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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美）迈斯纳：毛泽东主义中的乌托邦社会主义论题——城乡关系 [打印本页]

作者: 李旧苗 时间: 2009-4-29 12:53 标题: （美）迈斯纳：毛泽东主义中的乌托邦社会主义论题——城乡关系

卡尔·马克思曾写道：近代历史“是农村的城市化，而并不像古人所说，是城市的农村化”［1］。毛泽东似乎想倒转近代历史进程的方向。在毛泽东主义者的理论与实践中，认为创造近代革命历史的是农民，他们通过制伏城市中大部分保守的居民而把革命推向顶峰。在革命胜利以后的年代，毛泽东的“农村学说”表现在强调发展农村区域的社会经济，强调社会改革真正所在地应该在农村，并且强调城里的居民应当到农村去，和农民同住、同劳动，只有这样才能取得“无产阶级”革命者的荣誉。
然而，在作出毛泽东是头足倒置的马克思的结论以前，首先应该指出，虽然马克思把现代城市优于农村作为历史的进步加以称赞，但他还是关注城乡之间的历史性分离的。他认为，这种现象是由于人类异化的“史前”期的社会劳动分工所造成的。再者，对马克思来说，问题的解决并不是在现今的资本主义社会中实现农村的城市化，而是在未来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阶段消灭城乡差别。
毛泽东完全同意马克思曾预言过的乌托邦式的理想；在毛泽东主义理论中占有突出地位的马克思主义对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最初设想并没有什么特色。同时，在毛泽东主义中，这种理论上的关心不仅表现为一种乌托邦式的希望，而且也表现为对直接的实际发展问题的关注。中国正如其他以农业为主的国家一样，没有什么社会问题比先进城市和落后农村之间存在着差别的问题更急迫了。这一差别，不仅表现在经济方面，而且表现在政治和文化方面，还表现在观察问题的态度上（它对于公共政策的各个方面都具有重要的含义）。对于那些以平均主义作为社会主义最终目的的人来说，马克思关于城乡之间分离的历史分析在理论和实践中都有特殊的重要意义，而且，马克思主义消灭城乡差别的目标对他们也特别有吸引力。
虽然毛泽东接受马克思宣布的乌托邦目标，但他在对这一问题的历史分析上与马克思完全不同；毛泽东解决这一问题时试图采用的手段与马克思、列宁可能想到的手段也毫无共同之处。在考察毛泽东主义思想和行动史中的城乡关系问题时，一种相当普遍的现象使人们感到震惊，这就是在毛泽东主义中出现的概念和术语与19世纪西方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特别是那些曾被称之为“乌托邦”的理论相似。
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不发达国家扎根时带有某种“前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特点，这是不足为奇的，对马克思主义者来说尤其如此。马克思主义以现代工业资本主义的存在和发展为前提，而乌托邦社会主义的理论来源却存在于现代经济发展的初期；像马克思主义一样，它们对早期工业主义的不公正表示愤慨，但与马克思主义不同的是，它们不承认或者不了解现代资本主义的历史和社会后果。如果在历史环境和思想方式之间存在某种因果联系（人们可以假定这是一个普遍的历史事实）的话，那么，下面的情况似乎不是不符合逻辑的：适应前工业的或早期工业文化的思想，应该出现在今日流行于世界各经济落后地区的革命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中。
本章试图首先辨别毛泽东主义理论中那些“乌托邦”社会主义的成分，特别是当它们在毛泽东主义关于现代历史和现代革命进程中城乡关系问题的理论中暴露出来时。其次是评价它们的理论内容及其社会历史作用。这不仅需要对马克思主义的原意与后来的毛泽东主义理论之间的差别作比较研究，而且需要对马克思主义和19世纪西方其他社会主义思想体系之间存在的某些理论上和历史上的区别进行考察。
一、马克思主义
根据马克思主义学说，全部历史都以城市和乡村之间“持久的斗争”为标志。恩格斯曾写道：“文明时代”（与原始公社的社会结构相对立）的显著特征之一“是把城市和乡村的对立作为整个社会分工的基础固定下来”*。
