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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天马行空 时间: 2008-2-25 13:54 标题: 统一强化国家意志全面维护国家利益

统一强化国家意志全面维护国家利益

杨芳洲

2008年2月12日

　　一．国家意志与国家利益
　　任何国家利益的损失最终都要转嫁给国民承受，因此，国家利益乃全体国民之最大最高公共利益，她只能靠具体落实的国家意志去有效维护。国家之所以要有意志，也正是为维护其利益。国家意志体现为强制执行的国家法律法规，完备的政府机构职能及监督系统，尽责爱国的政府官员等，及所有这些要素环环相扣有机结合。如国家意志的哪一环节出现断裂缺失，不能使其落实到具体的国家利益领域，则该方面国家利益必受损失。因此，国家意志具有统一性和整体性。她需要有行政组织系统和官员对国家利益的忠诚两方面共同维系。（适当的组织管理形式有助于提升官员的责任感。）
　　不能统一为国家意志的政府部门意志或地方政府意志，因其所维护的利益与国家利益不同，而常常与国家意志相冲突。因此，国家意志的统一性和整体性要求，是任何国家军政大权须集中的合理性所在。（即使民主国家，总统和军队统帅也必须是同一人。）
【郑现莉注：我国目前在政治层面面临的主要也是这两个问题：地方政府分权过大，导致基层政府腐败和国家政策执行上的各自为战；在中央一级则是国家权力部门化，本该用于维护国家及全体民众利益的国之利器被小集团所私有化】
　　二．国家意志在安全和法制方面的缺失造成我国家民族利益的最大损失
　　所有的国家利益领域都存在安全问题，因此国家安全利益乃国家利益之最集中体现，是最高国家利益。国家安全利益的损失必导致国家总体及各方面利益的更大损失，如人体免疫系统受损对健康造成的危害。国家实力（包括软实力）是国家安全的物质基础，关系到国家实力的各方面国家利益都是国家总体利益之组成部分，因此，也都是国家安全利益的组成部分。正因如此，近代以来的国家间战争都是总体战，它关系到国家实力的各个方面。
【郑现莉注：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总体战”就已经成为大国之间国力竞争的基本战略，不仅包括物质层面，如资源的自给自足、完整的产业体系等；也包括国民在精神上与国家总体目标一致性的程度，国民越是高度团结一致、自觉与国家利益保持一致，国家实力的增长从而国民个体的幸福也就越能得到充分的保障，在这方面日本最为典型。从这两方面来看，我国都存在着极为严重的问题。】
　　自世界进入核武器时代，核大国之间的军事冲突便已具有史无前例的巨大风险，甚至有可能导致人类毁灭。但恐怖的力量平衡并不能阻止战争由以产生的各种政治经济矛盾的发展，因此各种不流血的战争方式－－冷战（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各方面互相交织在一起的全面渗透和破坏）将比以往任何历史时期都更加残酷更加激烈。其中美国以思想文化渗透手段成功分裂瓦解前苏联，及以经济战成功制造了俄罗斯1998年的经济灾难，堪称其运用冷战渗透手段彻底打垮了（不可能在军事上被打败的）超级大国的典范。国家间各种冷战手段从来都是结合一起使用的，因此，国家安全问题早已突破了其传统的军事、外交、情报反谍等领域的局限，而涉及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致使当今几乎任何社会领域都存在国家安全问题。不仅由于所有这些社会领域都关系到国家实力的消长，而且由于所有这些社会领域都会是对手冷战渗透的目标。
　　而我们的改革开放却恰恰在国家最大的安全利益方面缺乏战略家的深谋远虑，陶醉于大国实力虚幻的安全感，既在军事领域掉以轻心，以“二十年和平环境”为前提设计改革开放（却忘了和平要靠战争实力来维护）；也在非军事领域――政治、经济、外交、思想文化、教育、安全防范等诸方面全无戒心，对外部渗透、分裂、颠覆、破坏，缺乏防范意识。以至于九十年代以来不仅外患威胁严重，而且各领域遭严重渗透之恶果也日益表面化，如毒瘤烂于内而溃于外。
