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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童志刚 时间: 2008-7-28 10:49 标题: 《这一代》：半本学生杂志引起的全国轰动
2008-07-27 11:58:50 南方都市报
坐在北京艾迪尔广告公司的老板椅上，张桦问我，你看我现在这个样子，完全想像不到我当年还做过那样热血沸腾的事情吧。眼前这个一脸“老板相”的人，如今半年在美国，半年在北京，俨然成功的商业人士。而29年前，他却是13所高校联办杂志《这一代》最积极的联络者和发起人。
张桦掰着手指自嘲走过的这几十年：“开始是搞比较文学的，后来搞报告文学，再后来搞广告文学，越来越通俗，越来越挣钱，最后连‘文学’二字都去掉，只剩了广告。这就是几十年走过来的我。”
说起29年前的那个夏天，这一群77级中文系学生带些稚气的激情今天看来仍然夺目。那一本残缺不全的杂志里走出来的人，今天大多已经是文学名家、商海或政坛明星。但《这一代》是他们共同难以磨灭的记忆。“直到今天，我的很多老关系都是这批人。”《这一代》仿佛成为一个隐秘的接头暗号，直接通向这一代人特殊的青春。
为了办《这一代》，有人拿出了亡父的抚恤金
南方都市报：《这一代》引起那么大的反响，它到底是一本什么样的刊物？
张桦：简单来讲，就是全国13所综合性大学的77级、78级中文系学生联合办的一本文学刊物，1979年11月出版，内容包括小说、诗歌和评论。从长春到广州，从南京到西安，素不相识的中文系学生忽然实现了革命大联合，自己编，自己印，然后自己卖出16000本杂志，黑市价居然涨到5元一本，超过原价10倍多。但实际上它只办了一期，而且只有半本，因为受到了当时的数位高层领导的严厉批评，创刊号也就成了最后一期。
南方都市报：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本刊物，当时的时代背景是怎样的？
张桦：1979、1980年是中国非常特殊的年份，几乎每天醒来都会有爆炸性新闻光临。在四届文代会上，邓小平同志热情的讲话让两千多位代表感动得热泪盈眶。另外，一批针贬时弊之作如《将军，不能这样做》、《假如我是真的》也激起强烈社会反响。中国忽然变得年轻莽撞，什么雷区都敢进，什么大旗都敢树，很有些“而今迈步从头越”的气魄。大概也正因为撞上了这样的年代，所以才有了我们这样一批大学生和这样一本刊物。
南方都市报：《这一代》的发刊词令人印象深刻。上面说“这一代，他们已经获得了这样多的名号：受伤的、迷惘的、被耽误的、思索的”。当时你们对自己是这样定义的？
张桦：参加创办《这一代》的绝大部分是各校77级中文系学生。我当时是武汉大学中文系77级的，作为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大学生，我们入学的平均年龄将近26岁。我们这批人的来源和经历可以用光怪陆离来形容。记得在迎新晚会上，同年级年长10岁的老王从他10年前准备考大学说起，讲他如何参加红卫兵，如何成为狗崽子，后来如何当上修鞋匠，跟一个姑娘结婚生子，最后走进考场……很多同学哭了，更多的人垂下了头，不光是为老王，也是为自己。我们最宝贵的青春留在了红卫兵、大寨田等等地方，我们这一代前面有那么多带有极度贬义的定语：迷惘的、垮掉的、失落的。很难想像，如果没有1976年清明的天安门事件，我们这代人就永远交了白卷。
谁都不甘心如此，所以刚刚入校，我们同学就开始办自己的刊物：一本油印64页的《珞珈山》，按照全年级人手一册印了65本。主编是当时已颇有名气的诗人高伐林，因为我上大学前当过三年中学美术老师，所以被选做美编。
南方都市报：不仅是武汉大学，在全国范围内，这一代的大学生好像都创办了很多文学刊物。
张桦：是，那个年代文学似乎是这代人自我表达的唯一道路。当时几乎每个学校每个年级都有一本刊物。我们系78级也办了一本。我当时收藏了180多本各高校的文学刊物，都是相互交换得来的，这么多年反复搬家都没舍得扔。最近有个学者要研究当时的高校文学刊物，来向我借走了。当时全国高校的文学刊物数量是非常惊人的。
