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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连载] 油彩下的历史脸谱——琐谈对日史识之病 [打印本页]

作者: 左月 时间: 2008-3-25 11:47 标题: 油彩下的历史脸谱——琐谈对日史识之病

文/雪儿简思

1894年7月25日，一艘由中国政府租借、满载中国精锐部队淮军的英国商船，在朝鲜附近洋面被日本联合舰队击沉，近千人罹难，直接引爆了甲午战争。这就是在国际战争史、司法史上成为经典案例的高升号（Kowshing）事件（该事件首次全景披露请参见拙作《大东亚的沉没》，即将由中华书局出版) 。
在高升号被日舰击中后，不少清军跳水求生未果，事后，中国方面指控日舰用机枪残杀落水者，日本方面则指控仍在船上的清军为追杀弃船的英国船员，而向水中开火。

“选择性健忘症”
在这场争论中，被中国史学界引用至今的主要依据，是同船遇险逃生的李鸿章德籍顾问汉纳根（Hanneken）的证词。然而，汉纳根在指控日本军舰杀害落水者的同时，也说道：“事实是，游水的人们不但被日舰、亦被垂沉的船上的人（指还在高升号上的清军）射击。后者可能有一种野蛮的想法，即倘使他们一定要死，他们的兄弟们亦不许活着。”也就是说，他认为中日双方对杀害落水者都有责任。遗憾的是，在绝大多数引用了汉纳根证词的中文论著中，这一细节被有意无意地回避了。
这就是“选择性健忘症”。我的一位美国收藏同道曾抱怨道：与中国历史有关的考据，经常难以从中文资料中得到更多的信息，因为“中国人只收藏对自己有利的资料”，而很少收藏其他各方尤其是敌对方的资料。
的确，客观上中国一向不注重对“蛮夷”的事态分析，主观上则养成了“恨屋及乌”的习惯，但凡是敌人，他们的一切便都是不可信、不可靠的，乃至于他们的文献资料，亦多被视为异端，最多供一个小圈子“内部参考”。我们的历史研究，便是在一个已经设定好的框架内，根据设定好的程序，根据需要对史料进行剪裁。此种剪裁，无论被冠以何种高尚的籍口，亦等同于电视新闻制作中所谓的“客观镜头、主观剪辑”，虽然每一个镜头都的确来自实况，但不同的剪裁和拼接却能得出完全不同的导向。
我们一直在诟病日本人对近现代侵略史的“美化”和粉饰（身为华人当然应扼腕痛恨），但我们自己对历史、尤其是近现代史所进行的回避和篡改，似乎亦可傲视东邻。太长的时间内，我们的历史研究、尤其是近现代史研究，被异化为一种政治立场（从意识形态到民族主义、甚至民粹主义）的表态和站队，学术本身倒已退居二线。
这种“选择性健忘症”，令我们在不断要求日本反省历史（这当然极为必要）的同时，俨然以人师自居，完全忽视了必需的、甚至是急需的自省。在对日本“篡改历史教科书”的多次讨伐中，我们却很少敢于“推人及己”，直面自己的历史教科书。
我们与日本同病的“选择性健忘症”，首先表现在我们对历史的选择性剪裁：
比如圆明园被毁，我们在不断复述着雨果将英法斥为两个强盗的檄文时，却似乎很少涉及破坏力更为强大的同胞的趁火打劫；
我们在控诉八国联军侵华时，很少涉及随着枪炮所带来的制度层面、乃至人文层面上的更新。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在联军托管的两年间，天津进行了大规模的改造，而联军的军政府“都统衙门”在庞杂的拆迁过程中，以契约精神对拆迁户的利益进行了相当完善的保护。这一事件在当代依然引起巨大的震动和反响（请参见拙作《八国联军是怎么在天津搞拆迁的？》，《南方周末》2007年9月13日）；
至于对近代史一些关键人物，诸如慈禧太后、李鸿章、袁世凯、孙文等的评价，我们莫不是根据现实政治的需要加以脸谱化和戏剧化，党同伐异。比如，至今我们的教科书还在痛斥着袁世凯接受日本二十一条的“卖国”行径，尽管研究已经确切地表明了孙文的南方政府曾更为主动、甚至迫切地想以此换取日本对“革命”的支持。
至于现代史，则更是禁区林立，健忘与“修正”俯拾皆是。百年来同胞间的战争与武斗中，其对民族的警醒作用更是不输于任何外侮，却始终没有为此鸣响过一声汽笛、敬献过一束鲜花，以至于“谷子地”那一声迟到的《集结号》，居然引得万众落泪、亿民同悲；而巴金那一册虽然坦率却不深刻的《随想录》，俨然成为我们心灵的灯塔。
“一史两制、一事两制”，这种史识上的人格分裂和史评上的双重标准，成为我们史家“裁缝”们的特性。“反面人物”身上的“罪恶”行径乃至“卖国”行径，在“正面人物”身上就成了智谋和策略，最多是“多走了几步弯路”、多交了点“学费”而已。这样的人格分裂和双重标准，与日本一方面否认南京大屠杀，另一方面时刻不忘广岛核暴的罹难者，又有什么本质区别呢？
而同样的“选择性健忘症”，中日两国却“同病不同命”：日本人更多地是以此欺人，而我们则更多地是以此自欺；因此，日本人能将恶魔也奉为英雄世代祭祀，而我们则将英雄也一道“大江东去浪淘尽”，剩一片白茫茫的世界好“干净”。

