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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鍾延麟：回憶錄與大躍進研究 [打印本页]

作者: 李旧苗 时间: 2008-8-8 15:49 标题: 鍾延麟：回憶錄與大躍進研究

一、前言
　　歷數zhonggong建政後所曾發動的群眾運動，開展過程最波瀾壯闊、引發後果又最令人驚心怵目的莫過於大躍進運動。運動迄今相隔時間愈益久遠，徒然增加對此歷史陌生、淡化其中所得教訓的可能與風險，如何加緊、加強相關研究成為一個不甚顯眼卻不失重要性的任務和課題。
　　在有關大躍進的官方檔案資料仍未公開的情況下，資料的來源與取得，始終是進一步開展大躍進研究所須面臨的一個重大問題。作為一手史料的回憶錄，乃是一種重要的歷史文獻。回憶錄的價值，雖受到一些主觀、客觀因素侷限的影響，然由於傳主自身的代表性、內容的新奇性以及寫作背後的絃外之音，每多引起相關研究者的注意和重視。本文旨在對現有關於大躍進的回憶錄進行內容檢視與特色分析，並討論其對大躍進研究的意義與作用。最後，則將從zhonggong高幹回憶錄中對大躍進的相關記載與陳述，探究zhonggong官方對該歷史的處理手法和解釋邏輯。以下的章節安排，即據此展開。
二、大躍進相關回憶錄之檢閱
　　對現有的有關大躍進的回憶錄加以檢閱與整理，既有益於討論回憶錄對大躍進研究的意義與作用，此所做的全面的初步性介紹，亦或對此段歷史有興趣者進一步選擇、研析以及理解相關回憶著作，提供些許建議和方向。
　　有關大躍進的回憶錄包括：以大躍進為主題或以該運動期間的重大事件作焦點的回憶錄，另一則是在傳主回顧生平的回憶錄中對大躍進的相關記錄。總體而言，如前者的專題式回憶錄少，在回憶錄中以專章或專節表現者雖較多，但詳簡不一，本文挑選檢視的取捨標準，概以其是否直接論及大躍進本身，而不是以連帶提及或迴避的方式對待該運動。
　　有關大躍進的回憶錄的分類，主要依據傳主在當年運動期間的工作職務、政治處境與身份地位。據此可劃分為「中央任職官員」、「地方領導與執行者」和大躍進期間公開被視為反面人物的「右傾異類分子」。另外，再加上領導人之親屬與身邊工作人員的「近身關係者」，以及處於政治權力圈外的「政治外圍者」，共計五類。
（一）中央任職官員
　　此乃在大躍進期間任職於北京的中央層級官員。其中又以擔任實務工作者為主。由於他們居於負責推動國家事務正常運轉的位置，當家的務實作風乃為其特色與傾向。50年代中期開展的「反冒進」即為其集中的表現。zhonggong發動大躍進的背景是立基於所謂的「反反冒進」。意即對「反冒進」的嚴厲批評，正為啟動大躍進創造了思想基礎和環境氛圍。
　　這些原先持「反冒進」主張或被視為具有此等「嫌疑」的人士，在毛澤東意志益趨壟罩的黨內，承受了極大的壓力，除夜不能寐外，被迫在大、小會議上反覆檢討，感到「不才明主棄，多病故人疏」，甚而提出辭呈意欲「南山歸蔽廬」。其後，夾雜如「小學生」般對偉大領袖長年英明、戰無不勝的崇信，以及在唯恐落於人後、不進則退的政治競爭生態下的利害計算，不能「巧於」生病者，泰半重新思考、極力想通，轉而成為黨國機器中驅策躍進的組成和操作角色之一。晚年白首憶往，對自身在運動高速加熱中曾多少「略盡綿薄之力」地搧風、加油，亦多不免感懷、愧慚。他們一時「唯上重於唯實」的跟風，在不尊重客觀規律的殘酷現實與嚴重後果浮現後，因收拾危急、難堪局面的急切需要，不得不加以收斂，進而重拾尚實求是的工作態度。事實證明，若干人等在恢復國家凋蔽經濟、社會面貌上，發揮關鍵的影響與作用，似有力挽狂瀾的治國能力。回顧這些中興能臣在大躍進前、中、後行徑作為的曲折，固然要體認其所處時空下身不由己的侷限性，仍不禁令人心生早知如此，何必當初之感。
　　這類回憶錄的例子主要有：當時主管工業交通方面工作的副總理薄一波、擔任zhonggong中央財經領導小組專職秘書與國家經委副主任的薛暮橋，以及主持新華社與人民日報宣傳工作的吳冷西。1
（二）地方領導與執行者
　　在推行大躍進上，除了中央主動的加溫發熱和對地方的耳提面命與鞭策，地方要員的窺伺層峰與揣摩上意，進而將若干「發明創造」反饋中央，對於推進運動朝更激進的方向發展亦有不容忽視的影響。2
