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以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性的改革开放转眼三十年了。记得改革开放不久,社会(当然是指城市社会)即传出“流言蜚语”,其中一句叫“造原子弹的不如卖茶鸡蛋的”,后来有所谓“理论”总结,称之为“脑体倒挂”。也难怪我们大多数知识分子一直没有什么出息,他们要拿自己去与简单的劳动者相比,也就是“把自己混同于一个普通的老百姓”,即如林贤治先生所说:“中国知识分子愤于分配不公,以一贯从事‘简单劳动’之引车卖浆者流为参照,见有所改善,即呼为‘倒挂’。”(《守夜者札记》第37页,青岛出版社,1998年版)不过,我始终不承认这种“理论”(当年即在杂文报发表过一篇《“脑体倒挂”的反调》),只认为那不过是我们某些知识分子大脑中残存的“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在作怪,而这种意识对至今不尊重体力劳动的我们这个国度而言极其有害。现在回过头来看,从某种意义上说,类似这种所谓“脑体倒挂”还是蛮可爱的。我说的“某种意义”,指的是“自由度”。且不说被称作“自然法之父”的古罗马时期大法学家西塞罗有这样一句名言:“为了自由,我们才服从法律。”——出现这种现象,正说明我们改革开放一开始没有多少清规戒律,人们无论从思想精神还是在行动上都获得了空前的自由。因此,尽管当时一些脑力劳动者的利益可能受到了某些伤害,权衡一下,还是值得的。试想,如果改革开放之初像今天有些城市那样,不断“采取措施”,甚至不惜违法限制外来人口自由,后来改革开放的收益就难免大打折扣。
一转眼,改革开放三十年了!这场伟大的变革所取得的成就和给社会带来的巨大变化,是任何人都不能否认的。而改革开放最重要最关键的就是解放思想,即思想自由。没有思想自由,也就没有改革开放。换个说法,自由,实乃改革开放之魂。天下之道,在于变革。什么“天不变,道亦不变”,那是为了维护“君权神授”,维护“家天下”,维护专制理论的一派胡言。可惜,我们西汉虽也出了个鼓吹“君权神授”的董仲舒,却没能像英国17世纪那样在当时跟着也出个写《政府论》的约翰·洛克。不然,说不定我们的封建专制历史也不至于如此长久。
谈到自由,容我再扯远一点。且不说古希腊人对自由的追求,只说自欧洲中世纪文艺复兴起,我们可以看到,人类对自由的挚爱和赞美,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当时即有人认为,为了维护自由生活方式,必须摒弃世袭君主制,采取共和制;对城邦的拥护者还声称:自由,事实上就是共和国的确认特征,即不自由,就不能称之为“共和国”。而在英国的共和传统中,人们已习惯地把共和国简单地描绘成“自由国家”。更让人动心的是,原是英国殖民地的美国,在开国前即留传一句后来成了名言的话:“Give me liberty,or give me death”,直译,就是“给我自由,否则给我死”,现在我们通常译作“不自由,毋宁死”。这句名言取自当年美国演说家帕特里克·亨利在费吉尼亚州议会上发表的著名演说《不自由,毋宁死!》。再后来,美利坚还留下一个传统,这就是“最好的政府就是管的最少的政府”。而一生都生活在十九世纪的英国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典型代表人物约翰·斯图亚特·密尔,在其著名的《论自由》中更是说得好极了:“要想给每人本性任何公平的发展机会,最主要的事是容许不同的人过不同的生活。在任何时代里,只看这一项独立自由运用到怎样程度,就相应地可以知道那个时代怎样值得为后代所注视。就是专制制度也不算产生了它的最坏结果,只要人的个性在它下面还存在一天;反之,凡是压毁人的个性的都是专制,不论管它叫什么名字,也不论它自称是执行上帝的意旨或者是自称执行人的命令。”(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75页)当然,实事求是地说,对近代中国追求自由的仁人志士产生绝大影响的,是19世纪匈牙利革命党人、诗人裴多芬的《自由与爱情》一诗被翻译过来之后——“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自此诗一出,自由一词,简直就成了所有追求自由者的“墓志铭”。台湾英年早逝的殷海光先生,在他“遗嘱”的最后几句说道:“我若死在台湾,希望在东部立个大石碑,刻着‘自由思想者殷海光之墓’”(见殷海光著《思想与方法》第704页,上海三联书店2004年5月版),可见这是一位至死追求自由思想的人。