苍白无力的悲情
我们的“选择性健忘症”，还表现在时刻提醒日本勿忘侵略史的同时，却只提醒自己是个受害者，没有提醒自己去反省何以总是成为历史悲情的主角呢？受害者这样的身份，究竟是耻辱还是荣光？是否因为有了一个可供谴责的强盗和匪徒，我们就可以有理由和借口将窝囊与无能包装成悲壮和高尚呢？
日本在中国的一场场大屠杀，是我们民族的悲剧，更是我们的耻辱。看南京大屠杀的报道，经常是我们成百上千人被十几个日本兵看管着就能分批杀害，如果反抗，至少可以跑出一部分人，至少可以把那几个日本兵干掉。是我们中国人将生死置之度外了，还是都在指望着别人挑头呢？毕竟，挑头的人基本是没有生还的希望的。
仅仅控诉暴行，仅仅诉诸悲情，丝毫也不能减弱我们应有的自责。遗憾的是，日本人被打回老家都已一个甲子，我们却还只沉溺于悲情之中，停留在哭诉的“伤痕文学”阶段，难以自拔、难以深入。一个遭受了过度苦难的民族，如果把精力只是放在控诉上，而不是放在自省和自强上；如果把纪念只是寄托在罹难者身上，而不是寄托在抗争者身上，它在心理上还是一个弱者。
甲午战争中，清军几乎是屡战屡败，日本人的文献在记录了清军作为军队的无能和衰弱的同时，却也记录了不少清军官兵作为军人的英勇和顽强，并对此敬意有加。但是，这些起而抗争的英雄们，却被我们后辈遗忘了，被我们只知道哀叹伤感的眼泪给淹没了。
悲痛如果不化作力量，眼泪就是最无用的化妆品。我们今天或许该问问自己：我们是应该让日本正视历史，但如果它就是不正视呢？我们是应该让日本道歉下跪，但如果它就是不道歉不下跪呢？我们是应该反对日本政要参拜靖国神社，但如果他们就是拒绝接受呢？我们除了叫叫嚷嚷，还能干些别的吗？
“以德抱怨”的单恋
在我们将纪念耻辱看得重于纪念抗争、推动自省的同时，我们却奇怪地坚信，“以德抱怨”的单恋，可以弥和历史的伤痕，缓解现实利益的冲突。
来自中国的战争赔款，曾经是日本赖以崛起的资本；而同样来自中国的放弃索赔，也对战后日本的复兴起到了重大的作用。等到我们的发展需要资本的时候，那些本该是战争赔款的日元却转弯抹角地以援助贷款的方式登陆，这样的事，难道不比要求日本下跪道歉更值得我们反思吗？
中国文化，本不应如此阿Q。孔子当年就对“以德抱怨”嗤之以鼻，质问道：如果“以德抱怨”，那“何以报德”呢？大汉王朝时，出于“安全关切”，多次出兵“侵略”匈奴，著名将领陈汤从前敌给汉元帝发去一份奏折，表示了“宜将剩勇追穷寇”的决心，“以示万里，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这种“虽远必诛”的阳刚精神，后来便逐渐消亡，对待外敌基本就是和亲、怀柔，用子女金帛“赎买”回大国崛起的感觉，且美其名曰“以德抱怨”，聊以自慰。这种阴柔性格的形成，就是“一人为刚万夫柔”的产物（请参见拙作《一人为刚万夫柔》，本刊2008年3月上）。放弃对日索赔，在我看来，还是这种“和亲”思路的延续，可惜世易时移，人家未必领情。

