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两年多以前,我到比利时的鲁汶大学访问,在那里曾经参加过一次小型的seminar,主题是“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当时,戴卡琳(Carine Defoort)教授给了我一篇她的英文论文,这篇论文显然是写给西方读者看的,其中,她从一个研究古代中国哲学的学者的角度,对西方大学哲学课程中没有中国哲学进行批评,她说“当中国学者意识到,他们的祖先(在哲学大家庭中)只是一个被收养的孩子,甚至在一个世纪以后,西方哲学家还是不认同他们属于这个大家庭的时候,我们的中国同行在更敏感的处境中,寻找他们自己,由于这一原因,他们中的一些人拒绝被哲学收养,并拒绝这‘哲学’这一命名”。这里指的“他们中的一些人”显然包括我和我的《中国思想史》在内,也许正是这样一个原因,戴卡琳教授组织翻译了我的《思想史》一些章节,在Contemporary Chinese Thought(Vol.33,1-2,M.E.Sharpe,New York,2002)上面用两期的篇幅连载,并且在第二期的主编序言中专门针对我的观点,讨论“为什么(不是哲学史而)是思想史”(Why a history of though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