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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转帖] 李兆麟迫害赵尚志将军同志始末 [打印本页]

作者: 宇航 时间: 2009-11-17 12:55 标题: 李兆麟迫害赵尚志将军同志始末

　　白山黑水间的红黑英雄
　　——李兆麟迫害赵尚志将军同志始末
　　http://www.tianya.cn/publicforum/content/no05/1/130972.shtml
　　今天是2008年冬至，晚饭吃的是粉蒸羊肉和羊肉汤，很暖和，不由得想起杨靖宇、赵尚志他们当年的这个时候说不定正在东北山林里忍饥挨冻。儿时看了时间旅行类的科幻小说常想给他们送保暖内衣和巧克力，现在时空穿越是所谓的自由主义者的专利，我能做的只有为捍卫他们的名誉写点文章。谨以此文纪念在东北十四年抗战中牺牲的英雄们，杨靖宇、赵尚志、魏拯民、陈翰章、汪雅臣、李红光、赵一曼、常隆基•••
　　如果有人说李兆麟也是抗日战士，不能对历史问题过细追究。那在中国就没人敢评足球了，因为国内踢球最好的都在场上，全国人民骂国足臭都错了？如果李兆麟、周保中的后人担任了要职，也许会有人为其翻案，当代中国不是没有这样的先例。本文是我的原创，我承担全部责任。
　　抗联名将中威名最盛的人物是“南杨北赵”，杨靖宇和赵尚志分别领导南满和北满的抗联。赵尚志曾任东北抗联第三军军长、第三路军总指挥，东北抗日联军总司令。十年间，赵尚志率部屡挫强敌，其战绩使日军惊叹“小小的‘满洲国’,大大的赵尚志”，苏联将他誉为中国的“夏伯阳”。
　　赵尚志牺牲于1942年，其实他完全可以活到抗战结束，是什么让他在抗联大部都避入苏联的情况下还要率小部队再入东北呢？曾坚定地跟随他抗日的谢文东、李华堂最后又怎么会投向日本人并在抗战结束后投向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顽抗到底呢？东北的老百姓为什么说打江山的不能坐江山？为什么包括跟随赵尚志出生入死多年的老部下在内的一些抗联老战士在抗战结束后没有回到部队上宁愿终老民间呢？抗联的失败只是因为敌人太强大、东北的人民未被完全动员起来？
　　赵尚志生前的最后一张照片于2003年被发现，照片中的他俨然是个孩子，坐在张甲洲、张文藻、于天放等东北大汉中间显得是那样的稚气，根本不是电视剧《赵尚志》中高强扮演的那样，照片在这里，
　　他到底是怎样一个人呢？我开始查阅历史资料，了解他的生平，结果意外地发现了间接导致赵尚志牺牲的一个人，他就是后来的抗联第三路军总指挥李兆麟，他也是导致以上现象出现的罪魁祸首，主要帮凶是周保中。
　　1908年，赵尚志出生于辽宁省辽阳县喇嘛沟的一个农民家庭，青少年时期就参加革命，是哈尔滨市最早的学生会组织“许公中学学生自治会”的倡议发起人。1925年经中共哈尔滨特别支部成员彭守朴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6年初，经中共哈尔滨特支书记吴丽石的介绍，赵尚志进入黄埔军校，属黄埔四期政治大队。李运昌称与其同期同队同寝室。赵尚志自己曾说：“我是黄埔四期学生，与林彪同期。”
　　一直以来，黄埔生中“青年军人联合会”与“孙文主义学会”冲突不断，在社会各界参加的誓师大会上也打群架，时人评之：“黄埔军不但能打仗,而且也能打架”。赵尚志在当时以观点激进，敢打敢闹出名。“中山舰事件”后，赵尚志自然呆不住，离开了黄埔军校。回到东北后，他到哈尔滨领导妇女运动，曾参与组建国民党吉林省党部，任常委兼青年部长，足见其地下工作的成效。
　　1932年夏，赵尚志被派往在巴彦活动的东北抗日义勇军江北独立师工作，他化名李育才，该师由在北京念书的东北籍大学生党员张甲洲、张文藻等创建，赵尚志负责整顿队伍，任师参谋长。赵尚志工作出色，与张甲洲关系频好，在当地很有名，江北一带的老百姓都知道李先生。8月底，独立师一举攻占巴彦县城，声名大振，那张照片就是在拿下巴彦县城后拍的，服装是刚缴获的战利品。
　　赵尚志写过一首《满江红•调寄黑水白山》，词中充满了爱国热情：
　　黑水白山，被凶残日寇强占。我中华无辜男儿，倍受摧残，血染山河尸遍野，贫困流离怨载天。想故国庄园无复见，泪潸然。
　　争自由，誓死战。效马援，裹尸还。看拼斗疆场，军威赫显。冰天雪地矢壮志，霜夜凄雨勇倍添，待光复东北凯旋日，慰轩辕。
　　就在队伍日益扩大之际，省委巡视员吴福海(绰号“蒋介石”)来游击队视察，他很不满意张甲洲实行的“反日大同盟政策”，说队伍“成份复杂”，“走地主富农路线”，而且还收编土匪，背离省委的指示。冯仲云回忆说：“吴福海回省委告了游击队一状、省委批评了游击队。”（《访问冯仲云同志记录》(1960年12月14日)，存黑龙江省委党史研究室。）
　　东北当时地广人稀、物产丰富，阶级矛盾并不如关内那样尖锐，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才是东北人民面临的最大威胁。东北的地主武装十分多，很多地主都有较强的民族感，属于应该团结的对象。张甲洲组建队伍时就利用家里在地方上的影响，大量依靠地主武装，他根本不理吴福海那一套。张甲洲身材高大，人称“张大坦克”。他文理双修，先入北大物理系，后奉党组织命令考入清华政治系，堪称“考霸”。也亏得他出身地主家庭，家里有钱，由得他折腾。
　　1932年6月，中共临时中央在上海召开了北方各省委代表联席会议（简称北方会议）。在北方会议上，满洲省委代表提出了东北地区与关内相比具有一些不同的特点，东北的中日民族矛盾大于中国人之间的阶级矛盾，在党的政策上也应有所调整，结果被斥之为“满洲特殊论”和“满洲落后论”加以批判。要求东北和南方一样，必须开展苏维埃运动和发展红军。8月，满洲省委根据北方会议精神发出指示整个国民党“统统都是汉奸”，其他各色武装的目的也是“为的消灭抗日”，“只有苏维埃与红军才是反帝国主义唯一的力量”，实际就是关门主义，这种“唯我独革”的做法严重影响了东北义勇军各路武装与中共的关系。
　　为贯彻北方会议精神，吴福海第二次来队，将巴彦游击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36军”，张甲洲为军长，赵尚志为参谋长，吴福海自为政委，开始执行土地革命政策。游击队打土豪、分浮财，建立农会，成功地将地主、富农推向对立面。地主、富农称巴彦游击队为“红胡子”、“大学胡子”，并组织地方武装围剿，给游击队造成重大伤亡。张甲洲与赵尚志在惨痛的教训面前决定停止执行错误的路线，吴福海坚决反对，并通过红军之友社发动反张甲洲的斗争，说“他是绝对不能走上革命的道路上来，因为他的心早为不正确的观念所占有；他所企图的不是革命，而是他个人。”（《满洲###同志关于巴彦游击队事变的经过报告》，存黑龙江省委党史研究室）。