正义就是力量？
我们在自己作为受害者的身份认同之上，披挂了一件灿烂的外袍：正义。同时，我们大多数人还相信另一个神话：正义必胜。
然而，百多年来我们所遭受的外侮，其根源绝非因为我们坚守“正义”，而是：一曰“怀璧其罪”，你的地大物博正是人家所觊觎的发展空间，二曰“落后就要挨打”。外侮只能说明我们无能和软弱，并不能因此而赋予我们“正义”，更不能因此而赐给我们“胜利”。被凌辱与被屠戮，不是正义；反抗凌辱与屠戮，才是正义。但胜利绝不来自正义，而只来自于实力。
在国际政治中，除了一些普世原则（如人权、民主、自由等）外，核心只有一个词：权力。这是至今仍奉行丛林原则的国际政治的实质。历史上所有的争斗（无论是民族之间的冲突还是民族内部的冲突），最后一定会归结到“利益”，区别无非在于为谁的利益和为什么样的利益。
其实，所谓的正义与非正义，是一个政治词汇，弹性很大。甲午战争时期，日军俨然以解放者自居，要从爱新觉罗氏的异族统治下解放同文同种的中国，然后“革稗政，除民害，去虚文而从孔孟政教之旨，务核实而复三代帝王之治”（日本第一军《开诚忠告十八省之豪杰》，宗方小太郎执笔）。从大量的日本文献中，我们可以发现日本人对“征服支那”充满了正义感，他们坚信这不仅是解放中国，更是推进中国的文明进步，进而联合黄种人对抗西方侵略。他们的文献中，十分自然地自称“神州”、“华夏”乃至“中华”，而在甲午战争前二十多年（1871年），两国谈判《中日修好条规》时，日本就已经“义正词严”地反对清政府在文件中自称“中国”，而只能写为“大清”。在那部著名的电视连续剧《明成皇后》中，韩国人则充满正义地将中国人与日本人、俄国人一概丑化，这对华人观众的心理震撼无疑是十分巨大的。
我们研究中日历史，如果真要起到资治通鉴的作用，则必须摈弃毫无意义的道义之辩（那只适用于现实政治操盘），而还原和探究其最残酷的本质：中日之间的利益争夺和调整。温情脉脉的道德说教，往往容易蒙蔽自己，培养出一大帮宋襄公，把“正义”当作力量、乃至胜利，甚至天真地以为受害本身便可成为获得“正义”、乃至“胜利”的通行证。

“主义”的妖魔
与喜欢沉溺于虚幻的“正义”感一样，在我们的对日声讨中，最盛行的是将日本的兽性归咎到某种“主义”（军国主义或法西斯主义），似乎成千上万的日本人都只是误上贼船、被蒙蔽而已。这在“术”的层面上，作为一种公关、统战工具，未尝不可。但若真以为是，则不仅是幼稚的，甚至是危险的。
“主义”固然在塑造着人，但“主义”本身也是人所创造，更是由人在实践的。同一“主义”，在不同的人群手中，会实践出不同的、甚至完全相反的现实体现来。日本侵华，与其说是军国主义毒害了国民，不如说是其国民性格和利益诉求制造了军国主义。
我曾经收集了满蒙开拓团的一些影像和图片，毫无疑问，“日本人民”并不是侵略战争的受害者，而是受益者。活跃在中国的日本武装平民，得到了巨大的殖民利益，从而洋溢着无比的骄傲和自得。日本“军国主义”背后是强大的民意力量，其中包括那些属于“被压迫阶级”的工农。如果非要说“广大日本人民”“也”是受害者，则他们并不受害于侵略或“军国主义”，而只是受害于“失败”。
把“主义”当作分析和解决问题的症结，最后就只能在“主义”的高低和好坏上进行无谓的争论（不知大家注意过没有，民国初年法西斯主义也曾被当作救中国的一剂灵药，而且应者不少），而偏离了实质的利益分析。简单地妖魔化某种“主义”，并把一切罪孽都安到它头上，其实是对历史解读的偷懒。
另一种妖魔化，就是过度解读并拘泥于一些极端事件，比如南京大屠杀等。极端事件当然能十分典型地证明恶魔的魔性，但过度拘泥于此，却有可能走入一个误区：似乎只有极端事件才能证明恶魔的魔性。设想一下：如果日本人占领南京，却没有进行大屠杀，而是实行某种宽容的统治（如同他们的谋士倡议的“仁政”），因此百姓安宁、市井俨然，我们是否就会因此而减弱对日控诉的力度呢？
魔性，既体现在带血的刺刀上，也体现在甜蜜的糖果上。将敌人简单妖魔化，固然有利于把民众都统一到某些“主流的”思想和框架中，但同时也易培养弱智如同东郭先生者，在贷款、援助、下跪道歉等“糖果”面前，丧失分辨力。

