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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叶向真:叶剑英中央工作会议讲话起草记 [打印本页]

作者: 李旧苗    时间: 2009-3-11 14:41     标题: 叶向真:叶剑英中央工作会议讲话起草记

叶剑英多次说,稿子一定要认真总结“文化大革命”中的教训,特别是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问题。还要强调克服封建主义思想残余问题


叶向真



  zhonggong十一届三中全会正式拉开了改革开放的序幕,被认为是历史的一个转折点。这个评价也包括三中全会的预备会议,即开了36天的中央工作会议。采取这种形式开会,是叶剑英元帅向中央建议的。
  据叶办主任王守江回忆,关于如何开三中全会,叶帅提出,应先开一个预备会议,即中央工作会议。叶帅说,粉碎“四人帮”后到目前,中央政治局常委、政治局委员们意见一致。中央委员呢?先开个预备会议,统一思想。中央全会不能开一个月,预备会议可长可短,准备好会议文件再开全会。叶帅的军事秘书、武警原副司令员王文理也记得这个情节。
  在我现在保存的叶帅在中央工作会议的讲话草稿中,完整的稿子有三份。按时间顺序,一份是题为《叶副主席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七八年十一月二十五日草稿)》的铅印稿,共11页。在这份铅印稿的第一页注有“会(二)10号”的字样,并有叶帅用铅笔写的“草稿”两个字(下称“11月稿”)。
  再有就是题为《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的油印稿,最后注明“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二日稿”,共16页。上有20多处叶帅亲笔修改的字迹,以及我、刘诗昆多处修改的字迹(下称“12日稿”)。
  还有就是题为《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三日)》的铅印稿,共16页。文件抬头右侧盖有编号“0000002”的号码,显然这是叶帅本人保存的文件。这是作为“十一届三中全会文件之四”,由三中全会秘书组于1978年12月17日印发的(下称“17日稿”)。
  这三份完整的稿子反映了叶帅讲话起草过程的两个阶段,内容变化很多。尤其是“11月稿”与后面的两个稿子之间,更存在重要的区别。
    “11月稿”的起草与放弃
  讲话稿起草的第一阶段,是从1978年11月15日到25日,由中央党校的阮铭执笔起草,形成了“11月稿”。据阮铭回忆:在中央工作会议开始以后,“11月15日,胡耀邦找我到他家中,提出要为邓小平和叶剑英各起草一篇讲话稿,内容有所分工:邓讲重点转移,叶讲分清是非。他说,邓的讲话已由胡乔木起草,叶的讲话要我起草,限三天拿出初稿。11月18日,我把初稿印好清样,送给胡耀邦。”
  吴江的回忆也说到:“1978年11月15日,胡耀邦找冯文彬、阮铭和我到他家中,说邓小平和叶剑英准备在三中全会上讲话,叶的讲话由我和阮铭起草,着重讲分清是非问题。叶的讲话我请阮铭起草,我作些修改后按期上缴。此后,我就没有再参加会议的任何文字工作了。过了几天,听说叶的讲稿基本通过。”(吴江:《十年的路》第56页)
  可以确定,“11月稿”就是由阮铭起草的,这篇稿子没有得到叶帅的认可。
  今天重新研读“11月稿”,可以看到这篇稿子没有能够反映党内和国内政治形势的变化,以及迫切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
  “11月稿”在首先肯定了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是完全正确和非常及时之后,主要讲了四个问题。
  一是强调,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并且这种团结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基础之上的”。
  二是强调,要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并正面肯定“文化大革命”。文章指出: “这次大革命的一个最本质的东西,就是最大限度地发动亿万人民群众关心国家大事,关心党的大事。群众发动起来了,政治觉悟和识别能力提高了,党和国家的事情就好办了。”当然,“11月稿”比十一大政治报告进了一步,提出“综合和消化这次文化大革命的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和教训”的问题;但得出了正面的结论:这样“我们就可以获得极可宝贵的政治财富”。
  三是把社会主义现代化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联系起来,提出:“社会主义现代化,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一个伟大革命。它不但是生产力的飞跃发展,而且是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深刻变革。我们要坚持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坚持三大革命一起抓。”
  四是强调民主的重要和安定团结的重要,指出:“我们的团结有共同的基础,也要有正确的方法,”这就是“民主的方法”。但同时也强调:“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本来是要更大规模地发展党内民主和人民内部的民主。”