　　大躍進的推行主要是透過各級、各地的黨政代理人與分支機構的領導與擘劃來加以實踐。權力的下放伴隨運動的發展。擁權一方的地方領導，既要對中央精神妥善解讀、適當詮釋，如何因地制宜地與當地具體情況結合，更是檢驗其工作成績的關鍵標準。這些身為運動一線執行者的方面大員，一方面有對上負責的重任與迎上所好的利基；另一方面存在同儕環伺競爭的壓力。兩相擠壓下，「形勢逼人」是在運動高峰中「父母官」心理共同的感受，「沈不住氣」、漫天喊量、爭速則是他們不約而同的反應。實踐證明，地方一把手在大躍進期間的狂熱與躁進，與運動在當地所造成的後果有強烈的關連性。欲了解一地在該時的躍進情形、程度以及後果，當地領導的自我相關記述無疑是一重要鎖鑰。屬於這類的回憶錄有：大躍進前期任職「第二機械工業部」負責研發原子彈，運動後期轉任東北局第一書記的宋任窮；時任江蘇省省委第一書記的江渭清與省長惠浴宇、分管福建省經濟工作的該省委常委兼副省長的梁靈光、主管黑龍江省財經工作的楊易辰、廣州市委分管工業書記的曾志，以及「受命於危難之時」由「南海艦隊」副司令員調任廣東省副省長兼廣州市市長的曾生。3
（三）右傾異類分子
　　zhonggong慣於並擅於在發動政治運動的過程中，劃分、樹立反面個人或團體，目的在於營造同仇敵慨的氣氛以激勵人心；也藉以昭示公眾，違者將遭受高度的代價與懲處。綜觀整個大躍進時期，並不是不間斷地鼓勁筆直向前，事實上其顯現的是「躍進─休整─再躍進」的小馬鞍狀。前、後兩次猛然催促闊步的號角響，皆與對「算帳派」、「觀潮派」的嚴厲斥責聲（當事人通常被冠以『右傾機會主義』的帽子），相輔相成、互為依託。
　　運動中間以一系列檢討會議的召開為代表的一段休整期，常被視為以毛為中樞的zhonggong當局即時「糾左」的自覺與自為。原定在江西廬山舉行的『神仙會』正為其頂峰。然而，由於歷史的意外與不合邏輯，彭大將軍的「萬言書」扭轉了方向，促使形勢急轉直下，不但結束短暫的自省，反而加劇了主觀的自我。較諸前一回鼓吹躍進的幅度，更有過之而無不及。正因為1959年廬山會議造成的顛倒效果與戲劇張力，此會議中的主要批判人物和相關「集團」共犯，常成為後人關注的對象。
　　他們對情勢益加惡化的憂慮竟被構陷成居心不良；出於欲使運動健康發展的本初願望，更遭誣賴為預謀進攻。這種如山倒海的莫名指控與無限上綱，雖使他們百口莫辯、難以招架，但是「顧全大局」的「道德勸說」，則多是令其放棄最後的抵抗束手就擒的最後一根稻草。這類傳主多反映出此般冤屈與無奈。相關的回憶錄包括：時任zhonggong中央軍委副主席兼國防部長彭德懷、軍委秘書長兼總參謀部部長黃克誠、總後勤部部長洪學智、國家科委副主任萬毅，以及毛澤東個人秘書與水利部副部長的李銳等。4
（四）近身關係者
　　多數的zhonggong高級領導人因保密需要、事屬敏感或撒手人寰的緣故，並未留下屬於自我的回憶著作。但所幸與之生活相處的伴侶與晚輩，以及在其跟前服務的工作人員的相關追憶與遙想，多少彌補這方面資料的缺憾。一些zhonggong重要人物在大躍進期間的所思所想和所作所為，或可從中拼湊成一個概貌。例如：在廬山「倒了大霉」的張聞天之妻劉英、朱德之妻女康克清與朱敏、對人民公社化持有疑慮的王稼祥之妻朱仲麗，以及擔任國務院副秘書長兼「總理辦公室」主任的童小鵬等，都有關於其近身領導人在此一時期的活動紀錄。5
　　接近一面倒的情形是，現存的家屬回憶錄，幾乎都是「右傾」、偏右或較早認識到左的危害的「革命家」妻兒。他(她)們對於自身伴侶和長輩的「先知先覺」感到驕傲，但對其在運動期間或之後所受到長期的不公平對待則覺得委屈、不平。從黨的角度觀之，相關的記載顯示在運動狂熱、氣氛高壓之時，黨內仍不乏冷靜明智、穩健有識之士，足資證明黨在失誤中仍有理智的成分和健康的力量。
（五）政治外圍者
　　具有一定社會地位與聲望的若干名人聞士，其生平境遇向來受到各界注意與好奇。然而，大躍進期間，殊異的個體遭逢運動的「全民大辦」浪潮，身處於大型群眾動員下的廣漠人海，勢難避免成為無所區別的無數「小螺絲釘」之一。正因如此，傳主的相關自況即存有一些適足反映該時代的「共性」所在。
　　究其內容，以當事人與zhonggong政權屬性、關係的遠近為主要依據的出身背景與政治前途，影響了其本人對於參與大躍進的動機與心態。「紅朝」新人憧憬運動背後編織的宏景，相信組織決策的正確性與貫徹完成的領導力，自我犧牲奉獻在所不惜。舊社會菁英歷經此前數年政治運動的「洗禮」，正可藉此努力投入、爭取表現，以資自我證明洗心革面的決心與殷勤。6兩者的「殊途同歸」，正折射出當時中國大陸形如鐵板的社會潛在的人為裂隙。前者如：大躍進前後猶為外交部年輕幹部，後來見證zhonggong與美國關係突破，成為zhonggong駐英國大使、聯合國副秘書長的冀朝鑄；7後者如：在「反右」中被打入另冊的「社會賢達」與「民主人士」徐鑄成與潘大逵。8