　　张甲洲与赵尚志与之展开了针锋相对的争论。张甲洲口才了得，在北京读书时十分活跃，清华学生中流传着“清华俩秀才：张甲洲能说，胡乔木能写”的说法。赵尚志外号“小机关枪”，也是能言善辩。游击队的领导层除夏尚志和张文藻支持吴福海外，其他人都支持他们俩人的意见，吴福海根本不是他们的对手。赵尚志还当面顶撞吴福海，“要吴福海回省委去”，吴福海忿怒地说：“对于小赵非给他一个严重的打击不可，不然在他的强辩下，又毫无错误了。”
　　1933年2月，夏尚志在写给省委的信中说：“到安达一带，沿中东铁路线平行时，没有发动群众斗争，仅是小赵和张甲洲两个人的意见”，“每一次开会，都睡眼朦胧，振不起精神来。当讨论省委的指示信时，他们一点意见也不发表。”（《满洲###同志关于巴彦游击队事变的经过报告》，存黑龙江省委党史研究室）。虽经张甲洲、赵尚志等人的力争，错误路线没有得到完全执行，但部队已因此元气大伤。
　　这位###同志我估计是吴福海，吴福海是与李剑如、余笃三等齐名的中国工人运动的先驱者，因支持瞿秋白反对王明，被王明称作“工人反对派”，受到了迫害，他活到了解放后。当然也可能是夏尚志或张文藻，但有资格向省委汇报汇报整个游击队的争斗内幕的，吴福海可能性更大。
　　1933年初，部队进至铁力时，先后受到地主武装和鄂伦春族武装索力营的袭击，大部溃散。部队的失败主要是因为敌我力量相差悬殊，又推行了左倾“关门主义”政策。部队解散后，张甲洲前往富锦，身负重伤的赵尚志带着十几个同志返回哈尔滨，向省委汇报情况。
　　1933年3月，赵尚志到达哈尔滨市，借住在他许公学校的同学家。他当时身穿破棉袄，头上缠着药布，同学的母亲第一眼看见他还以为是叫花子。在向省委汇报工作时，他与省委发生了尖锐分歧。省委从北方会议精神出发，认为失败的原因完全是由于张甲洲、赵尚志执行右倾路线的结果，责令其“深刻检查”。赵尚志不服，提出申辩，被省委认定拒不检查错误，将二人开除出党。意外地遭受这一严重打击，性格坚毅的赵尚志也感觉心情沉重。他在给朋友的一封信中，不禁感叹：“风打麦波千层浪，雁送征人一段愁，披靡无数，被屏逐于千里之外。”（《中共产党史人物传》，第十卷）。这是赵尚志第一次被开除出党，原因是他反对关门主义，主张联合一切抗日力量共同开展斗争，被定性为右倾。
　　1932年8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召开十二次全会，要求中国共产党“在群众的反帝斗争中，广泛而彻底的运用下层统一战线策略，在革命的民族解放战争的口号下把群众组织起来”（《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4辑，185页），根据这一决议精神，王明领导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代中共中央起草了《给满洲各级党部和全体党员的信-论满洲的状况和我们党的任务》，并在1933年1月26日以中共中央名义发出（简称一.二六指示信）。这一指示信在分析东北情况的基础上提出建立全民族的反帝统一战线方针，改变了以往对中间派的敌视，认为一部分有产阶级也对侵略者报敌视态度，是可以争取的对象。对于东北地区存在的各路抗日武装，更多的强调团结而非分化打击。纠正了“北方会议”强调要普遍组织工人罢工，农民没收地主土地，军队实行兵变组织红军，建立苏维埃政权等左的做法，指出目前的任务是没收帝国主义和民族叛徒的财产，在伪军中组织兵变，建立普选的民众政权和反日组织。
　　一.二六指示信在很大程度上纠正了中共过去在东北抗日活动中的一些“左”的错误，对于东北抗联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根据一.二六指示信的精神，中共满洲省委通过了《关于执行反帝统一战线与无产阶级领导权的决议》，提出要积极主动的团结和争取各种抗日力量，上述信件和决议的贯彻传达使抗联武装获得了很大发展。事实证明赵尚志当初的观点是正确的，但他仍未被平反，他仍是一个从事革命工作的党外人士。
　　1933年10月，赵尚志与李启东等六人成立珠河反日游击队，队伍迅速壮大。不久，满洲省委军委负责人李兆麟（化名张寿籛）作为省委巡视员来到珠河传达一.二六指示信精神，李兆麟此时的登场预示着赵尚志人生的悲剧进入了一个新高潮。1934年6月，队伍已成规模，扩编为哈东支队，赵尚志、李兆麟分任司令、政委。赵尚志打仗没话说，队伍战果辉煌，成长迅速。
　　赵尚志在当时的抗日军民眼中是什么样的呢？
　　抗联老战士回忆说，赵尚志性格活泼，爱唱歌，个子小，声音大，很能讲，有些娃娃脸，与从苏联回来后的相貌不大一样。赵尚志平常穿的衣服很随便，像个“伙夫”，到老乡家里没人能认出他是司令员。每次打仗缴获的战利品、衣物等，他都先分给战士们。赵尚志发誓，不赶走日本侵略者就不成家。他睡觉不上炕，腰上插手枪，怀里抱步枪，靠在墙角睡。
　　冯仲云回忆：“在东北抗战中应该说赵尚志是最英勇顽强最出名的英雄，他领导游击队作战最多，获得胜利最多。他的威名最使敌人胆战心惊。”
　　据17岁参加创建初期的汤原游击队，23岁任赵尚志部队副书记的朝鲜族女干部李在德回忆，“1937年7月，北满省委扩大会议在六军被服厂召开，我才第一次见到赵尚志同志。他个子矮小，脸黑瘦，穿一件缴获日本的旧军装，好像枪也没有带，和周保中、李兆麟、冯仲云这些穿戴整齐的首长们在一起，显得非常随便，不像个领导干部。他性格活泼，说起来比比划划，没有一点架子，我们战士都觉得他容易接近，好说话。如果不是从近处细看，一般觉察不出他有一只眼睛是假的。”据相关历史资料，赵尚志只是有一只眼睛视力较弱，这一点可能是李在德回忆错了。李在德是著名抗日女烈士金成刚之女，丈夫是抗日英雄于保合，她与于保合的婚姻是赵尚志促成的。因赵尚志的关系，他们也曾一度被开除党籍。
　　电视连续剧《赵尚志》中画外音的述说者如非要说有原型，最可能是吕凤兰。吕凤兰1923年生，9岁参加儿童团。她的母亲梁树林，是被誉为“中国革命八大妈妈”之一的“东北抗联吕老妈妈”，与抗联老交通员，曾被毛主席誉为“革命之父”的李升齐名，梁树林于1928年入党。梁树林的父亲是梁启栋，他是梁启超的堂弟。梁启栋1923年参加革命，是辽宁省早期的地下党领导者之一。1926年，梁树林同丈夫吕庭元随父亲在珠河县（现尚志市）候林乡(今亮珠乡)安家。
　　赵尚志与吕家的人第一次见面时被当成了胡子。那时的珠河兵慌马乱，一天要过好几伙说不出名的兵，到处祸害百姓。有次一股人马到吕家拿东西，吕庭元和他们吵几句，就被绑在了大树上。这时候又来了一伙，领头的是个小个子，黑森森的，说：“把人给放下来。”他们叫梁树林给做点吃的，吃完放下钱走了。她心想，这伙胡子还讲点良心。过了一阵子，这伙人又来了，喂马，吃饭。小个子边吃饭边说：“大妈，不要怕，我不是胡子，是抗日的，我叫赵尚志，我要在这里组织队伍打鬼子。”中国共产党在东北组织武装时曾经入乡随俗，张甲洲拉队伍就报号“平洋”。赵尚志那个时候先在孙朝阳的队伍上任参谋长，后拉出六个人自己干，在土匪队伍中很有威望。他是共产党，不完全讲土匪那些规矩，惹到他了，说翻脸就翻脸，谁都敢打，土匪都怕他。

