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ard logo

标题: 南都周刊对话茅于轼 [打印本页]

作者: 李旧苗    时间: 2009-5-8 10:03     标题: 南都周刊对话茅于轼

  南都周刊编辑 罗灿 记者·齐介仑



    老伴赵燕玲已经75岁了,除了视力略有不济外,身板硬朗。200平方米的大房子,大大小小五个房间,里里外外的家务事,基本上都由她一个人操持,她乐此不疲,也游刃有余,觉得保姆反倒不怎么靠得住,于是家里一直不雇保姆。
  最近几个月,陪伴在茅于轼身边的她发现,打到家里的电话忽然比往常多了起来,除了来自学界、媒体等的邀请外,很多电话指名道姓要找茅于轼,在这些电话里,对方不问青红皂白,先是扯着嗓子劈头盖脸一通乱骂,然后不等主人辩驳,“哐当”一声就挂掉了。
  短暂的气愤和莫名其妙之余,她深感伤心和委屈,她知道,茅于轼一定又在外面说话了,而说的这些话,有些人非常不爱听。
  每逢这样的场景,茅于轼倒显得轻松得多,他总是对老伴呵呵一笑说,以前比这严厉得多的大批判都走过来了,这些算不了什么,不用在乎。
  骂我是他们的权利
  茅于轼的家在北京木樨地的干部小区。每天早晨六点,茅于轼就起床了,从六点到七点,是他收发电子邮件并安排一天日程的时间,除非出差在外。七点过后,与老伴一起用餐,然后准备外出开会或到受邀地发表演讲。倘若不外出,他便与老伴到公园散步,回来后继续在书房伏案写作,那台联想笔记本电脑已经陪伴他有好几年的时间了。
  大量的题词、约稿、书评、推荐信让他应接不暇,虽然推掉了不少邀请,每天依旧忙得不可开交,甚至在就餐的时候,他仍旧在匆匆看报纸,浏览一天要闻。中午十二点是午餐时间,片刻午休后到傍晚六点晚餐这段时间,用来接待客人来访。晚上十点半、最迟不超过十一点,一天的工作结束。如此反复,天天如此。
  因为在时间管理上的科学和严苛,加之早年坚持体育锻炼培养起来的好体魄,已经80岁高龄的茅于轼,尽管生活与工作繁忙不堪,却过得有条不紊。
  茅于轼的房子很大,但此前仅仅属于两个老人居住,只是最近儿子从深圳回来,暂时蜗居在这里。书架分散在各个房间,上面除了各种书籍还有很多碟片,因为近年来听力不太灵光,加之事务忙碌,酷爱西方音乐的他很少去接触它们了。而两位老人的合影几乎在房间的任何显著位置都可以看到,装裱得浪漫而温馨。茅于轼书房的办公桌上堆满了书报和材料,留待批阅整理。从书房探头向外,阳台上的花开得很好,客人送来的百合香气扑鼻,令人陶醉。
  从《择优分配原理》引发学界关注,一直到与张曙光、盛洪等创办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并屡屡抛出重量级调研报告,再到筹建小额贷款公司在灰色地带艰难操作、专事西部扶贫的保姆学校尴尬招生、官司缠身,茅于轼近年来的诸多动作与言论,已经成为公众话题。尤其在最近一两年间,他针对大量社会问题、经济现象发表的不俗论断,在获取一些赞同时,更引致骂声一片。
  崇尚绝对市场主义的茅于轼认为,现在的社会太浮躁,糊涂人太多,理性思维太少,他已经80岁了,走路不稳,听力不行,好像已经看到了生命尽头的景象,没有时间去伤心与驳斥了,只是抓紧时间去做自己认为最紧要而且正确的事情,而且他一点都不在乎这些批评与质疑。
  他说,骂人也是一种权利与自由,尽管粗暴,但需要尊重,而这些批驳,对于他的治学与处事,“没有一丝一毫的影响”。
  两种人讨厌我
  此前数年,茅于轼出席各种场合从来都是独来独往,绝少有助理跟随。如果活动在北京举办,他甚至会坚持自己打车前往,谢绝主办方派车接送。在他看来,“空车来、空车走,这一个来回就给北京制造了两次堵车的机会”。
  最近两三年,眼见茅于轼每天各方奔走、行色匆匆,但已抵挡不住岁月的侵蚀,日显老态,记忆力也大不如前,时有遗忘与疏漏,老伴赵燕玲开始担心他的外出安全,也尤其为他的“挨骂”而伤心,不但尽可能地陪伴他外出、照料他的起居,而且竭力为之屏蔽不必要的应酬。
  在赵燕玲看来,老两口年岁都大了,不需要高消费,也不追求名牌,“名”有了,“利”也足够,于是一直希望茅于轼“退下来”享几年清福,但茅于轼放不下自己的研究,放不下手头的扶贫工作,放不下西部那些贫苦的孩子们。
  除非为了“换换环境、休息一下”,偶尔与老伴出去看看电影、听听京剧,茅于轼“生活即工作”。赵燕玲说,老实讲,他为了什么?他真的是一心一意为了国家,为了人民。
  茅于轼说:“讨厌我的有两种人,一种人是贪官污吏,一种就是不明白的人。我在保护他们的利益,他们却以为我在损害他们的利益,这样的人是不明白的人,是糊涂人,这种人应该说是相当多的。”