　　值得注意的是，有些中、小知識份子在回憶大躍進時，不同於其憶及文革時所表現的義憤填膺、咬牙切齒；他們對於大躍進的種種，固然覺得荒謬，但畢竟在城市裏仍享有農村所沒有的最低生活待遇，並賴此捱過「瓜菜代」的慘澹日子。猶有甚者，他們甚至認為zhonggong在運動中的若干荒唐主張與奇思幻想，簡直是農民社會主義的具體寫照。9由此看待大躍進不但為相關探究設限，也多少減損他們替那些腳踩黃土、背曬烈陽的農民尋討歷史公道的同理心。相對地，農民作為大躍進最直接的受害群體，卻因基本書寫能力不足，至多僅留下在鄰里坊間相傳的插曲與軼事。
三、回憶錄對大躍進研究之意義
　　本節將討論有關大躍進之回憶錄，對於大躍進研究的開展和深入所具有的意義與價值。
（一）透露權力生態與決策過程內幕
　　眾所周知的，大躍進運動為zhonggong自上而下地發動與操作。但zhonggong黨內菁英，特別是高級領導人，在大躍進前後並不全然持有高度共識，相反地乃處於一個不斷隨著運動和情勢發展而變化的磨合過程。中央高層對相關議題的立場分野和議決情形，以及連帶的權力關係重組與消長，對於認識、了解進而掌握該運動至為重要。然而，這正是外人無得與聞的黑箱作業。在這方面，屬於一手史料的回憶錄，提供了甚具價值、意義的線索與訊息。
　　首先，它揭示在封閉性金字塔尖端內，zhonggong高級領導人的心理動向、態度立場和言行舉止，例如：毛澤東在大躍進前夕變得驕傲、形成個人專斷的思想變化過程，以及只爭朝夕、「六億神州盡舜堯」的豪情壯志。劉少奇在經濟上欲反「左」但政治上又不得違逆毛所表現出來的為難與反覆。10回憶錄亦能呈現黨內人際互動的複雜和傾軋，比如：「左王」柯慶施在與毛脾胃相符、意氣風發之時，甚至敢抨擊副主席陳雲「老右傾」。長期以來與毛並提、雖無實權但地位崇隆的朱德，不滿大躍進的相關政策，在廬山批彭時還曾公然遭受毛比手畫腳示其「隔靴搔癢」的嘲諷，對情勢發展實感無能為力，僅能沈寂以對。11
　　此外，回憶錄中對在大躍進前後數場具有關鍵性地位與深遠影響的重大會議之場景與實況所作的描寫，更讓後人與研究者得以一窺其堂奧之秘。例如：黨內主管經濟的政務系統人士遭「左」焰壓制得難以喘息的批評「反冒進」會議；總路線、大躍進以及人民公社化「三面紅旗」醞釀、出台的會議經過和若干文件、決議的形成過程；以及令人覺得政治風雲變幻無常，政治鬥爭殘酷無情的廬山會議詳情等。
（二）突出政治體制與行為特色
　　外界一般看待毛澤東在zhonggong重大歷史事件中的角色與地位時，多認為zhonggong官方常為毛的罪責開脫或掩飾；但是這種指稱又常會流於另一個極端，亦即過度強調毛澤東個人的作用以及其主體能動性。在探討大躍進上亦有相似的情形。因為單單指責毛澤東，反而會阻礙反思zhonggong政治體制與制度的性質，此乃因該運動是多面向的事件，必須以多重角度、不同層面加以分析與反思。12易言之，不應僅將視角集中於高層政治鬥爭，特別是毛個人身上，更須探究深一層的政治結構動態以及其下容易生成的政治行為取向和模式。
　　大躍進可簡單化約為上層心急躁動、中層加碼添醋以及底層的唯首是從。在zhonggong分明、森嚴的階層式政治體系中，普遍、充斥的政治行為模式與傾向乃是：適時揣摩上意，競相表達積極性，以證明自身政治忠誠與敏銳，並希冀能因及早表態與殷勤作為而獲得上級的賞識與獎勵。13在此種「代償式政治表忠」(politics of loyalty compensation)心態的作祟下，既慫恿高居廟堂的達官顯要見機而作(多是逢毛之好與對「逆鱗」者的落井下石)，亦刺激了地方領導人推行公共食堂和其他激進政策的力度，進而導致各地饑荒災情的殊異。14「風馬牛」(迎風、拍馬、吹牛)幹部不但在基層大量存在，在中、高層幹部中更是屢見不鮮，達到習以為常的程度。
　　「有血有肉」的回憶錄，其具有的豐沛人事見聞和細節，既可為欲分析zhonggong政治發展與行為的相關理論和假設，供以實證的經驗與例子；對於意圖從表面上繁雜、無序的政治現象中歸納出內在運作規律與因果關係的學術性嘗試，除能提供樸質的材料外，亦或可觸發相關研究的靈感與啟發。
（三）提供條條塊塊之政策推行情況
