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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何方：毛泽东与张闻天的关系演变 [打印本页]

作者: 李旧苗 时间: 2008-8-4 15:44 标题: 何方：毛泽东与张闻天的关系演变

张闻天与毛泽东的关系大约可以分为三大阶段，每段又可细分成两个时期，这就是：张闻天在上海中央工作和进入中央苏区后，是他犯“左”倾错误和毛泽东受压的三年多；长征开始到延安整风的六年，是两人相互配合和合作较好的时期，只是头三年中央领导以张闻天为首，后三年确立了毛泽东的领袖地位；整风后是张闻天离开中央领导做点局部工作和受迫害到死大约各为一半的三十年。
（一）红军长征前的张毛关系
张闻天和毛泽东第一次见面，是在1933年初临时中央从上海进入中央苏区后，但两人的相知却要早得多。在GCD成立前，他们就都已参加了中国少年学会。1920年《少年中国》第1卷第8期同时发表了两人的入会消息，此后他们的行踪在《少年中国》上又时有披露。因此，作为会友，他们不但互相知道，还会读到对方有关的材料。不过由于毛泽东只是“少年中国”的一员，没有担任什么领导职务和有什么出色表现，所以毛泽东本人和官方党史编纂学多不大提毛和“少年中国”的关系，而喜欢大讲毛创办的“新民学会”和《湘江评论》。当然，在张毛关系上，真正有点影响还是1931年张闻天回国参加中央工作后（先任宣传部长列席常委会，从临时中央成立起即出任常委）。在此期间，两人并不相识，也无成见，但却发生了一些相互有关的事情，主要就是张闻天由于执行“左”倾路线，曾参与对毛泽东的批评和压制。例如张多次批评中央苏区领导的“右倾”、“狭隘经验论”，这当然包括，甚至首先指的就是毛泽东。（不过也有批评得并不错的，如1932年4月11日在常委会上批评过去中央苏区“以AB团的问题，而形成党内恐怖”，“肃反工作是成为最大的罪恶”。这也都直接与毛泽东有关。）同年10月6日的常委会上，他不但同意博古批评毛的“保守、退却”和“分散工作的观点”，还提出“泽东可调回后方做苏维埃工作”。不过由于没有成见，所以张闻天另一方面的意见又起了有利于毛泽东的作用，如反对向忠发兼任中华苏维埃政府主席而促成了毛泽东出任此职。直到进入中央苏区，张闻天才同毛泽东见面并一起工作。而他下车伊始又参与了博古提出的反“罗明路线”的斗争，写文章、作报告，一时表现得异常积极。不过后来他在整风中反省说，“当时我反对罗明路线时，主观上并未想到这是为了要反对毛泽东同志。当时我觉得毛泽东同志已经不在其位，再去反已经没有什么意义。这从我写的文章中也可看出。”反“罗明路线”特别是反“邓、毛、谢、古”，他也主要是上纲上线写文章，照他在《反省笔记》中所说，追查“江西小组织系统”、“直接针对毛泽东同志的”是罗迈。虽然如此，这次积极参加，终究是他的一个严重错误，并在毛泽东心中记下一笔帐，几乎讲了一辈子。
不过平心而论，张闻天除参与反“罗明路线”外，总的看来，在苏区近两年，他同毛的关系还算不错，接触也较多，并促成了他们在某些政策思想上的接近和相互关系的靠拢。张闻天先是分管政府工作，后来干脆被调去做政府工作（任人民委员会主席，相当于总理，毛仍为苏维埃主席），不但工作关系密切，还比邻而居，来往频繁，不时见面。张闻天接触实际后，政策思想逐渐摆脱“左”的一套，同博古、李德的矛盾趋于激化，其中受毛泽东的影响也可能是一个重要因素，特别是在军事问题上。对于两人合著的《区乡苏维埃怎样工作》，他就对人说，“我这是效法毛泽东同志的办法呵。”（指开调查会等。）对两人在苏区的关系，包括张对毛生病的关心、支持共产国际不同意让毛到苏联养病等，时任国民经济部部长的吴亮平曾有较详细的回忆。如说，他们“通过相互接触，达到相互了解，逐渐走向接近。可以说，张闻天同志后来在遵义会议的转变，也是与他这一段时间受到毛泽东同志的影响有关的”。
可是有些党史著作却喜欢强调张闻天来到瑞金以后，长达一年半的时间对毛泽东毫不了解。其实这是对张闻天《反省笔记》中几句话的误解，属于望文生义。因为就全文的精神看，张闻天检讨的对毛不了解也没想了解，是指自己没有认识到毛泽东是正确路线的代表和应当成为党的领袖人物。被误解的原话是：“同他（指毛）关系也还平常，他的文章，我均给他在斗争报上发表过。但他究竟是个什么人，他有些什么主张与本领，我是不了解，也并没有想去了解过的。”又如另一地方谈到自己“从来没有想抢着当总书记”，然而对博古当总书记，“他爬在我上面，我总觉得他‘不配’！（至于爬在别的同志，如毛泽东同志等的头上‘配不配’，我当然没有想）。”这里又特意提到毛，可见上面谈的“了解”、“本领”等，都是指毛泽东的路线和领导，并不是真的相处一年半竟“毫不了解”。当然，正如张闻天检讨长征出发前他能和毛泽东合作的原因之一时说的，“我一进中央苏区，不重视毛同志是事实。但并无特别仇视或有意要打击他的心理，也是事实。”  因此可以说，张对毛确无成见，进入苏区后也没有反对过毛（他认为反对“罗明路线”不是反毛），但却并不十分尊重，甚至有点看不大起，认为他理论水平不高、性情粗暴等。
从毛泽东这方面来说，在张闻天到来前，任弼时、项英等已通过赣南会议和宁都会议剥夺了他的党权和军权，早已使他处于半靠边站状态。这时直接压制他的也是博古、李德等，和张闻天则无直接的重大冲突，因此关系“还平常”。并且随着张闻天思想的转变，两人相互了解的进一步加深，还使得后来发展到坦诚相见，相互倾诉对博古中央和最高“三人团”的不满，并准备同他们进行斗争。没有这个基础，遵义会议是开不成的，当然也谈不上此后五六年的合作。
但在看毛泽东同张闻天的关系上，也不可忽略另一方面。正如毛毛在《父亲邓小平在动乱岁月》中所说，“毛泽东是一个伟人，但同时又是一个性情中人，他记怨又记恩，看人和处理人不免带有很强的感情色彩。” 只有那些受个人崇拜影响较深和不了解领导人之间关系的党史工作者才会说“毛泽东是不记个人恩怨的”。所以他在苏区对张闻天的态度还有影响深远的以下几点。第一，张闻天是批评和压制他的“左”派中央的第二把手，曾经参与批评过他，特别是反“邓毛谢古”。这是他长期耿耿于怀，有适当机会总要算帐的。第二，对于张闻天这种初出茅庐，不凭工作成绩和实际经验，只靠从莫斯科带回“几麻袋教条”，就跃居高位，发号施令，他从心底里就不服，甚至鄙夷。第三，对张闻天被大家看作理论家，三天两头写文章，动辄引证马列，既引起他的反感，也对他形成很大压力。这些因素即使在同张闻天合作中也难免时有显露，在相当程度上还是造成张闻天后半生不幸遭遇的根子。
（二）从遵义会议到延安整风的张毛关系
自从长征出发前张闻天把对博古和最高“三人团”不满完全向毛泽东坦白起，他们的关系就进入了第二阶段。这时相互间不但有了较深的了解（否则不会谈及如此重要和深层的问题），而且有了党内斗争的共同目标（首先是反最高“三人团”的军事路线和专断作风）。这就更增进了相互间的了解，并终于形成反对李德、博古领导的所谓“中央队三人团”，用张闻天的话说，就是“给遵义会议的伟大胜利放下了物质基础”。
长征后，两人接近和合作的根本原因，主要是政见的相同。这可从两方面来说。从大的方面或长远讲，两人都是献身革命，志同道合，也就是毛泽东在整风时说的，在反对蒋介石等问题的大方向上是一致的。从当时情况或近期目标说，他们需要携手进行共同斗争，以改变李德、博古的指挥和领导，从危难中挽救红军、挽救革命。这是关系到党中央和红军生死存亡的问题，所以其他一切问题（如毛的个人恩怨和双方的彼此看不起等）都可暂时抛开或加以搁置，而必须集中力量抓这一当务之急。主客观条件还使他们在这一革命形势和战略大转变时期必须成为主要的一对合作者。
毛泽东无疑是正确军事路线的代表和反对“左”倾中央的灵魂，但却不便和很难直接出面领导这场斗争。这是因为：第一，他虽经共产国际干预在六届五中全会上由政治局候补委员升为正式委员，但却不是常委（或称书记），而且实际上还处于无权地位；第二，从赣南会议和宁都会议被剥夺党权军权后，他同军队的指挥关系和直接联系中断两三年，号召力已大为削弱，何况老苏区的军政干部还调换了一部分；第三，有如黄克诚所说，毛在肃反问题上伤害人太多和组织路线上的偏听偏信等，曾使他失掉部分人心；第四，从共产国际到zhonggong中央几年来批评他“右倾”、“狭隘经验论”等，也有损于他的威信。因此，毛泽东知道，要反“左”就必须首先依靠从“左”倾阵营中分化出来并在中央名列第二的张闻天。虽然他对张闻天看不起甚至鄙夷，但为了改善自己的处境，也为了共同事业，所以“他才用很大耐心，隐忍着种种痛苦，极力接近张闻天”。因为“张闻天在中央、在相当一部分人中间是颇有影响的人物，不只因为他的地位和身份，而且还有他个人的为人和修养”。“只要能说服和争取到张闻天，问题就解决了一大半。通过张闻天再影响、说服别人就容易多了。”师哲的回忆录不确切的地方颇多，但这段描述却比较接近实际，证之以毛泽东在七大的讲话：“大家要知道，如果没有洛甫、王稼祥两位同志从第三次‘左’倾路线分化出来，就不可能开好遵义会议。”可见，毛的接近和依靠张，是当时的客观需要，是具体历史条件决定的。许多党史著作和个人回忆录，把毛泽东描述成众望所归，说“大家都拥护毛泽东同志出来领导”，这大半是多年以后的认识，也是延安整风为党史学定下的统一口径，有些领导同志这样写《回忆录》则是为了突出自己。其实，会后的许多事实说明，毛泽东的威信当时并未达到众望所归的程度，而是逐渐树立起来的，其中就有张闻天的帮助。如在会理会议上，作为新上任的总书记和会议主持人，他支持毛泽东、批评林彪等人，其作用是无人能代替的。
从张闻天这方面来说，在广昌战役后已同博古决裂，再经过反五次“围剿”失败和仓皇长征，他对博古、李德的领导和指挥更完全失去信心。由于性格比较孤僻和不善交际，他同苏区领导人的来往、交谈都不多，对最高“三人团”和罗迈更为不满，所以有意见就比较自然地对向无成见又曾在政府一起工作的毛泽东“坦白”了。而毛也有意和他接近，于是一拍即合。加之长征后两人都处于半靠边状态，所以就经常交谈和议论起来。张闻天虽进苏区近两年，还参加军委，经常讨论打仗，但终究是个文人，除战略等大的方面有一定认识外，对打仗的具体问题并不熟悉。因此这方面就听信毛泽东讲的，对毛也更加佩服。由于长征途中争论越来越尖锐，张闻天更进而萌发改变领导的念头，并同毛、王（稼祥）等一起展开了对博古、李德的斗争。他的这种变化，主要是出于思想觉悟，为了拯救革命，正像他整风时说的，并不是想争当总书记。事实上，遵义会议已经形成比较一致的意见由他代替博古担任总书记，他还是再三推辞，拖了二十来天实在推不掉才接任。
当然，遵义会议能开好，王稼祥也是立了大功的。他比张闻天觉醒得还要早，跟人酝酿交谈的也更多，但说他“投了关键的一票”却是言过其实。因为第一，他是在长征前的五中全会上才补选为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候补委员的，在中央的地位与邓发、凯丰等相当，其态度不可能起决定作用；第二，他因负伤，所担任的军委副主席和总政主任，在长征出发前就已分别由项英、李富春代替，遵义会议前他既无实职也无实权；第三，他从未进过中央领导核心，在军队中并无太大影响；第四，遵义会议上除博古、凯丰二人外，绝大多数都“完全同意洛甫及毛王的提纲和意见”，已形成共识；并不是赞成和反对的意见只有一票之差，所以根本就谈不上“关键的一票”。由此可见，许多党史著作一直重复毛泽东有意抬高王稼祥和贬低张闻天这一论断，还是受着“两个凡是”和“句句是真理”的传统影响。如果一定要讲“关键的一票”，倒应该指周恩来。从表面上看，似乎张闻天起的作用最大。因为他作了“反报告”，为会议定下基调，又受委托起草决议，最后还当选为总书记。但实则不然。当时是最高“三人团”专政，他虽排名博古之后，却并无实权。加之一直处于行军打仗状态，军事第一，他在军中又没多大影响。周恩来可就不同了。他不但是中央常委和“三人团”成员，而且实际上是中央红军的统帅，威信高，影响大，对于改变“左”倾方针和领导，真正起着关键作用。试想，如果周恩来不从“三人团”中分化出来，将会是什么情况。事实证明，他一站出来，博古、李德就没辙了。所以，陈云在所谓《传达提纲》中要特别标出他，说是“扩大会中恩来同志及其他同志完全同意洛甫及毛王的提纲和意见”，会议还决定他为“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而毛泽东只是他“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这都可看出他当时举足轻重的作用。