开始我们并不知道其他学校的学生也跟我们一样办刊物。或许是为炫耀或许是为友谊，我把自己的那本寄给了在北大中文系77级读书的中学师哥郭小聪。很快，一本他们编的《早晨》汇到我手上。我们突然发现自己并不是一枝独秀，于是从第二期开始由我负责，每期《珞珈山》都寄给几十所大学的同学、朋友，寄回来的有中山大学的《红豆》、人大的《大学生》、北京广播学院的《秋实》、北师大的《初航》、西北大学的《希望》、吉林大学的《红叶》、杭州大学的《扬帆》、南京大学的《耕耘》。这些刊物大都是装订粗糙的油印本，每一本都被我的同学读得“体无完肤”。就这样我们结识了许多同好，他们中的很多人后来成了文坛或政坛上的明星。那时候我负责外联，跟各个学校同学的沟通都是我来做，每天都要写很多信，收很多信。
南方都市报：后来是你提议大家联合办刊的？
张桦：最早想出联合办刊的，是我当时收到一封读者来信。这个读者很热心，他说：我看过好几本类似《珞珈山》的学生刊物，都办得很棒，为什么不联合办一个呢？那不是更棒？这几句话整整让我折腾了一夜，第二天我就去找高伐林，希望马上开一次编委会讨论这件事。
大中午的时候，我们《珞珈山》的八个编辑在杨树阴下坐成一圈，分成两派争论。年轻的主张立刻揭竿而起，年长的认为应该先呼吁有关上级去办。于是我们给团中央、全国学联、中国青年出版社……到处写信，建议他们出面创办大学生文艺刊物，而且自告奋勇说愿意协助组稿、编辑、发行、甚至集资。但是这些机构要么毫无回音，要么就客气地回答我们：建议很好，但因目前人力财力困难，无法采纳。气得吉林大学的徐敬亚在信里大声疾呼：与其乞求上帝，干吗不自己干起来感动上帝？
南方都市报：于是你们就真的自己干了？
张桦：当年我们想得也很简单。1979年6月，我们向已经有联系的十几个学校发出邀请信，包括北京大学、复旦大学、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吉林大学、中山大学、南京大学、杭州大学等等，相约在北京协商联合办刊，信发出后，除了复旦大学《大学生》张胜友执笔回信说明他们是综合性刊物而非文学刊物因而不参加以外，其余都表示赞同。所以7月暑假我们在北京开了会。
南方都市报：到北京开会，大家哪里来的钱？
张桦：当时我们都是穷学生，又没有经费，所以是由各校北京籍的同学做代表。第一次会议在我家里。我爸爸当时是北大的地质地理系的党支部书记，我家就在北大里面，所以在北大开的会。———后来因为办刊物的事情北大中文系领导和我爸爸都受到通报批评。我爸爸还很愤怒，说什么年代了，还株连。
因为出席会议的代表彼此不认识，所以我们约好1979年7月15日早晨8点半在北大西门的石狮下等，凭各自的校徽相认：有北大、人大、北师大、北京广播学院、南大、武大、吉大、杭大、中山大学、西北大学十所高校的15个人。我记得那天非常热，大家挤在我住的那间10平方米的窄长的屋子里，有的坐桌子、有的坐床、有的坐椅和小马扎，个个汗流不止。一直讨论到中午，在我家煮了五斤打卤面，人手一碗，边吃边议论刊物名称：《暴风》、《青年文学》还是《文学青年》、《大学生》……争论不休，也没有结果。会后，由北师大的徐晓联系，我们五个人还跑到王府井的和平宾馆去见文艺界领导陈荒煤，聆听了老人家对办刊的教诲。
南方都市报：你们后来又开了一次会？
张桦：第一次主要是大家碰头，刊物的名称、宗旨什么的都没有确定下来，所以我们约着半个月后再开一次。这段时间又通过同学介绍和写信联系上了华东师大的《百草园》和南开大学的《南开园》，但华东师大因为领导不准最后没参加。除了《南开园》，第二次会议还加入了两个非常热情的新伙伴：杭州师院的《我们》和贵州大学的《春泥》，贵州的两个人还是由同学凑钱买火车票专程跑到北京来开会的，由北大的黄子平把他们安置在他宿舍住。所以《这一代》的阵容最终是13所学校。
这次会议就把刊名、创刊词什么的都定下来了。刊名《这一代》是北大的黄子平和中大的苏炜提议的，创刊词也出自他们两人之手，一提出来就被大家一致通过了。我们还确定《这一代》暂出季刊，由十三所学校轮流主编。因为武大是发起人，我们又得到校系领导的支持，学校答应从科研经费中借2000块给我们作编印费用，所以是当仁不让地拿到了创刊号的主编权。当时确定的规范是：对各地来稿，只定取舍，不做删改，文责自负。
南方都市报：你们从什么时候开始编？怎么选稿？
张桦：九月份开学，我们一回武汉就开始了。高伐林任主编，负责审稿件；我任副手，负责外联、印刷筹款等一切杂务；其余六位编辑各负责他们的专栏。其他帮忙的同学有的跑纸，有的找印刷厂，系里还特意委派了几个老师来当顾问。