  “11月稿”关于党内分歧问题的论述,体现了三中全会前后的宽松气氛,指出:“我们已经有了一条正确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我们还需要在实践中,继续制定和完善各方面具体的路线、政策、制度和方法。”但“要鼓励探索和试验,提倡不同意见的争论,允许犯错误,允许改正错误”。还指出:“有原则分歧,大是大非要分清,但是,只要不是违反纪律,搞秘密集团,就要实行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团结不同意见的同志一道工作,团结那些反对过自己反对错了的同志一道工作。”
  从上面的内容来看,这篇讲话稿基本上沿用了zhonggong十一大政治报告的论断和思路。全稿字数约4750字,其中,讲到“文化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一段,字数为1520余字,约占全文的三分之一。在此基础上,将社会主义现代化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联系起来。稿子中对于民主问题的阐述,仅仅局限在把民主作为手段和方法,落脚在坚持民主集中制和维护安定团结的局面上。
  这篇讲话稿对解放思想、发扬民主反对封建主义残余思想、发扬民主加强法制等重大问题没有论及;对于当时仍在举行的全党全国关注、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引起热烈争论的真理标准大讨论以及提出的许多思想理论问题只字未提;对于中央工作会议上热烈争论的许多亟待回答和解决的重大问题也没有触及。究其原因,主要是叶帅讲话稿起草工作完成后的近20天时间里,政治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几件大事成为重新起草的重要背景
  下面是这段时间里发生的几件大事——
  11月20日,中组部部长胡耀邦决定,向党中央正式报送中央组织部《关于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件的调查报告》。12月16日,zhonggong中央以[一九七八]第七十五号文件,正式向全党转发中央组织部的报告。
  同日,中央党校《理论动态》第98期发表《平反冤案的历史借鉴》一文。同日,《人民日报》以“特约评论员”名义发表该文。胡耀邦将本期《理论动态》发给中央工作会议参会者,得到普遍称赞。这是因为于11月10日开幕的中央工作会议正在讨论解决几个重大的政治历史问题,也就是平反冤假错案。文章指出:凡是不实之词,凡是不正确的结论和处理,不管是什么案件,不管是在什么时候、在什么情况下搞的,也不管是什么人批的,都要实事求是地改正过来。全错的全改,部分错的部分改。事实是最顽强的东西。一切不实之词和错误处理,都经不起实践的检验,都经不起时间的考验,最终都是站不住的。
  11月25日,华国锋在中央工作会议全体会议上代表中央政治局宣布:为“天安门事件”和薄一波等六十一人问题、陶铸问题、“二月逆流”问题平反;纠正对彭德怀的错误结论,将其骨灰移入八宝山公墓;撤销中央专案组,全部案件移交中央组织部;对康生、谢富治问题可以揭发,材料送中央组织部。
  11月26日,邓小平会见日本民主社会党委员长佐佐木良作。邓小平说:不只是“天安门事件”,如果有些问题处理得不正确,也必须实事求是地加以纠正。有关群众贴大字报的问题,他指出,这是正常的现象,是我国形势稳定的一种表现。他说:写大字报是我国宪法允许的。我们没有权利否定或批判群众发扬民主,贴大字报,群众有气要让他们出气。群众的议论,并非一切都是深思熟虑过的,也不可能要求都是完全正确的,这不可怕。……广大群众是要求安定团结的,是顾全大局的。有些问题群众有疑问,有些话对安定团结、实现四个现代化不利,要向群众说清楚,要善于领导。
  同日,胡耀邦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发言。他说:十年“文化大革命”,左倾错误达到登峰造极地步,给党和国家造成空前严重损害。为了继续弄清大是大非问题,势必要接触到如何评价“文化大革命”和全面评价毛主席的问题。这是即使想回避也回避不了的事情。建议中央经过周密准备之后,说清楚这两个问题。
  11月27日上午,邓小平会见美国专栏作家罗伯特诺瓦克。邓小平说:凡是错误的都要纠正。有些人一提到纠正就怕,好像一提纠正就是针对毛主席的。这个看法就错了。现在,有人对我们进行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理论问题的讨论有议论。我认为,有这些争论是好事,千篇一律倒是僵化的表现。
  同日,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引起争论。一位同志在发言中说,他不赞成把这场讨论看成是政治问题、路线问题,是关系国家前途命运的问题;不赞成“来一个思想解放运动”“反对现代迷信”等口号。这个发言立即引起参会者的反对,会议各组集中讨论真理标准讨论的是非问题。
  这个时期,新闻媒体公布zhonggong中央对“天安门事件”的平反决定后,社会舆论反响热烈,在“西单民主墙”也出现大量大字报、小字报。形势比人强。上面这些巨大的变化,政治形势的巨变,政治环境的宽松,使得原来起草的讲话稿变得“不合时宜”、无法适应形势了。叶帅自然无法使用这份讲话稿了。如同邓小平对胡乔木起草的讲话稿不满意而重新找人起草一样,叶帅对这篇讲话稿同样无法接受。于是,他决定重起炉灶,自己组织人来重新起草这篇讲话。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参加讲话稿起草的人中,有的同志坚决反对“两个凡是”,又参与了“真理标准”文章的工作。从这份讲话稿来看,确实存在着认识的局限性,但实事求是地说,这就是那个时期党内的思想状况和普遍认识,是不足为奇的,我们不能以此指责他们。没有所谓“先知先觉”的圣人。
    叶帅口述、修改、定稿的讲话稿
  讲话稿起草的第二阶段,是从11月25日之后到12月12日,由叶帅口述,有我和刘诗昆参加,完成了讲话的“12日稿”;并经过叶帅在12月12日最后亲笔修改定稿,成为他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定稿。
