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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于光远：若干经济理论问题讨论的背景回顾 [打印本页]

作者: 李旧苗 时间: 2009-3-3 00:29 标题: 于光远：若干经济理论问题讨论的背景回顾

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末，是我国改革开放的关键时期。一系列重要的转变和新体制的雏形都出现在这一时期。在此期间，经济学界展开了许多问题的讨论。今天的青年人来看那时的文献，一些似乎不言而喻的事情，竟成为讨论的中心，如果不加说明，可能会不明就里。考虑到这点，我作为亲历者，试对某些问题讨论的背景给予简要说明，以便为有兴趣的人提供线索。　　
　　1、关于按劳分配理论的讨论
　　从1977年～1978年，经济学界召开了四次按劳分配理论研讨会。这次讨论可以说是学术界解放思想，冲破“文革”带给人们的精神枷锁的第一次大规模讨论。
　　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但是在一段时间中，仍然受到“文革”中那套理论的束缚，许多工作开展不起来。其中按劳分配就是一个遭受污名的禁区。为其正名成了政治禁忌。因为这样做就否定了需要长期实行所谓“全面专政”的根据，就否定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党在社会主义阶段的基本路线”。在这样的压力下，在经济活动中把报酬和劳动紧密联系起来的方法不敢使用。显然，这样的精神禁锢不打破，生产是不可能搞好的。当时经济学者大都对这一点看清楚了。但因为直到1977年8月zhonggong十一大召开时，政治报告中仍肯定“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肯定“文革”中宣传的基本路线，所以当时碰这个问题仍有政治压力。那时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还没有展开，“两个凡是”的障碍还没有搬开。而经济学界已经通过按劳分配的讨论在事实上去冲击这个问题了。
　　经济学界虽然展开了热烈的讨论，但报刊上基本上仍然在讲“文革”中的一套。直到1978年5月5日《人民日报》以特约评论员名义发表一篇有关按劳分配的文章（《贯彻执行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才标志着按劳分配的名誉得到正式恢复。这篇文章是国务院研究室搞的，由冯兰瑞执笔。国务院研究室的前身就是“批邓”前的国务院政治研究室，“批邓”后一度准备取消，“四人帮”倒台后被保留下来，改名为国务院研究室。文章在1978年初写出后，邓小平同志看过，按照小平同志的意见修改后才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的。但是发表后还受到坚持“两个凡是”的人（汪东兴）的攻击，质问“是哪个中央批准发表的”？！那时，还没有直接针对“两个凡是”把问题从根本上捅开。
　　2、社会主义模式的多样性
　　1978年，中央派出一个代表团出访南斯拉夫。代表团的团长是李一氓，我和乔石是副团长。中央交给我们的任务是实地考察、接触，然后向中央提出报告，说明南斯拉夫的基本状况，对于我们和南共联盟的关系是否应恢复提出意见。这里的历史背景是，在南共联盟和斯大林发生分歧的时候，GCD也中断了和南共联盟的关系。南斯拉夫的实践给我们留下深刻的印象，这次考察形成了一个概念，那就是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模式可以是多种多样的。出访回国后，代表团给中央写了报告。根据代表团的报告，党中央决定恢复和南共联盟的关系。这意味着，在社会主义模式的多样性问题上，党中央的观点有了变化。
　　1978年8月（从7月6日到9月9日），召开了国务院务虚会。到会的有几十个人。我认为这个会议可以看作党的高级领导人开始重视改革的一个具有标志性的事件。这个会议是由邓小平同志提出、由李先念同志主持召开的。
　　在国务院务虚会上有几个东西受到注意。一个是南斯拉夫考察结果，它使我们在思想上更加明确了社会主义模式的多样性。另一个是谷牧同志访问西欧六国的报告。过去我们的意识形态中对资本主义只有批判，但这个报告认为欧洲资本主义国家中有值得我们借鉴的地方。
　　这个务虚会一直开到9月才结束。会议情况向中央做了汇报，得到中央的重视。邓小平、李先念当然很重视。叶剑英副主席对这个会特别重视，认为开得很成功。会议也引起华国锋的注意。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改革工作由中央财经委员会具体负责。当时建立了四个小组来负责研究改革的具体问题：一个是体制组，由张劲夫负责；一个是引进组，由汪道涵负责；一个是结构组，由薛暮桥负责；一个是理论方法组，由我负责。几个小组非常活跃，研究了许多问题。1979年底中央又派我带队去匈牙利考察改革。这次考察加深了对社会主义的多种模式的认识，同时使我们对改革过程的许多具体问题有了更多的了解。
