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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陈刀：胡适与陈济棠在广州的较量 [打印本页]

作者: 李旧苗 时间: 2008-9-12 15:52 标题: 陈刀：胡适与陈济棠在广州的较量

1935年1月，胡适来到了广州。胡适作为新文化运动的风云人物，曾在当时的青年中留下很大影响，这位新文化运动的主将，来到广州，却受到当时主政广东的“南天王”——陈济棠的冷遇，使颇负盛名的胡适广州之行，显得灰溜溜的。
　　1935年元旦，作为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的胡适因接受香港大学名誉博士学位，从上海乘船南下，4日早晨便到了香港。这是他第一次南游，也是他一生中第一次接受的第一个名誉博士(胡适一生中得到过35个名誉博士头衔)，故他心情特别好。到岸后受到香港港督、华侨教育会主席陈铁一等人的欢迎。胡适喜欢演说，熟悉他的朋友笑他爱“卖膏药”，在香港五天，他作了近十次的演讲。1月6日，在香港华侨教育会欢迎会上，胡适作了半个小时题为《新文化运动与教育问题》的演讲，说着说着，就说到广州了。他说道：“现在广东很多人反对语体文，主张用古文，不但用古文，而且还提倡读经书，我真不懂。因为广州是革命策源地，为什么别的地方已经风起云涌了，而革命策源地的广东尚且守旧如此？”
　　胡适在港的活动，穗港两地的报纸多有报道，他的那番讲话，使广东当局大为不满，因为读经是陈济棠提倡的，这无疑给胡适下一站的广州之行蒙上了一层阴影。此次南下，胡适原已托吴康代为安排在广州的活动，准备到几家大学里进行演讲；中山大学已预早发出布告，停课两天，让学生听胡适的演讲，卖出听讲券2000多张；另外，还安排了在岭南大学、第一女子中学、青年会、欧美同学会等处进行演讲。1月9日早晨，还在兴头上的胡适，一路春风地踏上广州码头。中山大学文学院院长吴康、教授朱谦之，地方法院院长陈达材等老朋友和一些闻讯而来的记者前往迎接。此时，一位老朋友托人送来一封信，要胡适立即拆看，上面写道：“兄此次来粤，诸须谨慎。”
　　1929年和1931年，陈济棠凭着拥蒋反蒋的一正一反，取得广东的军政大权，其时正值国民党新兴大大小小军阀各据一方，四分五裂，连年混战。陈济棠为了稳固其地方统治，他一边用重刑以治乱世，一边以忠孝伦理文化统治人们的思想。陈济棠重用一班所谓“忧时之士”的旧文人、政客，大力提倡尊孔读经，以“忠臣必出于孝子之门”为理由，提出读经应先读《孝经》，极力鼓吹、宣传“忠君”思想；在编订初小各年级学生的《经训读本》稿本上，第一课便是“陈总司令爱我，我爱陈总司令”。在这场读经运动中，陈济棠的胞兄陈维周和一些趋炎附势的文人更是推波助澜，从中渔利，投机编经，以谋取进身之阶。这股读经潮流，使当时广州出售的四书五经莫不利市百倍。
　　胡适在新亚酒店住下后，看了广州当天的报纸，得知在西南政务会议上，有人指责胡适公然反对广东主张读经……随后，吴康也派人送了一信来，信上说：“适晤邹海滨(邹鲁)先生云：此间党部对先生在港言论不满，拟劝先生今日快车离省，暂勿演讲，以免发生纠纷。”胡适心想，此次第一回来穗，演讲不成，尚可游玩、观光一下，颇不愿一走了之。他由陈达材陪同去省政府拜会了当时的省政府主席林云陔，林云陔大谈广东省政府的三年建设规划……林问胡适要不要见陈总司令，胡适说：见一下好呀!陈达材去电话联系回来说：陈司令本来今早要给出发剿匪的军队作训话的，为了与胡适谈话特意推迟出发。
　　胡适与陈达材进了在省政府隔壁的总司令部，在会客室坐了一会，陈济棠出来了，开始了军阀与学阀的对话。陈济棠操着广东口音的官腔，很不客气地说：“读经是我的主张，祀孔是我的主张，拜关(羽)岳(飞)也是我的主张。我的两大政纲：一是生产建设；二是做人……做人必须有‘本’，这个‘本’必须要到本国古代文化里去寻求。这就是我主张读经祀孔的根据。”
　　胡适等陈济棠说完，答道：“我和伯南(陈济棠字)先生的主张只有一点不同。我们都要那个‘本’，所不同的是伯南先生要的是二‘本’，我要的是一‘本’，先生的‘生产建设须要科学，做人须要读经祀孔’，这是‘二本’之学。我个人的看法是生产要用科学知识，做人也要用科学知识，这是‘一本’之说。至于说到读经，我并不反对对古经典的研究，只是不赞成一班不懂得古书的人假借经典来做复古的运动。”
　　胡适还特意谈到他原想在中山大学演讲的事。这时，陈济棠侧过面去看着陈达材，脸上露出冷笑。胡适还是硬着头皮说下去：“五千年的老祖宗，当然也知道做人的。但绝大多数的老祖宗说来，他们许多方面实在够不上做我们‘做人’的榜样。举一个浅显的例子说罢，女人裹小脚，裹到把骨头折断，这是全世界的野蛮民族都没有的惨酷风俗。然而我们老祖宗居然行了一千多年。大圣大贤，两位程夫子没有抗议过……这难道是‘做人’的好榜样？”