【郑现莉注：20多年来，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以向我国输入诸如“私有化”、“比较优势”等经济学理论为手段，成功地使我国从一个具有完整国民经济体系的大国，转变成了他们的经济附庸国，取得了辉煌的胜利。西方有一个非常形象的比喻：中国人辛辛苦苦在厨房里面忙碌着，只是在餐厅里为西方国家准备好了美餐。也即，我们用几亿底层劳动人民的血汗和宝贵的、不可再生的国家资源，制造了大量廉价商品供别人享用，换回来的只是一堆花花绿绿的钞票。甚至连纸都没有，只是电脑中的一串数字而已。自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以来，以黄金价格计算美元已贬值了近30倍，使我们用看得见摸得着的物质财富换回来的虚拟财产已大幅缩水。】
　　对外开放无疑有利于外部渗透，因此防范措施必须相应加强，以适应形势变化。而我却于改革开放之初将国家安全机构从公安部中分离出来，安全部门与社会的联系已基本让位于公安部门。但公安部门又只有社会内部治安的职责，因此，社会各个领域的国家安全问题就成了基本无人过问的空白地带，国家的安全工作也就没有深入落实到具体的社会单位而只浮在安全机构这个层面上。相反，对外开放后，不怀好意的潜在敌国在“友好”交往掩饰下全方位的渗透却在我社会内部越来越深入。我们关于国家安全机构的改变完全违背了对外开放对国家安全职能的客观要求，这中间有着巨大的漏洞，无异于对外部渗透敞开国门。
【郑现莉注：从此意义上看，将俄罗斯带入灾难深渊的叶利钦，所做的唯一有价值的事情，就是选择了出身于“克格勃”的普京作为自己的接班人】
　　市场经济最重要之条件乃法制环境。并非有益于社会之正道才可挣钱，造假币、坑蒙拐骗、贩毒、贪污、贿赂、抢劫等歪门邪道也能发财。唯以法制手段有效堵住一切靠损害社会谋利之途，社会成员才能在其谋利动机驱使下，通过市场“看不见的手”，以等价交换方式增进社会利益。否则，无法纪维系之商品经济必为灾祸。而我们的改革开放几乎没有认真考虑建立商品经济所必不可少的法制基础及维系法纪的监督机制，各级监督机构形同虚设。
【郑现莉注：据估计，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累积制定的法律法规已近10万部，但我们距离一个伸张正义的“法治社会”好像不是更近而是更远了。】
　　而缺乏法纪和有效监督的对外开放不仅必然产生腐败，而且必然产生内外勾结的腐败，即必然会产生靠出卖国家利益而谋利的买办集团。我之腐败为外部渗透提供了最好的土壤和机会，外部渗透则也充分利用了我之腐败，内部腐败与外部渗透因相互强化而加速发展。法制缺失及国家防渗透机制弱化，此改革开放两大先天漏洞之结合，如二蚁穴能溃千里之堤，导致日后最大麻烦――国家各方面被严重渗透，大批官员被外国势力收买而形成买办势力。随着对外开放的逐步扩大和深入，买办集团的势力也越来越强大。从而逐渐使改革开放由中国国家意志所主导的进程演变为外国势力（通过操控买办）所主导的进程。正如美前驻华大使（海军上将）普理赫所说：“美国有力量与时间和中共周旋，并致力确保使中国大陆政治经济往符合美国利益的方向发展。”（《参考消息》2000年4月15日第8版）
【对我国改革进程的影响也有很多是其直接出面促成的。最近的中美战略对话就是一个典型案例。美方要求我国金融机构对外资开放比例由目前的25％提高到45％，而美方自己的金融机构，却将外资持股比例严格限制10％以下。】
　　我众多官方学术及政策研究机构早就公开接受来自境外的赞助，正是这些（使其境外“投资者”满意的）大量理论分析研究为我国发展和改革开放提供着决策意见。我许多高官、学者的亲属也在（境内外）外资机构担任要职或享受外方为其提供的留学和就业等方面种种优惠。这种变相贿赂从未受到官方禁止。
　　现我遭严重渗透之膏肓内疾，外溃于社会之表，已呈各领域万千乱象。
　　三．经济利益的惨痛损失――财富利权外流如割破动脉难以抑止
　　在被全面渗透的环境中，我经济领域因国家意志严重缺失而变得越来越不可思议。经济安全、尤其金融安全直接关系到国家硬实力之消长。如此巨大国家利益领域却如无主田园，任他人损毁攫取。（以下关于我国经济利益的重大损失，在《买办化道路是当前中国的最大威胁》（中篇.中）里有，如看过该文的网友不愿再看可跳过此段，直接看第四部分）
