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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转帖] 苏俄诺贝尔文学奖四位得主命运比较 [打印本页]

作者: 老木匠 时间: 2009-3-29 15:02 标题: 苏俄诺贝尔文学奖四位得主命运比较

苏俄诺贝尔文学奖四位得主命运比较

2009-3-27 来源：同舟共进2009年第3期陈为人

　　自诺贝尔文学奖颁发一个世纪以来，苏俄前后共有四人获此殊荣：1933年得主蒲宁，1958年得主帕斯捷尔纳克，1965年得主肖洛霍夫，1970年得主索尔仁尼琴。（1987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布罗茨基虽属俄裔，但1977年已加入美国国籍，以美国作家身份获奖，故不列入此文叙述之内）四人同为世界公认的大师，在苏俄的遭遇却有霄壤之别，对他们略作比较，对写作者和读者不无启迪作用。

　　蒲宁：漂泊至死者的“第二种忠诚”

　　1933年，蒲宁成为第一个为俄罗斯文学赢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

　　然而，由于意识形态方面的原因，一直到蒲宁获得诺贝尔奖，在苏维埃的读者中，许多人对蒲宁这一名字依然茫然无知。直到1965年苏联文学出版社才出版了《蒲宁文集》九卷集，苏联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新世界》杂志主编特瓦尔多夫斯基在序言中说：“……要么我们把蒲宁这个在政治思想上堕落到腐朽的君主主义立场上的反动家伙、白俄分子拒之门外，同时摈弃由他的才华创造的一切美的东西；要么提取其中一切成为我们民族文化、我们俄罗斯文学的财富的精华，抛弃他不再是一位艺术家以后所说所写的一切阴暗、自私、反人道主义的糟粕。我们必须在两者之间进行选择，而选择已经做出：我们理应把注意力集中在蒲宁的惊人的诗才上。”

　　蒲宁成为一个“去其糟粕，取其精华”，被“批判性接受”的作家。这一现象当然是主流话语几十年来对蒲宁的排斥和遮蔽。

　　蒲宁可说是俄罗斯文学承前启后的人物。一向不轻易赞人的契诃夫对蒲宁十分赏识。高尔基更是对蒲宁的才华给予极高的评价、极热情的赞扬。高尔基在给蒲宁的信中，常常流露出一种含蓄的温情和感人至深的钦佩态度，他甚至愿意把他在艺术界的泰斗位置谦让给蒲宁。1916年高尔基在给蒲宁的信中写道：“我爱您，请别见笑。我喜欢读您写的东西，想到您，谈论您，在我这纷扰困顿的生涯中，您也许是，甚至肯定是最好的、最有意义的。对我来说，您是一位伟大的诗人，当代第一诗人。”

　　就是这样一位才华横溢的诗人、作家，却因为他的观点和立场而遭到苏维埃文学史的有意遮蔽。用伟人阶级分析的观点看：“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蒲宁1870年诞生于俄国一个破落的贵族世家，但蒲宁与那个时期的许多贵族文学家如托尔斯泰等一样，出于那颗高尚的同情怜悯之心，在作品中描写到农村庄稼人的时候，总是用真诚真实的笔调描绘那些一贫如洗、走投无路、饥肠辘辘、被有权有势者欺压的人群。

　　蒲宁文学命运的转折点发生在1920年。十月革命中的一些暴力行为，使得贵族出身的蒲宁持一种拒斥和疑惧的态度。这样，他与新政权的裂痕已无法弥合。1920年，红军部队攻陷了敖德萨，蒲宁只得乘船逃离俄国，先是流亡巴尔干半岛，后定居法国。从此，蒲宁成为无身份无国籍的“浮萍”。

　　诺贝尔评奖委员会在授奖词中这样评价蒲宁：“他继承了俄罗斯19世纪以来的光荣传统并加以发扬光大；至于他那周密、逼真的写实主义笔调，更是独一无二……这些才能都是他突出而神秘的天才所致，而使他的文学作品给人留下精美的印象。”

　　苏维埃对蒲宁的获奖这样定调：“1933年授予蒲宁诺贝尔奖，同样无助于这位作家的名字在他的祖国传扬，因为这种做法显然是别有用心的，带有政治色彩的。至于蒲宁作品的艺术价值，在此不过是个借口而已。”

