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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刘易斯、薛理泰：中苏核对峙和毛林权力斗争 [打印本页]

作者: 李旧苗 时间: 2008-8-21 10:37 标题: 刘易斯、薛理泰：中苏核对峙和毛林权力斗争

约翰·W·刘易斯、薛理泰著，薛理泰译

约翰·W·刘易斯（John W. Lewis）和薛理泰，都是美国有影响的中国军事问题专家。刘易斯在史丹福大学创立了国际安全与合作中心、亚太研究中心和国际关系研究所，目前在该校国际安全与合作中心主持有关亚太地区安全和合作的研究项目。薛理泰在该中心任研究员。从1988年开始，他同刘易斯合著，出版了关于中国安全和军事战略的四部英文专著：《中国核弹揭秘》、《中国海基核打击力量》、《中苏联盟和朝鲜战争的起源》、《中国军事决策机制及台海冲突》，均由史丹福大学出版。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中国传统的、革命的战略文化同毛泽东主席本人长期持有的社会观念发生了撞击。按照中国决定在1964年进行第一次核试验的大战略思路，人民解放军已经开始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建设一支核威慑武力。中国核研究机构正在高速运转以期引爆首颗原子弹，研制并部署中国第一代弹道导弹，并且不久以后将重新启动已经耽搁数年的导弹核潜艇工程。由于中国两年前刚同印度发生过一场大规模的边界武装冲突，又需要同时面对苏联日益明显的敌意和美国在越南强度增加的直接的军事介入，中国领导人不得不作出重大的战略选择。
中国第一次、迄今唯一一次进入全面核战备状态
毛泽东早就说过，所有重大的决定必须在实践中获得验证，而从各个方向如潮涌来的实践中的经验和教训，却正在否定他本人关于无休止地搞革命的乌托邦幻想。最重要的是，zhonggong中央领导层就中国社会和政治发展的方向产生了不同的意见，这个意见分歧最终导致毛泽东令人瞠目结舌地悍然发动为期十年的全国大动乱。这位中国领袖刚刚摆脱由于他在1958年启动的大型社会实验即大跃进和农村人民公社所造成的举国上下一片萧条的窘境，用他自己的话说，他发现自己被晾在了权力中枢的一边，一批在他看来是“修正主义”的官僚精英掌握了大部份的权力。从1964年到1969年，国内外的严峻形势逼迫毛泽东在他的革命幻想和现代化的愿景之间作出选择，从而为国家长治久安奠定基础。
国际上中、苏在意识形态方面的争辩已经导致这两者之间的国家关系开始走向恶化，同时越南战争也在逐步升级。而在中国国内，权力中枢的斗争也在趋向白热化，终于引向暴风骤雨般的文化大革命（1966年至1976年）的爆发。
处于这个敏感性的时段，在国内外多重危机的交叉影响下，自1964年至1969年，一系列严峻的问题产生了。关于战争与和平问题的考量为相应的政治谋划定下了框架结构。在1969年的若干月份，中国军队处于全面战备的状态，中国战略导弹部队第一次也是迄今为止绝无仅有的一次进入了全面核战备状态。据称中国军队进入全面战备最终成为毛泽东的接班人林彪企图登上最高领袖的秘密阴谋的一个组成部份。
对毛泽东来说，他同时遇到国内外的挑战决不是偶然的，他在对付这两种挑战时认为，他的“赫鲁晓夫式”的敌人在莫斯科和北京都存在，在这两处的敌人即使不是同谋，至少也是在思想上声应气求的。毛泽东确认这两处的敌人存在着上述联系以后，就着手鼓动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以对付被他斥责为道德已经败坏的老革命者。
为此，他在长达五年的期间持续诉诸计谋以及不惜与昔日亲密战友翻脸的手段，一系列的前因后果交叉作用之后，最终导致他的国家在1969年10月进入全面核战备。人们经常研究这一段时期的重大事件，我们对这些事件给予简要的回顾，解释一下这个十月危机在安全层面的主要后果：北京权力架构中一度同盟的两大派系之间的结构性的震动，军队指挥、控制系统的重组，对苏联和美国的政策的改变，以及对核威慑和全球稳定产生的广泛影响。
面对一条还是两条战线？
1964年伊始，毛泽东相当激烈地表达了他对莫斯科的明显敌意。zhonggong发表了九篇评论文章，作为对苏共中央“公开信”的回应。3月31日，zhonggong发表了第八篇评论文章《无产阶级革命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7月14日，又发表了第九篇评论文章《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在这年十月赫鲁晓夫被罢黜以后不久，zhonggong继续抨击这位前苏联领导人。
按照毛泽东同美国记者斯诺谈话时披露的内情，早在1965年初，他已经下决心清算刘少奇及其追随者了。事实上，毛的准备工作在1964年就已经开始了。就在这一年，中、苏之间针锋相对的关于意识形态的争辩和频频发生的边境冲突使得中、苏国家关系越来越紧张，毛泽东甚至预言中、苏之间可能爆发战争。他把来自北方的威胁与出自zhonggong内部的威胁两者联系起来看待，并且越来越怀疑存在着一个内外勾结的针对他本人的政治大阴谋。文化大革命开始酝酿、发酵，终于为他突然返回第一线主持zhonggong中央政治局常务工作创造了必要的条件。