　　如：银监会2006年1月第2号令自弃经济主权，毫无道理地规定新建股份制银行必须有外资参股，致使金融接轨后，我境内有众多独资外国商业银行，但却无独资的中国商业银行。这是我经济自主权的严重丧失。因此而造成了我与外资的信息不对称――彼知我而我不知彼，使我整个经济运行状况对外已单向透明，无密可保；及史无前例的利权外流――仅我一年就因此而流失财富高达1.7万亿人民币[注1]。
　　2005年，银监会负责人自弃金融宝贵的一年准备期而提前接轨，使我将在台海危机的关键时刻面临国际金融资本可随时对我金融洗劫的严重局面；现在又自弃银行业开放应相互对等原则，意图再度提高美国等西方银行在我国有银行的股权比例，利其轻松控股。
　　又如：央行及金融管理部门多年来将我外汇储备主要用于购买美元资产，支撑了美国财政及美元的世界货币地位，却对我资产造成极严重的安全问题（中美关系破裂即遭美政府冻结，及因美元贬值而不断缩水）；不仅买美政府债券，不而且还购买了至少上千亿美元的次按抵押债券，损失惨重被套在华尔街。我还因此而丧失了以低成本建立大规模黄金、石油等储备巨大的经济和战略利益，并产生出进出口严重失衡而带来的人民币升值压力和通胀因素。
　　而新成立的外汇投资公司又继续将上千亿美元投资美国金融组合产品，而且还要包给外国金融机构经营，我之财富很可能被其用于损害我重大国家利益。
　　还有：我金融管理层在当前境外投机热钱大量涌入爆炒我股市楼市，获利已丰，及美国次按危机将再度爆发，境外投机热钱将趁机大肆作空股市汇市后大规模撤离，将造成我巨额财富外流并导致经济灾难的严重时刻，却推出了方便外国金融资本投机的人民币外汇掉期业务，并要取消外汇管制，推出股指期货。尤其可怕的是最近又推出了根本无法监管的新金融衍生品――互换，神不知鬼不觉就可造成巨额财富流失[注2]，使我金融及整个经济安全形势危若累卵。
　　自九十年代中期以来，我唯一有权进出口黄金的部门――央行，不仅将外汇储备主要用于购入美政府国债，而且还将我宝贵的黄金储备运到美国存放，使我最重要之经济战略储备处于极度危险之中。黄金因其必取代美元世界货币地位而具有的长期升值趋势早已十分明朗，金价这些年也已狂涨数倍，而央行却将我每年的一、二百吨黄金产量去交换不断贬值的美元。我国的600吨黄金储备还是陈云于1973年指示购入，至今未有增加，甚至2005年的黄金储备还低于2003年。[注3]
　　再有：我国企和国有商业银行巨额的坏帐损失有很多并非难以追回，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腐败的经理们利用迅速膨胀的三角债“法不责众”的情况而蓄意侵吞公款中饱私囊。但央行及金融管理层却放弃了追逃巨额坏帐的工作，将原本只要认真追逃就能部份追回的大量坏帐打包，以近乎白送的象征性低价溅卖外商。使外商大发横财而激动不已[注4]，却造成我巨额财富外流。（现我商业银行的巨额不良贷款已被西方金融资本紧盯不放，很可能成为我今后又一巨大财富流失源泉。）
　　对于股市，2001年以来，我们先是以国有股减持这柄悬剑制造了长达四年之久的大股灾，使国际金融资本能以最低成本坐底建仓，待掀起大牛市外资热钱赚够离场后，管理层不是采取趁机加快新股上市以推动国企改革，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等积极措施健全完善资本市场，而是“为渊趋鱼”，引导资金流向境外（实际上是去支持美元），并且配合国际投机资本再次低位坐底的企图，以政策打压股市。
　　与外资进入中国的掠夺性相反，我们海外上市的公司却给当地投资者带去了惊人的丰厚回报。当初中国石油公司在美国上市融资不过29亿美元，上市四年海外分红累积高达119亿美元。仅中国石油、中国石化、中国移动、中国联通四个公司四年海外分红就超过1000亿美元。（其中，中石油多年以来一直坚持将净利润的45%左右用于派发股息。仅2005年，中石油就向香港、纽约等股民散掉600.12亿元的真金白银。――见2007-01-16《京华时报》文章《中石油蝉联“亚洲最赚钱企业”》作者：张艳）
　　应该强调的是，上述公司的盈利完全是来自对国内消费者的掠夺，要么来自于中国石油资源的涨价、要么来自于国内手机双向收费等高额收费，这实际上是把中国人的钱财收集起来送给外国人。
　　在对外经济合作及发展建设招投标方面，由于缺乏国家意志的维护，我损失的经济及其它方面的利益也十分巨大。