  南都周刊对话茅于轼

  “我不在乎拿外国人的钱,也不在乎拿资本家的钱”
  从炮轰18亿亩耕地红线、建议取消经适房到“廉租房无厕论”,茅于轼屡屡抛出重量级言论。对外界有关他 “哗众取宠”的说法,茅于轼说,按照自己的理解,哗众取宠的含义是制造假新闻吸引大家眼球,而他不是,他坚信自己的说法是完全正确的。
  “18亿亩红线不靠谱”
  南都周刊:在天则去年12月举办的“粮食安全与耕地保护”发布会上,您提出不存在粮食安全问题,耕地保护的18亿亩红线是错误的。这样的说法,是基于怎样的一个研究?
  茅于轼:经济学不像物理和化学,化学上两个氢原子、一个氧原子构成一个水分子,经济学里面是没有比例的,用化学的方法来看经济学,以为设个18亿亩红线,粮食安全就有了保障,哪里有那回事。你去看看美英法德这些发展得好的国家,他们有没有18亿亩红线?根本就没有。
  现在中国不缺粮食,粮食很便宜。缺的是什么?缺的是住房,大家买不起。为什么住房贵?是土地的价格贵。为什么土地的价格贵?缺少土地。为什么缺土地呢?18亿亩红线给卡住了。
  南都周刊:那么,有没有人出来告诉您这18亿亩红线设置的缘由、统计的方法?
  茅于轼:根本不可能统计出来,完全没有可能性。改革开放以后,我们的人口增加了40%多,粮食增加了60%多,耕地不但没增加反而减少了,但我们现在吃得比过去任何时候都好,比任何时候都饱。现在吃鱼吃肉吃鸡,靠的是什么?靠的是改革,靠的是市场,靠的不是18亿亩红线。
  怎么将耕地数量与粮食安全挂上钩的?不可能论证出来。你怎么知道变成17亿亩,粮食就不安全了?事实已经证明了,过去设的21亿亩的红线就没保住。保不住的一条线,你弄他干什么?是有好处。虽然保不住,但有一条线卡着,你要用地,可以,到我这来审批,有一条线与没有一条线,效果不一样。
  南都周刊:您崇尚的是绝对的市场主义,可市场也有不灵的时候。如果全世界出现粮荒,怎么办?
  茅于轼:全世界出现粮荒是个什么情况呢?火山大爆发、原子战争,或者气候变暖这些大灾难,真要到那时候,耕地一点用处都没有,全世界都得挨饿。
  日本40%的粮食靠进口,韩国是60%,古巴是80%,他们照样活得好好的。就算进口粮食,要花掉多少钱呢?我算过一笔账,在我们进口商品总额里,连1%都不到。我们进口3000万吨粮食,花了不到1%的钱,但是我们进口石油,花了10%的钱。可石油安全吗?
  南都周刊:有批评者称,您有关耕地保护与粮食安全的论断,是在为境外基金会传声、代言,而且您本次调研报告恰恰是美国福特基金会的资助。
  茅于轼:都是胡说八道。我们的合作自然是很密切的,但我们所有的研究,没有一个是别人授意我们做的,都是我们主动要做的。
  南都周刊:对方有无明示或暗示,所研究的项目做出的结果要对他们有利?
  茅于轼:绝对没有。我们做研究,想的只是:理论、真理、正义。我根本不在乎拿外国人的钱,我也不在乎拿资本家的钱。
  我不拿他的钱,我拿谁的钱?谁给我钱?政府的钱,我们很难拿到。有没有老百姓拿钱给我们?有,那是少数,给个两万三万的,靠这个根本活不了。
  不管资本家还是外国人,他们的资助使得我们起到的是这样一个作用——这到底对中国人有好处还是有坏处?资本家不见得都坏,外国人也不见得都坏啊。
  “我坚决捍卫商品房市场”
  南都周刊:为什么提出取消经济适用房?
  茅于轼:如果买经济适用房的,是社会上最穷的、最困难的人,那么确实需要帮助他们,但买的人很多不是最穷的,他们都有了好几十万了。那能叫低收入吗?有些人居然拥护经济适用房,做梦吧,买不着的。我手头就有大量的调查材料,这里面太腐败。
  经济适用房为什么便宜?因为是政府从农民手里低价拿的地。让农民受损,你来买便宜房,公平何在?最坏不过的一个政策,就是经济适用房。经济适用房将引发一场全国性大腐败。
  南都周刊:不少人认为,取消经济适用房是在为商品房市场扫清障碍,为开发商说话。