作者: 宇航 时间: 2009-11-17 12:55

　　梁树林后任了游击根据地珠河、苇河、延寿、方正、宾县五区的区长、反日救国会会长，全家参加了抗联，两个儿子和大儿媳牺牲。梁树林一家与北满抗联的领导关系都很好，赵一曼还认梁树林为干妈，吕凤兰也喜欢与他们接触。
　　吕凤兰回忆，“1933年，赵尚志创建珠河反日游击队后，在我们这一带活动了三年，大伙儿都叫他赵司令。那时，他常带着抗联战士到我家吃饭，管我妈妈叫吕老妈妈，每次战斗回来，他都要到我家看看。那时我十岁，在我眼里，赵尚志根本不像一个大官，他个子不高，瘦瘦的，穿件破棉袄，腰上扎着麻绳，左脸上有道被枪弹擦伤的疤，身上的伤疤就更多了。那时抗联很苦，但赵尚志很乐观，经常跟战士们凑在一起开玩笑、讲故事，一点架子也没有……”
　　“赵尚志很愿意向群众宣讲革命道理，有一次他给儿童团讲话，所有的孩子都笑话他穿得破破烂烂，连猪倌儿都不如。他不但不生气，反而耐心地说，我们穿得破、活得艰苦，就是为了有一天让你们过上好日子。大伙儿说，你不是当大官的吗？怎么还享受不上好日子？他指着自己脸上的伤疤说，一个枪子就没命了。大伙儿说，那你还敢跟鬼子斗？他说，宁死也不能当亡国奴啊！”
　　吕凤兰还说，赵尚志看起来不像个军长，吃饭时像个“跳马猴子”似的，一会跳这边一会跳那边，逗战士们开心。赵尚志那“官”当得苦，穿得像个猪倌似的。身上穿个破大衣，腰上系一根麻绳，还吊个麻绳头儿。吕凤兰问妈妈，他这是给谁带孝呢？过去的风俗，给死去的人带孝腰扎麻绳。吕妈妈说，你别瞎说，他不是没有皮带吗？赵尚志的破靰鞡头总是露着草，到吕家后吕亭元就给他掌鞋。
　　《赵尚志》的主题歌《嫂子颂》中的嫂子如也非要说有原型，那就应是宾县三宝乡的姜德丽老人，2005年她已103岁了。姜德丽的丈夫丁永奎是农会干部，丁家是赵尚志歇马休整的地方，赵尚志称丁永奎为大哥，姜德丽自然成了嫂子。姜德丽眼中的赵尚志是个中等个子的男人，挺结实，脸上有些疙瘩，经常骑一匹大白马，腰上插着两把匣子枪。赵尚志最爱吃她捞的小米饭，她打的辣椒酱。姜德丽曾舍命救治了赵尚志的大白马，是一位女中豪杰。
　　1935年1月，不断发展壮大的哈东支队扩编为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赵尚志任三军军长兼第一师师长（第三军暂编一个师），冯仲云任政治部主任。与此同时，中共满洲省委也做出了“恢复赵尚志党籍的决议”，认为开除赵尚志党籍，是当时省委执行“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结果。
　　按一些历史资料的说法，是因当初主张开除赵尚导党籍的省委领导被调走，赵尚志才得以恢复党籍。原满洲省委书记罗登贤于1932年6月被中央调去上海工作，由华岗接任满洲省委书记工作，李实任组织部长，华岗没到前由李实负责省委工作，华岗在赴东北途中被捕，由李实任满洲省委代理书记。赵尚志被开除党籍就是发生在这以后，到恢复赵尚志党时，北满省委的主要领导中只有李实于1933年7月调回中央，我估计主张开除赵尚志党籍的就是李实。吴福海可能起了一定作用，但吴福海自己也受了个留党查看三月的处分。1934年，李实在上海被捕。地下党刚将其营救出狱，他就发表声明脱党，直到1946年5月才重新入党。李实活到了解放，历任湖北省教育厅厅长、高教部教育司副司长、司长等职。
　　下面开始讲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斗争了，很复杂，但必须看明白，否则无法了解赵尚志牺牲的真相。
　　中国共产党的成功缘于政治工作，经历的挫折也是缘于政治工作，但后者乃错误的政治工作，其代表人物便是那些忽左忽右，名左实右的政治工作人员，赵尚志等头脑清醒的党员不管环境多么艰险，一直坚持革命，从不动摇，如非要说他们动摇过也是随既定方针一起动摇。
　　东北的斗争与全国其他地方相比更复杂。
　　1935年前，东北的斗争接受中共中央的领导，与全国其他地方一样，受王明极左路线影响。1935年2月上海中央局被国民党特工机关完全破坏后东北党组织与中共中央断绝了联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开始接手东北党的指导工作，而当时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由王明领导，康生也到了苏联，与王明合流。因王明对上海中央局任命的满洲省委书记杨光华（子才）不信任，在这一年春以学习为名将杨光华和满洲省委主要负责人全部调去苏联审查，并命令将满洲省委文件一律销毁。杨光华走前发出令各地党组织独立工作的通知，并令共青团满洲省委书记作为满洲省委代表留守，满洲省委已名存实亡。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还通过吉东特委（该特委是吴平亲自整顿过的，最得王明信任）转告其他满洲党组织，“满洲省委有奸细”，不得再与之发生联系。
　　1936年3月，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宣布撤销满洲省委，改以四大游击区为中心成立南满，东满，吉东，松江四个省委。不久成立了中共南满，东满，吉东三个省委，松江省委未成立，赵尚志任北满临时省委省执委主席，冯仲云任书记。1936年夏满洲省委发表正式取消声明。满洲省委撤销后，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全面指导整个党组织和抗联的工作。
　　1937年１１月２９日王明、康生回国。抗联与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联系也中断了，各部只能独立开展斗争，直至大部撤去苏联，东北抗战的不利局面与此有极大关系。抗联到苏联后，又直接在苏联领导下开展斗争。
　　无论是沙皇俄国还是苏联都对东北虎视眈眈。列宁逝世后，苏联的民族自私主义日盛，对中国共产党下达的指示有很多都是从维护苏联的利益出发的，不利于中国革命的成功，中国共产党内的反对声音一直没有停过。苏联人支持王明是因他们需要一个听话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可以贯彻苏联的指示。只是王明长年在苏联安安全全地领导国内的同志提着脑袋干革命，昏招频出，实在难以服众，最终没能成正果，但他给中国革命造成的损失却是巨大的。
　　苏联不愿东北的党组织受中共中央的影响过大，满洲省委被撤销很可能与此有关，如此一来整个东北的中国共产党可以直接受王明的领导，实际是受苏联的领导。赵尚志就是因对王明的错误路线有质疑而被王明疑似的支持者李兆麟错整，导致其在胜利即将来临之时牺牲。当然，也可能是李兆麟自己想抢班夺权，借了支持王明的名号罢了。
