线”让他们得到了一次合法发泄的机会。这次围攻夺权者使他们再有了一次曲折的发泄机会。局本部参与夺权的主要人物中有前阶段跟我一样的运动积极分子(如秘书科的唐明桂)。这样的人本应顺理成章地成为保皇派。但是他们处事比我这个小青年老道多了。批“资反线”风潮将起时，一看事色不对他们迅速拉拢一些普通群众成立造反组织，投入批“资反线”，及时地洗去身上的保皇印记，换上时髦的造反旗号。“一月夺权”风起，他们又积极参与其中。对这些老牌左派，“红色战斗兵团”的丁类人员是衔恨久矣。这次总算逮到痛揍他们的机会。这些丁类人员在痛斥那些夺权分子--前革命左派时，表面上用的是经典政治术语，实际上心里是在骂：“你们这班靠运动整人向上邀功的混蛋，你们这些专会浮上水的家伙也有今天！”他们把多年来受歧视而郁积心中的忿怨都一古脑发泄到这些灵活过头的倒霉蛋身上了。

   郊区税务局的丁类人员这种似乎不符合逻辑的表现其实在文革过程中时时可见。出身“不好”、有政历“问题”的人们在文革中并不象当今有人以为的那样都加入了造反派。由于造反派顾虑被保皇派指斥为牛鬼蛇神窝，通常都对吸收他们采取较审慎态度。而他们由于多年来所受歧视再加上前阶段“红色恐怖运动”的疯狂迫害，心有余悸，并不敢激烈投入运动。故出身“不好”、有政历“问题”的人们大都选择做逍遥派(即不参加任何组织) 或做造反派中的普通成员。但是，还有一种并不少见的情况，就是这类人加入了保皇派，而且做了铁杆成员。之所以如此是他们从自己的经历和耳闻目睹之中深刻了解到政权的坚固性。他们对歧视和迫害不但不反抗，反而炼造出一种在逆境下求生的意识和能力。他们不是被动地防守性地忍辱偷生，而是富于进取性地因势利导地为自己造就较好的际遇。在党的干部和政权体系遭到冲击时，他们选择坚决“保皇”的态度和行动，将此作为一种高瞻远瞩的政治投资。他们预期遭难的干部必有重掌权柄之时，暂时似乎风雨飘摇的共产党权力体系必有重振威严之时。他们奋起“保皇”或许一时会经点风霜，但日后之顺畅可期。重握权柄的干部和重振威严的权力体系必会因他们的忠心护卫而给于适当的奖赏，起码因此不会把他们打入政治贱民予以歧视践踏。从我的近距离观察，他们的这一谋略和行为大多有所成效，但亦有失算的事例。后文中对此将有续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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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老木匠    时间: 2007-10-24 12:09

十九、目睹“五.三绝食”决心离开税务局
   
   那个时期的风云变幻是令人目眩的。一、二月间的夺权声浪尚未飘淡，三月镇反就扑头盖脸而来。而三月镇反的喧嚣尘埃尚未落定，四月平反的呼声又拔地而起了。三月底毛中央发布了关于青海问题的决定，触角敏感的人已觉察到局势会发生变化。四月初，毛中央又发了117号文件，和“正确对待革命小将”的社论。这在高压下奄奄一息的夺权造反派看来是政治春天与自然春天一起来到了。他们欢呼，他们振奋，他们奔走相告：“伟大领袖毛主席又一次解放了我们。”他们由衷地呼喊“毛主席万岁！”

   如果说毛第一次解放他们(1966年10-12月的批“资反线”) 引起我的共鸣尚局限在对血统论的批判的话，那么这第二次解放激起我的共鸣就是发自我全身的每一个细胞。因为自从那次在沙河大街上那个满脸横肉的家伙扬言要把我也抓起来之后，我就把自己的喜怒哀乐都与社会上夺权造反派融和在一起了。

   但是军方绝不象地方官吏那么听指挥。1966年10月毛中央决心要扭转运动方向，通过批“资反线”停止在群众中揭批右派分子，把政治清洗矛头指向“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地方官吏尽管因此颜面皆失，且即将被摆上炉子，但基本还是听从了。这次军方则闹起别扭来。即使军方对群众的镇压比去年地方官吏搞的“资反线”严酷得多，毛中央还是不敢说军方也犯了“资反线”错误。它只是告诫军方“不得随意宣布群众组织是反革命组织。”并说明“宣布一个群众组织是反革命组织必须经过中央批准。”它仅要求军方释放所捕人员，取消通辑令等，而没有把各地军方头目推上批判台。可是，尽管如此，各地军方还是诸多推搪，拒不执行。例如广州军方就拒不为“八一战斗兵团”平反，也不释放所捕人员。在这种情况下，各地造反派就只得以毛中央的文件和社论为依托向军方进行抗争，要求军方平反放人。

   在广州除“八一战斗兵团”被捕者甚众外其他组织亦有人被捕，如省直机关干部项明。他因作为省直机关造反派组织的代表参与“省革联”夺取而被捕。时至五月初，军方仍拒绝释放他。广州造反派组织经商量决定以他的问题作突破口。五月三号造反派在烈士陵园正门广场上举行绝食斗争，要求立即释放项明。

   我闻讯于五月五号去到广场。那里的气氛真是激动人心。大约近千绝食学生把广场挤得满满的，看年龄以中学生为主。经过两天绝食他们已相当虚弱，都静静地背靠背互相支撑着坐在地上，没有声响。绝食纠察圈外人数更多。大学生、机关干部、工人都有。许多组织都打出自己的旗帜，支持学生的绝食革命行动。旗帜迎风招展，口号声此起彼伏。有人在演讲，谴责军区的错误。时而救护车鸣笛而至，把昏迷的学生载走。而在较远处广州地区的保守派组织“工人赤卫队广州地区总部”-简称“地总”、“广州红色工人总部”简称“红总”(由此广州地区保皇派又被称为“总派”)之类则打出“坚决拥护人民解放军”；“绝食只能触及肚皮，文斗才能触及灵魂”；“三月东方浩荡，军管成绩辉煌”之类的标语。(总派由此对联又自称“东风派”。在毛共语系中，“东风派”听来当然比“总派”带劲得多。)

   看到这个场面我心情很激动、很振奋。觉得这才真正是群众运动，是人民反政治迫害的壮举。并清晰地感受到造反派的行动正在获得愈来愈多的社会同情。我在思想感情上亦更加倾向造反派。而对“总派”一味向军方献媚取宠、打压造反派的做法甚为反感恶心。

   多年后，在当局主宰了文革评判的社会情势下，非但御用文人把造反派诬陷得一无是处。即使具有独立身份和自主见解的人士也常极力贬低当年造反派这些行动的价值和意义。斥之为钦定造反。理由是没有毛和中央的许可，他们就什么也不能做。

   这种看法是多么脱离历史时空，多么偏颇粗暴。如此说来，除了直接了当以推翻政权为诉求的民主运动，其它就都是一片漆黑了。连1957年一些货真价实的“右派分子”对制度的抨击也是不值一提的，因为那不都是在毛泽东允许鸣放的恩准(钦定)下才敢出来说三道四的吗？

   毛、中央117文件是给了造反派翻身的可能，但要把翻身变成现实还得造反派自己去争取。毛中央并没点名要给“八一战斗兵团”平反，更没有指示军区释放项明。造反派所有反政治迫害诉求的实现都得靠自己去奋斗。这里就有一个敢不敢奋斗的问题。懦弱者逆来顺受，有机会也不敢奋斗。勇敢者、有血性的人才敢把握这些机会。这怎么不应予以肯定呢？血性，这已是我们这个民族相当稀罕之物。如果对这都要予以奚落贬辱，那真是暴殄天物。

   绝食进行了三天多，造反派取得了胜利。周恩来发来电报。电报措辞是含糊的。说群众有意见可派代表与军区协商，抓错了人应该放。项明算不算抓错呢？没有讲。但军方就此放了人。这也可理解为军方已顶不住造反派的压力，但又拉不下脸皮直接向造反派认输，故在周恩来一个含糊其词的电报下就借机下台了。

   如果说一个多月前沙河大街上的那场冲突使我的思想感情完全转到造反派一边，那么到烈士陵园广场亲临绝食场面的感受则使我萌动了离开税务局的念头。因为我不能再继续接受自己“保皇皮、造反心”的别扭角色。不愿再看到单位里造反的人们以憎恨的目光看我。而且，我还有一个深深的幻灭。就是我原来设计的那条做共产党好小官的路径看来已被这突如其来的文化革命中断了。既然这样，还有什么价值和必要在税务局呆下去呢？还有，从实用的观点来看，就算以后转成正式税务员，做一个小小的“万金油”干部也实在没有多大意思，倒不如到工厂里学门技术还好些。

   我联络了几个也想离开税务局的助征员一起提出离职要求。至于去什么地方？我说找电话簿打些电话去问问吧？但纺织厂、化工厂之类不要问，最好是机电之类。电话联系的结果是多数厂都说需要劳动力，但没有招工指标。少数几间厂说有，不过是合同工、长临工指标。怎么样？是合同工呀，你们说去不去？去！他们都这样说。好，那就干吧！我们一行去到名字最好听的厂--广州有线电厂。接待我们的是该厂人事股干事陈思红。她说虽是临时工指标，但其实是长临，不用签合同。各种劳保福利与固定工同样待遇。你们在税务局的工龄可连续计算。工资照你们在税务局的一样，再加上工厂里才有的附加工资。

   我们颇为高兴。回到税务局就打了离职报告。报告中说税务局人浮于事。我们想为社会主义建设作些实际工作，故要求离职到工厂去。廖国雄(在三月成立的临时业务班子中，廖被结合进去，继续主持局里的日常事务) 看了报告后尴尬地笑着说：“你们要走就走，怎么说税务局人浮于事呢？”我争辩说：“这是事实嘛。

   多年后回想起当时的情景深悔自己年少气盛、少不更事。站在一局之长的角度，被自己的下属评定自己领导的机构人浮于事，那真是颜面何堪！回忆自己在中国大陆从少年到青年直至不惑的漫长岁月，那真是受尽社会白眼。而唯一得到帮助的就是廖国雄及其太太赵佩兰。是他们介绍了我第一份工作。使我没有去做最老资格的、最悲苦的一代“知青--支青”(这一代知青的佼佼者是邢燕子、董加耕、候隽、陈国基。在他、她们的荣誉下不知隐藏有多少老知青的血泪) 。使我有机会知晓到机关里的人事与气围；使我比同代人先期了解中国农村状况。从而使我比同代人有更广阔的视野，对专制的反叛思想得以走在同代人的前列。在当今经历过文革并研究文革的人士中，中国之大，我可能是唯一的三合一者，集学生、干部、工人三者于一身。没有人象我这样在当年就同时对学生、干部、工人的处境心态有那么全面深刻的洞悉。这也就是为什么我能在1971年就着手写这中国第一部三年文革简史的主观原因。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我都永远对廖国雄、赵佩兰夫妇心存感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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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老木匠    时间: 2007-10-26 09:43

下篇 在广州有线电厂


一、新的环境--广州有线电厂   

   
   广州有线电厂是华南地区唯一生产手摇电话机的国营厂，约近四百名员工。在当时算中型厂。厂区位于广州南郊鹭江，离中山大学东门只有几百米。郊区税务局属下的新窖税所亦在它附近半公里处。

   六月中，我们一行七人去到该厂报道，陈思红带着我们到厂里转了一圈，立即分配工作。我和申永康被分配到车工班；黄自汉到五金班；陈伟基到钣金班；廖康宁(女)分配到绝缘班；陈华葆(女)分配到单机班；丘小铃(女)分配到总机班。

   工厂与机关的行事风格有天渊之别。记得初到税务局时领导总是说先熟悉一下情况吧。一、两个星期下来没有具体工作做，都不知怎样打发时间。工厂就截然不同了。一进车间，班长马上分配给你能够干的活。工人们互相之间没有什么话说，大都在埋头做工。偶而讲两句亦都淹没在机器的鸣响之中。我们七人之中，以陈伟基所在班组技术性最强。我和申永康所在的车工班次之。其他都是马上可以进入工作状态的。我的师傅名叫关松稳。只比我稍长几岁，是1965年来厂的退伍军人。我第一天专门看他怎么操作车床，第二天就在他指导下车制零件。开始动作很慢，也常出废品，但几天后就比较熟练了。接着学习磨制各种车刀、钻头。这是一个相当长的过程。要磨得快而好是件不大容易的事情。在此后的岁月里我练出了磨刀的绝活。通常磨刀是用双手，而我只须单手，而且磨车螺纹的刀不用螺纹规，仅以肉眼就可以准确磨出60度的公制螺纹刀和55度的英制螺纹刀。八十年代后期我应聘到深圳宝安港资厂任职机械部副主管时，偶而露一手给技工们看看。那班原以为我只能绘图设计，不能干活的机械油子们本想给我点难堪，拿下我个迟来职位却在他们之上者的面子(他们没有大专文凭，干了多年仍不能升职) ，但在看了我极其纯熟的机床动作和磨刀绝活后，均老实了下来。这些都是后话了。

   尽管外界文化革命进行得热火朝天，这间厂却一片寂静。厂里没有大字报，没有群众组织，更没有两派。好象根本没有文化革命这回事一般。偶而看到一条已发黄、其内容令我们摸不着头脑的标语--“革命领导干部我们保定了，吹胀！”。(“吹胀”，广州俚语，意思是气破肚皮。)

   来到一个新单位，什么情况都不了解，本不打算干些什么，好好学点技术就算了。但没想到两件意外的事情使我改变了主意。

   廖康宁同班组有个中年女工，上海人。不知为何总是刁难她。才一个多礼拜就起了冲突。在口角中，那女工连我们都捎上了。她对廖说：“你有什么了不起？你的后台不就是那么一点点吗？我们的后台是党组织，比你的大多了。”我们听了都很生气。我们又没有得罪她，干吗要株连到我们？

   不久，申永康与车间副主任黄强又起了冲突。黄强指着申大骂：“你们这些税务局来的临时工滚吧！滚回到税务局去吧！”申把这情况告诉我们，我们都十分愤怒。廖康宁与那中年女工的冲突只是令我们闷气，而申永康与黄强的冲突则促使我改变了初衷。

   黄强的骂不但骂了我们七个人，而且充满了歧视。说实在的，在到有线电厂之前我还真没有料到工厂里等级是如此分明。厂长--车间主任--班长--正式职工--长临工--短工。在税务局里，尽管我们没有列入干部编制，但并没有感受到明显的歧视。领导总是在说，你们是税务部门的革命接班人。经常暗示我们，只要工作表现好，转为正式税务干部只是迟早的事情。助征员非但整体上不受歧视，个体上有些人还明显处于优势地位。如沙河所被王家其“培养”入党的杨有坚等。过往这样的经历使我们对自己身份上的落差缺乏必要的思想准备。

   我们几个人商量要对黄强进行反击。可是怎么反击呢？总不能就这样去找他大吵一场。就在我们忿忿不平而又无计可施之时，有人(其中包括我的师傅关松稳)向我们谈及有线电厂前段时期的运动情况，使我从个人遭歧视的愤懑升华为对厂里保皇势力猖獗的愤慨，遂由此萌动了把有线电厂造反力量再聚合起来的念头。

二、厂长黄天来其人
   
   
   广州有线电厂有书记、厂长、副厂长各一。书记(忘记其姓名)是个前东江纵队的老游击队员。身体多病，经常病假休养不上班。副厂长(名叫林洪溢)为人极为低调，似乎不存在一般。厂里大权独掌的是厂长黄天来。黄出身社会下层，二十来岁时被征入国民党军队。在与共产党军交战时被俘，旋即加入解放军，即当年所称的“解放战士” 。五十年代初以排长职转业地方，到私营长春电话机厂——广州有线电厂前身——任公方代表。不久公私合营，黄升任副厂长，后再升为厂长。

   黄天来教育水平虽然很有限，但为人极有心机。“解放战士”资历并不堂皇，人数亦何止百万。许多“解放战士”转业复员后都淹没在人海之中。广州有线电厂就有这样的人物，如沈忠全，由于文化水平太低，行为散漫，故也一直作个工人。当然是个特殊工人，作什么、干什么无人过问。而黄能在十年之内升至一厂之长当有其过人之处。

   黄长着一副长江流域巷陌间常见的相貌，讲着两湖口音极重的普通话。他衣着朴素，不摆架子。他在把全厂重大事务都处理妥当，把权力都有效地控制在自己手中后，会常到各车间转转，甚至落手落脚地干上一、两个钟头，而绝不象多数领导干部那样悠闲地坐在厂长办公室的沙发上。文化革命前已有大庆王铁人事迹的广泛赞扬。有人告诉我们，黄天来是想做广州的王铁人，从而更快地升官。说实在的，我觉得这并没有什么问题。黄如果真的是靠把厂搞得很好，得到上级好评而升官，那又有什么可指责的呢？即使是从多年以后的角度去看，黄天来都不是那种穷凶极恶的共官。而且在那时普遍贫穷、计划经济极为严格的时代，他也没有多少活动手段可资贪污腐化。

   问题是在这个体系中只埋头搞生产恐怕并不能升官。要升官必须在自己的领地里建立绝对威望，这样不但在处理任何事务都能应心得手。而且务使全厂毫无杂音地颂扬自己是王铁人式的好干部，为升官铺平道路。

   然而，如何在工厂里建立自己的绝对权威却是一件颇费周折的事情。国营工厂里有个难解的题。一方面强调党领导一切，另一方面又说工人是工厂的主人。这两个互相排斥的概念纠缠在一起衍生了许多麻烦。党领导一切，决定了厂长书记可以对工人有支配权。工资等级、奖金数额、职务升迁、宿舍分配、工种调配、单位调动等等。但是，工人是工厂的主人又使厂长书记不能解雇工人。而且在工资等级的决定中往往不能随心所欲，而受制于上级、甚至中央有关部门文件的规定。厂长不能解雇工人，好象是制约了领导、维护了工人，但深究下去，它却是剥夺了工人的择业自由。而更重要的是它使国营工厂里失去了一个化解领导与工人之间矛盾的机制。在私营工厂里。雇工与工厂主之间的摩擦冲突到了实在无法消解的时候，雇工可以指着工厂主的鼻子大骂一通，发泄而后去。可是国营工厂的工人是不能辞职的。如果他强行离开了工作单位就再也找不到正式工作，只能到社会上打流散。这是绝大多数工人所不愿面对的。当然，还有一个办法就是调动工作，离开原来与领导关系已搞得非常尖锐的单位，去到另一个新的环境。可是，单位调动绝不是工人或职员自己联系到接受单位即可，它必须得到原单位领导的首肯放行。在这种情况下，原单位领导心中自有盘算。如果这个人留在单位里，自己又无法制服他，领导会选择放行。如果情形相反，领导就会不予放行。你想走？我偏不让你走！我要把你绑在这里，有机会就炮制你。共产党运动多着呢。看哪个运动合适揍你就揍你。

   任何一个工厂的领导想要建立自己的权威无非是用两手--拉拢收买和排斥打击。收买拉拢需要资源。一般来说工厂领导手中掌握的资源往往不足以收买所有人。例如职工宿舍有限，他必然用以犒赏对自己最忠心、最得力拥戴的人们。对于无法收买或不接受收买并冒犯自己权威的人，领导就必然要予以排斥打击。而且在许多时候，即使领导手中还有资源也不用于收买。如果他经过权衡认为对某些人刻意进行打击会更有利于建立自己权威的话，他就会这么做。通过打击一些人，打得他们爬在地上打滚也不罢手来显示自己的权威力量，慑服其他潜在的冒犯者。一般来说，一间工厂里如果厂长是个心头不高的人，他对于树立自己的绝对权威就不太在意，於是他也就不太着力去拉拢收买什么人和排斥打击什么人，从而使这个单位的干群关系比较平和。否则就会大相径庭。广州有线电厂的黄天来就是个心头极高的人，他想做广州王铁人，不断得到升迁，於是就用劲地使出那两手，这就造成了该厂人群以他划线的严重分裂。

   在广州郊区税务局干了近三年。有了机关工作的经验，使我常把有线电厂与它作比较。廖国雄明显是个心态较平常的人。他没有刻意地去做些什么，故文革大波掀起，没有人要拼命地打他，也没有人要拼命地保他。李初寿与黄天来同样都有升官的高心头，但身处清水衙门机关和单一的任职使李手中没有多少资源用于收买党羽，他只能通过四面出击来打通道路，和拉人作政治垫背来向上攀登。他与廖国雄一样都不致使群众分裂。所不同的是，对廖人们是普遍冷漠，对李则是普遍憎恶。(后来有戏剧性的变化，将再作补述) 相比之下，廖和李都不典型，黄天来才是典型的党干部。这就导致广州有线电厂的群众派别斗争尽管不激烈(没有发生武斗) ，却也相当典型。

三、黄天来的权威经过冶炼   

   1966年夏，广州有线电厂跟全国一样都在刘少奇、邓小平的指示下开展一场在群众中揭批反党、反社会主义右派分子的文化革命。郊区税务局重点揭批对象是郭书恒；广州茶叶加工厂的重点揭批对象是我的母亲李树勤。广州有线电厂重点揭批对象是梁耀华。

   梁耀华是个性情平和的中年人。(以现在的年龄分段来看，那时他其实还是个大青年，但我们总觉得他已老气横秋了。)1965年和一批广东籍的同事从北京有线电厂南调广州有线电厂。很快他们感受到一些老员工的排挤。而这些老员工又明显是黄天来的班底，得到黄天来的袒护和纵容。於是他们私下有不少怨言。毫无疑问，这怨言被收集到黄天来的耳中。黄天来更加厌恶他们。

   1966年春，厂装配车间的厕所出现一条小标语：“人民正苦”。在广东话里“苦”与“府”同音。写这条标语的人是用了谐音。用“人民正苦”谐“人民政府”。意思是人民所受之苦来源于政府。真是匠心独具。还有一样高明的是，这条标语不是手写。四个字都是从报纸上剪下来的，使无从循笔迹线索追查。党的干部神经极为脆弱，一条小小的标语就搞得不知多紧张，当成大案来查。但是查来查去破不了案。不久，文革来了。黄天来等密室研究，认为梁耀华作案可能性极大。理由是梁耀华妻子卢秀芳(同厂职工，一起从北京有线电厂调来)的家庭出身是地主，一定对党、对社会主义有很多不满，且梁耀华所在的成品管理处离厕所较近，作案方便。以前暗查没有破案，现在正好借文化革命揭批右派分子的东风来破这个悬案。於是发动“群众”对梁耀华展开围攻。其实，黄天来等人如此“破案”的深层驱动力是要藉此打压那批异己势力，而又由于梁耀华生性平和，柿子捡软的捏。高压之下，政治冤案在中国多不胜数，不在乎再多一个。“破案”就是一切。既立功又威摄了不驯服的家伙们，一举两得。