　　一般對於大躍進的印象，通常環繞在人力浩大的大辦水利工程與燻煙沖天的大煉鋼鐵等場面。畝產萬斤以上的衛星通告、人民公社的掛牌成立以及按需分配的公共食堂亦是該時期最具代表性的重要象徵之一。按照官方唯物主義的解釋，生產力的躍進，生產關係亦須相應改變，為前者擴張創造更好的條件；下層建築經濟基礎的嬗變，必定對上層建築的改造提出要求，既要適應下層經濟驚人的演變，更是為其進一步發展供以空間與誘因。易言之，大躍進實乃「四面八方出擊」含括各領域、各層次而連動奔馳的大規模運動。因人而異的回憶錄，從不同的工作事務角度反映大躍進的各種側面。
　　例如：在各部門方面，在李維漢的回憶錄中，可窺見大躍進與困難時期zhonggong統戰工作的情形，從運動初始針對民主黨派、知識分子以及工商業者提倡「自我改造」的大躍進，到困難成形後大抓形勢教育和思想教育的過程。15一九五八年zhonggong軍內的「反教條主義」的主要受害者蕭克，（無巧不成書地，加害者彭德懷隔年在廬山即成為另一場權力鬥爭的敗將。）轉任農墾部副部長見證了橡膠種植的高指標和農墾系統國營農場在浮誇風下造成的巨額虧損。16在地方上，透過前述當地省級領導的回憶，將有助了解地處沿海的閩、粵兩省、華東的江蘇以及東北黑龍江，各自如何響應中央對大躍進的號召並加以具體執行和實踐的情況，對各地大躍進的橫向比較，提供初步的認識基礎。
四、官方處理手法與解釋邏輯
　　從回憶錄探索其對大躍進研究的意義與作用，除了上述三種史料取材價值外，自相關回憶的份量比重和字裏行間，觀察傳主如何看待大躍進相關的歷史，並界定組織與自身在運動中的角色與責任，進而掌握從中反映出來的zhonggong官方對該歷史之處理手法和思維方式，亦是經由回憶錄研析大躍進的另一含義與嘗試。易言之，當事人對大躍進歷史的談或不談，如何談或不談，皆具值得注意的「絃外之音」。
（一）人欲靜而史不止
　　一些zhonggong重要人物的回憶錄，對於大躍進時期的歷史採取的是繞道而過、能閃則閃的處理方式。亦即其含括時間範圍不是僅述zhonggong建政過程經歷的「革命回憶錄」，對於建國後的情形雖仍有著墨，卻對這段動輒「六億人民」皆上陣的歷史，徒留空白或僅寥寥數句。
1　避而不談的跳躍式回憶
　　此即對大躍進歷史不欲涉及、不予置評的方式。例如：在zhonggong建政初，從軍隊轉至經濟建設戰線工作的程子華，他回憶錄中有關建國後部分的兩章：「建國後的合作社運動」、「國民經濟建設」，乃從社會主義改造高潮一躍至1961年其轉任國家計委副主任後的經歷。17大躍進到此時已寸步難行，甚而至不得不退夠的田地。程在大躍進前後在國務院財貿辦公室的工作經過和所遇狀況，竟隻字未提。相似的情形還可見官封上將、長期擔任福建第一把手的葉飛，葉在大談金門戰役的萬炮齊發以及炮戰背後「絞索政策」與「聯蔣制美」戰略上的高超、高明，18卻將其本人於大躍進期間在地方的相關作為「灰飛煙滅」。
　　另外，在寫作回憶錄的zhonggong要人中，軍人將領是數量最多的一類。對於「槍桿子出政權」的政黨而言，橫刀立馬、奔馳沙場的崢嶸歲月乃是值得歌功緬懷的題材。俟zhonggong坐擁江山後，眾所週知的，軍人並未退出政治舞台，對於國家各方面事務仍多有介入與參與。熱火朝天的大躍進運動，軍方自不會袖手缺席。事實上，軍方對於運動帶來的不良效應與後果甚為關注；以組織見長的軍隊在賑災救援中勢必扮演重要的角色，並實地目睹各地慘況災情。19然而，在將領的晚年回憶中，不但鮮見類似的記載，對這段歷史駐足不提的更比比皆是。在zhonggong軍委分工中主管民兵工作的元帥徐向前，只談在「經濟困難的非常時期」，由於國內階級鬥爭尖銳化與國際上的「反華大合唱」，使得加強民兵工作甚為迫要，卻無提造成困難的大躍進之過程與情形。20
2　簡單帶過的背景式回憶
　　扣緊業務，不及其餘，亦是zhonggong黨人處理大躍進過往的一種普遍方式。例如：在曾為鄧小平稱讚的《聶榮臻回憶錄》，聶帥在記述1956年至1966年其分管全國科學技術工作的專章裏，「大躍進」僅是一無特別指涉、內容空洞的時間代名詞，至多只「在其位論其事」地指出：「在科研單位中同樣有不同程度的浮誇風和瞎指揮風，科研工作的客觀規律得不到尊重」。21相較於聶之後暢談的堅持科研攻關、研發「兩彈」，真的是「相形見絀」。50年代中期起至文革爆發期間，主管zhonggong地質部門工作的何長工與石油部門業務的余秋里，亦復談本行樂此不疲，化躍進為邊緣、無形。22