　　于是，这样一个为国争得荣誉的作家，因意识形态的原因，在瑞典皇家音乐宫的授奖仪式上，却经历了尴尬的一幕：当年的苏联驻法大使拒绝出席授奖仪式，而在授奖的庄严会场，竟史无前例地没有悬挂得奖人所属国家的国旗。由于蒲宁“自绝于自己的祖国，自己的人民”，被取消了苏联国籍。

　　这样一个“姥姥不亲，舅舅不爱”、失去国籍失去身份、浪迹天涯有国难归的流亡作家，令人想起日本电影《人性的证明》中那句撼人心魄的台词：“妈妈，你真的那么嫌弃自己的孩子吗？”想起曾经呼唤革命“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的高尔基，在革命胜利后却愤然出走国外，并在致罗曼?曼兰的信中写道：“……我不返回俄罗斯，我越来越觉得我是没有祖国的人。”这位“无产阶级伟大作家”的话，是否也说出了蒲宁的心声？

　　苏联卫国战争胜利后，蒲宁也曾产生回归祖国的念头。然而，据西蒙诺夫的日记回忆：1945年，爱伦堡和西蒙诺夫访问欧洲。在苏联大使馆吃饭的时候，大家都站起来为斯大林干杯，蒲宁却端坐不动。蒲宁对斯大林的专制独裁始终持批判态度。后来很快发生了对左琴科和阿赫玛托娃的批判，更使蒲宁断了归国念头。这个叛逆者至死也没能回到俄罗斯这片土地，只能孤独凄惨地于1953年客死他乡。

　　俄罗斯的知识分子心中都有一个偶像——恰达耶夫。恰达耶夫的名字中国读者并不陌生，因了普希金那首《致恰达耶夫》的诗，一个叛逆者的形象走近我们。恰达耶夫的那本《哲学书简》，被赫尔岑赞誉为划破沙皇专制统治的“长夜枪声”。普希金在《致恰达耶夫》一诗的结尾处写下：“俄罗斯将从睡梦中苏醒，在专制政权的废墟上，将刻上我们的名字！”

　　恰达耶夫被沙皇宣布为“狂人”，戴上了一顶“不爱俄罗斯祖国”的帽子，遭到当局的惨毒迫害。10年之后的1846年，恰达耶夫在另一封“哲学书信”中为自己辩护道：“我是用另一种方式爱我的祖国……不管对于祖国的爱是如何的美好，但还有更为美好的，那就是对真理的爱，不是通过祖国，而是通过真理方能走上通天之路。”

　　在这里我们看到了“第二种忠诚”。这是一代代知识分子心中的情结。

　　别尔嘉耶夫在《俄罗斯思想》一书中，对知识分子有一个说法：“俄罗斯知识分子的始祖是拉季舍夫……当他在《从彼得堡到莫斯科旅行记》中说：‘看看我的周围——我的灵魂由于人类的苦难而受伤’时，俄罗斯的知识分子便诞生了。”拉季舍夫就是因为在《从彼得堡到莫斯科旅行记》中，揭露了沙皇统治的黑暗现实，抨击俄国农奴制度而险些被杀头，后来改判为流放，成为俄罗斯第一代流亡者。

　　知识分子就是不断批判社会和进行自我批判的人，就是对不完美的现实挑鼻子挑眼睛的人，正如别林斯基所说，是盯在社会肌体上的牛虻。可以说，蒲宁不仅在艺术上继承了俄罗斯传统，在思想上也与俄罗斯的知识分子先驱们一脉相承。

　　帕斯捷尔纳克：“就像被围猎的野兽”

　　赫鲁晓夫的儿子谢尔盖在《赫鲁晓夫下台内幕及晚年生活》一书中，曾忆及赫鲁晓夫对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的态度——儿子免不了带一些“地下手抄本”给父亲看。那时，有许多官方不让出版的作品以手抄本的形式在莫斯科广为流传，当年作为苏联作协书记处书记、《新世界》主编的特瓦尔多夫斯基才向赫鲁晓夫建议：“靠接吻是不能够生孩子的。取消对文艺作品的书刊检查吧！如果手抄本遍地都是，那是再糟糕不过的了！”