   出乎黄天来等意料之外的是，生性软和的梁耀华这次表现得相当倔强。无论是大字报围攻还是个别谈话、政策攻心都不能奏效。梁耀华不刚强但也不糊涂。他深知这一条小小的标语是何等的性命攸关。不是自己干的无论如何都不能承认。顶不住一时的压力，想以承认换取眼前的安宁，将会种下自己和全家永远吃不完的苦果。个别谈话时，无论文革领导办的人是拍桌子瞪眼睛，还是轻语“劝解”：“一时糊涂做了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主动交代，深刻检讨，党和政府会原谅你的。”梁耀华都不为所动，坚决大呼其冤。情形一时呈胶着状态。就在这时风云突变了。全国成千上万的共产党干部，包括黄天来在内，都没有料到文化革命会发生如此重大的转向。1966年夏末，运动在理论上从揭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骤然转为整党内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尽管那时社会的整体形势还未批“资反线”，更未揪斗“走资派”，但整群众无论如何是整不下去了。梁耀华的一些老同事如吴瑞卿、徐木兴等和许多新同事如梁绍堂、刘生桓等本都知道梁是被冤枉的。在新的形势下，他们都站出来为他呼冤。然而一股比他们的呼冤强烈百倍的飓风突然拔地而起扑向黄天来。这就是以机械车间1956年入厂的技工黄晚成为首的一些人攻击黄天来不但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且是钻进革命队伍里的阶级异己分子。他们指陈黄天来历史上加入国民党军，不是被强征，而是自愿参加的。他所在部队与解放军打过仗。黄天来在战斗中缴获了一把解放军的刺刀回去报功。很可能黄天来杀害过解放军，是有血债的。

   这无异是引爆了一颗原子弹，全厂一下陷入一片歇斯底里的状态。黄天来本人的惊愕自不待言，平素不满黄天来的人们及挨整的梁耀华等都兴奋莫名，而拥戴黄天来的人群则阵脚大乱，惶惶不知所措。大字报从铺天盖地地扑向梁耀华和其他几个反党反社会主义右派分子转而扑向黄天来。黄毕竟是久经阵式的人物。他很快镇定下来。他一方面暗中分析查证是谁把自己的历史问题泄露出去，一方面向他的拥戴者发誓自己绝无政历问题。缴获刺刀的事情在审干时已作过结论。黄的拥戴者们惊魂初定后重新结集起来，展开他们的反击。

   他们知道“走资派”的罪名是虚的，不足为虑。要命的是黄是否杀死过解放军。黄天来点拨他们，由他们来否认是没有力的，应去走访上级单位，由上级领导来说话。黄的拥戴者们也成立了群众组织。他们上到广州有线电厂的主管单位--广州无线电工业局征询有关情况。那时批“资反线”尚未进行，更未“夺权”。各级党政领导都还拥有发言权。黄天来多年的经营已建立了相当深厚的人脉关系。在局里有他的老搭档。他预先向这些老搭档交了底，当黄的拥戴者们上到工业局时，局有关领导同志热情地接待了他们。首先赞扬他们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号召投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肯定他们的革命造反行动。话锋一转到黄天来的那段历史问题。局领导说，毛主席教导我们对待干部要慎重，处理历史问题要有证据。根据黄天来的个人陈述和组织上的严肃查证，黄天来加入国民党军队是被强征入伍的。他是缴过一把刺刀，但没有杀害过解放军。至于黄天来这么多年在工作中的缺点错误，革命群众当然可以揭发批判。如果他是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当然可以打倒。这番讲话真是面面俱到、无懈可击。表面上对黄并无袒护，但其实在关键问题上大帮了黄一把。

   黄的拥戴者回厂后。立即大张旗鼓地施行了大反击。他们的大字报、大标语刷遍了厂区。他们首先根据局领导所言，彻底否定黄晚成等对黄天来的政历指控，接着对黄天来进行全面的评功摆好。如何艰苦朴素；如何政治挂帅；如何关心群众；如何深入生产第一线；总之就活脱脱地是个可敬可爱的广州王铁人。再接着就是大骂黄晚成等迫害党的好干部，是无耻的政治扒手，想通过诬陷迫害党的好干部达到自己不可告人的卑鄙目的云云。

   不但黄晚成等发难者无法抵挡黄天来势力的强大反击，就算梁耀华及其同情者站出来支持黄晚成也根本不足挽回败局。遭受过黄天来政治迫害的梁耀华及其同情者们当然希望黄晚成们的指控属实。但希望只是希望，它已被现实击得粉碎。经过一段喧嚣，有线电厂恢复了平静。梁耀华书写反动标语案没有人再提了；黄天来的政历问题得到澄清，再没有人敢就此作文章。黄晚成等被骂得狗血淋头，缩回到自己的钳工桌旁一声不吭。接着下来的无论是11月--12月热火朝天的的批“资反线”，还是1967年1月风云激荡的夺权，广州有线电厂都是一片空白。批“资反线”空对空作样子走过场，“夺权”更没有那回事。黄天来是无可置疑的一厂之主。而且，经过上次黄晚成等搞的那场周折之后，黄天来被证明是打不倒的，其威信和权威更空前高涨。生铁经过冶炼成了精钢。同时，黄天来与其拥戴者之间的关系也经过了冶炼。黄天来更深切地洞悉了他这班部属的忠心和能力。这班部属也更深切地了解自己的主子是如何的质地坚硬。只要坚决为维护主子而战，他们就会得到赏赐，只要黄天来撑着广州有线电厂的一片天，就有他们乘凉的地方。

   文革运动在社会上如火如荼，有线电厂却独步众人皆醉而我独醒的情调。当然，有线电厂也不是完全没有群众组织。黄天来的坚强拥戴者们就成立了好几个群众组织，如机修班的工人战斗团。军工产品装配车间的八一战斗兵团有线电厂分部。三月镇反时，这个广州有线电厂分部立即向广州警备区揭发了反动组织八一战斗兵团的种种“罪行”，并宣布退出广州八一战斗兵团，随后还干脆自行解散了组织。
   1967年6月初我们郊区税务局助征员一行七人来到这有线电厂时，看到的是一个静悄悄的“世外桃源”。只有一张残存“革命领导干部我们保定了，吹胀”的标语提示这里也曾有过短暂的喧闹。三月份，在全国性的镇反高潮中，广州各单位都成立了抓革命、促生产临时领导班子。黄天来结合于有线电厂的这个班子之中，有效地控制着厂里的各种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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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老木匠    时间: 2007-10-26 20:31

四、我真实面目的恢复与广州有线电厂造反者的重新结集   

   我们对被黄强辱骂的愤愤不平导致了有人向我们讲述了有线电厂前阶段的故事。而这些故事使我感到黄强的辱骂不是他个人的即兴发挥，而是带有强烈的优越感和等级歧视。歧视之一是我们是临时工，但这是次要的，主要的是在他们的意识中，有线电厂是他们的。他们是主人，而我们是低贱的下等人。车间副主任黄强据说是黄天来保皇党中的重要角色。而跟廖康宁吵嘴的中年女工只是保皇党中极一般的角色。但由于她把自己归类到保皇派的强大营垒之中，无形中也生出有恃无恐的心态。普通工人之间的嘴角也要扯上什么后台之类，还要强调自己的后台是党组织，大得很，以彰显自己境遇、地位、身份比廖康宁优越。

   等级歧视最刺痛我的心，多年来它象毒蛇一样啃噬着我的每一个神经细胞。高中六个学期中除了一个学期共青团表错情，主动向我招手，带携我拿过一次甲等操行外，每次都垫底为乙等。我默默地忍受着这歧视和侮辱，直至投考财贸干校高分落取，那等级歧视把我逼到了自杀的边缘。到郊区税务局后，等级歧视一度离开了我，但1966年“红八月” 贵族红卫兵所搞的“红色恐怖运动”使我猛省这社会的等级歧视是何等的严酷。尽管我侥幸地没有直接遭受伤害，但对等级歧视的愤恨早已郁积心中。此时黄强的骂语使我又亲身感受到等级歧视的滋味。所不同的是，几年前我一个瘦弱的少年为了考上大学，默默地忍受了一切，而现在我一个强壮的青年，业已处于社会底层，且不抱任何窜升的希企，凭什么还要去忍辱负重呢？何况是在这样一个躁动的年代。

   我认为无论是黄强还是那个中年女工抑或其他人，敢于对同厂员工进行等级歧视，是仗着他们有一个大后台--厂长黄天来。对黄天来个人我并无恶感，但认为他纵容默许其拥戴者们去歧视欺侮别的员工终是难辞其咎。要打击有线电厂的这种等级歧视，逐个去与黄强们争吵是没有意义的。根本的办法是把斗争矛头指向黄天来。以此向黄强们宣示，不要以为你们有这么个后台就可以横行霸道。我们对你们的大后台都敢去动，更不在乎你们。

   人生的道路划了一个短暂的圆圈又回到了原点。这有如数学分析里格林公式所表述的绕一圈积分为零。我本是那个时代的弃儿，一个偶然的因素致使拥有一段的虚幻彩霞，但很快又恢复了自己真实的身份。真实身份的恢复使真实的角色同步得到回归。我，一个出身准黑色阶级的人，一个临时工。在给予我这种地位、待遇的社会里，有什么值得我去“保”的？反击黄强们的歧视羞辱只是我要策动有线电厂造反派再起的表面缘由。更深层的是我对现存社会清晰的不满乃至否定。在文化革命这一特定的历史时刻，只有造反才能运载那“不满和否定 。何况我在税务局无可奈何地被涂上了保皇色彩。我必须洗刷这个色彩，因为那是对我心灵的极大扭曲。我认为如果自己在文化革命中的人生记录是保皇派的话，那无异是一种耻辱，是对我真质的歪曲。我必须恢复我对现存社会持造反势态的真实角色、真实面目。

   我积极地与厂里一些人联络。有时是几个人，有时是一群人。话题往往围绕着黄天来展开。有人提出黄天来的政历问题已经澄清，打不倒。我说：“一个单位的文化革命并不简单化为打不打倒单位的领导干部。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我理解是要发动群众对领导干部进行一场思想、组织上的审查。刘少奇的“资反线”曾取代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各地各单位的领导都不同程度地执行了这条反动路线。群众对他们进行揭发批判和审查是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号召，投身文化大革命的具体表现。象你们广州有线电厂有些人那样对黄天来执行“资反线”的错误远远没有进行充分的揭发和批判，就提出要‘保’是完全违反毛主席的教导和指示的。”

   许多人同意我的说法。1965年夏末从北京无线电中专学校分配来了几名毕业生，其中一个名叫蒋宏英的女生说：“我们刚来有线电厂不久，对情况不是很了解。对黄天来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意见，但是觉得那些人动不动就大叫‘保定了！吹胀了’，太不符合毛主席的指示，太不应该了。”我说：“来到有线电厂真是大开眼界。没想到社会上有这么特别的地方。其他单位里就算有保皇派，要保领导，那也是遮遮掩掩地暗中保，表面上还是要作点批判的功夫。哪有象有线电厂保得这么猖狂的？”

   谈到我们组织起来后是否要加入到社会上的大组织时，有人说还是不要去加入。因为外边的情况我们不了解，加入恐怕会被人利用。电工刘湛铭反对这个看法。他说虽然各单位的运动会有自己的特点，但大的方面是一样的。都有造反和保皇。造反的人们走到一起，谁利用谁？我表示赞成刘湛铭的看法，并补充说：“特别是在有线电厂保皇势力如此强大的情况下，我们通过参加社会上的大组织，以取得外界对我们的支持十分重要。据我所知，许多造反派力量弱小的学校和工厂，都是通过这个途径翻过身来的。至于会不会被人利用？我想不必担心。在座许多技术员和工人师傅都比我们年长。你们政治觉悟都很高，又富有社会经验。有你们看着，我们是不会被别有用心的人利用的。”一席话说得许多人都笑了。会后有人议论，“那四眼仔(我戴眼镜)还很会说话。”“当然，在机关做过干部的呀！”

   参加哪一个大组织呢？社会上工人造反派跨单位、跨行业的联合组织主要有两个。一个叫工联，一个叫红旗工人。有人主张加入红旗工人，理由是红旗工人行为比较稳健。刘湛铭则主张加入工联。理由系同理殊途。他说红旗工人稳健过头，冲劲不足，在省革联夺权上犹豫反复，不如参加一向坚决勇敢、造反精神最强的工联。他的意见得到我和一班年轻人的赞同。正式参加工联须去联络，而我们已等不及了。我说我们先把组织建立起来再说。组织叫什么名字？我说，就叫工联广州有线电厂铁血纵队吧。哎呀！有人惊道：这名字有点吓人。我说：吓什么人？铁血纵队并不是说要去武斗流血，而是表达我们革命造反的坚定信念。

五、血腥的七、八月之交


   就在我们密锣紧鼓地商议成立组织之时，广州进入了1967年夏季大武斗时期。红旗派在“五.三绝食”斗争取得胜利后声势迅速增长。除“八一中学”等极少数大、中学校外，红旗派在学校里占绝对优势。红旗派的学生到许多工厂串连，使一些工厂的红旗派组织也壮大起来。由于学生多、能写能说的多，故街头的大字报、大标语绝大多数都是表达红旗派的观点。社会同情已完全倾向造反派。而且这同情是发自人们的内心，没有丝毫的强迫因素。保皇派(总派)的舆论空间被压缩到微乎其微的程度。但是，某个社会群体的社会潜能与其社会声势未必成正比。造反派声势高，社会潜能其实低。反之，保皇派社会声势低，而社会潜能却极高。这社会潜能储藏于控制社会的权力执掌度和军方的支持度。

   保皇派虽然在舆论上已臭，但是它有着以各级人事、政工、保卫、武装干部为核心的骨干力量。至于军方，从广州军区到省军区、军分区和县人武部，在1967年夏以前都是完全支持保皇派的。这使总派敢于在舆论战输尽的情况下，恼羞成怒而诉诸武力。从七月中开始，总派挑起了一次又一次的武斗事件，制造了一个又一个的残酷血案。(参见笔者所著第六章)

   这段期间，我两个弟弟都很少回家。父母为他们的安危忧心不已，简直是惶惶不可终日。大弟刘国旋不但在二十一中组织了东方红公社，还把广州东片的一些力量较强的中学红旗派组织，如十六中红旗、七中红旗、铁中红旗、华实红旗、女中井岗山、、十七中井岗山等都串连起来，成立了中学生造反派的联合组织。名叫“红卫兵广州兵团”。大弟当了兵团的司令。这个组织以敢于对抗总派的武装挑衅而闻名于世。“广州兵团”有不少外省籍的知识分子子弟，他们与同样是外省籍的高干子弟在去年“红八月”中就开始结下梁子。高干子弟在践踏黑五类出身的同学时也对他们极尽嘲弄和歧视。广东人性格较平和，性子较强的外省籍知识分子子弟遂成中学造反派的中坚力量，和敢于与总派兵戎相见的群体。总派的中学生组织“毛泽东主义红卫兵”(简称主义兵) 是其武斗的主要力量。这个组织本是以高干子弟为领导和骨干。但是到了用枪弹进行武斗的时候，许多高干子弟都躲回省委大院、军区大院了。其中的工人子弟则走向前台。

   二弟刘国铸的工读井岗山与广州其他几间中等职业技术学校的学生组织联合而成“红卫兵工读兵团”。“工读兵团”成为“广州兵团”的小夥伴。在多次与“主义兵”和总派的武斗组织交火中并肩作战，打出了名声。刘国旋、刘国铸亦成广州中等学校里赫赫有名的人物。

   父母亲终日为大弟、二弟的安危担忧。有时母亲提议我去找找两个弟弟，看他们到底怎么样了。父亲反对说：“找什么？到哪里去找？他们又不一定在学校里。那些总部之类的地方能随便去吗？一不小心把你当成对立派的人，一枪打过来就全完了。”

   刚成立不久的工联广州有线电厂铁血纵队没有来得及介入社会上的武装冲突。但我们观点的倾向性是绝对明确的。就是愤怒谴责、声讨总派对红旗派的暴行，坚决支持红旗派的文攻武卫。为此，我们在厂里和附近的一些单位的围墙上都张贴了许多标语。有人担心地对我说：“你们在厂里贴就行了。在外面贴，你知道什么地方会藏有主义兵？看见你们贴反对总派的标语，远远从背后给你一枪打来怎么办？”我说：“谢谢你的关心。但是，毛主席不是说过，要奋斗就会有牺牲吗？如果因害怕背后的冷枪就连标语都不敢贴了那还怎么去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还算什么革命造反派？”

   有线电厂保黄天来的一派群众组织不但从来没有介入社会上的派别斗争，甚至从头至尾都没就社会上的两派斗争贴过一张标语，表一点态，而它们并非刚成立。它们对社会上两派斗争的来龙去脉是了解的。这究竟是为什么呢？当时我还真有些困惑。直至后来文革到了尾声时，我思前想后才深刻洞悉了其中的缘由奥秘。这容后详述。

   广州1967年夏季大武斗始于七月中，基本结束于九月上旬。与全国其他一些地方相比，广州武斗的激烈程度是大为逊色的。这也算是广州人民之福。多年后回想起这一情况，觉得有两个原因。一是那时军方举棋不定，没有全力支持总派打垮造反派。二是源于广州人性格的相对平和。武斗激烈到何种程度不取决于造反派，而取决于保皇派。因为是保皇派挑起武斗并坚持要使用武力。造反派是被迫还击，是“陪练”。保皇派用冷兵器，造反派也只用棍棒、水管。保皇派升级用枪炮了，造反派才匆匆忙忙地去抢枪自卫。在武斗过程中造反派基本是被动的。广州的主义兵在1966年8月的“红色恐怖运动”中残酷地把四类分子活活打死。但那都是主义兵中的高干子弟所为。大武斗中，这些高干子弟明白在双方都有冲锋枪的战斗中，他们的命和普通人的命都在同一瞄准线上。子弹不会因他是高干子弟而转弯，故都躲回家中去了。剩下主义兵中的工人子弟不是平民子弟所组成的学生造反派的对手。而广州工人保皇派的悍战性囿于广州人的性格则远不及两湖和广西。一旦保皇派停手了，造反派也就停手了。造反派有信心在文字语言斗争中胜过保皇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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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老木匠    时间: 2007-10-28 09:13

六、广州有线电厂造反派之构成

   武斗基本结束，市面较安定了，我们的组织工作得以继续进行。经过反复串连商议，九月初一天班后，三十几个同观点的员工集合在一起开会，正式成立“工革联广州有线电厂分部”。会议在一个未启用的车间里举行。那里并成为我们的总部。

   广州红旗派因对“省革联”夺权看法不同而分成以“中大红旗”为首的“红司”派和以“华工红旗”为首的“三司”派。后由于这两派均在三月受到军方压力，七、八月都遭到总派暴力对待，在强大的满怀敌意的保皇派面前，他们不得不捐弃前嫌团结起来了。属“红司”派的“工联”与属“三司”派的“红旗工人”团结起来成立了“广州工人革命造反联合委员会”，简称“工革联”。在这新的形势下，我们的组织也相应改称为“工革联广州有线电厂分部” 。

   会上先宣读了我起草的成立宣言，接着进行无记名投票。我和刘湛铭、陈润生(女)、吴瑞卿、徐木兴当选为分部常委。无线电工业局其他厂的(如航海仪器厂)造反派组织都派代表来参加。祝贺我们支持我们，壮大了声势。会议喜气洋洋、意气风发。看着“工革联广州有线电厂分部”的大旗高高树在我们总部门前，确有一种扬眉吐气之感。

   文革时期一部份民众为什么要造反？为什么会参加到造反派组织里边来？动机是什么？目的是什么？这是研究文革的一个重要课题。只有通过这项研究才能洞悉文革造反的本质，从而给予它恰如其分的评价。如果对文革造反运动和造反派的认识和评判都流入谬误，那么整个文革研究也就乏善可陈了。
   社会造反派和单位造反派基本可以挂钩。换言之，社会造反派基本由单位造反派聚合而成。对一名单位内的造反者，你一定可以分析判别到他的造反动机、缘由，而当他介入到社会造反活动后，在他的原始造反动机上就会增添新的动机，或者只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地挣扎于社会波涛，而无明确的动机驱动。故此，分析单位内的造反动机是此项研究的基础。

   多年后我回忆分析这一切，对文革造反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工革联广州有线电厂分部”三十几名成员中有十几人是骨干活动分子，其他是挂名或半挂名成员。他们都可分别列入以下四类群体之中。
   第一类是不但反对黄天来，而且对现实亦有朦胧的不满情绪者。其主要人物有陈润生(女)、刘生桓、梁绍堂、梁耀华。(梁耀华是“地总有线电厂分部”成员，为何作此归类，容后叙。) 他们在台面上的造反缘由都是直接遭受过黄天来的的排斥打击。他们对黄天来非常不满，经常谈到黄天来怎样两面三刀、打击报复，顺我者昌、逆我者亡，要把有线电厂搞成他一言堂的独立王国。他们甚至谴责黄天来就是有线电厂的座山雕。可惜的是在当时一片激动纷扰的气氛中，年轻的我无心细听、更没有具体记录下来他们列举黄天来的许多劣行事例。约莫记得只有陈润生所说全厂女工无记名投票选女工委员，她以高票当选。但由于她曾对黄天来的一些做法提过意见，黄天来就硬是把她的委员席位给掳了下来。刘生桓、梁绍堂是技术科干部。刘文革前几年毕业于华南工学院。梁的资历更老一些，五七年反右时被内定为中右，控制使用。运动初期他亦遭到黄天来组织的围攻。梁耀华的情况前面已作介绍。

   第二类是只对黄天来个人不满者。其代表人物有徐木兴、吴瑞卿。他们是从外单位调来有线电厂不久的高级技工，在工作和待遇中深感遭到厂里一股势力的排挤刁难。而这股势力又以黄天来为依托。还有一位名叫陈柱石的，是1956年入厂的技工。他为人较沉着，不知什么原因使之对黄天来也相当不满。在当时的表面来看第一类与第二类没有什么不同。只有从此后的人生追踪中才能洞悉他们之间的区别。
   这区别是第一类始终处于共产党体制之外，而第二类则在体制之内或尽力进入体制之内。陈润生在三年文革之后继续受到黄天来势力的逼迫，1975年她借助自己的人事关系得以调离有线电厂。八十年代中期她通过考试取得律师执照。一个原来只受过中学教育，年纪已四十多岁的女子，能在自己的人生道路上有这样的进取精神，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其对现存体制的不妥协性。1974年李一哲大字报风潮卷起时，有一天梁耀华在厂宿舍区碰到我，邀我到他家里看他弄到的“李一哲大字报”打印件。当时官方对大字报已发动批判。但是，梁耀华在与我的交谈中明显流露出对大字报的欣赏。为防隔墙有耳，我语多保留。但由此我得以窥见梁耀华的思想境界其实并不只是文革造反，他对现存体制亦有某一程度的否定。此后的十多年里，我与厂领导乃至政权当局都一直处于剑拔弓张之中。一些从前的熟人见到我都避之唯恐不及。但是，梁耀华却大相径庭。每次邂逅都还与我寒暄几句。我宁愿将此看成是梁耀华思想实质的曲折表现，而不将此看成是他待人接物的圆滑。因为对我这个内定的反革命分子已丝毫没有圆滑对待的必要了。1980年底，我将油印问世后，一次碰到刘生桓。我问他有没有兴趣看？他说当然有。我借阅一本给他。几个星期后他还给我时意味深长地微笑着，几次欲言又止。那时邓小平对七九民运全面镇压在即。刘生桓已听到风声。他的微笑说明他对我思想的认同。而欲言又止则是他在乌云压城时的自保之道。这是很可理解，并应予以体谅的。五七年的“中右”梁绍堂于八十年代中去世了。他处事一直低调。而这低调其实是对现实不妥协的另一种表现形式。