　　1935年6月3日，王明，康生根据共产国际七大精神，给中共吉东特委负责人发出“六三指示信”，就在东北如何开展游击战争等问题做出一系列指示，在此前代表团还派吴平（杨松）到东北指导工作，以贯彻代表团的指示精神。“六三指示信”强调打破关门主义，“吸收一切愿意参加武装反日的分子，来扩大游击队的组织”，实行全民统一战线。这封信进一步突破了原来的一些左倾观点，但同时也有一些如“反满抗日不并提”、“不公开反对归大屯”的不切实际的错误提法。之后又发了三个补充文件“吉特补充信”（《吉东特委给珠河中心县委及三军负责同志的信》），“中代信”（《中共驻东北代表给珠河中心县委及三军负责同志的信》），“新政策路线信”。
　　由于以上来信的精神与原来的中央指示有较大改变，加之当时斗争形势复杂，赵尚志对来信的传递渠道不信任，吉东和北满的党组织和抗联武装为该信发生了争论。赵尚志所在的北满方面认为信的主要精神是右倾的，二路军总指挥周保中所在的吉东方面则支持六三指示信。双方分别给对方扣上反党反中央，执行机会主义路线的帽子。北满认为吉东是右倾投降主义，吉东认为北满是左倾关门主义。双方所争论的其实主要是东北抗日斗争中的一些具体策略问题（如对待山林队、伪军的态度），但在当时的历史状况下，这些分歧被上纲为路线之争。北满方面由于对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指示持批评态度，在共产国际七大文件传达后处于不利地位，其内部也发生了分裂。赵尚志的反对意见在当时被一些人说成是“反对王明，就是反对党中央”。不知这些人活到解放后没有，是哪些人？他们可能没脸也没胆承认，都把责任推到王明身上去了。
　　北满省执委委员，六军政治部主任李兆麟就表示不同意北满临时省委对“六三指示信”和补充文件的批评，他是因为工作分歧还是因为有私心而反对赵尚志的观点，看了他在这以后的表现就知道了。不要以为当时斗争形势严峻就没人争权夺利，资源的多少与争不争权没有多大关系。
　　1937年3月初，李兆麟写信给北满临时省委，认为“珠汤联席会议关于组织问题决议否认中央驻东北代表来信是错误的……总的国际路线是毫无错误的，”要求省委应“发出文件来纠正这一错误”（《东北抗联路发展史略》，362页）。7月，他和吉东省委代表周保中一起过江出席北满临时省委执委扩大会。会上就“中代信”问题再度发生争论，赵尚志坚持珠汤联席会议决议，不承认“中代信”是中央文件，李兆麟在周保中支持下认为应该承认，会议未取得结果，支持王明来信的周保中、李兆麟一派稍占优势，支持赵尚志的原省委书记冯仲云被指责犯“调和错误”遭撤职，支持李兆麟的张兰生接任书记。
　　赵尚志长期在一线指导斗争，直接负责军事斗争，他对实际情况是了解的，不敢盲从，更不敢以所谓成熟的工作方法和稀泥。因为指导方针一旦出现问题，受损失的首先是他们这些在一线战斗的人。赵尚志第一次被开除党籍就是因为反对关门主义，实际斗争过程中他坚决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抗日力量，谢文东、李华堂等大批地方武装投到其麾下。他不会反对“六三指示信”中打破关门主义部份，他反对的是“反满抗日不并提”、“不公开反对归大屯”的不切实际的错误提法，还有就是“积蓄力量等待大的事变到来”以及与伪军、伪警察和平相处的方针。
　　归大屯就是美军在越南搞过的战略村，就是将散居的老百姓集中到一起居住，居住地周围有围墙、壕沟、吊桥、碉堡，驻有日伪军，进出都有严格的管理。游击队胜利之本在于人民的支持，日伪“归屯并村”的目的就是割断抗日军民的联系。抗联中早就有人提出要阻止日军的“归屯并村”计划，但王明、康生等人发来的指示要求“不公开反对归大屯”。当赵尚志为此与李兆麟、周保中等人争论时，又被斗争。等到李兆麟、周保中明白过来，日军的计划已基本实现，抗联大势已去。据战后的原日军回忆，他们也没想到会如此顺利地完成该计划。
　　有人认为抗联没有如八路军在华北那样放手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而是在深山建密营，致使部队脱离群众，认为提出建密营的杨靖宇要为此负责，实则大谬。密营确实有利于对日斗争，但主要依靠密营就可能脱离群众，虽然密营里的物资也是群众筹集的。当初杨靖宇只是提出建密营，并没有提出主要依靠密营。日军的“归屯并村”计划基本实现以后，抗联在野外生个火都有危险，到老百姓家借宿就更困难了，这时抗联大量建立并依靠密营也是迫不得已，杨靖宇对此没有任何责任。
　　关内日本军队也搞过集团部落，但一开始就被抗日军民顶住了。八路军在华北曾发动群众成功粉碎日军的并屯计划，冀热辽地区的反集团部落斗争最艰苦。1943年，江淮日伪进行“清乡”，完整统计各占领区的户口，并花九牛二虎之力从江南运来500多万毛竹准备建造篱笆将村子都围起来，模仿东北的集团部落。7月，新四军果断出击，乘日伪之隙将所有篱笆收缴来付之一炬；日伪前脚登记了户口，新四军后脚就赶来把账册烧的精光，令日伪劳而无功，欲哭无泪（《铁血N4A——重新崛起的新四军》，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165页）。
　　至于“积蓄力量等待大的事变到来”更是笑话，其思维方式与蒋介石如出一辙。蒋介石便以中国实力不及日本为由认为中国不能过早抗日，要顺应国际时势，借大国之间的争斗，以最小代价谋最大的胜利。国际斗争是讲实力的，起的作用小，国家又弱，要想在利益分配方面全如已意几乎不可能，往往是前门刚赶狼，后门又进虎，北宋王朝联金灭辽的教训历历在目。再说日本侵略者会允许中国积蓄力量慢慢等待吗？要是不抵抗，大事变还没来，中国就亡了。
　　王明、康生的来信还要抗联与伪军、伪警察和平相处，这完全是汉奸言论了。日本侵略者派伪军警执行奴役沦陷区人民的计划，抗联也要与伪军和平共处？不打得伪军警服气，他们能与抗联和平相处吗？日本侵略者苦心经营东北，想的就是以战养战，使被侵占的中国领土成为日军下一步侵略的人力物力来源，如让日本侵略者得逞，日本只会越战越强，即使国际上有大事件发生，日本也不会完全失败，到时候美苏等国为了自身利益，很可能牺牲中国的领土主权完整，幕尼黑阴谋就会重演，中国的东北、华北将不保。要破坏日本侵略者的以战养战计划，就必须从一开始就与日军缠斗在一起，坚决打击汉奸，使日军不能建立稳固的统治。其间的过程必然是惨烈的，也会出现反复。可是，如不坚持，就会如同日后东北那样出现大量汉奸，邪气压住了正气，本来愿意支持抗联的老百姓也不敢站出来了。
　　日军在东北催生了大量汉奸，使东北人民深受其害，其影响一直待续到今日。２００８年９月１７日，南京某军校的软件工程硕士生广州青年李展腾在哈尔滨跟路边的老人打听当年抗联的事儿，“大娘，你今年有八十了吧？你还记得当年抗日的事吗？”大娘被这问题问愣住了，转而急忙回答：“我年纪大了，过去的事不记得了。”随后就快步走开了。李展腾又问了一两个老人，他们的回答如出一辙，老人们接二连三地“失忆”令李展腾非常惊讶。９月１８日，李展腾到儿童公园询问晨练的老人，接连问了２０个人，都拒绝向他讲述那段历史。“老人解释说不想给儿孙添麻烦，害怕今天他们说了，日后日本人会回来找他们报复。从他们躲闪恐惧的眼神中可见那段历史给他们留下多大的伤害，这让我相当震撼”（《研究生重走日军侵华路线寻找抗战见证者》）。怕日本人回来！对我们的党也太没信心了吧！东北不是出爷们儿吗？这是咋整的？日军的在东北的统治真是值得研究，太让人震撼了。