毛泽东对莫斯科的怨恨甚至已经超越了政治范畴，他对赫鲁晓夫的个人成见使得他对莫斯科的怨恨火上加油。有一则故事反映出他对赫鲁晓夫的个人成见之深：一次，毛泽东看到一个贴身卫士剃了光头，就下意识地把卫士的光头同赫鲁晓夫的秃头联系起来，再三问卫士长为什么那名卫士非要剃光头。此后，在毛泽东的随扈人员中，剃光头便成了禁忌。从1956年赫鲁晓夫在苏共党代表大会上发表抨击斯大林的秘密报告开始，直到1966年“文革”爆发为止，毛泽东对这位前苏共领导人的怨恨已经累积了整整十年。正是这种个人成见使得他的战略优先目标趋向模糊化，使他看不清楚林彪元帅崛起的危险性。
1964年，毛泽东作出了两项关键性的决定，并且雷厉风行地督促党、政、军中央机构分别予以落实。这两项决定及其贯彻执行不祥地预示了中、苏国家关系迟早会濒临军事意义上的敌对状态，由此产生的各种影响甚至持续长达十年以上。
其一是军事战略方针以及防御的重点方向的改变。长期以来，中央军委遵循的战略方针是“北顶南放”、“岛重于岸”，亦即在北面依靠或者顶住苏联这个“大沙发”，在东南沿海地区对美军或者台湾军队放开，诱敌深入，然后在苏联的援助下，聚歼来犯之敌。这是林彪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以后提出然后获得毛泽东批准的既定的军事战略方针。
这年6月16日，毛泽东在十三陵水库接见参加zhonggong中央工作会议的官员时，提出一条全新的战略方针“应付四面八方”，也就是说，不知道敌人从哪里来，所以要处处戒备。针对“北顶南放”的战略方针是否管用，他说“我看不一定”。他指出，“敌人不一定从南北两翼来，而很可能对我中间突破、割断南北”。
以毛氏过人的精明，岂有不清楚以有限的兵力投入到所有的防御方向去，“撒胡椒面”，没有突出重点，“处处戒备”，也就是“处处没有戒备”的道理？他清楚，眼前zhonggong领导层的绝大多数人既不理解也不会接受为什么要把苏联列为中国在军事意义上最危险的敌人，如果他直白地讲出，必然会引起议论和猜测，所以他不便说得那么明白。
毛泽东的真实意图是先通过“吹风”，警醒其他的zhonggong领导人：中国的大敌不仅仅是美国和台湾，促使他们把注意力从南边和东南边引开到其他方向，然后再逐步使之倾注于北边的苏联。他明白，一旦中国的军事战略方针改变了，军队防御的重点方向势必也要随之改变。
毛泽东在这次讲话中还强调提出，“要特别警惕像赫鲁晓夫那样的个人野心家和阴谋家，防止这样的坏人篡夺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权”。以如此明确的口吻隐喻在中南海也可能存在“中国赫鲁晓夫”，必然会大大加强国内的极左的政治氛围。
七月，毛泽东终于在政治局会议上明确提出，“我们不能只注意东边，不注意北边，只注意帝国主义，不注意修正主义，要有两面作战的准备”。这是他首次正式地向zhonggong领导层提出中国可能同苏联打仗的问题。
毛泽东在同外国友人谈话中，曾经有意识地探询苏联军队进攻中国的可能性，这时他也泄露了自己思想深处的真正的心腹大患。在他接待同克里姆林宫有接触渠道的外国访客时，多次似乎不经意地提到这个问题。这年十月，毛泽东在接见外宾时反复问道：“如果苏联打我们，西安就是前线了。你看赫鲁晓夫会不会打我们？苏联派兵占领新疆、黑龙江，甚至内蒙古。你看有可能没有可能？”
只要能够远离苏联，哪怕靠近美国空军基地
其二是毛泽东催促全国性大张旗鼓的支援“三线地区”建设的运动。1964年11月，毛泽东批准了一份关于将要害工业和科研设施从沿海地区迁移到中国内陆省份的报告。这份报告从地域上将中国分为三个地区：沿海各省和东北为“一线”，云南、贵州、四川和其他内陆省份为“三线”，“一线”和“三线”之间的所有地区为“二线”。接着而来的紧急性的大规模迁移，把许多国防工业、科研设施甚至大专院校，从一线甚至二线地区搬到了三线地区。
毛泽东发动的支援三线地区建设的大规模迁移，劳民伤财，据说是旨在缩小敌国空中突袭给中国造成的损失，提高国家对大规模战争的持续性的支撑能力。实际上，按照《GCD的七十年》这本书的评断，这是“将过去背靠苏联建设的项目进行一次大调整，重新安排国家工业建设的布局”。一言以蔽之，毛泽东发动三线建设的主要目的是为了防备有朝一日苏联会对中国采取军事打击的手段。
毛泽东将中国关键性的工业和科研基地迁移到远离苏联空军轰炸机航程的地方，这一大规模迁移工程的意图性和针对性都很强，然而，饶有讽刺意味的是，要害工业和科研设施迁移到三线的新地址却靠近了美国在东南亚的空军基地，都在美国空军的打击范围之内。这个事实说明，当时毛泽东成竹在胸，他认为从现实战略着眼，在今后一段期间，中国不需要再担心来自美国的空中打击，尽管他嘴上还在说“美帝国主义是全世界人民最凶恶的敌人”。
这方面的一个典型例子是，中央经济计划部门在拟定三线建设总体规划时，起初把甘肃省酒泉和四川省攀枝花同时列为建设一个新的钢铁联合企业的最优先考虑的厂址，比较偏向于前者。酒泉镜铁山钢铁厂预计投资人民币十一二个亿，已经投资两亿多。毛泽东在5月27日同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常委会）成员谈话以后，常委会出面纠正了经济计划部门的建议，决定把这个新的钢铁联合企业建在攀枝花，原因是酒泉还是离苏联太近了。可是攀枝花却相当接近美国在越南的空军基地。涉及关键性的大型国防企业的布局，当时中国的原则是只要能够远离苏联空军基地就行，哪怕靠近美国空军基地亦无妨。由此可见，毛泽东在心目中早已把苏联视为中国未来的头号敌人。
毛泽东对三线建设政策的倾向性几乎很快就被1964年底、1965年初的越南战争搞得模糊化了。美国人正在中国的南方边境加大战争的力度，中国领导人当然不能予以忽视。1965年4月，为了对付这一潜在威胁，zhonggong中央号召加强两个战略方向的战备。一个月以后，周恩来总理敦促要解放军将军们要准备“早打，大打，在两条战线上打一场核战争”。尽管在毛泽东心目中，显然是克里姆林宫对他的集权统治构成了直接的威胁，不过，当时中国领导人中同意他的判断的人并不多。