*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4卷，176~17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这一问题作了卓越论述：“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的最大的一次分工，就是城市和乡村的分离。城乡之间的对立是随着野蛮向文明的过渡、部落制度向国家的过渡、地域局限性向民族的过渡而开始的，它贯穿着文明的全部历史直至现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1卷，104页。然而，对这个问题最有趣、最详细的讨论可在马克思后来的著作，特别是在其《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找到。
城市与农村地区的长期对立，在马克思的历史学说中是一个非常重大的现象。正像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系统阐明的：“一切发达的、以商品交换为媒介的分工的基础，都是城乡的分离。可以说，社会的全部经济史，都概括为这种对立的运动。”［2］
虽然城市和农村之间的差别是一种普遍历史现象，但是这种差别在西方历史演变过程中已成为发展的动力，这一进程把历史从古代引向现代资本主义。正如马克思对这一过程所描述的那样，城市和乡村处于长期的对立关系中，并交替地为历史各阶段的进步提供了基础。马克思主义所做的分析，突出特点是历史的进步与城市的至高无上相一致。相反，农村的优势往往与历史的停滞或倒退时期相关联。例如，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古希腊和古罗马的衰落与封建主义的崛起曾作如下说明：
古代的起点是城市及其狭小的领域，中世纪的起点则是乡村。地旷人稀，居住分散……这种情况决定了起点有这样的变化。因此，与希腊和罗马相反，封建制度的发展是在一个宽广得多的……地域中开始的。趋于衰落的罗马帝国的最后几个世纪和蛮族对它的征服本身，使得生产力遭到了极大的破坏；农业衰落了，工业由于缺乏销路而一蹶不振，商业停滞或被迫中断，城乡居民减少了。这些情况以及受其制约的进行征服的组织方式，在日耳曼人的军事制度的影响下，发展了封建所有制。［3］
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并没有把这种新的集中于乡村的封建制度的出现归咎于经济发展的基本过程，反而主要归咎于偶然的政治因素，也就是归咎于野蛮人的多次征服及其对人口和生产力所产生的破坏作用。马克思在任何地方都没有说过封建主义对于“古代的”生产方式是不可避免的或者说它是历史的必然结果，也不存在这种含义：即封建主义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是一个阶段。相反，以农村为基础的封建制度被描述为是由于生产力的破坏和人口的衰退而引起的倒退的结果。
然而，马克思主义者所关心的事并不是封建主义的由来，而是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的过渡。就后一点而言，随着自由民的城镇和封建的农村之间不断的冲突，商业城镇在封建社会的缝隙中逐渐出现，这成为马克思主义解释现代资本主义起源的关键。在中世纪晚期，随着大规模贸易的发展，商业资本主义的积累，城市手工艺行业的专门化，以及农村过剩人口流入城市，城镇开始从农村中逐渐分离出来，这种分离反映了资本和地产之间的分离，并加剧了“乡村反对城市的连年不断的战争”。虽然与封建社会的政治军事起源和农村早期的优势完全不同，这种正在发生变化的城乡关系被归结为经济因素，但是城市必然赢得这场战争。城镇中的劳动分工迅速扩散开来，特别是现代制造业的发展，导致了封建制度的瓦解，使现代资产阶级取得了胜利。这个阶级在把出现在大城市的大部分人口变成了被压迫阶级———现代城市无产阶级的同时，势必把以往一切有产阶级容纳于自身之内。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资本主义的崛起不仅与城市优于农村相关，而且资本主义的出现还预示着城市化的工业国家优于田园式的农业国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持久性只有到了资本主义完成世界范围的统治时，才能被确证。［4］马克思和恩格斯并不怀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普遍胜利是现代历史发展的必然。《共产党宣言》指出：
资产阶级使农村屈服于城市的统治。它创立了巨大的城市，使城市人口比农村人口大大增加起来，因而使很大一部分居民脱离了农村生活的愚昧状态。正像它使农村从属于城市一样，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5］
