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令营中的较量》续篇

　　2000年8月5日，即《夏令营中的较量》的故事在中国发生整整8周年的日子，我应邀来到日本本土，参加了中日两国青少年的一次登山探险活动。我们用14个小时的艰苦跋涉与奋力攀援，去征服2053米的原始野山——黑姬山。假若重提内蒙古草原上的较量，不过是一场轻松的游戏，而黑姬山探险却是重量级的生死较量。当然，这较量决不仅仅在山上。

A．登山之前，日本孩子准备充分，中国孩子缺东少西；日本孩子悄然入睡，中国孩子亢奋嬉闹。

　　黑姬山位于日本本州中央的长野县境内，这一带高山连绵，冬季是滑雪滑冰的天堂。1998年2月，冬季奥运会曾在此举行。如今，日本LABO（音：拉博）国际交流中心在这里设立了青少年活动营地，称做“拉博浪岛”（音）。

     LABO国际交流中心与北京月坛中学合作开展民宿交流活动，已经15周年了。我女儿在月坛中学读高二，并接待过3批日本中学生来家中民宿。因此，女儿有机会赴日本参加民宿活动，同样住在日本学生家中。月坛中学特邀我作为学生父母代表，也参加了赴日交流。

　　民宿活动之一是参加为期三天的夏令营。于是，8月4日下午，我们来到了黑姬山下森林海洋中的拉博浪岛。令人吃惊的是，参加本期夏令营的拉博会员多达750人，有些“小拉博”只有六七岁，却也背着大背包跑来跑去。即使压弯了腰，也没有一个大人帮着拿包。小拉博们挺自信，住进宿舍后还主动为本班去打饭，颤颤巍巍地抬回来，汗也顾不上擦，又为大伙儿盛饭分莱。由于经验不足，一会儿饭掉了，一会儿汤洒了，老师也视而不见，随他们学着做去。

　　夏令营的安排具有超市的特点，丰富多彩的活动任营员自选。其中，最具挑战性的就是参加登山探险队，去征服2053米的黑姬山。指挥部规定，凡小学五年级以上的学生均可报名。

　　也许，这一规定刺激了中国学生，7名月坛中学的学生报了名。他们都是独生子女，其中有四个男生，三个女生，除了一个初三毕业生外，均为高二学生。他们想：日本小学生都可以去，我们怕什么？我的女儿平日不太爱运动，尤其讨厌爬山，可她此行有给我当翻译的任务，我决意登山，她只好与我同行。

　　日本人登山探险之前的准备工作是认真和充分的。晚餐之后，30多名探险队员全副武装地集合起来，大学生志愿者逐一检查鞋子、雨衣、背包、水壶等是否合格。早在来营地之前，每个营员已知道带上述物品的要求。检查结果，日本营员大都合格，而不少中国营员缺东少西，日方马上提供了背包、水壶、雨衣等物品。

　　为了关照中国的营员，日方每天晚上专门召开全体中国营员会议。作为中国参加登山探险队的营员中的惟一成年人，我心中一直忐忑不安，难以预料明天会发生什么险情。据说，要爬十几个小时，别的孩子我不甚了解，我那娇弱的女儿能行吗？于是，我问“登山途中，万一有人坚持不了，是否有安全措施？”日方立即回答：“我们有安排。”我又想起刚才无处打热水，接着问：“饮水何时提供？”日方又立即回答：“我们有安排。”

　　按照指挥部的部署，当晚全体登山探险队员集中住宿，以保证充足睡眠。其实，就是一间特大的房子，有许多简易被褥，不分男女，随便址一条倒地就睡。营地的房子大都是榻榻米，即日式床铺——地与床不分，被褥一铺是床，被褥一卷是地，可以充分利用。

　　日本营员悄悄整理好被褥，悄悄地入睡了，一会儿便发出了均匀的鼾声。可是，中国营员却兴奋不已，打闹说笑不断。我本是头贴枕头就睡过去的人，此刻也睡不着，耳边清晰地传来中国孩子的嬉笑声，愈发难以入睡。冲动之下，我起身去批评了两个男生，这才勉强安静下来。

　　这一夜，中国营员大都没有睡好觉。

B．登山途中，中国孩子引吭高歌，高谈阔论，日本孩子默默不语，埋头走路；日本孩子似乎有使不完的劲儿，中国孩子却总想休息。

　　凌晨4点，登山探险队员们起床了。所有准备工作只有一小时。我最关心的是水，马上去排队接水。轮到我接水时才发现，天哪，就是接自来水啊！一种痛苦的感觉涌了上来。虽说日本的自来水已经消毒，可以直接饮用。可我平时喝开水喝惯了，一喝凉水不仅肚子疼，有时还引起腹泻，今天岂不是雪上加霜吗？可眼下，来不及多想了，毕竟是生命之水啊！

