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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陆阳：学习“苏州模式”的三个问题 [打印本页]

作者: 李旧苗 时间: 2009-7-9 17:06 标题: 陆阳：学习“苏州模式”的三个问题

在这里，学习“苏州模式”，有三个问题值得探讨和研究——
第一个问题：“苏州模式”为什么会如此受到青睐呢？
尽管民营企业的发展对于当地经济举足轻重，但中国大部分的地区都缺乏温州那样的商业文化传统，缺乏雄厚的“社会资本”，因此要模仿温州模式，靠民营企业来发展本地经济事实上有一定的困难。在中国，除了广东的潮汕地区、福建的晋江、福清地区等企业家资源丰富、商业传统悠久的地方外，很难找到堪与温州相比的地区发展案例，表明这一模式的推广和复制难度较大。
相比之下，苏州模式是典型的引进发展型，以强势政府和有效政府为基础，以招商引资为手段，以土地换资金，以空间求发展，可以说更加易于操作，易于模仿，易于复制。
事实上，许多地区也从学习“苏州模式”中尝到了甜头。2001~2004年，江西的GDP和财政收入分别增长了202%和175%，几乎重建了一个江西，其增速高居中部省份之首。尤其是在引进外资方面，江西超过了东部的福建和天津，与北京市相当，位居全国第九并居中部地区第一，俨然成为中部崛起的领头大省。江西省发展的模式正是典型的“苏州模式”：政府创新先行，制定正确的发展战略、发展规划，打造一流的招商引资环境，在本地企业家资源不足、发展资金不足的情况下，靠“引进发展”突围并实现经济腾飞。在这阶段，江西省委书记孟建柱和常务副省长吴新雄，此前曾经分别担任上海市委副书记和无锡市委副书记。《第三条道路与中国经验》，载《21世纪经济报道》2006年7月27日。
“让那些来自经济发达地区的干部去抓一抓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工作，可以输出先进的宏观经济管理经验和观念，带动欠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这是‘苏州模式’复制的关键，‘苏州模式’之所以成功，一个重要前提就是有强势政府和有效的政府，它在经济运行过程中是高效率的。”国资委宏观经济研究部部长赵晓博士说。
第二个问题：学习“苏州模式”到底学什么？
在苏州，当你问起“苏州模式”的经验，在政界、在学界、在民间可能会有许多种答案。
其中，“政府高效率、人情化的服务”可能是共同的答案！
的确，在苏州，以及在下属的昆山、吴江、太仓等地，政府为外资提供人情化服务的例子俯拾皆是。
创办于1992年7月的沪士电子（昆山）有限公司，是昆山引进的第一家投资规模较大的台资企业。董事长吴礼在大陆考察了近一个月，与多个开发区进行洽谈都没有成功。当他失望地准备离开时，听说昆山开发区还不错，便抱着试一试的态度来到了昆山。
此次昆山之行，让吴礼颇感意外的是，开发区在半个小时内就把他所要会见的有关部门负责人都召集起来，对吴礼提出的一系列投资疑问一一作出解答。开发区的主要领导还陪他在开发区转了一大圈，帮他选择合适的地块。吴礼当即决定斥资3000万美元在昆山投资办厂。而现在，沪士电子已经增资至两亿美元，产品也由开始时的印刷线路板发展到电脑插件、整机和微电产品。
沪士电子落户昆山的消息不胫而走，此后中国台湾客商纷至沓来。不久又引来了号称“四大金刚”的统一食品、六丰机械、樱花橱卫和捷安特自行车等几家厂商。
“1992年是昆山发展非常重要的一年，外向型经济形成第一个高峰期。”昆山市委研究室主任董建国说。至此，昆山完成了其“内转外”的第二次转型，从一个农业县变为沪宁经济走廊中开放度较高的新兴工商城市。
苏州市政府部门由于浸淫市场经济比较早的缘故，办事效率比较高，为了追求外资又刻意加入了人情的成分，所以营造了良好的投资环境，成为苏州吸引外资的一大法宝。但是，投资环境好，绝对不是外资竞相涌入苏州的唯一原因！