   徐木兴是党员、家庭出身贫农。吴瑞卿虽不是党员，但家庭出身亦红。按普遍规律，这种政治质量的人是当然的保皇派。但社会情况是千差万别的。不少家庭出身“好”个人政治条件亦“好”的人会因为种种原因与本单位领导交恶而进入造反行列。而他们的造反境界则永远只以反本单位领导为限，而绝不会上升到反体制，那怕只是模糊的、潜在的反体制。然而徐木兴的个人品质还是较好的。文革结束时由于一种特殊原因(后面将有专述) 徐木兴做了厂革委会委员，车间主任。我则是厂领导最憎恨最欲踩死的人物。但是，直至我于1977年1月23号贴出“关于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探讨”万言大字报，公开了自己反体制的政治异议人士真质，并遭到官方严厉处罚之前，徐木兴一直对我友好相待。他似乎一直还怀着文革造黄天来反时建立的友谊。

   吴瑞卿文革后检讨了自己参加文革造反的错误，一直要求“进步”、争取入党。终於在1978年完成了他的心愿，拿到了党证。入了党随之就会作官。不久他升调到机械车间作主任。我由于不值他的作为，遂借故数次与他大吵。他遂十分恼怒我。今天回想起来不无后悔。人各有志，道不同不与为谋就行了，实在没有必要那样做。当年自己也太偏执火爆了，以至把原来还留有一丝情面的人都变成了仇敌。

   与徐、吴同属一类中的陈柱石稍有自己的特点。他出身城市贫民家庭，还不算正牌“红五类”，亦不是党员。1967年7月，我正在考虑要不要以造反的方式来反击黄强们的歧视侮辱时，陈柱石是促使我下决心的重要人物。由于得悉我与他是街坊，有天班后他来我家聊天。谈了有线电厂一些往事。并说如果我出来挑头组织造反派，他们一定全力参加。陈柱石不善辞令，甚至有点木纳。以他这样的脾性竟主动到我家动员我，说明他反黄天来之坚决。文革后他的处境亦较低沉。1976年黄天来病逝后厂里的情况逐渐有所变化。除非是象我这样坚决把文革造反理念升华为民主斗争理念的人将“固穷而终生”外，其他都有可能改善自己的处境。1982年梁芳兰(男，贫农出身、文革前已入党、黄天来的潜在反对者。) 升调机械车间主任。1983年他发展陈柱石入党。令人极感意外的是1990年陈柱石竟申请退党。当时的厂党委书记潘日闻之大怒。不允许退党，并以他犯了政治错误为由将其开除出党。那时我已身在纽约。这一闻说不知是否确实。若属实，陈柱石应列入第一类文革造反者。当然也有可能是七、八十年代他经过观察思索后的理念升华。如果是这样的话，陈柱石是一个极为难得的和非常值得钦佩的人。

   第三类是出于青年人的正义冲动。刘湛铭、蒋宏英、刘泽成、黄自汉等属于此类。他们并未受过黄天来的直接压制迫害。对黄天来个人并无特别的憎恶。对现行社会制度更谈不上不满。他们起而造反与其说是反黄天来，不如说是看不惯黄天来党羽耀武扬威的态度、过于嚣张的保皇言行。至于刘湛铭则还多一个缘由。省革联时期，虽然有线电厂的群众组织都没有介入社会，但观点亦存在。保黄天来的一派组织都反对省革联，刘湛铭是“单干户”，却在观念上十分支持省革联，为此在厂里与保黄天来派发生激烈辩论。他加入工联，可以视为文革初期观点分歧的自然延伸。


   青年人的正义冲动是不能持久的。它必将让位于成年后面对现实冷静的利益考量，或本色性格的自然回归。蒋宏英文革(三年)结束后不久就设法调离有线电厂。我估计她会对参加文革造反有所反思。如果文革从头再来，她不会作此投入。刘湛铭、黄自汉属于那种诚实正直、本份，亦无野心抱负的人。文革结束后他们勤于本职工作，不再有其他思量。对社会问题或许亦有其观点，但绝不会为此再作任何动作。文革期间一时的正义冲动随着青春的逝去而烟消云散。岁月的流水冲走附在石块上五颜六色的花草，使之露出原来的沉着。

   刘泽成是与他们大异其趣的人物。他是我们之中除李胡英之外年纪最小者，出身城市贫民家庭，小学毕业后就没有读中学。1963年，年仅15岁就入有线电厂当自费学徒。我们入厂后，由于年龄相近，又在同一个车间，很快就做起朋友来。他也很反感黄天来党羽所为。与保皇派语言冲突时他常冲在第一线。三年文革结束后，黄天来和曾一度取代黄天来的军代表因其年纪小，家庭出身又“好”，认为他是受了陈润生等和我的坏影响才造反搞事，遂对他多施笑容。1975年提拨其担任五金班班长。从此刘泽成骤然成熟了。他挥别了少不更事的青年激情，开始对自己今后的人生道路作现实的考量和设计。他不知从什么地方搞到一件旧军装，经常穿着。给人感觉他是一名复员军人。中国从六十代中到八十年代初，军人和转业复员军人在社会上都有高人一等之感。刘泽成此举折射出他心态的变化，暗示着他现实的追求。他在自己勤勉工作的同时对工人要求十分严格。其风格与那些上下不得罪的中年生产班长大相径庭，遂得到领导欢心。七十年代末入党，升任车间副主任。八十年代中期厂出资让他带职读干部速成中学。九十年代初有线电厂大改组，他任机械分厂厂长。

    刘泽成与我的交往最多，曾是很好的朋友。由于年龄相近又都爱好体育，(球类除外，我小脑不发达，所有球都不会打。而刘泽成则小脑发达，什么球都打得很好。)七十年代上半期每年横渡珠江和环市长跑都是由他与我包办局分配给有线电厂的名额。刘泽成发迹的过程中伴随着对昔日文革造反的深刻反省。入党做官后绝不再与昔日造过反又拒不认错悔改的人来往。尤其是我，同在机械车间经常碰面，却如陌生人一般。1983年，我自费就读广州职工业余大学四年制机械制造专业二年级时，有一次电子工业局举行从广州珠江大桥到沥窖10公里长跑比赛，我和刘泽成都去参加。我获第一名。比赛结束回厂时，不期一起推自行车出了集合点。我本已预感他会不乐意与我同行，但考虑到既已碰在一起若又刻意分开那实在太突兀，於是硬着头皮一起上路。十多公里的路上无一言交谈局面亦太压抑尴尬了。我遂试图扯一两个话题，但都因他“冷处理”而无以为继。后来他终究找了个借口独自弯路从另一条路回去了。我心中明白他是怕有人见到他与我在一起，报了上去，令上头不满他与我这个内定反革命分子划不清界线，以至影响他的政治评定和仕途。从刘泽成的人生轨迹我深深明白青年正义冲动尽管可贵，但未必持久。在现实功利的考量面前，人性有可能发生极其严重的的扭曲和蜕变。

   以上三类群体组成了工革联有线电厂分部的骨干。

   第四类是出于某些特定的人事原因加入造反派组织。他们是组织的挂名或半挂名成员。如1965年大学毕业分配来厂的林广灿因大力追求廖康宁，亦加入我们工革联有线电厂分部。(他终究于1969年如愿以偿地娶到廖康宁。)蒋宏英的同学胡宝山有与之发展关系的心思，故随之加入进来。其实并不参加具体活动。顶多在开全体大会时来参加一下。还有车工班的一些女工。因班长任润新、黄锦荣倾向造反派，故她们亦随之参加。

   关松稳加入的缘因也相当特殊。他是个很好体育运动的青年人。足球踢得不错。性格外向，喜欢说笑，颇能搏取女性青睐。在保黄天来的一派中，亦有一班二十大几的青年工人。他们亦好打球和正为找对象而起劲地追逐女孩子。在他们看来新来乍到好表现的关松稳枪尽了他们的风头，於是常有意拆关松稳的台、起他的哄、找他的难堪。起初这还带有开玩笑的性质。搞多了双方就有了心结，直至不无敌意。这终究使关松稳参加到反黄天来的一派中来。而他好动的性格更使之成为组织里的骨干成员。

    我们组织十几个骨干活动分子都可分属到前三类中。其它约二十个挂名成员大都属于第四类。但是亦有例外的，如关松稳属第四类却是骨干。车工班一位三十几岁的女工是挂名成员，但我却判定她属第一类。这位女工姓杨，我总叫她杨大姐，遂忘却其名字。她文化水平虽有限，但观其言谈系有相当思想底蕴。我感觉到她这个挂名成员与其它的不同。她虽很少参加组织活动，但私下却很关心。我看得出，她是非常希望造反派在与保黄天来派的斗争中能取得胜利。1965年她与丈夫一起从北京有线电厂调来。丈夫在机修车间工作。她丈夫家庭出身地主。从我进厂到1969年她们夫妇俩被战备疏散遣还原籍顺德，长达两年里我一直没有见过她丈夫一面。他丈夫上班时间绝对呆在机修房里，不外出一步。下班亦不在人群中出现。不知他何时进车间、何时出车间，犹如幽灵一般。我明白，他们这种人是对现存社会充满恐惧。他们知晓自己只要有丝毫的行差踏错，就有可能被撕成碎片。但是，这恐惧正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他们对这个社会深沉的不满。杨大姐丈夫的隐身表明了他们的自保苦心。杨大姐作为一个挂名成员，却又私下十分关心组织的命运则说明他们内心对现实的愤懑，和期望这社会现实被某一程度地颠覆。他们心中会有一个朦胧的感觉，就是黄天来派当道他们的日子会很艰难，而象刘国凯这样一些反权威，总是为底层者鸣不平的能造反者成一点气候的话，会较善待他们。可是现实是如此的严酷。造反派--反权威派彻底失败了。保皇派终究趾高气扬地为所欲为。1969年以战备疏散遣送原籍的多是“四类分子”。杨大姐一家不是“四类分子”，却亦遭此噩运。这必定是因为杨大姐参加了我们造反派所种下的恶果。黄天来的心毒手狠，即使以前我不知晓，但从这些我就有了真切的洞悉。

   在剖析广州有线电厂的文革造反者中，不能漏掉黄晚成。尽管他从头至尾都没有参加工革联，但他毕竟是最早把黄天来推上受审台，一度使黄天来十分狼狈的人物。而问题恰恰就在于此，他欲打倒黄天来，不是因为黄天来在前阶段运动中执行了“资反线”把无辜群众打成右派、反革命，而是抓住黄天来的所谓历史问题。历史问题一旦成立是可置人于死地的。批“资反线”的高潮中另搞招数说明黄晚成心中另有所谋。

   在搞黄天来的历史问题不成之后，如果黄晚成当时的确是出于替党清除阶级异己分子的“公心”，那么在此次失误后当勇于承担，并坚持下去。因为黄天来没有杀害解放军并不等于他就没有其它问题。起码他在有线电厂大搞顺我者昌、逆我者亡；他执行“资反线”，伤害无辜群众。而黄晚成却一退如此彻底，从此再也丝毫不涉及运动，这说明他当时搞黄天来的历史问题充满功利主义。他以为这绝招一定可以置黄天来于死地。自己作为替党清除阶级异己分子的功臣当有封赏。而在如意算盘落空后，他深感闯下大祸，遂从极度膨胀到极度萎缩。保黄天来派骂他是政治扒手当有其缘由。三年文革结束后，共产党的政治秩序重新巩固建立。黄晚成多次去黄天来家求访认错。由于当年黄晚成所用手段太辣，虽认错不迭，黄天来亦只是不罚他，终不予录用。直至黄天来病逝，另人当道后，黄晚成才时来运转，于1982年入党，当了模具班班长。

   从黄晚成的行事轨迹可以领悟到文革造反中还有这样一种人物。他们不是学校里被文革前共产党革命理论刺激得神智痴迷的学生，也并没有受过歧视和迫害，但他们却热衷于打倒当权派，且手段无所不用其极。这样的人虽也打着造反的旗号，但他们并不是原本意义上的文革造反。只有前述那第一、二、三类人才构成了文革造反动机和行为方式的主流。本已对整个现实都有朦胧的反对情绪者自不待言，即使是只对黄天来不满者也有它的积极意义。因为黄天来代表了共产党的统治秩序。反黄天来无形中也就反了这个秩序。基于同样道理，仅出于青年正义冲动而反黄天来亦是可圈可点的。黄晚成与有线电厂工革联这三类造反原因所组成的骨干相比是极端少数，社会上的“黄晚成”也是社会造反派的少数。故此黄晚成类只是文革造反的支流，不代表文革造反的主体和本质。

   最后有必要提及的是厂人事股干事许某。(忘却其名字) 当时人事股有三个人。股长梁双基。股员陈思红、许某。据说，当年把黄天来的历史问题泄露给黄晚成的是许某。许在此后的运动中没有参加任何群众组织。三年文革结束后，黄天来没有忘记他。许被从人保股清除出来做工人。后来他调到其它单位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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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老木匠    时间: 2007-10-29 23:11

七、广州有线电厂保派之构成

   与造反派不同的是，保守派的人数难以作准确的统计。造反派--工革联广州有线电厂分部有三十几个成员，根据系来自于成员登记表。保派没有统一的组织，更不知道他们有没有制作登记表。何况，许多很铁杆的保派分子根本没有参加组织。然而，只从直觉上亦可感到保守派的人数是远远多于造反派。

   保守派与造反派的对垒分成两个层面，一是声势上，二是实质上。声势体现于大字报大标语的数量，和一旦发生语言和肢体冲突时各自可以出动的人数。造反派人数虽少，但新破土而出的工联广州有线电厂铁血纵队和后来的工革联广州有线电厂分部锐气十足。每天班后我和刘湛铭等人都留下来在厂里和厂外附近地区张贴表达红旗派观点的标语。有了总部后我们干脆找些废板拼成床板在总部里搭铺睡。反正是夏天，光着膀子就睡。保皇分子才没有这份傻劲。

   但是，如果我们在厂里贴出批判黄天来的大标语，保黄分子就会动起来，在我们的标语旁边贴上拥护黄天来的标语，甚至用他们的标语覆盖我们的标语。这时我们就“有样学样”也覆盖他们的。於是一场语言冲突就骤然而至了。他们责问我们为什么要覆盖他们的大字报？我们说是你们先这样做的。吵着吵着就离开了事情的始发缘由，而涉及造反、保皇，和对领导干部的政策。毫无疑问，在当时流行的理论框架内辩论，他们均不是我的对手。有几次他们吵不赢有想动手打架的迹象。我把近视眼镜摘掉，骂一句粗语：“你们敢先动手我们一定奉陪！”他们人数虽多，但看看我暴怒的模样和突起的肌肉，以及站在我旁边和身后的刘湛铭、刘泽成、黄自汉，有时还加上关松稳、李胡英、申永康、冯祖超等，就不敢贸然动手了。

   有一次在篮球场上又发生了语言冲突。黄天来突然走过来厉声叱到：“吵什么！吵什么！上班时间，都回车间工作去！我们有线电厂从来没有这样做法的！”众人一下都愣住了。保黄派们在他们的主子面前当然不敢有任何造次。而且他们也明白黄天来叱骂的对象不是他们。造反派们亦都一时不知所措，还真被黄天来镇住了。我定过神来后，立即对黄天来回叱过去：“我上的是中班，现在出来贴标语不违反劳动纪律。你是当权派，好好去检查自己执行资反线迫害群众的错误吧！”黄天来确实没想到我敢当众顶撞他。略略一怔后，斜瞪我一眼悻悻离去。黄天来的拥戴者们恨死我了。他们说车工四眼仔真是搅屎棍，有线电厂本来好好的，都给他搞乱了！黄天来、梁双基一定懊悔不已，怎么招了这样一个瘟神进厂来。

   工革联十几个骨干分子分成“高参”和“烂头卒”两部分人群。这是我们自嘲的说法。因为陈润生他们七、八个人从来不参与室外的冲突，只是在总部或其它什么地方收集整理批判黄天来的材料，研究对立派的动态等。於是我们把他们笑为“高参”。而我们七、八上十个直接上阵的则是“烂头卒”。(“烂头卒”固然是二十上下的毛头小子“高参”其实也只是三十出头的大龄青年。)保黄派的骨干分子也可分成这样两部分。他们的“烂头卒”大都是五八年入厂的工人，年龄二十大几。如电工班长秦务杰、机修班长潭然吉、铸造班长黄华兴，他们手下都有一班兵马。还有模具班的冼国祥亦是上阵叫骂，动辄以武力相威胁的干将。这帮人之外则是他们的“高参”。主要有学毛著办公室主任何金铎、军工产品班长朱耀基、于维冀、黄金胜，机械车间主任黄强、徐炳虾，装配车间主任吴裕泰、木工班长劳国伦等。还有与蒋宏英、胡宝山同时分配来厂的同学刘某(忘却其名字) 和从市团委调来的刘志雄(原以工代干，调来工厂列入正式职工)。另有好些车间班组的头都是倾向他们的。

   保黄派主要有两个组织。由“烂头卒”组成的“工人战斗团”，和由黄金胜、于维冀、朱耀基领导的“广州八一战斗兵团广州有线电厂分部”。后来还出了个“省直红旗广州有线电厂分部”。从保派骨干的构成可以看出，他们有着深厚的人脉资源。因为他们大都担任车间主任、班长等职务，对普通工人极有控制力、导向力。从税务局到有线电厂一个极鲜明的感觉是工厂领导的官威比基层机关领导的官威要强得多。税务局的一般工作人员有相当强的工作自主性。不但税所领导，即使是分局领导对一般干部亦有几分礼遇。而工厂就大不相同了。就算是一个小小的生产班长都有君临之威，遑论车间主任以上。初来乍到对这种情形还真不大适应。后来明白这是由于工人，尤其是生产线上的工人文化水平低，又无技术专长，只是操纵机器的机器。这也就是为什么工厂里保领导派别的力量总是远大于反领导派的主要原因。(除非厂领导的政历真的出了大问题，或厂领导之间已分成两派，各自拉拢、操纵一派群众组织互斗。)

   工厂与机关还有个重大区别，就是工厂不完全是讲理的地方。换言之，工厂里不无丛林法则。机关里保派与造派的斗争基本都限制在“文斗”层面上，而工厂则不然，保派讲不赢就想动武。因他们有厂领导作后台。或干脆说他们是领导的马前卒。他们以武力压倒造派的作法正是领导默许和鼓励的。於是这里就只剩下最后一个问题：打不打得赢？如果有把握打得赢他们就一定会开打。反正打了有领导给他们善后。前阶段有线电厂的造派动都不敢动，相当程度上就是给保派“烂头卒”们的武力所威慑。直到我介入了有线电厂文革派别斗争，才使情况产生变化。从写大字报、刷大标语到语言辩论和争吵，乃至磨拳擦掌准备打架，我都冲在第一线。於是乎我们造派也就是在这武力作后盾的情势下，才有了文字(大字报、标语) 的发言权。非但如此，一方面由于我们的勇悍，更由于社会运动情势混沌，厂里保派不敢造次，故使声势层面上，我们造派一度占了优势。

   但是，实质层面上就大相径庭了。优势永远在保派一边。

   这一判定有可能受到质疑，因为许多社会上的大保派都垮台了，何言其有永久的优势？产生这一疑问系因把社会上的保派与基层单位里的保派完全等同起来。它们两者之间固然有连带关系，即社会保派一般由单位保派聚合而成。但社会上保派的垮台并不一定导致单位保派也垮台。如湖南“红色政权保卫军”那类垮台得很早的(1966年底或1967年初)，由于其与单位保派的组织结合还很浅，故其垮台对后者影响不大。只有象武汉“百万雄师”那样在1967年6、7月搞了极大动作而垮台的社会大保派，才会连带各基层单位的“百万雄师”分部也倾覆。(1969年“清理阶级队伍”后单位里的前“百万雄师”分子又翻起来了。因为他们毕竟是“红”牌子的人。) 广州的总派是全国最老练的的社会大保派组织，它贯穿三年文革的始末，屹立不倒，直至完成其使命后寿终正寝。既然如此，广州地区的单位内保派组织就更谈不上受其不利影响了。

   如果说广州的总派老练，那么广州有线电厂的保派就更是“才高八斗”。它高明绝顶之处在于它根本不加入社会上的保派组织。因为尽管广州保派(总派-东风派)一直屹立不倒，但其在舆论上亦曾处于劣势，其丑陋的保皇色彩深植人心。有线电厂的保派有信心只靠自己的力量就可搞定本厂的造派，不必借助社会外援，那又何必去加入它，以至增添自己脸上的保皇色彩，授人以柄呢？非但如此，在广州的社会造派暂且得势之时，有线电厂的保派还会设法加入进去，以鱼目混珠，取得与本单位真正的造派抗衡的政治筹码。

   文革期间，虽然党团组织暂停了活动，但行政、生产系统仍照常运转，这就足以使单位内保派处于优势地位。其群众组织形式只不过是应一时之需的产物，也可说它是原社会秩序的临时表象。在表象的后面是大树盘根的行政、生产系统。即使暂停活动的党团组织亦保持其潜能。从厂到车间及至班组的垂直指挥系统一直在有效地运转着。其权威不容违抗。造派分子无论写大字报、刷大标语闹得多欢，最终还是这个系统中的螺丝钉而已。故此那位保派组织的女工可以十分自傲地说自己有大大的后台。

   在明了这些后很自然就会提出保皇派行为方式的动机目的。前面剖析过参加造反派的四种缘由，那么参加保皇派所行为何呢？可以说，答案简单多了--为了在既有的社会秩序中保自己既有的地位和利益，或争取更高的地位和更多的利益。故此，文革中的造反派和保皇派其实可以作这样简单明了的定义：冲击既有统治秩序的为谓之造反派；维护既有统治秩序的谓之保皇派。文革中、后期(1967年--1968年)，已甚少用保皇派一词，而常用保守派。然而若要更贴切些，应将其命名为保党派、保权派、保既得利益派。

   或许有人会说，保自己的利益有什么可指责的？造反派的行为方式最终不也可归结为利益驱动吗？因为，反黄天来无论怎么打着诸如批“资反线”之类冠冕堂皇的旗号，都遮不住隐藏在旗号后面的真实目的。