　　3、生产力标准和所有制改革
　　“文革”中，批判所谓“唯生产力论”，宣传“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造成很恶劣的后果。批判“唯生产力论”的一个理论根据是列宁曾批判过“生产力论”。事实上，这个根据是很成问题的。我的看法是，在哲学中，承认物质是第一性的理论，称为“唯物论”；承认意识第一性的理论，称为“唯心论”。那么，承认在社会发展中，生产力是起决定作用的因素，是第一性的，理应称为“唯生产力论”。“唯生产力论”正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重要观点。
　　“四人帮”倒台后的一段时间中，在许多人的观念中仍将“唯生产力论”作为贬义词，一些文件中也这样来使用。人们还不敢真正把体制的选择放在是否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标准上来考虑。我认为这是一个必须解决的问题。1976年冬天召开了农业学大寨第二次会议，当我看到文件上仍然把“唯生产力论”作为一个错误观点来对待时，就向起草文件的同志打了个电话，表示不同意这种写法。这个意见被反映到当时的中央领导那里，几个领导把我找去，问我的看法。我就把为什么不应批判“唯生产力论”的道理讲了一番。后来，我和林子力等同志对“唯生产力论”问题进行了一番研究，他们专门写了一部批判对“唯生产力论”批判的书。
　　1979年，我写了一篇文章《对待社会主义所有制的基本态度》，我讲到，马克思主义者对待所有制的态度是：凡是最能促进生产力发展的，我们就赞成，就支持；凡是虽能促进、但这种促进作用不大的，我们就不能那么赞成，不能那么去支持；凡是不能促进生产力发展的，我们就坚决反对。
　　这种说法当然是有针对性的。在当时的不少干部头脑中，存在着另外的标准，这就是“大”和“公”。所有者的范围是越“大”越好，越“公”越好。根据这种标准，不管生产力的水平如何，不管什么样的所有制更加能够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无条件地依据“大”和“公”来评价各种所有制的优越程度，来确定所有制政策。
　　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经济学界曾就所有制形式、结构的改革发表过意见，展开过讨论。有的经济学家提出的一些重要见解，如对国家所有制进行改革的必要，当时受到主管意识形态工作的人的压制。这种状况持续了好几年。
　　从80年代后期起，对所有制改革的研究再次活跃（现在流行的用语是产权改革）。从政治背景上看，所有制改革问题研究的再度活跃和zhonggong十二届六中全会和十三大肯定发展多种经济成份有关。
　　4、关于生产目的问题的讨论
　　1978年春季，我和一些经济学家开始讨论社会主义生产目的问题。当时提出这个问题有两方面的针对性。第一是针对解放初期从苏联学来的计划和安排社会生产的方法，这种方法是从若干种主要产品的增产指标出发的。第二则是针对我国改革前一段时期内事实上实行的按照“重工业-轻工业-农业”的次序来计划和安排的整个社会生产的状况。
　　从关于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讨论，到80年代初期又进一步衍生出关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的研究和讨论。当时提出了“为什么国民生产总值不能准确地表示一个国家的经济生活？”等若干和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目标有关的理论和实践问题。
　　环境问题当时也被提出来了。在我的印象中，当时是在关于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的研究当中，结合国民生产总值指标之缺陷来加以讨论的。
　　 5、“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
　　在第三次按劳分配讨论会上，已经提出要把商品生产和货币交换与按劳分配结合在一起研究。80年代初，经济学界已经有不少人主张在我国发展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有人使用了“商品经济”一词，以强调这种经济和商品的紧密、系统的联系。比如广东的卓炯，就是对发展商品经济的主张讲得比较早、比较彻底的一位经济学家。北京和其他地方的一些经济学家也写过这方面的文章，提出这样的主张。1982年，有的主管意识形态的人认为发展“商品经济”的观点是“精神污染”，并不准在报刊上宣传发展“商品经济”的观点。有一个单位搞了一个内部材料，把发表了发展商品经济意见的人分为四类。第一类是“正确的”，归入这一类的人只有很少数；第二类、第三类是有问题的，第四类则是有严重问题的，也就是积极主张发展商品经济的人。在这一段时间中，主张发展商品经济，便有搞“精神污染”之嫌，甚至使用商品经济这个词也变得很敏感。