昆山是苏州下属的一个县级市，然而正是这个昆山，是苏州模式的发轫地，昆山之路也被誉为苏州模式的精华。
改革开放伊始，与国内许多地区相似，昆山是一个传统的农业县，3.17平方公里的工业小区、几家小规模的内联企业，几乎就是昆山工业的全部。
正当一筹莫展之际，上海一批设备陈旧、污染严重的企业急于外迁。而外迁内地的三线企业中，许多经营技术人员急于回上海却落不下户口，昆山地方政府利用当时中央鼓励“横向联合”的机遇，对合作企业许诺以较高的利润分成，对于来昆山的上海籍技术人员给予较高的报酬，并解决户口与住房问题，吸引了许多资金、人才和重点项目。此次“横向联合”，引来了大批企业。上海金星电视机厂、上海液压泵厂、凤凰自行车厂等先后落户昆山。
而当时4平方公里的老城区，相对大批的工业项目显然太小。昆山地方政府决定模仿国家兴办沿海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做法，依葫芦画瓢建了一个集中的工业园区。
1985年初，在没有经过任何部门批准的情况下，昆山县政府在老城区的东侧划出一块土地作为经济开发区。但这个自作主张的“开发区”没有国家的授权与认可，没有优惠政策，更不能享受国家专项启动资金。
昆山这一“开天辟地”式的创举，当时令很多人难以置信。但正是那次“破釜沉舟”式的起航，将昆山带入了发展“快车道”。
直到1989年，昆山才“偷偷摸摸”地引进一批外商独资企业，因为外资企业可以享受国家统一优惠政策。
从这一年开始，昆山率先试行国有土地使用制度改革，向国内外投资者有偿出让国家土地使用权。在整个苏南地区，昆山的起点与发展模式独辟蹊径。
当昆山的开发区财源滚滚，上缴国家的财政收入甚至超出了大多数国批开发区时，1992年，江苏省和中央政府先后默认了昆山的自费开发行为，昆山开发区从地下转到地上，顺理成章地被追认为“省批”和“国批”。
现在，谈起“昆山之路”和“苏州模式”的经验时，苏州的干部都会津津乐道于这一故事。“从地下到地上”的自费改革，成为“昆山之路”最为靓丽的风景，成为“昆山精神”最为核心的部分。
然而，今天我们回过头来看，“自费建开发区”，在某种角度也可解读为地方政府为追求区域利益与上级政府博弈后变通的结果，也正是许许多多博弈的存在，使得中央的调控政策一到基层就难以发挥全部的效果，也逼使中央一再使出调控“杀手锏”。这在今天，不值得学习和效仿。
探根究底，苏州之所以吸引海量外资进入，原因是多方面的，是宏观与微观、历史与现实相互交织并共同发挥的结果。存在着诸多的独特原因甚至有侥幸因素。
先前“苏南模式”，以及中国曾经的经济中心的历史，为今天的“苏州模式”夯实了必要的基础。外商在这里可以更便捷地招到需要的人才和有一定文化层次的劳动力，而快速发展的苏州经济反过来又进一步保障了科教文卫体事业的更好发展，并形成良性互动。与此同时，强大的财力支撑，又推动了苏州城市建设的日新月异和人居环境的逐步改善。
当然，以上的一切，在引资成功的要素中仍还处于次要的位置，以税收优惠为主的激励政策，在吸引外资方面起到了“第一位”的作用。以昆山为例，由商务部政策研究室牵头进行的一项调查报告显示，2000~2004年，以土地成本、所得税减免和关税减免三个指标为考察对象的昆山利用外资的综合激励成本分别为：2000年14.32亿元，2001年25.36亿元，2002年38.10亿元，2003年38.77亿元，2004年43.75亿元。激励成本占实际利用外资的比例分别为：2000年24.56%，2001年40.72%，2002年45.21%，2003年39.01%，2004年43.98%。彭潇潇：《两税合并冲击苏州模式》，载《中国经济信息》2007年第2期。
数据显示，激励成本呈逐年递增之势，并在昆山实际利用的外资当中，长期占有相当大的比重。此外，在具体激励措施方面，调查报告指出，所得税减免对外商最为重要，其次是出口退税和进口设备关税减免，土地优惠相对来说反而是影响最小的一项激励措施。