　　以跨越跳躍或淡化稀釋的方式處理大躍進，在保存歷史上直是一大損失，亦可見zhonggong黨人對相關歷史的避諱。然而，在個人回憶錄中模糊、空白大躍進的做法，其所得的僅是欲蓋彌彰的反效果。如此更會啟人疑竇，何以不在少數的zhonggong黨人對該歷史諱莫如深、置若罔聞？無論是有意地維護黨的威信和光榮或是無意地體現特定價值體系的判準與規範，集體記憶(collective memory)中對大躍進歷史出現的噤語現象，既不能否定該歷史事實的存在，更難以阻止、根絕欲對之進一步認識、了解的意圖與權利，適得其反的是，這種集體失憶現象反倒成為大躍進研究之章外章。
（二）批評與自我批評
　　此處將討論正面觸及該歷史的回憶錄(亦是首節檢閱的對象範圍)之立論觀點和處理模式。然為了有效反映、直接突出官方對大躍進的立場與態度，選樣焦點集中於「中央層級官員」和「地方領導與執行者」。至於當年對運動的搞法不表贊同，並為此付出政治代價的「右傾異類分子」，「因禍得福」地與此人為重大疏失脫離干係，沒有「洗不清」的問題與困擾；風行草偃下的「政治外圍者」，唯有奉命照辦、埋頭苦幹一途，無須別有用心地解釋，並承擔所謂的政治責任。
　　持平而論，這些從中央到地方推動暨執行大躍進的黨國要員(一般而言，其回憶錄面世在時間上相較晚近)，不同於前述對大躍進避而遠之的做法，較為坦然地面對他們曾作為相關運動與政策承上啟下的齒輪角色，有不再顧左右而言他的進步的一面；他們對大躍進的回溯，亦為吾人檢視zhonggong官方史觀提供具體而鮮明的例證。
1　對運動之總體評價
　　綜合zhonggong耆宿回憶錄中對大躍進的評價，無外乎以下三種觀點：
　　一、好心辦了壞事。zhonggong向來強調，「三面紅旗」的高掛揚起，既是其遂行其獻身革命追求「強國富民」、「康莊大道」的衷心舉措，亦是體現「廣大人民群眾迫切要求改變經濟文化落後狀況的普遍願望」的順民作為。在黨之耆老的陳述中，正因黨心民心相通，運動啟動時上下一體、黨群一致；遭遇困難後官民仍能戮力與共、同舟共濟。如此說詞下，大躍進縱有錯誤，也是「集體共犯」結構下的產物，按傳統標準亦享有「法不責眾」的待遇。
　　二、內錯外誤交相所致。對於橫亙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之「困難時期」的成因，zhonggong當時歸咎於風雨不順、蘇聯撤援逼債以及執行政策的偏差與不力，後者特別怪罪基層幹部的問題與作風，並成為後來轟轟烈烈「四清」運動的起源。23事過境遷後，zhonggong黨人改將之歸納為：主要由於大躍進和反右傾的錯誤，加上自然災害和蘇聯背信棄義撕毀合同之故。亦即工作失誤的人禍是困難發生的內因，天災、「蘇修」則是困難加劇的外因。24從「三位一體」到「內外輕重有別」的調整痕跡，可在其黨人的回憶錄中略現端倪。亦即從對該歷史漠視不提、抽象指陳肇因，至開始出現描述運動之過程和細節，不啻為一正面的鬆動與轉變。
　　三、曲折的發展。「前途雖光明，但通往的道路卻坎坷而不筆直平坦」常為zhonggong理解情勢發展的基點。在zhonggong成功地「基本完成社會主義改造」後，開始著手「全面建設社會主義」，「三面紅旗」被事後諸葛地視為螺旋式上升的迂迴期、波浪式前進的低潮點，為進一步的昇華、下一階段的邁進，提供了經驗、教訓甚至於激勵。依此邏輯，「急於求成」的躁動以及經驗、認識的不足，使大躍進失誤似不可免。此外，「一分為二」、「正反兩面」的「兩點論」也有發揮的餘地：餓乏其身，學到了「建設經驗」；勞其筋骨，鍛鍊了意志。不但「壞事變好事」，有失亦有得。
　　以上散見於zhonggong高幹回憶錄中對大躍進的觀點與看法，也可見諸於zhonggong《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事實上，一方面，《決議》中有關大躍進的部分，正作為zhonggong高幹述及此歷史的指導性文字；另一方面，當初《決議》相關內容的擬定，也必參考袞袞諸公對大躍進的親身經歷和體驗所提煉、總結而成。
2　個人角色與作為
　　回憶錄的個人色彩乃為其特色，亦是侷限所在。zhonggong高幹不同程度上對大躍進皆有所涉足，晚年回憶時如何看待自身或親屬的行徑，因人因事而異，難以一概而論。例如：薛暮橋試圖表明其當時因立場「右傾」而遭受為難，但即便逢場作戲，薛亦曾有「風」言瘋語；25在地方官中舉止乃屬穩健的江渭清，對於運動敗象顯露後被視為救急良方的包產到戶予以禁止一事，略去不提。26曾志不諱言自己在大躍進的錯誤，但值得玩味的是，曾志詳述其夫陶鑄在文革成了「最大的保皇派」的經歷，何以「厚此薄彼」地不見其記載大躍進期間身為廣東一把手的陶鑄的作為與對當地的影響。但若認為zhonggong高幹只是一昧避過掩飾也有失偏頗。薄一波以碩果僅存的大老地位，直言自身在南寧會議上倡議「兩本帳」，「以鋼為綱」的口號乃為其即興之作，並坦承自己「逢君之惡」的行為「有失風格」。27如此自白確實需要巨大的勇氣。