   不错，无论是高叫着要保革命领导干部，或坚持批判领导执行“资反线”、“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错误，都可归结为利益驱动。但是，别忘了利益有不同的质。首先须判定文革前的社会秩序正义与否。一个明确无误的事实是，保皇派的利益在维护既有社会秩序的基础上得来。造反派的利益则在反抗、颠覆这个基础上得来。如果你认为文革前的社会秩序是正义的、合理的，那么当然就会肯定保皇派所为，并否定造反派。反之，被肯定的就是造反派了。过往的生活经历使笔者对文革前既有的社会秩序深怀不满，故当然站在造反派的视角上。

   从不同的立场看问题得出不同的结论，会给人以“不可知论”的感觉。认同与否定文革前社会秩序的两拨人思想是没有交集的。为了弄清问题不妨落实到最直接的实际。干脆地说，保皇派之保皇低级目标是为了保持自己在原有权力体系中的位置。车间主任、科长、班长的职位不致丧失，高级目标是为了升职。做班长的可以升到车间主任。普通工人的可以升做班长甚至更高。这一切都为此后的事实所证实。那么造反派呢？他们能有这样的企望吗？如果黄天来被革除领导职务(即所谓被打倒)，上头另派员来掌控有线电厂，他们能否就此升官任职尚在未定之数。那么，在黄晚成行动失败后，黄天来是打不倒的，此系愈来愈清晰的事实。造反者仍要坚持下去，这里除了反抗歧视和欺压的惯性；除了发泄对“座山雕”黄天来的愤懑积怨外还能有什么呢？如果说这算是一个利益的话，那么无论从哪一个角度去考察，这个“利益”都是正当的。

   有线电厂的保派还有个十分突出的现像，就是它有些骨干并非“红”牌子。如学毛著办公室主任何金铎、军工产品班长于维冀、朱耀基，机修班长潭然吉、电工班长秦务杰等，那么他们为什么如此下力保皇呢？依共产党的政治伦理，他们是不会受重用的。这已为此后的事实所证实。1969年后陆续的论功行赏中他们都没有份。

  这不仅令人想起郊区税务局“丁类”人员的异常表现。这个表现在有线电厂再现了，可见它并不是很偶然的现像。

   何、朱、于都是1964、65年从军队转业复员到地方的军官，何是副营级，朱、于是连级、副连级。1963年毛泽东大搞阶级斗争后，高校招生强调政治质量。军队和公安系统都强行转业一批政治不合格的军官和干警。何、朱、于等就属于此类。大异其趣的是，郊区税务局的前干警叶洪生等都投入了造反的行列，而有线电厂的何、朱、于却作了铁杆保皇派。同源殊途，缘由何在呢？

   首先，军官转业系属正常作业。政治清洗只是隐含其中，被转业者可藉阿Q精神自我安慰排解。公安干警转业税务员，则有明显的政治降格意味，被转业者忿忿之情无可平息。其次，叶洪生等可以四处串连，到市公安局造反要求复职，而转业军人则断无可能提出重入军队的要求。更为重要的是，转业到税务局的前公安干警均作普通税务员。在税务局的职位序列中是最低级的。转业到工厂的前军官则大相径庭。因为他们无论如何都会被安排一点官职。在共产党的官本位序列中，有线电厂是区科级--营级单位。何金铎原副营级，副厂长没得做，就安排一个闲差，厂学习毛著办公室主任。朱、于安排到秘密军工产品做生产班长。这似乎降了级，但军工车间的政治荣誉非同一般。做个秘密军工产品的工人都比其它工人高出一头，遑论朱、于还任有职务，手下领导着几十号人。

   这些尚只是从实体“硬件”上的考察，此外还有更深刻的心理“软件”考量。何、朱、于都是很有心机、明理通达之人。这点他们极类似税务局的丁类人员。他们知道自己的政治等级不过硬，而他们更洞悉这个政权的强大。对来自这个政权的政治歧视，他们明白绝不可以与之抗争，只应因势利导去求得较好的境遇。更何况这政治歧视远远没有把他们逼到要进行反抗的地步。他们还是人上之人。明智之举是努力保持现有的地位，不要每况愈下。如何保持？保黄天来，向黄天来表忠，取得黄天来的好感。只要黄天来大树不倒并作自己的保护神，那将来断不至落到受贬的地步。这些都为此后的变迁所证实。七、八十年代，许多前保皇铁杆人物都不断升迁，从班长、甚至工人升至主任、科长、厂长，而他们却一直原地踏步。直至迎来九十年代初的退休，或提前退休。

   电工班长秦务杰、机修班长潭然吉、铸造班长黄华兴等也不是红牌子。他们与何、朱、于等可算同一类，亦属保守性保皇而非进取性保皇。但他们的政治段位比何、朱、于等还稍差一点。因何、朱、于起码还顶着个转业军人的招牌，名正言顺地穿着一身旧军装招摇过市，向人们显示他们曾有过一段辉煌的经历。(那个时代所谓“解放军”是荣耀无比的) 而他们则什么也不是。

   秦、潭、黄等为什么会成为黄天来的铁杆保派，这涉及到工厂里的一些特殊生态，值得一说。工厂工人本来是很受轻视的。他们在领导心目中只是操作机器的机器而已。但电工、机修这两个部门却大不相同。电工、机修虽无高科技可言，但亦有一定的技术性。它的工作非但不能以定额来计量，甚至可以玩出种种花样。共产党国营工厂的领导都不是技术行家。电工、机修工想玩他们不是难事。工作中故弄玄虚，小故障大修理，或这里修好了，那里又出问题，以至生产线受到影响。工厂领导干瞪眼一筹莫展。为了驾驭这些流里流气的电工、机修工领导常采取怀柔政策。摆笑脸、拍肩膀、甚至甩过去几根香烟。黄天来也如此办理。只是，黄天来还多了一重心思。他看出这帮家伙不但有通常的流气，而且还有点脑子，肯出头露脸为之效力，於是加紧对他们拉拢收买。这班家伙果然也不辜负其寄望，走上了保皇的前列。以他们的武力威慑反黄天来的人们。“革命领导干部我们保定了！吹胀！”这类骄横不可一世的标语就是他们写的。时常喊打喊杀，摆出要以暴力压倒造反者的也是他们。没想到最终碰到不畏惧武力的刘国凯，以及刘湛铭、刘泽成等。他们几次摆出“打渔杀家”教师爷的唬人姿态，结果还是偃旗息鼓而去。

   由此联系到被詈骂了几十年的造反派“打、砸、枪”。有造反派存在的三年文革中(准确时间是一年半多，从1966年初冬到1968年夏)，造反派是开打过。但那都是在保派首先使用、并一再使用暴力，致使造反派死伤累累又无社会公权力予以制止和公正仲裁的情况下的正当防卫。这“打”，打得有理。至于其它的“打”，如1966年8月打杀黑五类，1968年再次打杀黑五类，那都恰恰是保皇派--血统论红卫兵、“先进”工人、贫下中农革命法庭所为。至于砸和抢，将在后文中谈到。

   三年文革结束后，黄天来尽管对他们仍笑脸相待，但入党升官并没他们的份。1976年黄天来病逝领导换人。他们当年的保皇功绩便逐渐被湮没，再也没有人顾念他们曾有功于共产党了。可是，他们真的是那么热爱、忠於共产党的吗？一定不是！秦务杰家庭出身小业主，又有海外关系。潭然吉的弟弟在当局1969年的镇压行动中被判15年徒刑，罪名是现行反革命。当关松稳不无幸灾乐祸地把这个消息告诉我时，我却陷入沉思。我不相信同一个小市民家庭出来的兄弟俩，一个是坚决反党的“现行反革命”，另一个是忠心于共产党的保皇派。由此我更确定了我原来的判断：他们这些人保皇，并非真正忠于共产党，而是想通过保本单位的领导来捞取近身利益而已。1983年秦务杰申请去了香港。日子过得不大顺的潭然吉颇为消沉。有次我还帮了他一点小忙。这个曾几次差点与我武力冲突的保派“烂头卒”头目人物十分感慨地对我说：“现在我才愈来愈感到你其实是兄弟！”那时，我正极为艰辛地同时自费就读电大三年制中文专业、和业大四年制机械制造专业。经过洗面革心大彻大悟并痛改前“非”而得到党接纳的前造反者刘泽成则入党升官，并被党保送去读干部速成中学。两相比较，我深感世事之变迁。潭然吉当年拼力保皇，当不承想有朝一日会落魄到这样的地步。而当年很有青年正义冲动的刘泽成，想不到又会蜕变成那样一个政治市侩。

  九、我们的造反行动

   工革联成立后，我和“高参”们有不同的关注点。“高参”们看重收集整理黄天来的材料，以把他从领导职位上拉下马。我则认为，既然成立了造反派组织就应该有具体的造反行动，不要搞空名堂。在工革联分部的常委会上，我问他们几位：“有线电厂在去年批‘资反线’时你们有没有追查官办文革领导小组整群众的黑材料？”他们都说没有。我又问：“那么官办文革小组有没有主动当众销毁整群众的材料呢？”他们亦说没有。嗨！由此我真体会到工厂工人和机关职员水平的极大差别。在工厂里造反真是很难。没有人敢挑头。厂领导也洞悉工人好欺。既没有人提出，他们也就行若无事了。陈润生说：“不是不知道要追查黑材料，而是黄晚成他们把方向一下转到搞黄天来的历史问题。注意力都到那里去了。后来他们又搞砸了。黄天来的保皇派翻上来，凶得很，没有人再敢作什么了。”陈润生是北京人，讲着国语腔的广州话常令人忍俊不禁。我说：“那么，我们现在是否应搞一次追查黑材料的革命行动呢？”吴瑞卿说：“事情都过去这么久了。就算有黑材料也早转移了。哪里还追查得到呢？”我说；“你讲的是事实。不过，我认为我们现在追查黑材料真正目的并不在此。正如你所说的，就算有也早就转移了。我们是要以追查黑材料这个行动，大长我们革命造反派的志气，大灭保皇派的威风……”经过一段时间的讨论，他们几个都同意了我的动议。接着，我们再召开常委扩大会议，把十六、七个骨干分子都找来商议具体作法。

   一切都商议妥当了。我们把决定传达给工革联的全体成员。1967年9月初的一个上午，工革联广州有线电厂分部的广播器(这个广播系统全靠刘湛铭工余设置) 广播：“工革联有线电厂分部的全体革命造反派战友到总部集合！”大家预先都知道是怎么回事，近四十人基本到齐。陈润生作行动前的政治动员。说明我们这次行动的重大意义。接着我们排成三路纵队，从总部走出来。刘泽成高举工革联有线电厂分部的大旗走在前头。我指挥大家齐唱毛主席语录歌“造反有理”和“要奋斗就会有牺牲”，精神抖擞地向厂办公楼进发。我们全体成员按原定计划分成两拨分别进入办公楼二楼的厂人保股和学毛著办公室。我们向人保股长梁双基、学毛著办公室主任何金铎宣布我们来查抄前阶段“资反线”整群众的黑材料，要求他们打开所有文件柜让我们检查。何金铎说我这里只有学毛著的文件和一些记录，没有什么黑材料。我说那好嘛，让我们检查一下吧。何满脸不情愿地逐一打开他的柜子。我交代刘湛铭、吴瑞卿等负责这里，立即走到人保股去。以我在机关里工作过的经验预测那里会有点问题。果然，梁双基说人保股属保密单位，文件柜不能随便打开。陈润生、徐木兴等正有点不知所措。我对梁双基说：“人保属保密单位，可现在是文化大革命时期，省委、市委等许多比你这人保股保密级别高得多的部门革命造反派都进驻了，这你应该知道吧？何况我们查的是‘资反线’整群众的黑材料。其它的我们根本不要也不看。比如纯人事档案我们就不会去碰。”梁双基怔怔地看着我，我亦直视着他继续说：“我们可以不动手，由你打开柜子，把材料拿出来，我们有能力分辨那是不是黑材料。如果你认为需要因此请示上头什么机构的话也可以，马上打请示电话吧！”梁双基稍作迟疑后终究转身去开柜门。我和陈润生等交换了一丝会心的微笑。

   清查工作大约进行了一个多钟头。没有发现“资反线”时期整群众的黑材料。这没有什么奇怪，早在意料之中。我们几个常委把情况碰头后，决定按原计划撤离。队伍在二楼走廊上集合好，然后高唱语录歌回到总部。吴瑞卿作了个简短总结，大家都返回自己的生产班组或科室继续去做自己的本职工作。

   追查“资反线”整群众黑材料的高潮发生在1966年11-12月。我们的追查行动落后了大半年。高潮期间某些单位、尤其是有些大专院校的追查行动表现得相当激烈。那时，由于一些多年来整惯了群众的共产党干部认为对前阶段被“揭露”出来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始终是要进行处置的。故此他们极力设法保留那些材料，进行复制和转移，以备日后之用。这情况被揭发后造反的人们极为愤怒，遂进行追查。如官方有关人员不予合作，激动的造反者就会冲入党委办公室、政治办公室、人保科、武装部等平日群众非请毋进的重地进行搜查，因为有证据说官方是把“黑材料”藏在这些地方。若有关人员不主动打开保险柜让造反者搜查，造反者就砸烂保险柜，抢走“黑材料”。这就是文革后为共产党所切齿痛恨、咒骂不休的的“打、砸、枪”中“砸、抢”。一些实际上洞悉缘由的无耻文人照着共产党的调门去咒骂，一些不了解当时真实情况的年轻一代人云亦云地去跟着谴责。可是，难道这砸不是砸得有理，这抢不是抢得有理吗？
   我们有线电厂造反派追查“黑材料”没有“砸、抢”是由于形势的发展使黄天来、梁双基早就体认到这材料留着无用，已自行处理掉了。他们表现合作。我们也不必砸抢。然而，这次行动表现出了我们工革联有线电厂分部的素质和水平。我们不是那种只会吵吵嚷嚷之辈。我们有政策水平，行为有理、有利、有节。出师有名为“有理”；自己不动手坚持要梁、何二人自己打开柜子为“有节”。此事后来在厂里引发震动。保皇派的“高参”对我们不再小觑。一般群众也认识到我们的水平和能力。许多人对我们表示支持，甚至要求加入。工革联在厂里的威信得以升高。这就是此行之“有利”。

   追查“黑材料”后不久我又在常委会议上问他们：“黄天来到底受过大会批判没有？”他们说没有。这真罕见。广州之大、单位之多，象他这样于文化大革命的汹涌波涛中傲然屹立的当权派确寥若晨星。我问：“去年年底批‘资反线’风潮那么猛，他都没有被批判？”徐木兴等七嘴八舌地说：大字报的批判是有的，我们都有写。只是后来黄晚成转向搞黄天来杀解放军的事。大家以为黄天来这次是死定了。看最后结局吧。他执行“资反线”都不算什么了。没想到黄晚成他们搞错了。黄天来还一下成了受诬害者。何金铎、潭然吉一下把他捧上天，说他是王铁人式的革命领导干部。这样当然就没有再受批判啦。我说：“我建议在追查‘黑材料’行动的基础上开一次批判黄天来的大会。会议内容除批判他去年夏天执行‘资反线’迫害群众外，对他其它的错误都可一并进行批判。”我的建议很快被接受了。我继续提出，这次批判会应与厂地总分部合起来做。因为地总的梁耀华是受“资反线”迫害最深的。大家也同意了，并分工去作各项准备工作。

   不久有情况反聩过来。一是有人担心黄天来拒绝出席会议怎么办？二是已有消息说黄天来的保皇党，尤其是“工人战斗团”那班人扬言要冲击我们的会场。三是厂地总分部不愿与我们联合召开会议，但他们对我们表示支持。

   我在骨干会议上对大家说：“不要担心。到时黄天来不来参加会议，我们派人去办公室请他。向他讲明道理。此事我愿挑头。由我带几个人去。虽然社会上和其它单位使用强力拉当权派来批判的情况相当多，但是我们不要那样做。因为那样会给保皇派搞暴力冲突找到借口。如果我们用语言请他，他都拒绝，不要紧，记下他一笔账，这叫对抗群众运动，以后跟他慢慢算。至于‘工人战斗团’那班家伙要来冲击会场，不要怕，我们工革联也有人，而且我还可以叫我弟弟刘国旋派一班‘广州兵团’来保卫会场。地总分部不来不要勉强。不过既然他们说支持，是否可以动员梁耀华以个人身份来？”我还对大家说：“批判会上，不要黄天来低头，更不给黄天来挂牌子、戴高帽。只要他站着发言。我们群众的批判发言也是站着的。总之整个过程绝对是文斗，千万不能有武斗的痕迹。”

   一席话说得大家原来紧绷的脸皮都放松了。我问陈润生：“陈女士(由于保黄派在写大字报攻击她时，把她称为某女士或陈女士，故后来我们都戏称她陈女士)你去联络梁耀华好吗？”她说行。
   作为一个来厂只三个月，年龄二十一、二的小青年，我的消息来源当然很少。但那些略有根基的“高参”们通过他们的人脉关系就可得到一些“情报”。他们告诉我，保皇党的策略派们已建议黄天来还是出席我们的批判大会为。“工人战斗团”那帮人听说我已请“广州兵团”来就犹豫了，而且策略派们也建议他们不要去冲会场。至于梁耀华，陈润生说他满口答应来参加批判大会。问题都解决了，我们遂具体筹备会议的召开。

   九月下旬一天，批判黄天来大会在总部举行。由于无线、航海等厂的造反派都来支援，一百多人尚能把会场基本坐满。会议由我主持。我明白其它常委的心思。会议的主持者将与黄天来结下更深的心结。而黄天来倒台的可能性并不大，他们心中的顾忌是可以理解的。何况这个会议是我动议召开的，不可把这得罪人的角色推给他人。故吴瑞卿等提议由我做会议主持人，我就当仁不让了。

   我首先作简短发言。当然，那无可避免的都是那个时代的政治套话。其中主要语句是指明黄天来执行“资反线”迫害无辜群众有罪，必须深刻向群众认罪。现在就是给他一个机会。希望他向群众作深刻检查，争取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然后就是黄天来作检查。黄天来拿着一本笔记簿边看边讲。开头一段是讲毛主席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意义。仿佛他不是在接受批判，而是在作报告。接着他讲自己多年来如何为党、为人民勤勤恳恳地工作，简直是在给自己表功。最后他话锋一转，说自己由于水平有限，工作中各种缺点错误很多。愿意在全厂职工大会上作深刻检查。他的讲话就此突然中止了。

   我们都十分愕然。这倒是我们都不曾预料到的。黄天来虽然来了，但根本不作检查，其态度之傲慢超出所有人的想象。如果是在1966年底的批“资反线”高潮中，恐怕会有许多人冲上台来按他的头了。我想起税务局的李初寿，曾经是那么的骄横。但在批“资反线”的怒涛中都萎蔫得象棵枯草，讲话的声音低得象蚊子。时过境迁、今非昔比了。此时，1967年9月，毛已有新的指示。说党的干部绝大多数都是好的和比较好的。黄天来有把握自己倒不了，更何况自己还拥有那么一大班保卫者。他的确不把我们放在眼里。之所以还是来参加会议，正如我原来估计的那样，是为不给我们留下话柄而已。我一看情况不对，立即对黄天来大声说：“既然你不接受革命群众给你作深刻检查，取得群众谅解，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机会，就靠边站去吧！现在由革命群众起来对你进行揭发批判。”这一临时应变的决定化解了一场危机。
  按原来的安排，第一个上台发言的是梁耀华。他的发言一下把会议的气氛推向高峰。平日不善言辞的梁耀华此时能有这样的表现，从一个侧面说明那段冤案对他和他全家的压力之大。他语带哽咽、十分愤怒地说：“这段不白之冤不搞清楚我誓不为人！”接着转过头去对黄天来喝道：“黄天来，你为什么要这样迫害我？我是从来没有得罪过你的！”梁耀华讲到黄天来指使人怎样对他进行围攻。从大字报到个别恐吓性的谈话。梁耀华说那段时间他全家每时每刻都生活在心惊胆战之中，今天不知明天。白天不敢作声，晚上两夫妻抱头痛哭。看看两个孩子还那么小，心里真是刀绞一样。如果不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发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他和他全家就一定成为黄天来搞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牺牲品。

   梁耀华的发言正在高潮之中，突然总部外面有个高音喇叭发出巨大噪音。过一会，喇叭里又变成语录歌。总之，那声浪几乎盖过了梁耀华的发言声，使批判大会难以继续进行。我不经意地望望黄天来，发现他脸上掠过一丝阴笑。我立即明白过来。这是保皇党的“工人战斗团”所为。他们之中有电工。我立即交代陈润生主持会议，去对刘湛铭说出我的估计。他说他也有这个感觉，因为那个地方本来是没有喇叭的。肯定是他们搞鬼，刚装上的。剪掉它，鬼家伙！说着便立即拿着电工钳走出会场。我怕他一个人去会吃亏，便跟了上去。刘湛铭找了把电工梯。我扶着梯子，他迅速爬上去绞断了那喇叭的电线，嘈杂的噪音嘎然而止，我俩会心地笑了，返回会场。但没多久另一个较远处的喇叭又响起来。我与刘湛铭又去查看，发现那是装配车间一个常设的广播喇叭，属于全厂广播系统。把它剪断是不妥的。我对刘湛铭说：到广播室去看看吧。广播室里的是保皇党的那员女干将。(此人是装配车间一名1958年入厂的女工，名叫刘玉英。作风泼辣、嘴坚牙利，我们工革联的女将都不及她的广播水平。有线电厂的保皇党在舆论上还能有些声势全仗她一张嘴。由于保皇功劳卓著，在文革结束后的论功行赏中于1973年“以工代干”的形式调到市电子工业局工会工作。)我们对她说，我们正在开批判会，请她把音量开关扭小一些。她说：“影响你们了吗？厂广播系统在你们那里没有咪头(粤语，广播喇叭头)呀！”我们说：“装配车间的那个咪头离我们会场还是比较近，有些影响。”她“哦”了一声说：“那好，我把音量扭小一些吧。”说着就扭小了音量。我们道声谢后离去。回到会场后不久，发觉那咪头的音量又重新增大了。他妈的的，怎么回事？我和刘湛铭又急步去到广播室，那女干将正在悠闲地看一份旧“大众电影”。“怎么音量又大了？”我们问。“啊！是吗？”她似乎有些惊讶“让我看看。哦，刚才我有事离开了一会，不知谁把开关又扭大了点。好吧，我再把它扭小些。”我们不无愠意地离去。回去后过了一阵，变小了的音量又逐渐增大起来。我和刘湛铭十分恼怒，准备再次去广播室。陈润生过来对我们说：“算了吧。你们去了她总有理由搪塞。总之搞些小动作干扰我们的会议是他们一定要做的。要不，他们怎么向主子黄天来交差？我们的会议也开得差不多了。不要再去了。”

   批判会大致圆满结束。而由于处置那广播干扰问题，使我对会议情况已缺乏全面了解。这场批判会，保皇党认为自己“赢”了，因为黄天来始终没有向“那班家伙”作检查。但厂里一般群众则觉得，工革联那班人还是有力量的，到底还是开成了批判黄天来的会。由于有线电厂的保皇党气焰一向极为嚣张，在群众的潜意识中，黄天来是动不得的。现在工革联动了它。这样一来，又有些游离的群众向我们工革联靠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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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老木匠    时间: 2007-10-31 10:16