那时稿源并不紧张，堆在宿舍里的油印杂志就一大堆，文笔好的比比皆是。但有一个问题我们当时就意识到了，就是“伤痕”味太浓。就拿初选上的小说结尾来说，有的是无辜少年被特权者伤害，有的是成百上千屯垦战士赴海而死，大有“长安无处不是疤”的劲头。所以高伐林他们极力想找一篇有光明结尾的小说打头阵，找到最好的一篇是北大中文系陈建功的《流水弯弯》。我们都打算用了，但陈建功知道以后赶紧给我们连写几封信，说《花城》杂志已经决定登这个小说，他绝不敢一稿两投。我们只好重新选，最后选出川大龚巧明的《第二乐章：希望》做排头兵。这个故事并不新，讲一个音乐家怎样在政治运动中屡遭打击，还顽强地谱写充满希望的乐章。但它毕竟有个光明的结尾，说明我们并不欣赏彻头彻尾的“伤痕”文学。一年以后，我在武大认识了这位瘦弱的女作者龚巧明，那时她的小说《思念你，桦林》正在文坛引起争论。又过了六年读《光明日报》的时候，我才知她毕业时自愿要求进藏，后来在采访途中溺水去世了。
南方都市报：印制杂志的费用都是哪里来的？
张桦：学校不是给我们借了2000块吗，剩下的都是各高校同学凑的。我当时给其他12所学校的联络人都写了信，让他们先向同学预售杂志，筹集一半的钱，每个学校两百块。等杂志出来给他们寄了再补剩下的两百。各校都很快把钱凑来了，听说各校同学订刊都很踊跃。这里面还有些故事，据说北大的陈建功贡献了他的第一笔稿费；北师大的一个女生父亲刚刚去世，她拿出了亡父的抚恤金；牡丹江师专的一个女生寄来25元钱，却没留下姓名。这笔钱里还有多少故事，我们不知道，但知道它的分量很重。
我们从印刷厂里抢走了这半期散页，出版了
南方都市报：你说这本杂志其实只有半本？这是怎么回事？
张桦：你可以看到有几十页是缺失的，本来我们组好稿的整本杂志应该是108页，但最后只印出来64页。
《这一代》是在印刷厂里就出了岔子。那是一家武汉政府机关报的印刷厂，在汉口，是同学通过关系好不容易找到的。当时每天都有十个同学跨过长江到汉口的印刷厂帮忙校对，再把头一天印好的运回学校印刷厂去装订。可是印到64页的时候，这家印刷厂突然说印刷机坏了，而且前一天印好的也不给我们，说仓库保管员病了没来。
开始大家还以为是印刷厂担心我们交不起钱，高伐林赶紧用一个旧军挎包装上4000元送去。他回来说一路上坐车、坐渡轮过江把他紧张得要命，生怕哪个小偷抢他的书包。那个时候一个月工资也就40元，4000元等于100个月的工资啊。可是我们又等了几天，说印刷机还是没修好。这时候从北京陆续传来风声，说高层发火了。我们感到不妙，就决定宁可杂志残缺，也得让它出世。15个男生直奔印刷厂，让工厂把印完的交出来。厂长被我们堵在屋里，口口声声骂我们是打砸抢的红卫兵。我们也顾不上那么多了，留下高伐林等人和他谈判，其余人直奔印好的散页，抢回学校。
南方都市报：后来你们搞清楚是什么原因了吗？
张桦：《这一代》出事就出在“愤怒出诗人”那一栏内容上了。其实小说是杂志的主要部分，小说足足占了48页，但最后惹事的却是名为《愤怒出诗人》的诗栏。里面一共有7首诗，有6首都出自武大同学。那时候正是军队诗人叶文福《将军，不能这样做》走红的时候，很难说这组诗不是它的连锁反应。其中最出名也最惹事的两首是《桥》和《轿车从街上匆匆驶过》。
《桥》是王家新写的，写连接北海和中南海的汉白玉大桥。其实那时候王家新还没去过北京，都是我给他讲的。我暑假回北京去北海玩，看见桥上突然竖起了近一人半高的铁栅栏，望去有一种探监之感。回校以后我跟王家新讲起这个事儿，他神思手快，昼夜之间就写了一首上百行的《桥》。
另一首《轿车从街上匆匆驶过》，据作者叶鹏说创作动机萌生于中央电视台播出的一段批评新闻，北京百货大楼门前停满了公家轿车，当时报道说，这是有权势者坐公车购私物。他的这首诗里火药味很浓。
现在看来，这些诗形象地反映了那个年代文学躁动激昂又不无偏颇的心态。它引来高层的震怒也是自然的了。
南方都市报：为什么杂志还在印刷厂就出事呢？
张桦：应该是在印刷厂的时候就有人发现了，向上面一级做了汇报。所以等我们拿着抢回来的散页到学校时，学校印刷厂领导也很严肃地通知我们不能给我们装订了。跑去找校系领导，他们明确表示希望《这一代》不要再出。不过我们还是没死心，听说武汉小胡同里藏着一些由家庭妇女办的街道装订社，我就捧着一张地图走街串巷，找到了一家建国装订社。当时他们要了一个很高的价格，每本两毛钱，三天内装订完16000本《这一代》。这价格在当时近乎敲诈。我和十几个同学是用五辆排子车把三吨多散页运到建国装订社。一路上车轴和竹车板被压得吱吱作响，前拉后推，才弄到装订社。