　　既然内部起了争执，需要上级的仲裁，而上级又失去了联系，北满临时省委就先后派团长刘海涛和省委委员朱新阳过境赴苏联，向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汇报工作，那里正是王明、康生当权。1937年6月，王明开会听取朱新阳汇报时，批评北满临时省委“左”倾、“冒险主义”、“无组织无纪律”等。朱新阳回忆：“王明在发言中虽然一方面说‘吉特补充指示信’中称伪军为同盟军是文字提法上不妥，但结论又说伪军是难得的同盟军，把我搞得很糊涂。数月后，康生来找我，说准备要我回东北解决三军、六军提出的这些问题，问我能不能说服赵尚志……我表示说服不了赵尚志，康生再也没动员我回东北，他夹着皮包就走了。”没多久，王明决定开除朱新阳的党籍，不准其返回东北。
　　１９３７年１１月，赵尚志见派出的人始终没音信，又给苏联远东军区司令布留赫尔元帅写了一封信，派交通队长、抗联第６军第２师的代理师长陈绍滨送往苏联。赵尚志在黄埔军校时就与布留赫尔元帅有一面之缘。当时布留赫尔元帅化名加伦，是国民政府的顾问。在信中，赵尚志向苏方提出了帮助打通与中共中央的联系及给予帮助的要求。1937年１２月，陈绍滨从苏联带回消息，称他到苏联远东军区见到一个海洛将军，就把信交了上去，并把请求苏联援助的事说了。海洛将军听了以后说：你回去就转告你们的负责人，这样的重要事务要你们的主要领导来才行。
　　特别申明，王明原名陈绍禹。
　　1937年12月19日，中共北满临时省委在依兰县杨家沟召开紧急会议，研究赴苏与中共中央取得联系及求援之事，当时正在汤原指挥对敌斗争的赵尚志连夜赶来赴会。赵尚志认为陈绍滨带来的消息与他不久前给布柳赫尔发出的信有关，因此赵尚志对苏方的信息丝毫未加怀疑。在商谈派谁当代表时，赵尚志提议擅长外交的李兆麟去。“我不合适。”李兆麟说：“苏方指定的人选是东北联军的主要负责人，你是总司令，你不亲自去，恐怕会让人怀疑我们的诚意。”他这时挺谦虚的，“我是第三军军长、北满总司令，现在正值日军讨伐期间，不能长期脱离指挥岗位。”赵尚志有顾虑。“估计用不了很多时间，如果其他的人去，当不了家，需要来回请示汇报，浪费的时间可能更多。”李兆麟又说道。据曾经参加讨论研究的抗联第六军三师代师长王明贵回忆说，“根据北满临时省委领导人慎重研究，根据苏方要求推选了赵尚志去苏联交涉求援事宜”。赵尚志到苏联去的具体目的为：一是要求苏联援助武器、弹药和医药；二是要求苏联提供训练干部的条件——政治、军事教材和训练基地；三是帮助接通与中共中央的关系，传递来往信件。后来又有资料说是赵尚志以自己认识布留赫尔为由，力主自己当代表去苏联。真相如何，为何有这么多版本，留待有条件的人考证。

作者: 宇航 时间: 2009-11-17 12:56

　　省委委员们认为赵尚志此去一定马到成功。因为他们相信“我们东北的抗日游击战争是全国抗日战争的一个组成部分，也是保卫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前哨，战争的胜负直接关系着苏联社会主义的和平建设。从邻邦的意义上讲，日本帝国主义是中苏两国人民共同的敌人”，所以苏联人肯定会伸出手来拉兄弟一把的。临别前，他们商定，一个月后还在赵尚志此次过境的萝北县集结部队，迎接赵尚志和他将从苏联带回来的武器、弹药和其他军用物资。
　　现在一些人说赵尚志在日军进攻前，跑到苏联开会、求援，意思是赵尚志临阵脱逃，完全是胡说八道。之前北满临时省委派到苏联联络的人被扣了，他们当然怀疑是因为去的人职务不够高没有得到苏联方面的信任，所以要派一个担任较高职务的人再去，加之陈绍滨也带信说苏军有此要求。如果李兆麟以北满的军事斗争需要为由，阻止赵尚志赴苏是有可能办到的，从之前李兆麟与周保中联合反对赵尚志来看，李兆麟在北满还是有一定力量，连支持赵尚志的冯仲云都被免职了。在二人激烈斗争的情形下，谁先与中共中央取得联系，就可能对谁有利。李兆麟没有争取自己去，是什么原因，有心的人看完全文后自己分析。
　　2009年第1期的《读者》上刊载过一篇名为《时常会想念那些抗日名将》的文章，文中对赵尚志这次去苏联的目的用了加引号的求援，我不知作者什么意思。但可以肯定的是赵尚志那次去苏联不仅是求援，主要是奉组织的命令去与中共中央取得联系，如果不是李兆麟在赵尚志走后搞小动作，那也不会是“日伪军加紧布置对北满联军的最后一次讨伐”。赵尚志不是贪生怕死的人，否则他就不会在抗联大部已撤往苏联，李兆麟、周保中等人坐在苏联指挥一批抗联战士空投回国进行侦察、破袭时，亲自带领小部队回国执行任务。
　　1938年1月，满怀希望的赵尚志踏上了苏联的国土，出乎意料的是，苏方矢口否认邀请北满省委代表一事，并将其关押起来进行审查，尽管赵尚志多次向苏方交涉，苏方依然将其扣押了一年多。而在东北，一场主要矛头指向赵尚志的党内反倾向斗争开始了。配合得多默契！是谁指使陈绍滨这样做的？后来陈绍滨被查出是汉奸，他当时就是汉奸了还是后来成为汉奸的？没人知道，反正此事实在是太巧了。
　　赵尚志走后不久，李兆麟向北满临时省委提交了“二月意见书”，作为与赵尚志相处多年的战友，李兆麟对赵尚志的优缺点了解颇深。赵尚志成天琢磨日本侵略者，李兆麟就成天琢磨赵尚志。意见书中指出了赵尚志在工作作风上的不少缺点和错误，如工作方式简单，缺乏民主作风等，赵尚志有没有这些缺点呢？我不知道。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列宁说过，有缺点的战士仍是战士。毛主席也有缺点，特别是有时缺乏民主作风，这是党内公认了的。该意见书的核心在于清算赵尚志的路线错误。意见书中以激烈的言词指责赵尚志犯有“左”倾关门主义错误。甚至认为“赵尚志已经是反共产党的阴谋家了。”接着，张兰生和李兆麟又联名给北满各军、师党委和军政负责同志写信，批评珠汤联席会议决议不承认“中代信”是完全错误的，号召同“左”倾关门主义作不调和的斗争。
　　4月下旬，北满临时省委召开第七次常委会，李兆麟列席会议，会议通过决议，认为“六三指示信”是“伟大，正确的”，承认珠汤联席会议执行了“反党”“左倾关门主义”路线，认为其实质是“反列宁主义、反党、反组织、反中央”，“尚志同志是”左“倾关门主义路线之主要负责者”（同上，364页）。6月，在通河召开北满临时省委第八次常委会，对所谓“左”倾关门主义路线人员作了组织处理，赵尚志被撤销抗联三军军长等一系列职务，九军政治部主任李熙山被认定为“左”倾关门主义路线积极拥护者，也被免职。其他一些同志，也受到处分。反倾向斗争波及北满党、政、军的许多干部，在“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下，伤害了不少同志，支持赵尚志的人大批被处理。