现在已经看得清楚，其实毛泽东最担心的是国内的政治挑战而不是国外的威胁，这是他心目中的隐忧。甚至在当时，他就在计划对付他似乎已经警觉到的党内敌人，并且着手调整他对越南战争的战略评估。
据前越南劳动党（1976年改名越南共产党）第一书记黎笋回忆，当年河内已经开始催促北京和莫斯科组成反对美国在越南进行战争的联合阵线。根据他的回忆，他与周恩来、彭真等人就此设想举行了会谈，周、彭等人同意了黎笋关于建立中、苏联合阵线的建议，zhonggong政治局常委会在开会讨论了越方的建议以后，予以同意。岂料毛泽东在阅读了政治局常委会的这份结论以后，立即予以峻词拒绝，并且认为这是克里姆林宫－－中南海合流的一个大阴谋的组成部份。
我们认为，毛泽东之所以一口拒绝黎笋提出的建议以及否决政治局常委会的结论，是因为他担心一旦中、苏建立反美联合阵线，大敌当前，zhonggong党内必然会出现加强团结对付外敌的呼声，就会妨碍他在国内大规模清洗党内政治异见者的战略部署。况且，一旦中、苏建立反美联合阵线，北京同莫斯科势必出现某种形式的联盟，zhonggong、苏共两党之间的紧张关系也会随之缓和，这种形势必然会妨碍毛泽东以克里姆林宫－－中南海合流的罪名大规模清洗党内“修正主义份子”。
尽管毛泽东执意继续在国内外反对修正主义，他在1965年发表了一篇重要的讲话，再次敦促zhonggong高级官员“要有两面作战的准备”。他的说法又似乎证实了他也曾经正视过同时来自两个战略方向的威胁。
所谓可能在两条战线上作战的提法，似乎反映了毛泽东考虑战略问题时往往从最坏的情况着眼的习惯思路，不过，更有可能的是这位主席在采用障眼手法，以促使党、政、军高级官员逐步将视线从东边移往北边，因为既然他已经下决心在国内对zhonggong领导层动大手术，就不可能在两条国际战线上同时直面两个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这根本就违背了他历来强调的“决不同时用两个拳头打人”的出击手段。
毛泽东要关门打狗
虽然越南战争在1965年、1966年升级了，这位中国领袖却仍然只关注他担心的来自北方的进攻。在这个时期，有一次毛泽东嘱咐他的将军们不要仿效蒋介石在抗日战争中将大片国土拱手让给日本人的做法，从而大幅度改变了他本人在《论持久战》一文中强调的“诱敌深入”的论断。他强调指出，在未来的抵抗苏联侵略军的战争中，解放军必须在战争初期顶住苏军强大的首波攻击。
毛泽东还命令中央军委把国家的防御重点从南方、东南方转移到东北、华北和西北这三个北部地区（三北地区）。军委迅即将工程兵总兵力的三分之二调到三北地区，在当地主要作战方向、重要的交通枢纽地带和战略要点构筑地下掩蔽体等防御工事。毛泽东甚至催促工程兵在无险可守的华北大平原上构筑若干“人造山”，在上面修筑炮位、高射炮阵地和机枪火力点，以阻挡或者减煞苏军装甲部队在战争初期的凌厉攻势。
固然，毛泽东在这段期间还数次发表了针对美国在越南扩大战争的措辞强硬的言论。可是，根据中国军队防御重点转移到三北地区以及军委把占总数三分之二的工程兵调到三北地区的军事大动作，可见毛泽东“反美”的论调却只是一种障眼法而已，旨在应付国内、党内某些同他的看法不协调的观点。
当时解放军十位元帅中，罗荣桓已经去世，彭德怀已经下台。毛泽东委派其余八位元帅中的六位认真考虑一下，中国应该如何对待国防工业和军事战略等问题，以及中国究竟应该如何“在东北打一场反侵略战争”。1965年11月11日，zhonggong在其主要报刊发表的一篇题为《驳苏共新领导的所谓“联合行动”》的文章中，断然拒绝莫斯科新领导人关于中、苏在越南战争中采取针对美国的“联合行动”的建议。这篇文章还冷峻地指出，在当代，在zhonggong、苏共之间，存在着足够的因素促使它们分裂，而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促成它们的联合。
1966年上半年呈现的事态，导致中、苏关系更加恶化以及文化大革命的终于爆发。这年上半年，毛泽东长期避居在杭州，冷眼观察外界。这年三月份，刘少奇、周恩来和邓小平等人显然还没有察觉到一场政治风暴正在等待着他们，还在北京召开了一次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是否派遣zhonggong代表团去莫斯科参加苏共第23届代表大会。会议决定派遣一个可能由刘少奇率领的代表团赴莫斯科出席大会，这说明这些常委同他们的主席的步调是何等的不一致！
令人惊讶的是，尽管中央军委秘书长、解放军总参谋长罗瑞卿已经在去年底召开的上海会议上被撤职软禁，标志着激烈的权力斗争已经在军队高层中开始了，这些常委似乎仍然没有领悟到毛泽东之所以离开北京去南方长住，就是为了便于在暗中策划即将清洗他们的绝密行动。
毛泽东在获悉政治局常委会的决定以后，当即勃然大怒，断然予以否决：“一个大会为什么一定要到呢？不到就要砍头吗？是否要发贺电，也值得考虑。不发就犯了罪吗？”他承认自己的举动是“挑战策略”，但是他为自己的举动辩护，声称不用担心太坏的后果，“最后无非是兵临城下”而已。
综上所述，毛泽东的真正用意，用《晚年周恩来》这本书的作者的话说，是其“关门打狗”的决定势在必行。十分明显，不管zhonggong中央决定以什么理由同莫斯科和解，都会束缚住毛泽东的手脚，削弱他企图采取非常手段在中南海围墙内清洗“修正主义份子”的理由的正当性和行动的可操作性。
中央军委决定在珍宝岛伏击苏军