汉奸的基因
在中日关系的话题中，有一个沉重的词总是绕不开去：汉奸。
虽然李安的影片《色戒》令国人更多走出对汉奸的脸谱化观感，但在华语世界中，无论奉行何种意识形态，“汉奸”依然是皆云可杀的，网络上愤青们骂人最狠的词就是“汉奸”。
究竟什么是“汉奸”，这其实如同“正义”一样，是一个伸缩弹性很大的词。被日本人逼着签二十一条的袁世凯，曾被骂为汉奸；拿了卢布依靠苏联力量北伐的孙文，也曾被骂为汉奸；国共两党在抗日战争中更是频繁地互指汉奸，如同此前互指为匪一样；甚至光复后，沦陷区的百业百姓都被带了“伪”字头，连学生也被称为“伪学生”，不予承认“伪学历”，因此引爆学潮，培养了一群革命事业接班人。现如今，汉奸更是籍着网络的光速，而成为新时代的使用频率极高的中文词汇之一。对于一个自甲申年来饱受300多年外族入侵和内部争斗的民族，标准并不严密、执行更具弹性的“汉奸”自然是十分高产的。
将误国、卖国的责任一骨脑儿归咎于“汉奸”（在汉奸本身或许是咎由自取），某种程度上是对集体责任的最好规避。这与古代的归咎于“女人误国”的手法是一致的，“十四万人齐解甲，宁无一人是男儿”，花蕊夫人的千古绝唱不仅骂尽天下窝囊儿郎，更也揭开了“大多数”对责任的推卸本能。
欧洲历史上，对待“汉奸”还是很宽容的。原则上多将战争当做职业军人们之间的争斗，“民众根本不需要惧怕敌人的剑”，平民服从并协助占领军，不被看作是卖国行为，只需要向胜利的一方缴纳该缴纳的一切，变化的无非是换了个收租人而已。战争中各方的民众都有服务过占领军的经历。
在这一“战争与平民权利”的研究领域，最有成就的学者是曾长期担任巴解组织外交官员的卡玛纳布丝（Karma Nabulsi）。这位看惯了血与火征战的女性，在《战争的传统：占领、抵抗和法律》（Traditions of War: Occupation, Resistance and the Law）一书中，以历史学的方式分析了欧洲战争哲学及其法律层面上的演变。她认为，大多数愿意主动做顺民的，往往是一个社会的中上阶层，这些既得利益者对内的惧怕远远大于对外，而他们的自愿合作，也基本被占领DG认为是对己有利而加以扶持和推动。
如我们借用卡玛纳布丝的理论，或许有助于解释中国曾经的遍地“汉奸”：当一个社会的精英阶层为了私利放弃抵抗（或抵抗不力），谁能有权利指责那些不得不在占领军的刺刀底下做顺民，以换取“生存权”这一“基本人权”的草根阶级呢？谁又能阻止野心家们打着民族解放的旗号，拥寇自重、拥寇自肥，而欲行改朝换代之实呢？
在卡玛纳布丝的故乡巴勒斯坦，法塔赫和哈马斯也展现出了“外战外行、内战内行”的本事，这似乎说明，在政治生态没有民主的基础上，抵御外侮往往只能成为有识者的泣血之痛和野心者的廉价借口而已。