遵义会议确立了以张闻天为首的新领导集体，其重要特点之一是毛泽东当选常委进入了中央领导核心。张闻天出任总书记后一开始就着重抓两件事。一是实行集体领导，发扬民主。他鉴于博古过去领导独断专行，所以在他主持下开会较多，特别是开始时。这就是毛泽东后来批评的，“洛甫每天要开二十余人的中央会议。”成立“三人军事小组”后会已减少，但重要问题仍要集体讨论决定，绝不搞一言堂。毛泽东虽然不喜欢开会，但在成为领袖前还是要求适当多开会，使他的意见有发表机会并被采纳。二是重视发挥毛泽东在军事上的作用，“他决定由毛泽东同志负责军事工作”。因为从长征起他就非常佩服毛泽东的军事才能。“二次回遵义后，我看出周恩来同志领导战争无把握，故我提议要毛泽东同志去前方当前敌总指挥。”随后他又同意了毛泽东提出的成立以周恩来为组长的“三人军事小组”。长征途中，先后经过沙窝会议和1935年9月12日的俄界会议，才在他的主持下，先后决定毛泽东分工负责军事工作和出任红军缩编后的陕甘支队政委。从此，毛泽东和周恩来在军事指挥系统中的地位就完全调了个个儿，由毛为周的助手变成了周为毛的助手。还应指出的是，红军到达陕北后，在张闻天主持召开的下寺湾政治局会议上（1935年11月3日），又经他提议和会议通过成立新的中央军委（名义称西北军委），由毛泽东任主席，周恩来、彭德怀任副主席。最后，还是在他主持下召开的洛川会议上（1937年8月），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国红军中的最高统帅地位。
单从上列的军事方面即可看出，《人民日报》记者钱江和范伟国的下述论断之真实可信：“翔实可靠的资料证明，张闻天在担任总书记的三年多时间里逐渐加深了对毛泽东的认识，一步步将毛泽东推向党的领袖的岗位，并且“扶上马，送一程。’”
不但军事问题，而且在整个党对各条战线的领导上，作为总书记的张闻天和作为红军统帅的毛泽东，在这个时期也是互相尊重、密切合作，作到了珠联璧合的。在他们的领导下，粉碎了张国焘的分裂阴谋，胜利完成长征，把陕北变成领导全国革命的圣地，特别是实现了从内战向抗战的伟大战略转变。他们合作之密切，从这件事也可看出：从1935年10月抵达陕北，到1938年9月的六中全会，单是两人联名（多署“洛毛”）发出的电报有档案可查的即达286件。对他们来说，一生中两年内与人联署发电可能没有比这再多的了。毛泽东虽然分工主管军事（后来加上外交，即统战），但有关方针政策和其他重大问题，张闻天也总是要和他磋商，注意征求和尊重他的意见。标志着党的政治路线彻底转变的瓦窝堡会议（1935年12月），就是二人相互尊重、密切合作的典型例证。这是我们前面说过了的。而且会后由毛泽东传达决议精神报告（后来标题为《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积极分子会议，也是由总书记张闻天亲自主持的。
两人在重大问题上的相互支持、紧密配合，还能做到放弃自己原来的不成熟意见，接受对方的正确建议，体现了领导集体内的平等相待和民主作风。如处理西安事变，毛泽东就很快改变了他审蒋除蒋的一时想法（后来还作了检讨），同意了张闻天“争取南京政府正统”和争取“妥协派”的主张，也就是和平解决的方案。因为正像日本学者安藤正士所说，张闻天一开始就解决了如何对待国民党政府和蒋介石两个难题，为“制定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定下了基调”。而在红军东征问题上，则是张闻天放弃了他原先主张“北上宁夏”的方案，转而支持毛泽东东征山西的建议。当时一些人对渡河东征思想不通，博古、王稼祥反对，彭德怀犹豫，林彪不久前还提出把重点放到陕南。但张闻天坚决支持东征，不计较一些人的闲话（如王稼祥说他没主见，是跟毛泽东跑的“泥菩萨”），反而表示自己也要“到红军中去”，并代表常委宣布：“中央领导随主力行动”，后方组成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央局，显示了总书记亲自出征的决心。
直到1938年，张闻天同毛泽东的合作都是党中央总书记同红军最高统帅之间的合作，实行集体领导，各按分工行事。张闻天尊重毛泽东对军队的指挥领导，但其他重大问题也征求毛的意见。毛泽东除分工所管外，对其他问题如有意见总是向张闻天提出或建议开会讨论解决，而不越俎代庖和随意插手党务、组织、宣传等其他部门的具体事务。这本来是很正常的，也是历史事实。但是延安整风创建的党史学，为了突出毛泽东，总要把事情说成是：虽然从组织上讲张闻天是总书记（1982年起还按陈云一个人的意见改成负总责），但出主意的还是毛主席，一切大政方针都是毛主席决定的。有的甚而说，张闻天“作风民主，对毛很尊重，处处以‘配角’自居”，保证了毛泽东的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其实这些既无事实根据，道理上也讲不通，只是人云亦云。这主要还是由于这些党史学家严守延安整风定下的框架，只顾重复已有结论，而不顾历史事实。其实，张闻天本人在延安整风时那种强大压力下写的《反省笔记》，也只是说能开好遵义会议他“不过是一个‘配角’而已”，其他更多说的是同毛泽东同志站在一条战线上。即以我们上面列举的处理西安事变和召开瓦窑堡会议这两件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问题而论，张闻天显然起了政治领导作用，绝对不能视为“配角”。至于遵义会议并未确立毛泽东对全党全军的领导，确立的是以张闻天为首的集体领导，我在第一篇笔记中就已作过论述，这里就不再重复了。
但是也必须指出，张闻天同毛泽东这种总书记和红军统帅之间的合作，经过1937年《十二月会议》特别是1938年的六中全会，已发生了根本变化，成为主持日常党务工作的书记同正在形成中的全党全军领袖之间的合作。从此，在毛张关系上才可说张闻天做了“配角”，而且从整风起，连“配角”也不再是了。如上所述，《十二月会议》在组织上的变动就是在名次上毛泽东排在了第一位。这当然不会是王明、康生辈的意思。从事前（苏联着重宣传毛泽东）和事后（六中全会上王稼祥的传达）的情况看，显然是在贯彻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意图。这大概是与会者都有所理解的。而张闻天不仅心领神会，而且立即付诸实际，加以贯彻。正像许多后人和同代人的评价，他是个光明磊落、豁达睿智的人，从来不争权、不图名，多次表示并不热中于当领导，而是对理论和研究工作有兴趣。三年多名副其实的总书记，在历史赋予的角色中他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杨尚昆就说，“自从他主持党中央日常工作以后，一改过去党内那种家长制、一言堂的恶劣作风，党中央的领导核心团结协调，互相配合，革命事业顺利发展。”现在，这一历史任务已经完成，从革命实践中成长起来并得到上（共产国际）下（党内干部）认同的领袖已被“扶上马”。面对这一新的形势，他不恋栈、不消沉、激流勇退、甘当配角，全力支持毛泽东的领导（这一变化也反映在联署电报上。1938年毛张联名发报已大为减少，且署名顺序毛在前的为多，不像以前绝大多数为“洛、毛”。六中全会后，他们的联署电报已基本上没有了）。除做好按分工担负的份内工作外，特别值得指出的是他还在两个问题上对毛泽东起了重大作用。
一是支持毛泽东对王明及其他反对意见进行斗争。“十二月会议”后毛泽东虽已排名首位，但处境却有点孤立。这是因为：一来王明有点闹独立性，甚至想把中央移到武汉，不愿延安使用中央名义；二来领导上对某些问题的认识还未取得完全一致。在这种情况下，张闻天总是同毛泽东站在一起，根据不同对象和不同问题，有时用领导人联署形式如毛、洛、胡（刘少奇）等，有时用书记处名义，发出指示或答复问题，保证了中央的统一领导和毛泽东方针的贯彻执行。与此同时，他还一再提出要把总书记职位让给毛，因毛不同意而拖了下来。他在《反省笔记》中说，“六中全会期间我虽未把总书记一职让掉，但我的方针还是把工作逐渐转移，而不是把持不放。自王明同志留延工作后，我即把政治局会议地点，移到杨家岭毛泽东同志住处开，我只在形式上当主席，一切重大问题均由毛主席决定，……我实际上是做了宣传教育部门的工作。”既然张闻天这时还保留着总书记（起码是书记处书记）的头衔，那么毛泽东要和武汉的王明进行斗争，没有张的同意或签署，怎么可以用书记处名义或代表中央意见呢？可见在毛泽东成为实际上党的领袖后，张闻天的支持仍然是极其重要的。
二是在理论问题上张闻天也对毛泽东有不少帮助。延安时期是作为新民主主义理论与政策的毛泽东思想形成的时期，也是毛泽东本人理论创作的鼎盛时期。在这方面，他得到张闻天一些直接和间接的帮助，也就是说张闻天对新民主主义理论的形成做出过不小贡献。中央到陕北后，张闻天长期主管党的宣传教育工作。他重视理论，组织学习，对毛泽东钻研理论从正反两方面都起了推动作用，包括书籍供应、研究空气、无形压力等。直接贡献那就更多了，毛泽东思想中不少问题都可找到他的踪迹，一些名词也是他在党内首先使用而为毛泽东所沿用的，如“党八股”、“文化人”等。这里只举两个理论上的例子，以见一斑。一是关于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论述。张闻天留学苏联回国不久即参加了三十年代初著名的中国社会性质论战。所起作用，有如参加论战的一位积极分子薛暮桥所说，“张闻天同志是中国社会性质论战胜利的奠基人。”此后，他先后在江西共大和陕北红大，亲自讲授《中国革命基本问题》，内容包括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对象、动力、领导、前途等。到1938年我上抗大时已编成讲义，连同他编著的《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合称《中国问题》，成为一门必修课。后来《毛选》所载《中国革命和GCD》，内容与之大同小异，而且其中有的章节张闻天还分工参与起草。又如他起草的《遵义会议决议》，实际上是第一次对中国革命战争战略战术的全面系统总结。而关于抗日战争战略的持久战问题，他从1935年11月起草《瓦窝堡会议决议》起就曾一再提出。1937年8月洛川会议上，他关于抗日战争战略是持久战的论述更引起热烈讨论，会上毛泽东也作了精辟的概括。持久战的战略方针逐渐形成全党共识，“由毛泽东充实、发展并构建为完整的思想理论体系”，于1938年写出了《论持久战》。
举这几个例子（实际上要比这多得多）只是要说明，在张闻天和毛泽东合作的过程中是一种互助的关系，而且很难说谁对谁帮助更大些。过去那种毛泽东是教育者和张闻天只是受教育者的说法（包括张的检讨和毛的认可），是不完全合乎事实的，是个人崇拜的一种表现。