迄至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莫斯科一直在采取行动，向毛泽东提供足以证明他对中国面临的主要危险将来自一个战略方向（北边）而不是两个战略方向（东边和北边）的判断的正确性。这年二月，苏联和蒙古在上月新签订的具有军事同盟性质的《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生效，同时苏联军方开始加强驻扎在蒙古前沿的苏军装甲野战部队和战略火箭部队。从中、蒙边界的二连浩特经张家口到北京的直线距离只有560多公里，而中、蒙边界中国一侧地势平缓，便于苏联装甲野战部队的快速行动。同时苏联军方还向苏、中边界地区不断增兵。
毛泽东感受到了苏联对中国正在逐步增加的军事压力。1966年3月28日，他在接见日本共产党中央总书记宫本显治时，着重谈了苏联进攻中国的问题。他说中国要“准备修正主义来打，打进满洲、东三省，打进新疆，中央突破，从外蒙古打进北京”。他直截了当地指出，苏联“在外蒙古设立了原子弹、氢弹阵地，运来了原子弹和氢弹，驻扎了两个师”。
一次，毛泽东在同几位解放军元帅讨论有关问题时，他预言莫斯科将在两年内发动进攻。由于驻蒙古的苏军基地逐渐变得更加固定化以及苏联驻军的力量不断获得增强，中国人决定作出以牙还牙的回应。
1967年，中央军委决定将驻扎在华北（河北省保定市）的第38野战军改编为一支精锐的快速反应部队，并且把内蒙古军区的编制从大军区降低为省军区，置于北京军区的统一指挥下，以便从实力强大的北京军区获得直接的、有力的支持。此后，北京军区管辖范围扩大，包括河北、山西、内蒙古三个省级军区和北京卫戍区、天津警备区以及多个野战军（稍后，北京卫戍区升等，与北京军区同级，直接对毛泽东个人负责）。毛泽东授权中央军委将内蒙古军区置于北京军区的统辖下，换言之，也就是责成北京军区筹划确保内蒙古自治区的领土安全之事宜，说明他对来自苏联对首都北京的威胁的估计趋向于更加严重。
正如毛泽东两年前预言的那样，苏联果然在1968年8月采取了一次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不过这次对付的目标是捷克斯洛伐克，而不是中国。苏联对捷克斯洛伐克的入侵行动，引起了中国人的高度警觉，对苏联入侵中国的可能性的评估几乎立即升级。中国领导层在敦促各地加强战备措施时，确定对未来在中、苏边境可能发生的武装冲突作出更强硬的反应，这对苏联不失为一种威慑，也体现出中国领导层以一场小战避免一场中战，以一场小战、中战避免一场大战的应付国际危机行之有效的策略，还可以激发在文化大革命头两年的大动荡中已经让位于“革命”的中国人民的爱国主义。在已经持续两年的反对内奸、阴谋家和修正主义者的大规模的群众运动中，终于出现了保家卫国的呐喊声，每天在神州大地的上空不断激荡，令人荡气回肠。
1968年底至1969年之初，苏军日益频繁地闯入两国发生争议的乌苏里江珍宝岛，并且苏军在中、苏边境地区向中方启衅的事态有继续升级的发展趋势。鉴此，毛泽东授权中央军委命令沈阳军区制订一项对再次闯入珍宝岛的苏军实施伏击式的反击战计划。沈阳军区从三个野战军中挑选了三个加强的侦察连，由作战经验丰富的参谋军官给予指导，在两三个月内，对它们加速进行高强度的特种训练。这次伏击式反击战有个前提，即苏军再次闯入珍宝岛启衅，如果苏军不闯入珍宝岛启衅，则伏击战计划停止执行。
1969年2月19日，总参谋部和外交部对沈阳军区的作战计划予以同意，并且把这份计划和有关的作战命令报送中央军委。中央军委批准时，确定这场伏击式反击战的指挥权直接归属中央军委。
根据当时中国军方掌握的情报，1969年2月，苏联远东边防军奉命进入一级战备状态。这条消息引起中方格外的警惕。中央军委的上述决定自然是同苏军提升远东边防军的战备等级的行动互为因果的。
作为中国军队加强战备的一项关键性的措施，1969年2月，在朝鲜战争中以“万岁军”享誉全军的第38野战军已经改编为第38摩托化军，成为全军第一支摩托化部队，即官兵及装备给养可以全部由各种机动车辆载往某一个指定地点，机动性相当强。军部辖三个摩托化师以及军直辖炮兵团、火箭炮团、高炮团各一个。每师辖三个摩托化步兵团和坦克团、炮兵团、高炮团各一个。第38摩托化军以及稍后也具备摩托化能力的第66野战军等部队，成为中央军委部署在华北大平原上的几支精锐的快速反应部队，随时可以对闯入中国纵深的苏联装甲机械化部队实施有力的反突击。
在这场边界冲突即将发生的前后，沈阳军区司令员陈锡联和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各自率领一个小组留在设于京西宾馆的北京指挥所随时待命。前者的任务是汇报战况并且控制战斗规模，后者的使命是随时掌握国际情报并反映来自国外各方面的反应。
这两个小组与中央军委作战系统的将军们－－包括总参谋长、一名主管作战的副总参谋长以及来自总参谋部一部（作战）、二部（情报）、三部（电子侦听、破译）、通信部和机要局的高级军官－－紧密合作，都向周恩来总理汇报。这时毛泽东已经授权周恩来对这场战斗涉及的军事、外交层面的事务作出最后决定。
应该说明，毛泽东时常授权周恩来指挥中国军方的紧急行动，尽管当时周恩来甚至不是中央军委的正式成员。由于中国官方过份强调了毛泽东在zhonggong革命及苏维埃政权中的巨大作用，以及他在习惯做法上并不信任下属，他的下属在zhonggong历史上的重要地位经常在官方记载中被有意地忽略或者低估了。毛泽东在做法上经常反复无常，可是他仍然必须依靠他的下属推动工作，尽管他对他们的信任和授权始终是有限的和暂时的。
如今，文化大革命正处于一个关键性的阶段，毛泽东确实需要求助于周恩来，委托他处理新出现的来自外部世界的挑战和危机（以及战略武器研制规划）。另外，毛泽东也确实授予周恩来更大的权威，协助他处理中央军委的事务，这样做的部份原因是为了监控和抑制林彪影响下的军委其他成员的活动。