尽管马克思和恩格斯把现代化的资本主义城市优越于国内外的“乡村”作为历史的进步来称赞，但他们在道义上仍然谴责城市和农村之间的这种对立状态。他们说：“城乡之间的对立只有在私有制的范围内才能存在。城乡之间的对立是个人屈从于分工、屈从于他被迫从事的某种活动的最鲜明的反映，这种屈从把一部分人变为受局限的城市动物，把另一部分人变为受局限的乡村动物，并且每天都重新产生二者利益之间的对立。”［6］因此，消灭城乡之间的对立是获得社会主义革命所许诺的“人类真正生活”的先决条件。为了向共产主义过渡，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各项措施中曾设想无产阶级一旦获得政治上的统治权，就应“把农业和工业结合起来”，同时“通过把人口更平均地分布于全国的办法逐步消灭城乡差别”［7］。
然而，马克思主义关于最终消灭城乡对立的革命过程的观念是坚持以现代化城市为中心的。资本主义生产力已经导致了城市对农村最终的政治、经济优势，同时也为未来社会的社会主义改造奠定了必要的（以城市为基地的）物质基础和社会条件，即大工业和现代无产者。
对于马克思来说，现代史的舞台是城市，而城市的主要角色是城市的两大阶级———资本主义大生产已不可避免地将整个社会划分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在现代史这一概念中，农村和它的居民充其量只扮演了一个微不足道的角色，而且可能还是反面角色。可以假定，大部分农村居民将被抛入城市无产者的队伍，其余部分将变成乡村无产者，即以资本主义生产为基础的大型农业企业中的雇佣劳动力。
恩格斯依据马克思主义立场，对这个问题所作的经典论述是：“我们的小农，同过了时的生产方式的任何残余一样，在不可挽回地走向灭亡。他们是未来的无产者。”［8］
这样，作为农民的农民被假定为将大规模地从历史舞台上消失。即使他们不消失，马克思也认为，继续存在着的农民在政治上与创造近代历史无关，或者更不幸，他们将成为潜在的反动势力，这种势力作为社会基础，可能服务于使历史倒退的恺撒式专政和波拿巴主义式的个人崇拜。这种发展倾向是可能的，这种倾向将使现代化城市的天空中游动着农村反动社会势力复苏的幽灵。［9］
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在马克思主义关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转变的分析中，还是在其关于即将到来的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中，人们找不到任何地方谈及在近代历史中农民可以作为一种独立的或具有创造性的力量。尽管农民在封建社会中是剥削的主要受害者，但是，在推翻封建主义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制度方面起历史进步作用的却是资产阶级，而农民在很大程度上只是这一转变过程中的被动的牺牲品。的确，马克思和恩格斯并没有排除这样的可能性：农民可能对于城市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的最终斗争做出某种积极的贡献，但是他们所能够做的仅限于充当无产阶级的“助手”，而这也只限于他们在思想上、政治上接受城市工人阶级领导的时候。马克思在分析1871年巴黎公社时简明地指出（这个文件被奉为马克思式的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经典，尽管这一历史事件本身失败了）：巴黎无产者的公社制度“把农村的生产者置于他们所在地区中心城市的精神指导之下，使他们在中心城市有工人作为他们利益的天然代表者”［10］。总之，在马克思主义原著中，历史进步和革命创造力的源泉在城市中，近代史就其近代性和进步性而言，不外是“农村城市化”的历史。
而且，马克思对工业化所必需的政治和经济的集中形式也作了肯定的评价。把工业和农业大规模地组织起来，并提高以更复杂的技术为基础的劳动分工的专门化程度，被看作是创造经济繁荣的必要条件，也是未来社会主义社会所必须依赖的条件。马克思和恩格斯不仅肯定了在大型经济企业中集中领导的优越性，而且认为近代资本主义国家的集权化也是历史的进步（甚至预示着社会主义革命）。当把完成资本主义革命说成是社会主义到来的前奏时，马克思和恩格斯说：“资产阶级日甚一日地消灭生产资料、财产和人口的分散状态。它使人口密集起来，使生产资料集中起来，使财产聚集在少数人的手里。由此必然产生的结果就是政治的集中。”［11］虽然集中的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在社会主义革命中即将被“打碎”（而不仅是被接收），但是，接踵而来的“过渡时期”也将暂时加强对政治与经济的集中控制。马克思和恩格斯曾预言：“无产阶级将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12］。除此之外，随着无产阶级革命的成功，将要采取的具体措施中有“信贷集中”［13］、“把全部运输业集中在国家手里”［14］。