　　李兆麟为什么要在赵尚志走后才发动针对他的斗争？如是因为赵尚志在三路军的威望高，他在时李兆麟没把握斗倒他，那李兆麟也只有1个月时间，他不担心赵尚志回来后找他算账？除非他知道赵尚志此去很难再回来。我不是说李兆麟耍了花招，只是联想到反对王明的何孟雄与林彪的堂兄林育南也是神秘地被人告发，全体被捕牺牲一事，使人不由得不怀疑此事。
　　此事后来又有了新说法。1937年秋，日本军官植田谦吉密派特务粟三茂二以金钱为诱饵，收买了苏联远东军一位名叫安德烈耶夫的少将军官。当抗联第6军陈绍滨从苏联返回中国前夕，安德烈耶夫特意设宴款待陈绍滨，故作郑重地佯称代表苏联远东军司令部向中方传达一个信息，即苏方有意与中国抗联联手向盘踞在中国北满地区的关东军开火，如抗联方面有意，可尽快派人过江与苏军进行密商。安德烈耶夫又故意向陈绍滨暗示，抗联最好派重要指挥官来，而赵尚志则为苏军最为欢迎的人选。让人生疑的是就算苏军会将没联系好就入境的中国人扣留，但此事应是很快就可以说清的，他们怎么知道苏军会扣留赵尚志这么久？日军费了这么大劲就是为了让赵尚志空跑一趟？如少将安德烈耶夫真的投向他们，他们完全可以让他以日本间谍的罪名将赵尚志杀害，反正赵尚志过江也没有与苏军联系好。何必这么麻烦？
　　其他还有哪一方可能陷害赵尚志？苏联一直不愿在西线形势缓和前又在东线另开战场，他们有拿下坚持要与日军大打的赵尚志的动机。但他们完全可以共产国际的名义直接将赵尚志免职，不用绕那么多弯。中国共产党当时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一个共产国际派出的特派员张浩就可以让拥兵自重的张国焘放弃与毛泽东的斗争，何况一个赵尚志。王明、康生也有除掉赵尚志的动机，因为赵尚志不服从他们的指挥，二人对不听他们话的人从来不手软，看看他们制造的几大冤案就知道了。他们于1937年11月29日乘飞机回到延安，陈绍滨是同年11月去苏联，12月回东北的，他们有计划并执行的时间。考虑到王明、康生的背景，苏联人也可能参与。当然了，也可能是李兆麟假借赵尚志反对王明指示自己单干的，目的是夺权。事实真相到底如何，留待有良心的人探寻。
　　1938年夏，日军开始大举进攻北满抗联。李兆麟是搞政治工作出身的，除了紧跟上面、整自己人、耍笔杆子，军事并不在行。夺了权以后赵尚志的人都被清算，再没有可供他整治来证明自己革命坚决的同志，这时能证明他坚决的只有杀敌了，可惜他不是杨成武，杨成武军政双优，抗战时期一分区被日军侵略者视为军事区，反而是杨成武这样的政治工作者不会靠整人夺权。
　　情势紧急，李兆麟实在没法了，重新启用因支持赵尚志被免职的李熙山等人指挥部队。但部队在内部斗争中已元气大伤，赵尚志是三路军的核心，各路人马团结在他的周围，谢文东、李华堂等人一向认为他们投的是赵尚志不是共产党，赵尚志走后被错误斗争，谢文东、李华堂等地方抗日武装的领导人纷纷拉开了与李兆麟的距离，战士们对此也很茫然，整个三路军的人心已经散了。三路军在这次作战中大败，第八军军长谢文东，三军二师师长兰志渊、第九军军长李华堂投降日军，根据地全部丢失。李兆麟不是说赵尚志左倾关门主义吗？为何谢文东，李华堂要跟随赵尚志？对赵尚志有那么深的感情？怎么李兆麟当了三路军总指挥后，这两人便先后投向日本侵略者了？到底谁是关门主义，事实胜于雄辩！北满抗联的失败又导致整个抗联在东北战略力量的失衡，使日本人有机会逐个地剿灭南满，东满的抗日武装，李兆麟对此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对于开展这么猛烈的主要针对赵尚志的反倾向斗争，且是趁赵尚志奉组织命令外出执行命令时，当时的北满不少干部难以理解。据有关资料，下江特委书记黄成植提出意见书，认为“联席会议多数同志并没有故意有计划的反国际中央路线”，李兆麟也同样犯有“左”倾错误。金策在1938年6月提出意见书，不赞成这种乘赵尚志不在“背靠背”的批判方式。并认为赵尚志的错误其他同志也有责任。一直同赵尚志有争论的周保中，在给李兆麟的信中指出“纠正错误不能限于个别同志对待个别同志，要追究省委本身的责任”。1939年初召开了北满临时省委第九次常委会，在批评“左”倾关门主义路线，肯定“二月意见书”转变北满党的路线重要作用的同时，也批评李兆麟在赵尚志走后才提出意见书是“机会主义斗争方式”。赵尚志一派被整倒后，李兆麟一派独大。李兆麟、张兰生因三路军作战失利大失人心后，当时活动在东北的朝鲜干部金策得到大部分党员支持，取得北满省委的主导权。李兆麟和张兰生被给予处分，免去了张兰生的北满省委书记一职。同年5月举行省委执委二次全会，选出金策为书记的新北满省委，通过《“左”倾关门主义路线的政治责任与严整党内铁的纪律》，这场延续一年多的反倾向斗争才告一段落。反倾向斗争虽然已结束，但队伍损失过大，北满抗联的形势依然日益严峻。
　　三路军活动地域战略位置在抗联部队中最有利，离苏联最近，过了江就是，特别是冬季，到苏联十分方便。本可借此大发展，经李兆麟、周保中这一闹，居然丢了。赵尚志与李兆麟同在三路军，到底谁对三路军来说更重要，需以因素分析法对二人的作用进行替代，逐一分析。赵尚志在时，从七个人发展到浩浩荡荡的三路军，让日伪军胆寒，建立起抗日根据地。赵尚志走后，李兆麟大权独揽，三路军一败涂地，最后于1941年月11月退到了苏联，赵尚志在时仅三路军就有六千之众，到了苏联整个抗联才大约一千五百人。若是当初赵尚志的正确建议被采纳，日军的归大屯计划很可能不会成功，如果赵尚志能及时回去，北满抗联也不会败得那样惨。
　　李兆麟不愧是跟王明的，失利了只知往苏联跑，要不就是坐镇苏联，叫手下的战士出击东北，成功了算他指挥英明，失败了是战士英勇牺牲。他敢像赵尚志那样再入虎穴吗？当然，这种后果不是李兆麟事后所能预料的，他只想整倒赵尚志，不想搞垮抗联。但事实恰恰是他整垮了第三路军，并连累到了整个抗联。他要是把琢磨赵尚志的功夫放一部分在琢磨日本侵略者身上，也不至于败得这么惨。
　　抗联为什么失败？以前总说是因为日本侵略者力量过于强大，东北的群众工作基础薄弱，其实最主要的原因还是自己人整自己人整垮的，日军对抗联的进攻从来就没停过，抗联以前的力量还要弱小些，为什么以前面的围剿都可以被粉碎，这一次不行？可以说，抗联是被李兆麟搞垮的，日本侵略者如果得知此事实，必定认为李兆麟是被他们的天照大神附体了。李兆麟的后人如想告我，先读历史，再学廉耻。
　　仔细想想，谢文东、李华堂等人不投降日军才怪呢，他们本就不是有坚定信仰的共产主义战士，跟赵尚志走是为了打击日本侵略者，现在赵尚志被李兆麟使用卑鄙手段赶走，支持赵尚志的连冯仲云这样的老党员都被处理了，他们作为赵尚志的亲信必然被打击，他们本就是被联合的对象，哪里敢跟李兆麟到苏联去。他们又没有赵尚志那样伟大的人格，赵尚志的人品与邓小平类似，再怎么受错误打击也要忠于党。
　　李华堂也算对得起共产党了，他本与赵尚志派去的李熙山合作得挺好，李兆麟直接将其免职，后派去的魏长魁在未征求其意见就将他手下的主力带走了，令他大为不满，加之他反对斗争赵尚志，愤而转到二路军周保中手下。1938年7月，周保中擅自将李华堂仅有的不足百人的九军余部遣散，他悲观失望到了极点，终于带领残部三十余人出山投敌。谢文东、李华堂的投敌李兆麟、周保中要负责任。谢文东、李华堂投向日本人后并没有与日本人一起进攻抗联，特别是李华堂，直接当了寓公，他说不定正等赵尚志东山再起后来招安他。
