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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邓英陶：谈陈云的“摸着石头过河” [打印本页]

作者: 李旧苗 时间: 2009-5-13 23:50 标题: 邓英陶：谈陈云的“摸着石头过河”

一、片言居要见智见仁
有人曾称，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以“两论”——“摸论”和“猫论”——为指导的，这里所说的“摸论”，即陈云同志一贯坚持的“摸着石头过河”。本文将对此稍事析评。
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前，赞许其者居多，并称之为“渐进式改革范式”之总纲。而时之今日，诟病者渐增。实际上，无论是赞许者、还是诟病者，他们都有各自的“摸论”版本，其语义和实质各不相同，乃至相距万里。不过，究其大要，各种误解以及由此而致的误评无非以下两大类。
其一、“摸着石头过河”等于“走哪儿算哪儿”。这种误解或误评，把“摸论”看成是一种实用主义或机会主义的策略大全，所谓“运动就是一切，目的是没有的。”对此，有些人认为，“走哪儿算哪儿”恰是“摸论”的精髓和改革开放的正解，他们屈服于眼前事变的压力，抛弃了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方向，并欲渐用另一种改革开放观取而代之。在这种误解的基础上，“摸论”也受到了激烈的批评。
其二，小河小沟可以摸着石头过，长江大河还怎么摸着石头过？你根本就摸不着石头，更别说过河了。这种误解或误评认为，“摸论”仅能处理简单、直观的问题，不能处理复杂困难的问题；因此其在改革开放的初期还可适用，一旦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攻坚或总成阶段，其就不再具备适用性了。这种看法还有一层含义，即处理复杂困难的问题，必须先有一套总体设计或完整的理论以为指导，否则就会成为盲人摸象，终致莫衷一是。换言之，他们认为“摸论”是一种狭隘的经验论，具有很大的局限性，不足为常训。
关于“小河小沟和”“大江大河”的较真，这里要先说几句。到目前为止，人类的搜索技术和方法，对于深达几千米波涛汹涌的汪洋大海，都可摸索绘出精度极高的全景电子海图，遑论江河了。因此，不客气地说，长江大河，照摸不误。至于，摸论和理论的关系，将在后文论及。
对于各种各样的误解或误评，陈云同志是怎样看的呢？在1988年夏季价格改革闯关的前夕（那是一次预先有总体设计，并经反复测算的价格改革“范例”），陈云对浙江省和中顾委的同志说：“领导干部身负重任，要善于听不同意见，不同意见也会有合理的部分。做工作不能只想快；慢一点，稳当一点，可以少走弯路。走弯路的损失比慢一点、稳当一点的损失大。……有人在报上批评‘摸着石头过河’这句话，但没有讲出道理来；‘九溪十八涧’，总得摸着石头过。‘摸着石头过河’这句话，我没有放弃[1]”。
笔者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听说陈云同志爱讲这句话，但当时对此没有很深的理解，以为这只是他老人家的一种形象比喻，说说也就过去了。上面所引那段话的全文，笔者是在约二十年之后才看到的，当时自已的第一感是顿觉汗颜。原来陈云同志这么看重这句话，并不是随便说的，其中必有深义。
本来，同样一句话，从不同的人嘴里说出来，在不同的人眼里看上去，其含义有时千差万别，甚至完全相左；有时还有正说、反说和正用、反用之别。如果这句话无关宏旨，不去深究，倒也罢了。但“摸着石头过河”既然是“渐近式改革范式”之总纲，那就只能认真对待了。那么，陈云同志如此看重的这句话，他是怎么界定的，与其他人的界定有何不同？对此，只有请老人家自已来说，才能讲得清楚。
二、以经解经正本清源
笔者经过反复阅读和查找相关的文献和经典，将与“摸着石头过河”紧密相关的陈云同志的论述恭录如下，以飨读者。
1944年12月1日至2日，陈云在《关于财经问题的报告》中说到：
实际第一，书本第二。我们的同志喜欢书本子，讲的和实际不对头，我们一定要实际第一。书本的东西是人家的经验，是过去的经验，外国的经验，上海的经验，我们要总结自已的经验。
挑担第一，研究第二。要他挑担子，真正做起来。帮助参谋，不负责，涨价，跌价，要他自己挑担子，决定政策，他心里就打算，要负责，这样也容易进步。
先做工作，后摸规律。好多知识分子同志，到下面去找规律，工作还没有做，哪里去找规律？先做工作再讲，不要先找规律性，找不出的。要好好改变一下。