　　领队早起床了，小伙子名叫森洋人，20岁出头，是大学二年级学生，来拉博浪岛当志愿者的。他先让大家编组，两人一小组，两组再结成一大组，一大组发一张黑姬山地图。然后，森洋人带领大家压腿伸腰，把身体活动开。一会儿，又来了一位黑瘦的登山向导。据说，这位总笑眯眯的向导，很有登山经验。他带我们做了一套体操，提醒我们登山步子不要太大，注意保存体力等等。

    5点，队伍出发了。

　　离开拉博浪岛之前，每人领到了早餐和午餐，统统背在身上。此刻，森林静悄悄的，小鸟儿在睡觉，其他营员还在梦乡，我们穿过草丛，超过溪流，向黑姬山进发。

　　我这才看清，走在队伍前边的日本队员，大都是十二三岁的孩子。男孩女孩个子不高，都有黑黑的脸庞，表情似乎单纯得只写着四个字：“我要登山。”

　　日本人将2053米的黑姬山分为十合目，类似于北京西部名山八大处的处，有逐次升高之意。完全不同的是，中国名山的道路一般都修建良好，而黑姬山虽为日本名山，却几乎没有路。我们爬山14小时，未见一处服务点，更没有什么饭店之类，连个续水的地方也没有，这是一座真正原始的野山。

　　当我们空着肚子、在密林中穿行两个小时后，每个人都累得气喘吁吁，腿如注铅，饥肠响如鼓。途中，已经有一个日本男孩捂着肚子宣布退出登山探险活动。我们咬着牙继续前进，来到惟一的一条山间道路旁，终于迎来了吃早餐的快乐时光。

　　这时，领队森洋人举起了报话机，说：“听啊，山下700多名营员正在为咱们加油呢。”果然，海潮般的加油声一阵阵响起：“干巴雷！干巴雷！”（日语：加油之意）我们也激动地狂吼起来：“加油！加油！”

　　忽然，一辆乳白色的轿车开来了，跳下来的司机是拉博浪岛的大统领伊濑知光郎先生。他是拉博国际交流中心神奈川总局总局长，也是营地的最高负责人。他和蔼地问：“你们谁坚持不了啦？请上车，这是最后一个退出的机会。”他仰头指指山上，说：“这儿才是第三合目，三合目以上再也没路了，什么车也上不去。”

　　面对诱惑，日本队员毫不在意，照样吃饭喝水。中国队员彼此对视了一下，也无人甘心退出。我问女儿：“还行吗？”她小声回答：“忍吧！”

　　于是，大统领的车载着惟一退出的日本男孩走了。我瞧见，那男孩子低着脑袋，神色黯然。上山的路越来越艰难了。由于洪水冲出许多深坑，队员们只好一会儿爬上去一会儿跳下来，而且每行进一步几乎都要四肢着地，手必须抓住前方的树枝或裸露的树根。此刻，每个人都大汗淋漓，呼吸短促。

　　日本队员虽然大都比中国队员年龄小，却像有使不完的劲儿，一步步扎实有力地向前走，而中国队员却步履沉重，总想休息，我也累得渴望多在地上坐一会儿。日本向导意识到中国队员的困难，特意让日本队员停下来，而让中国队员走在最前面。

　　“老爸，我真走不动了！”听到女儿的哀叹我回过头来，只见她一脸苦相。我说：“这儿已经没有退路了，谁也帮不了你。忍耐吧，人生没有退路。咬咬牙吧！”

　　为了让女儿完全放弃对父亲的依赖，我故意退后，让她与她的同学们一起走。让我惊讶的是，许多中国队员情绪高昂，不仅说笑不止，还字正腔圆地一路放歌，给女儿不少激励。不过，日本孩子懂得保存体力，没一人唱歌，全都悄悄走路。

　　其实，我也感到走不动了，头昏昏的，胸闷闷的，腿软软的。在一个陡坡的拐弯处，我一脚踩空，扑倒在一棵大树旁。幸亏我双手抓紧了树根，倒在地下颤悠了好一阵子，才勉强爬了起来，否则滚下山去不堪设想。崎岖的山路上，随时有人摔倒，可谓此起彼伏。我不由得琢磨起来，如此危险的登山探险活动，日本人怎么敢组织呢？而且，连专职老师也没有，只有两个志愿者带队。在中国，这是不可思议的。