十、关于有线电厂八一战斗兵团的一场辩论会

   查抄“黑材料”和批判黄天来这两个行动都是出自我的动议，这情况当然会为保皇党们所获知，他们对我的憎恶是可想而知的。不久厂里传出一股风言说，刘国凯在税务局时是个保皇派。到有线电厂来了混充造反派。他专门搞乱档。有线电厂的八一战斗兵团明明是造反派，他不与八一战斗兵团联合，却与有线电厂的地总勾勾搭搭。有线电厂的工革联应该把他清除出去。我明白这风言的传出说明对方已派人到郊区税务局收集我以往的情况了。这估计不久得到证实。有次在厂道上迎面碰到何金铎。他竟主动向我打个招呼，还摆了点笑容，驻足下来对我说：“我们已经了解过了，你在税务局时表现不错嘛，家庭出身也好，怎么跟刘湛铭他们那些专门捣乱的坏人在一起呢？……”我一听就截住他的话头说：“以后有时间再聊吧，车间里正有事哩。”

   何金铎的话使我明白他们只作了有限了解。那时共产党的政治运作暂时失序。他们没有看到我的档案，还以为我这个外省仔是干部子弟。我把这情况在常委会上讲了。我说：“看来他们已感到正面打不垮我们，所以使出分化瓦解的伎俩。我们该怎么回击他们？”我并把自己在税务局的情况作了简扼介绍。我隐约感到，保皇党们的这一风言似乎起了相反作用。徐木兴他们绝不介意我曾作过“保皇派”。他们担心的倒是我过去会不会是个政治背景和行为有问题的人。他们亦问问我的家庭情况。我简单地说，父亲在省外贸局工作，是个行政十七级的中层干部。他们说；“哦，那比黄天来还高一级。”在知晓了这些情况后，他们感到不怕被保皇派抓辫子了，解除了有线电厂工革联被阶级敌人控制了的顾虑。由我来做常委会里的灵魂他们就放心些了。说来也好笑。他们那班三十几岁的“高参”在实际行动是都是在听我这个二十一、二岁的毛头小子的指挥。保皇党骂我是“搅屎棍”倒也不假。

   1967年9月是广州造反派最辉煌的日子。七月中旬保皇派挑起的武斗，经过一个多月的较量，以总派的武装势力基本退出广州市区而告基本结束。在高层的权力博弈中，领会毛中央意图的广州军方没有象武汉军方那样全力支持保皇派。这虽使广州的保皇派没能在武斗中取胜，但实际上却救了它，使之避免重蹈武汉保皇派“百万雄师”的覆辙。非但如此，广州军方还承认了三月间的镇反是错误的，准备正式给“广州八一战斗兵团”平反。广州造反派的舆论优势至此达到顶点。在那个日子里所有的广州人都不会预想到十个月之后广州造反派会被彻底镇压。人们都认为在今后重组的社会权力机构中造反派(红旗派)总能有一席之地。造反派的能量依其组织系统从社会往各个单位延伸，这意味着各单位里的造反派亦将获得类似的政治待遇。在这种情况下，广州有线电厂的保皇派们心绪很不安宁。因为能顺理成章地承接社会造反派声誉的是工革联有线电厂分部。而他们则完全不能从红旗派的社会优势中分得一片云彩。有线电厂保皇党的“高参”们还是有所作为的。他们思量权衡一番后，把八一战斗兵团的旗号又打出来。在厂区里贴上几条欢呼广州八一战斗兵团平反的标语。

   这个情况被我们工革联注意到了。

   吴瑞卿说：“看吧，他们要下山摘桃子了。”

   陈润生说：“在红旗派的困难时期，他们从来没吭一句声，现在倒好意思出来欢呼。”

   刘湛铭说：“还不止是没吭声，三月间，他们上交了不少揭发了八一战斗兵团的材料哩。”

   我对大家分析说：“那帮家伙在年初成立‘八一战斗兵团’绝对不是为了革命造反。他们是以自己有复员转业军人的身份，可拿出来亮一亮，高人一等。没想到在复杂的社会情况下，广州‘八一战斗兵团’被广州军区打成了反革命组织。於是他们就赶快退出，并进行所谓揭发。但是，机关算尽太聪明，聪明反被聪明累。没想到‘八一战斗兵团’会有平反的这一天。现在他们又厚颜无耻地打起‘八一战斗兵团’的旗帜往自己脸上贴金，这实在是太无耻了。不能让他们鱼目混珠，一定要戳穿他们的真面目。”

   於是在下班后，我们一班“烂头卒”在厂里刷出了许多标语：“广州有线电厂的八一战斗兵团是假造反真保皇的典型”、“警惕政治扒手下山摘桃子”。

   以朱耀基、于维冀为首的八一战斗兵团不同于以秦务杰、潭然吉为首的“工人战斗团”。他们是还能写点短文章的。他们贴出大字报。指责我们工革联广州有线电厂分部“唯我独革、唯我独左”，“挑动革命造反派内斗”，“把革命群众组织打成保皇派”等等。我们见状立即写大字报反驳。事情迅速闹大。无线电局工革联总部问我们是怎么回事？你们怎么会跟厂里的八一战斗兵团闹矛盾？八一战斗兵团可是响当当的造反派呀？朱耀基、于维冀他们更是一状告到广州八一战斗兵团总部。说我们如何如何。不久，我们接到市工革联和八一战斗兵团的联合通知。请有线电厂双方派代表到八一战斗兵团总部会谈。

   十月初的一天。我们工革联派出三名代表：我、刘湛铭、黄自汉。对方派出三名代表：于维冀、黄金胜、戴浩然。一位广州八一战斗兵团的副头头(忘却其姓名)在其总部里接待了我们。他先说了一通革命造反派要搞好团结的大道理，然后说现在正在筹办八一战斗兵团正式平反的仪式，的确很忙。你们慢慢谈，双方应把心结解开，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基础上团结起来。我留下一位助手参加你们的会议，有什么情况他会向总部汇报的。”说毕就离开了。

   这个所谓的会谈没讲两句就变成了辩论。黄金胜首先发难，指责我们把他们打成保皇派。他说：“全广州谁不知道八一战斗兵团是最坚决的革命造反派。你们凭什么说我们是保皇派？”

   我说：“对！广州八一战斗兵团是响当当的革命造反派。但你们不是！”

   “为什么我们不是？我们广州有线电厂的八一战斗兵团难道不是广州八一战斗兵团的一个分部吗？”戴浩然反驳我。

   我把脸转向他，冷笑一声说：“按照你的逻辑，广州八一战斗兵团总部所属的各分部都跟总部一样是革命造反派。那好，我问你，今年三月间广州八一战斗兵团被打成反革命组织时，怎么你们有线电厂的八一战斗兵团又不是反革命组织呢？”看到戴浩然语塞我便继续说：“这说明作为整体的广州八一战斗兵团与某个单位的八一战斗兵团不能划上等号。”

   戴浩然说：“说我们保皇完全是诬蔑。我们保什么皇了？我们不也在批三家村、四家店，批刘、邓、陶吗？”

   “这些死老虎谁都会打。照你这么说，根本就没有保皇派了。武汉的‘百万雄师’、广州的‘地总’也批刘、邓、陶。”黄自汉反驳他说。

   于维冀在旁边慢声慢气地说：“这么说你们也认为‘地总’是保守派了。可是你们工革联跟厂里的‘地总’打得火热啊！”

   我接着他的话头说：“这又回复到如何判定一个群众组织是造反还是保皇，以及社会大组织和各单位分组织不能绝对划等号的问题了。社会上的‘地总’当然是保字号组织，各单位的‘地总’大多也是，但并不绝对。由于现在所有的群众组织都宣称自己忠於伟大领袖毛主席，都批刘、邓、陶，所以判断一个群众组织是革命造反派还是保守派，须看它在本单位里是否真正批‘资反线’，是否对单位领导真正进行过揭发批判。广州有线电厂‘地总’的一些群众曾深受‘资反线’迫害，他们批‘资反线’和揭批单位领导的各种错误都很积极，他们当然就不是保守派而是革命造反派。我们工革联跟他们有所合作很正常。”

   “我们明白你们与‘地总’搞在一起不出奇。你刘国凯从前在税务局时不就是参加‘郊贫联’的吗？”于维冀面带讥讽地说。

   终於打到我身边来了。事情必须摊开来讲，让他们没有什么稻草可捞。我说：“我没有参加什么‘郊贫联’。我离开税务局后，我所属的那个小组织有没有去参加‘郊贫联’我就不知道了。不过我可以明白告诉你们的是，我在税务局时是被群众看成保皇派的。那是因为在去年六、七月间，我在执行‘资反线’的局领导的指使下围攻过群众。我对此深感内疚。在继续观察到许多情况后，我的立场转到革命造反派方面来了。可是有线电厂的一些人如何呢？去年六、七月间他们在黄天来的指使下围攻过群众。这跟那时的我很相象。但大不相同的是，他们没有一点内疚，也不真正去批判‘资反线’更不批判当权派黄天来的各种错误。不但如此，他们甚至早就大叫‘革命领导干部我们保定了，‘吹胀！’……”

   “革命干部为什么不应保？”于维冀打断我的话说：“文化革命并不是打倒一切干部的运动。前不久伟大领袖毛主席已英明地指出，我们党的干部绝大多数都是好的和比较好的。并号召革命造反派支持他们站出来。你们自称为革命造反派，却不按毛主席的指示做。”

   我立即反驳他：“不错，毛主席是有这个指示。但请你去查一查，这个指示是什么时候下的？是上个月，九月份。对不？可是你们叫嚷要保定黄天来是什么时候？是年初。那时毛主席的号召是批‘资反线’和夺‘走资派’的权。经过半年多运动的发展，许多领导干部在接受群众批判后站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了。毛主席在新的形势下有了新的指示。可是你们早就对黄天来不揭就保，不批就保，这是听毛主席的话吗？”

   黄金胜说：“黄天来怎么没有被揭发过？他还被打倒过哩。有人揭发他杀过解放军。但经核查那不是事实。所以打了半天打不倒。”

   刘湛铭反驳他说：“黄天来没有杀过解放军不等于他没有其它错误。”

   “对！”我接着刘湛铭的话头说：“你们凭什么那么快就断定黄天来一定是革命领导干部呢？黄天来没有历史问题不见得现在也没有错误。比如他对把梁耀华打成现行反革命的错误作法就一直没有作过深刻检查，没有向梁耀华陪礼道歉。”

   戴浩然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史无前例的。人们认识的提高会有一个过程。任何人都不可以唯我独革、唯我独左。总以为自己最革命，把别人打成保皇。”
   黄金胜接着说：“我们广州有线电厂八一战斗兵团的成员都是转业复员军人。我们在革命大熔炉里锻炼过。我们最忠于党、忠於毛主席，是当然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不象其它有些单位的八一战斗兵团什么人都收，搞得成分很复杂……”

   于维冀感到黄金胜的话说漏了嘴，马上出来截住他的话头，并把话题扯开去说：“刚才刘国凯说我们对黄天来不揭、不批就保，那不是事实。其实我们……”

   “对不起，我想打断你一下。”终於逮到直接抨击他们的机会，我岂会让于维冀顾左右而言他地地滑过去，遂转向对黄金胜说：“你所说的都是事实。你们广州有线电厂的八一战斗兵团是很纯粹的，其它单位的则吸收了其它成分的人。这在今年三月广州警备区取缔广州八一战斗兵团的布告中都有讲。有可能，如果全广州所有单位的八一战斗兵团都象你们有线电厂的这么纯粹，那就不会被警备区打成反革命组织了。而且，还有个情况是，你们，广州有线电厂的八一战斗兵团曾经向警备区递过材料，揭发其它单位的八一战斗兵团吸   看到滑不过去，于维冀干脆反守为攻了。他也来个打断我的话说：“照你这么讲来，好象把广州八一战斗兵团打成反革命组织的，不是广州军区某些支保的人，而是我们了。这个罪名也太大点了吧！”

   “笑话！你们当然没有那个能耐。可是，你们递上去的材料必定成为警备区镇压八一战斗兵团的依据之一。这个事实说明了你们从来就不是真正的革命造反派。”

   刘湛铭接着我的话说：“你们在递材料的同时就宣布退出广州八一战斗兵团了。而且在社会观点上你们从来就是保守的。你们反对‘省革联’夺权，你们讥讽嘲笑‘五.三绝食’。你们更没有为八一战斗兵团的平反出一分力。”

   黄自汉说：“你们这是最典型的政治投机。八一战斗兵团被打成反革命时你们就立即退出。八一战斗兵团平反时你们又重新打出旗号，根本就是假八一。”

   黄金胜突然大怒拍桌高声说：“什么假八一？你们有什么资格说我们是假八一？”

   我被激怒了，站起来大声回击他：“就凭你们一向的所作所为，怎么样？说得不对吗？”

   高声浪惊动了其它办公室里的人都跑来观看。我对他们说：“你们大家看看。这就是有线电厂假八一的嘴脸。当广州八一战斗兵团被打成反革命时，他们不但退出，还写了许多揭发材料。现在八一战斗兵团平反了，他们又出来招摇撞骗了。”这时，那位八一战斗兵团的副头头也闻声赶过来了。他明显对我们不满，说：“我们八一战斗兵团的各分部都与工联的关系很好，没有搞成这个样子的。”我明白他话里的弦外之音。遂对大家说：“再谈下去也不会有积极成果。我们走吧！”

   多年来我一直记住副头头的那句话及其表情。它使我深刻地洞悉了文革时期群众组织的松散和宗派倾向。为了增大本组织的声势，在吸收成员时来者不拒。1967年初广州八一战斗兵团跨单位、跨行业的急剧发展，被军方抓到把柄。而平反后同样原因又使之欣然接纳有线电厂这样一类投机分子的重新加入。非但如此，还对揭露投机分子本质的人感到不满。

   回厂后我们把情况向大家讲了，大家听了都拍手叫好。有人建议把辩论情况写下来让全厂职工都知道。我一看，都晚上八点钟了，便说：“来得及吗？我是可以写，但谁来把它抄成大字报呢？”陈柱石说：“我来抄。只要你写得出来，我就抄得出来。”“真的吗？”“真的！”“那好！”我立即着手写。题目定为“十月X日辩论会纪要”。没想到陈柱石竟是练过毛笔字的。抄得又快又好。到十一点多钟就搞定了。刘湛铭他们早就去熬好了浆糊。我们一起把大字报贴在厂篮球场旁的大字报栏上才去冲凉睡觉。第二天全厂轰动。午餐时大字报旁挤满了人。工人本来下班后是最急着回家的，但这天下班后还有许多工人在看“纪要”。此后在厂区里碰到一些本不大熟悉的工人都望着我笑。我明白那笑容里含有赞同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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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老木匠    时间: 2007-11-2 20:02

十一、令造反派由兴变衰的10.13 火案
   
   从九月初到十月十三号之前的一个多月里，是我们广州有线电厂工革联最辉煌的日子。从查抄黑材料到批判黄天来，再到贴出辩论会纪要，我们取得一个又一个的胜利，在厂里的声势愈来愈高。再加上社会上红旗派的巅峰状态，人们都在暗中揣测，这班本无根基的家伙是否真能成点气候呢？确实，当时谁都不曾料到造反派将被彻底镇压。如果没有特殊原因的话，有线电厂红旗派的兴衰当然会与社会上的红旗派同步。但是，由于一个特殊的原因使有线电厂工革联的辉煌期竟是那样的短暂，使之较社会红旗派先期进入了衰微状态。这个特殊原因就是有线电厂的“10.13火案”。
   1967年10月13号晚上，我和刘湛铭、刘泽成、黄自汉、李胡英、申永康等在写大字报和标语。自“辩论会纪要”贴出后，我们的威信陡增。不少群众都向我们靠拢。这亦大大激励了我们。无论是“烂头卒”还是“高参”精神都处于亢奋状态。我们一班“烂头卒”下了班后经常不回家。在一起说说笑笑、打打篮球，再就是写大字报、标语。闹腾到半夜便睡在总部里。厂里的舆论是我们的天下。
   10月13号晚上十一点多钟，我贴完了一组标语往总部走去。突然听到左上方有如一块大布被风吹起的巨大劈劈拍拍声，不由得抬头看看。这不看犹可，一看就震惊得如五雷轰顶。原来是大束的火头从装配车间三楼窗户窜出。那巨大的声音其实是火束被风吹动的声音。我愣了一、两秒钟，请醒过来立即往回跑去通知刘湛铭他们。边跑边狂呼：“火烛(粤语，失火之意)呀！火烛呀！快来救火呀。”刘湛铭他们闻声赶来急切地问哪里火烛？哪里火烛？我喘着粗气对他们说：“装配车间三楼。”并转身带着他们向装配大楼跑去。青年人的正义冲动以及文革前欧阳海、刘英俊的事迹熏陶，使我们都有一种要作救火英雄的潜意识。我们不顾一切地向装配大楼冲去。冲到上三楼的楼梯一看，三楼里面已是一片火海，根本进不去了。火舌夹着浓烟从门洞里扑出来。火熨人、烟呛人。刘湛铭说：“三楼是完了，保住二楼吧。”他一脚踢开二楼锁着的门，冲进去把三楼落到二楼窗台上的着火物推到地上。有的窗户一时打不开，而着火物烧得厉害，情急之下，刘湛铭用拳头把窗玻璃打烂。手被烂玻璃刺伤，鲜血直流。我们都学着他那样去保二楼。这时救火车也到了，附近许多单位的员工亦都自动前来救火。火是被扑灭了，但三楼也被烧完了。
   已是下半夜三、四点钟了。救火车和救火的人群都散去。我们亦疲惫不堪地回到总部。这时住在厂附近的“高参”严英达到总部来问我们是怎么个情况。我把全过程对他说了。他听后沉吟半响，叹了口气说：“我们工革联正在兴旺，想不到会发生这样的事情。还有啊，政治陷害，难说啊！”

   严英达走后，我心里久久不能平静。厂里失火当然非常糟糕。谁都不希望发生这样的事情，但这又怎么会扯上我们工革联兴旺不兴旺呢？政治陷害？更没有可能。我们应该是救火英雄啊！火虽然没有救息，三楼虽然烧光了，但我们是见危险就冲上去的！刘湛铭的手流了许多血，几层纱布都红透了。然而，此后事态的发展确如严英达所料，我们还是太年轻了，总是把事情往好的方面想，对世事的险恶缺乏预见。
   第二天回厂上班的职工见到火灾后的情景，其惊愕之状可想而知。从10月14号起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全厂员工再也没有人关心厂里两派之间的争执曲折了。人们都在猜测、在议论、在思量。怎么会失火的？是自燃失火还是责任事故？抑或有人蓄意放火？如果是放火？那是谁？他或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
   未几，一股流言在厂里不胫而走：很可能是工革联那班家伙放火。那天晚上就他们几个人在厂里，只有他们才有作案的机会。许多前不久还向我们投以微笑的工人，现在变得陌生了。我们身后往往有怀疑的眼光和小声的议论。后来那流言愈来愈有鼻子有眼了。说具体的纵火者是刘湛铭。因为他是电工。会使用短路或其它什么办法纵火。我们听到这些议论真是愤怒万分，但又无法进行驳斥反击。就象在与一个影子搏斗，拳头都不知往哪儿打。
   在全厂职工“抓革命、促生产”的大会上，厂临时生产指挥部成员、原工会主席刘自联以十分沉痛的表情讲述此次火灾给工厂带来的巨大损失。他甚至流下了眼泪。职工们的心情都很沉重。黄天来则更是号召全厂职工要提高革命警惕性，防止阶级敌人进一步的破坏行动。他蛊惑人心地说：“人家已经给我们来了一把火，会不会再来一把呀？很难说！”在那个时候，在共产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尚未正式官复原职之时，黄天来仍有这样的发言权亦属杰出。会后厂里议论更多、更险恶。如：“对黄天来有意见也不应放火，不应跟国家财产过不去呀！”“什么造反派？放火也叫造反？”“他们那班家伙立心就是要把有线电厂搞残的呀。”我们听了气得几乎发昏。在人言可畏的巨大压力下，“高参”中竟有人悄悄问我是不是真的？我气得一拍桌子：“那是陷害！那是诬蔑！”
   由于那时共产党被文化革命冲乱了的的统治秩序还未正式恢复，所有矛头指向我们的议论都只停留于语言层面上，不能付诸进一步行动。直到1968年夏季大镇压造反派被彻底摧毁后，广州各级革命委员会成立，共产党统治秩序得以重建。1969年以驻厂军代表为首，全厂掀起查破10.13火案的高潮。锁定原工革联造反派是纵火嫌疑人。我由于刚进厂四个月，连装配大楼的三楼都没有去过，故没列入主要怀疑名单。最后查来查去，怀疑焦点落在工革联成员何忠祥的身上。工作组把他关进“牛栏”，日夜突击审讯，恐吓和殴打交替进行。何忠祥承受不了，遂借上厕所的机会喝放在厕所里的硫酸自杀。服毒后的剧痛使他痛得在地上打滚惨叫。看守人员发现后将他送往医院急救。命是保住了，但胃穿了孔。以后都要插管进食。一个原来十分健壮的男子汉从此身体成了一只破船。
   10.13火案的查破行动就此终止了。它成了烛影斧声千古之迷。这么多年来，我时时回忆起那使我们蒙受不白之冤的10.13火案。它究竟是过失之故还是蓄意纵火呢？装配车间最易引起火灾的是电烙铁。听说公安局的查案人员也来厂作过许多试验。认为过失失火的可能性很少。故他们认定是人为纵火。而纵火者当然就被认定在对厂领导怀有不满的造反派中了。这个结论由共产党的阶级斗争理论导出。我，当然决然肯定我们工革联中任何一个人都不会去纵火。但如果真的是人为纵火的话，那一定是保皇派所为。因为10.13火案的发生对黄天来、对保皇派太有利了。火案之前，我们工革联真是气势如虹。尽管从全局来看，有线电厂的红旗派终究会与全市、全省的红旗派一样，逃不脱1968年8月被彻底镇压的命运。但在1967年10月红旗派还在辉煌之中。如沿着那时的势头发展，有线电厂那班工革联的平头百姓将能与黄天来的保皇势力分庭抗礼。这是其绝不愿意见到的。於是搞一场火案，利用保皇派们的行政优势，和当晚只有工革联成员在厂里的表面事实把纵火的罪名扣在工革联身上，是挫折其锐气和发展势头的极好办法。一句话：这场火对保皇派大大有利，对我们造反派极为不利。从利害归属的动机论去推论，当然是他们保皇派纵火。
   可是，我还是不认为保皇派会纵火。因为那太阴森、太狠毒了。我相信有线电厂的保皇派们也做不出如此丧心病狂的勾当。我认为那一定是一场责任事故，或系我们永远不能了解到的某个特殊原因失火。这场倒霉的、可恨的大火不但烧掉了几十万元社会财产，也烧掉了我们工革联的如虹气势。
   然而，尽管我认为保黄派不致恶毒到放火的地步，但我却认定何忠祥自杀是军代表主导的专案组(由前保派分子组成)精心策划的极其阴险的圈套。何忠祥被关入“牛栏”后本来监视极严，但在对他进行一段时间的暴力审讯后，怎么会放松警戒，让他自己去厕所？而又那么巧在厕所里有硫酸？是谁把它放在那里的呢？据了解情况的人说，那里从来不放硫酸。一个合乎逻辑的解释是，有人想促使何忠祥自杀。他自杀就是“畏罪自杀”。案就可以算破了。不但何忠祥“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死有余辜。”而且可藉此说明工革联造反派的恶劣素质。但是，如此丧尽天良的毒计不可多人参与。不洞悉内情的看守人员发现痛得在地上打滚惨叫的何忠祥就把他送到医院。让他捡回一命。其结果是，不再追查“纵火犯”，也不追查怎么让何忠祥拿到硫酸的。
   1968夏季大镇压后，有线电厂的造反派跟全市、全省的造反派一样都在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下溃散了。10.13火案的十字架全由何忠祥一人承担。那十字架何等沉重。压垮了何忠祥、也压垮了他的家庭。八十年代，梁绍堂病逝；刘湛铭默默地做他的电工；刘生桓在职称上一直被厂方刁难作梗，郁郁不乐；早就调走的陈润生作了律师；我在同时就读电大中文和业大机械；而洗面革心，重辟人生蹊径的刘泽成、吴瑞卿则入党当了车间主任……。人人都在忙碌自己的事情，没有人再去关心帮助不幸的何忠祥。何忠祥孤独地承担着所有的苦难。如果他没有参加文革造反，这些苦难都不会找上他。他可以象千千万万普通人那样过上清贫但平稳的生活。我觉得是我间接地害了他。如果我不从税务局到有线电厂，有线电厂的工革联就不会成立，何忠祥也就不会成为工革联一分子。由是，即使发生了10.13火案，冤案也不会找上他。但历史已不可更改。何忠祥陷入了这场阴森刻度的冤狱。而正是何忠祥以豁出自己的生命作抗议，才换来了迫害狂的收敛，使其他人免受于难。我们都应感谢他。行文至此，想想现今大约已年逾古稀的何忠祥是否还健在，真是不胜唏嘘。他留给我的最后记忆是在厂医务室。他苍白瘦弱，已办了病退。
   何忠祥，你现在好吗？我真挂念你。过去我在苦苦挣扎中没有关心过你，没有帮助过你，请你原谅！现在我有点能力了。我真想能见到你或你的家属。以我的经济能力给你们以实际的慰问。