3　知錯能改善莫大焉?
　　對於大躍進政策與後果承認錯誤、表示負責並不是一件新奇的事。在「七千人大會」上，極力維護「三面紅旗」的毛澤東說過黨中央與其自己要負責云云等表態；劉少奇的「三分天災、七分人禍」更被視作率直的舉動。鄧小平後來在《歷史決議》草擬期間，也說時任常委除陳雲沒說話外皆有責任，頭腦都發熱的話。28事實上，舉凡回憶錄論及大躍進的zhonggong高幹，無不表示自己從中有責、心有愧憾。然而，衍生的另一問題是：開口請罪、口頭示責就滮F事？
　　在承平時期，平白發生死亡數以千萬計的人為慘事，已是史無前例；主政團隊與政黨不但未因此交出政權，還從扭轉困局中證成自我、穩固地位，恐怕亦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嘖嘖奇事。為應付大躍進所帶來的危機和困局，zhonggong全員確實齊心齊力、竭心竭力，穩住局面而不垮，並對於後來未竟全功、甚至發生文革抱憾。只不過何已zhonggong在鑄成前所未有的重大錯誤下，猶能安然執政，繼續坐享治國的機會？
　　一方面，運動醞釀之初，zhonggong以形似科學、「顛撲不破」的人類社會發展必然規律作為號召；在運動問題叢生後，又以最能代表先進階級與人民利益的「先鋒隊」自命匡難濟世。在如此兼具「科學」與「民主」的說理與訴求下，「歷史選擇」的領導集體與政黨，勇於「下罪己詔」，敢於「一肩挑起」，甚而成為zhonggong自我宣傳其能「愈挫愈勇」的歷史事蹟。
　　另一方面，按照zhonggong官方口徑，大躍進及其後之困難時期，中國大陸「上下一心、共赴國難」，全黨全民凝聚共識，在組織的領導下轉危為安，予人保持穩定的印象。實際情況卻不儘如此簡單。在大躍進期間，zhonggong透過強有力的政治動員和組織措施貫徹政策，黨國權力在此過程中急速擴張，向城鄉全面滲透，在社會生活所有領域都建立、鞏固和強化其權威與控制力。29其後因決策失誤和執行偏差為主造成的饑荒與幹部作風問題，導致了社會上小規模騷動、不滿以及搶糧事件的層出不窮。30zhonggong倚賴運動期間確立的嚴密社會箝制和對騷亂、犯罪施以迅速、嚴厲的處治，乃是使情勢不致失控的重要原因與手段。31
　　與之相關的資訊控制方面，可以國家威權與語言禁忌之間互為依靠、相互支撐的關係來表現。例如：因飢饉蔓延造成的大量死亡，在官方報告僅稱之以「非正常死亡」。32高幹回憶錄中論及「非正常死亡」數字總是模糊不清，從未明確交代，最常出現的1960年較前一年「少一千多萬」的說法，然其來源出處至今不明外，時間也未含括整個困難時期。33
　　卸下刻意的渲染與虛構，zhonggong藉由意識型態的合理化和黨國權力的壓制，「文武合璧」、「相得益彰」地在大躍進的破局中「亂雲飛渡仍從容」。從大躍進的案例，可見zhonggong斯時治國雖無方，事後治史確有其道。
五　結論
　　大躍進研究的遲滯、牛步，一方面與視之為陳年往事、迄今已遠的心態有關；另一方面則可歸因於相關資料的塵封和稀缺。就前者而言，歷史的價值乃是主動從中汲取經驗、探索教訓，藉以資政和育人，若只將眼界囿於特定的時、空、人、事、物，無論是拘泥史實而與現實脫節，或呆板地認為歷史不會原封重現而棄之如敝屣，都有違讀史的意義並坐失「以史鑑今」機會。例如：中國大陸現今經濟社會嚴峻的「三農」問題，其中農民負擔過重、農村幹部工作作風爭議等，皆或可從大躍進中找到類似的病原。zhonggong當年發動大躍進時「氣可鼓而不可洩」的經驗，參照當下zhonggong高調國家復興和崛起以及相應對民間社會輿論的導引，不正有立即而深刻的學習價值和必要性。
　　就後者而言，大躍進歷史在現階段未能完全公諸於世，或基於「為尊者諱」和「多說無益」之政治需要。然而，這不能成為對相關研究望而卻步的藉口，開發、挖掘新的、未面世的史料固然重要，如何珍視既有、現成的史料亦不能忽略。回憶錄對大躍進研究即存有輔以探究、佐證和充實的價值和意義。對於有關大躍進之回憶錄，不宜因之相關記載的零散不完整而捨之不用，反而要在對其的使用和運用上，提出更高的標準，仔細分類爬梳、小心慎比善對；也無須為zhonggong高幹未能「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而等閒視之，如能望文生義、由表及裏，剖析zhonggong官方對歷史的處理手法與解釋邏輯，將可更進一步地發揮回憶錄的閱讀意義和研究價值。