　　如：我重要经济信息总是对外单向透明，无密可保。以致在对外经济合作及国际市场中总是彼知我而我不知彼，我常因此而受重大损失。
　　又如：由于我在入世农业谈判中对美让步过大，致使“四大跨国粮商”（三家美国公司和一家法国公司）以低价向我倾销巴西和阿根廷转基因大豆。之后在美国施压下，2004年“中国大豆采购团”前往美国“集体采购”，美国乘机操纵市场，大豆期货从220美元／吨暴涨到391美元／吨。当中国企业的代表们签下了高价进口合同离美后。美方却发布报告：“新的统计数据显示，04／05年世界大豆产量将大增。”国际大豆价格随即又暴跌50％。中国绝大多数榨油企业因此而破产，四大跨国粮商趁机大规模兼并，从此控制了中国85％以上的加工总量。然后他们就利用其垄断地位压价收购，致使我大豆种植业濒临被彻底剿灭的厄运，大豆种植面积下降一半。再现了晚清洋人控制我大宗贸易，压价收购，高价卖出，榨取垄断暴利的历史。[注5]
　　建国后我汽车工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一汽、二汽等国企本已具相当技术能力，然而90年代后全部走上合资以市场换技术道路，现已基本丧失自主研发能力，每年向外国合作方支付巨额技术转让费。若无奇瑞、吉利等民族企业崛起，我汽车工业早已彻底沦为受制于外国的低技术装配车间。
　　早在80年代，我国科研人员仅用3.5亿元人民币就成功研制出大型客机“运十”（造出三架样机），但仅因缺少3000万元资金就于1985年惨遭人为扼杀。致使我至今每年仍要花费巨资进口大型客机。军队也因此而无自己的大型运输机及以此为平台的加油机和预警机等。（这种状况现正在改变，国家已决心自主研制大飞机。）
　　铁道部自2004年后，将八种我自主研发可立即实现产业化的国产高速列车机车全部封杀，其中包括最高时速可超过320公里，而研制费仅1.3亿元的“中华之星”，“中华之星”悲壮地成了“运十”第二。然后，铁道部一下子引进了日本等国好几百台并不先进的机车，挤掉了民族产业的国内市场。现在我机车制造业都成了合资企业，与汽车一样，都是外国零部件的组装车间。
　　在青藏铁路机车招标中，铁道部不许国产机车单独投标，而只能作为外国公司的附属参与。于是78台美国通用公司（GE）原装内燃机车中标进口。GE车价格比我国专为青藏铁路研制的“雪域神州”号内燃机车贵一倍多，但无论其功率、性价比还是安全可靠性，GE都远不如“雪域神州”。在累计150万公里的运行过程中，已投入使用的18台GE机车和ITCS控制系统共发生包括制动器失灵、柴油机连杆断、丢车等等重大安全质量问题16个。尽管如此，铁道部却有意对之低调处理。对比他们当年对“中华之星”和“雪域神舟”的苛刻要求，真有天壤之别。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中国电力机车工业因买办势力的破坏在国内虽失去大量市场。但多家中国机车厂的产品却能大量出口到国外，并受用户好评。工人们诙谐地说：“不让咱们挣人民币，咱就打出去挣美元。”
　　目前铁道部又打算以空前规模购买1500台装备“外国芯”的六轴机车，其中一部分还拟整机进口。而目前我国货运机车（包括两万吨重载列车的机车）已经可以国内制造，没有任何必须进口的理由。
　　除机车外，耗资超过上万亿元的7000公里高铁工程现已陆续上马，主要技术设备铁道部又是严重依赖外国。
　　外国机车列车及高铁技术系统价格昂贵，因此已经扭亏为盈的我国铁路运输部门，必将又重新陷入亏损的尴尬局面。并因此而形成我财富外流的又一重要失血口。　　更为致命的是，铁路及其车辆制造产业事关国家重大安全利益，核心技术由外国人掌握存在重大隐患。当国外敌对势力需要时，就可能使我国高速列车、机车和铁路网整个系统陷于瘫痪。[注6]
　　在核工业领域，我清华大学自主研发的高温气冷堆是世界上最先进最安全可靠的第四代核电站。且于2000年12月就已完成10兆瓦实验堆一期工程，2003年1月满功率运行并网发电，这是世界上第一座模块化高温气冷堆实验电站。但我们却屈从美国压力，花600多亿购买4座美国西屋公司（现由日本东芝控股）的第三代核电站AP1000。AP1000无论是从安全可靠性还是从技术先进程度都不如第四代的我国高温气冷堆，而当时AP1000还只是一个概念，连图纸都还没完成；而我们的高温气冷堆已经是成功运行数年的实验电站。