　　东北靠近苏联，一些不了解历史的人认为抗联是在苏联支持下搞起来的。事实上，抗联基本是靠中国人自己组织起来的，苏联给的援助很少，特别是武器和粮食。对抗联支持最大的是东北的人民，抗日义勇军，东北军，山林队，森林警察等各种抗日武装也是抗联的重要组成部分，山林队其实就是原土匪队伍。东北的群众工作本就薄弱，相比起内地又富庶得多，要开展斗争必须先依靠原有的地方抗日力量。山林队长期从事武装斗争，能活下来的都是百战成钢的优秀武装人员，战斗力之强悍大家可以想象一下。谢文东、李华堂就是东北地方抗日力量的代表人物，谢文东原为平民，李华堂出身东北军营长。谢文东起事时已是大地主、大财主，虽然祁致中、任宝富逼谢文东起事时用了一些手段，但谢文东若不想抗日，机会也多得很。当时日本侵略者力量强大，三十万东北军都撤到关内了，谢文东如此精明的人难道相信他们这些民间武装能赶跑日军？可见他不是在投机。他参加抗日只是在尽一个中国人的本分，是儒家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思想的体现。为了抗日，谢文东家死了八口人，李华堂的大哥被日军捆住扔进火中烧死。袁文才、王佐的关系好比九纹龙史进与神机军师朱武，连他们毛泽东都可以联合，何况是谢文东、李华堂！东北抗日联军，抗日是核心，联军是形式。没有了地方实力派的配合，东北党的公开武装斗争很难取得成功。谢文东、李华堂二人的能量从后来在解放战争中给共产党造成的麻烦就可以看出。李兆麟、周保中如此自毁长城，令人扼腕。
　　赵尚志与李兆麟的矛盾有人说是枪与党的矛盾，整赵尚志是因为他违反了党指挥枪的原则。要知道，是党指挥枪，不是政委指挥枪，李兆麟不代表党，当时东北的党既包括李兆麟，也包括赵尚志与其他党员，赵尚志应服从的是整个党组织的指挥，而不是李兆麟的指挥。当党员对组织决定产生疑问时，有权利提出质疑，这是党内民主的基本原则。金策结束反倾向斗争时，张兰生是北满省委书记，李兆麟是三路军政委，最后不也服从了北满省委全体党员的意见？政委的最终决定权并不是绝对的。
　　政委一职的设立始于苏俄红军，十月革命初期，俄国布尔什维克中的尉级校级军官不到百人，将级没有。为组建自己的正规军，连图哈切夫斯基这样的贵族都被允许担任红军集团军司令。为防止部队被白军拉走，俄国布尔什维克设置了政委一职，以掌握部队，并规定政委拥有最终决定权。实际就是不完全相信图哈切夫斯基等原白军军官，派个政委去监控他们。中国共产党自建军之初就有自己的军事专业人才，很多指挥员本身就是信仰坚定的老党员。为保证党指挥枪，加之建军初期一切都学苏联红军，故中国共产党的军队中也设立了政委一职。有些政委的资历、声望、信仰坚定性还不如军事主官，政委叛变动摇，军事主官浴血坚持的不在少数。
　　从全局来看，中国共产党军中也确实有必要设置政委，这样分工更细致，军事指挥员可以一心专注军事问题。问题出在最终决定权被硬行规定赋予了政委，因政委一职对文化的要求较高，很多年青的知识分子被任命为政委，他们的军事斗争能力往往低于军事主官，又具有最终决定权，好比将一把保险打开，子弹上膛的手枪交给一个不懂事的小孩，这就十分可怕了。党指挥枪，政委拥有最终决定权常被一些政工干部滥用，处处要求凌驾于军事主官之上。陈昌浩在西路军经常无理干预徐向前指挥，导致西路军最后失败，一些不明真相者往往将矛头对准徐向前。徐向前真正该负的责任是没有按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中国军事传统坚持自己的主张，考虑到党的组织纪律性与红四方面军的传统，这是不可能的。
　　常有人说不好给林彪当政委，仿佛林彪性格怪僻，很专横，如果彭德怀没被平反的话，可能也会有针对彭德怀的这种说法。在实际工作中，政委容易错误干扰军事指挥员，而能让彭德怀和林彪对此类行为不介意的政委人选，当时不过毛泽东、周恩来、董必武、任弼时，还有一个腾代远，不过他只能与彭德怀搭档。所以，罗荣桓只能辅助林彪，习仲勋在彭德怀面前就是小孩子，王震继续接受彭德怀的领导，政委只好彭德怀兼了。
　　李兆麟从党内资历、功绩、对敌斗争能力方面来看都远不如赵尚志，性格刚烈的赵尚志也不可能如同徐向前服从陈昌浩那样服从他，将李兆麟这样性格阴暗的人与赵尚志这样性格刚烈的人放在一起，还让李兆麟有最终决定权，本身就是错误的。
　　现在也有人说，赵尚志的悲剧是因为他性格的原因。现在大家安安静静地坐下慢慢查阅史料，心平气和地分析，谁要在学术会议上与人讨论言辞激烈些，就被认为是缺乏风度，甚至是没有教养。可在赵尚志那个时代，中国不能平静地安放一张书桌，前途一片暗淡，谁也不可能知道中国共产党的斗争一定会胜利，列强一定会被赶出去。在这种情况下，能坚持斗争的知识分子在性格上大都有异于常人之处。否则，以他们的学识和能力，不革命就能过人上人的生活，为什么要放弃优裕的生活与大好的前程参加革命？真实的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的性格都很刚烈，周恩来一手创建了中共的情报系统，能将心狠手辣的戴笠、徐恩曾及日军特务头目整治得服气的人会是平常人？朱德发起火来，没人不怕。毛泽东就更不用说了。
　　赵尚志如性格不强悍，三路军不会听他的指挥。就算是赵尚志让李兆麟有大权旁落之感，李兆麟也应以大局为重。何况李兆麟在北满的实力并不弱于赵尚志，连冯仲云因为支持赵尚志都被免了职。如果赵尚志真是因为性格的原因没处理好与李兆麟等人的关系导致他被错整，李兆麟等人更显卑劣，完全不是一个中国共产党员的作风，沦落到国民党官僚的档次上了。这哪是中共的政委！完全是国民党的政战军官。
　　装老好人、和稀泥很简单，不要脸就行了。孔子骂老好人是“德之贼也”。中国的事坏就坏在不讲是非与原则的关系上。关系这个词欧美人没法译，不能译为interpersonalrelationship,他们干脆直接音译为guanxi。欧美人做事认真，讲究实事求是，中国却还要关系上说得通才行。所以，现在一些好人、能人被错整后，有人便以他们不能处理好与其他人的关系为由来解释，仿佛这也是罪状，岂不知中国的落后的重要根由就在于此了。
　　与此类似的事情豫北也有过，那个李兆麟叫信西华，抗日战争时期任豫北地委书记，此人对“肃托”很重视，“肃托”也是王明的一大工作重点，他从苏联人那儿学来的。李兆麟、信西华这类人本事一般不大，资本就是自称革命坚决，怎么表现自己坚决呢？杀敌人，他们没那本事，就杀自己人，然后说他们是叛徒、内奸。
　　据相关资料，信西华一向以狠出名，甚至部下没及时汇报工作也会被他下令处决。动不动活埋、杀头的，搞得大家都很怕他。吴蓝田是当地的老党员，有能力，正做当地抗日武装领导人王泰恭的统战工作，吴蓝田在私生活上有点不检点，信西华就说他想叛变，要杀掉他，吴蓝田的地下工作经验比靠整自己人上台的信西华强过不知多少，结果没杀掉他，反而迫反了他，吴蓝田成为当地反共最积极、罪行累累的一股力量的头目。
