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阎宗临先生所有有关中西文化交流史的研究,又都带有一种明确的目的指向,那就是要说明中国文化与法国大革命的历史关联。如他在“中国与法国18世纪之文化关系”一文中开宗明义:“近代历史的演变,以法国大革命(1789年)为其推动的主要因素之一。而法国大革命,又受中国文化的影响。所以当时耶稣会将中国文化介绍到欧洲,实有非常重大的结果。”(《中西交通史》页41)在另一文“中国文化西渐之一页”的一开头,他又断言:“17世纪末,法国开始研究中国文化,其结果形成法国大革命”,而法国人从中国文化中获得的启示,主要有两方面——“一方面推重理性的发展,另一方面遵守自然的法则。前者的代表是伏尔泰,后者的代表是魁奈。”(同上书页58)
——就这些话,直如空谷足音,令我大喜过望,当然同时也不免有点失落:因为我突然发现,若干年来我一直在独自苦苦思索的问题,原来早在六十多年就已经有人思索过了,而一个在我看来还需要论证的猜想,即法国大革命可能带有中国文化的深刻印记,也早已被论证为不争的事实。而且在受中国文化影响的法国启蒙思想家中,我们关注的两位核心代表人物都是一样的——伏尔泰和魁奈,只是关于他们究竟分别从中国文化中悟出了什么,我们的看法有点不同:阎宗临先生认为那是“理性”与“自然”,而我则认为那是“自由”与“平等”(参见马克垚主编《世界文明史》中册页152-156)……至于思考中国文化通过启蒙运动影响了法国大革命这个问题究竟意义何在,我觉得我们又想到了一起,尽管说法各异:阎宗临先生认为“借此可看出中国在近代史上所占的位置”(《中西交通史》页45),而我想的则是这样可以证明,常被认为是纯西方文明的“现代文明”的血管里,其实一开始就流淌着中华文明的血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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