调查报告得出的这一结论，也得到了苏州部分外资企业的证实。位于苏州高新工业园区的明基中国营销总部财务长许明昌说：“对于明基这样的以出口为主的制造型企业来说，所得税是我们要缴纳的主力税种。出口退税和进口设备关税减免也是很重要的一块。”而华硕电脑集团（苏州）总经理李祖尧也表示，中国80%以上的外资企业都是出口制造型企业。
政策优惠，对于那些学习苏州的地区来说完全可以现学现会。于是，他们无视苏州的独特性，过分盯着苏州发展的引资优势，过分依赖于优惠政策，拼命突出引资的业绩，而在客观上忽视了发展必需的其他要素。在各地学习苏州的过程中，引资被无限地放大，优惠被无限地放宽。苏州模式的一切，都被集中到一点：以优惠引外资。
其实，当全国许多地方都成了“苏州”以后，是很危险的。
第三个问题：学习“苏州模式”要规避什么？
如何推动境外和行政区外资本的落地生根，并与本地资本良性互动，始终是苏州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这些问题不仅是苏州必须面对的，更是各地务必要正视的。中央不能像先前“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那样不加区分地全国推广“苏州模式”，各地更不能亦步亦趋。倘若不能改变这些状况，那么苏州作为全国区域经济发展示范的地位越巩固，则中国滑向“拉美化”的危险就越大。事实上，提防中国“拉美化”的呼吁亦早已不是寓言中“狼来了”的虚张声势了。
所谓“拉美化”，是指拉美地区国家在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以经济危机、政权更迭和社会失范为特征的整体性危机。20世纪八九十年代，拉美国家如巴西、阿根廷走了一条“外资主导型”的开放道路，依靠大量廉价劳动力和开放国内市场等比较优势吸引大量外国、尤其是西方发达国家资本进入，拉动本国经济发展。但是，国际垄断资本控制受资国经济，形成大量的利润转移。通过独资、合资和其他形式，美国公司直接或间接地控制了拉美70％以上资源开发和原材料生产。巴西100％的汽车工业、57％的化学工业、76％的家电业、60％以上的电力工业都是在跨国公司控制之下。但掌握着拉美经济命脉的跨国公司每年都要把大量的利润汇回母国，造成了经济剩余的大量转移，出现了“增长而不发展”的奇怪现象。当全球产业的风向一转，跨国公司纷纷把投资从拉美抽出转向其他劳动力更为低廉的国家后，这些国家迅速出现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中国经济如何避免重蹈“拉美化”之辙》，载于《中国经济时报》。
简单地把苏州和拉美相比是草率的，但在拉美的前鉴之下，让我们也不得不产生“拉美化”的担忧。
2004年底，广东省社科院公布了《2004年广东省区域综合竞争力评估分析报告》。这份被称为对广东竞争力进行“体检”的报告，就很清楚地要求广东经济警惕“拉美化”。报告指出：
——从2003年开始，广东经济增长因内需不足、外源型企业投资不足及全省净出口增长受阻等原因，原来自主型经济增长正在转变为主要由政府力量推动，区域经济持续增长的后劲不足已露端倪。
——在全省外源型经济组成中，外商投资企业比重近年来迅速上升，2003年与港澳台企业平分秋色，产值各占约7500亿元，传统由港澳台企业，特别是香港投资企业对全省经济发挥主导影响的格局已经被以外商投资企业为主的多元化格局替代。
——广东区域经济布局表现出独特的“二层结构”特点，即以本土的内源型经济为基础，上面覆盖着一层外源型经济，由于这两种经济在资金、技术与市场上的割裂，很难相互交融与渗透。在内源型经济发展普遍落后时，哪里吸引外源型企业多，哪里的经济发展水平相对就高。全省外源型经济主要集中在以香港为物流中心的珠三角地区，该地区外源型经济2003年占全省90%以上，其他地区由于距离较远，接受外源型经济覆盖的机会很少，如果当地内源型经济水平不高，经济发展自然就落后。广东“两头在外、大进大出”的外源型经济对周边地区的辐射带动作用极其有限，由此造成珠三角与周边地区特有的经济断层现象。