　　当我们累得筋疲力尽之时，纷纷猜测已经到达七八合目，可一问才刚刚第五合目，大家沮丧至极。在山沟里休息的时候，中国队员大口喝水，一杯接一杯。我也连喝三杯，肚子也不难受，可偶尔发现日本学生都小口喝水，一下子反应过来了。我提醒中国学生：“咱们刚走了四分之一的路，饮水要控制！”中国学生一下子清醒了，马上摇晃和倾听自己的水壶，可惜，水已经不多了。

　　大约中午12点，我们终于登上了2053米高的黑姬山顶峰。令人难以想像的是，如此有名的山，顶峰连一座建筑也没有，只在岩石边上放了一块一米见方的石碑，上面刻着“黑姬山”三个字和它的高度。

　　我们在顶峰休息包括午餐，仅半小时左右。一会儿，云雾袭来，山顶白茫茫一片，什么也看不见了。

C．日本孩子不到目的地决不把水喝光，中国多数孩子半路上早已壶干杯空，口干舌燥地望着人家有滋有味地饮水。

　　上山容易下山难。从黑姬山下来的人，对这句俗话感受颇深。开始，大家下山一阵轻松。可是，不久便电闪雷鸣，暴雨倾盆而下。队员们纷纷穿上雨衣，在密林中避雨。向导提醒大家：“打雷时，人要蹲下，不打雷时再继续前进。”

　　茂密的森林里和野草丛中，滚动着一条彩色的龙。尽管，队伍常常趟水前进，女儿却兴奋地说：“虽然我这么狼狈，但我很高兴。这样的时刻一辈子可能就这一回啦！”是的，城里的孩子何曾有过狂野的体验？中国学生又唱起流行歌曲。

　　然而，歌声很快就消失了，代之以哀愁和惊叹，因为雨中下山不但泥泞难走，还格外光滑，稍不留神就摔跤。所有队员几乎没有不摔跤的。泥一跤、水一跤，弄得每个人的裤子大都湿透了，鞋早在泥水中浸泡过。

　　也许，我是探险队中年龄最大的队员（45岁）。虽然，我曾有过每周登一次北京香山鬼见愁的记录，在黑姬山却摔了12跤。冷不丁滑倒，已经算不了什么，站起来继续走就是了。最可怕的一次是，我刚从一米高的岩石上跳下来，脚本站稳，一头扎向山下，只听“咚”的一声响，脑袋结结实实撞在一棵大松树上。天啊，假若大树底部生出枝杈，或撞上另外一块尖石头，岂不呜呼哀哉了吗？而这又是多么可能发生的险情呀！当我捂着疼痛不止的脑袋坚持前进时，又一次想：这不是一次恐怖夏令营吗？日本人怎么就敢组织呢？

　　见我摔得如此惨重，女儿心疼得直叫：“老爸，你小心点呀！”中国高二男生王岳，一个能说能唱能爬山的小伙子，干脆像搀扶老人一样搀扶着我。我在感动的同时也深感悲哀，从这一刻起，我老老实实承认自己开始走向衰老。中国学生一般都摔三四跤，而日本学生摔得少一些。

　　探险队员们跌跌撞撞，约摸走了一个小时之后，女儿忍不住问日本向导：“咱们怎么回去呀？”她以为会有汽车来接应。日本向导指指双脚，回答：“走回去呀。”女儿失望极了，又问：“还有多长时间能回到拉博浪岛？”向导微笑着说：“如果快些走，还有三个多小时。”中国学生你看我我看你，简直傻了一般。三个多小时？怎么忍受得了！此刻，走路早已不靠体力，而是靠意志拼搏。我想，这真是一次超负荷的极限训练，危险因素极多，而一旦发生意外，连紧急抢救都十分困难。

　　意外果然发生了。

　　先是一位日本女教师摔伤，并发生了骨折。领队森洋人用报话机向指挥部报告，指挥部决定派人抬担架上山接应，但至少也得几个小时之后到达。女教师只好忍着痛，慢慢地向山下移动。后是一位日本男大学生眼睛被毒虫蜇伤，肿得脑袋都变大了。向导为其简单清毒，又取出自备的纱布包扎一下，让他坚持走下山去，再做彻底治疗。

　　但是，一切都未影响队伍的前进。

　　翻越最后一座山峰时，从山上可以远远地眺望拉博浪岛那一片绿林了，心中的希望之火燃烧起来。可是，领队森洋人引队伍走上了一条更难走的路。他选择的是馒头状高山的陡坡，虽然齐腰深的野生植物丛中开满鲜花，脚下却陡得让人难以控制身体，队员们纷纷摔跤。森洋人每年登三次山，犹如机器人一样，勇往直前从不摔倒。在他身后，有一群欢天喜地的日本男孩子紧紧相随，一步也不落后。