　　核电设备是关系国家重大安全利益的战略产业，任何一个国家都不会让他国控制其核电技术和设施。日本从未放弃过分裂渗透颠覆瓦解中国的企图，东芝与政府间关系又非常默契。因此，中国选择西屋技术将使中国核电安全面临严重的不确定性。此举除使西屋和东芝获巨利外，据说还可解决5500美国人就业。我们花自己的大价钱买的是日本和美国获巨大利益，而得到却是自己巨大的风险。
　　在电力、石化等垄断行业的机械产品采购会上，也常常出现招标要求中明确规定只采购国外品牌，而国内机械产品即使价廉物美也照样遭到排斥。
　　在我们庞大的建筑市场重大项目招标中，几乎把绝大部分建筑设计机会给了外国人，尽管这样做要多支付几倍甚至十几倍设计费用。
　　甚至在国家财政部和环保总局2006年10月24日联合颁布的《关于环境标志产品政府采购实施的意见》及附件《环境标志产品政府采购清单》中，推荐的也几乎都是清一色的洋品牌，特别是附加值高的主要采购品。在公车采购中锁定的是现代、东风标致、雪铁龙、日产、思威、奥迪、宝来、捷达、开迪(Caddy)等外资或合资车型，而代表民族品牌的奇瑞、吉利、中华、红旗等无一上榜；列入复印机、打印机采购清单的，全部是日本品牌；列入水性涂料采购的9家，外国品牌至少占7家。（林治波《政府采购应该向谁倾斜？》）
　　国家工业基础因缺乏国家意志的维护而遭近乎毁灭性打击
　　如：骨干国企所支撑的我国工业核心技术系统及其研发能力是国家最具战略价值的经济造血细胞、军工基础和工业技术精华。自从2000年底我撤销了国家所有工业主管部门后，这些与安帮立国生死攸关的国家重大战略利益就再没有能具体落到实处的国家意志去维护了。取而代之的是由对这些重大国家利益不负有任何责任而只为地方局部利益所苦恼的地方政府意志（毋庸讳言还有买办官员及其身后的外国意志）。
　　被中央财政以高增值税率转嫁了经济损失因而只顾地方局部利益的地方政府，为解决其捉襟见肘的财政问题可以卖掉任何抓得着的东西。于是就有人借“国企改制”之名，以“地方利益”这个唯一可在地方首长面前摆到桌面上的“最高准则”为理由，谋取以“地方利益”为精美包装的买办私利及与其结合在一起的外国利益。
　　然后便出现了外资廉价兼并我骨干国企的狂潮，像：西北轴承、大连电机、锦西化工机械、无锡威孚油泵油嘴、杭州齿轮、佳木斯联合收割机、武汉锅炉厂、武汉机床厂、鸡西煤矿机械、佳木斯煤矿机械、沈阳凿岩机、哈尔滨第一工具厂、合肥变压器厂、山工机械、南孚电池、活力28、乐百氏……等等一长串大型骨干国企（其中很多是行业龙头及承担重要军工任务），连同其艰苦奋斗几十年形成的品牌、市场占有率、国家的巨大投入及宝贵的立国战略基础――工业核心技术能力及研发机构，在我们自杀性的国企改制政策协助下被外资一个个收入囊中。这一长串企业名单是新中国几十年工业建设自强奋斗的历史结晶，就这么轻而易举统统被对手消灭了。
　　外商巨头为实现对我产业的垄断，对我实行“三光政策”：把我们的龙头企业兼并掉，技术力量收编掉，民族品牌消灭光[注7]。
　　据“国务院研究发展中心一年半前（2006年7月）发表的一份研究报告指出，在中国已开放的产业中，每个产业排名前5位的企业几乎都由外资控制：中国28个主要产业中，外资在21个产业中拥有多数资产控制权。玻璃行业、电梯生产厂家，已经由外商控股；18家国家级定点家电企业中，11家与外商合资；化妆品行业被150家外资企业控制；20％的医药企业在外资手中。据国家工商总局调查，电脑操作系统、软包装产品、感光材料、子午线轮胎、手机等行业，外资均占有绝对垄断地位。而在轻工、化工、医药、机械、电子等行业，外资公司的产品已占据1/3以上的市场份额。”（见丛亚平《利用外资八思》）这还仅是2006年上半年以前的情况，现在外资兼并又有了新的恶性发展。最近居然连军工企业也要“有条件”对外资开放。
　　发改委国有资产研究中心主任高梁于2007年6月整理了一份《外资并购中国企业概况》，长长六、七万字，读来令人心痛，高梁在文中写道：“终有一天，我们会发现，所有行业的主导企业都将被外资控制，中国人在自己的土地上，已经没有能力对任何一个行业和市场拥有发言权。国家的经济政策将失去根基，包括反垄断政策和价格调控，包括行业技术进步和产业鼓励政策。这样国家尽管可以拿到税，但宏观调控权力将被架空，甚至金融调控权也被消融，大量利润外流。总之，国家的经济主权将丧失殆尽。”