　　谢尔盖的书中写道：“有一次搞到一本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父亲读了很久：铅字很小，字迹不清，纸又薄得几乎跟卷烟纸一样。有一次散步的时候，父亲对我说，我们不该禁这本书的。当时我本该亲自读读，书中没有一点反苏的东西。”

　　帕斯捷尔纳克从1948年开始，用了8年的时间，终于完成了这一对苏联十月革命深沉思考的长篇巨作。帕斯捷尔纳克的书写成后，首先把手稿寄给《新世界》，这是苏联作家协会主办的刊物，可见他当时并不认为这本书有什么问题。可是《新世界》编辑部把手稿退回，并附了一封由当年苏联作协领导西蒙诺夫、费定等人签发的严厉谴责的信：“你的小说精神是仇恨社会主义……小说中表明作者一系列反动观点，即对我国的看法，首先是对十月革命头十年的看法，说明十月革命是个错误，支持十月革命的那部分知识分子参加革命是一场无可挽回的灾难，而以后发生的一切都是罪恶。”这无异于当头一棒，打得帕斯捷尔纳克晕头转向。

　　1956年6月，帕斯捷尔纳克把手稿交给意大利共产党员费尔特里内利，希望在西方出版。但3个月后，帕斯捷尔纳克又有些后怕——把书交给西方出版在当时被看作是“为敌人提供反苏的炮弹”。在这一背景下，意共领导人和苏联驻意大利使馆都向费尔特里内利施加压力，试图阻扰该书的出版，但费尔特里内利顶住压力，请人以最快的速度译成意大利文，当年11月就在米兰出版了。此书一经问世，马上引起轰动。两年后，瑞典文学院宣布将1958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授予帕斯捷尔纳克。

　　西方的热捧使苏联当局大为恼火。《真理报》发表了著名评论家萨拉夫斯基的文章《围绕一株毒草的反革命叫嚣》。文章指出：“反动的资产阶级用诺贝尔奖金奖赏的不是诗人帕斯捷尔纳克，也不是作家帕斯捷尔纳克，而是社会主义革命的诬蔑者和苏联人民的诽谤者帕斯捷尔纳克。”苏联作家协会宣布开除帕斯捷尔纳克的会籍。后来成为克格勃主席、当时是共青团第一书记的谢米恰特内表现得尤为极端。

　　据谢尔盖回忆：谢米恰特内是反帕斯捷尔纳克最积极的斗士。他在共青团成立41周年的大会上说：既然帕斯捷尔纳克对苏联如此不满，尽可以离开苏联到“资本主义乐园”去，并强烈要求政府褫夺帕斯捷尔纳克的苏联公民权。此后就发生了学生集队到帕斯捷尔纳克的住宅闹事，投掷石头，砸烂门窗的事件。而国家安全部门对这些暴力行为持纵容态度，认为是帕斯捷尔纳克“咎由自取”、“激起民愤”。

　　1958年的冬天，对帕斯捷尔纳克来说，真是“风刀霜剑严相逼”。迫于国内的巨大压力，帕斯捷尔纳克12月29日宣布拒绝接受诺贝尔文学奖。现在回顾当年帕斯捷尔纳克致瑞典诺贝尔评奖委员会的电文，真是耐人寻味而又意味深长：“鉴于我所从属的社会对这种荣誉的用意所作的解释，我必须拒绝这份已经决定授予我的、不应得的奖金。希勿因我自愿拒绝而不快。”经过半年的心灵煎熬，帕斯捷尔纳克写下《诺贝尔文学奖》一诗：“我算完了，就像被围猎的野兽。/自有光明与自由的所在，/可紧跟我的却是追杀的喊叫，/我已经无法到外面去走一走。//漆黑的森林的池塘的陡岸，/还有被砍倒的枞树的树干。/通向四方的路已经被切断。/一切都听天由命，随它的便。//我可到底做了些什么坏事，/我是杀人犯，还是无赖、泼皮？/我仅仅是迫使全世界的人/为我美好的家乡俄罗斯哭泣。//但尽管已面临死期，/我也相信有朝一日/善的精神定将压倒/卑鄙和仇恨的邪力。”