  茅于轼:我不是为开发商说话,而是为商品房市场说话。由于有了商品房市场,我们人均住房面积从6平方米增加到28平方米,这是商品房市场的贡献。我要坚决地捍卫商品房市场。
  南都周刊:那买不起商品房的人,他们的住房需求怎么办?
  茅于轼:方法很简单:租房。市场是分等级的,租房也是有高中低档的。
  南都周刊:批评者认为,您和任志强等地产商人有私交。
  茅于轼:随便他们想去,我不在乎。任志强给我的100万是干什么的?干扶贫的事!我得到他什么好处了?他连请我吃顿饭都没有!
  我和任志强除了开会的时候见见面,就没有任何私下关系。只是说,我的事业,任志强是支持的,不光小额贷款,我的富平学校,他也是支持的。富平学校闹官司,赔款好几十万,我向他要钱,他立刻从口袋里掏出1万多元给我。不光任志强啊,潘石屹也支持,柳传志、张维迎也出了钱,我的一些朋友都出了钱啊。
  南都周刊:做扶贫的很多,为什么要给您呢?
  茅于轼:其他做扶贫的人,他们也给啊。他们从来就没有暗示过要我替他们说话,相反,我还说了很多开发商很不爱听的话,比如房地产有泡沫。这话他们最不爱听。
  有些人把好事想歪了。这些人是在毒化社会气氛。老实讲,谁能做好事?有钱人才能做好事。现在人家做好事,你说人家是坏心眼,这个社会还能好吗?怎么不想想,你这样的言论,对社会起了什么作用?
  “廉租房没厕所就是歧视穷人”
  南都周刊:最近,您提出廉租房不能有厕所,怎么理解?
  茅于轼:谁说没有厕所?这是误解。不是没有厕所,是有的,就和大学生宿舍、过去的筒子楼差不多。我的设想是低配置,可以首先把独立的厕所去掉。
  廉租房主要是为了救济农民工这个困难群体。如果盖得太好,农民工就拿不着了,很漂亮的廉租房就给有权有势的人住了。
  南都周刊:您的设计方案里有歧视和不平等的影子。
  茅于轼:对,这就是市场经济,要平等,那就回到计划经济。我们能不能创造一个既富裕又平等的社会呢?还没想出来。我们现在只能是慢慢地发展,最后大家逐渐都富起来。改革开放这是个路子,不能倒回去,倒回去是死路一条。计划经济穷则罢了,它是会死人的。
  南都周刊:但您有没有考虑过,富人完全可以把廉租房租下来转租给穷人,到头来得利的还是富人?
  茅于轼:确实有这样一个可能,但会比经济适用房好得多。为什么?因为廉租房没有产权。没有产权的房子,你不过是住在里面而已,我让你走的时候,你还是得走;而去掉了独立厕所的廉租房,对富人的吸引力就更小了。
  南都周刊:您提到个税起征点8000元起,这是怎么得出来的?
  茅于轼:我随便说的。一次演讲后,有个记者问我个税起征点多少合适,我说,应该8000以上。因为原来的个税起征点是800,但那时候平均工资是100来元,现在超过了1000元,所以我就乘以10。
  这个问题很复杂,我说过这话就后悔了,其实不应该随便讲,自己对这方面没有深入研究。但我有把握讲的是,个税收入在国家税收总额中的占比需要大幅度提升,现在个税收入只占税收总收入的7%,以后应该至少提高到50%。
作者: 袁灿兴    时间: 2009-5-13 22:39

茅老说的都是大实话,但是大实话,往往讨两边不讨好。底层不理解,遭骂。高层不喜欢,遭嫌。
所以茅老的大实话,到最后,变成了空话;只能是话语,而不能转变为实际。
作者: 李旧苗    时间: 2009-5-13 23:10

茅老的话,不被理解或不被喜欢都是正常的,此外还存在一种情况,就是他的有些话被利益集团割裂开来部分利用,比如反对耕地红线,苏南的某些官员就颇为欣赏,以极低的补偿拿到地,转手高价售出,的确是相当诱人的。耕地红线该不该划是一回事,但在地权问题没有解决之前,不划耕地红线,无非就是为增加地方政府预算外收入(或者叫做第二财政)大开方便之门而已。




欢迎光临 燕谈 (http://www.yantan.us/bbs/) Powered by Discuz! 7.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