口水抗日的历史渊源
1895，日本著名的学者型间谍宗方小太郎，向日本大本营提交了一份中国政情报告《对华迩言》。报告中，他对中国那些“甘于表面之观察，轻侮指笑，自以为得者滔滔皆是也”的主战派，不屑一顾。
这些以翁同龢为代表的所谓“主战派”，战事未起时，爱国分贝就十分高昂，一力主战，大大压缩了本就回旋艰难的外交空间；战败之后，则“声泪并发，罔知所措”（《翁文恭公日记》），而此时，“翁同龢主战的态度，始终不变；所变的是偏离了他的原则。本意是求乾纲大振，致君于有为之地；及至明知事不可为，而为了自己的名声，执持如故，为主战而主战”（高阳《翁同龢传》）。清廷在无奈之下，只好劳动七旬老翁李鸿章出面议和，翁同龢又想设定“赔款可以、不可割地”的限制，李鸿章就将了他一军：“割地不可行，议不成则归耳”，并要求翁同龢一同前往。翁只好说：“若余办洋务必不辞，今胡可哉？” （以上引文均见《翁文恭公日记》）其实他也知道在那样的环境下，不割地是不可能的了，无非是多割与少割而已，而且最好不要从自己手上割，于是便将和谈的重担及几乎必然招来的“汉奸”骂名一股脑儿推给李鸿章。
美国历史学家西格雷夫（Sterling Seagrave）评价翁同龢的强项是“装腔作势和摇摆不定，一周之内态度要变好几回，每回都振振有词。”海关总税务司赫德尽管对李鸿章也颇有微词，但显然对“北京那帮既不了解实情，又不把责任和职守放在心上，却专门喜欢高谈阔论的人”更为蔑视。正如陆奥宗光在指责胜利后“浅薄”的日本人一样：“对于一切事情往往只出于主观的判断，丝毫不作客观的分析研究：只重内而不顾外，只知进而不知止”，“此时如有深谋远虑的人，提出稳健中庸的主张，就被目为毫无爱国心、胆小卑怯之徒，将为社会所不齿，势不能不忍气吞声，闭门蛰居。”（《蹇蹇录》）
梁启超对口水抗日英雄进行了深刻的描述，说：“夫虚骄嚣张之徒，毫无责任，而立于他人之背后，折其短长以为快谈，而迄未尝思所以易彼之道，盖此辈实亡国之利器也。”（《李鸿章传》）
这种口水抗日风，至今犹盛，情绪化、非理性的反日言论，充斥了中文网络。这种口头的、激情的、追求剧场效果的“爱国主义”，与需要静下心、沉住气、卧薪尝胆般地学习敌人（“师夷长技以制夷”）相比，成本低、代价小，见效快。一方面是逢日必反，另一方面是对日本的无知，甚至毫无“知”的愿望。
甲午战争之前，日本的一些热血青年，来到中国从事谍报工作，几乎走遍大江南北，进行艰苦卓绝的实地调查，根据他们的情报编纂而成的《清国通商综览》，出版后居然有2300多页之巨，比当时绝大多数中国人都更深地吃透了中国国情，至今仍是重要的研究文献。他们当然是中华的敌人，但这样的敌人，在值得我们痛恨之外，难道不值得我们尊敬和学习吗？我在海外倾己所有，收藏与晚清历史有关的海外文物，也是力图对这种实证主义、行动主义的一种实践尝试。
对待日本，我们做够了到处诉苦的“祥林嫂”；对待历史伤疤，我们受够了把眼泪当作膏药。接下来，该做回越王勾践了吧？那就从反省自己、研究敌人开始吧。 H

[ 本帖最后由左月于 2008-3-25 11:53 编辑 ]

作者: 小凯子 时间: 2008-11-28 15:09

好文，学习了，希望能有更多的人看到。

作者: 自觉的梦游人 时间: 2008-11-28 15:21

此文曾经得到李冬君的高度评价。向楼主鲜花，表示热烈欢迎！

http://www.yantan.org/bbs/thread-87125-1-2.html

作者: 老木匠 时间: 2008-11-30 20:19

左月就是雪儿简司？

很有意思的帖子，只是FF们一般没有仔细看贴的习惯。

作者: 左月 时间: 2008-12-29 15:58

左月非雪儿简思。
雪儿中日对比系列文章刊发《先锋国家历史》杂志，俺是她的责任编辑，因目前正在联系该系列文章出版事宜，故未能继续在燕谈转载。
雪儿简思目前所发文章，已经统一更名为雪珥，还请各位关注。