　　哈维尔说：“假如社会的支柱是在谎言中生活，那么在真话中生活必然是对它最根本的威胁。正因为如此，这种罪行受到的惩罚比任何其他罪行更严厉。”尽管帕斯捷尔纳克违心做出妥协，但并没能换回当政者的宽容宽恕。在一连串惨毒的打击下，帕斯捷尔纳克身心受到极度摧残，心脏病不时发作，仅仅离获诺贝尔奖不到一年半的时间，1960年5月30日，帕斯捷尔纳克在他的寓所溘然逝世。弥留之际，他说了这样一句话：“认真地彻底死去。”这是何等凄怆绝望下发出的生命哀叹！

　　帕斯捷尔纳克说到过苏维埃第一诗人马雅可夫斯基的死亡（我国的读者对这一名字非常熟悉）。马雅可夫斯基是一位富有才华的诗人，因为写了许多歌颂十月革命和伟大领袖的诗歌而得到官方的推崇，成为“左派文艺”的代表人物和苏联文艺界的领导人，但他最终还是在内心的剧烈矛盾和痛苦中自杀了。马雅可夫斯基死后，名声急剧下降，斯大林只得亲自出面维护。帕斯捷尔纳克不屑地说：“推广马雅可夫斯基，就像叶卡捷琳娜女皇统治时代推广土豆一样，是强制的。这是他第二次死亡。”

　　大概正是基于对“生与死”的辩证法哲学考虑，帕斯捷尔纳克在临近生命终点时，与朋友说了这样一句话：“我已经老了，也许很快就会死去，我再也不能放弃自由表达自己思想的机会了。”这大概可以看作他的“绝唱”。

　　官方当然不会举行任何追悼仪式，报纸只发了一条简短得不能再简短的消息——“文学基金会会员帕斯捷尔纳克逝世”，甚至连他是一位诗人、作家也不承认了。

　　肖洛霍夫：“退出战斗的妥协者”

　　1965年，瑞典诺贝尔奖评选委员会决定把这一年度的文学奖授予肖洛霍夫。

　　与帕斯捷尔纳克的获奖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肖洛霍夫的这次获奖，在苏联国内掀起了大规模的宣传和热捧。报上几乎一个口径地说：“这是具有非常重要意义的大事件。”并且似乎已经完全忘记了7年前因把诺贝尔奖授给帕斯捷尔纳克时对诺贝尔评奖委员会的攻击，改口说：“瑞典文学院终于以公正的态度对待一位伟大的苏联作家的作品……瑞典文学院的这一崇高决定，提高了它的威信……”

　　其实，肖洛霍夫的获奖，与苏联当局的卖力推销是分不开的。早在1954年，苏联促成肖洛霍夫获诺贝尔奖的运作就已紧锣密鼓地拉开帷幕。1956年，苏共中央还作过一项决议：“关于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候选人的决议，同意高等教育部有关推荐斯科别尔岑和肖洛霍夫的提议。”此后，苏共中央不放过一切机会力推肖洛霍夫，直至他1965年获奖，真可谓“十年磨一剑”。

　　肖洛霍夫是苏俄文学史上极具争议的作家。他是为东西方两个对立世界所共同认可的文学家：他是唯一的既获斯大林文学奖又获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什么好事都让他赶上了，肖洛霍夫真可谓“左右逢源”。

　　肖洛霍夫1905年出生于一个贫苦的哥萨克家庭。由于战争，他13岁被迫中断学业，当了苏联红军的一名办事员，参加过剿匪，这些?历都为他以后的创作积累了素材。肖洛霍夫22岁即发表了后来获诺贝尔奖的重要作品《静静的顿河》第一部。此书出版后，肖洛霍夫遭遇了与他的同伴帕斯捷尔纳克、索尔仁尼琴相似的命运，马上遭到主流意识形态的批判。当年许多著名作家、评论家抨击小说歪曲了国内战争，偏离了苏联的革命文艺路线。只是由于得到了高尔基的鼎力支持，小说才得以出版。到第四部出版时，苏联评论界再次产生激烈的争论，有许多“上纲上线”的批判意见，甚至斯大林也指出小说有“非苏维埃倾向”。