南方都市报：虽然经历这么多波折，杂志最后还是面世了。
张桦：是的，但问题还没完。晚上我们一回到学校就接到系领导的紧急召见通知，我们几个编辑都去了，不出所料，果然是希望《这一代》下马。当然系领导态度相当宽容灵活，表示最低愿望是把《桥》撤下来。事先我跟高伐林约好了，他唱白脸我唱红脸。因为他正申请入党，又是全国新长征突击手，还是老三届，适宜正面说服；我一介白丁，所以话也只说几句：开天窗把《桥》撕下来，不行！可以不办，谁出7200元钱工本费，三吨杂志我全部奉送。
谁会出7200元买这堆废纸呢？只有我们。当夜，高伐林到处找校领导求得支持，所谓支持，也就是沉默。我和其余同学用蜡纸刻写《告读者书》，折腾了整整一昼夜，把它油印在所有的封二上，那儿本来是一张怀念张志新的版画。《告读者书》里说：“由于大家都能猜到，也都能理解的原因，印刷单位突然停印，这本学生文艺习作刊物只能这样残缺不全地与读者见面了。……是的，《这一代》创刊号的残废决不意味着这一代的残废！”
南方都市报：说到封面，这个杂志好像有两个版本的封面？
张桦：对。第一版封面只有1000册。那个封面是我和徐冰设计的。徐冰现在是著名的当代艺术家了，他是我的中学同学，那时候在中央美院上学。暑假的时候我回北京，就在徐冰家里，还有张安东，一块儿设计了封面。画的是油黑的一排栅栏，两行弯弯曲曲的足迹。那些脚印是我们用拳头蘸墨一个个摁出来的。后来因为印刷厂拒绝给我们继续印刷，后面的15000本封面都只是一张白纸，上面孤零零写着“这一代，1979年1期”几个大红字。
南方都市报：这16000册杂志，你们后来还是寄给了各校？
张桦：当然。回到学校我们是全年级动员，打包的打包，登记的登记。每个学校1000本，12000本杂志分做300包全部寄出。我们自己留了4000本，第二天同学又分成15个小组到武汉各高校去叫卖。每本五毛，第一天卖出去不到1000本，与原来想像的一抢而空相差甚远。但到了第三天同学还没起床，宿舍楼走廊内外便人头攒动，开始我们还以为出了什么事，一问才知道是来买杂志的。于是顾不上洗脸刷牙，先开门迎客，很快就把几千册存书卖光了。但来买的人实在太多了，有些人看书已经卖完，就游说我们的同学，说自己是多么求之若渴，结果有的同学真被说动，把自己的那本也卖了。
不光武汉如此，在北京、广州、南开等学校也都是在一小时左右一抛而光。据说杭州大学的同学摆开桌子跳上去高声吆喝：快来看，快来看，没有上一代也没有下一代的这一代呀！结果很轰动。南京大学的同学担心意外，等到天黑才悄悄在教室附近阴暗处开起鬼市，效果同样出众。当然也有一本没卖的，吉林大学和西北大学的杂志刚寄去，就被校方全部封存，后来又一把火烧成了灰烬。当时还出现“黑市”，杂志价格很快被抬到一块钱、两块钱一本，最高的达到了五元，是原价的10倍。
南方都市报：虽然残缺，但这本杂志的影响仍然非常大。
张桦：影响很大。这里还有个插曲。我们收到的第一封读者来信是那个街道装订社的一个小伙子给的。我们拿货的时候，一位工人趁势把一封信塞到我手里，信中写，他今年30岁，还是个临时工，未经我们同意，用印废的纸页自己装订了一本，读后激动得夜不成眠，现在杂志在他的朋友手里，挨个儿排队读……
在这之前不是没有评论，为了向正在北京开的四届文代会献礼，我们曾将“三校稿”以航空信寄去。多年后听说，大会负责同志转交给了一位著名诗人，让他为此写些评论，诗人看完后，指着封底说：13个学校主办，这真是个不吉利的数字。
《这一代》发行以后，反响真是非常热烈。先是收到成百上千的读者来信，或者赞扬或者要买杂志。同时陆续又有20所院校中文系的同学要求参加共同主办，川大、江西师院的同学还专程跑到武汉跟我们商议。接着文学界也伸出热情的双手，我们登出的六篇小说有一半被文学刊物转载，许多报刊包括北京图书馆都来信表示希望跟我们建立长期交换关系。
南方都市报：但是你们当时还能继续办吗？