不用说，马克思把政治和经济的集中过程看成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的历史性进步，而这个集中过程预示了城市化；这是一个为近代史所需要的加强城市对农村统治的过程。马克思并非不知道集中化和城市化的社会代价。他怀着深切的同情描述了大工厂和人口拥挤的城市中日益壮大的无产阶级所受的非人待遇，描述了把农民从他们的土地上赶走、根除被他们奉为传统和习惯的旧的社会生活的过程，把这视为人类可悲的牺牲。但是，根据马克思的观点，这是历史进步的代价。这种代价是必须付出的。然而，正是这个受到非人待遇的无产阶级终究会成为人类解放过程的动力。正是这种大规模的工业化为一个崭新社会的诞生创造着经济前提。正如在国家消亡之前必须先实行国家的集权化一样，城乡差别的最终消除也必须以城市对农村地区实行彻底的统治为先导。
此外，历史发展的进程是不可逆转的，避开城市化和工业化影响的任何希望都不存在。针对怀有这种企图的人，马克思作了如下答复：“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15］的确，一个早产的社会革命（在资本主义生产力充分发展起来之前发生的社会革命）充其量是徒劳的，甚至可能会造成历史的倒退。
因此，当使资产阶级生产方式必然消灭、从而也使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必然颠覆的物质条件尚未在历史进程中、尚未在历史的“运动”中形成以前，即使无产阶级推翻了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它的胜利也只能是暂时的，只能是资产阶级革命本身的辅助因素（如1794年时就是这样）。……同样，如果资产阶级实行阶级统治的经济条件没有充分成熟，要推翻君主专制也只能是暂时的。人们为自己建造新世界，不是如粗俗之徒的成见所臆断的靠“地上的财富”，而是靠他们垂死的世界上所有的历来自己创置的产业。他们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首先必须创造新社会的物质条件，任何强大的思想或意志力量都不能使他们摆脱这个命运。［16］
更为不祥的是在任何强行加快历史前进速度的企图中，都潜伏着倒退。俄国民粹主义者曾建议“跳过”资本主义阶段，因为这样做可以避免工业化和城市化带来的罪恶，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回答上述建议时提到了其可能性问题。恩格斯在1874年至1875年就这一问题概括了马克思的主要观点：
只有在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发展到甚至对我们现代条件来说也是很高的程度，才有可能把生产提高到这样的水平，以致使得阶级差别的消除成为真正的进步，使得这种消除可以持续下去，并且不致在社会的生产方式中引起停滞或甚至倒退。但是生产力只有在资产阶级手中才达到了这样的发展程度。可见，就是从这一方面说来，资产阶级正如无产阶级本身一样，也是社会主义革命的一个必要的先决条件。因此，谁竟然断言在一个虽然没有无产阶级然而也没有资产阶级的国家里更容易进行这种革命，那就只不过证明，他还需要学一学关于社会主义的初步知识。［17］
因此，马克思把近代历史的特征描绘成“农村的城市化”，并非只是换个说法而已；这一命题对于他对现代历史过程及其社会主义结局的分析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对于马克思来说，城市是历史进步的象征，因此，社会主义的先决条件存在于城市之中。工人在现代工厂和大城市中所受的非人待遇，工人的贬值，工人愈来愈沦为更复杂和更专门化的技术和分工的奴隶，工人在难以忍受的庞大的经济和政治组织重压下的进一步异化———这一切城市化和工业化的罪孽，都是人类为自己的最终解放而必须付出的历史代价。新社会只能建立在过去的物质成就上并将承受着过去的重担。社会主义只能是资本主义的产物，因此在各方面，社会主义社会“都还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18］。马克思认为，人类与其异化的史前史的决裂必然使历史过程达到其现代化的突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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