　　肖洛霍夫表现出“过人的聪明”，他以某种妥协，避免与当权者正面冲突。遭到斯大林责难的《静静的顿河》，最终几经波折，能于1941年获得斯大林文学金奖一等奖，从中也可见肖洛霍夫“柔道”、“太极拳”的推拿功夫。

　　苏俄文史学者提出有“两个肖洛霍夫”的观点：一个是作品中所显现的肖洛霍夫，一个是苏联文坛上的肖洛霍夫。一个是作为主流意识形态的拥护者、为苏联的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事业摇旗呐喊、真正的共产主义者的肖洛霍夫；一个是进入自己的文学世界、作为民众疾苦的呼吁者、求真求善的寻道者的肖洛霍夫。

　　与作品中展现的形象，“给人的感觉是作者心灵深处对人性的崇高敬意”（诺贝尔评奖委员会授奖辞）截然不同，肖洛霍夫在苏联文坛留下许多劣迹——

　　肖洛霍夫攻击索尔仁尼琴说：“这是个疯子，不是作家，是个反苏的诽谤者。”当索尔仁尼琴的《第一圈》、《癌病房》在国外发表，肖洛霍夫公然指责索尔仁尼琴是“吃着苏联面包，为西方资产阶级主子服务，并且通过秘密的途径把作品送到西方的人”，是“苏联作家们要求除掉的典型疫病”。

　　在勃列日涅夫时代，当政者要对两位作家达尼埃尔和辛雅夫斯基（笔名阿尔夏克、杰尔茨）进行公开审判，理由是他们用笔名在国外发表了作品。这次公开审判激怒了许多作家，62名作家联名发表抗议信。许多人要求旁听，不能旁听的就坐在法院门口抗议。而时任苏共中央委员、苏联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的肖洛霍夫在苏共二十三大上却说：“这两个黑心的坏小子要是落到难忘的二十年代就好了，那时并不按刑法典严格划分的条款判决，而是遵从‘革命的法治意识’判决，哎呀，这两个变身有术的妖怪恐怕不会判得这么轻。”并且干脆要求“枪毙这两个败类”。这里真用得上中国曹植的一句诗：“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肖洛霍夫扮演了为虎作伥的角色。

　　84岁的著名老作家茹可夫斯基的女儿、诗人利季娅愤然写信给肖洛霍夫说：“您的发言把您置身于俄国传统之外。可惜我们不能惩罚您；不过您已经受到足够的惩罚了，罚您多年来创作力枯竭。”

　　国外的媒体甚至向诺贝尔评奖委员会提出：对于这种违背诺贝尔本意，丧失作家人格的获奖者，能不能向他追回诺贝尔奖金。

　　斯大林去世时，肖洛霍夫还曾写下这样的文字：“我们突然间可怕地成了孤儿！党、苏联人民、全世界的劳动者都成了孤儿……人类还没有遭受过这样无法估量的重大损失。我们失去了所有劳动人民的父亲。”

　　但是，从斯大林时代血雨腥风中的过来人，对肖洛霍夫给予了一定的同情和理解。他们用了屠格涅夫长篇小说《罗亭》中主人公罗亭的一句话：“有多少次我从孩子般的冲击变成弩马般的麻木……有多少次我像雄鹰般展翅飞翔，搏击长空，到头来却像一只碎了壳的蜗牛爬回原地！”

　　杜勃罗留波夫曾为俄罗斯作家笔下塑造的“多余人”形象定义为：“一群退出战斗的妥协者”，并有这样一段精彩论述：他们“否定了跟压迫着他们的环境做残酷斗争的必要”，“走进了一座郁苍茂密、人所不知的森林里”，他们攀援上树原本是想寻找一条新路，但上树之后，“不再去探索道路，只顾贪吃果子”。肖洛霍夫用自己的生命轨迹，为俄罗斯文学史勾勒出一个活生生的“多余人”形象。