——由于现有的落后的户籍管理制度，广东大量的外来人口没有在相应的统计数据中获得真实反映，从而导致全省一些重要的经济指标存在失真的可能，导致对全省，特别对珠三角地区工业化进程与水平的高估。
此后几年，广东省社科院每年都要开展全省区域综合竞争力课题研究，这一研究得到了广东省官方的高度评价和充分肯定，有些观点曾被引用到人代会上进行讨论。几年过去了，广东外源型经济的格局仍未能完全改变。2008年初公布的《2007年广东省区域综合竞争力评估分析报告》指出，“外源型经济是广东的优势，但也是导致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因素之一”。报告将外源型经济分为三类：一是成本指向型，就是传统的“三来一补”等加工贸易，该类型技术含量低，赚取的仅仅是加工费，直到目前，这一类型还是占大多数；二是市场指向型，属于发达国家瞄准占领中国市场而来发展的企业，但这一类型占比低，外商往往不愿将核心技术透露出来；三是假外资。报告直言：“我们难以依靠外源型经济来实现广东的转型。”
其实，广东省社科院报告中所提及的现象，在苏州也不同程度地存在。苏州模式的经济特征与广东并无本质上的二致，即使有所差别，也不是因为这种导向本身的自然升级，而是因为苏州科教文卫事业相对发达的张力使然。无论是“广东模式”还是“苏州模式”的典型地区，都未能完全扬弃这一弊端。当苏州等地的IT产业环境更好时，东莞的“空壳化”多少便会存在；同样，如果环渤海地区有更好的发展条件，台资“候鸟北飞”在苏州也必会有所反映。
此外，其他地区通过复制“苏州模式”，拼命做大经济增量，事实上可能会造成对一些“硬骨头”问题的绕道和回避，也增加了未来发展的难度。
在苏州发展成绩如日中天的今天，各地都在有意无意地向苏州看齐，或多或少地借鉴着“苏州模式”。然而，由于“知易行难”的原因，苏州模式中的一些积极因素并未得到有效移植，相反一些消极因素却得到了放大，在此过程中，中国“拉美化”的倾向便一再加深。财富分布形态畸形化、区域间发展差距鸿沟化、阶层身份日渐定型并固化、不同群体间思想交流和身份彼此尊重艰难化，等等，这些拉美国家的发展特征在中国也有着深刻的体现。考虑拉美发展格局形成时间已逾300年，而中国的这些变化仅仅只有30年，那么中国的“拉美化”进程实际上已远快于曾经的拉美国家。这是不能不值得警惕的。
拉美国家迈向现代化的努力未能顺利见效，还在于其市民社会并未普遍形成现代民主意识时却又极致地运作民主；或在弱势群体无法有效组织和表达诉求时，或在精英阶层缺乏真实的精英品质时，过分追逐形式和相对健全的制度，这只会使其沦为本地利益集团和境外利益主体互相倾轧和共谋的工具。拉美政治的不成熟即缘于此。值得庆幸的是，中国目前尚无拉美式政治道路。
苏州作为当前中国动态上发展和谐的地区之一，有理由加快探索扬弃此类危险的道路。可以看出，当下的苏州及整个江苏已经清醒地认识到了这一点，并采取了诸多应对措施，但那些措施能否得到彻底的贯彻，良好的愿望能否得到有效的践诺，还很难说。更何况，仅有一地的努力还远远不够。

《不再看好苏州》引发的争论

陆阳

2004年初，一场活跃于媒体和网络的争论，把苏州推向了颇为尴尬的境地。4月份，国务院经济发展研究中心的刘奇洪博士在《中国改革》杂志上发表题为《不再看好苏州》的文章，历数苏州在经济高速发展中存在的种种不足。而随后，一位名为龚坚的网友则将苏州和成都两座东西部城市的统计年报比较整理后在网络上发表文章，他认为，在许多有关居民生活水平的经济指标上，处于东部最发达地区的苏州，比不上地处西部内陆的成都。这两篇文章甫一推出，便引发了关于苏州乃至苏南经济的一场大争论。在争论的阵营中，还出现了官方的声音，重庆市副市长黄奇帆在公开演讲中就批评苏州是“只长骨头不长肉”。