十二、泥泞路上漫无目标的跋涉

   广州红旗派兴衰二次曲线的极大值顶点在1967年10月，此后就下滑了。1967年10月下旬，毛中央发布了群众组织大联合的指示。它一改过往说法。不再提保守派、造反派，而将各地对立的两派组织都称之为革命群众组织。造反派的提法被抛弃。甚至革命造反派都不再行时，而代之最时髦的政治名词：无产阶级革命派。谁是无产阶级革命派？谁都是。大家一样高矮，谁都甭想比别人高一头。这个理论明显是针对造反派的。因为从年初至今经过艰难卓绝奋战的红旗派，终究在社会上赢得了总派无可比拟的舆论优势。客观事实是即使总派不至象武汉“百万雄师”那样倾覆，也的确要比红旗派低好几头。但是，而今毛的新理论颁布，意味着红旗派好不容易争来的舆论优势即将消失。
   10.13火案造成的阵痛和震撼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减淡。诬陷性的流言终因暂无力把我们打入地狱而不得不暂时收场。但是，工革联的组织再也没有发展的空间了。本来九月份的造反行动；十月份的辩论获胜都使许多群众向我们工革联靠拢，组织的大发展在即。可是一场大火使本要作出抉择的群众望而止步了。几个月围绕着火案的沸沸扬扬下来我们也失去了当初的锐气。厂区再没有我们新的大字报和标语了。只是，我们的组织仍然存在。我们该继续怎么做呢？
   在厂里的空窗期中，我得以有时间精力去了解社会情况，并认真地进行思索。前一段时间既要上班做工又要支撑厂里的造反运动已弄得筋疲力尽无暇他顾了。(这是我行为方式的特点--从不谋求脱离本职工作去从事社会活动。如七九民运期间，我在广州撑起了一个局面，但同时在厂里出满勤。到纽约后积极参与海外民运，但一直都保持着工作记录。)
   1968年2月广东省、广州市革命委员会成立。在那锣鼓喧天后面我感受到造反派的危机。革委会以军人作头这无可置疑，(广州军区司令员黄永胜任省革委会主任) 但是八名副主任中，军人竟占了四名。另有两名地方干部、两名群众组织代表，(总派与红旗派各一) 。文化革命搞了一通，在这新生红色政权中群众代表如此之少，真是始料不及的。广州市革委会的情况更糟。广州警备区司令黄荣海做主任自当无疑，但是五名副主任中的两名群众组织代表全被总派拿去。一名是“地总”成员，一名是“郊贫联”成员。在省革委会中红旗派与总派表面上还打个平手，而在市革委会中就明显处于下风了。
   伴随着省、市革委会的成立是红旗派群众的涣散。去年八、九、十月那种众志成城、同仇敌忾的气慨消淡了。市区里大字报、标语减少了。群众中普遍弥漫着一种失望的情绪：省、市革委会中我们红旗派的力量如此单薄，怎能保障今后不被报复清算？
   就在红旗派群众的疑惑忐忑之中，省、市革委会步步紧逼了。它发动了强大的宣称攻势，要求所有群众组织都“铲平山头”。它说革命群众应紧跟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战略部署按系统、按行业、按班级实行大联合，应解散自己的派性组织。如果坚持不铲山头就是不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话。不听毛主席的话还算什么无产阶级革命派？看到红旗派并不顺从就范，它讲出了更重的、语带威胁的话：“敌人利用派性、派性保护敌人。”
   在这新的形势下，有线电厂的保皇派--保黄派兴致勃勃满面春风。他们发动了新的攻势，就是宣布解散他们的组织，响应毛的按系统、按行业、按班级实行大联合的号召。他们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干劲，在厂里刷出了许多标语。诸如“无产阶级革命派最听毛主席的话”、“紧跟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实行大联合”之类。他们的组织是什么呢？除没有与社会挂钩的“工人战斗团”外，还有就是于维冀、黄金胜等的“八一战斗兵团”，和前几个月才冒出的由军工车间工人刘自雄和技术科的刘姓技术员(与胡宝山、蒋宏英同时分配来有线电厂的)等保黄分子组成的“省直红旗有线电厂分部”。
   保黄派本来就是有组织的，那就是党的组织--党总支到各车间支部；行政组织--从厂长到车间主任、生产班长；另外还有附加组织--工会、共青团、民兵、妇联等。在文化革命时期，党、团、工会等暂停运作，但其潜在的伦理关系依然存在。至于行政系统--工厂里的可以表述为生产系统--它的功能并没有消失。这些都使保派们仍然生活在原有的伦理秩序中。一向以来他们在这秩序处于一定的位置，分配着相应的荣誉和利益。在他们的潜意识中，尽管此时那伦理秩序部分被打破，但重建是必然的。他们应该为这重建出力，并在重建中得到好处。文化革命中保皇派成立组织并非要以此自外于原有社会伦理秩序，而是一个权宜之计；是一种用以跟要打破原有社会伦理秩序的造反派抗衡的手段；是曲线救原有社会伦理秩序的方法。换言之，他们的组织纯粹是作为造反派的对立物出现。或曰，他们的组织只是原有社会伦理秩序的临时变身。
   秦务杰、潭然吉、黄华兴、冼国祥、李文祝为骨干的“工人战斗团”纯粹是黄天来厂内的打手卫队。与社会组织没有瓜葛。于、黄等的“八一战斗兵团”前已作叙述。至于后来那个“省直红旗”的冒出则说明了有线电厂保黄派的老练成熟。为了更有效地与厂内真正的造反派抗衡，在这红旗派声威正炽之时，他们不选择加入总派，而加入红旗派。是要利用红旗派的社会声威来加强自身的政治份量，并给人以有线电厂的派别斗争是红旗派内斗的假象，以从另一个角度制衡真正的红旗派。这种现像并不个别。在1967年金秋之季不少机关单位的保皇派都使出过这个伎俩。然而无论是独立的“工人战斗团”，还是变色龙假“八一”，抑或临时投机应运的“省直红旗”有线厂分部都根本不在乎他们的组织。如果一旦他们意识到取消他们的组织将有利于敉平造反派的话，他们就会毫不犹豫地解散他们的临时组织，而回到自己在原有的正式组织--共产党的社会伦理序列中去。
   造反派则大不相同了。就其主流而言，他们都是体制外的人物。他们存在的份量在于他们有一个自外于原有社会伦理秩序的组织。他们权益的获得和保障在于对原有社会伦理秩序有所变造。他们单个人绝对没有这个变造能力。只有保持一个组织才具备提出变造要求的筹码。没有了组织，他们就是一个一个单独的人。单根筷子一下就被折断了，有了组织他们就有了一种依托感、力量感。尽管这依托是虚幻的、力量是脆弱的，但他们仍然会十分在乎自己的组织。
   在省、市革委会官方舆论的压力下，尤其在本厂保黄派敲锣打鼓宣称“铲山头”大动作的映称下，我们工革联开会讨论该怎么办？所有愿意与会的工革联成员都可参加。会上严英达等人提出铲山头是大势所趋，迟早都得铲，还是铲了算了吧。徐木兴、吴瑞卿含含糊胡、不置可否。
   陈润生说：“这件事关系重大，大家好好考虑清楚，不必急于作决定。照我看现在一下就解散组织是不是太仓促了点。”
   刘湛铭干脆地说：“铲什么铲？不铲！”
   严英达说：“你不铲，别人已经铲了，怎么办？”
   刘泽成说：“睬他都傻！(粤语，意思是：只有傻瓜才去理睬他。)他们铲了我们就一定要跟着铲？”
   “现在的形势是毛主席发出了大联合的号召，不铲不好交代。”又有人附和严英达的看法。
   我说：“毛主席的话我们当然要听。山头总是要铲的。问题是不是现在马上就要铲？毛主席说的是大联合呀，没说现在一定要解散所有群众组织。铲山头是省、市革委会提出的。省、市革委会是新生红色政权，我们当然要支持。但是毛主席的话才是最高指示。我表态，如果是毛主席说现在就要铲山头，那我马上照办。否则，看看再说。现在省、市革委会中有人说得好听，一碗水端平，其实平个屁。市革委会中两名副主任都是总派的，我们红旗派一个都没有，这公平吗？”我愈讲愈来气，索性大骂起来：“他妈的！省、市革委会中就是混有支保的家伙。去年八、九月我们红旗派声势大，中央又批评了他们，他们就好了点。现在又来了。处处压我们旗派，袒护总派。保皇派们当然不在乎铲他们的山头。整间厂都是他们的。厂长、中层干部、带长字号的、领导红人一大班。可是我们呢？我们铲了山头连说话的地方都没有了。何况有线电厂连革委会的筹委会都没成立。我们现在就把组织解散了，那以后成立厂革委会时我们还能争到一个代表的名额吗？……”这是我在工革联会议上发言最长的一次。我激烈激昂地讲完后，没有人反驳了。於是事情就定下来。不铲。会后陈润生望着我笑了笑。我心里则在说：“你们这些‘高参’，都是胆小鬼。”
   山头是没有铲，但今后的路该怎么走呢？我心里其实也很茫然。没有写大字报、贴标语的种种杂务，我得以腾出一些时间去收集社会上许多传单、小报来看。心里一路看一路思索。自己提出许多问题自己去寻求答案。首先一个问题是毛泽东为什么要发动文化大革命？我的答案是毛对刘少奇、邓小平等很不满，要搞掉他们。不满些什么呢？毛说他们搞三自一包的资本主义。但是根据那两、三年我在农村跑的直觉就知晓农民其实是喜欢三自一包的。生产队排工，农民拖拖拉拉的样子我是知道的。我当时就想，如果他们是自己有块田就不会这个样子了。当然除了这些具体治国措施的矛盾外，还有个人间的嫌恶。红卫兵小报上都有了。毛说在他发言时，刘少奇竟打断他的话，另长篇大论地讲上一通，一点都不给毛面子。毛还说邓小平小个子，人很聪明，但每次开会都坐得离我远远的，九年来不向我汇报工作。最糟糕的是那次中央开会，邓说主席要保重身体注意休息，建议毛不必参加会议了。结果毛说。你们两个，一个打断我，不让我讲话，一个建议我不要参加会议。安的什么心？根据红卫兵小报的这些报道我估计毛发觉刘、邓要架空他。这还了得？所以毛要干掉他们及其在中央及各地的亲信。对毛发动文革的这个原因我无所谓。虽然刘的三自一包比毛的人民公社、大饭堂要好，但刘少奇、邓小平其实也不是什么好鸟。他们的“资反线”第二次反右害了多少人。毛要搞他们，搞去吧！
   但是还有个问题，毛要干掉这班人，其实凭他的威望在党内高层搞搞就行了，何必在全国舞出这么个大头佛来？这个疑问在1967年9月得到了解答。毛说；“官做大了，薪水多了，自以为了不起，就摆架子，有事不跟群众商量，不平等待人，不民主，喜欢骂人训人，严重脱离群众，这样群众就有意见，平时没有机会讲，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爆发了。一爆发就不得了。弄得他们很狼狈。”我对毛这番话很推崇。心想毛泽东还是英明的。虽然深居中南海，还是了解外面的情况。这样，我就估计毛发动文化大革命还有个原因，就是要同时整整领导干部的官僚主义，让群众消消气。如果说对毛发动文革的第一个原因我无所谓，那么对这第二个原因我是称道的。
可是，问题又来了。文化大革命中群众冲击领导干部，群众是消了些气，但干部却又鼓了一肚子气。如果他们重新大权在握难保不对群众打击报复。毛批评了干部，但后来又说干部绝大多数是好的和比较好的。这话看来是要让他们绝大多数包括有线电厂的黄天来都官复原职了。这样一来群众不是没有保障了吗？
   带着这个疑问我看到一份名叫的小报。上面登载一篇题为“激战前的沉寂--论目前广州时局的若干问题”。里面说：“在当前的社会条件中，在保守势力甚嚣尘上的情况下，所谓‘铲平山头’、‘无条件大联合’实际上是以和平的方式，以蚕食的政治手法，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向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保守的社会势力向革命的造反势力；走资派向革命派垂死挣扎性的反扑。这是广州阶级斗争的一个新形式。”我一看，不由得心里大呼：讲得太好了！还说：“有些单位党委活跃起来了。什么政治处、人事处、保卫科、生产临指的整套旧体系原封不动地开始起动了。”“造反派正在往丧权的路上走，向政治上、组织上瓦解的趋势发展。”我在有线电厂切身体会到这些情况。我见到人保科长梁双基近期特别活跃，到处和保黄分子们谈笑风生，与前段时期的龟缩蜇伏判若两人。
   但是，我在对的这些文章叫好之余，又总有点意犹未足之感。就是它虽然揭示了许多实际情况，号召红旗战士不要解散自己的组织，却并没有讲造反派应该怎样做才不至遭到清算报复。后来我在另一份名叫的小报上看到另一篇题为“中国向何处去”的文章。编者按说是供批判的。因为文章已被中央定为大毒草，作者也被定为反革命抓进了监狱。这篇文章不看则已，一看犹如当头炸了一声巨雷闪电。首先，文章断言中国已出现了由90%的高干组成的红色资本家阶级，接着文章说1967年3月以后的“三结合”无异把在“一月革命”中倒台的官僚又重新扶上台，并揭露再后成立的各级革命委员会是改良主义的产物。作者最后提出的药方是实行巴黎公社的原则，民选行政长官。不是单个的罢官换人，而是要从根本上进行变革。我激动万分，对！就是应该这样做。而且我心里还加以补充，不是90%，而是100%。不仅是高干，而是全部领导干部，从中央到税务局的所长和工厂的厂长，都是红色资本家阶级。都应被推翻。谁有资格来当各级、各单位的领导，让群众来选吧。
   当然，我的这一看法是粗糙的，因为即使是在完善的民主制度下也不会选举企业和政府基层职能机构的领导人。但这粗糙却包含了我对共产党政治秩序的憎恶和否定。
   当我从共鸣激荡中回过神来后，编者按再次进入我的眼帘。文章和作者成了反革命，这还有什么好说的呢？尽管文章对毛主席尊崇备至，毛还是下令惩处他们。这说明毛不同意他们的说法。说明毛并不打算实行巴黎公社原则。可是，巴黎公社不是一直被中国共产党赞颂的吗？哦，对了，毛只是让群众在文化大革命中整整领导的官僚主义而已，并不是要把他们整下来，除非他们是刘少奇的死党。可这死党能有多少？起码省、部级以上。这么说象黄天来这样的基层领导干部官复原职是势所必然的了。
   思前想后，我悟出眼下造反派群众情绪高度涣散的原因。在此之前的几个阶段他们有明确的斗争目标。1966年11月到岁末，目标是批判“资反线”争取平反。1967年初的夺权一方面是接承前阶段争取平反的政治惯性，更重要的是他们企望被夺了权力的领导不能在今后对他们造成威胁。1967年4、5月针对军方三月镇压的平反斗争，目的也是明确的。1967年7月到9月对抗保皇派暴力的“武卫”是为了维护自己的生存权利。但是现在呢？现在他们的斗争目标是什么呢？省、市革委会成立了。成立的过程完全是上层运作。与他们无关，他们使不上一点劲。其结果是那么一丁点造反派工人代表进入革委会里作傀儡陪衬，有什么用？看到一个又一个当权派复职，看到从前专门整人的政工、人保干事们又神气起来，他们从灰心到惶恐，但又不知道怎样才能扭转这个趋势。要使造反派群众重新振奋起来，须提出更高更明确的政治要求，如实行巴黎公社原则。不是什么“三结合”，而是进行民主评议和选举。比如黄天来应不应继续当厂长，须让全厂职工选举决定。
   有次我对陈润生稍微谈了一下自己的看法。刘湛铭、刘泽成等思想肤浅，我不会对他们讲这些。徐木兴是党员，尽管人似乎不错，但我总对他有所保留。吴瑞卿的味道有点怪怪的，也不能轻易讲尖端的话。陈润生虽只三十来岁，但在我心目中已是个老大姐。她那毫不妥协的反黄天来的行动中，总给人有更深意念的感觉。可是，不料她没听我讲两句就说：“不行，不行！这是极左思潮，要不得，很危险。XX，(因保黄派写大字报攻击我时，将我的名字写成刘XX，故此后工革联的成员很多都戏称我刘XX，或XX。读作叉叉) 我们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要永远相信毛主席，紧跟毛主席，毛主席怎么指示我们就怎么做，千万不要走到邪路上去。”
   听到她这么说，我立即把还要讲的一些话都吞回去。陈润生尚且如此，遑论其他人？此后我对这些都只作独立思考，不与任何人交流。有时在独自闷想中，我感到文革造反者好象是陷入了一条泥泞之路。往前走，不知怎么走，往哪儿走，漫无目标。想退么？退不出来。你本来就与领导有别扭，这会儿你又是批判，又是夺权，旧伤疤上添新伤痕。洗手不干吗？迟了！
   当然，造反派里还是有些人在坚持着。因为前面似乎仍有一个目标，就是无论如何都要在本单位的革委会里为本组织争到一、两个名额。这一、两个名额能顶什么用呢？不知道。但是，文革造反几经风雨危难，总不能连这最后一点所得都放弃吧。有线电厂工革联的“高参”们也在作他们最后的努力。他们曾收集整理黄天来的材料，希企能把他定为“走资派”，使之不能重掌大权搞打击报复。随着局势的发展他们也明白基层单位的领导除非是有重大历史问题，否则是不会被打倒的。尤其不会被以“走资派”的罪名打倒。他们原先收集整理的那些材料其实都是废物。在几经彷徨、商议后，他们决定向副厂长林洪溢靠拢。他们是与地总的梁耀华、马某等一起去作这个努力。林洪溢婉言拒绝了他们。林是个没有野心的人，他从不设想要取代黄天来。而且，他深知黄天来在厂里大树盘根，即使他有这样的野心也不会与我们结合。因为瞎子都能看得出，就厂的小环境而言，我们的力量根本不足与保黄派抗衡。从社会大环境来看，造反派败局已露。我一旁听见他们的议论，感到非常辛酸和悲愤。这革命造反派怎么就落到这步田地，要主动去讨好当权派，结果还热脸贴在冷屁股上。
   说来我对“高参”们的这一下场也并不感意外。因为它完全是社会状况的缩影。社会上的红旗派也是因在省市高层中找不到干部愿意与之结合而弄得心慌意乱。省里的林李明(前副省长) 、市里的焦林义(前市委书记) 等全部支持总派、敌视旗派。原来省长陈郁对旗派稍表友善，但后来看到军方和省市两级能“站出来”的干部全都支持总派，故亦对旗派拉开距离。在旗派的代表上门想与之联络时拒不相见。
   从小报上了解到整个旗派的困顿处境，又从近身直接了解本单位旗派的彷徨无着，我心中升起了对毛愈来愈多的不满。你一会说“造反有理”，又是批“资反线” 又是“夺权”，曾几何时，你又转向搞“三结合”，要让90%以上的干部都“站出来”，搞得我们造反者如此低声下气？既要如此，何必当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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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老木匠    时间: 2007-11-4 22:51