作者: 老木匠 时间: 2008-12-29 17:07

http://blog.tianya.cn/blogger/view_blog.asp?BlogName=xfgjls

《先锋国家历史》是成都日报集团全资子公司成都先锋传媒集团主办。是一本针对城市中产阶层打造的中国第一本新锐历史类新闻杂志。

作者: 周泽雄 时间: 2008-12-29 17:20

雪儿简思我知道，本名陈春，英文名Shel Jeanns，现居澳大利亚。我有他们夫妇题赠的大著《大东亚的沉没——高升号事件的历史解剖》，冬君评论过，就贴在本版。
扉页上的作者简介蛮有意思：“非职业”历史学者，战争文物收藏家。历史研究侧重甲午战争与八国联军；文物收藏主题遍及两次鸦片战争、太平天国、甲午战争、日俄战争、八国联军以及辛亥革命。
附带一说，雪儿简思很漂亮，我有幸和他丈夫蒋文胜先生一起喝过茶，夫妇俩从事相同的工作，蒋先生似乎该定性为一位严谨的业余历史学家。虽然我不够格评价他们的著作，但这里的“业余”仅指心态，而非水准，类似传统奥运会对参赛选手所强调的“业余”。

作者: 永德 时间: 2008-12-29 17:42

国内对日本的研究，还是有很多限制的，比如二战前的日本被定性为法西斯国家，则日本国家中的法制、选举、自由主义的宣传，二战中的军部还是依照法律框架行事的，这些都被忽视。而涉及到天皇的地位，神道教的推广，乃至神社这些问题上都是先入为主的，在意识形态指导下去进行研究，结果出来的东西大约就是环球时报的那种文章了。或者偏重于二战后的日本研究，从日本的教育机制、到民办大学、到农业、到城市化，都是日本史研究中的热门，可是这些热门，只是在书斋中孤芳自赏。国内一般人对日本，大体还是停留在抗日电影宣传中的鬼子形象，最让人汗颜的是，一个《鬼子来了》这般无聊的电影，竟然大行其道；而《菊与刀》、《日本人》这般常识性的读物，认真读过的又有多少。今天对日本史的研究，更多的应该是补一些常识的课，将一些被意识形态宣传所刻意扭曲的东西，客观的表达出来。但这需要勇气，估计一顶顶的汉奸帽子，会被扣到敢为者的头上。

[ 本帖最后由永德于 2008-12-29 17:48 编辑 ]

作者: 老木匠 时间: 2008-12-29 19:16

但愿公开的媒体能够多发一点这样的历史文章，至少是对白领阶层的杂志，省得经常高喊打打杀杀的

作者: 迅弟儿 时间: 2009-1-3 06:01 标题: 偶爾看到的一則書評

　【东亚史】

　　□书评人沈宇

　　1894年7月25日，清政府雇用英国商船高升号运送中国士兵前往朝鲜，在丰岛附近海面被埋伏的日舰击沉，船上大部分官兵遇难，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高升号事件。其时中日尚未宣战，而日军突然袭击造成商船高升号沉没引起列强的关注，若处理失当则会演变成国际争端。

　　但由于获救船员的国籍、立场不同，证词各有出入，清廷又过于依赖国际法，结果有理变为无理，主动变为被动，最终反成了英国追讨赔偿的对象，日本则跻身新锐列强。

　　由此，澳大利亚汉学家雪儿简思在其所著《大东亚的沉没：高升号事件的历史解剖》的后记中感慨：“高升号事件，向我们证明了，这个世界所信奉的是丛林原则，正义、真理乃至舆论总习惯于站在胜利者一边，至今依然。”藉此，《大东亚的沉没》抛出了两个问题：战争的偶然性与历史走向之间的关系究竟如何？对于战争这类极端事件来说，国际法的有效性如何？

　　“高升号”多米诺骨牌效应

　　对于不宣而战还是先宣后战，国际法学界在1907年达成共识并通过了《关于战争开始的公约》，禁止没有预先警告而开始敌对行为，且战争状态必须毫不迟疑地通知各中立国。

　　乍看自此之后，“高升号悲剧”似乎不会重演，实则却不以为然。二战当中，破坏“公约”的战争行为屡见不鲜。德日两国发动的闪电战、突袭珍珠港皆属无“预警”状态下发动攻击，而盟军的作为也不见得高明。苏联海军三颗鱼雷击沉德国古斯特洛夫号，致使数万人遇难，而其中大多数为老弱妇孺；美国潜艇在东海海域击沉日军运输船里斯本丸，船上近两千名英军俘虏坠海，仅四百余名获救。