但是，最后必须指出，在两人合作得很好的这几年中，相互间也还存在有隔阂，虽然不占主导地位，但对日后却有重大影响，所以先要简单一提。从毛泽东方面来说，首先是因为同张闻天的合作多少带有勉强性质。他本来就看不起张闻天，但却不得不保持某种“君臣”关系（他戏称张为“明君”，自己为“大帅”），心中自然不服。所以他对师哲说，“在长征路上，他才用很大的耐心，隐忍着种种痛苦，极力接近张闻天”。同张合作竟感到痛苦，其不得已之情溢于言表。随着他权力的上升和对张闻天需要的减弱，在同张的关系上就显得越来越不耐烦了。而且这种厌烦情绪竟保持了一辈子。其次，他同张的作风、性格、爱好等也相差甚远，造成看不惯和谈不来。他把张闻天看成“洋房子先生”，“言必称希腊”（指马列），只了解苏联一些表面情况，对中国则“一事不懂”。而从张闻天这边看，他通过长期实践固然越来越佩服毛泽东的领导与军事指挥才能，但同时也觉得实在不好相处。一是感到毛这个人容易猜疑和记怨，而且很历害，在一起共事得处处留神（小心谨慎）。二是可能对毛的不大谈马列和新文化（特别是世界文明），而是言必中国“故纸堆”，有点不以为然。三是正像黄克诚所说，毛喜欢顺着来的人（像康生之类），他却不屑于此，也学不会，同毛合作有点出于相忍为党，因而被毛批评为清高。总之，由于双方存在诸如此类的因素，所以相互合作主要是基于政治上的需要，而缺乏私交，感情不深，做不到推诚相见。
张闻天同毛泽东的这种合作关系到1941年就结束了。而且随着上层整风的开始，张闻天也就永远退出了中央领导。
（三）延安整风后的张毛关系
从1941年到1945年的整风期间，张闻天和毛泽东的关系完全是一种检讨者和批判者的关系。虽然这时张闻天还保留着政治局委员的名分，但已不起相应的作用，甚至有些意见都没处提（例如他不同意抢救运动，但直到最后才同任弼时私下谈起）。有关这期间的情况，后面将有一章专门谈到，这里暂付阙如。
延安整风以后，张闻天虽然在党的七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政治局委员，“可是实际分工，只负责一个中央材料室，这是中央各部门中最小的一个单位。一个政治局委员，只管一个只有四五个人的小单位”。正好不久日本投降，中央决定开辟东北工作，他为了贯彻执行中央决定和自己深入实际，就恳切要求去东北做地方工作，并迅速得到中央和毛泽东的批准。  从此，他就永远结束了同毛泽东一起工作的历史，先是变成一种间接的（即中间隔了几层）领导和被领导关系，1959年后，连这种关系也告中断，完全被毛泽东打倒了。
我是1945年跟张闻天一起到东北的，1949年起在他的直接领导下工作。以前我曾在一篇文章中说过大意如下的一段话：在我看来，张闻天的革命生涯中有两段时间显得最为辉煌。首先是他担任总书记那几年，主持中央工作，为实现中国革命的战略转变、开展抗日统一战线新局面，做出了历史性的重大贡献。其次就是在东北先后担任合江和辽东省委书记期间。这两个省，地方都不大，但工作比较全面，有一定的独立自主性，容易发挥他的聪明才智。
在东北工作期间，除参加七届二中全会外，张闻天和毛泽东一直没有见过面，大概也没有什么直接联系。因为那时毛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指挥解放战争上，而张却是完全从事地方工作的，即使对毛泽东有报告和建议一般也要经过东北局。但张闻天的大体情况和重要意见，毛泽东还是有所了解的。例如关于农村供销合作社的盈利分红问题张同刘少奇的争论，后来他就明确表示同意张闻天的意见。应该说，张闻天在东北的四年地方工作还确实显示出了他的理论水平和领导才能，在实际工作中做出了重要贡献。例如全国土地工作会议后掀起的土改中“左”的偏向就被他顶住了。还有些重大的理论与政策问题意见为党中央和毛泽东吸收采纳，如新中国国民经济的构成等。当然也有些好的意见没能引起应有的注意，如解放后必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要对发展资本主义持积极态度，农业合作化不能操之过急等。对这后一点，薄一波曾叹惜其因未受到“充分重视”而造成农村工作的损失。当然，这些都与张毛关系无直接联系，只是说明延安整风后两人地位的根本变化和张虽仍持积极入世态度但已起不到很大作用了。
正当张闻天兴致盎然和得心应手地从事地方工作之际，1950年他被调去做外交工作，派任驻联合国首席代表。先是刘少奇等提议由章汉夫出任此职，并请示在苏联访问的毛泽东。毛同周恩来商议后复电改派张闻天。这一调动除表明当时对外交工作还不熟悉和对联合国工作的重视外，从张毛关系的角度看，也从工作性质、国际惯例、实际情况看，更不排除有“贬官”、“外放”之意，而不是过去人们说的表现了毛对张的器重。这样考虑的根据是：第一，“外交工作授权有限”、驻外使节只是执行政府指示、承办些国内委托的事务性工作、参加日常交际活动、反映情况等，且毛泽东在张闻天出使前还特别提醒他：“不说话是金，少说话是银”。第二，各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多为大使衔的副部长级，当时苏联东欧国家还没有见到有政治局委员出任此职的；第三，因外交工作授权有限，社会主义国家常对一些“特殊人物”派出国工作，含有“外放”、“贬谪”之意，如苏联1933年派反布哈林斗争中被撤去教育部长职务的卢那恰尔斯基任驻西班牙公使，1957年派被定为“反党集团”成员的莫洛托夫任驻蒙古大使，1953年维辛斯基由外交部长降为副部长、任驻联合国代表；中国党建国后派定为“教条宗派”并因对整风有点看法等原因在七大中委选举中落选的王稼祥为首任驻苏大使（毛泽东曾一再向斯大林告状，一次还当面指王十年内战时整他）等；第四，张闻天从未做过外事工作，而在延安时就从事外交（外国和国民党）工作的重要领导干部并不少，如叶剑英、杨尚昆、李克农等；第五，联合国去不成，张闻天即被改派为驻苏大使，以代替生病的王稼祥；第六，张闻天在驻苏大使任内曾通过陈云要求改行做经济工作。陈云写信告诉他，毛主席对他有看法，认为他骄傲，表示不拿下他的政治局委员是不好另行安排工作的。第七，1952年苏共十九大，中国党派以刘少奇为团长的代表团出席，团员有中央委员饶漱石、陈毅、王稼祥，候补委员刘长胜，然而却没有时为政治局委员的驻苏大使张闻天。其政治歧视太过明显，即不论党内地位，也不合乎社会主义国家关系惯例，当时一些外国人就觉得奇怪。
改行不成，张闻天就决心搞一辈子外交工作和国际问题研究了，而且是一心一意，乐此不疲。十年外交工作中，延安整风后所受歧视有增无减，政治局委员的虚位和实际职务间的差距继续拉大。早在东北，非政治局委员的同志如李富春等任东北局副书记时，他就只任常委兼一个小省的省委书记。政治局委员出任驻外大使的，在十多个社会主义国家中他也是罕见其匹（据我所知，只有一位保共政治局委员，因系长期流亡苏联的一位老太太留下做了保加利亚驻苏大使，不久即死于任所）。在大使任内，他同毛泽东既无直接工作关系，也无直接个人联系。与其他大使不同的，可能就是他经常积极通过外交部向毛泽东并中央反映情况和提建议，但很少听到有什么回音。后来周恩来感到工作实在太忙，对他做外交工作也还满意，遂建议调他任外交部副部长协助周主持常务。这又开创了共产党执政国家一个政治局委员当副部长的也许是空前绝后的特例。1956年，时隔十一年（七大党章规定为三年）召开党的八大，张闻天作了充分准备，打算以《论和平共处》为题作个发言。按理，一个政治局委员要求在党的代表大会上发一次言实属正常，但却并未获准，说是关于国际形势和外交政策有陈毅一篇发言就行了。因为在这之前好久就已内定陈毅代周恩来兼外交部长，所以一直不让张闻天在这方面多出头（从1955年起，许多外事活动，如参加在万隆举行的亚非会议、陪总理出访、接见重要外宾的陪见等，已多由陈毅出面）。
张闻天十年外交期间同毛泽东的关系，一般说来也还是正常的。毛泽东绝不会重用张，张自己也明白，并已安心于外交工作和国际问题研究的开拓，做到了尽心尽责，而且建树不少。关于国际形势和外交政策常有分析和建议报送毛、周；对外交业务和内部建设更做了许多开创性和奠基性的工作。但他仍然忧国忧民、一直注视和考虑全局问题，有时也向毛写信报告自己的看法和意见。对毛泽东定下的方针路线以及各项政策与作法，他都贯彻执行，照章办事。他一贯谨言慎行，从未表现出对毛的不满。但也使人感到，他对毛是有意见的，缺乏某些领导人那种“主席不离口”的崇拜感情。帮他起草文章或他自己亲笔写，一般都不用查找和引用毛泽东的语录。（例如他要我起草的在八大二次会上的发言《关于美国经济危机》，在《红旗》创刊号发表时，最后引毛泽东的话作结束，就是陈伯达给加上的。）平时看毛也是“无事不登三宝殿”。由于历史关系，夫人刘英过去同毛较熟，过一段时间总是建议一起去看毛，他多以“主席那么忙，又没什么事，打搅人家干什么”为词推托。据我几次目睹，他见到毛除谈正事外（或没正事，如参加跳舞），就只是沉默寡言，倒是刘英在旁可以搭上话。总之，使人感觉到张闻天同毛泽东之间存在着无形的隔阂。
在毛泽东方面，本来就看不起张闻天，延安整风后就更不在话下了。对张闻天喜欢发议论、提意见，他并不以为然。有些他认为正确的意见而加以采纳，也只是视为“从群众中来”，并不认张的帐，如关于新中国的经济构成。张的一些报告，他至多是批给大家看。如1959年庐山会议开始时，对张报上来的在外交部务虚会上的总结发言《关于若干国际问题的意见》曾批示：“印发各同志，很可以一看。”也就如此而已。实际上，建国后毛对张已越来越厌烦，有时讲到历史问题也是有意褒王稼祥而贬张闻天（如说“遵义会议王稼祥投了关键的一票”）。在毛看来，延安整风后张闻天内心并未服，思想并未通。因为延安整风树起的一个正确与错误的标准就是以对毛的态度划线。此后，随着个人崇拜的不断升级，这一标准也越来越严。个人崇拜的天然要求是歌功颂德和少提以至不提缺点与批评。张闻天并不是不了解这点，但他从思想上就反对个人崇拜，既不会歌功颂德和顺着来，又喜欢揭露缺点和提意见，所以使毛越来越反感。下面的例子很能说明问题。张1958年4月到上海、杭州参观访问，26日写信向毛泽东汇报，本想在肯定和赞扬大跃进的同时指出存在的问题和缺点，后经一再考虑，定稿时还是删去了要提的缺点和意见，只剩下赞扬。毛看后认为是张的进步，遂于5月8日回信说，“你这个人通了，我表示热烈的欢迎和祝贺。我一直不大满意你。在延安时曾对你有五个字的批评，你记得吗？进城后，我对陈云、恩来几次说过，你有严重的书生气，不大懂实际。记得也对你当面说过。今天看这个报告，引起我对你热情欢迎。”接着说，上述看法，“可能对你估计过高，即书生气，大少爷气，还没有完全去掉，还没有完全实际化。若果如此，也不要紧，你继续进步就是了。但你过去能写出现在的报告吗？能有这样的无产阶级感情吗？能有这样感人的气氛吗？在我看来，没有。现在有了，通了，群众化了，因此向你致贺。”转录这么多，不但是为了说明毛喜欢报喜不报忧，也为了活灵活现地显示出毛的“帝王”气魄，对张闻天这个“臣下”已毫无平等可言，同时还暴露他对搞崇拜自己的人很容易受骗（所以康生“值得信赖”）。因为不久后的事实证明，张闻天并没有“通”，而且真正脱离群众、“不大懂实际”的也不是张闻天，恰巧相反，而是批评者自己。否则中国的生产力和生态环境不会遭到那样严重的破怀，不会有三年困难和饿死三四千万人。从发展轨迹看，进城后两人的思想就渐行渐远，距离越来越大，个人关系也日益变得貌合神离。张对毛是敬而远之，毛对张是厌恶、歧视、以至侮辱。特别是政治路线和思想作风上的分歧，使他们之间的冲突成为不可避免，并终于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爆发了。而其结局又说明，延安整风立下的以毛划线已发展成铁的纪律，个人完全凌驾于一切党规国法之上。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人民再经历二十多年的苦难（反右派、大跃进、三年困难、社教四清、“文革”十年），也就没什么奇怪了。