刘奇洪在文章中很直接、很严肃地指出了苏州存在的四大问题：一是苏州人均生产总值与城乡居民人均收入不成比例，与周边城市相比反差较大。苏州各级政府追求生产总值指标，没有给城乡居民提高相应收入，走外来型工业化道路，并没有真正实现“富民”。这也与平时人们的感觉相一致，即苏州当地老百姓并不怎么富裕。二是政府公职人员收入与城乡一般居民收入差距拉大，已成为苏州未来社会经济发展的一大隐患。只有“风景这边独好”的苏州各级政府机关才显示出“现代化苏州”指日可待的景象，才显示出GDP高速增长所带来的好处。三是苏州经济增长依靠外延方式取得，依靠“两低一高”（低工资、低土地成本、高污染）支撑经济高增长，质量堪忧，既不值得叫好，更不值得模仿。四是单纯走外来型工业化道路，外科手术式引入新的制造体系，必然有损于传统产业制造体系，从而必然导致苏州城市竞争力的下降。刘奇洪在文中还指出：“贪大喜功、急功近利正将苏州引入歧途。”
龚坚网友对苏州的批评则更为集中。他指出，体现老百姓消费水准的社会商品零售总额，成都是771.5亿元，苏州是526.1亿元，成都比苏州多出245.4亿元；在体现当地居民富裕程度的城乡居民储蓄余额上，成都是1494.4亿元，苏州是1470.5亿元，成都比苏州多出23.9亿元。人均住房面积和私家车拥有量，苏州比起成都来也落后一大截。成都的人均住房面积是27.1平方米，苏州为18.6平方米，成都比苏州多8.5平方米；2003年成都私人拥有汽车34.5万辆，苏州是16.8万辆，成都是苏州的2.18倍。《苏州赶考“富民运动”》，载《第一财经日报》2005年10月31日。
而对这些批评、质疑，苏州的理论界有些“失声”，没能作出更多有力的“反击”。这当然符合苏州民众内敛、柔和的心理特征，但这些文章所提出的批评和质疑确实存在，也让苏州人“反击”显得“底气”不足。
以2004年为例，苏州实现地区生产总值（地区GDP）3450亿元，人均GDP为7000美元，是同期全国人均GDP1270美元的5倍有余；但表现在收入上，苏州的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4451元，仅是全国平均水平9422元的1.5倍左右；反映在农民人均纯收入上，苏州也只是全国平均水平的2.5倍左右。
值得注意的是，截至2006年年底，苏州以占全国0.09%的国土面积和0.46%的人口，创造了全国2.3%的国内生产总值，2.3%的财政收入和9.9%的进出口总额，2007年实现地区生产总值5700亿元，实现财政收入1200亿元，占全省总量的1/5，其中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541.82亿元。根据苏州市统计公报数据计算而得。苏州近几年的财政收入平均增长达到了30%左右，与此相比，苏州人的收入增长显得并不够快。苏州经济增长对国家、江苏省和地方财力的贡献大大多于对当地老百姓，这也许是各级政府对苏州发展的认同程度大于普通百姓的重要原因。这种现象并非苏州一地，其他城市也出现了类似的现象。“只长骨头不长肉”、“经济繁荣但居民不富裕”的难题，并非苏州独有，而是苏南普遍面对的一大尴尬。
从2005年起，江苏省加快建设全面小康社会，在居民收入上急起直追，但几年下来总量仍逊色于浙江七市和上海市。据国家统计局江苏调查总队最新统计显示，2007年长三角16个城市平均可支配收入逼近2万元，达到19719元，增长14.1％。江苏8个城市平均可支配收入增长15.9％，增幅高于浙江的12.9％和上海的14.3％；但在平均可支配收入总量上，最高的上海市已达到23623元，浙江七市21014元，江苏八市为18099元。
以2006年数据分析居民收入构成，可发现长三角16个城市人均经营净收入占居民可支配收入比重为8.6％，比上年度提高0.5个百分点。其中，浙江7市人均经营净收入为2022元，在居民可支配收入中所占比重达10.9％，超过了上海和江苏。浙江财产性收入也多于苏、沪。而江苏的转移性收入占比高于浙江和上海，这与江苏提高养老金和离退休金等转移性支出有关。

作者: 李旧苗 时间: 2009-7-14 09:22

陆阳，现任无锡市惠山区玉祁镇镇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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