  “文革”中,我经历了近四年的牢狱之灾,出狱以后把《列宁全集》从头到尾看了一遍,想从中找出发生“文革”这样的灾难,自己挨整、被关了这么多年的原因。通过读书学习,有了一定的思考。
  “12日稿”起草的过程大体是:主要听叶帅讲,我整理好后再让他看,然后,一起讨论修改。叶帅多次对我和刘诗昆提出:稿子一定要认真总结“文化大革命”中的教训,特别是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问题,要重点强调。我们过去的民主和法制建设都不健全,被林彪、“四人帮”钻了空子,他们对广大干部和群众实行法西斯专政,从反面给了我们血的教训,要认真汲取。还要强调克服封建主义思想残余问题。(见《叶剑英年谱》第1153-1154页)
  记得到第三稿时,刘诗昆参加了讨论,大概经过四稿就完成了。12日定稿时,玉泉山的“秀才”胡绳到军科二号楼参加了讨论。同日晚9点、10点左右,我和刘诗昆专程到邓力群处,请他对讲话稿提意见,帮助把把关。邓对稿件观点没有提出意见,纠正了几处字词的用法。
  “12日稿”首先对中央工作会议作了充分肯定,指出,这次会议开得很好,它的功绩在于一致同意要把全党工作的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在于恢复和发扬了党的群众路线、民主集中制、实事求是的优良作风。叶帅亲笔补充写道,会上,大家“敢于说出过去想讲而不敢讲的意见,畅所欲言,充分讨论,解决了不少全党和全国人民共同关心的重大问题。展开了正确和认真的批评”。他认为,“这是我们党多年来没有过的好事情,是我们事业大有希望的标志。”为此,他特别提出,“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实行这样充分的民主,确实是一个很好的开端,我们一定要坚持、发扬,要推广到全党、全国。”
  这一稿在简要概括阐述了国际和国内形势后,主要谈了三个问题,即领导班子问题;发扬民主,加强法制;勤奋学习,解放思想。叶帅在文字表述上比较仔细,非常注重思想的逻辑性和文字表述的严密性。在“12日稿”中谈到“发扬民主”时有这样一句话:“这次中央工作会议体现了我们党内的民主,西单民主墙体现了社会上的民主,这些民主精神都要发扬,我们要在全党、全国造成真正民主的空气,使广大干部群众精神振奋、心情舒畅。”
  这句话涉及对当时议论颇多的“西单民主墙”的评价,叶帅身边工作人员有不同的意见。记得在12月12日晚上定稿时,还在争论。于是,叶帅指示,把胡耀邦同志请来,听听他的意见。耀邦同志13日上午八九点钟时专门来到军科二号楼,认真阅读了讲话稿,听取了大家的意见,最后完全同意叶帅讲话稿的精神,拍板保留这段话。这段话不仅在当时引起了热烈的反响,而且成为30年后确定这篇稿子就是叶帅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稿的重要依据。刘诗昆记得,讲话稿在老式打字机上定稿后,叶帅拿到刚刚打印出的定稿,就乘车匆匆赶赴闭幕会会场,此时离开会时间已不远了。
  “12日稿”是最重要的,它是叶帅在12月13日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稿,最能代表和反映出叶帅当时的思想状态,是最真实的历史文献。
    三中全会文件稿又有改动
  至于“17日稿”,是在中央工作会议结束之后,由三中全会秘书组印发的正式文件,是作为“十一届三中全会文件之四”发给与会人员的。
  这个文件稿在12月12日稿的基础上作了一些文字上的加工修改,对于一些有争议的或者比较敏感的问题,如对“西单民主墙”的肯定、如“确实保护人民的生命、财产不受侵犯”等多处都作了删改;并删去“广大干部和群众毫无人权保障。有多少人被他们用这样那样的方法整死了,这是一个血的教训”中“人权”二字。
  另外,“17日稿”中增加了一些内容,特别是根据叶帅以前多次讲话的精神,增加了一大段关于加强法制建设的话,指出:“我们要加快社会主义建设步伐,实现四个现代化,这是我们的目的。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我们必须发扬民主,加强法制。只有在充分发扬民主的基础上,才能确立健全的社会主义法制,也只有认真贯彻执行社会主义的法制,才能切实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显然,加上这部分内容,是考虑到叶帅当时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由他来强调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的重要性、迫切性最为恰当。
  目前通行的、收入《叶剑英选集》中的这篇讲话,对12月17日三中全会正式印发的文件稿又作了一些删节和修改,在段落安排上也作了一些变动。主要是,讲话中有三处涉及华国锋的地方被全部删除。如“在这次会议上,华国锋同志作为我们党的主席、党的领袖,当着全体与会同志的面,公开作自我批评,讲得那样坦率、那样诚恳,使我们非常感动。在这方面,华主席给我们作出了榜样”等文字被删去。
  另外,“12日稿”和“17日稿”中都有的对习仲勋同志勇于自我批评的一段话,也被删去。这段话是这样的:“这里,我还提一下习仲勋同志。同志们从报上大概都看到了广东惠阳地区一位基层干部写给习仲勋同志的批评信和习仲勋同志的复信。习仲勋同志那种不怕听刺耳意见、鼓励别人讲话、勇于自我批评的精神,是难能可贵的,值得我们每一个同志学习。我们有些同志,嘴里也天天高喊要批评、自我批评,要谦虚、谨慎,可是,稍微尖锐的意见一来,他们的面孔就立刻拉长了。他们只会批评别人,从不批评自己,‘老虎屁股摸不得’。对于这种人,我们要劝他们好好看看习仲勋同志的信,读读‘叶公好龙’的故事。”
  在这里之所以大段引用并比较三份讲话稿的差异,就是为了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为对这段历史感兴趣的人们提供一个参考。