张闻天一直忠于马克思主义。庐山会议后他虽受着屈辱的待遇，不断的批判，不断的检查，还从1962年9月起被“专案”审查，取消参加中央会议和阅读中央文件的资格，但仍孜孜不倦地钻研马列理论和中国的实际问题，写出了大量笔记和文稿，提出许多独到的见解。但由于当时的处境，他不得不采取一些特别的做法，即送请毛泽东审阅指正的文稿，都是较虚的理论问题和反修、颂毛的学习笔记，另外一些确有见解、虽尽量含蓄但仍顾虑有犯忌内容的材料，就没有上报。例如《张闻天文集》收集刊印他在庐山会议后的文稿共三十篇，其中除一篇关于集市贸易问题给毛并中央的报告、一篇谈纯理论的《关于生产关系的两重性问题》外，其余二十八篇都没有报送过毛。其实，就是报送毛的许多读书笔记和报告文稿，毛也基本上不看。据说连那篇谈集市贸易的报告都没看，还是从康生咀里听到的。在一次中央会议上，康生进谗言说，张闻天现在和孙冶方又在搞利别尔曼一套。毛说，好啊，让他们去上街（指闹事）。那篇建议开放市场的报告也就成了张闻天的翻案活动和一项新的重大“罪行”。
张闻天虽然对庐山会议以来的批判内心并未服气，正像他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所承认的：1962年1月中央扩大的工作会议，使我觉得我在庐山会议上发表的一些观点是没有多大错误的，会上的反右斗争是过火的。但他为了照顾大局和使自己能留在党内，还是不断地检讨，特别是寄希望于毛泽东并经常写信。据《张闻天年谱》主编张培森统计，从庐山会议后到去世前共给毛泽东写了三十二封信（先多后少）。内容主要是顺着毛的恭维的话和提点要求，如：附送报告文稿和《读书笔记》、汇报思想和工作以至被斗情况、对重大政治事件的表态、要求作结论和分配工作以及要求接见等。可惜，毛泽东没有再见过他，他的信也大多没有下文。庐山会议后对他的认罪信，毛有“我以极大的热情欢迎洛甫这封信”的批示，并曾送给他看过，此后他再没得到过任何回信。据《张闻天年谱》记载，仅1960到1962年，张给毛就写了十三封信。毛有批示的七封。其中五封只是批给几位中央领导同志传阅和存档。另两封有些内容。一封是参加八届九中全会后致函毛，表示拥护毛的讲话，并恳切申明“里通外国”是“实属莫须有的事情”，但仍决心放下包袱，做好中央分配的调研工作，“无负于一个共产党员所应尽的责任”。毛1961年1月22日看过批道：“已电话告张闻天同志，信已收到，看过，同意他对问题所取态度。”另一封是参加1962年初“七千人大会”后给毛的信，表示拥护刘少奇的报告和毛的讲话，并附送《关于苏共危机的感想》一文。毛于2月22日写信给刘少奇、邓小平说，“张闻天同志来信一件，意见一件，请考虑印发常委、书记处各同志，再加陈伯达、康生、定一同志。请他们研究一下。此人是个动摇分子，累犯错误。他说的是否可信，值得研究。”此信也从侧面说明，毛对“七千人大会”和刘少奇报告不尽如意。1962年后，毛对张的来信已很少置理，只有1965年对来信中的两封批示传阅存档。但是毛对张闻天并没有置诸脑后和不再关注，包括紧张混乱的“文革”时期。和一些有意为毛泽东开脱的说法（如胡乔木所说，在“文革”中毛对彭德怀、刘少奇、贺龙、陶铸等人在什么地方、受什么虐待等情况都不知道）相反，毛对以前的中央领导人，包括早己打倒的张闻天，一直都极为关注。
“文革”中批斗和游斗彭德怀和张闻天，在北京大概是无人不晓，何况毛泽东。而且对张闻天的待遇、处理和行止，毛也一直在关注着，无人可擅自作主。例如1968年3月15日“王明、苏修特务专案组”报告：鉴于张闻天的“罪行”和态度，建议将他和刘英送卫戍区“监护”。康生4月12在报告上批示：“张闻天问题要请示主席林副主席。”1968年5月17日谢富治手谕：“中央决定叛党叛国分子张闻天、刘英二人在家实行监护。”1969年10月20日，中央办公厅负责人宣布：毛主席批准解除监护，张的问题是人民内部矛盾，为战备疏散，遣送广东中小城市。此后，张一再给毛写信，要求调回北京，恢复组织生活和分配点工作。1974年1月19日，周恩来批示要汪东兴落实毛泽东指示，让张、刘参加地方党的生活和工作。1月20日广东省委组织部即通知恢复张、刘组织生活，享受县（团）级政治待遇。后来张给毛写信，“希望回到北京生活和养病”。10月18日毛答复：到北京住恐不合适，可另换一地方居住。据此，张要求以上海为养老地点，但被驳回。最后获准去无锡安家，住不到一年即病逝于此，他和毛泽东的生前联系也就自然中断。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张毛二人谈不上有什么私交和个人友谊，也没有多少学术交流和学问磋商，连聊天的共同语言都不多，他们的关系主要是建立在共同革命理念上的政治上的结合。那么从政治着眼，也就是过去强调的提到路线的高度看，张毛关系的这三大阶段大概可归纳如下：第一阶段，即长征前，基本上是张闻天错误和毛泽东正确。说基本上，是因为张也有正确的地方，如反对文艺界的关门主义和在苏区同博古的斗争等；毛也有错误的地方，如肃反中错杀几千干部战士和逼出“富田事变”又错误处理等。这个时期虽然还不能说毛有一条完整的正确路线，但当时是军事第一，而毛在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和战略战术等根本问题上还是正确的。第二阶段，从遵义会议到全国解放。这期间，虽然中间夹了个延安整风，双方地位有极大变化，但政治路线上一致，基本上都正确。第三阶段是建国后的二十多年。在这个长时期里，毛泽东也有一些建树，但就全局看，基本路线是错误的，其根源大多可以追溯到延安整风。张闻天基本上是跟着毛泽东走的，但在许多问题上有自己的不同看法。历史证明，这些看法是正确的。因此总的看来，可以说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泽东基本上是错的，张闻天基本上是对的（只是就思想而言，行动上还得执行毛泽东的）。这三个阶段，还可用张闻天自己检讨的话说，就是：遵义会议前，“当时我在中央工作，我是反对毛泽东同志的”；遵义会议到延安整风，“还有点分庭抗礼的味道”，整风后开始信服，只是对审干有过意见；“对主席过去革命时期的一套方针、政策和办法是相信的（革命胜利也已证明），但对这一套建设社会主义的新办法，是否行，有怀疑。”
最后就相互态度来说，则可分为这样三个阶段：遵义会议前，张对毛是轻视与忽视；毛对张是内心看不起，表面还得应付。遵义会议到延安整风前，张对毛是尊重与崇敬；毛对张是表面尊重，实际上仍看不起。从整风起直到“文革”，张对毛是既有个人崇拜，又有不满和意见，而且天平逐渐后倾；毛对张是不平等相待，政治上压制，人格不尊重，从批评的讽刺挖苦到借口打倒，使张闻天过了三十年的一半失意和一半屈辱生活。但就张闻天来说，他始终忠于毛泽东，如同在庐山和接着的第三次全国外事会议作检讨时所说，他的动机只是想提醒主席和中央注意，尽早认识与纠正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绝无意要反对毛主席，更谈不到打倒了。他说，毛主席那么高的威信，就是谁想打也打不倒。这确是他至死未变的想法和态度，因而对他后来的遭遇一直就感到委屈。平心而论，遵义会议后，张闻天确实对毛泽东只有合作、拥戴，而没有一丝一毫对不起的地方。
关于张毛关系就写到这里。需要说明的是：第一，张毛的关系悠久而曲折，一本书也说不完，所以只能挂一漏万地做点简单回顾；第二，我是有意识地在这些叙述中尽量排除主观的猜测和设想，甚至连我同张闻天十多年的接触与谈话都不加引用，更不用说主观的估计和判断了。对双方关系力求做到实事求是，“不虚美，不隐恶”。

作者: 李旧苗 时间: 2008-8-4 15:50

二、张闻天与毛泽东的差异和比较
谈过张闻天和毛泽东的关系，就容易联想到他们的差异和比较。但这个题目更大，单是其中的某些部分，例如政策思想和理论问题，都是须有专门研究的大工程。可我原先既无研究，现在又来不及研究，所以只能就个人的了解作点简单叙述。需要说明的是，这样做，正像有的党史专家所说，“把张闻天和毛泽东放在一起比较，并不是要抬谁贬谁”。在我，只是想从各人思想、素质等方面的差异来了解他们关系发展的前因后果，以及这些差异对延安整风和中国历史发展的影响，也并不同意“因为历史早为他们各自做出最为公正的结论”之说。实际上，即使比较公正的结论，现在还没有做出，看来今后一个相当时期也很难做出。这正是要对他们两人做点比较的原因之一。而这个比较之所以着重讲差异，并不是由于相同点不重要或者不多，而是因为太多太广泛，如共同的信仰、共同的追求、基本相同的政治基础、相当时期的并肩战斗、勤奋好学、知识渊博、有文学天赋（如另走条路，毛可成为多产的大诗人，张可成为著名的作家）等等。这些，人们都较为清楚，也容易理解。而差异的对比，则可以从不同侧面看出各人的素质、特性、优点缺点、发展变化等。只是对此未能找到什么参考材料和立论依据，只好按自己的了解与判断，不分轻重和不讲逻辑地作点举一反三的说明。
（一）领导才能
历史证明张闻天和毛泽东都有高超的领导才能。如上所述，张闻天在做总书记时期就已表现出他善于总结经验、坚持集体领导、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精神，因而主持中央工作实现了伟大的战略转变。后来的三十多年，他在各方面更加成熟，却又失掉机会，无以展才。在工作上，机遇是个极为重要的问题。一方面军（三个方面军会合时人数不到四方面军的三分之一）出了八大元帅。二、四方面军只各出了一个元帅，不能说与此丝毫无关。因为无论你有多大的才能，不给你机会，不让你“锥处囊中”，再大的本领也是无法和无处现露出来的。而张闻天在延安整风后的处境，就大致如此。而且事实证明，在重视经济社会文化的发展、跟上时代潮流、以世界眼光看问题等方面，张闻天要远胜过毛泽东。这也是建国后两人思想以至关系渐行渐远的原因之一。但总的说来，论领导能力，毛泽东终究要比他高出许多。当他还埋头于文学和只注重书本的时候，毛泽东就已领导过工农兵学运动，有了广泛的社会经历和深厚的生活基础，成为全国性的政治人物，参与了党的缔造，担任过国共两党的重要领导职务，能够做到多谋善断，随机应变，运筹帷幄，干群用命。他还是红军和根据地的主要创建者，精通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战术，在军队、地方、党内外都有广泛影响。张闻天则没有指挥过军队，在干群中影响小得多，更不用说在全国了。就是在做人处事上，毛泽东也早已深沉老练，张闻天却始终带有书生气。例如徐向前说到西路军失败后他回到延安时的情况：“刚到延安，毛主席就接见了我。”“他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你能回来就好，有鸡就有蛋。这话使我很受感动。张闻天见我则不同，责备了一番，我没吭气。”这可能写的有些过分，但还是可以多少说明毛张在待人上的差异。又如刘英说，张闻天任总书记时，一次关向应有事找他。他正在写东西，请关坐下等一会儿。关等了约半小时，看他连头也不抬，就悄悄走了。刘英告诉他后，他抬头一看，关已去远。所以刘英说，他真是个书呆子。此外，张闻天还显得有点只讲原则，不够灵活，批评人不大讲情面，虽然并不整人，但却得罪人不少。党的八大选举，他得的票数竟在刘晓之下，外交部党组会上就曾议论过。最后应说明的是，建国后毛泽东更进一步登上神坛，张闻天则从不断下滑直到长期沦为阶下囚，两人的领导才能已无法可比了。
（二）政策思想