据此，读者可以明白，中央军委直接掌握、控制了即将在珍宝岛爆发的武装冲突。况且，中国最高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可以在第一时间了解一线战局和相应的战备工作，对于急剧变化的情势有着第一手的资讯。相比之下，苏共中央政治局几个主要成员正在国外访问，被这场突如其来的冲突搞得不知所措。冲突在3月2日发生，直到3月6日苏共中央政治局才得以召开紧急会议，讨论这场冲突并且商量如何应付由此产生的后果。由此可见，在战略决策层面，同北京相比，莫斯科已经稍逊一筹。
毛泽东说：“到此为止，不要打了”
1969年3月2日，在前夜已经潜入珍宝岛上埋伏的解放军对再次闯入珍宝岛的苏军突然发动攻击，毙伤苏军现场指挥官和士兵共计60多人（据苏联公布数字，苏军死亡31人），解放军死伤52人，并有一名通讯员失踪。
当时，最近的苏军观察哨距离珍宝岛才80公尺，而苏边防军侦察分队却没有发现解放军已经上岛埋伏。据参战的苏军军官回忆，原来解放军是趁黑夜上岛，而苏军缺乏夜视装备，所以无从发现什么动静。
另外，苏军军官认为，中国战地指挥员足智多谋，选择在3月2日进行伏击。首先，3月1日晚至2日凌晨下小雪，遮盖了中国军人行进的痕迹；其次，3月2日是谢肉节，苏联地方官员邀请苏边防军总队指挥部的人去联欢，战地同指挥所联系不畅；最后，时值周末，苏边防军航空兵不飞行。
接下来双方为一场团级规模的激战准备了两个星期。这场中、苏边界冲突中最激烈的战斗在3月15日爆发。苏军出动坦克、装甲车50多辆，发射一万多发炮弹，并出动飞机36架次（未投弹），中国军队仅以步兵和炮兵协同作战，打退了苏军三次攻击。据中方估计，苏军死伤140人（死亡60人）。临战前，中国军队估计到大战在即，没有在珍宝岛上部署多少人，当苏军几十辆坦克、装甲车密集登上岛时，即给予猛烈炮轰，结果中方死伤仅39人（亡12人，伤27人）。
16日夜，毛泽东及其既定接班人林彪召集高级官员商讨如何对付正在迅速升级的边境冲突，并且嘱咐党、政、军各级部门加强战备工作。毛泽东特别指出，“原子弹基地要有准备，防止他用飞机轰炸”，叮嘱战略武器研制部门要防备苏联采取一场外科手术式的军事打击，摧毁中国核工业科研设施。五十年代中期，中、苏关系处于蜜月时期，当年由苏联专家帮助中国在全国挑选核工业科研设施的合适地址，苏方对中国核工业科研设施的布局了然于胸。一旦两国爆发战争，苏联空军对中国核工业科研设施实行猛烈轰炸的可能性，自然不能排除。
同时，毛泽东仍然想努力控制中、苏边境冲突的规模。尽管在珍宝岛上已经发生了白热化的战斗，毛泽东在16日举行的会议上说：“让他打进来，就使我们动员起来了。大敌当前，动员准备一下有利。”这番话反映了他内心的另一层考量，即利用来自境外的军事威胁来推动国内群众组织派性武斗的胶着局面的早日结束。同时，他还针对今后边境冲突的发展方向给予明白无误的指示：“到此为止，不要打了。”正如情报专家阿瑟科恩指出的，虽然中、苏两国官兵在珍宝岛上流血，双方显然“在控制危机升级方面进行了合作”，例如把交火局限于常规武器范畴，冲突的规模相对较小、时间较短，等等。
在这些流血冲突事件的前后，中、苏双方都向对方发出严厉警告，最终苏联人不再登上珍宝岛。在3月15日较大规模的冲突以后，克里姆林宫一再试图与中南海联系，据说有一次苏联最高领导人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通过连接克里姆林宫和中南海的热线打电话给毛泽东，但是中国接线员骂他是修正主义头子，拒绝为他接通。
前zhonggong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在其回忆录中提到，苏共、zhonggong架设的这条热线将苏共中央和zhonggong中央连接起来，这条热线的中国终端设在zhonggong中央办公厅，有一个小组专门负责管理。正如下面就要提及的，还有另一条热线把中、苏两国外交部全天候连接起来。颇有讽刺意义的是，当初中、苏之间设立两条电话热线，是为了在对付美国及其盟国的军事压力时，彼此可以通过热线迅速地进行磋商，协调各自的行动，如今这两条热线反而成为中、苏双方互相摸底以避免灾难降临的一种技术手段。
　　3月21日夜，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安德列·柯西金使用了连接苏、中两国外交部的另一条热线打电话给中国外交部，终于同接听电话的一位正在值班的外交部高级官员李连庆成功地进行了交谈。柯西金说他希望与周恩来总理谈谈。李连庆记下柯西金谈话的要点，通过渠道将此事向周恩来作了汇报。当天半夜，柯西金还授权苏联驻华使馆临时代办紧急地向中国外交部递交了内容相同的他的信件。周恩来迅即向毛泽东汇报这些情况，并且建议中国立即作好谈判的准备。
就在柯西金通过热线给中国外交部打电话的当晚，解放军总参谋部三部（技术部，负责电子侦听、破译）已经将截获的柯西金给外交部以及苏联驻华使馆打的两通电话的内容，包括柯西金在电话机旁同身边的苏联翻译的对话，一概予以录音、翻译，甚至连反映柯西金催促苏联驻华使馆官员速去中国外交部递交信件时的迫不及待的情绪的语助词都翻译出来，由此可见，克里姆林宫主人担心两国冲突扩大的焦急心情，跃然纸上。据此，三部写成一份绝密报告，一式三份，分别送给毛泽东、林彪和周恩来。
这份绝密文件的传阅范围极窄。毛、林、周单凭柯西金连连催促苏联驻华使馆临时代办尽快同中国外交部取得联络时的急躁情绪，就已经确定有部份苏联领导人根本不想扩大冲突，认为苏联人将会欢迎通过外交谈判解决边界争议的建议。在这个关键时刻，总参谋部三部及时地、准确地为中央决策提供了非常有用的情报，立下大功。
　　次日黎明前，毛泽东作出了反应。据悉，毛泽东认为在电话上直接同苏联领导人对话确实不妥当，可是他还是同意授权给外交部通知苏联驻华临时代办，克里姆林宫应该通过外交途径向中国提出由两国进行谈判的正式建议。同时，毛泽东授权周恩来通知外交部，及时作好同苏联人进行谈判的准备。