　　对于肖洛霍夫的功过是非，自有历史公论。换个角度看，似乎可以说，肖洛霍夫是一个生不逢时的作家。他“过人聪明”的生存策略、“过人才华”的写作分寸既是他的成功，也是他的败笔。

　　索尔仁尼琴：永远说“不”

　　索尔仁尼琴出生于苏联北高加索。卫国战争期间应征入伍，两次荣立战功，被提升为大尉炮兵连长。1945年2月，就在战争即将结束之时，索尔仁尼琴在东普鲁士前线被捕，原因是他在与老同学的通信中批评了斯大林。索尔仁尼琴对自己的写作有一种强烈的使命感责任感，他在劳改营期间就立下誓言：一定要将这里所发生的一切记载下来告诉人们。为了那些不能够活着回到人世间的无数生命，他觉得自己是他们其中的一位代言者。

　　1962年11月，经赫鲁晓夫亲自批准，索尔仁尼琴的处女作《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得以出版。这部苏联文学中第一部描写斯大林时代劳改营生活的作品，立即在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然而正应了我国一句古语：“知我者《春秋》，罪我者《春秋》。”随着苏联国内政治形势的变化，索尔仁尼琴遭到公开批判。就像当年火箭般地被吸收进苏联作家协会一样，索尔仁尼琴又被闪电般地开除出苏联作家协会——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两次都没有通过作家本人。索尔仁尼琴在被开除出苏联作协时，说了这样一句话：“我不能用几十万几百万同胞的苦难和生命，仅仅为了换取一顶作家的头衔。”

　　索尔仁尼琴还说了这样一句话：“这一生我都感受到自己是从下跪的状态渐渐直起腰来，我是由被迫缄默到逐步自由自在说话的。”索尔仁尼琴跪久了，要挺起腰杆，活动活动膝盖骨，成为一个直立的人。

　　1970年，索尔仁尼琴“因为在追求俄罗斯文学不可或缺的传统时所具有的道义力量”（诺贝尔评奖委员会授奖辞）而成为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但索翁未能前往斯德哥尔摩领奖，且随之而来的不是鲜花和掌声，而是传讯、逮捕、流放……

　　索尔仁尼琴在致苏联作家协会的公开信上说：“请你们擦拭一下刻度盘吧！你们的表落后于时代了。快撩开昂贵而沉重的帷幔吧，你们甚至还没有发觉外面已经破晓。”更为有名的是这样一句话：“一群瞎子为另一群瞎子担当向导！”后来这句话成为经典名言，被许多媒体引用，成为刺向专制的匕首。

　　索尔仁尼琴还说“公开性，真诚和全面的公开性，这是任何社会健康的首要条件，我们的社会亦然。谁如果不希望我们的国家具有公开性，那么他们对于祖国就是漠不关心的，他们就是只关心自己的一己私利。如果有谁不希望祖国具有公开性，那他们就是不希望祖国治愈病症，而是想要病入膏肓，无可救药。”

　　苏联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苏尔科夫这样对比地评价索尔仁尼琴和帕斯捷尔纳克：“对于我们来说，索尔仁尼琴的创作比帕斯捷尔纳克更加可怕：帕斯捷尔纳克是个脱离生活的人，而索尔仁尼琴的气质具有动态性、战斗性、思想性，这是一个有思想的人。”

　　1974年2月，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宣布剥夺索尔仁尼琴的苏联国籍，并把他驱逐出境。同年10月，美国参议院授予索尔仁尼琴“美国荣誉公民”称号。

　　索尔仁尼琴到西方后，仍然保持了一个“批判者”的角色。索翁在哈佛大学发表讲演时，题目是《分裂的世界》，对西方的拜金主义、实用主义和自由主义进行了抨击。这在美国引起轩然大波，甚至可以说遭到围攻。美国的报纸称索尔仁尼琴是一个“忘恩负义的老头”。

　　1994年，首任俄罗斯总统叶利钦迎接索尔仁尼琴回国，索翁仍保持着一个“批判者”的本色。他公开贬斥新权贵，批评民主派，也批评共产党。当戈尔巴乔夫要为《古拉格群岛》给索尔仁尼琴颁奖时，他拒绝了。他说：“我不能因为一本用几百万人的血写成的书而获得个人荣誉。”当叶利钦在他80岁生日要颁发给他圣安德烈勋章时，他又一次断然拒绝了，他说“不能从一个将俄国带入当今灾难的最高权威那里接受奖赏”。