十三、与弟弟刘国旋的争吵
        
   学校里的情况有所不同。星期天弟弟刘国旋回家，我对他谈起基层单位成立革委会的事情。他对我说，二十一中校革委会已经成立。军训团团长担任主任。虽然他们东方红的人数比主义兵多好几倍，但他们接受军训团提出的对等原则，两派各有三人进入校革委会。很多学校都是这样。我对他说：“工厂是另一种状况。那里大多是保皇派占优势，他们绝不接受对等原则。他们要建立一派掌权的革委会。”
   弟弟说：“我们红司也了解到这些情况。但是没有办法了。学校里有军训团，把我们的活动限制在学校里。工厂里也都派了军代表，(有线电厂的军代表1968年4月进驻) 我们不能象去年那样到工厂里串连，支持工厂里受压的造反派”
   “这样搞下去工厂里旗派的处境会很糟糕的。”我忧心地说。弟弟沉默了。我问他：“学校里在搞什么？真的是‘复课闹革命’吗？”
   “复什么课！军训团要我们搞大批判。批判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批判‘黑修养’。空对空，没意思极了。还有就是在军训团的领导下审查教职员。那些事情主义兵好象蛮有兴趣，我们东方红都是在应付。但学校是走不出去了。”
   “这不是在分割瓦解旗派吗？”我问他，也象是在问自己。
   弟弟又沉默。半响我问他；“国铸(二弟)怎么两、三个星期都不回家？”
   弟弟说：“办学习班去了。”
   “办多久？”
   “不用多久吧。”
   父母亲得知弟弟当了二十一中革委会副主任，面有喜色地说：“这一正式复课后，总会有大学读了吧。”我听了觉得年近五十的父母亲政治上其实很肤浅。根据我观察今年这几个月社会情势的变化，我推断弟弟最美好的结局是被军训团动员，戴上大红花，带头下农村当知青。我猜测军训团并不喜欢弟弟这样的学生。之所以还敷衍他们，是目前旗派在学校里还很有力量。以后把他们赶到农村去是打散他们、收拾他们的好办法。
   在独自思索的海洋里漂流了几个月后，我头脑中突然蹦出了个新看法：他妈的！说不定刘少奇比毛泽东还好些。刘搞‘资反线’第二次反右是坏，但毛让一月夺权中下台的干部基本都能官复原职，这完全是“温群众笨插”(粤语，耍弄群众之意)，跟刘的‘资反线’一样坏。这下他们两个扯平了。但是，刘的三自一包就比毛的人民公社好。刘在治理国家方面还务实些，毛他妈的都是在瞎搞，根本不顾人民生活。想到这里不禁为被毛整得惨兮兮的刘抱屈。
   又有一个星期天弟弟回来，我把这个看法对他讲了。不料一向跟我谈得不错的弟弟突然翻脸说：“你乱说，毛主席是伟大领袖，刘少奇是复辟资本主义的走资派。”
   我感到自己兄长的尊严遭到冒犯，遂也大怒。小时候弟弟在学校被广东孩子打捞松仔(即打外省仔)，没少靠我保护。故我虽只长他两岁多，但一向以大哥自居，不能忍受他的呼喝，於是高声回喝道：“你懂个屁！农民都喜欢三自一包，你知道吗？……”
   父母听到我们的争吵，吓坏了。立即跑来拉开我们。父亲喝道：“闭嘴！都快给我闭嘴。你们都发疯了？不想活了？这话是说得的吗？”
   从陈润生截住我的话头到弟弟的翻脸使我意识到标准文革造反派与我思想上的差距。弟弟是中学生，对社会缺乏了解。遭受血统论的出身等级歧视而产生的不满是促使他们投入文革造反的主要动因。毛在出身等级上解放了他们，他们感激万分，再加上多年来共产党政治宣传的灌输，使他们对毛有宗教性的崇敬膜拜。他作这样的反应并不足为奇。陈润生则不同。她长我十岁，料想对社会是有所了解的。她没反驳我，只是截住我，这说明什么呢？或许是不同意我的看法，或许是部分同意、部分不同意，总之她是务实的，没有超前的理想。她只是希企在毛允许的前提下做些能用以维护自己权益的事情。她意识到我这种思想将会带来巨大危险，故绝不愿意陷身进去。
   湖南“省无联”的理论家杨曦光们，思想显然已超出了毛的框框。比刘国旋、陈润生们前进了划时代的一步。但我心里知道，其实我比他们更激进。只是他们的观点已公开表达出来，而我的则深藏内心。我认为共产党制度起码应该被巴黎公社原则所代替。而西方国家的民主化程度可能比巴黎公社原则还要彻底。只是这次文化革命是无法完成我的政治理想。当时我以为自己是造反派中唯一已从根本上反对共产党政治制度的人。只是在很多年后，我看到杨曦光所著，才知道湖南“省无联” 里有比我更勇敢坚决的民主志士：张九龙、刘凤祥、雷特超等。而且他们都已被共产党杀害。这更坚定了我要把文革造反中最光辉的玉石挖掘出来重见天日的决心，否则真对不起这些英魂。
   从二月省、市革委会成立到六月，尽管省市主政者使出威胁利诱的种种办法，各系统、各单位的情况没有进展，基层单位的革委会普遍都成立不起来。对此，省市主政者和各单位保皇派有着不同的感受。前者是很心焦的。革委会被称之为新生红色政权。它的成立是文化大革命取得胜利的重要标志之一。是共产党政治秩序得以重建的里程碑。省市主政者必须就此向中央有个交代。但是，大多数单位的保皇派倒无所谓。因为革委会无论成立与否，权力反正都抓在他们手中。即使党、政、工、团的组织未正式恢复，只生产临时指挥部这个系统就足够让那班造反闹事的家伙就范。尤其是在中央提出“抓革命、促生产”、“革命生产两不误的”的指示后，造反闹事的家伙敢不听指挥？
   各大工厂中的政治形势与有线电厂大相径庭。有线电厂工革联虽然只有十几个活动分子，但保皇派骨干分子也只三、四十人。中间群众达三百多人。故我们并不感受到太太压力。且在某一短暂时期我们还占有过舆论优势。有线电厂的“座山雕”黄天来的资历不过是个“解放战士”、排长转业、行政18级。这就使我们在面对黄天来时不感到他是庞然大物。大厂就不同了。它的厂长书记可能是个老八路，13级高干。这对于一般群众来说无疑有泰山之感，何况他手下的虾兵海将众多，造这种大人物的反将负有相当大的精神压力。在大工厂里，造反派是极端少数。保皇派--保党派不屑一顾地把“两派对等原则”推到一边。就那么几个鸟人，也够格跟我谈“对等”？军代表内心是支保的。根本不愿去向保党派施加压力。说是在两派之间要“一碗水端平”，其实早就倾向保党派。更何况造反派人数也太少。面对现实，有些大厂的造反派降低了要求。我听过广柴(柴油机厂)的一个造反派说，他们并没有要求对等，只要求革委会里给他们工革联一、两个名额，但对方都不同意。显然，保党派是要把造反派完全排除在“新生的红色政权”之外。单派掌权不符合毛中央此时的构想。故军代表亦不敢认可工厂里成立只有保党派代表的革委会。这种状况拖着、拖着，直拖到八月份全面大镇压，红旗派被打成准反动组织而彻底瓦解后，所有工厂单位都迅速成立了总派--保皇派--保党派一派掌权的革命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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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老木匠    时间: 2007-11-8 22:11

十四、失去理智的行动
        
   五月间，广州红旗派掀起了一个“反四右”的高潮。“四右”是“右倾保守、右倾分裂、右倾翻案、右倾复辟。”而犯“四右”错误的是军区。一时间，沉寂了一段时间的街头又热闹起来。又有红旗派的学生走出校们四处贴大字报、标语。我亦积极地去收集红旗派小报来看。当时的说法很多。一会儿是陈伯达的五个回合论，一会儿又说外交部九十一名司局级干部联名写大字报保陈毅，受到周恩来批评。还更惊人的是以聂荣臻为首的四十八名高干上书毛泽东反对林彪做接班人，要求限制江青的权力和立即结束文化大革命。结果遭到毛的否决，并将此严厉斥责为给去年“二月逆流”翻案的妖风。毛中央的喉舌发表评论员文章“对派性要进行级分析”。说“派别斗争是阶级斗争的表现。如果抽掉了派性的阶级内容，就会分不清是非，就会抹杀无产阶级革命派和资产阶级反动派的区别，这正是右倾机会主义反对无产阶级革命派，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所需要的。”这种说法与前不久省市革委会提出的“围剿派性”、“铲平派性山头”、“对派性括十二级台风”等大相径庭。红旗派因此而活跃，总派则感到迷惑。有线电厂的保皇派--保黄派在这种扑朔迷离的情况下重新树起了他们的山头。他们又以“有线电厂八一战斗兵团”、“省直红旗广州有线电厂分部”的名义贴出一些标语。他们被社会情势引导出这样一个判断，如果现阶段派性组织是可以存在的，那么就不能只让工革联那班家伙一支独秀。他们必须起来与之分庭抗礼。这是保黄天来，和在将要成立的厂革委会中掌握主动的必要措施。
   发现保黄派重新树起山头后，我勃然大怒，在总部里把桌子拍得震天响，大骂保黄派是政治流氓。前阵子以铲山头来表示他们最听省市革委会的号召，捞取政治资本，向我们工革联施加压力，逼我们也铲山头。现在觉得形势变了，有山头更有利些时，就恢复山头。真是出尔反尔的变色龙，厚颜无耻的政治流氓。
   刘湛铭问：“那怎么办？”
   我怒气冲冲地说：“撕！把他们的标语全都撕掉！”
   刘湛铭他们听了有些犹豫。因为这可不是闹着玩的，撕对立派标语的做法往往会引起严重的后果。
   我说：“怕什么？干！那帮家伙半年多来玩了多少阴谋诡计。10.13火案后，一直借火案中伤陷害打压我们。我们冒着生命危险去救火，结果反被诬为放火嫌疑犯。搞得许多本来对我们工革联有好感的群众都远离了我们……”
   我这些话对刘湛铭等都起了鼓动作用，把他们的情绪激发起来了。因他们也一直对遭受诬陷愤恨不已。
   在我们商量具体行动时，刘泽成带来了保黄派的消息。
   他说：“老保们已得知我们要搞的事情。他们已作好准备，只要我们一撕他们的标语，他们就要把我们打得趴在地下。”
   对抗了一年，我们亦知道老保之中会上阵开打的人大概有十几个吧。“他妈的，打就打！”我说：“我们虽只有七、八个敢死队，一个对两个也不怯场！”
   事情开场了。我们从总部走出来。我领头，他们几个跟着，我们手上都握着“长矛”--约两公尺长一头削尖了的自来水管。在厂篮球厂场的那一边，保黄派已出动了一大班人，也都手握“长矛”。我一看，心里不禁一惊，因为那不是我们原来估计的十几人，而是二十好几。“兵力”对比是三比一、甚至四比一，动起手来我们不被打趴才怪。但是，队伍(虽然只有七、八个人) 既已拉出来就收不回去了。硬着头皮也要干下去。
   这时，厂里许多职工都风闻将要发生重大事件。我发现机械车间大门口都挤着一些员工。装配车间的窗口也有人在张望。他们都悄然无声，仿佛在静待着火星人的降临。
   我横着脸带领队伍从保黄派的“武装部队”旁边经过。到了一处有他们标语的地方。我说：“撕下它！”黄自汉走上前去，用长矛一劈，整个标语就哗啦啦地掉下来。此时，我和刘湛铭等握紧长矛，注视着那边老保“武装部队”的动静。如果他们扑过来开打我们就应战。我的神经紧绷到极点。握着“长矛”的手心在出汗，太阳穴突突地跳。毕竟好多年都没有打过架了，更不要说还用“冷兵器”。可是，老保的“武装部队”竟没有扑过来。但我们并不敢大意。几个人手持“长矛”护卫着黄自汉走到另一处劈毁老保的标语。事情作完回到总部，我长长地嘘了一口气，紧绷的神经才放松下来。刘湛铭他们铁青的脸亦恢复了一些血色。我想他们刚才也会跟我一样，精神处于高度紧张之中。
   我们有些困惑，怎么老保们没有动手呢？不久刘泽成又探得一个情况。说老保们集合好队伍，正磨拳擦掌要给我们点颜色看时，突然接到一个情报，说刘国凯已叫他弟弟刘国旋带领一大班“广州兵团”来。如果我们吃了亏，“广州兵团”就要给他们好看。於是他们犹豫了。刘湛铭问我：“有这回事吗？”我说：“没有哇！”“那是怎么的呢？”刘泽成问。“嗨，懒管他的。”我说：“或者是有人暗中帮我们，或者是他们怕真打，自找台阶。”
   这件事当时我还有点胜利的洋洋之感，但多年后回想起来则有着完全不同的感受。有线电厂老保恢复山头的做法固然是政治投机。骂他们一句政治流氓亦无不可。还可在心里骂他们是……政治打手；是以保……官僚、……压制群众来搏取个人利益的无耻之徒。怎么骂都可以，但确不应撕毁其标语。尽管他们保共官可耻，但成立组织、取消组织、恢复组织，那都是他们的权利，而撕毁其标语则确会引发暴力冲突乃至流血事件。由此我想到文化大革命中许多大的流血事件是保皇派在军方或当权派(如广西王韦国清大规模屠杀“四.二二；武汉“百万雄师”杀“钢工总”；内蒙军区军官柳青枪杀内蒙师范大学学生韩峒--此为文化大革命时期第一枪) 的刻意指使乃至直接指挥下发生的，无可避免。但有些武斗事件本来是可以避免的。只是出于群众组织双方的意气用事，非理性地处理问题，激化矛盾愈演愈烈所至。或造反派组织在长期的压抑下、对未来失去期盼的浮躁非理性行动。当然，这样的武斗规模一般不大，也不是文革武斗主要的、实质性的内容。
   不管是有人暗中帮助我们也好，还是保黄派自找台阶下台也好，那场武斗没有发生是一件使得庆幸的事情。而我则是犯错误者。试想，如果流血事件一旦发生，一场混战下来，谁先出手未必清晰，但事件的起由则完全清楚，那就是刘国凯提出并指挥撕毁对立派的标语。我将负有不可推诿的责任。回想起自己在整个文革期间的所作所为，是作过两件不对的事情。一是在税务局时因张昌柳写大字报暗攻击我，就对他猛烈回击。二是在有线电厂挑起撕毁对立派标语的非理性行动。
   那段期间社会大组织犯类似我这种错误的，在广州有一向稳健、威望极高的中山红旗，它是广州红旗派的中流砥柱。
   六月初，中大红旗所发动的对中大总派组织“中大革造会”的武斗显然是非理性行为。因为“革造会 虽然在校内构筑工事，安装电网，但并无主动攻击中大红旗的行动。中大红旗的这一非理智行动被稍后军方用作镇压旗派的重要口实。
   全国学生造反派的标兵组织清华“井岗山”对清华“四.一四”的动武也系非理智行为。从清华“井岗山”里分化出来的“四.一四”兵团毫无疑问是新保皇派。它要尽可能地保共产党干部，提出河归旧道十七年。它说文革前十七年是以毛主席为主领导着中国。故应全面肯定文革前十七年中国的政治秩序。无疑，从任何一个角度去考察，它都是百分之百的保皇派--保党派。对“四.一四”保皇思潮无须动武，而应予以批判。即使那“批判”套话连篇，其用语和词汇都打上那个时代的烙印，有时读来真令人生厌，但它实际上也都冲击削弱着共产党的政治伦理和秩序，因之都是有进步意义的。可惜，“井岗山”却错误地、非理智地选择了动武。
   毛泽东站在蒯大富(“井岗山”头头) 和周泉缨(“四.一四”头头) 之间是十分矛盾犹豫的。蒯是毛手中的棍子，用它来打倒了刘少奇等不符合他胃口的昔日同僚。但这魔棍搞来搞去不大听使唤，想脱出自己的手另外去打自己不想打的人，乃至打自己的社会基础。周泉缨全面肯定文革前十七年，就算不听它恭维自己的话，亦应肯定它的说法有利于共产党政治秩序的重建和恢复。说到底，周泉缨们才是共产党政治统治的信徒和社会基础。但是，它于斯时斯地就迫不急待地全面肯定文革前十七年，则有曲折隐晦地为刘少奇叫屈的意味，这意味可悄悄地引伸为对毛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否定。故此，毛不能赞赏他。如果清华“井岗山” 们没有在1968年夏非理性地对“四.一四” 们长期动武，或许毛不至下决断以铁腕剿平北京造反派，而会采取逐步剿平的方式。如果这样，广州的红旗派亦或不至在骨牌效应中被军方借此东风剿灭得那么悲惨了。
   有幸，广州有线电厂那次没有因我的非理智行动而触发暴力流血事件。否则，在此后的大镇压中，有线电厂的保党派们就可以由此构陷罗织我们更多的罪名了。

十五、腥风血雨四面袭来

   形势终究今非昔比了。一年前(1967年) 的五月辉煌未能重现。今年五月广州旗派的活跃只是昙花一现，从广州军区大院升起的阴云毒雾渐次覆盖了整个南粤长空。军方和由军方控制的省、市革委会对红旗派的态度愈来愈严厉。而相对的，红旗派则呈强弩之末。悲观失望的气氛广为蔓延。我发觉不但是造反的工人群众，即使是红旗派学生的干劲也大不如去年的五、六月。那时真是同仇敌忾、气势如虹啊！
   广州又发生了武斗。但跟去年的此时有所不同的是，现在不是单纯总派打旗派。四月间在省市革委会的主持下成立了由总派组成的貌似中立的“工人纠察队”。他们此时派上了打旗派的用场。在街上“告急”的大字报中得知，不但“工纠”出动，连公安人员和军队都直接对旗派下手。如“6.1二十二中血案”和“6.11六榕路惨案” 。
   由于二十二中的旗派学生曾在五月下旬的供电公司两派武斗中前往支援，并与前往弹压的军队有所摩擦，六月一号，军队竟直接到二十二中突袭他们。六十九名旗派学生全部被殴伤还关进广州警备区的拘留所。
   六月十一号，四十六中的旗派学生听说六榕路派出所无故抓了他们的同学，便前往询问。由于所门紧闭，他们一行十七人(其中四名女生) 敲门不应后便要离去。此时突然所门大开，一夥拿着棍棒的公安人员冲了出来。学生们一看吓得四散逃命。其中何自成被追上，棍棒齐下。何自成脑骨破碎、脑浆外流，死状极惨。
   如果是在去年发生这样的惨案，旗派一定会全局奋起，找殴毙何自成的公安人员算账。但此时，尽管四十六中的旗派学生到处贴“血案告急”的大字报，旗派在整体上并无动静。看到这一情况我感到十分辛酸。也使我对旗派的前景充满了不详的预感。此时，我真想冲上街头，振臂高呼，汇集红旗派的人群去向杀人凶手讨还血债。可是我一直没有介入社会上的红旗派活动，丝毫没有影响力，谁会听我的呢？前几个月的独自思索，使我对社会上的文革运动形成这样的看法，就是它被纳入了毛泽东政治清洗的棋局，不介入它也罢。但此时我有些后悔了。我想我本应该介入的。纳不纳入那个“棋局”按下再说，眼下目前则是如果我不仅是微型组织有线电厂工革联的常委，而是大型组织全市工革联的常委，那我就一定不会让公安佬就这么把何自成活活打死了事。
   跟外地相比，广州还算平和。进入七月，更恐怖的血雨腥风从四周向广州吹袭过来。旗派的小报一篇又一篇地报道了肇庆、海南、梅县等地总派先残杀四类分子。把他们的尸体吊在村头。说他们是旗派的后台，然后再对旗派进行大屠杀。梅县地区有个公社把几百名地富及其子女集中到一个洼地，说是要开会。等人到齐后，隐蔽在高处的机枪便进行扫射。被打死的人压成堆。作为一个旗派成员，我当时对这些本派别的报道都采取将信将疑的态度。因为那太血腥、太惨绝人寰了。实在难以置信。旗派知识分子多，能写会讲，会不会有夸大的成分呢？未几，更惊人的报道接踵而来，那就是广西的情况。广西许多地方的“联指”(保党派) 动员数县民兵，还有解放军的地方部队协同包围“四.二二” (造反派) 的各据点。用炮把楼房轰平，再用机枪扫射。抓到的俘虏任意杀戮。有些尸体就近往江河里扔。这不是文革武斗，这简直是战争，是不受日内瓦公约约束的最原始最野蛮的战争，是纳粹式的集体大屠杀。这会是真的吗？有天下班我骑车过人民桥，看见桥边人行道上很多人贴在栏杆边往下看。出什么事了吗？我好奇地停下车也挤进去。有人叫了；“看哪！又有一个。我在这里站了几个字(粤语，一个字即五分钟)已看到三条咸鱼(粤俚语，指人的尸体)了。”大家顺着那人的手指望去，只见江心里有个黝黑的东西在载沉载浮。尸体，是尸体！它流经桥下时看得较清楚了，但面目已肿胀腐烂。我不由得感到一阵战悸恶心。这时听到有人叹道：“唉！这都是广西‘四.二二啊！’。”至此，我相信旗派小报上讲的是真的了。许多年后我到了海外，才从一些原居香港的朋友那里得知。那时有很多尸体就这样一直漂流到香港才停下来。引发港英当局向中方提出抗议。说是污染了他们的水域。这些朋友还把当年附有图片的香港报纸给我看。
   我极度震惊、也极度不解。毛中央究竟知不知道广西发生了这样的血腥事件？说不知道，那没可能，中央文革在各地都有耳目。说知道，那怎么会任由保皇派和军队如此大规模杀人呢？一年前的武汉保皇派“百万雄师”打杀造反派最后直至闹出“七.二O”兵变，中央都没有怎么责罚他们，只抓些头头了事，还认真叮嘱造反派不可报复他们。现在广西造反派“四.二二 究竟犯了什么天条，会使中央坐视他们被如此大规模屠杀？
   我还没有找到答案，徐木兴休完探亲假回来了。他的脸色十分沉郁，看着我象要说什么却欲言又止。终於有一次旁边没有人时，他对我说：“XX，算了，不要再搞了。现在农村里已杀了很多人。”他摆摆手，不等我回应就离去了。我省悟到，徐是梅县客家人，他一定是回家乡一趟看到了许多情况。看来小报上讲的不假。只不过他家乡那里被杀者的尸体不会漂流到广州来。徐是我们工革联中唯一的党员。多年后我分析，即使他对自己家乡大杀四类分子不感震惊，但对杀旗派还是感到恐惧的。尽管他只是因对黄天来个人不满而参加工革联，丝毫没有冲击共产党政治秩序的成分，但既阴差阳错地参加了旗派，也就不自觉地担上了一份心。
   在一片愁云惨雾之中，有些旗派成员奋起了。他们不甘坐以待毙，要武装抗暴。由于手中的武器早就上缴了，此时他们又策划抢枪自卫。其中规模最大的一次是七月一号的沙河瘦狗岭抢枪。来自各工厂、大中学校的旗派达千多人参与了此次行动。但这次守卫军用仓库的军人开了真枪。抢枪者死伤十多人后退去。抢枪失败对旗派来说其实是因祸得福。否则它将会遭到更严酷的镇压。抢不到枪，有些工厂的旗派就自行制造枪支。这股风也吹到了有线电厂。刘湛铭、李胡英、申永康等利用上中班的时间造枪并进行试射。不料在一次试射中轻伤了一名路过的职工。我对造枪没有兴趣。因我觉得一旦动用真武器，群众组织是不可能与军队对抗的，造枪毫无意义。我甚至认为这简直是“贪过瘾”式的瞎胡闹。但我无法制止他们。
   七月中的一天，我们有线电厂工革联分部接到无线电局工革联总部的通知，要无线电局各分部派代表到局总部开重要会议。我对刘湛铭说：“你去去，看是什么事情。”刘回来后说：“局工革联总部传达市工革联总部会议的决定，二十一号全市旗派统一行动，举行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游行示威。市工革联总部的头头说，现在局势非常严重。有确凿消息，省市革委会里的复旧派已在磨刀霍霍，要镇压我们旗派。我们一定要紧急行动起来，显示我们的力量和决心。叫他们不敢说动手就动手……”
   我问：“是整个旗派一起上阵吗？三司系统如何？”
   刘湛铭说：“是一起的。都动起来了。现在局势比去年三月更严重。那次镇压，军区都不管你是省革联派还是省革筹派都镇压。这次更不会管你是三司山头的还是红司山头的。只要是旗派就要遭殃。广西造反派‘四. 二二’被杀光了。我们广东旗派要想不至落到广西‘四. 二二’那样的地步，除了奋起抗争，没有其他办法了。”
   我说：“参加！毫无疑问要去参加。通知全体工革联成员，尽可能多地去吧。”我们几个分头去通知人，并在下班后忙着制作标语之类。
   那天一早我们就赶到集合地点广州文化公园。说是全体参加，其实只来了十几个。“高参”之中只有陈润生参加。
   文化公园里人山旗海。人们的情绪都十分高昂。会议开始后，惯例是旗派的大头头们轮作发言。我们在下面其实都没有留心听。头头们演讲些什么都不重要了，说来说去还不是那些话。倒是平时没有什么机会跟同属无线电系统的其他厂的兄弟组织交流，这会儿正好谈谈。大家都诉说厂里的“老保”趾高气扬得很。“工纠”全给“老保”掌握了。摆明架势就要来镇压我们。有人忧心忡忡地说，这次恐怕局势难以扭转了。有人说管不了那么多了。已经闹到这份上，伸头是一刀，缩头也是一刀。死也要死得象个样子。
   我则说：“你们也不必太心惊。我们广州旗派总不至会象广西‘四. 二二’那么惨。‘四. 二二’也真够胆，为了抢枪自卫连援越军列也敢抢，结果惹恼了中央。我们广州旗派做什么了？什么出格的事情都没做。”
   有人不同意我的看法。说那班“支保军”铁了心要搞镇压，才不管你出不出格哩！也有人说，惊什么惊？我不是惊，是心里不服。丢那妈！我们作错什么了，军区怎么总是跟我们旗派过不去？还有人问，中央到底知不知道下面的这些情况？
   游行开始了。学生队伍先行。大学生、中学生按学校列成一个个方阵，队列整齐地前进。每一个方阵都以本校组织的大旗为先导。学生们有节奏地呼着整齐的口号；
   “毛主席--革命路线--必--胜！”
   “革--命--无罪！造--反--有理！”
   “反复旧--反迫害--反镇压！”
   “……”
   工人队伍虽然没有学生队伍那么整齐，口号也没学生那么带劲。但情绪则一样是饱满的。我们的队伍从西堤二马路转入人民南路时，珠江红司的游行船队也刚好在经过。他们拉响汽笛。气势十分雄浑磅礴。我们大受振奋。这时，市工革联的宣传车也到了。大喇叭里唱着毛的语录歌：“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我们都不约而同地跟着唱起来。游行队伍从人民路到西门口转入中山路，再到烈士陵园才解散。全程约八公里。后听说，先头队伍已到达东校场解散，殿后队伍才刚出文化公园。人数有十多万。
   整个文化大革命期间，我参加过几次旗派的游行示威。只有这一次印象最为深刻。1967年4、5五间，旗派为争取平反举行过一些游行示威，那时我还在郊区税务局，且无可奈何地参加了保皇派组织，故自然没有介入旗派的这些活动。1967年7、8月，旗派为抗议保皇派的突然袭击，亦举行过气氛极为悲壮的“抬尸游行”，那时我正忙着厂里工革联的成立，故也没赶上参加。1967年9月我们有线电厂工革联正式成立，而此后局势却相对稳定了。……统治秩序在恢复和重建之中。旗派已不经常举行游行示威了。直到这旗派行将倾覆的前夕，我以全部身心参加了这红旗派最后的绝唱。
   参加旗派1968年“七.二一”大游行是我一生中极有意义的事情。这次游行真正是人民的游行，而且是很有思想深度，和很有水平的游行。
   说它是人民的游行是它并非发生在文革最动荡的混沌时期，而是发生在共产党统治秩序业已重建之后(广东省市革委会于1968年2月成立)。它在共产党已主控时局的情况下却完全由民众自己筹划举行。而且这个游行完全没有毛中央的任何支持。它完全不象1967年4、5月要求平反的游行示威那样有毛中央的支持作凭藉。更为突出的是，这场游行矛头是指向重建的共产党政权，它实质上是向省市革委会--军人政权示威。说它有思想深度是它打出了、叫出了“反复旧-反迫害-反镇压”的口号。其他的口号都是幌子，只有这句口号才是真质，才是游行示威的组织者和参加者心中真正的诉求和斗争目标。说它有水平是它情绪饱满高昂却又秩序井然。它没有任何被当局抓到把柄的地方。事后得知，军方早在游行路径的许多制高点上隐架了机枪。只要游行队伍有冲击省市革委会的行动就立即以镇压“反革命”暴乱而开枪扫射之。
  许多年过去了，我仍然十分清晰地记得当年的那一幕。那人山旗海；那此起彼伏、发自内心的激昂的口号声；那面对日益逼近的灾祸而同仇敌忾地去共赴危难的无畏精神。我只要一想起当时的情景就不由得十分振奋激动，它激励着我这么多年来的艰难跋涉，和矢志不逾的斗争。正是对这一切深刻的记忆和了解，使我绝不能容忍任何对文化大革命中反政治迫害、反政治歧视的群众造反运动的抹黑、诬陷、诽谤和诋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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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老木匠    时间: 2007-11-10 08:58