毛泽东说仗打给美国看
　　在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已经迈入老年，他在一种孤独的心态下，对国际问题顾问群越来越隔膜，反而愿意在卫士长、护士长等身边人面前吐露心声。令人惊讶的是，他的护士长吴旭君居然成为最早知道毛泽东开始改变大战略观念的一个人。不少中国学者感到不解，毛泽东岂会同护士长讨论大战略问题呢？看来学者毕竟是学者，对毛泽东晚年的决策环境是相当隔膜了。据熊向晖回忆，在文革期间，他亲耳听毛泽东谈到，毛经常同吴旭君讨论国际时事，比如中国大概在何时可以进入联合国之类的问题等等。
　　据吴旭君回忆，在1969年中、苏在珍宝岛上爆发武装冲突以后，毛泽东在自己的居所里一边阅读战报，一边自言自语地说，“中苏发生交战了，给美国人出了个题目，好做文章了。”吴旭君问，“你是指中苏分裂了，美国人高兴吧？”毛回答说：“美国的全球战略理论不是已经提出了信号吗？他要打‘两个半战争’，如果他缩减到‘一个半战争’，你联系起来想想他们会怎么样？”显然，在这位主席的心目中，目标已经相当明确，北京的钟摆即将倾向华盛顿。在美、苏全球争霸的斗争中，一条引人注目的战线就要重新划定了，其意义在未来的世界政治格局中将显得格外重要。
　　这是毛泽东在大战略层次对中、苏边界冲突可能产生的意义作出的评估。关于苏联加紧针对中国的军事部署的报告接踵送至毛泽东的案头，又把这位主席从浮想联翩的遐思拉回到现实世界中来。毛泽东批准军委有关将中国进入越南对美国空军作战的高炮部队全部调回中国北方的报告，以加强解放军防空力量，应付苏联可能对中国发动的空袭。至3月14日，中国空军入越作战的高炮部队最后一批被调回国内；中国陆军入越作战的野战高炮部队也在下个月被全部调回国内。
　　始自1965年截至1969年，中国空军先后有26个高炮团、9个探照灯营、14个雷达连进入越南作战；陆军先后有37个野战高炮团进入越南作战。这批高炮部队为数众多，又富于实战经验，调回国内以后，必然会加强三北地区的防空力量。
　　从另一个层面考虑，中国陆、空军将入越作战的全部高炮部队从“反美前线”调回国内以防备苏联空袭的决定，反映了中国领导层对于来自境外的最主要的、最现实的军事威胁的认知。
林彪派系在加强战备中崛起
　　中、苏两国于3月2日和15日在珍宝岛上发生了激烈战斗，这个时刻及其后事态发展的趋势与林彪派系为了取得在军队指挥和国家安全决策上更大的发言权而采取大胆行动的时机倒是一致的。
　　1969年3月初，zhonggong为召开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正在密锣紧鼓地进行，林彪作为毛泽东的“亲密战友”将于4月1日发表火药味空前浓厚的政治报告，大会还将通过一份充分体现革命风格的新党章。林彪在政治报告中声称：“这场大革命的风暴摧毁了那些大大小小的阎王殿，使毛主席的思想直接同广大革命群众见面，这是一个伟大的胜利。”尽管这篇报告是由毛泽东的文胆张春桥、姚文元起草的，而林彪本人对这篇报告也并不以为然，可是这篇报告确实反映了当年中国政坛一片狂热的氛围。党代表大会通过了将林彪列为毛泽东精心挑选的接班人的新党章。
正当林彪采取行动以厚植他的派系力量之时，克里姆林宫的所作所为显然使中方相信苏方是在实施恫吓策略和心理战术。4月3日，周恩来在写给毛泽东和林彪的一份报告中说，苏联最近炮击珍宝岛是故意虚张声势，对外显示武力，表演给人们看，其实是在采用一种恫吓策略和心理战术。4月28日，在zhonggong第九届中央委员会第一次全会上，毛泽东在号召准备打仗时指出，他并不认为战争马上就要来临，但是中国应该加强战备，“主要是要有精神上的准备”，“就是要有准备打仗的精神”。
　　在文化大革命中，林彪紧紧追随毛泽东，在各级权力部门中树立了为数众多的敌人。对他说来，“精神准备”就是要击破这些敌人的抗拒，这就需要增强他的权威和影响力。这时他的影响力正在明显地上升，却远远谈不上完整无缺。大批党、政、军高官在文革中受到了无情的整肃，阖家受整，既归咎于倒行逆施的江青，也归咎于坚决支持文革的林彪。林彪树敌甚多，却缺乏足够的权威，其势甚危。
这时，唯毛泽东马首是瞻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简称中央文革）已经取代了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成为主要的权力中心，还掌握了在全国触目可见的群众组织；同时周恩来总理控制着国务院的许多部委（可不是所有的部委）；而毛泽东本人则支配着北京的核心权力部门和全国军队。
　　尽管林彪主持中央军委的日常事务，却只能对关键性的军队职务提出人事任命的建议，供军委主席毛泽东参考。相对文革初期说来，林彪处理军队事务的权力又给毛泽东拿回去了相当大的一部份。按照1967年5月10日军委批准的《关于师职以上干部任免权限和审批手续的规定》，正军以上干部的任免经军委常委讨论批准后呈报zhonggong中央，经林彪批准以后公布命令。而毛泽东却在1968年5月28日批转军委办事组报告，规定副军职以上干部任免必须报毛、林或者中央文革碰头会议批准。可见毛泽东收紧了林彪权限的尺度。说到底，林彪受权处理军委日常事务只是承上启下而已。
　　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各大军区调动一个营，均须获得军委主席毛泽东的批准；北京卫戍区的部队，因为涉及京城这个特别敏感的地区，哪怕调动一个连，也须经过毛泽东同意。中央军委办事组（及其前身留守小组）成立以后，作为管理中央军委日常事务的机构，直接对林彪负责，职权仅限于调动团级以下的建制部队，一次调动部队超过团的规模，必须获得毛泽东的批准。另外，主持中央文革的毛泽东的妻子江青已经着手集合力量，与正在崛起的林彪派系互相抗衡，成为林彪需要认真对付的又一个实力派。