许多同志叫研究专家，什么问题都请他去研究，平时他也没有做这个工作，要他去作结论，所做的结论大都是牛头不对马嘴。有些人不自觉，认为我是研究员，架子很大，这样，研究工作一定做不好。以后第一要挑起担子，你卖盐就研究卖盐的问题，卖布就研究卖布的问题[2]。
1950年4月7日，陈云出席政务院第二十七次会议，在发言中指出：
物价涨不好，跌亦对生产不好；上月物价跌了15%。对此要先收后放，先少后多，使物价先跌后涨。要摸着石头过河，稳当点好[3]。
在文字记载中，这是陈云同志首次使用“摸着石头过河”这句话，其时正值历时十几年的恶性通质膨胀得到全面治理之后，全国的工商业调整开始进行之时。
1951年7月20日，陈云在zhonggong中央统战部讨论工商联工作会议上所作的总结中指出：
不要一下子打乱同业工会，而宁可采用其他的办法来合理使用经费和人员；等到工商联的工作做得久些，做得好些，并提高了威信，经费和人员的合理使用是可以逐步做到的。即使如此，办法也应该稳妥，这叫摸着石头过河。搞急了是要出毛病的。毛毛草草而发生错误和稳稳当当慢一点相比较，我们宁可采取后者。尤其是处理全国经济问题，更须注意这点，慢两三个月天不会塌，怕什么[4]。
此时，工商业调整和全国性的通缩治理已经胜利完成，“一五”计划已开始拟定。
1956年11月11日，陈云在八届二中全会的发言中指出：
第三类商品在自由市场开放也应该由少而多，一步一步地开放。要经过典型试验，逐步推广[5]。
1956年11月19日，陈云在商业部部务扩大会议上发言指出：
我们做工作，要用百分九十以上的时间研究情况，用不到百分之十的时间决定政策。所有正确的政策，都是根据对实际情况的科学分析而来的。有的同志却反过来，天天忙于决定这个，决定那个，很少调查研究实际情况。这种工作方法必须改变。要看到，片面性总是来自于忙于决定政策而不研究实际情况[6]。
1961年3月6日—8日，陈云在继续听取化工部负责人关于化工、医药、国防尖端工业情况的汇报时指出：
看来，一件工作的改革，要先进行试验，不能一下就辅开来搞。搞试验要敢想、敢说、敢做，但在具体做时，必须从实际出发，摸着石头过河。要把试验和推广分开，推广必须是成熟的东西，未成熟之前不能大干。人是需要经验教训的，老头子头发变白，就是碰钉子碰出来的[7]。
其时，全国经济即将进入三年困难时期之后的调整阶段。
1980年12月16日，陈云出席zhonggong中央工作会议开幕会，并就经济形势与调整问题讲话，他指出：
我们要改革，但步子要稳。因为我们的改革，问题复杂，不能要求过急。改革固然要靠一定的理论研究、经济统计和经济预测，更重要的还是要从试点着手，随时总结经验，也就是要“摸着石头过河”。开始时步子要小，缓缓而行。这绝对不是不要改革，而是要使改革有利于调整，也有利于改革本身的成功[8]。
1983年1月28日，陈云复信时任国家体改委副主任周太和，就来信征求对商业流通体制和价格体制改革的意见一事答复说：
因为长期未摸这项工作了，所以提不出什么具体意见。对这个问题总的看法是：第一，体制必须改革。第二，改革必须经过试点。因为试点而使改革的进度慢了，与为了加快改革的进度而不经过试点，以致改得不好，还要回过来重新改，这两种损失相比，前一种比后一种要小些[9]。
1984年6月30日，陈云在中联部反映美国国务院经济中心顾问爱德乐对我国财经工作提出两条意见的内部材料上批示：
有经历的外国人也是摸着石头过河，所有外国资本家都是如此。凡属危险项目，他们不搞，宁吃利息。这是一个千真万确的道理[10]。
1984年9月13日，陈云复信赵紫阳，说到：
这几年，农村改革已取得极大的成功，城市改革总的说来，还处在积累经验的过程，广大干部不是都很熟悉。要积极探索，不断总结经验，务使改革健康发展[11]。
1984年10月8日，陈云出席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讨论通过了《zhonggong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问题的决定》（第七稿）；他在会议发言中指出：
农村改革已经取得了极大的成功，工商业方面的改革也已经有了几年时间的酝酿、试点和实践。……但这次改革涉及范围很广，在进行过程中，一定还会出现一些难以预见的问题。应该像对待农村改革那样，边实践，边总结经验，以便使改革不断完善[12]。
1985年9月23日，陈云在GCD全国代表会议的闭幕会上讲话，他指出：
我们是共产党，共产党是搞社会主义的。现在进行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农村改革已取得明显效果。城市改革，总方向是正确的，具体步骤，正在探索中。要走一步，看一步，随时总结经验[13]。