回过头来看,改革开放三十年,也正是中国人民追求自由的三十年,尽管反反复复,中国人民对追求自由的决心从未放弃。而实践证明,哪怕是这三十年间,社会的发展和繁荣也总是与人们享受的自由度成正比:自由度大,社会即跟着繁荣;自由度萎缩,社会的文明发展也跟着减缓。这原本已是“历史的经验和教训”,然而,三十年的经验教训对有些人似乎仍然不够,他们依然不能认识到自由对于改革开放对于城市繁荣对于文明发展是何等重要;一些城市仍在一个个文件中制定一些条条框框有意无意地限制着人们应该享有的天赋自由,以至于哪个新上台的执政者只要增加了一点自由度,人们就会手舞足蹈,甚至要感恩戴德。我们现在有些城市常常感叹与国外一些城市的繁荣相比差距为何那么大。其实,只要问一问我们是如何限制城市人的自由,就不难找到差距的根源。
时至今日,从欧洲在实行了“共同体”之后进而成立欧盟,再看一看今天欧洲人乘上火车可以从一国跑到另一国的情形,就更能理解“自由”的含义。而转过脸来,看看眼下我们一些城市,“自由”一词在有些官员眼里常常还是犯忌的字眼,他们以各种借口限制着城市人,尤其是限制外来人口原本有限的自由。现在有些城市,发展了繁荣了,于是,那里的政府就要“整齐划一”,就要限制“摆摊设点”,就要“打造城市花园”,就要这就要那,就是不要人们去追求他们原本应该得到的更大的生活自由。我实在想不出有些地方政府为何要这样干。看有些官员平时张口闭口总喜欢说要维护安定大局,要创造城市和谐,近年又把“要以人为本”挂在嘴边,殊不知,他们所作所为与自己所倡导的实则相反。
你说是因为这些官员的眼界太窄?可如今厅局级以上的官员又有几个没有出国“考察”过?有些怕是早已“周游世界”了吧。当然,至于这些人出国都“考察”了什么,那就只有天知道了。说来奇怪,我这个从没出过国门的人却早就从媒体上得知,别的不说,像法国这样的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实行的住房补贴政策中有些条例恰恰与我们相反,人家就是要鼓励合租,并且不仅鼓励本国公民,还鼓励外国来的“暂住人口”,尤其鼓励异性合租。
意大利那位写过著名的《君主论》的马基雅维里在约五百年前说过这么几句话:“人民当中激起对自由生活方式的挚爱是很容易理解的,因为经验告诉我们,城市只有建立在自由基础之上才能够政通人和,富庶强大。”(第79页)而当时的罗马历史学家萨鲁特也认为:“只有当文明的道德统治了一切,当公民之间最激烈的争斗是为了取得他们自己的荣誉之时,城市才会变得强大”(第79页)。而这些也都因历史留下的精神和物质财富做了最好的见证,正像今天有人所说:“不可否认的是,现代欧洲民主从文艺复兴时期追求‘光荣与强大’的城市的先驱者身上汲取了难以衡量的好处。我们只需提一下最明显的例证——城市共和国时期的艺术与建筑,它们中的绝大多数产生于对城市‘光荣’的争先恐后的追求,从而为现代欧洲留下了一份无法企及的辉煌的文化遗产。”(第78页)如果没有城市人的自由,也就没有争先恐后的追求,而没有争先恐后的追求,也就不会给后世留下那些伟大的艺术与建筑,也就没有今天我们所看到的世界一些城市的光荣与强大。难怪今天西方有人会这样说:“任何一个城市若是渴望沐浴到从它的公民的光荣之中所反射光辉,它就必须使它的公民摆脱一切不必要的束缚和限制,让他们享有尽可能多的自由,从而能够自由地发展和运用他们的天赋和本领。”(第79而)
我们那些总想出国“考察”“取经”的官员们,如果真心是为了城市的繁荣和发展,尤其真是为了“创造和谐城市”,再说得时髦一点,真是“要以人为本”,为了城市的自由,其实哪儿都不用去,把早就翻译好了的书拿过来读几页,就知道自己该如何去做。这样,既省了纳税人的银两,效果也未必赶不上出国“考察”。
初稿于2008年1月,8月修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