毛泽东有作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和政策的毛泽东思想，张闻天却没有一套显示于世的完全属于他自己的体系。在民主革命阶段，张闻天确有不少光辉的政策思想，但那都属于对毛泽东思想的部分贡献，被纳入毛泽东思想的范围，何况在1935年以前还犯过严重的“左”倾错误。当然，“毛泽东思想是GCD集体智慧的结晶”，它的核心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也不是毛泽东一个人想出来的。在他之前，斯大林就已指出，“中国革命的特点之一和优点之一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通过革命军队来影响农民”。在他提出“上山”和“枪杆子里出政权”的同时甚至更早，一些党的领导人和地方干部也都提出过类似的主张。例如湖南省委领导人郭亮在“八七会议”前就已到各地督促执行武装暴动计划，主张上山“当大王”。“八七会议”后，各地的起义、暴动更是遍地开花，而大多数根据地也是在瞿秋白领导时期创建的。但是能够坚持实践和总结出一套完整的理论和政策，并取得最后胜利的还是毛泽东。这也是他成为新中国主要缔造者和一代伟人的原因所在。在这方面，张闻天是无法与之相比的。只是建国后，毛泽东在思想政策上频频失误，犯了一系列严重的“左”倾冒险错误。这就是人们说的，要把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的晚年（时间很长）错误区别开来。张闻天建国后并无机会提出一整套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和政策，但在一些重大的政策思想上同毛泽东却有原则的分歧。这里只举数例以作说明。张闻天主张解放后党的工作应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集中力量发展生产，要搞一个较长时期的新民主主义；毛泽东强调阶级斗争，并在取得政权后即开始实行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张闻天提倡面向世界，抓和平建设，首先是“把自己的事情办好”；毛泽东则致力于反帝和搞世界革命，并争着当头。张闻天一贯强调民主，对集体领导身体力行，反对突出个人（自己也不愿意出头露面）和搞个人崇拜；毛泽东一贯强调高度集中，实行独断专行，以对自己的态度划线，大搞个人崇拜。张闻天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提倡独立思考和兼容并蓄，总是尽其所能帮助和保护知识分子；毛泽东认为读书越多越蠢，知识越多越反动，知识分子属于资产阶级范围，必须经常敲打，摧残了大批专家学者和优秀人才，推行文化专制和“舆论一律”，严格限制言论自由。张闻天反对经济建设中搞群众运动，主张按经济规律办事，对历次政治运动持消极态度；毛泽东热中于搞群众运动，用斗争和运动推动各项工作，造成很大的损失和危害，以及其他等等。以上所举只是开个头，有些问题下面还将进一步展开讨论。其中许多问题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曾得到一定程度的反映。而历史做出结论又是，“庐山出现的这一场斗争”，并不是毛泽东说的“是一场阶级斗争”，更准确些，应说成两条路线的斗争。至于谁对谁错，大约不会再有什么争论了。
（三）理论与实际
在这个问题上进行比较，可以看出两个显著特点。一是张闻天始终热中于钻研理论，“在党内是以理论家闻名的”；毛泽东更重视实践，被称为“实干家”，相对说来对钻研马列兴趣不浓，也没下过功夫。二是两人的发展轨迹有点背道而驰：张闻天从开始的教条主义逐渐变为能够深入实际、调查研究、理论联系实际，得出较正确的政策思想；而一直强调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毛泽东，在进入建设时期，却变得“逐渐骄傲起来，逐渐脱离实际和脱离群众，主观主义和个人专断作风日益严重”。平心而论，单就马列理论的水平而言，张闻天要比毛泽东高得多，读的马列著作也多得多和熟得多。例如被恩格斯称为工人阶级的《圣经》、列宁称为马克思主义“百科全书”的《资本论》，据我所知，张闻天就至少精读过四五遍。而“毛大概没有读过《资本论》”，对政治经济学“没有下过大功夫”，“喜欢读古书， ……曾经认为‘马克思可用的东西不多了’，说经典著作读起来没味道”。至于说到“马列主义中国化”，张闻天提的不比毛泽东晚。同样在六届六中全会上，他的组织工作报告（提纲）中就提到，“要认真的使马列主义中国化，使它为中国最广大的人民所接受。”而且整个说来，即使以现在的认识来看，他在1938年六中全会上关于组织问题的报告（提纲）并没大错，既非整风中有人说的主观主义的典型，也不是党八股的代表作（因系提纲，所以被讽为“甲乙丙丁，开中药铺”），水平决不在毛泽东的政治报告《论新阶段》之下。在任总书记时期，他开拓和执行了符合中国实际的路线，在解放战争期间做地方工作，对中国社会的认识就更深了一层。但是历史地看，张闻天对中国实际的了解和认识的深度确比毛泽东要差些。这是因为照我的理解，所谓“中国实际”，应包括现实中国和传统中国两个方面。这就是从过去到现在，当然还要面向世界和面向未来。毛泽东由于太熟悉传统，因而多少受其束缚，对面向未来、面向世界和面向现代化就重视不够。这大约是他晚年脱离实际和脱离群众的重要原因之一。这里举个易为人们忽视的例子。号称以农民运动起家和最了解农民的毛泽东，进城后却用斯大林的办法剥夺农民搞工业化，实行城乡二元结构，把农民变成二等公民（梁漱溟因说“农民在九地之下”而遭到残酷斗争和无情打击），用户口制妨碍城市化和消灭城乡差别，致使至今存在严重的“三农问题”。这总不能说合乎中国实际和时代潮流。要说是理论联系实际，那理论也是斯大林的，并非马克思主义。至于迅速完成三大改造，搞穷过渡，制造农村社会主义高潮，发动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掀起大跃进和反右倾造成三年困难，没有根据地强调和人为地制造阶级和阶级斗争，以及最后发动“文化大革命”。这都越来越严重地脱离实际和脱离群众，但却能够行得通、站得住，而且毛主席的威信反而更高，当然都与中国的传统有关，即几千年的皇权和专制主义影响，再加上延安整风造成的一套体制、规则和不断加温的造神运动（个人崇拜），也使毛泽东以“马克思加秦始皇”自诩。毛对中国的封建专制传统了解得既深且透，活学活用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这是张闻天无法望其项背的。所以张常说主席对中国历史熟，会用权术。1962年9月17日张在中央工作会议小组会上被迫检讨交代时就再次承认，“说了主席的坏话，如说主席整人很厉害，主席对人也使用些‘权术’，要防止斯大林后期的错误。”庐山会议曾使许多人感到痛心：zhonggong中央的全会（还有所扩大），聚集了当代中国的伟人和精英，可竟没有一个人敢站出来坚持实事求是、说句真话！连张闻天、彭德怀、黄克诚等也痛斥自己、拥护《决议》。估计多数人是心口不一，是为了“顾全大局”和“维护领袖威信”而这样做的，但也不能忽略党内长期威慑所起的作用。这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都是完全不可想象的。可见传统影响之大，还是“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臣罪当诛兮，天王圣明”的封建思想意识在作怪。传统在“实际”中的地位并不限于此。毛泽东思想之为马列主义同中国实际结合，这“实际”中重要一部分就属于传统。如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更多的就不是来源于马列主义，而主要是中国历史中农民起义、占山为王等经验的继承和发展。经过庐山会议，张闻天也更悟出了学中国历史的重要，竟和彭德怀不约而同地读起了《资治通鉴》。总之，除了1935前十年，就整个一生而言，把张闻天目为“本本主义”和“教条主义”，是不公平也不合乎事实的。把毛泽东称为马列主义与中国实际结合的代表，也只适用于民主革命中的一个时期，建国后的主观主义（唯意志论）、教条主义（自己的和照搬苏联的，还有对马列的片面和机械理解，以及某些曲解如资产阶级法权等），则要比张闻天严重得多。
（四）国际与外交
专门提出讨论这一问题是因为：张闻天做了十年外交工作；这个问题比较重要，过去还没讨论过；由于工作关系  这一时期的情况我也有些了解。但这方面问题涉及面太广，我还计划写一本有关新中国头十年外交中若干问题的书，所以这里不拟详细讨论，只择以下几点为例做些简单说明。
1、关于和战问题。张闻天认为，“当今世界的主要趋势是和平而不是战争”，新的世界大战是可以避免的，不能“把战争与和平的可能性看作是半斤八两”，“不仅要争取持久和平，而且要争取永久和平”。促进国际形势趋向缓和有利于我国经济建设。他也从不把战争与革命联系在一起，而是强调和平竞赛，“因此，和平共处原则就成了社会主义国家对外政策的总方针”。毛泽东同样主张争取世界和平，但认为世界大战不可避免，常强调帝国主义一定要打仗，问题只在于“是战争引起革命，还是革命制止战争”。而且“现在是帝国主义怕我们的时代”，即使“第三次世界大战准备打上十年吧”，人类“可能损失一半”，也“只好横下一条心，打完了仗再建设”。他后来提出的口号也是：“备战、备荒、为人民”；“保卫祖国，准备打仗”，甚至干脆主张“立足于早打、大打、打核战争”。观察和估量国际形势，也是认为紧张更不利于帝国主义，因此还要主动制造点紧张，使他们不得安宁。
2、对世界革命和民族独立运动的看法。张闻天认为，二战后世界出现的是民族民主革命高潮，在相当时期内都不会有社会主义革命形势，资本主义还有较强的生命力。民族独立运动一般是资产阶级领导，建立的也是民族主义国家，但都具有历史进步性。1955年还明确提出，战后形势已改变了《新民主主义论》关于民族民主革命只能由无产阶级领导和“建立新民主主义的社会”的论断。他一再强调“革命决不能输出”，对民族主义国家，“要向它们证明，我们并不想挖它们的墙角”。“我们的主要任务就是把自己的事情办好”。在外援上不能“打肿脸充胖子”。毛泽东则趋向于推进世界革命，要充当世界反帝的头（“要顶住美帝国主义的大肚子”）。1958年对《新民主主义论》的修正，只涉及原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民族资产阶级在两个阵营中可能采取中间立场的问题，仍坚持这些国家要继续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并向社会主义过渡，把当权的资产阶级列为“帝、修、反”中的“反”，号召和支援（按情况给予政治、经济以至军事援助）各国人民起来推翻它们。进而得出世界范围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战略，成为一些国家所谓“毛派”游击队的理论基础。
3、在对外关系上，张闻天主张面向世界，争取早日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建交（曾专门写报告建议同英国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发展商贸关系，推进文化交流，引进外国的资金特别是技术。他在建国前所写东北经济构成的报告中即提出六种经济，内包括“秋林经济”（当时苏联在哈尔滨办了个秋林公司。张以此名词代表利用外资）一项，后被毛泽东、刘少奇修改时删去，剩下五种。毛泽东也提倡面向世界，但多半是面向世界革命，实际上执行的是闭关自守政策。先提出 “打扫干净房子再请客”，后发展为“关起门来，自力更生地建设社会主义”。认为同美英等西方国家迟点建交好，美国越搞经济封锁对我越有利，也不急于参加联合国（五十年代还曾提出，要参加得满足先决条件：撤销宣布中朝为侵略者的决议，通过美国为侵略者的决议，修改联合国宪章。行不通，就和印尼的苏加诺筹组“新兴力量国家”的联合国）。所以邓小平在谈及对外开放时曾说，“总结历史经验，中国长期处于停滞和落后状态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闭关自守。经验证明，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能成功的，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