　　俄罗斯人评价索尔仁尼琴时有这样一段话：“今天的索尔仁尼琴仍然是昨天的那个索尔仁尼琴。”高尔基有一句广为流传的名言：“我来到这个世界上就是为了说‘不’！”索尔仁尼琴就是这样一个永远说“不”的现行制度的叛逆者。

　　1911年，普列汉诺夫回眸沙皇专制统治的俄罗斯文坛，发出了这样的感慨：“一切历史，自然包括文学史，都可称为一片大坟场——其间，死者多于生者。”这与《红楼梦》中的诗句“只落得白茫茫一片大地真干净”有异曲同工之妙。一手狼牙棒、一手胡萝卜的政治手腕，使一批人不幸“夭折”，使一批人滋润地“活着”。不断“死”去的人，增加着这个大坟场的死寂；活着的人醉生梦死行尸走肉，也使这个死寂愈加阴é。

　　然而在这一片死寂中，俄罗斯文学毕竟时有强音发出。普希金在《纪念碑》一诗中呼喊：“不，我不会死亡——我的灵魂在圣洁的诗歌中，将比我的灰烬活得更久长。”

　　俄罗斯一批不屈的反对者，用自己不朽的作品耸立起一座座灵魂的丰碑。

　　（作者系文史学者）

作者: 水笺 时间: 2009-3-29 15:50

俄国有四位，中国还木有，是方块字在作祟吗？

作者: 周泽雄 时间: 2009-3-29 17:03

有啊，中国有高行健。
唉，虽然当局对高行健获奖的态度，令人齿冷，也必然会落下符合其丑陋性的笑柄，但实事求是地说，高行健与这几位俄罗斯作家（也许不包括肖洛霍夫），真不是同一级别的。

作者: 猪头猪智慧 时间: 2009-3-29 17:18

记得泽雄兄说过，索尔仁尼琴在小说方面的造诣并不高，如那部《古拉格群岛》，《日瓦戈医生》俺只看过电影，觉得不咋的，蒲宁的诗没读过，《静静的顿河》据传涉嫌抄袭，这四位获奖是不是和当时对时局的反抗有关？很想听听泽雄兄单从文学造诣上谈谈这四位？

[ 本帖最后由猪头猪智慧于 2009-3-29 17:19 编辑 ]

作者: 老木匠 时间: 2009-3-29 17:42

非常惭愧，蒲宁的书一本也没有看过。

索尔仁尼琴的小说《癌病房》蛮像部小说，除了俄罗斯人都喜欢的絮絮叨叨的议论之外尚且还有一个故事。

从小说结构、场面、人物诸方面来讲，好像还是静静的顿河好一点。

作者: 周泽雄 时间: 2009-3-29 17:59

原帖由 猪头猪智慧 于 2009-3-29 17:18 发表
记得泽雄兄说过，索尔仁尼琴在小说方面的造诣并不高，如那部《古拉格群岛》，《日瓦戈医生》俺只看过电影，觉得不咋的，蒲宁的诗没读过，《静静的顿河》据传涉嫌抄袭，这四位获奖是不是和当时对时局的反抗有关？很想听听泽雄兄单从文学造诣上谈谈这四位？

回猪头：这工作量对我太大了，除《古拉格群岛》外，其余的书，都是很早时看的，印象都淡漠了。我读《癌病房》恐怕都超过二十年了。
只说《古拉格群岛》，倒不是小说方面的造诣不高，而是它根本不是小说，缺乏小说的核心构件。把它说成中国人常说的“报告文学”，又觉得份量太轻，不压秤。实际上，我更多地是把它当成史学著作来读的。作者的叙述力、概括力俱臻上乘，更难得的，也是主帖提及的，索尔仁尼琴具有强悍的思想力，相形之下，帕斯捷尔纳克就更像个纯粹的小说家，不以思想见长。比如，帕氏可能做些糊涂事，索氏则不会。晚年的索氏，表现得像头犟驴，那恐怕也是执着于思想力的表现，不应单纯地视为落伍。
以我的口味，人到中年之后，我越来越在乎作者的思想力，就此而言，索氏在我心目中的地位，恐怕最高。