　　陈济棠算是领教了这位新文化运动风云人物的如簧之舌，胡适也领略了这位“南天王”的目中无人、骄横跋扈。这次谈话一个半小时，陈、胡两人毫不相让，各说各的理，各念各的经，最后不欢而散。胡适回到酒店，几位老朋友已经等了多时，不一会又接到吴康的信，转达了邹鲁的意思，劝胡适及时离开广东，以免发生纠纷。胡适想：膏药卖不成，把四天的行程缩短为两天，游玩一下总可以吧。当天，胡适还去了岭南大学校长钟荣光家中吃午饭，下午五点，在草地上与岭大的教职员举行茶会。后被学生发现，一个个上来要求胡适给他们写几个字或签名。晚上，为了躲避前来酒店寻访的客人和记者，胡适只好搬到朋友黄深微夫妇在东山的家中暂住。
　　中山大学校长邹鲁在校内发出公布，以胡适“认人作父”和“以吾粤为生蛮族”两项罪名，取消了胡适原来安排好的演讲，学校恢复上课。邹鲁另一方面则请吴康代为表达歉意，表示他个人是极推重胡适的。这位邹鲁颇谙“中庸之道”，既应对了陈济棠，也向胡适作了交代，两边都扯平了。
　　在广州的两天，胡适游览了黄花岗、观音山、鱼珠炮台、六榕寺、镇海楼、中山纪念堂和纪念碑，还游览了已作为第一中学的广雅书院旧址。在第一中学时被学生认出来，有学生要与胡适合照，一起围了过来，胡适不敢太张扬，与朋友匆匆离开。上了车之后，胡适对友人说：“广州的武人政客未免太笨了，我若在广州演讲，大家也许来看热闹，也许来看看胡适是个什么样子……人见了，话听完了，大家散了，也就完了。可我不演讲，影响反大了，因为广州的少年人都不能不想想为什么胡适之在广州不讲演。我最大的辩才至多能使他们想想一两个问题，我不演讲却可以让他们想到无数的问题，陈伯南不是替胡适之宣传他的‘不言之教’了？”
　　正当胡适要北还的时候，他接到广西军政大员白崇禧、黄旭初的邀请，请其抵桂“赐教”，胡适不禁喜出望外。1月11日下午，胡适与刘毅夫坐西南航空公司的“长庚”号机离开广州。就在胡适走的当天，中山大学中文系主任古直和钟应梅、李沧萍(后李发表谈话，否认联名一事)三教授联名致电给广东、广西两省的党、政、军、警、宪、学的首脑，要求截回胡适，“虽立正典刑，如孔子之诛少正卯可也”。如果说，20年前的林琴南写小说鼓动北洋军阀诛杀陈独秀、胡适等人，还只是在字里行间制造杀机，尚作遮掩；20年后，古直等却是直截了当通电两广军政大员要求诛杀胡适，比林琴南有过之而无不及，变得更加赤裸裸了。这是一宗读书人欲借刀诛杀读书人的典型，历史真不该忘记。
　　胡适飞抵广西梧州，受到广西大学校长马君武等人的欢迎；在南宁受到了桂军副司令长官白崇禧、省政府各厅长、各军政人员等行政长官的欢迎。这回胡适又可“卖膏药”了，他一边游山玩水，一边在广西各地进行演讲。胡适在广西受到热情的接待，与在广州所受到的冷遇形成鲜明的对比。在他的游记散文里大赞广西比广东好，他写道：广西给我的第一个印象是全省没有迷信的、恋古的反动空气。广州城里所见的读经、尊孔、祀关岳、修寺、造塔等等中世纪空气，在广西境内全没有了。当西南政务会议的祀孔通令送到南宁时，白健生(崇禧)笑着对他的同僚说：“我们的孔庙早已移作别用了，我们要祀孔，还得做个新孔庙。”
　　桂系政治集团借胡适作了一次“政治广告”，宣传广西的文明之治。胡适在称赞广西的同时，在他的笔下，字里行间忘不了抨击陈济棠的恋古、迷信的统治。1月26日胡适到香港，在乘船北上的途中，他用刚学会的广州方言写成《黄花岗》诗一首：
　　黄花岗上自由神，手揸火把照乜人？
　　咪话火把唔够亮，睇他吓倒大将军。
　　胡适在广州不受欢迎，实际上是新旧文化代表人物一次文化主张的碰撞和交锋。
　　陈济棠在广州提倡读经，终因逆历史潮流而被唾弃。陈济棠网罗文人编撰的《孝经新诂》，原来分大、中、小学三种读本，但由于当时国民党南京中央政府对大学课程有严格的规定，陈济棠与一班旧文人不便擅自修改，只好把大学读经之议先搁起来，专搞中、小学的读经，让教育厅厅长黄麟书向省政府作出提案并提交了中小学《孝经读本》两种提请审议。省政府感到此事重大，转呈西南政务委员会，西南政务委员会着教育家许崇清审查这一提案。许氏与当时不少有识之士都认为提倡读经有违孙中山总理的遗教，当时养病在香港的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主席胡汉民也认为是一种复古运动，托人向陈济棠婉转地表达了意见。许崇清向西南政务委员会提交的审查意见是：在中小学不应该提倡读经，社会的发展说明，道德教育也不能一成不变的，读经实属无谓之举，纵行之亦徒劳无效。许崇清的意见也在西南政务委员会的审查会议上通过了，当时参加会议的陈济棠也不好说什么，读经的提案便被否决，使陈济棠所谓“重整教化”的读经运动宣告流产。1935年5月27日，中山大学发生学生驱逐曾极力提倡读经的中文系主任古直的风潮。历史不容复古!
　　一年之后，陈济棠倒不是让胡适鼓吹的“自由神”所吓倒，而是在发动两广“六一事变”，与蒋氏政权的政治、军事角逐中输清自己的老本，败走香港，从而结束了他在广东呼风唤雨的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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