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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转帖] 迟子建：我这个农民年年在种地 [打印本页]

作者: 杜雅萍 时间: 2008-5-5 09:43 标题: 迟子建：我这个农民年年在种地

　　
　　文/木叶《上海电视》
　　
　　生活不能没有魔术。迟子建的笔触，还伸向魔术之后。
　　她三获鲁迅文学奖，《清水洗尘》，《雾月牛栏》和《世界上所有的夜晚》。提及获奖绝非微言大义，仅仅陈述一个事实。
　　我是看了她最新小说集《福翩翩》才回头去看《伪满洲国》的，她写下这部七十万言的小说时年方三十五。
　　北极村，神秘。她从那里来。现居哈尔滨，她说，“我是‘城市的后来人’。”
　　
　　
　　“先锋文学似乎销声匿迹了。不过也没准，更迅猛的先锋即将出现”
　　
　　○木叶：取名子建，是因为父亲喜欢曹植曹子建。
　　■迟子建：他特别喜欢《洛神赋》。我小时候觉得子建这个名字很难听，是一个男孩子的名字嘛。
　　○木叶：有时候读迟子建的作品觉得很有诗意。
　　■迟子建：我十七岁前没有走出过大兴安岭，没有见过外面的世界。那个地方是一望无际的森林，大自然环绕着我，我觉得那本身就是一个很诗意的环境，我想这些东西是慢慢注入我骨子里的。
　　○木叶：《北极村童话》，是朱伟先生慧眼识珠。
　　■迟子建：我很感激朱伟。《北极村童话》是我学生时代的作品，八三年写的，先后给两家刊物看，都被退回来了，说这个小说散文化的痕迹太浓，有的让我改，我拿回来以后也不知道从哪儿下手。好像是八五年，我参加了一个黑龙江省小说创作讲习班。在萧红的故乡呼兰县，朱伟给我们讲课。那个时候我很小，又很胆怯，他要走的时候我就把《北极村童话》习作给他，问朱伟你能帮我翻几页吗，看看像不像小说。他利用午休时间飞快地看完，然后找到我，说你为什么不把这篇东西早点儿给《人民文学》，他觉得那是一篇好小说。
　　
　　○木叶：应该是八六年发表，先锋派正当时。
　　■迟子建：刘索拉和徐星的作品在那个时期的《人民文学》正大红大紫着，所以按通常人的理解，可能朱伟喜欢那一种风格的作品就不会喜欢《北极村童话》之类的，恰好不是这样，朱伟的眼光非常全面。
　　
　　○木叶：他不光喜欢先锋的，也喜欢你这种。
　　■迟子建：我觉得就像我对绘画的感觉一样，你看像毕加索、米勒根本不是一个风格的，是不同时代的，但是我看他们的东西都能引起热爱。艺术不分流派，也不分什么主义，只要这个东西呈现的是比较纯粹的艺术性的东西，都是好的。
　　
　　○木叶：八六年是特别先锋的时段，你没想过要写一种形式上探索性相当强的作品吗？
　　■迟子建：这一点可能我比别人要坚定一些，我不觉得要迎着先锋的路走，像别人一样。事实上，现在先锋文学似乎销声匿迹了。不过也没准，更迅猛的先锋即将出现。对于我来讲，最重要的肯定是要写我最想写的，我最熟悉的。我不可能营造出先锋小说的那种氛围。我是一个挺倔强的人，我认准了，哪怕它不成功，也会这样走下去的。
　　
　　○木叶：你提到一个词，销声匿迹，其实现在的先锋作家都在转变，比如说余华《兄弟》。
　　■迟子建：我说的是一种文学现象的销声匿迹，而不是指作家……严格来说，有的作家也不是先锋的作家。我很喜欢苏童的作品，那个时候他也被划为先锋文学，而且是代表性作家，可是我觉得苏童整个写作的路子跟先锋是不太搭界的，那大概是评论家的判断。余华也一样，可能有一部分，有一个时期是先锋的，但是每个作家都在成长。我觉得好作家不会被任何一种潮流或者主义束缚住，那种缰绳在天才作家那里就是一根草绳，而不是铁索，很快就会被挣断的。
　　
　　○木叶：去年在上海大学有个先锋二十周年回顾，后来同济大学有个孙甘露作品研讨会。
　　■迟子建：问题是我觉得现在并没有出现那么惊世骇俗的文本，如果回顾先锋文学的话，不如说先锋这种文学的精神还是值得提倡的，就是它的那种试验性和探索性。
　　
　　○木叶：不久前罗伯-格里耶去世。
　　■迟子建：我也看过他的作品，《橡皮》呀等等，他是法国新浪潮文学的代表人物……不过在我眼里，做任何一个潮流的领袖或者说终结者都是不幸的。