4、张闻天和毛泽东都提倡勤俭办外交，但张的要求更高，处处强调节俭，并且身体力行。毛却喜欢讲点排场，特别是总想出头，以大国和援助者自居。1953和1955年，张曾先后建议对国家庆典和外交礼宾应根据朴素大方原则和国际惯例进行改革或重新规定。如一年两次（五一和十一）检阅游行、国际和外交事件动辄百万人上街（庆贺、声援、夹道欢迎等）应予精简。外援要量力而行，适当减少。对外关系中的礼宾工作也须改革和简化，反对铺张浪费、弄虚作假、讲排场、摆阔气。但必须照顾国际法、遵守国际惯例，不能为所欲为。他的意见，有些被采纳了如五一庆典等，但礼宾改革却遭到反对，没能行得通。因为毛泽东实际上还是喜欢规模声势大些，特别是以个人好恶任意行事。如对伏罗希洛夫的接待就故意弄得过分盛大（夹道欢迎等），对赫鲁晓夫则很不礼貌，一次在赫刚到北京下榻处，未及休息就被接到中南海游泳池由毛穿着泳衣接见。对一些国家或政党，高兴时可以鼎力相助（如柬埔寨的红色高棉），不高兴时不惜断绝关系（如日共）。毛在外交上不愿受约束，认为可以“无法无天”，藐视国际惯例，实行以我划线。例如对当时的社会主义国家和第三世界，凡同苏（“修”）关系好、不接受毛泽东思想的，就一律归到“帝修反”一边。结果只是孤立了自己。为了推行世界革命和打倒“帝修反”特别是苏“修”，对外援助也不断加码。除朝、越、阿、柬等友好国家外，对一些当时人均收入已大大高出我许多的国家如马耳他、叙利亚（还是主动提出）等，也要援助。致使外援达到顶峰的1973年竟占国家财政支出的百分之七以上（二十年后的1993年降为0.36%）。但张闻天在外交礼宾和节俭上也都有很大缺陷。一是对交际活动如接见外宾、送往迎来等有些厌烦，不愿多交际，更少同外国人交朋友，原因除个人性格外，也可能是为了珍惜时间和避（里通外国）嫌。二是过分节俭，影响外交的开展。例如我们在驻苏使馆工作四年，张闻天没有一次派人或组织去外地参观访问，大家几乎都没有离开过使馆。一次几个人去列宁格勒访问，旅程食宿还是自费，实在显得有点寒碜。
下面特别提出两个党内生活问题讨论，是因为它们比较重要，而两人在这上面的差异也显得突出，表现为各执一端，至死不改。
（五）民主和集中
张闻天强调民主，不但理论上提倡，而且身体力行。这也许与他五四运动后接受西方文化较多、而中国传统观念较弱有关。毛泽东更强调集中。延安整风为他的集中领导奠定了基础，建国后更逐渐发展到个人专断、凌驾于党之上、破坏集体领导和民主集中制的地步。而且这也是由来者渐，早就可以看出。例如1940年在延安时，张毛两人在同一会上讲中国新文化的方向，张先提为“民族的、民主的、科学的、大众的”，毛泽东后提为“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去掉“民主的”一项，就已显示了原则的区别。从两人对民主的论述中更可看出这种差别。毛泽东明确指出，民主是手段。他在谈到民主时，几乎不提选举权和罢免权，多是强调发扬民主以提高下级和群众的积极性，因此总是讲，要让大家说话，领导者要硬着头皮听，顶多是提倡“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即以在延安同黄炎培的著名谈话而言，也是笼统提到民主和人民可以监督政府，而没有强调群众当家作主，可以起来罢免和改换政府领导人员。张闻天没见到讲过民主是目的还是手段的话，但从他一再提“为自由民主奋斗”看，民主不但是手段更重要的还是目的。讲到民主时，他从苏区起就一直强调选举权与召回（罢免）权，在东北做地方工作时更是付诸实践，有时做得还有些超出党章的规定。如在开辟新区和进行土改时，对发展党员时采取过“自报公议党批准”的作法（因那里没党员，想入党的找不到介绍人，于是就用经群众公议认可后报党组织批准并帮其找介绍人的办法）。对于实行集体领导，张闻天更是终生不逾，稍为重要一点的问题都要在相关的会议上解决，而避免个人拍板。因此他的领导就显得会议特多。他也能做到从谏如流。毛泽东批评他遵义会议后主持中央工作“每天要开二十余人的会”。他当即接受毛的建议，成立了以周恩来为首的三人军事小组。但他还是坚持重要问题会议解决，因而还是会多。当总书记，中央的会多；当省委书记，省委的会多；当大使，馆务会多；主持外交部常务，部领导每天开碰头会；直到被打倒后无权再召开任何会议。相反，整风后毛泽东是逐渐取消集体领导，党章有关各种会期的规定多成具文。不但代表大会、中央全会随意拖延不按时召开，就是政治局和书记处的会也带有极大的随意性，时间随便定，出席的人也没定规，致使身为七届中央政治局委员的张闻天，在七大过了七八年后还有一次问我，“林老是不是政治局委员？”（因林伯渠给苏联《真理报》写了文章，对方要问身份）。我说，“你们不是常在一起开会，怎么还不知道？”他说，“政治局不大开会。”既如此，作为一个省委书记或驻外大使，他又怎样能发挥政治局委员的作用呢？至于民主集中制中的少数服从多数，延安整风后，特别是建国后，已逐渐演变成大家服从一人了。例如抗美援朝、向社会主义过渡、农业加速合作化等，都是多数从不同意转向跟着毛主席走。到1957年的反“反冒进”和1959年的庐山会议，就已达到登峰造极的程度，“文化大革命”就更不用说了。
（六）群众运动和群众路线
这两者虽有联系，但并不是一回事。而且群众运动的内涵和外延都不十分清晰，往往大运动中还套多少不一的小运动。以前的情况不很清楚，从延安时期起就已经常大搞群众运动。我赶上参加的就有生产运动、学习运动、整风运动、抢救运动等等。建国后更是运动不断。张闻天对建国后的群众运动，态度大致分两种。他明确反对用群众运动搞经济建设，因为他精通经济学，主张按经济规律办事。这曾是后来受批判的重点之一。对于政治运动，他未敢明确反对，但多持消极态度。运动来了，他不能不应付，照例作动员和总结报告。但在运动中我看他的重点是注意教育和防“左”。以反右派为例。他先是在东南亚视察使馆工作迟迟不归，直到周恩来一再电催才回来，这时已划了一批右派。他接手主管后，面对“积极分子”的热情干劲和对他的压力，但他还是强调慎重，提出能不划就不划。各单位提出要划的对象后，他总是说“再研究研究”，甚至找点借口保护著名知识分子。如著名学者老党员陈翰笙，下面一定要划，他拖不过去时，就提个理由说，鑑于陈过去的历史和贡献，就把他看作“党内的民主人士”吧，划成严重右倾也可以了。结果，外交部前后只划了三十多人，不到全体干部的百分之一（连驻外使馆约四千人）。而有的知识分子成堆的机关划的却在百分之十以上。最后处理，他也尽量设法做到量才使用，如调去研究所或搞翻译，而不是送往边疆省份了事。所以1959年庐山会议后的外事会议上就批判他包庇和保护右派。毛泽东则完全相反。他几乎可称为制造群众运动的专家，延安整风后就更加热中于群众运动了。其实过去的许多群众运动并非群众自愿或自发地起来参加，而是运动群众，如延安的抢救运动、建国后的反右派、反右倾、“四清”、“文化大革命”、抓“五一六”等等。这方面情况人们尽知，无须多谈。
再看被列为毛泽东思想基本特征之一的群众路线问题。这是毛泽东的创造，表面上看，张毛两人的说法似乎也一致。但仔细考究起来，还是有根本的区别，根源就在对民主的理解上。张闻天做辽东省委书记时我在省青委工作。一次他在干部大会上作群众路线的报告，要我记录整理以便发表。他的观点主要为：“人民群众是主人”。他说，人民是新社会的主人，是最高统治者，干部是人民的勤务员，是人民选举出来为自己服务的，服务不好，可以随时撤换。他认为这种民主制度现在有些地方还没做到，是因为一方面某些领导者往往把主人和勤务员的关系颠倒了过来，一方面群众也把党政领导当成官老爷，顺着来，不敢得罪他们。张闻天不仅坚持这种民主思想和作风，而且在可能的条件下也照此实践，如在东北做地方工作的一个时期。毛泽东的群众路线则只是一种好的领导方法。他提出为人民服务和依靠人民，听取群众意见，一再讲“让人说话，天塌不下来”，特别是强调“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实质上，所有这些都并不意味着真的要人民当家作主，而是为了使领导不要脱离群众。所以在毛泽东的言论和实践中，不但从不强调群众的选举权和罢免权，也不重视群众的知情权和监督权。这也是为什么群众路线讲了几十年，中国不但见不到民主政治，而且越来越缺乏公开性和透明度，许多事情不让群众知道，甚至不准议论。至于“从群众来，到群众去”，“集中起来，坚持下去”，即使真的做到，也是把领导（统治者）和被领导分开来的。甚至可以说，连封建专制时代少数开明君主和清官都能做到，如封建社会一些时期的“采风”制度等。总之，张闻天的群众路线是“由民作主”，毛泽东的群众路线则是“为民做主”，两者有质的区别。
（七）批评与自我批评
这是马列主义建党学说的一项重要内容，也是毛泽东提倡的三大作风之一。可就在这个问题上，张毛二人又是走了相反的极端。如上所述，张闻天对人（主要是比他稍低的大干部，对小干部和群众则不然）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批评显得非常严厉，不大讲究方式方法和人情世故。刘英近来还多次谈到这点，说他是书呆子，容易得罪人。但他无整人之心，也决不会抓住干部的辫子不放。对自我批评，他也主动做，但不像周恩来那样经常和郑重。只有在强大的压力下，他才是来者不拒，无限上纲，包括不少违心之论。事后也不再提起，更不翻案，如同完成了一件任务似的。延安整风时的口头和书面检讨就是这样。庐山会议和“文革”中也是这样。对此下面还要专门讨论，此处不赘。毛泽东则相反，批评往往因人而异和看机行事。对一些人，有意见平时也不说，一旦认为时机成熟，不但算总帐，还常有许多偏激过头之处。对另一些人则不时敲打，大小问题（不一定错）概不放过。对有些人又是不批则已，一批就要打倒。对多数人，平时很少批评，更多安抚。而且批评还有远近亲疏之别。被历史上大书特书的对江青及“四人帮”的批评就祥和得多，还显得颇为亲昵。如说，“江青同志，你要注意呢！”“动不动就给人戴大帽子，不好呢，要注意呢。”“你也是难改呢。”又说“你们要注意呢，不要搞成四人小宗派呢。”而且与此同时还着重表扬了江青等人，说他们反对刘少奇、林彪是有功的，“我看问题不大，不要小题大做，但问题要讲明。”对他的许多老战友，如功勋卓著、誓死保卫他的彭德怀和对他“扶上马、送一程”的张闻天，就只有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讽刺挖苦、无限上纲，更不会有那么多亲昵的“呢”和表扬什么功。至于对自己，正如本人所说，“我是不作自我批评的。”他还对毛远新说过：“我们不学胡志明，任何时候我都不下罪己诏的”，“历代皇帝下罪己诏的，没有不亡国的。”例如在延安整风中，他规定每个人都要写反省笔记，“可三番五次地写，以写好为度”。“我们大家都要写，我也要写一点”。实际情况是，别人必须写，因为这是“铁的纪律”，他却并没写。至于延安整风以后，被官方党史学家和个人崇拜者交口称道和竭力夸张的自我批评主要有两次。一次是在发动抢救运动制造了大量冤假错案后向被抢救错了的人赔礼道歉，说，“整个延安犯了许多错误。谁负责，我负责。因为发号施令的是我。”一次是在“人祸”造成三年困难、饿死三四千万人和大量群众罹患浮肿之后召开的七千人大会上说的，原话是；“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这哪里像自我批评！对于造成那样严重后果的问题这样轻描淡写，既不像他在延安整风时强调的一定要列出具体事实和造成的后果，分析错误的原因和深挖思想根源；也不像人们批评有些人的所谓“大帽子底下开小差”，因为他讲话中间任何帽子（如主观主义、唯意志论、不实事求是或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等）都没有。像这样的自我批评，任何领导在任何情况下都可以做到，换成其他被整的人更是无法通过和过不了关的。所以廖盖隆认为毛泽东晚年犯错误的原因之一是，“他丢掉了自我批评的武器，犯了错不但不承认，而且听不得人家的批评意见”。  田家英也说, 毛“听不得批评”。这都说明，毛不作自我批评又听不得批评的一贯作风和表现是尽人皆知的。他提倡的批评和自我批评作风，是要求别人而把自己除外的。