　　海洋的利益，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海洋国际法，沦为一纸空文，究其原因，国际法本身的漏洞倒在其次，而重要的是国家利益的驱动使然。正如十八世纪的欧洲人拿中国形象来讽刺本国黑暗政治，其意只为推动本国的政治改革，关注点还是自身的利益，什么服膺中国，不过权且为自己所用罢了。“橘子榨干了，自然要抛却，”腓特烈二世如是说。

　　高升号事件，七百李鸿章所属淮军精锐遇难，相当于此后牙山一役中清军兵力的三分之一。这样的惨痛结果，不仅导致中日双方在朝军事力量的失衡，更在心理上间接击溃了清军。此后，清军在朝鲜屡战屡败，主将叶志超临阵脱逃还谎称大捷。甲午之成败，与此次突袭，关系重大。

　　高升号事件，日本统一口径污蔑清方先开战，努力挽回其国际形象。清廷却揣摩列强心意，一心希望英、俄等国出面教训日本，殊不知日本将不宣而战的时间故意定在《日英通商航海条约》签订却未换文的时刻，此举实际上裹胁了英国。其后，英国被迫选择日本结成更亲近的同盟，日本乘胜追击，在日俄战争中大败俄军，完成了对中国东北和朝鲜的势力覆盖。而开启这一连串多米诺反应的嚆矢，即是高升号事件。

　　重新检视历史细节

　　击沉高升号的日浪速舰舰长东乡平八郎，日后成为日本的“战神”，在日俄战争中完败俄军更使他声名显赫，博得“东方纳尔逊”之誉，海权论鼻祖马汉在其《海军战略》中对东乡平八郎大加赞赏，特辟两章专论日俄战争中日、俄舰队的不同表现。

　　马汉认识到各种细节对历史进程的影响，在《亚洲问题及其对国际政治的影响》一书中，他直言：“（细节）影响和制约了全部事件，而这些事件本身看起来经常是混乱地交织在一起，完全没有任何充分的控制力量加以引导。”雪儿简思书中提到的很多事件，拆开来都会是一个大问题，对最后的结果起着各种各样的影响。

　　另一个有趣的细节是“济远舰”方伯谦是否临阵脱逃的问题。日后担任中华民国首任海军总长的黄钟瑛事后回忆称“击中吉野，歼其首要及员弁以下，死无算”，然吉野舰舰长河原要一与日本第一游击舰队坪井航三并未伤亡，可见并不可靠。另一流传已久的传言称东乡平八郎在1891年北洋舰队访日期间由发现中国军人在军舰主炮上晾晒衣服得出北洋水师管理混乱、纪律松懈的结论，更早有陈悦的《北洋海军军舰“主炮晾衣”说考辨》指出是一个以讹传讹的乌龙，而雪儿简思仍称未经证实。总体来说，此书里可商榷的东西很多，作为历史读物翻翻无妨，但要得到确实的信息还需要研究更多的资料。即使从国际法角度来检讨这一史实，早有戚其章2001年出版的专著《国际法视角下的甲午战争》。

　　高升号事件已过去百多年，建立一支强大海军的愿望似乎还停留在要不要造航母的讨论上，而国际法这张遮羞布也依然遮盖在许多战火硝烟的伤口上。

作者: 兮兮 时间: 2009-1-3 10:38

比如圆明园被毁，我们在不断复述着雨果将英法斥为两个强盗的檄文时，却似乎很少涉及破坏力更为强大的同胞的趁火打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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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的是！俺在那里看着废墟，产生的疑问是：如此巨石雕像，侵略者会有时间去一一切割、坍塌？只有可能来自后来的偷盗者。

作者: 搞搞 时间: 2009-3-11 09:54

日本反对南京大屠杀存在嘛？不是吧，中日的争端只是人数上的问题，对于事件本身认识是一致的

作者: 搞搞 时间: 2009-3-11 10:00

中国历史研究的问题，我想根源就是“以党治史”的问题，其它什么文化本位的社会基础的问题，都是假象，千万别绕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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