　　林彪追随毛泽东的极左政策，在党、政、军得罪了曾经位高权重的一大批高官，搞得天怒人怨，自己却还没有树立足够稳固的权力基础，念及文革如何收场，其本人未来处境不免岌岌可危。根据前解放军代总参谋长杨成武回忆，文化大革命爆发以后，林彪至少在私下抱怨过三次，“他（毛泽东）的目的已经达到了，我的目的还没有达到”。
　　林彪从国内权力斗争的角度着眼看到，中、苏边境武装冲突必然会突出军方在危机处理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作用。在文革期间出现的混乱的国内政局中，林彪一度成功地抑制过来自江青的政治压力，不让她插手军队，从而抵挡住了江青等人企图搞乱军队、乱中夺取军权的努力。他估计，在他开始背离毛泽东关于处理中、苏边境武装冲突主要从“精神准备”着手的方向时，他还有余地，可以有所作为。
林彪说：“还是有一点边境冲突好”
　　四月初，新疆军区司令员龙书金在出席zhonggong九大以后，前往林彪住所拜访时，林彪对这位老部下说，北京同莫斯科之间的摩擦来源于毛泽东同苏联领导人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权的争夺，鉴此，中、苏边境冲突不太可能导致这两个国家的全面的军事摊牌。林彪强调指出：“还是有一点边境冲突好，可以提高军队的威信，加重几个（边境大）军区司令员在中央领导层心目中的份量。”弦外之音，不言而喻。龙书金身为一位战区司令员，原来对不断升级的中、苏边境冲突深为忧虑，由于林彪的交底，他回到新疆以后就感到心情轻松多了。
　　上述林彪不认为中、苏近期会爆发大战，以及边境冲突有助于加重军方在中央领导层的份量的观点，仅反映了林彪从国内政治层面作出的判断。当然，林彪首先作为一名军人，对当前两国关系的全面恶化，必然会从军人的立场做必要准备。况且，“凡事从最坏处准备”，向来是zhonggong领导人应付危机的不二法门。就在林彪与龙书金谈话以后不久，莫斯科和北京加剧了口水战，与此同时，两国军方都在秣马厉兵，加速战争准备。林彪逐渐趋向于认同未来苏联可能大规模入侵中国的观点。何况，这个看法符合林彪派系在国内权力斗争格局中的立场。
　　当时主持中央军委办事组的四名资深将军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和邱会作都是林彪的老部下，一致赞成林彪作出的苏联大规模入侵可能迫在眉睫的判断。林彪妻子叶群在军委具有影响力，又是政治局委员。不仅如此，政治局常委陈伯达也同意这个意见。这样，在zhonggong中央政治局内部，起码有七名成员持有这个判断，从而加重了在决策体系内部的危机氛围。这对林彪实现其雄心勃勃的目标似乎非常有利。
　　在一场军事危机期间，军方及其支持者的判断往往具有重大的份量，尤其是因为军方拥有独一无二的侦察手段和情报渠道，能从苏军近期行动中援引令人触目惊心的最新证据，为其判断提供依据。
　　四月以后的数个月内，莫斯科继续在苏联和蒙古与中国交界的边境地区加速军事集结，并公开声称“中国的边界在离北京不到一百公里的长城”，中国北方边界“是以长城为标志的”，企图为把长城列为中国历史边界制造舆论。苏联军方又将前战略火箭军副司令员调到远东军区担任司令员，这项人事任命发生在这个关键时刻，加上苏联军方鼓吹“苏联部队的核武器是具有无限度毁灭力量的带核弹头的导弹”，设在后贝加尔湖和蒙中边境的核导弹部队“随时准备”采取行动，以“毁灭性的核回击”来对付中国。
凡此种种，都在中国领导人心目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阴影。中国领导人认为，苏联采取的诸如此类的行动是苏联将对中国先发制人地进行核打击的前奏曲。苏、中两国之间的反应和反反应的处理危机的程序仍然没有出乎林彪原先估计的情况。对他说来，采取行动的时机似乎已经到来。
林彪派系急剧膨胀
　　从6月20日到7月4日，中央军委办事组召开为期两周的三北地区作战会议，出席会议的包括解放军各总部、各军兵种负责人以及来自三北地区四个大军区（沈阳、北京、兰州和新疆）主管作战的负责人，商谈如何对付可能入侵三北地区的苏联军队。7月2日，林彪出席会议时，指示“酒泉和包头的核燃料厂必须在1970年前搬迁到三线地区”，从而加剧了战争歇斯底里。8月12日，周恩来出面终止了这项搬迁行动，但是整个核燃料工业上上下下已经被搞得人心惶惶，陷入一片混乱和恐慌之中。
还是在6月，毛泽东命令中央军委办事组就加强战备问题举行一次座谈会。他告诉解放军高级将领“就是核战争也没有什么可怕。中国地广人多，苏联丢几颗原子弹也没有什么了不起”。毛泽东接着说，“何况我们也有原子弹”。在这次座谈会上，军委办事组为未来数年的庞大的国防建设计划“定下了盘子”：1969年国防战备费用比1968年猛增34％，1970年、1971年又规定在上年的基础上相继递增15％和16％。在国防开支剧增的情况下，战备工作正在加速进行。
　　从6月中旬到7月上旬，总参谋部在北京召开了全军战备通信工作会议，会议着重研究了如何确保战时通信畅通、通信保密的措施。接着，总参谋部又命令通信兵部队紧急地铺设一个全国地下电缆网。
　　毛泽东遵循了“以夷制夷”的古老信条，尝试把华盛顿卷入具有爆炸性的中、苏冲突。在中国面临苏联可能的进攻之际，毛泽东嘱咐周恩来在本年度杜鲁门决定在台湾海峡部署第七舰队的周年时，要以沉默而不是强烈抗议对待之，不要突出宣传反对美国对台湾实行干涉的活动。