　　“西方国家不拒绝国外公司到本国投资办厂，但都严守一个底线，就是不允许外方独资、合资企业占据自己产业的主导地位。”[注8]而我们恰恰是在此关系国家民族重大利益的问题上失去了惟有国家意志才能坚守的底线。
　　以上这些只是举例说明，实际情况远比这些更严重。
　　由于在经济领域已形成难以遏止的财富外流，即使我们仍坚持一些外汇管制措施，并不再推出股指和汇市期货，从而避免了国际投机资本的金融洗劫，但如果我们不能恢复并强化久违的国家意志以维护国家利益，严肃法纪，制止住官员卖国造成的财富持续大量外流，我们最终也仍难避免经济崩溃的厄运。
　　四．经济利益的严重损失集中反映了我各领域国家意志缺失的综合性恶果
　　我经济领域国家利益所受重大损失，反映了国家意志缺失的严重程度。如此普遍性的严重恶果，显然不会只是一个环节出了问题，而是各方面国家意志缺失的综合结果。这其中直接反映出众多大员缺乏对国家最起码的忠诚，及其对国家利益和安全的冷漠，这显然既有思想文化渗透造成的观念问题，也有利诱威胁收买贿赂等人员渗透问题。但是更严重的是当大量官员卖国时却无上级负责人和机构制止而任其发展，这既有国家机构职能的严重漏洞也有大权在握的高官渎职，除我们工作严重失误外，本应体现我国家意志具体化的机构职能，其严重缺失状态因受益者为冷战敌国，因此不能排除外部政治渗透的原因。
　　五．意识形态领域国家意志因遭渗透而正在瓦解
　　我思想文教领域也是遭渗透之重灾区。从大量形形色色奇谈怪论及其文艺作品中可显见其内在目的：即彻底瓦解中国人的民族精神和意识。为此不惜血本深功力图彻底摧毁中华民族根深蒂固之民族自尊心及其道德根基，颠覆我们（崇拜民族英雄憎恶汉奸卖国贼）爱憎分明的是非荣辱观，改变我大一统之国家民族意识。凡是中国人引以自豪，及一切可凝聚中国民族精神之事物，都要彻底否定。凡是中国及人类所不齿之见利忘义，龌龊卑鄙，叛国卖祖，甚至乱伦、同性恋、换妻等文化糟粕全在鼓励之列。总之，是要以汉奸买办下流文化来彻底颠覆中国高尚的民族精神文化。
　　此人类有史以来规模最大最卑劣之有计划思想文化渗透，正在产生效果。社会崇拜的内容已被彻底颠覆，从英雄人格品德正义崇拜蜕变为财富虚名崇拜，演艺明星和富翁因此而成青少年偶像。我民族忠奸善恶荣辱是非标准虽还未被彻底颠覆掉，但已造成巨大混乱，汉奸买办言论在公开场合也堂而皇之。大批官员学者厚颜无耻，以卖国依附洋人为荣，以中国人及其民族精神为耻。以至于胡主席亲自提出八荣八耻以正视听，维护健康价值观。
　　总之，因我思想文教领域国家具体意志缺失，国家利益（软实力）所受损害十分巨大，瓦解着我们的民族精神，并潜移默化严重侵蚀着一切国家利益领域。如晚清买办文化毒瘤之阴魂再现，其趋势发展下去当更甚于苏联解体，即使无外敌入侵和经济灾难，也足以导致国家因其民族魂魄瓦解而四分五裂。
　　六．政治外交等国家最重要领域被渗透最为严重
　　我政治状况及国家机构之设置总是弊端丛生，不利于我而利于居心叵测之国。在内外环境极其险恶的形势下，我们也长期不能形成党政军真正的一元化领导，以统筹安排平战事宜，并协调落实各方面国家意志。而是政出多门，互相挚肘。有人说这是“民主”形成权力制衡。此言谬矣！此非民主，（因其与民权毫不相干，）而是权贵多头政治。
　　凡集权体制国家，如无外部势力干预，权贵多头政治一般不能长期维持，三架马车总要趋于一架马车。若集权体制中权贵多头政治得以长期维持，则多为外部势力有意助之，以从中渔利。如晚清太后垂帘，如民国军阀割据，皆徒有“集权”虚名，而无集权实效。这恰恰是最糟糕的政治状况，贪官污吏无不托庇于可拒王法之显贵，欺主显贵则为结私党而纳奸腐为其羽翼。此种政治结构向为藏污纳垢，腐败养奸之最好温床。此内奸卖国之天堂，他国谋我之乐园，谈何严明法纪？此秦灭六国政治渗透之首计也。（战，则其有内奸弄权，猛将安能立功？和，则有其买办卖国，何暴利不可得？）
　　因权贵多头政治非集权体制之常态，而是有外力介入之暂时平衡，因而也是一不稳定政治状态，外国势力既需要权贵互相制衡而无法集权肃政安内御外，又要使其内争不止以乘隙利用。挟洋自重之寡头权贵只顾损国媚外以助其内斗，却不虑覆巢无完卵，大厦将倾不思匡扶加固，却都觊觎此危楼中虎皮交椅。如外人玩偶而贻笑天下，效卖国巨奸而遗臭万年。