1987年7月17日，陈云在同赵紫阳谈话时指出：
我今天主要谈你们现在身负重任和学习哲学这两个问题。……要把党和国家领导好，最要紧的是把领导干部的思想方法搞对头，这就要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延安，我当中央组织部长时，毛泽东先后三次当面同我谈要学习哲学，还派教员来帮助我们。毛泽东起草的文件、电报，我都看过，最后得出一个结论，就是要实事求是。这里的关键是把“实事”看全面。我过去说过，难者在弄清情况，不在决定政策[14]。
1988年5月12日，陈云在接见薛驹、沈祖伦、铁瑛等同志的谈话中指出：
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思想上的基本建设。领导干部身负重任，要善于听不同意见，不同意见里面有合理的部分。做工作，不能只想快。慢一点，稳一点，少走弯路，走弯路的损失比慢一点的损失多。有人批评说：“摸着石头过河”不对，但没有讲出道理来。“九溪十八涧”，总要摸着石头过，总要下河去试一试。“摸着石头过河”，这话没有错[15]。
1988年10月8日，陈云同赵紫阳谈话时指出：
在我们这样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里，学习西方市场经济的办法，看来困难不少。你们正在摸索，摸索过程中碰到一些困难是难免的，还可以继续摸索，并随时总结经验[16]。
至此，已无须笔者再说什么了，陈云同志的“摸着石头过河”这句话的内涵和外延已经清清楚楚、明白无误了。
三、微言大义不二法门
“摸着石头过河”这句话，在民间流传已久，最先是由谁讲出来的，其含义如何，已无从考证。但经过陈云同志的阐发和运用，使之具有了全新的意义。笔者认为可从以下三个层次对其深入理解和领会。
在最狭义的层次上，与陈云同志的这句话相对应的是决策理论中的序贯决策分析。它说得是许多决策问题需要多次作出决定，例如一家商店各种商品每月的进货量，一家企业或工厂每月的生产计划，等等，这就构成了序贯决策问题。在这里“序贯”一词的含意是指顺序地多次进行；也有人称这类问题为动态决策问题[17]。
在这方面有一个极好的例证，人类的语言体系是一个最为复杂的系统，但它不是由什么人预先设计出来的，而是按照“摸着石头过河”的方式生成、发展和演化的。
在科学和技术的发展层面上，通常要经过以下几个阶段：首先要进行试验，然后是中试，再次是工程放大，最后是产业化或商业化。只有到了产业化的复制阶段，才会提出总体设计的问题。这时，“黑箱”已变成了“白箱”。人类在探查和打开“黑箱”的过程中，几乎总是“摸着石头过河”。对此，范例多多，无须多说。
在认识论、方法论或哲学层面上，陈云同志的这句话等价于毛泽东同志的“实践论”。请看下面的一段话：
通过实践而发现真理，又通过实践证实真理和发展真理。从感性认识而能动地发展到理性认识，又从理性认识而能动地指导革命实践，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全部认识论，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18]。
大矣哉！“圣人之道不传人”，非不欲传、不能传，实乃难言传，难真传也！

引文和注释
[1]：《陈云传》，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
[2]：《陈云文集》（第一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6月。
[3]：《陈云年谱》（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6月。
[4]：《陈云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5月。
[5]：《陈云文选》（第三卷）。
[6]：《陈云文选》（第三卷）。
[7]：《陈云年谱》（下卷）。
[8]：《陈云文选》（第三卷）。
[9]：《陈云年谱》（下卷）。
[10]：《陈云年谱》（下卷）。
爱德乐的两条意见是：（一）不同意中国国际金融学会郑州讨论会上提出外汇储备只需相当于三个月进口额和四百吨黄金已经足够，甚至可考虑出售一部分黄金首饰的建议。随着对外贸易的发展和引进外资的增加，只留相当于三个月进口额的外汇储备是不够的。一旦国际出现大动乱，外汇就会变得毫无用处，只有黄金才可靠，因此黄金储备不能减少。（二）外贸发展计划不能只考虑对中国有利的一面，还应考虑国际金融贸易易出现对中国不利一面的可能性。因为，外贸要受国际市场和其他国家政策的影响。现在有利的局面可能发生变化，因此，对长期外贸发展计划应注意稳妥性。