註釋
1 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冊(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年)。薄一波宣稱此書乃「回憶並帶有研究性質」，主要寫的是1949年到1966年文革前「黨和國家有關經濟和社會發展的一些重大決策的形成過程，以及一些重大事件的來龍去脈」。薛暮橋，《薛暮橋回憶錄》(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頁253-291。吳冷西，《憶毛主席──我親身經歷的若干重大歷史事件片斷》(北京：新華出版社，1995年)。
2 陳永發，《中國共產革命七十年》，下冊(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01年)，頁724-725。徐明，〈吳芝圃與河南大躍進運動〉，《二十一世紀》，1998年8月號，總第四十八期，頁37-47。
3 宋任窮，《宋任窮回憶錄》，二版(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96年)，頁337-390。江渭清，《七十年征程──江渭清回憶錄》(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6年)，頁419-463。惠浴宇口述，俞黑子紀錄，《朋友人》(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5年)，頁203-223。梁靈光，《梁靈光回憶錄》(北京：zhonggong黨史出版社，1996年)，頁344-408。楊易辰，《楊易辰回憶錄》(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頁99-209。曾志，《一個革命的倖存者：曾志回憶實錄》，下冊(廣東人民出版社，1999年)，頁421-431。曾生，《曾生回憶錄》(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91年)，頁642-718。
4 彭德懷，《彭德懷自述》(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頁265-289。黃克誠，《黃克誠自述》(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頁246-270。洪學智，《洪學智回憶錄》(北京：解放軍出版社，2002年)，頁675-689。萬毅，《萬毅將軍回憶錄》(北京：zhonggong黨史出版社，1998年)，頁253-264。李銳，《廬山會議實錄》(北京：春秋出版社，1989年)。李銳，《直言：李銳六十年的憂與思》(北京：今日中國出版社，1998年)，頁64-147。
5 劉英，《我和張聞天命運與共的歷程》(北京：zhonggong黨史出版社，1997年)，頁212-227。康克清，《康克清回憶錄》(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93年)，頁445-464。朱敏，《我的父親朱德》(沈陽：遼寧人民出版社，1996年)，頁351-365。朱仲麗，《王稼祥夫人朱仲麗自傳三部曲》，第三卷(北京：北方婦女兒童出版社，1994年)。童小鵬，《風雨四十年》，第二部(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頁349-396。
6 Lynn White, Policies of Chaos: TheOrganizational Causes of Violence in China's Culture Revolution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9). pp.148-152.