　　我今政治体制多核心之弊，最有利于觊觎之国，岂能无外力有意平衡维系？我国经济早由满足内需为主而演变为严重依赖美国市场之廉价商品供应国，所挣外汇也大都用于购买美国债券（甚至垃圾债券）以支撑美元。我之政治现状不仅使最高领袖清除腐败之雄心退为“将腐败降至最低限度”之无奈，而且面临外部严峻战争威胁，生死存亡之际，至今仍不能统一思想和步调。大政方针仍沉迷太平世界“一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珍惜和平发展机遇期”，皆无备战气氛。军事斗争似乎也只是军队一家之事，政府部门不仅无“总体战”之起码配合，而且还搞出许多咄咄怪事。
　　如：许多担负重要军工任务的骨干国企被外资兼并，很多与战争和国家安全重要相关产业核心技术被敌国控制，扼杀最有希望的民族技术产业而将市场和政府采购巨资资助敌国，以及金融和经济部门内外勾结造成严重财富利权外流，甚至不惜造成自己严重经济灾难而以成千亿美元去挽救美国经济危机等等。
　　又如：官方传媒在我面临战争威胁之严重时刻，却热播狂炒《色戒》、《集结号》等亵渎英烈否定英雄主义的大片，并在部队官兵中广泛放映。对国家安全利益起着极大的破坏作用。我有关部门对外部渗透和汉奸“第五纵队”之破坏更是麻木不仁，至今鲜有官员因卖国而受追究，倒常有民众因爱国而遭杯葛。……
　　此内政混乱之忧，非但无助攘外，其凶险却丝毫不逊外患。内忧外患，形成我腹背受敌之双剑绝杀。
　　我外交领域因内政不能有效肃贪除奸，无力自强攘外，而演变为“送礼外交”，“让步外交”。有些政府大员不带大礼（大订单等重要利益）就不出国访问。大有晚清买办外交之风。
　　七．当务之急应建立高级别国家安全委员会统一强化各方面国家意志
　　对如此严重之全面渗透恶果，我们无疑应针锋相对从各方面采取措施彻底纠正。但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我们不可能等各方面措施见效后再去完善国家意志。不可能等思想文教领域培养出爱国官员，及腐败情况彻底解决后再落实官员的爱国心问题。在目前极其险恶的形势下——外有强敌可能军事入侵台海，及对我全面渗透阴谋分裂之强大压力；内有严重腐败导致买办卖国引起财富大量外流，使国家经济安全危若累卵；以及意识形态领域的渗透对我民族精神和国家意识的严重瓦解及“第五纵队”的分裂破坏活动；此三大危险无论哪一方面不能有效遏制均足以导致亡国，更何况此三大危险并存而互相强化交织发作！
　　因此，当务之急是成立高规格之强力国家安全委员会，由国家最高领导人亲自挂帅，统管各方面的国家安全和利益维护问题，既统一国家意志又将其协调具体落实，形成各领域国家机构的配合支持，而不是向目前这样各自为政，互相拆台挚肘。
　　当前，中央为解决国家意志缺失问题而正在组建大部委，这无疑前进了一大步。但是光有国家机构的建立还不足以落实国家意志，若这些大部委高官之爱国心或国家安全意识或责任感淡漠，（甚至以外国利益或全球化为其职责，）则即使有国家机构也仍缺其职能（甚至是负面职能）。
　　正如民族大学张宏良教授所说，“这些人（指金融买办）有意利用现代金融难以监管的私密性特点，在中国建立了一个国中之国的金融王国，即便现在中央政府更换掉金融领域的全部行政主管，也撼动不了这个金融王国，对付这个金融王国，除了以色列的摩沙德和巴勒斯坦的哈马斯，再也找不到其它任何有效办法。”[注9]（注：摩沙德和哈马斯皆为强力安全机构。）
　　因各社会领域都存在国家安全和利益问题，因此，理应有高级别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关注所有方面。既关注解决国家机构职能存在的硬件问题，也考察并解决官员爱国心的问题。（爱国本来就应是所有公职人员首要的从业条件和标准，凡不忠于国家者均不应担任公职，已担任公职者也应解除其职务。这应是国家对公职人员最起码的要求，也是国家利益和意志的具体体现。）
　　国家最高安全机构的常务及各方面负责工作，应由被历史证明对国家绝对忠诚，为国家流过血负过伤，且对国家安全有着职业敏感的军人担任。并应由全国人大以合适的方式进行监督。
　　当此国家内忧外患形势严峻之时，惟有以国家最高利益之集中表现――国家安全为纲，方可统一挈领并落实加强各方面国家意志，全面有效维护国家利益。否则，不能统一为国家意志的政府部门则仍是各自为政的一盘散沙，国家民族则将因其利益丧失殆尽而彻底沉沦。
　　注1：见张宏良《中华民族旷古未有的财富浩劫》。
　　注2：见张宏良《互换——刺杀中国金融的封喉一剑》。