（八）“文化人”与“山大王”
用这两个称号毫无贬义。一则他们都曾自称过。二则一些崇敬他们的人也这样讲。例如冯雪峰1934年在中央苏区说，“鲁迅看了毛泽东的几首诗词，认为有一种‘山大王’的气概，毛听后不禁开怀大笑。”关于“文化人”，张闻天自己就说，“我同沈泽民书生气、文化人气较浓厚。”而且，“从现有资料看，在党正式文件中最早使用‘文化人’概念的是张闻天。后来，毛泽东采用了张闻天的提法。”1940年10月10日张闻天起草下发了《中央宣传部、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关于各抗日根据地文化人与文化团体的指示》，主要精神是尊重文化人、保障写作自由、帮助和团结他们等。继承和发扬中国知识分子和文化人的优良传统，如热爱祖国、忠于信仰、忧国忧民、独立思考、喜欢探索、与时俱进、站在时代发展前列、以天下为己任、对敌斗争勇敢顽强，等等，张闻天都是当之无愧的。他入党后不久即断然和他极其喜爱并已有相当成就的文艺决裂。茅盾谈到张写长篇小说之早时曾“自叹不如”。还说，“假如闻天同志不是后来走上职业革命家的道路，全身心投入了革命斗争的烈火，他很可能在中国新文学的历史上占一席之地，充分发挥出他在文学上的才华。”然而张闻天，不论是为革命出生入死，还是运筹帷幄，甚至被打倒在地，都是无怨无悔，总是心怀党国，仍然尽可能反映他的看法和意见，希望采纳。其责任心之强，真是少见。我看他确实做到了“先天下之忧而忧”，否则也许不会在庐山栽得那么惨，被打倒后还提开放市场等建议。在“文革”中遭受残酷迫害的情况下，他没有写有关自己的片言只语，而是偷偷写了大量总结国家建设经验的文稿。胡乔木就对刘英说，这是他自己做不到的。张闻天也有中国知识分子和文化人的鲠直和某种清高，见不得阿谀奉承和溜须拍马。当然，他也因清高而吃亏不小，首先是得罪了要别人“顺着”自己的毛泽东。1941和1958年批他的五个字中就有一个“高”字，不变动他的外交工作也说是由于他骄傲。其实，人们看来他并不骄傲，完全是一个见人还略带腼腆的谦谦君子。这是许多熟人在纪念和回忆他的文章中都写到过的。但是，一般知识分子文化人的缺点和短处，有些他也并没有克服掉，最明显的是软弱性。这首先表现为在党内斗争中不够坚强，往往会在压力下作无原则和无限上纲的反省和检讨，给自己戴大帽子、作违心之论。当然也有一定的界限，如决不承认“里通外国”和“推翻毛主席”。对别人的揭发交代则坚持实事求是，更不落井下石。他的过头检讨，实有难言之隐。他的软弱性还表现在说话谨小慎微、与人很少来往。他本来不长于交际，再加上过去运动的教训，就尽量减少同人来往，甚至过去的熟人也逐渐变成了“生人”，如党的许多领导人，以及郭沫若、茅盾、田汉等当年文化界的朋友，解放后都很少见面，见了也是多听少说。他同一些领导人如聂荣臻、王震等散步或游览，给我的印象大多是别人滔滔不绝，他却很少插话。从相互来往看，我一直觉得他同人只有工作关系，好像缺乏知心朋友，和人也少有推心置腹的交谈。这种除工作外，多闭户读书，少交际聊天，在他可说已习以为常。所以延安整风以后，他不但不大和同级以上干部交往，更怕见毛泽东、刘少奇，也就是他后来检讨说的是由于怕毛主席批评。毛泽东批评他的五个字中有一“怯”字，如果指此而言，即怕抓辫子搞无限上纲的批斗，也许有一定道理。但如果是指在对敌斗争和坚持真理中有“怕”，那就根本不合乎事实了。还有一点，就是建国后，他对毛泽东、党中央一些重要方针和许多政策都有不同意见，但一直不敢提，也很少暴露。这是在他身边工作的人能够察觉得出来的。后来大概是忧国忧民的情操和坚持真理的精神使他实在忍耐不住了，于是才有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的爆发。
毛泽东却大不一样。他虽然也出身知识分子，学问很深，见识极广，但却很少知识分子文化人的习气。这除天赋外，也与他的经历有关。他从小扎根中国社会，种过地，求过学，当过兵，教过书，参加政治活动，领导工农运动。他不像陈独秀、瞿秋白、张闻天等书生入党，而是入党前就已经历大量社会活动，所以学马列虽少，却善于联系实际。再加上他们家族有从军打仗的传统，尚武精神十分突出。他也从小就尚武好斗，敢于进击冒险。传统哲学对他影响最大的又是“内圣外王”，即梁漱溟说的是要“以其道易天下者”。毛年轻时就说过，“余于近人，独服曾文正。”1921年1月28日他给彭璜的信中还承认自己“论理喜极端，论人喜苛评”，“略有傲气”。头一年的6月7日给黎锦熙的信中也说，“我因易被感情驱使，总难厉行规则的生活。”上面这些，特别是尚武精神和反叛意识，可说影响了毛泽东的一生。“八七会议”后谢绝瞿秋白劝他去中央工作，而甘心去当“山大王”，即属情理中事。1927年秋收起义失利，不足千人的队伍退到浏阳文家市，进行了一场涉及中国命运的辩论。师长余洒度等仍主张休整后再进攻长沙。毛泽东坚决反对，认为打长沙必败，主张退到山区去。他说，哪个朝代消灭过山大王？何况我们当“山大王”已和过去根本不同，有共产党的领导，有党的政策，将来必会取得胜利。他说服了大家，队伍沿着罗霄山脉南撤。这一星星之火，象征着毛泽东开始走上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毛泽东的“红色山大王”路线胜利了，而毛泽东本人在长期的游击战和同农民相处中也确实养成了某些“山大王”的作风。他在革命的武装斗争中，还进一步发扬了尚武好斗、进击冒险的精神，认定目标就坚韧不拔，奋斗到底。例如他要留在陕北坚持以寡敌众的战争，有不少人劝他离开，他硬是不听，还为此和任弼时大吵了一顿，最后以撤掉任的支队司令了事。至于在中央苏区和长征中冒的风险那就更多了，都证明了他的大无畏精神。再就是决心大，有气魄，能进能退，能屈能伸，既坚持革命原则，又能灵活运用策略，在政治上掌握革命的来潮与退潮，在战争中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真不失为大丈夫。很明显，革命如只守条条框框，不讲灵活，毫无权变，那只有死路一条。这也是民主革命中教条主义者失败，毛泽东最后能取得胜利的一个重要原因。但也有些不大好的东西被继承了下来。如“无法无天”，不受约束。这方面的例证太多，无须列举。这里只要指出，把马克思主义归之为“造反有理”，实在是过分简单化，在革命期间也许还有一定意义，但在取得政权后就更多地起反作用了。特别是在需要法制的情况下，号召“无法无天”，使党章、宪法以及自己制定的一切法律都成废纸，只能引起天下大乱，严重损害人民利益。如果“文革”真的像毛泽东说的七八年来一次，那中国就可能从世界政治地图上消失了。又如性格倔强，罔顾他人，事例也是举不胜举。毛总是以个人为中心。对于反对他的人，不是当场发脾气训斥，就是长期记怨，寻机报复。所以领导干部都有点怕他。即以生活习惯而言，他也很少顾及别人，想起什么就叫人干什么。例如他在战争中养成晚上工作白天睡觉的习惯，在延安和全国解放后生活已安定，但他并未想改，还是要许多人跟着他转。如作为中央第二把手的国家主席刘少奇，不但是跟着他夜间办公，而且有许多次是吃了安眠药后还得随叫随到。为了不至于因吃安眠药容易从床上掉下来，曾长期打地铺睡觉。
（九）性格、爱好和作风
用这么大个标题，其实只拟着重写三个问题。因为有些内容前面已经讲过了，有些也许不值得多写。
1、谈起张闻天和毛泽东两人的性格，差别实在太大。张闻天在1931年前，除小孩时外就一直是和书本打交道，养成一种较为典型的书生气，性格、品德都和瞿秋白极为相似。他说话算数，从不否认。对过去的功过一概不提（甚至包括过去运动中的过火批判和过头检讨，他事后既不再多讲，也不乘机翻案），既不吹嘘“出五关”，也不掩饰“走麦城”，更不像一些人为自己历史造假。他的工作和生活习惯也有自己的特色，例如一切活动都按原则、守规矩，开会、上班从不迟到。无论在什么场合，都是那样温文尔雅、温良谦恭，看不出有什么威严。我跟他工作十余年，从没见过他和人吵架或发脾气。例如一次使馆翻译记错了南斯拉夫国庆节，害得他跑进人家使馆就赶快回头，一路没说话，只是回到使馆临下车时说了一句“你要很好检讨！”又如一次我帮他起草的稿子，有一句话他要改我不同意，他拿去狠狠说了一句“我自己来改”。他从不骂人，从不说一句脏话。作起报告或讲话来，总是文质彬彬，摆事实讲道理，只宜宣传，不善鼓动。有些党史著作上说他在“左”倾时期，对意见不同者如何“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如果说的是写文章有时用语凶狠，倒有其事；如果说进行实际斗争或整人，那就不大像了。至于说他在中央苏区肃反中错杀了多少好同志，更属于张冠李戴。相反，他不仅反对肃反中的极左，还尽其所能救了一些同志的命，如傅連璋。
毛泽东则有鲜明的个性，嬉笑怒骂，一般不加掩饰。但出于策略考虑，他也可长期埋在心头，时机不到，不表而出之。照邓小平说，毛在建国后就有去掉刘少奇之意，连一“少小离家老大回”的比喻都不放过，但还是忍耐了好多年。他谈话看对象，同有的人可以谈得很雅致，但在气头上也不管那一套。所以一般说来，他的性格还是比较粗旷豪放的。但对人也用权术，说话不时出尔反尔，经常改变以前说法（修改发表过的文章或重写没发表过的文章也许称得上空前）。如以前对斯大林和共产国际极为恭敬，还去诉苦告洋状，后来却说成一直同他们进行斗争（党史学和某些人的回忆还添油加醋）。斯大林逝世时，我正随张闻天回国，得知他那几天情绪极为沉痛，长时独自坐在沙发上，见人也不说话。他还亲自写了篇《最伟大的友谊》，感情之深，溢于言表，但他后来竟说此系“违心之作”。说过的，事后加以否认；没说或没做的，事后又说得有鼻子有眼。这类例子在实际中甚多。此外，或许是由于过去的经历和从小养成的性格，他容易发脾气、喜欢讲粗话。对于后者，我就曾在1939年的群众大会上听到过，还在上世纪五十年代下半期他给赫鲁晓夫的信中看到过。
2、这里谈两人的爱好，主要指读书。因为张闻天几乎没什么嗜好，不吸烟、不喝酒，连戏曲也没多大兴趣，主要的爱好可能就是看书和研究问题。参加革命前喜欢读文学书和研究文艺问题，写作和翻译的东西也真不少。中国的古典小说也看，但主要看外国的和新文学，其次兼及一些社会问题。参加革命后即集中阅读马列理论，并按工作和研究需要，也涉猎有关人文社会科学以至科学技术等某些专业书籍。例如在驻苏大使任内，就几乎每个礼拜日约我上书店，购买一批有关苏联情况或国际、外交问题的书。他的工资，除一些捐赠外，恐怕有相当部分是用于买书。他买书不是摆样子，而是真看，作笔记，写心得，更有不少批注。但他似乎不大喜欢读中国古籍。我帮他起草文稿，凡引用句把古文或诗词，他必定删掉。这方面他也不太熟。如一次传达毛主席的讲话，里头引用李清照《声声慢》开头一句，他竟说成了冷冷清清凄凄戚戚，为大家所笑。
和张闻天一样，毛泽东也酷爱读书，只是两人所好不同。毛对中国古籍百读不厌，但对通行于世界的经济学、社会学、国际关系理论一类书却读的不多，对外国文学更没多大兴趣，很少读什么世界名著，据说只读了《毁灭》、《简·爱》两本外国小说，《红与黑》还是只看电影没看原著。但他对中国古籍读得多，记忆力又好，许多古文、诗词，可以倒背如流。所以有人说，“他对中国典籍的熟悉程度远超过他对马克思主义的熟悉程度。”他在讲话中经常以古喻今，可以长篇引证原文，顺手拈来，毫不费力，但从未见他引证过马克思、恩格斯的大本原著上的话。有人统计，《毛泽东选集》中引用中国古籍比马列（又以斯大林为最多）要多出四倍。他不但自己爱好古籍，还经常挑选一些古文叫印发给中央领导或某个会议参加者看，如《后汉书》的《张鲁传》、枚乘的《七发》等。有时还要考问一些领导人，《资治通鉴》看了几遍？直到临死前还要人给他念庾信的《枯树赋》、贾谊的《鵩鸟赋》，以及岳飞、张元幹等人的词。在读书上的这种“厚古薄今”，恐怕对他有不小的影响，多少会妨碍他在考虑问题和制定政策上的现代观念和世界眼光。建国后丧失一次大发展的良好时机，导致中国的落后，不能说与此无关。