7 冀朝鑄，《從「洋娃娃」到外交官：冀朝鑄口述回憶錄》(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頁242-253。
8 徐鑄成，《徐鑄成回憶錄》(台北：臺灣商務，1999年)，頁299-305。潘大逵，《風雨九十年──潘大逵回憶錄》(成都：成都出版社，1992年)，頁164-172。
9 陳永發，〈評Jasper Becker: Hungry Ghosts: Mao's Secret Famine、丁抒著: 《人禍:「大躍進」與大饑荒》、李銳著: 《盧山會議實錄》、李銳著: 《大躍進親歷記》」，《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27期，民國86年6月，頁322。
10 胡喬木，《胡喬木回憶毛澤東》(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頁15-16。
11 朱敏，《我的父親朱德》，頁359。
12 楊大利，〈從大躍進饑荒到農村改革〉，《二十一世紀》，1998年8月號(總第四十八期)，頁4。
13 Avery Goldstein, From Bandwagon to Balance-of-Power Politics: Structural Constraints and Politics in China, 1949-1978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pp.42-53.
14 楊大利，〈從大躍進饑荒到農村改革〉，頁9-10。
15 李維漢，《回憶與研究》(北京：zhonggong黨史資料出版社，1986年)，頁845-875。
16 蕭克，《蕭克回憶錄》(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97年)，頁461-480。
17 程子華，《程子華回憶錄》(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87年)，頁403-407。
18 葉飛，《葉飛回憶錄》(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88年)，頁643-683。
19 1960年10月21日，陳毅在軍委擴大會議上即指出，各地缺糧嚴重，若再有災害更會惡化情況，人民甚為疲勞困苦、情緒低迷，「需要我們軍隊幫一幫」。見叢進，《曲折發展的歲月》(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6年)，頁270。
20 徐向前，《歷史的回顧》，下冊(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87年)，頁807。
21 聶榮臻，《聶榮臻回憶錄》(香港：明報出版社，1991年)，頁735、750-751。
22 何長工，《何長工回憶錄》(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87年)。以記述大慶油田的開發歷程為重點之余秋里，《余秋里回憶錄》(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96年)。
23 高華，〈大饑荒與四清運動的起源〉，《二十一世紀》，2000年8月號(總第六十期)，頁55-68。
24 造成中國大陸一1958年至1961年大饑荒的起因，學界縱有不同看法：過量的糧食統購、人民公社化或是設置公共食堂產生非理性的消費行為(consumption irrationality)。亦皆屬於人為政策的產物與範疇。龔啟聖，〈近年來之1958-61年中國大饑荒起因研究的綜述〉，《二十一世紀》，1998年8月號(總第四十八期)，頁14-20。
25 薛暮橋在運動高潮時，即曾公開對統計工作做出「政治領導業務」、「方向道路是主要的，業務是次要的」指示。趙勝忠，「躍進型『統計』體制的形成及其後果」，《二十一世紀》，2000年8月號(總第六十期)，頁48-52。
26 1959年廬山會議後，江蘇省內有一些地區自發實行包產到戶，江渭清發現後即予以禁止；同年10月13日，zhonggong中央曾向全黨批轉江蘇省委《關於立即糾正把全部農活包到戶或包產到戶的通知》。高華，「北京政爭與地方-釋讀《江渭清回憶錄》」，《二十一世紀》，1998年4月號(總第四十六期)，頁73-74。
27 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冊，頁706、723-724。
28 鄧小平，《鄧小平文選(1975－1982年)》(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頁260。
29 高華，〈大躍進運動與國家權力的擴張：以江蘇省為例〉，《二十一世紀》，1998年8月號(總第四十八期)，頁50-53。
30 李若建，〈大躍進與困難時期的社會動盪及控制〉，《二十一世紀》，2000年8月號(總第六時期)，頁37-40。
31 此外，zhonggong相應地經由對農業、農村政策的鬆綁與懲處不得人心的基層幹部等方式，使局面得以維持。同前註，頁42-44。
32 「非正常死亡」乃是一個不精確、又是涉及大躍進與困難時期廣泛使用的概念。有論者將之界定為：一、直接因饑荒餓死的人口。二、直接由饑荒產生的五病(浮腫、乾瘦、小兒營養不良、非正常閉經、子宮脫垂或肝病)而死的人口。三、被迫害致死的人口。四、由於饑荒導致身體抵抗力下降，使流行病嚴重爆發而死亡的人口。五、工傷意外死亡人口。六、食物中毒死亡人口。七、其他被公認為非正常死亡的人口。其中，前三項可明確為大躍進與困難時期的結果所致；其他類在任何時期雖都存在，但在此一時期中明顯加劇的情況，亦反映出其增長與大躍進運動和政策之間的關連性。李若建，〈大躍進與困難時期非正常死亡原因分析〉，《二十一世紀》，2002年8月號(總第七十二期)，頁60-62。
33 同前註，頁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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