　　注3：见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中国的黄金贮备竟然都是1973年买的！》2007年11月15日
　　注4：2005年，银建国际和花旗集团合作以5.466亿元人民币的价格，买下了华融公司账面值为364.4亿元人民币的不良资产包，曾被国际投资界传为美谈；美国的摩根斯坦利公司由于内讧，暴料在中国高达900%的投资利润率，而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业务，就是闻名于世的打包收购中国不良信贷资产的“华融模式”。
　　――见《南风窗》《黑石集团：专为中国政府下的蛋？》文章作者：曹建海（社科院工经所投资与市场研究室主任）
　　注5：见中华网2007年4月8日置顶文章《被美国绞杀的中国大豆产业》。
　　注6：以上关于铁道部的内容参见原国家科委科技干部局局长、科技部研究中心研究员金履忠《请端正我国高速铁路装备的发展方向》
　　注7：见李炳炎教授《外资并购与我国产业安全》2007年3月31日。
　　注8：高梁：《警惕跨国公司借改制之机吞并我装备制造业骨干企业》。
　　注9：同注2。
【郑现莉注：后进国家的崛起有一个必需的政治前提，也即由一个廉洁高效的政治集团，依靠高度集权化的中央政府推行一个连续一贯的国家发展战略。此一命题可以从日本、德国乃至上世纪60年代起韩国的崛起过程等到佐证。日本、德国都是通过王朝战争实现了国家统一，结束了原来基于军事分封制的世袭贵族“地方分权”状态，建立了由官僚控制的高度集中的现代民族国家。韩国在1961年通过一场军事政变，解散所有政党、逮捕几千名“专业政客”，由军人掌控各级政权，强力推行重化学工业化，才有它后来的崛起。
而纵观我国历史，自从太平天国起事以来，湘军、淮军集团崛起，地方分权体制初步形成。即使是为维护清王朝统治的洋务运动，也是在各地政治强人在互相之间没有统一规划的情况下盲目实施的，这也是其相对于明治维新最终落败的重大原因之一。及至八国联军进攻北京，南中国竟实行“东南互保”，与中央政府的作战对象携起手来维持地方秩序。此后满清中央企图实施新政加强中央权力，但一方面以“立宪”招牌为伪装的地方势力早已尾大不掉，另一方面腐败的满清贵族也只会为一己之私运用手中的中央大权，终至将地方势力推向革命一方，清王朝也就随之瓦解。
之后，重新企图建立中央集权者有两人，即袁世凯和蒋介石，但他们都没有成功。一方面是因为他们政治权威的建立过程没有经过广泛的底层动员，腐朽的地方割据势力一直或明或暗地存在着，另一方面他们本身也极为腐朽，表现为其在某特定时期、特定领域掌握绝对权力之时，他们并没有将之用于底层民生的改善，也没有用于驱逐外来侵略势力，甚至还与之相互勾结。
真正建立起中华民族崛起的政治前提之人，乃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中国共产党人。经过广泛底层动员建立起来的革命政府，在逐次小妹各地方割据势力的同时，在全社会确立了无与伦比的政治权威；经过战争洗礼的革命干部构成了各级政府官僚的主体，战争中建立起来的廉洁、高效的动员体制依然在延续，与先进国家的差距也使他们具有强烈的发展意识。此时，对于整个社会来说，无论是崛起的主观意识，还是具体的运作机制都已具备。所以才有了在短短的不到30年时间内，建立了一个具有相当先进水平并且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
但在30年的改革开放过程中，由于一些战略性的失误，困扰中华民族崛起的老问题重新浮出水面。理想主义目标的消退、外部势力的介入以及底层民众组织化制约机制的缺失，使政治、经济、文化精英支配了社会发展的方向，他们开始以自身的利益驱动设计各项改革措施，腐败无可遏制地漫延，精英集团推动社会总体发展目标的意志丧失。与此同时，在竞赛式的对外开放中，地方势力上升，中央权威受到损害，宏观调控能力下降。以上这些因素都严重损害了全社会的动员能力。如此，国家的长远发展利益如何才能得到维护？殊甚堪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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