　　这种对“商品经济”严加管制的形势对学术界造成了一定的压力，有的人回避使用“商品经济”的说法，而寻求迂回的表达，但也仍然有一些经济学家不回避使用“商品经济”一词，他们努力论证发展商品经济的必要，通过各种途径表达自己的见解。
　　1984年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做出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这个决定中最重要的一点是把发展商品经济肯定下来。经济学家们不再回避使用“商品经济”这个词了。
　　关于“市场经济”，有的人看法是，市场经济和商品经济是同义语，不必刻意将它们分开。80年代，我在一些讲演中，是将这两个词混用的。有的主张市场取向改革的经济学家，认为“市场经济”的用法比“商品经济”更准确，更能体现我们改革的方向，他们特别强调使用“市场经济”这个词。有的人赞成使用发展商品经济的说法，但不赞成说发展市场经济，他们担心这样会背离社会主义。有一些人本来反对发展商品经济，在中央文件肯定发展商品经济后，不再反对使用“商品经济”一词，但认为“市场经济”是不能讲的。所以有一段时间是各说各话。事实上已经有一些经济学家和实际工作者在讲发展市场经济的话了。但在90年代初到邓小平视察南方讲话之前的大约两年时间中气氛有一些变化，发展市场经济的主张似乎有了一些政治风险，所以不少人在一段时间中回避使用“市场经济”。这种状况到1992年邓小平视察南方讲话后开始转变。
　　6、社会主义阶段问题研究
　　1980年，有两位经济学家在总结我国在经济体制、经济政策上的失误时，认为这和把我国社会发展做了过高估计有关。他们由此提出要研究我国社会主义历史发展阶段问题，特别强调要重视我国社会发展的现阶段和经典作家所描绘的社会主义社会之间的差距。他们认为当前中国还处在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阶段。他们的文章被主管意识形态的领导人看到后，认为是否定我国已经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要组织文章批判。但这种做法为许多经济学家所不赞同，一些不同意那篇文章观点的经济学家也不愿在这时候、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写批评文章。我反对进行那样的批判。我认为这两位经济学家提出了很重要的问题，这就是要研究我国社会主义发展阶段问题。
　　因为经济学界不响应，所以“批判”未能进行下去。由于有“批判”一说，因此关于我国社会所处阶段问题的正常讨论也没能展开。但我认为，澄清阶段问题上的认识仍是重要的，认识到我国社会与经典作家所说的生产力高度发展、消灭了商品生产的社会主义之间的差距是重要的。因此，1981年我在参与起草《zhonggong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过程中，主张要将我国仍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判断写入文件，以便更深刻地认识走过的弯路。当时有的同志不同意这样做，还发生了争论。但最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概念还是写进了文件。
　　这样，“初级阶段”的研究具有了“合法性”。十二大召开之前讨论胡耀邦政治报告时，对于要将“初级阶段”写入报告的主张，得到胡耀邦的赞同。这样，在1982年召开的zhonggong十二次代表大会上，胡耀邦的政治报告中又一次讲到“初级阶段”。1986年9月十二届六中全会通过了《zhonggong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指导方针的决议》，我参加了对这个文件的起草。在这个文件中，第一次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置于重要地位，而不只是简单提到。
　　但是六中全会通过的决议毕竟讲的只是党的工作中的一个局部问题，也就是精神文明建设的指导方针问题，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涉及的事实上是更具全局性的问题。因此，六中全会闭幕以后，胡耀邦主持讨论十三大政治报告的起草时，许多人主张以“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作为报告的主线，展开进行论述。我参加了当时的讨论，所持的也是这样的主张。后来的报告，就是以“初级阶段”作为主线，展开了关于经济发展战略、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党的建设的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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