　　休息时，日本队员都在举杯饮水，并说说笑笑，庆贺胜利在望。中国队员口干舌燥，多数人却早已壶干杯空。在黑姬山顶，那位被蜇伤的男大学生，曾支援过中国学生小半桶珍贵的水，也早已分光了。这时，我们见到几个大学生志愿者抬着担架上山来了。可以断定，他们下山时天肯定黑到底了，抬着伤员怎么下这么陡的山坡呢？

　　在经历14个小时的苦难煎熬之后——比预定时间延长了几小时，19点整，登山探险队终于返回了大本营——拉博浪岛。仅仅分别了一天，这里却像家一般令人强烈向往。更让人震撼的是，700多名营员列队欢迎我们，就像欢迎凯旋归来的英雄一般。中国学生激动地说：“就冲这一刻的荣耀，今天的苦也值了！”“中国学生胜利了，咱们黑姬山八勇士要合影留念！”
在隆重的集会上，大统领伊濑知光郎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并向每一位队员颁发了荣誉证书。全场响起春雷般的掌声。登山探险队员们回到各自的班里，指挥部派专人又来举行欢迎仪式。当问道：“下次登山谁愿报名？”日本孩子纷纷举手，并大声嚷着：“我要登山！”

D．中国孩子胜利了，可这胜利的基础牢固吗？中国的父母普遍反对孩子探险，一旦发生意外伤害，则常常把学校告上法庭；日本的父母则普遍支持孩子探险，发生意外自己负责，对起诉学校的中国现象不可理解。

　　下了黑姬山，我的心情是沉重而复杂的。不错，在这次重量级的探险较量中，中国学生虽有缺陷，毕竟与多数日本学生一样是胜利者。他们不仅奇迹般地坚持了下来，而且互相帮助、团结一心，让日本人刮目相看。我请求月坛中学的校长表扬他们。王淼、阎晨、孙冉、王岳、罗丹、马月、李嵩，这7个名字都与黑姬山联在一起，值得每个人终身自豪。问题是，当他们回到中国，还有这样锻炼的机会吗？

　　请看2000年8月22日《中国教育报·文化周刊》头版头条的长篇文章《呼唤（校园法）》。该文写道：

学生意外伤害

学校防不胜防

深圳市罗湖区景贝小学学生龚某，在从三楼到五楼去上音乐课的过程中摔倒，导致脾脏破裂被切除，造成五级伤残。家长要求学校赔偿326．5万元。学校虽然把赔偿金额从2万提高到10万，但离家长的最低赔偿要求100万尚差90万。目前，在法院调解无果的情况下，此案官司尚无下文。湖北省武昌市某中学初二女生郭某在冬季长跑中猝死。学生家长要求学校补偿孩子14年的养育费9万元，并补偿安抚费和调房补贴共5万元，实报实销治疗抢救费、殡葬费等。

　　　据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和全国少工委办公室推出的蓝皮书《新发现——当代中国少年儿童报告》介绍：1994年6月24日下午，上海五十四中初一全体学生在操场上体育课。一位名叫肖某的学生不小心将排球踢出校园围墙，为了将球捡回来，肖某在两名同学的帮助下爬上了围墙，却不料从墙上摔了下来，成了瘫痪。1996年8月，肖母将五十四中告上法庭，并提出94万元的索赔金额。

　　据不完全统计，仅上海市在4年里学生父母将学校老师告上法庭的经济赔偿案件就有200多起，这尚不包括学生父母和学校私下调解解决的。

《中国教育报》的文章指出：

　　面对种种情况，老师们往往无所适从。有许多老师从反面吸取教训，干脆对学生采取放任自流的态度。有相当一部分中小学吸取反面教训，屡出怪招，对学生采取“一动不如一静”的消极对策；尽量不组织学生校外活动；在运动场所卸下吊环、单双杠等容易造成损伤的运动器械；中午学生除回家吃饭的外，在校生只准在教室内静坐自修；放学铃一响，校方立即迫不及待地将学生驱离校园，而未到到校时间，学校组不准提前进入学校或教室。还有的学校对二楼以上班级学生取消了擦窗、攀高的打扫卫生等项目，学校宁可雇人来代替。校方当然也知道这些做法不利于学生的身心健康和全面发展，但也是不得已而为之。