　　
　　“作家是否要定期给读者制造这种牙膏，供他消费呢”
　　
　　○木叶：《清水洗尘》标题有禅意，故事原来是讲一个小孩和一个家庭的事，这个张力让我有点儿惊讶。
　　■迟子建：你可能喜欢那种单纯而美好的东西，另外一部分喜欢《雾月牛栏》的人就会觉得《清水洗尘》比较拘谨单薄。没有办法，一个作品出来以后它肯定会接受方方面面读者的挑剔，每个人胃口也不一样，不过我更喜欢《雾月牛栏》，我觉得它更浑厚一些。
　　
　　○木叶：提到浑厚这个词，我倒也觉得《雾月牛栏》有点儿混沌的感觉，接着那种元气……的确，像苏童特别喜欢美国作家雷蒙德•卡弗，另有人却说这个作家有什么好看的。
　　■迟子建：我发表出来的有五百多万字了，一般读者能读到一两百万字我觉得很可观了，那么他恰巧可能读到的是我另外一种东西我就没办法，他会对一个作家作出另外的判断。
　　
　　○木叶：可能最初读到迟子建作品的读者，读进去之后，会有一种期待，一种潜意识，有时候会觉得，唉，她怎么变了。
　　■迟子建：读书其实也是一种消费，但书籍同其他产品又不一样。书籍有情感色彩。比如你认准了某一种品牌的牙膏，就会一直用它。那么作家是否要定期给读者制造这种牙膏，供他消费呢？当然是：不！我觉得作家不是这样的一种职业，如果是那样的话也没什么意义了。作家肯定要遵从自己的内心，写自己想写的。至于这种变化读者能接受多少，我觉得也没关系。
　　
　　○木叶：作品有它自己的命运。小说《伪满洲国》有带“伪”和不带“伪”字的两种，我想知道有什么不同吗？
　　■迟子建：当然是同一个作品。在《钟山》杂志发表的时候不带“伪”字，但是出版时两家出版社都要求加上“伪”字，咨询了很多部门，都说这是一个约定俗成的说法。我对这个也没什么可说的，我已经尽力争取过了。
　　○木叶：我这两天看这部厚厚的小说，很是感慨于你作为一个年轻女作家的气概与驾驭能力，感觉你在深入历史，在追索民族情感，对语言也有着自觉，而小说所塑造的吉来、中村正保等一个个的人都与宏观历史的音调有别。但蹊跷的是，无论在普通读者中还是在评论界，《伪满洲国》的反响都不算大，可能因为什么呢？或者自己认为有什么遗憾吗？
　　■迟子建：《伪满洲国》我做了多年资料准备，写了两年。这部作品在我心中始终沉甸甸的，因为一个作家是清楚自己出手的“货”的份量的。它并没有引起广泛的关注，我想可能与它的长度有关，上下两卷，七十万字，如今阅读有长度的作品，是对人的耐心是一种挑战，因为我们变得越来越没耐心了。还有，这部小说表达的用小人物说大历史的“史观”，可能评论界的人不会认同。但不管怎么说，我在三十五岁时写出了《伪满洲国》，写出了心目中的历史，而且较少遗憾，我觉得足够了。《伪满洲国》先是在作家出版社出版，现在它的版权在人民文学出版社那里，这几年每年都有一万左右的发行量，说明还是有读者关注着它，我已经很知足了，所以没什么遗憾的。
　　
　　○木叶：我上次采访程永新，他说《额尔古纳河右岸》是被低估了的作品。
　　■迟子建：我也看了程永新的这一段话，很感动！一个编辑能说这种话，尤其在这个时代是非常需要勇气的。《额尔古纳河右岸》肯定是我非常重要的长篇，因为这个长篇准备得很充沛，而且我在写作过程当中，始终洋溢着激情，大概是近二十年写作状态最好的一次，非常畅快，每天像走在青山绿水当中。
　　我的长篇出来后，一般也不会做研讨，我也不喜欢新书发布会。我的固定读者群，大概有一两万吧，我觉得有一部分读者能够理解我，就够了。
　　
　　○木叶：看到一个网友写文章，说也在鲁迅文学院进修过，认识你，讲了那个时代的故事，很有意思，突然好像回到当初一样。
　　■迟子建：八八、八九那几年，二十年前所有的作家都不富裕，比较贫穷，文学青年聚集在一个地方，大家的愿望是那么单纯，就是觉得文学是美好的。那时也没有人用电脑写作，我觉得那个时代好像忽然一下子就过去了。有一次，我跟王安忆讲我特别怀念那个文学时代，那个文学时代特别纯洁，她也是这样认为的。
　　
　　○木叶：但是有些人认为，其实八十年代也是被夸大了，有一种说法，不光是八十年代的文学热被夸大了，甚至五四那一代的文学热，好像都在看小说、看文学，其实也不是的。