作者: 施国英 时间: 2009-3-29 18:01

记得朱总对高行健获奖的感言是，这是一个法国作家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
高本人80年代后期离国远去后就发誓，只要大陆一天还是专制极权，他就永不再踏上这片土地。

作者: 猪头猪智慧 时间: 2009-3-29 18:19

谢谢泽雄兄回复。

作者: 铁客 时间: 2009-3-29 19:22

我与周兄略不同。我认为索与帕是持平的，就像杜甫与李白。蒲其次，不过我也很爱，就像一般中国读书人喜欢明清散文一样。肖的书我不太爱看，有点老套。布罗茨基不能算美国人，国籍与文学无关。他拿奖的是俄语诗，在俄国时饱经贫苦，和纳博科夫的性质还不太一样。高行健的问题我同意，不是法国人或中国人的问题，是作品水平的问题。若以20世纪为界，回顾诺奖近100来位获奖人（因战争等停发过几年），其中只有四分之一达到一流水平。大部分都不够。当然，中国就更没有了。过去据说要发给老舍和沈从文，但仔细想来，也不行。

[ 本帖最后由铁客于 2009-3-29 19:26 编辑 ]

作者: 周泽雄 时间: 2009-3-29 19:57

回杨典兄：
如果纯粹从文学角度看，我甚至觉得，帕氏还在索氏之上呢。前帖所言，特地说明，只是我的口味，不涉及两人的高下。
俄罗斯作家的文学天赋，几乎是天生的，别说中国作家，在他们的强项里，除俄罗斯之外的其余民族，也都有所不如。但另一方面，俄罗斯作家在思想的明晰和坚定方面，几乎也存在命定的缺陷，他们虽然擅长辩论，貌似很有思想含量，但仔细看来，还是强在情感上，并非强在思想本身。就此而言，索氏则有异数之感，参照我个人非常注重的异质性，所以就倾向于索氏了。正好，在思想的明晰性、坚定性方面，中国作家也历来成绩寡淡，虽然我们倒还不缺花枝乱颤的才子。

作者: 铁客 时间: 2009-3-30 09:56

回周兄，索只是俄罗斯文学上的异数。而其实他的精神是俄罗斯东正教与基督教在集权制度与恐怖下的产物。相同的人物也有，譬如俄罗斯神学与哲学中的舍斯托夫、别尔嘉耶夫或梅涅日科夫斯基等。我以为，正是由于索意识中不仅反集权，还有对东正教以及宗教人道主义的信仰，所以他到了美国之后，即继续开始批判西方拜金主义与物质主义。这就导致了他在哪里都说永远说“不”。个见。

作者: 施国英 时间: 2009-3-30 21:23

如果仅从文学的角度，我个人最喜欢普宁的作品，纯粹，精致，优美。
帕氏其次，因为他笔下的人性其实是共通的，血与火的革命背景不过是恰好撞上的。
再其次肖氏塑造人物情节结构的功力的确一流。
索氏的思想力是极权时代的药方，不具有文学性本身应该拥有的永恒价值。这也是现在的俄国年轻人很少看他作品的缘故。他也并非永远对权力说不，他接受了普京的勋章，是因为普京的所作所为符合他心目中的大斯拉夫主义的理想。

作者: 李大兴 时间: 2009-3-30 22:20

《日瓦戈医生》在我个人阅读史里极其重要，帕氏因此是我最喜爱的作家之一。读蒲宁是八十年代初，印象优美而遥远。如今知道蒲宁的人似乎依然不多，但他真的是很坚守纯文学的作家。索翁著作与人格力量，于我毕生难忘，但以文学论似未及帕、蒲。萧氏我从来没有很深印象，故不论。

作者: 剑影秋歌 时间: 2009-3-30 22:59

高尔基的作品足以问鼎，选择性失明自然是可以时时存在的。俄罗斯人还真是个文学民族，所谓思想性也主要体现在精神力量上。其实还可以说说布罗茨基和纳博科夫这两个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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