　　据悉，许多教育部门都三令五申：如果不能保证学生的绝对安全，什么野外活动都不许组织。试想，只要组织学生活动，在校内都难以保证绝对安全，谁敢保证在野外的绝对安全呢？再说，学校并非赢利的企业，万一在活动中发生意外伤害（这倒是绝对难免的），怎么有钱支付几十万甚至上百万的赔偿呢？那么，最稳妥的办法就是不组织野外活动，更不去考虑什么探险活动。结果，越不敢组织野外活动，青少年的生存能力越差，教师组织活动的经验越少，一旦去野外越容易出问题，形成了强大而普遍的恶性循环——自我窒息的自杀模式。
然而，日本人怎么看待和处理这一难题呢？

　　在拉博浪岛的一次中日教师座谈会上，我提出了两个问题：1．组织中小学生去黑姬山登山探险是有危险的活动，日本的父母是否普遍支持？日本的教师是否普遍敢于组织？2．一旦发生了意外事故，学生父母会不会追究组织者的责任？意外事故如何处理？

　　谁知，我的提问竟让一屋子的日本教师莫名其妙了。沉思了一会儿，来自东京、北海道、名古屋、九州等地的教师们，才开始回答我的问题。他们不认为登黑姬山是危险活动，登山是登上人生旅途的意思，父母普遍支持，教师普遍敢组织。对中国父母常把学校、老师告上法庭的做法，他们感到难以理解。他们说，一旦发生了意外事故，日本人会认为是自己给集体添了麻烦，应当个人负责，严重伤害靠保险解决，一般不会追究组织者的责任。

　　几天后，我与女儿来到横滨市的原田京昌家里民宿。这是一个较富裕的独生子家庭。

　　第二天早餐时，我从电视里看到一条新闻，由于暴雨造成山洪，冲走7个夏令营的孩子，其中一个已经死亡。我马上问女主人原田真知子，说：“发生这样的事，谁来承担责任？”不料，这位大学毕业的日本母亲疑惑地看着我，耸耸肩回答：“自然灾害呀！”

　　中日两国国民对待孩子及教育的态度的差异，或许才是两个民族的真正差异。一个让孩子置于死地而后生，一个让孩子置于蜜罐而后苦，这不是生与死的较量又是什么呢？

E．一个值得全民族反思的问题：教育的核心是学会做人还是传授知识？教育是人的解放还是人的枷锁？

      1991年11月，我采访在中国举办的中日少年探险夏令营时，曾问一个13岁的北京男孩：“为什么野炊时中国孩子不如日本孩子能干？”北京男孩两个字就一针见血地回答了我：“遗传呗！”他还解释说：“爸爸妈妈为了让我进个好学校，让我住在姥姥家。我姥姥有三不准，刀不准我动，电不准我动，火不准我动。我长到13岁，火柴也很少划，我家炊都不会，哪还会野炊呀？不是我们不想干是不会干，不会干的事怎么比得过人家？”

　　的确如此，中国孩子并不弱于日本孩子，北京月坛中学的7名学生已经证明了这一事实。但是，中国的错误教育正在扼杀孩子的生命活力。全中国的父母没在一起开过会，却几乎都会说一句话：“孩子，只要你把学习搞好了，别的什么都不用你管！”这句近乎国民共识的话，道出了中国教育的真正隐患。

　　当然，日本的教育并非完美的教育，他们自己早已反思过“教育的荒废”问题。（其实，真正的教育在中国很多地方不也处于荒废状态吗？）可是，日本国民不惧怕风险与代价，给教育一个宽松的环境，放手让孩子磨炼，不值得中国国民深思吗？相比之下，中国教育的环境何等险恶？北京某中学组织初一学生去军事博物馆参观，6位学生父母反对，说自己来不及去接孩子，怕孩子丢了。此次随团赴日，我与师生们在东京后乐宾馆住过两天。一位高一的女生抱怨说：“我父母真是的，昨晚来了三次电话，今天早晨还用国际长途电话给我叫早！”再想想2000年高考的媒体爆炒，什么让考生吸氧、住高级宾馆，救护车不许通行，连知了叫也不允许。我们是在真正培养21世纪的人才吗？

　　几十年的教育实践与研究经历，使我不由得发出深深的感慨：教育是爱的事业，可爱心既能造就未来，也能葬送未来，两种爱心，两种命运。许多父母正在辛辛苦苦地孕育孩子悲剧的命运，正在用自己的奋斗去摧毁自己的目标。错误的教育正加紧制造着21世纪中国的灾难。

　　教育的核心不是传授知识，而是学会做人。因此，教育是人的解放，决非是人的枷锁。一个文明的、现代的社会，纵然付出高昂的代价，也要解放孩子，解放孩子必先解放教师，而这一切的关键是法律保障和国民共识。

　　黑姬山长长久久地屹立在日本长野，它像一座千年警世钟，留给人的震撼同样久久长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