　　■迟子建：五四创造了一个不可否认的中国文学的辉煌时代。而八十年代出来的很多作家，现在看来依然是文坛的中坚力量。
　　
　　“苏童没有得过国内的文学奖项，能说他写得不好吗”
　　
　　○木叶：在《第三地晚餐》里面，记者陈青住在寒市城里，丈夫有一定的身份，陈青的娘家则在城郊，故事发生在城市也发生在乡村，当然还包括“第三地晚餐”这样的情节，这种结合很有意味。
　　■迟子建：我自己还真没注意到，因为我去年发了一个《起舞》，倒是写哈尔滨的。怎么说呢，还真没有考虑我下一个要写城市题材的，还是继续写乡村。我十七岁以前一直住在山里面，大自然是我的命脉。可是现在我毕竟出来了，有接近二十年的时间是在城市生活的。但是我与故乡始终没有割断血脉，每年至少还有几个月的时间是在那里度过的。当我在城市生活得久了，可能对它的理解深了以后，会自然而然地书写它。
　　
　　○木叶：童年的影响是很大的。现在住在哈尔滨，但它可能还是有点儿隔。换个角度来讲，会不会觉得处理城市题材有一种吃力感？
　　■迟子建：我写《起舞》的时候倒是改了好几遍，可能存在你说的这个问题，因为我是“城市的后来人”，不如处理农村题材那么自如。但是我倒是喜欢有难度的写作，比较过瘾一点儿。
　　
　　○木叶：好像有评论家说过，当然在网上说法也很多，就是中国已经到这种时代了，但真正写好了城市小说的人太少。
　　■迟子建：我觉得可能也不尽然吧，我也听过类似的议论。比如说我写《伪满洲国》，写历史，主要的生活是集中在当时三个城市，哈尔滨、新京（长春）和奉天（沈阳），其实这些都是那个时代响当当的名城，难道不是城市小说吗？我不明白。评论家有时候是在先入为主地把城市生活限定到影剧院、咖啡馆或者是旧上海的十里洋场，舞厅啊等等。他们想到城市的时候，思维里会跳出类似的关键词，而这些关键词可能遮蔽了他们对城市小说的理解。
　　
　　○木叶：《福翩翩》《起舞》这两篇小说发表之后，你被提名为华语文学传媒大奖之二〇〇七年度小说家，你得过“鲁迅文学奖”、澳大利亚“悬念句子文学奖”，对获奖是怎么看的？
　　■迟子建：别人对你说，你得奖了，就仿佛是花两块钱买的彩票中了奖，当然比较高兴。但是谁会把这个东西作为奋斗的目标呢？苏童没有得过国内的文学奖项，能说他写得不好吗？而且他心态那么平和，从来没有听他对任何奖项有过什么微辞，可他确实写得不错啊。
　　
　　○木叶：咱们说远一点，张爱玲临去世前不是很久，还提起自己的“天才梦”参加《西风》杂志评奖的问题，她这么一个人都念念不忘。
　　■迟子建：所以作家要真正能够放下，像苏童这样，他没有得过奖，他够资格得奖，但他从来没有任何抱怨，我觉得作家是需要有这种修养和胸怀的。一个作家内心特别强大、才华横溢，就不会对别人的获奖耿耿于怀。当然给一个奖项，锦上添花，也很好。世界上有尽善尽美的奖吗？我想连诺贝尔文学奖也做不到。
　　
　　○木叶：的确，这一点不管它了。有些人会把迟子建和萧红作比较，因为地域上接近，我不知道你自己是怎么想的？汉学家葛浩文特别迷恋萧红。
　　■迟子建：葛浩文还送给我一本他写萧红的书。
　　我觉得萧红是现代文学史的一座丰碑，比如说《呼兰河传》《生死场》。《马伯乐》我不是很喜欢，但也不错。《呼兰河传》是她用生命写的一个绝唱，后世的女作家只有顶礼膜拜的份了。我只想说，萧红就是萧红，我就是我。
　　
　　○木叶：她这么年轻就离世，很可惜。
　　■迟子建：她的经历和她的写作一样，包括她的爱情，可以说一生都是传奇，而我是很普通的。
　　
　　○木叶：我不知是否方便问，你提到爱情，其实私下讲的时候，有些朋友很敬佩迟子建女士，譬如听你说“如果我能感悟到我们的婚姻只有短短的四年光阴，我绝对不会在这期间花费两年去创作《伪满洲国》，我会把更多的时光留给他”，读了中篇《世界上所有的夜晚》，震撼更强烈。
　　■迟子建：我当然不愿意提这个话题，但是《世界上所有的夜晚》确实是介入我个人情感最多的一部小说。它作为小说来讲，可能不会完美，但是作为我想表达的情感来讲，写那种东西在那一年来讲是一个解放吧。
　　
　　○木叶：这个小说我看过两遍，写得很放得开。粗粗一看感觉不如小说《一匹马两个人》那么像小说，但是细看，一个扣一个扣解过来，平淡而又离奇，很有意思。