叶向真:叶剑英次女,全国政协委员,曾执导电影《原野》

本文根据对叶向真的多次访谈,由盛平整理。叶办主任王守江,叶剑英军事秘书、武警原副司令员王文理的回忆对本文整理成文亦有贡献
作者: 李大兴    时间: 2009-3-11 23:54

需要参考阮铭的回忆,最好再有其他当事人的资料。
作者: 李旧苗    时间: 2009-3-12 10:03

去年是所谓改革开放三十周年,阮铭写过一篇很长的回忆文章,在争鸣上连载,其中提到了中央工作会议,也提到了邓小平废弃胡乔木稿子的事情,但没讲他为叶起草讲话稿一事。
作者: 李大兴    时间: 2009-3-12 10:11

原帖由 李旧苗 于 2009-3-12 10:03 发表
去年是所谓改革开放三十周年,阮铭写过一篇很长的回忆文章,在争鸣上连载,其中提到了中央工作会议,也提到了邓小平废弃胡乔木稿子的事情,但没讲他为叶起草讲话稿一事。
我也读了,观点有些多于史料。
作者: 李旧苗    时间: 2009-3-12 10:29

观点多于史料是肯定的,阮铭文革后在中央党校工作,所以有机会接触到胡,参与过一些文稿的撰写,但阮一直是属于控制使用的,他后来被王震开除出党并赶出党校,也不完全是政治迫害,有他自身的问题,包括生活上的不检点、胡搞等等,他和吴江还是不太一样,在美国、在台湾,他自称是胡的核心智囊,有点江湖骗子的味道。当然,历史上有些事情他的确也参与了,他的自述作为旁证也是可以的。
作者: 李旧苗    时间: 2009-4-22 00:23     标题: 叶向真怀念父亲叶剑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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