张桦：最后是从湖北省到中央的一些负责同志严厉地批评《这一代》。某份内部简报这样评价：“特别是《愤怒出诗人》组诗中有一些是恶意煽动的。”其实我们组稿的时候不全是这种激烈的文章。印刷厂没有继续印的内容包括两组诗歌、一篇论文和一部翻译的日本电影文学剧本，都很温和，毫不激烈。但恰恰这些没有印出来，就显得整个杂志都非常激烈。很多人会有一种误解，以为印出来的都这么激烈，那没印的可想而知。
当时我们还是想继续办的。层层检查不可避免，高伐林就写了一份《关于〈这一代〉的说明与检讨》。与此同时，我们还跟北京四所高校保持紧密的联系，因为第二期归他们办。他们的雄心很大，不仅开了一系列座谈会、碰头会，还向王蒙等专业作家约稿，想把第二期办得更加社会化。寒假我还回北京开了第二次协商会议，那次会议气氛相对沉闷，尽管大家都慷慨激昂地认为《这一代》不仅要办而且有必要办下去，但是谁都清楚自己头上的压力。复旦大学《大学生》负责人景晓东也应邀而来，他是1976年天安门诗歌《告别》的作者，名赫一时。他批评我们过激了、过急了。
回到武汉我们就收到了北京同学的来信，说四校已经接到了各自校方的明确指示，不得再搞串连，更不许再办杂志。不仅《这一代》停办，连原先自己的杂志也纷纷下马，《珞珈山》大概是最后一个停刊的。办到第6期，高伐林极惆怅地写了一篇《致〈这一代〉的读者》，把这本杂志的来龙去脉讲了一番，这大约可以算是《这一代》的句号了。
南方都市报：这样就结束了？
张桦：当然还有些后事需要料理。当时我们向学校申请2000元科研经费办《这一代》时，是由我们中间最年轻的编辑陈晋签的字。可是后来《这一代》被叫停了，学校要求我们还钱，不还的话就不让陈晋毕业。当时让他急得够呛，后来我们就想了个办法，大家一起办了个暑期的“高考作文讲习班”。三个人花了一夜，写了五十多张海报到处贴。那一届收了300个学生，一人收20块，有发表经历的同学给他们讲作文课。这样不仅还了钱，大家还小有收益。
1980年夏天，我还自费沿长江拜访了南京、上海、杭州、苏州的高校，结识那些长期信件往来但没见过面的人。《这一代》出来了陈建功、李杭育、龚巧明、王家新、徐敬亚、徐晓等一大批作家，当然今天当了高级官员的就更多了。直到今天说起当年办《这一代》的事情，很多今天的成功人士、名家高官都会说那是他青年时代最难忘的事情。
本报记者 田志凌
作者: 李旧苗 时间: 2008-7-28 23:24
据苏炜回忆，《这一代》的名称是他起的，而发刊词则出自黄子平的手笔。武汉大学最早提议的刊名是“文学青年”。另，主帖中提到的学校差点不让毕业的《这一代》最年轻的编辑陈晋，最近刚被提升为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跻身副部级高官行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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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自觉的梦游人 时间: 2008-7-29 00:13
那个时代，很多杂志都因为与《这一代》同样的原因，一期就告寿终。学生的刊物倒很多，都是自己印刷的，我们历史系有《新史学》，后来以中文系和历史系为主体，出了《百草园》，也就是一期，就没有了。当时也知道武大的要联合办学生刊物的倡议，我们是《百草园》都要玩完，那个笑脸上总是奸相大于笑相的孙殿林正在想方设法扼杀《百草园》，哪里还容得我们去参与《这一代》？
作者: 李大兴 时间: 2008-7-29 00:24
当年的这拨人很多成了“今天的成功人士、名家高官”，耐人寻味。
作者: 杜雅萍 时间: 2008-7-29 00:53
回复大兴兄，俺觉得他们成功有很多因素，第一那代人的年龄五十岁左右，差不多是事业有成的年纪，岁月的积淀够了。第二，就说他们当时的勇敢和闯劲，也具备了成功的必要条件，个性的条件也够了。第三，因为办杂志认识的志同道合的朋友，和各方面打交道的经验，人脉和手腕肯定比纯蠢的书呆强，社会交际的条件也够了。第四，虽然开放程度和其他条件不够好，可是进入八十年代，个人成功的机会还是多了起来，社会条件也有；第五，当时的大学生可比现在的海龟来得吃香，而且比其他人接触更多知识，能考上大学，对改变自身现状的渴望比其他人更为强烈，所以他们成功的知识条件也有。我觉得他们成功背后也有必然。一
[ 本帖最后由 杜雅萍 于 2008-7-29 00:56 编辑 ]