[11]：《陈云年谱》（下卷）。
[12]：《陈云年谱》（下卷）。
[13]：《陈云年谱》（下卷）。
[14]：《陈云年谱》（下卷）。
[15]：《陈云年谱》（下卷）。
[16]：《陈云年谱》（下卷）。
[17]：陈珽编著：《决策分析》，科学出版社，1987年9月。
[18]：毛泽东：《实践论》。

作者: 李旧苗 时间: 2009-5-13 23:55 标题: 关于邓英陶（转）

1952年在北京出生的邓英陶，因父亲曾担任党内第一号走资派刘少奇的秘书曾下乡广阔天地十年。这连他自己也承认改变了他的生活道路。生活的磨练使他善于观察生活和调查研究的习惯和意识。1977年邓英陶考入北大经济系。邓英陶认为，只有脚踏实地地坚韧不拔、善于学习、借鉴和创新、有眼光、有理想的民族才有将来，个人亦不例外。他有10年的基层基础。为此，其父力劝他继续走下去，然后从基层一步步走上来。但儿子依然自负地选择了自己的志向，因为他的理论方面的长处连父亲亦自叹不如。
??中国农村系统大有可为。1979年底，陈一诏、邓英陶、何维凌、王小强、罗小朋等十几个青年，酝酿成立一个叫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82年2月宣告成立。其父邓力群出席了在北京举行的成立大会。不久，在一次书记处会议上，邓力群提议将这个组织收编在书记处之下。会后，中央发了文件，支持该计划的还有赵紫阳和万里。
??邓英陶的确是一个才智超群者。这得益于邓英陶拼命地读书学习和观察思考，令党内马克思理论家的父亲亦吃惊。接近邓英陶的人认为，他怀有一种始终保持在理论水准上领先周围的心态和精神支柱。
??邓英陶因1988年1月在《经济研究》发表了《在双重压力下选择长期发展方式》文章在zhonggong党内引起关注，并被收入《1989年中国人物年鉴》，该年鉴收入了1000多当年在大陆有影响的人物精英。邓英陶认为，首先是西方资本主义生活方式的影响，其次是物质资源对于经济发展的制约。在这双重压力下，中国还是否能聚集全部力量并发挥作用，这是今后长期发展命运攸关的大事。邓认为，对经典的发展模式即发达国家曾经走过的道路应该重新认识和深刻反省。这样一种发展方式——耗费大量不可更新的资源和不断加速物质经济的增长方式的产生和形成，是以少数处于发达的国家独特的历史条件为其必要条件的。因此，认清限制资源利用的意义，减少资源的耗费的挥霍性增长，使人类自身适应于在资源限定的范围内生活，才是人类文明继续发展的可靠途径。
??邓英陶刻意求新的理论创新
??1989年黑龙江教育出版社出版了由邓英陶等人合著的经济论文专著《邓英陶集——求实发展》，分《经济发展与体制改革研究》、《边缘科学的应用研究》、《新发展方式的研究》三个专题。
1982年邓应陶在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工作时，花力气研究西方计量经济学控制论和非平衡经济学方面的知识，形成了几百万字的摘译文稿，并相继完成了《经济控制论》、《动态经济系统的调节与演化》两本专著。
??1987年中国社科发展研究所一成立，邓英陶成为骨干，并注重对中国大陆宏观经济运行及结构的研究。
??邓英陶对于总量分析和总量政策在中国大陆经济理论与实践中的局限性问题上的有效的独到的观点是：由于中国大陆经济中国资产存量调整无力和有效供给不足等问题很难通过总量调节来消除。因此，总量政策在中国大陆只能置于相对次要的地位而必须把结构性政策放在首位。大陆经济学界十分看重邓的观点，认为他对中国经济现状认识的深刻化，有助于避免西方总量政策理论不合国情应用到中国大陆宏观、经济管理实践中为大陆制定切合大陆国情的宏观经济运行现状的管理提供了理论基础。
??1989年邓英陶陈吉元合著的《中国农村经济发展改革问题面临的问题与对策思路》刊于《经济研究》（1989年第十期），获1990年度孙冶方经济科学奖论文奖。这是大陆该方面最高的奖项。
??天性不入世，难掌政治实权
??了解邓英陶的朋友坦言：他不是一个清教徒，但有精神贵族的一面，对于物质的优越亦不排斥，但从不刻意去追求声色犬马、房子、车子之类。他在精神追求方面很高，但穿戴举止放浪形骸，有人评价他是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同一些附庸风雅之类的高干子弟形成鲜明的对照，他自恃才高，看不起有出身却没有脑子的阔绰子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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