从6月到7月底，北京高层决策体系在危机处理状态中不停地高速运转。例如，6月中旬，毛泽东批准了军委办事组提出的关于精简整编总参谋部和总后勤部行政机构作为准备同苏军打仗的一项措施的建议。至于总政治部，在文革初期已经瘫痪，此时已经由军委办事组派干员予以“军管”，基本上停止了运转，所以军委办事组迟至11月方才公布总政治部精简整编的方案。
　　毛泽东还批准了对中央委员会和国务院各个部门的机构实行进一步精简并大幅度裁减官员的决定。不久，21万名官员就从北京被遣送前往这些部门分散设在内地农村的五七干校，从事农业体力劳动。
　　另外，毛泽东批准由解放军空军、海军及总参谋部、总后勤部等直接接管国务院许多同军事或者国防科技工业有关的部门，例如国防工业口的第二至第七机械工业部以及中央气象局、国家测绘总局。
　　至此，林彪派系在加强战备的名义下堂而皇之地将其势力范围扩大至国务院系统。
情报系统内部摩擦
　　尤其重要的是，毛泽东认为中、苏大战在即，如何迅捷、准确地获取军事情报，在战时具有压倒优势的重要性，于是亲自批准由总参谋部情报部（二部）合并了zhonggong中央调查部（主管涉及国家安全的情报），由情报部部长张挺担任这个新合并的情报部部长。
　　早先张挺担任过总参谋部情报部办公室主任、第五处处长、情报部副部长等职务，在1962年晋升为少将军衔，是个经验丰富的军事情报官。在7月份，林彪派系实力急剧膨胀，似乎势不可挡。
原调查部负责人熊向晖当年担任过西北地区国军最高指挥官胡宗南的秘书，与同样渗透进入国府在西北地区军、政领导部门的陈忠经、申健等人组成一个高效率的情报网，向毛泽东、周恩来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军事情报。
　　在zhonggong情报界，熊向晖、陈忠经、申健被称为“后三杰”（“前三杰”为李克农、钱壮飞和胡底）。为此，熊向晖始终获得毛、周的器重，成为情报系统中的不倒翁。这次熊向晖仍然得以担任新合并的总参谋部情报部副部长。
　　原来调查部情报官员擅长政治、社会各方面的调查研究，在中国各情报系统的官员中，是天之骄子，当他们调入以搞军事情报为主的这个新合并的总参谋部情报部里，却以不熟悉军事情报的缘由，大多受到军事情报官的排挤。
　　军事情报官对政治、社会各方面的“调研”，自然也是十分隔膜，由他们管辖原调查部情报官员，自然难以做到调度有方，遑论如臂使指了。久而久之，势必影响原调查部情报官员的士气。
　　6月30日，正当军委办事组座谈会仍然在进行时，出席座谈会的一些高级将领们要求大大增加军械工业的资金。在座谈会上，解放军总后勤部部长邱会作（兼任副总参谋长和政治局委员）表态同意，并主张在全国准备打仗的临战氛围中，对北京长期奉行的有计划按比例发展国民经济的指导方针弃之不顾。　
　　这时，分别主持物资分配和计划的国家计划委员会（计委）官员袁宝华和顾明仍然强调“要有计划按比例”，力劝周恩来不要让别人破坏同他的名字联系起来的那条指导方针。一向机敏的周恩来不得不表态。他假装生气地说：“什么有计划按比例！（战争）需要就是计划，打仗就是比例。”
　　这年年中，战备工作迅速由中央下延至各个省级地方政府，以便在全国范围内调动政治和经济资源。6月，北京命令各省、自治区在各自辖区的战略后方建立军工企业，制造轻武器，并且各自成立战备领导小组，以督促地方性质的战争动员和民间防御空袭的准备工作。顿时，全国陷入了一片紧急的气氛中。据称，7月23日，林彪夫妇还短暂地离开北京远赴江西井冈山视察战备，重返“革命圣地”。在林彪派系崩溃以后，一份绝密文件却无端地指责林彪进行这次视察是“利用战备作为夺权的借口”。
　　随着夏季的到来，中、苏两国之间的口水战益发显得狂热，双方加强战备的行动又火上浇油似地加剧了两者之间国家关系的恶化。当时随侍毛泽东身边的一位医生在其回忆录中形容了整个国家处于战争恐慌中的状况：数月内，全中国处于备战状态。为数众多的有问题的干部、知识份子和教师等被疏散离开城市到五七干校，名为学习，实为处分。1969年8月起，城市居民被动员起来挖防空洞，希望以此作为防御炸弹甚至原子弹的庇护所。
　　在若干省份，互相敌对的群众组织之间的派性武斗严重地妨碍了当地的战备工作，迫使中央政权强行介入予以干预。例如，7月23日，毛泽东批准发表《GCD中央委员会布告》，要求山西省两派群众组织解散专门的武斗组织，上缴武器，拆除一切战斗据点，依法惩办坏人。解放军奉命出动武装小分队，强迫收缴群众组织掌握的武器弹药，隔不多久，派性武斗就停息了，地方当局得以恢复秩序并且重新从事战备。显而易见，这份布告针对的问题和产生的后果都与战备密切相关。不久，zhonggong中央又将这份布告传达到各省、自治区，按此照办。可是，在若干边远省份，这份布告的效果并非彰明较著。
　　这年夏末，中国北方的战备工作已经达到狂热的程度，相反，关于来自美国的军事威胁的强硬文章却几乎从报刊媒体中销声匿迹。7月11日，由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这四位元帅签署一份题为《对战争形势的初步估计》的研究报告，上送给周恩来，他们在报告中得出了结论：“苏修把中国当成主要敌人。它对我国安全的威胁比美帝大。”这四位元帅还说：“我们早已森严壁垒，随时可以战胜任何来犯之敌。但推迟战争，对我更有利。”尽管最高领导层认为还有若干问题有待于澄清和解决，不过中央军委已经把战略使命讲得清清楚楚：“当前对我们威胁最大的是苏修，要把苏修放在第一位，把重点（从对付美帝）转到对付苏修方面来。”毛泽东的战略预言实现了，中国的战略防御方向就剩下苏联这一条北方战线了。

作者: 老李北海鱼 时间: 2008-8-22 2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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