作者: zoufeng_1234 时间: 2008-7-29 07:37
didi和大兴没对上暗号。
作者: 李旧苗 时间: 2008-7-29 10:05 标题: 武汉大学中文系的同学们
我的创作与改革同步
从汪芳到方方
经历
著名作家。原名汪芳，1955年出生，1978年考入武汉大学中文系，1982大学期间发表小说处女作《“大篷车”上》。1987年发表《风景》，被批评界认为“拉开了‘新写实主义’的序幕”，此后作品不断。1989年调入省作协，1993年担任《今日名流》杂志社社长兼总编辑，2007年湖北省作协第五次代表大会上以高票当选新一届作协主席。最近有小说集《春天来到昙华林》。
印记
1982年，处女作《“大篷车”上》发表后，一发不可收拾，最终成长为优秀的新写实主义作家。
学习：新时期文学见证人
我的很多大学同学没有做成作家，但大都从事媒体、出版等文化行业的工作，多少与文学有关。如果从1982年我正式发表的第一篇小说算起，我的整个创作是与国家的改革开放完全同步，我既见证也参与了新时期文学的发展。
上大学之前，我就在报纸、杂志上读到了卢新华的《伤痕》、徐迟的《哥德巴赫猜想》等作品。但徐迟的报告文学发表后，一扫“文革”写作风气，以诗一般的语言来写科学家，结果一篇出来后立即在全国轰动，当年各大报刊上几乎都给予了转载，整整一代受到这篇作品的影响。
思考：每天挣断一根绳索
1978年我进入了武大，我们年级的同学们非常有激情，创作热情很高，经常搞诗歌、小说竞赛，作品写出来，大家纷纷传看。写作以及成为作家，是每一位中文系学生的梦想。
大学期间，要求思想解放是我们最强烈的呼声。“文革”期间，政治为大，所有文学作品都必须适应政治需要，为阶级斗争服务。文学没有了独立性，成为了政治的附属品。我们的文学社每次开会都要讨论一些文学与政治的关系问题。那时候文学就像突围一样，一点点突破束缚在自己身上的绳索，今天挣断一根，明天挣断一根。
创作：1985年文坛比较宽松
新时期初期的文学主题与当时的社会主题一样，反映着拨乱反正，大多数作品带有强烈的政治色彩。就算如此，也是进步。
我在大学毕业那年，也就是1982年，发表了小说。到了1987年发表中篇小说《风景》后，我又被评论家冠以“新写实主义作家”的称号，成为这个流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其实在1985年左右，文坛就比较宽松了，以前的老作家、“右派”作家重新发力，加上新入文坛的知青作家，创作出一大批优秀的作品，如莫言的《透明的红萝卜》、王安忆的《小鲍庄》、韩少功的《爸爸爸》等等。
出版：跨世纪文丛卖疯了
有一阵出版界很死沉。作家出书难，出版社怕赔钱，要想出书，都得自费。连我都差一点自费去出书。1989年，一个姓刘的杭州小孩从长沙一大学毕业了，跑到武汉来找我，表示要赞助我2000块钱以让我出书。当时我与花城出版社联系好了，甚至把钱都汇了过去。但很快局势有了巨大改变，花城出版社就把那笔钱退还给了我。现在这笔钱还在我这里，但我却与小刘失去了联系，我都不知道怎么还给他。我真是很感谢这样的读者，如果找到了他，这笔钱我是一定要还给他的。出版的红火，长江文艺出版社与书商合作的一套跨世纪文丛起了大作用。这套书当年卖疯了，各家出版社这时才发现，原来文学作品这么好卖，原来愿意读小说的人有这么多。这样，我们一下子就进入了轻松出书的年代。
至于我自己的书，销售一直都很正常，虽然差点掏钱出书，但到底没做。之后实行了版税制，我的书出版社仍然愿意出，想来也还卖得动。有些人的书之所以卖得特别火，很大程度上是人们关注你这个人，顺带买了你的书。这么多年，我除去办了几年杂志，只是写作而已，水波不兴的，既没打过官司，又没闹过绯闻，也不喜欢在风口浪尖上亮相，自然吸引不了很多人的注意。但对我来说，这样就是最好的状态，是我最想要的生活方式。
本报记者 卢欢 采写
恢复高考 找回尊严
南开大学博导、文学院党委书记 乔以钢
经历
1982年大学毕业后，考入南开大学中文系读研究生，毕业后留校任教。现为南开大学教授、博导，文学院党委书记、中文系主任，南开大学妇女/性别研究与培训基地负责人等。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
访谈