　　■迟子建：你这个感觉很像胡平的评价，他说粗看不像小说，看第二遍觉得是小说，第三遍觉得是个好小说。
　　
　　“我觉得我就是其中的一个傻瓜”
　　
　　○木叶：我看到你对自己有一个评价——我像是个农民。
　　■迟子建：是啊，我就像一个农民。我曾在《收获》发过一篇《采浆果的人》，写了一对傻瓜，我很喜欢这篇小说。我觉得我就是其中的一个傻瓜，唯一懂得的，就是春种秋收。
　　
　　○木叶：其实更多的是一种比喻。
　　■迟子建：对。我的写作状态真像农民一样，每年打下来粮食以后存起来。然后看看今年的收成，哪儿不好，在明年你会盘算着哪一块地还要种什么。每年都是这样经营自己的一块园地，确实是个农民的状态。从写作到现在二十多年了，我不是懒汉，旷一年，把地撂荒了，没有，不管我种得好坏，我这个农民是年年在种地。
　　
　　○木叶：说起女作家，有人认为王安忆的综合才华是非常强的，其他几个人也各具特色，比如说残雪，很有自己的信念；池莉改编影视较多，走的路又不一样；铁凝做了主席，这两年说得比较多的一个话题。像迟子建，感觉就是在遥远的地方，很安静，春种秋收。
　　■迟子建：我这样已很知足了。其实严格来说任何一个写作者，都是理想主义者，我觉得一个理想主义者最典型的特征就是，每一个人在现实生活当中都不是尽善尽美的。我对生活要求很简单，我想我能在一种沉静的状态中，慢慢去实现写作理想，是最幸福的。而我觉得那个目标还挺遥远的。
　　
　　○木叶：还挺遥远？
　　■迟子建：我希望五六十岁时，能写出心目中期待的作品。至于现实的东西在我眼里都是过眼云烟。我从小就倔强，我现在都快五十岁了，更不会为什么东西所左右。我出生在北极村那种环境，即使现在在都市生活，每年也有几个月是在故乡度过的。虽然在遥远的地方，可是我觉得还是很畅快的。在我眼里，文学是没有边疆的，就是这样。
　　
　　○木叶：到五六十岁才会写出非常好的作品？
　　■迟子建：我写了二十多年了，自己感觉还可以，就是说没有制造那么多的垃圾、废品，吴义勤有一段话说我废品很少，几乎没有，令我安慰。我自己明白，我没有刻意去应付刊物，因为现在约稿也特别多。我按照自己写作的路数，自己的节奏，慢慢地一路写下来。我想再过一二十年，我五六十岁了，也许还会有所进步。
　　
　　○木叶：那么，会关注年轻一代的作品吗？
　　■迟子建：偶尔有一些东西会看，但是我平时读的还是我常读的一些书，我觉得经过时间检验的经典，才值得一读再读。
　　○木叶：有没有读过安妮宝贝、张悦然、韩寒、郭敬明的书？
　　■迟子建：每一本都去读，那不会的。
　　
　　○木叶：就你读过的，看过以后有什么感觉呢？
　　■迟子建：没什么特别的感觉。
　　
　　○木叶：像你这么直接的作家不是很多，可以看出一个人的气质，和自身的个性。换个话题，经常会接受采访，有没有比较怕被问到的问题？
　　■迟子建：世界上没有什么问题会怕被问的，能答就答，不能答就拒绝，有什么好怕的呢。我倒是不喜欢有些记者，我忘了哪一个，大概我就说，现在很多长篇小说（差不多）每一个出来都开研讨会，长篇小说的研讨会有的应该遏止了。我觉得你在这里真的可以帮我做一个工作，一些媒体把它“升级”为：“迟子建说：应该遏止（制）研讨会”。这就是片面，我是针对长篇小说的现象，每一个都开研讨会不正常。比如说，我们是读浩然作品长大的，你可以不喜欢他作品中的某些东西，但像这种作家去世了，给他开个研讨会是应该的，不是说所有的研讨会都不应该做，我针对的是那种没有学术只是炒作的研讨会……
　　我是刚学会上网，还不到一年，完全是因为有一些函件的往来，不得已而用它。有了网络，就可以看一遍采访内容，大概就能避开那样的“断章取义”？
　　○木叶：提到刚学会上网，再最后问一下，小说文本都是手写的吗？
　　■迟子建：我有很多小说都是手写的。《伪满洲国》有六卷本的手写稿。我所有的长篇小说都有手写本。手写完了，我自己会打字、修改。电脑在写长篇的时候是抄稿的机器。
　　
　　2008.4.11访 4.20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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