十六、广州有线电厂的镇压行动

   七月初，广州各单位的军代表都撤走了。当时我不明就里、颇感疑惑。后来才明白，那时军方已内定要以武力镇压。旨在起调和作用的军代表反而不合事宜，故撤离之。这其实是个不祥的信号，但当时能洞悉者甚少，包括我自己。
   七月底广州文革局势风云突变。其变化之急速、变化之剧烈，超出了所有旗派成员——无论是一般成员还是头头--的预期和想象。那空前的程度简直可以用突如其来的山崩海啸来形容。军方以“三军联委”的名义用飞机撒传单。内容是七月二十五号周恩来、康生、黄永胜等接见两广群众组织代表，对两广造反派劈头盖脑地大骂。并说旗派的头头做了“反共救国团”的头头。“反共救国团”的总部设在广州，广西有分团。就在一星期前，红旗派还举行了很有声势的数万人“表忠”游行，显示其力量和反抗镇压的信念，但此时，它土崩瓦解于顷刻之间。
   文化大革命中“阶级敌人”、“反革命”不是最可怕的帽子。所谓的路线斗争翻来覆去，今天的“反革命”明天得到平反就会是英雄。可是，跟台湾国民党政权是绝对不能有丝毫的瓜葛。一沾上就死定。红旗派的头头做了有台湾国民党背景的“反共救国团”的头头，可是这“头头”是谁呢？答案尽管没有，旗派却因此而彻底完蛋了。
   我对此绝不相信。我认为民间或许有反共者结成的组织，但那规模一定非常小。旗派的头头更没丝毫必要卷入其中。既做了文化大革命中群众组织的大头头，就必然按照文革的牌理出牌。而且，文革前十七年中，囿于共产党的强力洗脑和严厉镇压，人群中既缺乏有系统民主理念的人，也对台湾国民党政权充满偏见。人们没有理论深度去彻底反共；没有胆量去直接了当地反共；尤其不敢背靠台湾国民党去反共。
   可是，能这样头脑清醒作此分析者为数不多。何况，头脑清醒又有何用？敢反驳周恩来、康生的断言吗？“三军联委”的传单瞬时摧毁了红旗派的心理“马其诺”，接下来就是具体收拾它了。
   文化大革命中的八月一直是个最血腥可怖的月份。1966年8月，高干子弟红卫兵--共产党的党卫军肆意殴杀“黑五类”，制造了惨无人道的“红色恐怖运动”。1967年8月保皇派--保党派组织挑起武斗，企图以暴力压倒造反民众。1968年8月，在毛中央的布局下，全国都收拾造反派，尤以两广，特别是广西最为残酷。
   时光仿佛倒流，历史在作循环。1966年8月“四类分子”被挂牌游街的“盛况”在1968年8月的广州街头再现了。所不同的是那时施暴者是高干子弟红卫兵，此时则是省市革委会组织和领导的“工人纠察队”、“人民纠察队”。被赶去挂牌游街的“四类分子”不是单个的，而是一大群用绳子绑着牵起来象牲口一样。一天下班，在同福路转新港路一带，我目睹了这一“盛况”。“牲口”队伍在“工纠”、“人纠”的棍棒驱赶下，跌跌撞撞地走着。一辆宣传车在队伍旁同步移动。车上的高音喇叭高叫着：“坚决镇压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彻底粉碎反共救国团！”有个“牲口”在烈日中倒下了。几个“工纠”、“人纠”上去踢他、打他。他仍趴着。后面有辆卡车到了。“工纠”、“人纠”象扔牲口一样地把他扔上车去。我眼里冒着火焰。我恨透了这种人身的等级歧视和虐待。我真想扑上去解救那些不幸的“牲口”。但是，理智告诉我不能。那无疑于飞蛾扑火、以卵击石。我无法再看下去，便掉转自行车头从另一条路回家。
   这是镇压造反派的序曲，各地均如此。首先拿经典阶级敌人开刀祭旗，制造一种恐怖的气氛，再收拾眼下的主要目标--造反派。说来广州还算仁慈。许多县城、乡间则是干脆把“四类分子”杀掉，还将其尸体挂在街口村头示众。
   八月初，作为整个大镇压的组成部分--广州有线电厂的镇压行动也登场了。应该说有线电厂的“政策水平”是较强的。整个镇压行动中没有杀伤，殴打亦有限。镇压的前台指挥者是人保股长梁双基。当然，梁只是镇压机器中的一个部件。他是按上头指示办事。共产党的统治秩序在极短时间内恢复。共产党统治机器的末端是各单位的人保、政工、武装部门(在许多中小单位这三者是合一的) 这个末端在运动中保存着、潜伏着。它韬光养晦达两年之久，现在它拨开盖在脸上的浮土，尽露峥嵘，发挥其巨大作用了。
   镇压分三步进行。第一步是拿“经典阶级敌人”开刀祭旗。有线电厂其实并没有这类“祭品”。正牌的“阶级敌人”是没有资格在国营厂中做职工的，若曾有，也早就被开除出厂了。那怎么办呢？梁双基把陈洪、劳标等几个资本家抓起来批斗。广州有线电厂于1956年由几家制造电话机的私营小厂合并而成。这几个资本家除劳标外都已退休，或长期病假，根本不介入工厂的一切活动。但尽管如此他们亦难逃噩运。我看见他们都一把年纪了，头发灰白，有的还有病，竟都九十度弯腰挨批斗，心里真为他们难过。一些运动积极分子--都是保黄派人员--上台揭发批判他们。都是陈年老账或莫须有。如批判他们以前奉行刘少奇的剥削有理、剥削有功论去剥削工人。一向以来抗拒改造，不满现实。文化大革命中煽动两派对立等等。
   除这几个资本家外，还抓了个人，是机修班的佟济民。机修班是“工人战斗团”的大本营。佟亦为其成员。他平时总对潭然吉、秦务杰满脸堆笑，十分巴结。有时跟在他们的后面讲我们工革联几句风凉话。刘湛铭知道他的底细，曾骂过：“丢那妈，看以后有机会给那个伪军好看！”这是又一个郊区税务局“丁类人员”的行为方式。但他失算了。梁双基没有因为他加入“工人战斗团”就放过了他。祭坛需要多种祭品，粱双基毫不犹豫地把他扔了出来。他被挂上“汉奸伪军”的黑牌押上批斗台。梁双基们藉此高格调地宣称，有线电厂不是搞一派压一派。任何一派中的坏人都会被揭露清除。看，这不？“工人战斗团”中混有坏人一样也逃不掉。
   这第一步还有个极大的特点，就是梁双基竟通知我们工革联派人跟他们一起去抄家捉人，似乎有线电厂的旗派特别，不会被镇压。我对工革联的成员说：“谁愿去谁去，反正我不去。”刘湛铭他们几个说去。我说你们去就去，但绝对不可打人。尤其是刘泽成的师兄弟冯祖超，我看他跃跃欲试的样子，就特别招呼他，不准打人。通知我们一起去抓佟济民时，刘湛铭等很幸灾乐祸。我特别提醒刘湛铭，不要打佟济民。
   后来我听说只有劳标挨了打。是电工房“工人战斗团”的人打的。刘湛铭分析说：“劳标保留工资高。他们经常要他请吃饭。他不干，这次他们就借机打他。”真卑劣！我心里骂道，完全是一班无赖流氓。
   八月中，镇压行动进入第二步，抓地总有线电厂分部的人。有线电厂运动特色多，这又是其一。在社会上总派是胜利者，怎么这里如此另类？只要洞悉文化大革命中两派斗争的实质，就不会产生这样的困惑和疑问。文革两派说到底一派是保原有统治秩序派--保皇派，又称保守派，在广州它叫总派。另一派是冲击原有统治秩序派--造反派。在广州它叫红旗派。通常情况下，单位内的保守派与社会上的保守派是重合的，造反派亦然。但是在个别情况下，会因种种原因产生背离、错位。1968年夏季不再逆转的大镇压中(1966年7月镇压、1967年3月镇压都曾逆转获平反--表面的、暂时的平反。) 镇压者是保原有统治秩序派，被镇压者是冲击原有统治秩序派。保原有统治秩序派绝不因为它在单位里挂了红旗派的名称而失去镇压者的政治资格。同理，冲击原有统治秩序派也不会因为它在单位里挂了总派的名称而获得豁免，不被镇压。有线电厂的地总是错位的，它与社会上总派的政治倾向背离。其具体表现是冲击原有统治秩序，故属于被镇压者。
   只是，梁双基等镇压行动的策划者还是有水平的。有线电厂地总中的关世美是真正持总派观点者，又是军太太，不惊动她。梁耀华运动初期已含冤，不再搞他。梁芳兰是党员，不要动他。但是，这班人既跟黄天来过不去，总得教训一下他们。於是牺牲品选定为货仓管理员王新松、质检员姚雄章和装配车间一位年长的工人(忘却其姓名) 。听刘湛铭他们说这三个人的家庭出身都有些问题。尤其是那位年长工人，曾集体加入过国民党。抄姚雄章的家是我唯一参与的行动。因为我感到太莫名其妙了，为什么要搞姚雄章？他根本没有什么言行。而且是个很胆小怕事的人。我想要看看他们到底怎么对待他。他们在姚雄章家里翻箱倒柜，我在一旁看着，不知道他们到底要抄找些什么。闹腾了一阵，他们把姚雄章绑起来，押回厂里关进“牛栏”。另听说那位年长工人遭到尤其粗暴的对待。“工人战斗团”的冼国祥出手打了他，而且打得很狠。这三人都挨批斗。那位年长工人被挂上国民党残渣余孽的牌子，在批斗会上再次遭到毒打。
   八月下旬，镇压的主戏上场了--清算红旗派。主戏之前搞那些序曲都是为了表示这是严肃的政治运动，而不是一派压一派的派性斗争。应该说，在那个大疯狂的时期，有线电厂的镇压行动还算是有节制的。镇压行动的执行者是广州工人纠察队十九营一连。“工纠”在四月间已成立。但由于旗派的存在和抵制，它只存在于少数总派占绝对优势的大工厂中。直到此时红旗派土崩瓦解了，它才得以全面成立起来。“工纠”按行业取“营”建制。如电机局、建工局、纺织局……各组建一个营。排到无线电局是第十九营。营下建连。各工厂组建一个连。无线电局行业中有线电厂排头，为第一连。连长是人保股长梁双基。成员清一色保黄派成员。七月间有十多名复员兵分配到有线电厂。他们除一名外，全成为“工纠”的排、班领导。他们在部队时就支保，分配到厂后黄天来、梁双基着力笼络他们，故都成为“工纠”骨干，使之镇压力大增。听说在个别工厂里，共产党统治体系由于某些特殊原因崩坍，使红旗派在厂里占绝对优势。“工纠”竟由旗派组成，并拒绝镇压旗派。这时省市革委会就会搞所谓“捅马蜂窝”。从外面派大量“正牌”工纠进驻该厂，以强力乃至暴力摧毁旗派工纠，扶植该厂保守势力重建共产党政治秩序。总之，在那个大气候下，社会的任何一个角落造反派都逃脱不了被镇压清算的命运。
   事先我们已得到了风声，知道下一步就轮到我们旗派分子挨批斗关“牛栏”了。我想我是过不了关的，遂每天带着牙刷牙膏毛巾上班。八月底一天，厂广播器大作，是冼国祥威风十足的吼声：“广州工人纠察队十九营一连连部紧急通知，全体工人纠察队成员立即在篮球场集合！”未几，头戴钢盔，手执红、白、蓝三截色木棍的“工纠”列队来到机械车间外。我一看这阵式，当是抓我无疑。我摆出革命者大无畏的气派，想象着电影中共产党地下工作人员被国民党特务机关抓走时的镜头。我等着他们走过来抓我，到时一定要象电影中的革命者那样大义凛然、泰然自若。我故意目不斜视，全神贯注地操作车床。咦，怎么等来等去没人来我身边？后来听到身后一阵骚动。不由得回头一看，原来工纠是把申永康抓了。又是冼国祥威风十足地宣读广州工人纠察队十九营一连的通令。内容大致是申永康私自制造枪支、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现将他隔离审查，令他交代自己的罪行云云。
   几天下来连续以同样形式抓入“牛栏”的有关松稳、刘湛铭、李胡英、陈润生。李胡英的罪名与申永康同。刘湛铭的罪名除造枪外还有个是“坏头头”。陈润生的罪名是“黑手”。这几人之中出乎意料的是关松稳被抓。关在工革联中的作用相当有限，亦没参与造枪。后来有推测说，抓他是想在他身上压出一些“料”来。关松稳虽然足球踢得好，表面上男子气十足，但其实是个色厉内荏的角色。他是被抓几人中唯一痛哭流涕的，说今后再也不敢乱来了。但是，由于我们的确没有什么不可告人的事情，故也压不出什么“料”来。
   每一次广播器里叫“工纠”集合，我就在车间怒道：“没有道理，乱抓人！”有好心工人低声劝我：“少讲两句吧，要不，把你也抓了。”我说抓就抓，我正等着呢！抓陈润生时，几个全副武装的“工纠”押着陈润生站在篮球场旁的厂道上。一些工人站在车间门口远远地往那里张望着。我得知后走出车间径直走到离陈润生只几公尺的地方向她行注目礼。我用目光告诉她：你不孤立，我们没有垮，我这就站在你旁边支持你。陈润生的确有些革命者的气概。她昂着头，左臂自然垂下，右臂则叉在腰间，表现出不屈服的神态。一名叫邓锦煊的工纠走过去用力拉下她的右臂。她略感吃惊后立即恢复泰然。未几，大队“工纠”过来把她带上汽车到她家查抄去。
   在“工纠”频频抓人的同时，保黄派的标语、大字报也贴满全厂。一年多来，至此我才发现保黄派原来也很能写大字报。只不过这一干劲不是用来批“资反线”、“夺权”，而是用来镇压造反群众。“私造黑枪”、“反三红”、“对抗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号召”、“破坏文化大革命”、“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反党反社会主义”……等等各种帽子、罪名都向我们扣来。在许多大字报中我们发现一张是黄强写的。说我们在某夜爬到大车间屋顶上用机关枪向教育学院方向猛烈扫射。这纯粹是无中生有。又是这个黄强，当年就是他侮辱我们，要我们滚出有线电厂的。激怒之中我带着郭瑞松等几个人到五金车间找到黄强厉声责问他：“为什么要无中生有诬陷我们？”有官方耳目立即将此情况告诉“工纠”连部。这下子炸锅了。“工纠”指导员柯良木(由无线电局调来任职)一跳丈把高，吼道：“这还了得？这是什么时候？运动当头，人人都服服贴贴、老老实实。这刘国凯他妈的是吃了豹子胆，竟敢如此猖狂地对抗运动，跳出来恐吓革命群众。来人哪，把那家伙给我抓起来！”这当然是后来有人告诉我的。当时的情况是，我们几人还在怒气冲冲地与黄强争吵着，突然，大队全副武装的“工纠”来了。黄强一看，铁青的脸色瞬时换成洋洋得意的狞笑。跟我一起去的几个人一看情况不对都立即溜号了。留下我一人在那里强辩着。柯良木、梁双基来了。他们厉声吼喝着，尤以柯的声音响如炸雷。他那客家音很浓的蹩脚普通话，我都听不清他喝些什么。“工纠”们把我连推带搡地弄到“工纠”连部。柯良木又叫嚷了一阵后走了，约半个钟头后，副连长颜启(装配车间主任)来找我谈话。由于我虽不象对黄强那么怒气冲冲，但仍不被柯的吼声吓倒，一句又一句地顶他。为了制服我好下台，颜启的态度大相径庭。他和颜悦色地跟我说：“运动当头么，群众写大字报，内容是否确实，领导会审查。毛主席教导要相信党、相信群众。你不应该去找写大字报的革命群众吵闹……”他讲了许久转上正题，要我在全厂职工大会上承认错误。我沉默以对。以前我就听说过颜启不是黄天来的嫡系。有时在厂区里见到亦会颇为友善地打个招呼。他又对我讲了一些话。我听出其中弦外之音是，认错可算数，否则入“牛栏”。我一点都不怕入“牛栏”。事实上我还真想入一入“牛栏”，经历一下。何况我还是有线电厂厂工革联的常委，旗派既然遭了殃，我这常委入“牛栏”也很应该。但转念想到弟弟们一个被抓，一个逃亡，母亲已在终日以泪洗面。如果我也入“牛栏”，她恐怕无法承受。於是答应了。
   下午，批判我的全厂大会召开。保黄派的几员干将上台向我猛烈开火。给我扣上许多帽子和罪名。由此，运动的主导者们觉得他们打下了我的威风，重建了他们的威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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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耶主    时间: 2010-12-20 22:27

永远不要向任何人解释你自己。因为喜欢你的人不需要，而不喜欢你的人不会相信。
幸福一生和折磨一生都在于你自己，生活是一把双韧剑在你伤害到别人的时候也同样会伤害你自己，幸福与折磨就这一步之遥，命运幸福掌握在你自己手中，是你自己选择的结果！
人一生不可能不交朋友，也不可能不与外界联系。诸多人际来往中，免不了出现纠纷。无论是朋友间的误解，抑或是为某事某物而破坏了对方的正常生活。承受一方在心灵上免不了会担负起痛苦或忧愁。而施与一方是否会想到，倘若这样的感受加在自己身上，那会如何呢？没有人喜欢痛苦，没有人热衷承受破坏，就像没有人喜欢丑陋的东西一样。常人不报仇不发泄就没有办法得到平衡，如果你能够宽容，你也就迈出了超越常人的一步。宽容产生的道德上的震动比责罚产生的要强烈得多。
宽容的爱不但能唤醒陷入迷途的人，而且还能让他们勇敢地面对人生。只要你心中装满了爱，就可以为他人带来快乐，也能够让你自己的生命变得崇高。
宽容——给大家一片美丽和谐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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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鞍山仁者    时间: 2010-12-20 23:52

那时最常唱的有三首歌。首屈一指的是李文科的；另一首是马玉涛的；还有一首是胡松华的。
仁者注“应该是吕文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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