长江商报：相信上大学这件事足以改变你们每一位同学以后的一生。当时您的情况具体是怎样的？
乔以钢：我从小就在大学校园里生活，刚读到初一就赶上了文化大革命。当了几年“黑帮子女”后，又到东北农村插队，一去就是十年。可以说，如果没有改革开放恢复高考，我不可能再续与大学校园的缘分：既不可能跳过中学阶段上大学，更不可能成为高校教师。所以恢复高考对我来说，确实是改变了命运。
长江商报：出生在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的您，一定对这几代知识分子在改革开放前后的地位和命运的变化有深切的理解，可否谈谈这个问题。
乔以钢：在特定的环境中，知识分子的悲剧绝不仅仅是没能充分发挥聪明才智的问题，而是失去了真正意义上的人的尊严和主体精神。这是最可悲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知识分子的地位和作用得到肯定，知识分子受到全社会的尊敬。大家充满希望，怀着一种迎接春天的心情开始新的生活。
长江商报：您觉得这三十年来做过的最有意义的事情是什么？
乔以钢：最近一年多来主编和出版普通高等教育国家级规划教材《女性文学教程》。我重视它超过其他成果。作为文学研究领域一个新的生长点，女性文学学科的形成和发展离不开思想解放的整体氛围。这在改革开放前是无法想象的。
本报记者 卢欢 采写
与时代错拍
《益阳日报》主任编辑 谢国芳
经历
1960年出生于湖南益阳一个农民家庭。1978年考上武汉大学中文系。1982年毕业分配在四川地矿局测绘队任培训教师。1984年调至湖南长沙县文艺创作室。1985年调至益阳师范专科学校任写作教师。1990年调至《益阳日报》社任记者。1993年赴《汕头特区报》社。1997 年回到《益阳日报》社。
不敢相信“恢复高考”
在上大学以前，我的命运是被别人掌控着。1977年那次高考，我在闭塞的乡间还不敢相信，直到第一批考取的人上学。1978年考上武大，和同学们一样抓紧时间学习，打好文学基础。
寻求少得可怜的机遇
1982年毕业，我被分到四川省地矿局测绘队，从此我踏上漫漫调动路，先后换了数个单位，但一直不如意。其实当年的理想也就是能够直接和文字打交道，无奈事与愿违，徒增失落。
1993年特区改革开放的形势大好，我“远征”到了《汕头特区报》。不久后发现汕头太不利于外地人生存，只好“择路而逃”，当时，我想进《羊城晚报》做围棋记者。希望将爱好和工作合为一体。我在努力地寻求着少得可怜的机遇，命运并不眷顾我，但我并不怨天尤人，那样是为难自己。
40岁那年 回乡
眼见奔40岁的人了，我只好回到《益阳日报》。而那年下半年，广东一带的人事制度陆续敞开，调动变得容易起来。我的个人发展之路终究没能和这些宽松政策实施的时间合上拍。我工作上很不如意，渐渐迷上了围棋。研究它，让我心态更加平和，想问题想得更长远。
本报记者 卢欢 采写
◆恰同学少年
班里唯一的一对
厦门市文化局副局长 许向明
在78级同学里，我和郭燕是唯一的一对。对我们来说是幸运的，对一代人来说却是悲哀的。全班60个学生只有6个女生，6个女生只有两个应届女生，是被耽误的一代，连感情也被耽误的一代。不过，大学同样给我们带来了一切。
改革开放给我们带来了一切。我们才可能考大学，才能千里相遇，才能相逢相知，才能缘接连理，才有骄子维隆，才有幸福一家。我们感到最顺利的时候是两个人都在武汉从事新闻工作那段时间。最难的时候是放弃在武汉已经取得的一切，到厦门从零开始。我们都努力了，我们为自己走过的感到自豪。我们从未感到成功，我们还要继续努力。
我在大学的最大愿望是从事影视工作，但人生轨迹运行的结果却是离愿望越来越远，最后却歪打正着，当上了七品芝麻官。为老百姓做点实事也成了这几年我最大的心愿。这些年我虽然没有什么文字作品或影视作品问世，但在我直接带领操作下，建起了包含图书馆、博物馆、美术馆、文化馆和科技馆在内的厦门文化艺术中心等十几万平方米的各类文化设施，当看到这些文化设施为老百姓酿造出道道精美精神文化大餐时，我为我的作品感到骄傲。
郭燕在原单位干得不很得意，当她竞争上岗担当一家媒体广告中心主任，却无法实现自己的抱负，儿子教育的成功，使她信心倍增，因此毅然选择走自己的路，二次创业办起了郭燕家庭教育研究所和家庭教育咨询服务中心，开创了家庭教育指导这一全新领域，赢得了阵阵叫好声。
本报记者 卢欢 采写