3、关于生活作风特别是节俭问题。张闻天真可谓“静以修身，俭以养德”，模范地实践了他在《论青年的修养》一文中对青年所提的要求。他作风严谨、正派，奉公守法，公私分明。他不但强调干部是人民的勤务员，而且主张用法制规范干部待遇，坚决反对特权和特殊化。他非常讨厌那些用公款请客送礼（那时还没听到行贿受贿的事），拍马溜须，巴结领导，拉关系，谋私利的人。他的俭朴、廉洁，在党内历来是出了名的。自然看不惯有的领导干部住阔绰宽大的住宅，更反对一些人保有几处“公馆”。他的严于律己、以身作则，从以下例证中即可见一斑。在使馆，夫妇只占两间房子，还兼办公室用。进北京时有几处院子让他挑，他都嫌大，最后住进了一座临街的小楼，连个放书的房间都没有，他又爱买书，只好在走廊上摆了一排书架，人走过要侧身而行。他回国后看到给他换的新沙发、地毯，也坚决退掉。后来外交部几位副部长提出搬到东交民巷一个原外国驻华使馆大院，正楼让他住，其余的楼大家各住一座。可他坚决不搬，别人也只好作罢。直到1959年他被罢官，大家才搬了进去。我在别处曾说过，他对三个亲生子女要求之严，在高级干部中可能属于空前绝后。大女儿始终是普通农妇。二女儿原在外交部当打字员，他回国不久中央提出精简编制，他就动员女儿回上海自己去找工作，最后当了工人。他送独生子去新疆建设兵团劳动，一去十五年，直到他病逝时也没回到身边。他从不以权谋私，在他那里更无“后门”可走。他生活朴素，吃穿简单，衣服好像总是那几套。生活上以清贫为乐，连发表文章也不要稿费，不是交了党费，就是分给了起草人和抄写者。直到生命的最后，还将补发的工资悉数交了党费。但现在看来，他的节俭有些地方也显得过分，例如一到外交部就提出降低驻外人员工资，致使最近还有反右倾运动中的积极分子著文不点名地批评他。另外，他对子女亲属要求也太严，使一些晚辈的工作和生活都受到影响。
毛泽东提倡艰苦奋斗，号召勤俭建国和勤俭办一切事业。他能吃苦耐劳，有不怕苦不怕死的精神。特别是民主革命时期表现突出。但他不大注意小节，更随着革命取得胜利和个人威信迅速提高，作风也有很大变化。这里只提以下三点作一简单说明。一是造成越来越严格的等级和特权制。这既是继承中国的封建帝王传统，又是从苏联搬来的社会官僚体制。早在延安时期，任弼时任中央秘书长和彭真代中组部长后就已逐渐制度化，经过整风大批绝对平均主义就更属合法，建国后已发展到超过了苏联。有时也听到他的口头批评如对警卫制度，但实际并未制止，执行者总是得到好处而不会吃亏。不但等级制森严，他也常自比秦始皇。无怪乎丁玲1985年4月参观延安革命纪念馆时，在毛泽东与其他革命前辈的照片前驻足良久，并深有感慨地说，“当年他们是弟兄，可后来却成了君臣。”二是在“三年困难时期”头一年的1959年，各省市为毛泽东（许多地方还加上政治局常委）大造别墅。除省市首府外，一些中等城市如包头、鞍山等也竞相效尤。其数量之多，可能古今中外少有。据外交部当时的总务司长等人从各地观摩回来后说，有些地方装修标准竟在北京钓鱼台宾馆之上。对此，辩护者总归之为地方上“抬轿子”。但上面为什么不制止？毛还常去一些地方住，如杭州的刘庄和汪庄、上海的西郊、武汉的东湖等。事实证明，“抬轿子”还真有用。而且有些别墅是毛泽东亲自交办的。除庐山“美庐”旁的一处外，1959年6月回韶山时，还向省委提出在滴水洞造点房子，说以后可以来此办公、休息。这座别墅，连修公路、美化环境在内，1962年才竣工，正是三年困难时期，毛只于1966年6月去住了12天。三是关于稿费的处理。苏联十月革命后，列宁曾规定除工资外，“党的高级干部严禁有包括稿费在内的其他任何收入”。后来虽有改变，但为数不多。直到勃列日涅夫，才以稿酬为主要收入。可是毛泽东建国后头十多年仅稿费收入就已成“百万富翁”、当年中国的首富，并单独立项，只能由他本人决定和批准支出。临终前江青要去三万元还曾使他落泪，这是当时全党传达过的。这里值得考虑的是，第一，毛著有许多系别人起草和修改，有许多是党的文件，多为集体创作，例如：《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多数讲话还是胡乔木等人五次三番整理成文的。因此，稿酬完全归他支配似不尽合理。第二，毛著印数多、稿酬高，且多系党组织买来发给大家。例如我们夫妇二人，前后已领到不同版本《毛选》七八套，还不算各种单行本和《语录》。所以毛泽东的稿费实际上主要出自公款。第三，按制度，公家支出的毛泽东费用（包括衣食住行保健保卫等）已是他工资的万千倍，稿费只是用于买书、生活补贴和资助亲友（如每年给章士钊两千元）等，另为修中南海的室内游泳池补偿五万元，实际上用处有限，因而稿费的积累（利息）和增加（新出和再版书文）就特别快。像这样的稿费只能完全由个人支配是否合适、算不算按劳分配，确是个问题。提出以上三点，并不是要批评毛泽东的生活作风，主要是想说明另一方面的真相，也同那些造神者和造假者们唱点反调。因为他们说的和写的毛泽东如何艰苦朴素，多半是片面的和伪造的。例如关于毛泽东在三年困难时期有几个月不吃肉，就被宣传得神乎其神。事实是，医生鉴于猪肉胆固醇含量高，建议他改吃牛羊肉。而毛本人六十年代初也一度喜欢吃西餐。所以1961年4月26日工作人员会同厨师给他订制的一份西餐菜谱中，就有牛羊肉菜十多种，西餐汤十六七种。另如毛去世后全国普遍放映了一个毛主席故居的影片，有他的卧室、书房、衣服、用具和游泳池等，显得甚为豪华，从住房到游泳池长长的走廊都是耀眼的红地毯。但是很快这部记录片不放映了。等故居开放让大家参观时，已作了全面的重新布置，一切都显得非常朴素，红地毯撤去了，衣架上挂了件带补丁的睡衣，书案上放了本不像翻过的《资本论》第一卷……和影片两相对照，弄虚作假的现象甚为突出。质言之，毛泽东进城后就逐渐违背了他自己在西柏坡讲的两个“务必”。关于“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中央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已经替他作了结论。至于“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我们上面提到的几点，也许可以作为讨论的参考。但应该说，这两个“务必”张闻天是完全做到了。
（十）毛泽东成为领袖的原因
有关这个问题的讨论已经很多，特别是国外、港台和当年的国统区，老早就已展开。这里不拟多谈，只是想在同张闻天比较中简单归纳一下毛泽东成为党国领袖的几个主要原因。
第一是历史选择了毛泽东，因为他的道路合乎中国社会发展的需要。中国是个农业大国，农民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力量。革命离开农民就寸步难行。中国党先期的精英陈独秀、瞿秋白、张闻天等，一开始都对此认识不足或不深。周恩来领导南昌起义时也没有准备扎根农村，倒是后来才由朱德、陈毅率领部分起义部队去井冈山和毛泽东会师。只有毛泽东逐渐认识到并始终坚持走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这条正确的道路。
第二，毛泽东也具备了当领袖的主观条件。由于他有马列一些基本原则的指导，就使他的领导同历史上所有农民起义领袖和当代的草莽英雄有了本质的区别。而他的领导能力和水平又超过同时代党内其他领导人。他通过深入的调查研究，掌握了中国基本国情，在长期的实践中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他还熟读中国历史，博古通今，从中汲取了大量有关领导的方法和技术，包括张闻天说的某些“权术”。“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在二十世纪上半期这个英雄辈出的时代，毛泽东成了使中国走上统一强盛道路的“王者”。
第三，毛泽东是中国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创建者，也从未离开过军队和根据地。由于中国革命的特点是“枪杆子里面出一切东西”，这就使他不但名播中外，而且有了广泛的干部和群众基础。例如安排出席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的五十三人中，就有一大半是来自原中央苏区和一方面军的干部。由此就可看出毛泽东的影响。相形之下，张闻天几乎是光杆司令。
第四，毛泽东得到共产国际的支持。如前所述，zhonggong是共产国际的支部，它的领袖主要不取决于zhonggong本身，而是取决于国际。所以毛泽东说，“六中全会是决定中国之命运的。”  “如果没有共产国际指示，六中全会还是很难解决问题的。”这里所说的“指示”，就是指王稼祥传达的季米特洛夫关于“以毛泽东为首”的谈话。共产国际作此决定，不只是因为事实证明毛泽东路线的正确，还因为他的影响大，掌握了党和军队的实力。正是由于毛是红军和根据地的主要缔造者，所以国际过去虽然对他的政策和作风有所不满，但还是设法保护他，而且在zhonggong领导人中对他的宣传也最多，1938年干脆指定以他“为首”。
第五，中国封建社会传统和苏联模式的结合，对中国党的建设和领袖的形成起了巨大作用。这主要指个人崇拜和领导体制的高度集中。延安整风正是在这种思想指导下进行的。对领袖呼万岁和以健在的人命名思想体系，起始于延安整风，大概只是中国的特色，在外国是没有的。完全以对领袖的态度划线和根本不按党章办事（如定期的会议制度），也是延安整风立下的先例，并产生了长期影响。如果说民主革命时期这样做还因为毛泽东代表了正确路线，那么建国后全党跟着毛泽东的错误跑，就只能用个人崇拜和专制体制来解释了。而且正是延安整风确立了毛泽东终身领袖的地位。
张闻天应属个人崇拜受害者之列，但在毛泽东成为领袖的过程中，他也起了“扶上马，送一程”的重要作用，而且在延安整风期间还有意无意地参与了制造个人崇拜的工作。这从他参加和修改《历史决议》，特别是从他的《反省笔记》和各次检讨发言中，就可明显地看出来。

何方，1922年生于陕西，1938年去延安抗大学习、工作，后毕业于延安外语学校。1950年进外交部，任驻苏使馆研究室主任和部办公厅副主任，一直在张闻天领导下从事国际问题和对外关系研究。1959年下放，1978年恢复工作，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所长。1989年调任中国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副总干事。为第七、第八届全国政协委员。1999年离休。研究国际关系问题50年，著有《和平与发展时代》、《党史笔记》等书。

[ 本帖最后由李旧苗于 2008-8-4 16:17 编辑 ]

作者: 李大兴 时间: 2008-8-4 23:32

何老先生的文章，一般颇有史料价值，而识见有限。

作者: 李旧苗 时间: 2008-8-5 10:21

何长期追随张，对张是有很深感情的。

作者: 李大兴 时间: 2008-8-5 23:23

旧苗兄，我是说何老先生对毛识见有限。其实，何老先生自己写的文章里就透露出不少，可惜他未能深入辩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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