恍惚有点陌生感
河南教育学院中文系教授 来华强
现在回想起来，这四年大学完全达到了我寻找知识、寻找友谊的初衷。毕业多年后，同学之间的情谊依在，这同样让我倍感珍重。
我记得第一次同学聚会在1992年，我35岁，那是我们毕业十周年的纪念。同学们那时都还大多处于发展的中间状态，从外貌体形到精神气质基本都没什么变化，大家虽是十年不见，却像昨天见过一样。到了1998年“相逢二十周年”聚会，这回感觉变化就大了，不仅仅是外貌谈吐上，还有工作职务上，有些同学很“冒尖”了。2002年我们又搞了个毕业20周年聚会，这次的变化相比4年前倒不大了，我开始有种很微妙的心理感觉：即使老同学之间的第一面恍惚有点陌生感，但只要聊上一会儿，岁月给每个人烙上的痕迹就会在不知不觉中被抹掉了，一时间就仿佛回到了大学时期，他还是原来的他了！
本报记者 卢欢 采写
遭遇商业社会
深圳某文化公司总经理 骆苗
我是1991 年离开湖北电影制片厂的领导班子，调动到深圳来谋发展的。当时我40岁，主动选择了放弃体制内的种种好处，而去重新适应一个完全陌生的特区。这种转变，让我的人生经历了不少波折，回想起来不能不说是一个艰辛的过程，到现在我领导着一家股份制公司，也还处在打拼的状态。
我们这一代大学生承上启下，正好是处于转折之中，个人命运与国家的转型期正好重合。我是从工厂走向大学的，从前一直接受封闭、僵化的思想文化教育，而到了大学校园后，和同学们一起参与了思想解放方面的大讨论，自己的思想体系和人生观有了深刻的变化，并终身受之影响。到现在，我在一个商业社会特别发达的环境里做一份事业，感觉身上有太多传统的东西，总不能做到左右逢源，也未必能完全适应激烈的市场竞争环境，总会遇上各种冲击和碰撞。这恐怕就是改革开放给我产生的最直接影响吧。
本报记者 卢欢 采写
我终于没能成为诗人
《读书文摘》执行主编 童志刚
简介
1959年10月生于吉林省辽源市，1978年考入武汉大学中文系。1985年再回母校攻读现当代文学专业硕士学位，毕业后在湖北省作家协会理论研究室工作。1993年任《长江》文学丛刊常务副主编，1994年任《今日名流》主编，2000年起任《读书文摘》执行主编。
梦想：做一个优秀的诗人
自上初中以来，当诗人就是童志刚的一个梦想。那时候，他每天都要在本子上写下一系列分行的句子，也曾偷偷地到处投稿，结果连一封退稿信都没收到过。
作为应届高中毕业生考入大学的童志刚，感受到的最大的幸运是“竟然能够与那些本来完全可以做我们的老师的兄辈们成为同学，与他们一起上课，一起讨论，而且后来竟然还能跟他们一起拿着同样的学位证同时毕业”。照他的描述来看，同学之间年龄差距大是特点，也是优势。年轻的朝气蓬勃，兴趣广泛；年长的同学读的书多，社会经验丰富，看问题深刻。
转折：成了一个现实主义者
大学毕业是他另一次人生转折。他非常想去北京工作，可却分到了湘潭的湖南煤矿基建公司。
现实不如意，而当时调动很难，为了离开湘潭，他工作三年，研究生也考了三年，最终又考回了武大，学起了当代文学评论。
1988年6月，研究生毕业后在湖北省作协搞了几年文学评论。自1993年起，就和方方一起办了一本杂志《今日名流》，经过一些波折后，《今日名流》成长起了来，慢慢地在社会上有了影响和知名度。童志刚感慨道：“ 办《今日名流》，让我务实起来，明白了必须脚踏实地地做事情。”
本报记者 卢欢 采写
作者: 李旧苗 时间: 2008-7-29 10:21
童志刚兄与方方共同创办的杂志《今日名流》，是不是因为刊登了李慎之等人的一封公开信而被勒令停办？
作者: 边走边唱 时间: 2008-7-29 10:33
原帖由 李大兴 于 2008-7-29 00:24 发表 
当年的这拨人很多成了“今天的成功人士、名家高官”，耐人寻味。
作者: 童志刚 时间: 2008-7-29 11:19
原帖由 李旧苗 于 2008-7-29 10:21 发表
童志刚兄与方方共同创办的杂志《今日名流》，是不是因为刊登了李慎之等人的一封公开信而被勒令停办？
作者: 李旧苗 时间: 2008-7-29 11:48
江苏的银潮也曾因为刊登徐景贤的文章被整顿，呵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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