　　信西华还整陈曙辉。陈曙辉当时担任冀鲁豫卫河支队司令员，原为康泽的特务武装别动队的少将队长。信西华对这个国民党少将很是怀疑，决定杀掉他。后经特委书记王从吾劝阻，才答应把陈曙辉送去学习，但始终不同意他入党、也不承认他是高级干部。百团大战中，时任文化教员的陈曙辉抱着机枪冲锋，壮烈牺牲。战友们检查烈士的日记（日记后来出版了）才知道他曾经是个支队司令员，新八旅把事情捅上去，引来了中央调查组，信西华这才被撤消职务、开除党籍。最倒霉的为王泰恭，自吴蓝田被整后，再没中国共产党党员敢做他的统战工作，他逐渐滑向国民党一方，最终被八路军消灭，其子王三祝继续与共产党作对，给当地党组织造成极大损失，最后也被消灭。其实这一切很可能避免的，当地的国民党县长贾心斋就被统战过来，后来成为河南省副省长。王三祝再混蛋，他爸爸的话要听吧？不说投向共产党，至少不会走上与人民为敌的路。谢文东，李华堂，王泰恭都是打过日本侵略者的好男儿，要不是中国共产党内有了李兆麟、信西华一类的人，他们起码可以当个文史馆员，党和人民也不会有那么大的损失。
　　党内这类人不少，而且极左的人最容易极右，诚所谓物极必反也。王明在抗战前走极左路线，抗战后开始走右倾路线，甚至要求中国共产党全面听从蒋介石的指挥，放弃独立自主地活动，被毛主席批为机会主义。陕北的杜衡开始极左，说刘志丹右倾，结果在革命暂时失败时他叛变了。张国焘搞肃反十分狠，仿佛人人都是反革命，就他革命，结果成为国民党特务。陈昌浩一向左得很，在西路军中为了向党中央证明自己听话，一再干预徐向前指挥，结果西路军失败后他居然以养病为由，不敢回陕北面对组织的审查。徐向前当时也有病，打了这么些年仗，谁身上没点病？徐向前照样回陕北。这些人当初的表现不能说不坚决，结果却如此。李兆麟最后没与他们一样，也可能是因他一直随大部队活动，没机会被俘，否则不定会怎样呢？有人以为他写了“火烤胸前暖，风吹背后寒”的诗就说明他信仰坚定，汪精卫还写过“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最后不也成了汉奸？其实，“火烤胸前暖，风吹背后寒”这两句诗是于天放写的。
　　由此看来做事的真不如整人的，但革命事业最终得靠做事的推动。
　　在苏联，与赵尚志一起坐牢的还有抗联将领戴鸿滨、祁致中，他们也是过境后被苏联军队扣押的，带去的部队被送到了新疆。苏联方面不准抗联回到东北，实际上另有隐情，就是害怕引起日苏冲突，苏联的注意力主要在欧洲方向。
　　赵尚志在被监禁期间多次给苏共中央写信，没有任何回音。赵尚志又向苏军远东领导机关申请准许他返回国内，也没人理他。此时的苏共正在全国范围内开展“肃反”运动，布柳赫尔已于1938年11月9日被处死。赵尚志决定给斯大林写信。
　　据相关资料，斯大林已从共产国际给他的报告中了解到中国北满抗日武装所面临的困境，斯大林多年来一直关注中国抗日形势，也派人在了解有关杨靖宇和赵尚志等中国抗联领袖的情况。这封信于1939年2月被摆放在了斯大林办公桌的案头上，当斯大林看到赵尚志从赤塔写给他的亲笔信时，他大吃一惊，做梦也没想到自己正在关注的抗联领袖赵尚志此时就在苏联。尤其让斯大林震惊的是，赵尚志竟莫名其妙地被关押在赤塔的拘留所里。斯大林当即在赵尚志的信上做出重要批示，要求远东苏军马上开释赵尚志及随他一起蒙冤的中国抗联战士。蹊跷的是，斯大林2月收到信，直到5月12日赵尚志才走出赤塔拘留所，此时他已被关押1年零4个月。而诺门坎事件于1939年5月11日爆发，时间只相隔一天，苏联当局为何在斯大林接到赵尚志的信接近三个月后才放赵尚志？据抗联战士张风岐回忆：“赵尚志对在苏联押了两年多（应是一年半）不满……赵尚志写了很多材料，莫斯科（中共中央代表）也知道赵尚志过去（过境），就不知道人在哪儿。赵尚志写的信，莫斯科也接不到。”如他说的属实，斯大林于什么时候以什么方式收到信的？
　　5月14日，苏联远东军司令部派参谋长季维诺夫少将接见并宴请赵尚志等人。季维诺夫代表苏共对错误限制赵尚志等自由一事表示歉意，并说此事正派专案人员进行调查，如果一旦发现司令部内有人与日本关东军勾结，加害赵尚志并破坏中苏关系，届时将追究内奸的责任。6月初的一天，季维诺夫代表上级任命赵尚志为中国东北抗日联军总司令。我个人估计，这大概是苏联见李兆麟实在扶不起来，打算还是靠赵尚志在东北多牵制点日军，顺便打击了不听话的杨靖宇。抗联之前接受的是王明、康生的领导，二人回国后，抗联与中共中央失去了联系。当时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在当时的共产党员心目中，共产国际和苏联是一体的，所以苏联也可以任命抗联的领导。赵尚志的目的是早日回国抗战，他曾许诺只要放他回国可不追究苏联方面扣押他的责任，封他什么官，他应不会在意，他不是官迷。1939年7月，赵尚志回到东北，随行的还有戴鸿滨、祁致中、刘凤阳和100余人的骑兵。
　　回国后，他才知道，自己6000多人的部队，在仅仅一年多后，已经死的死散的散，所剩无几了。赵尚志立即投入了抗日斗争，他指挥部队攻占了乌拉嘎金矿，缴获了不少物质，在随后的转移过程中赵尚志命令处决了祁致中。
　　祁致中原名祁宝堂，是以抗日起家的地方武装力量领导人，抗日的资历很老，谢文东还是他与任宝富拉上山的。他对赵尚志没有在联军司令部里和军事委员会里给自己安排一个位置，没有让他与谢文东、李华堂二人“平起平坐”很是不满，认为这是“瞧不起他”，因为他的人枪比二人多。其实担任什么职务不光要看资历还要看影响与能力，卢俊义在梁山的地位比杜迁、阮氏三雄高就是这个道理，杜迁是最早上梁山的一批，阮氏三雄参与了劫生辰纲，与卢俊义比都算得上“老革命”了。谢文东当时年近半百，老成持重，精明过人，在当地有相当的号召力，李华堂出身东北军营长，素质远高过祁致中，确实能担当重任，这些从二人后来给中共造成的危害可以看出。祁致中当时才二十出头，起事前就是一个挖了一段时间矿的青年农民，很多方面都不如二人，赵尚志的任命是有道理的。祁致中与赵尚志的矛盾在抗联内部人尽皆知，祁致中还要抗日，所以他与李兆麟的关系就近了。有人说祁致中很敬仰李兆麟，祁致中要再不敬仰李兆麟，他还能在抗联中呆吗？要是李熙山、谢文东、李华堂等将士也敬仰李兆麟，北满抗联也不会败得那样彻底。
　　祁致中对自己1937年越境无故被关押一事耿耿于怀，他怀疑北满省委和赵尚志与此有关，岂不知赵尚志也是六月飘雪。在狱中，二人就对抗联的对敌斗争策略不时发生争吵，争吵的内容我们无从得知，考虑到赵尚志代表的是北满抗联正确的斗争路线，祁致中的观点可能有待商榷。战争年代人们的火气都大，特别是带兵的人，日常工作中别说开骂就是动手的也不少见，争吵过程中说了些过头的话也算正常。二人在回来的路上也闹了一些小摩擦，攻打乌拉嘎金矿时，祁宝堂闹情绪，表现得不是很积极。当进攻受挫，赵尚志都亲自冲了上去时，他才勇敢地冲杀起来。打下据点后，缴获了大批面粉，赵尚志命令战士们每人抗上两袋，他自己也不例外。祁致中公然违抗了赵尚志的命令，他不仅没有背面粉而且向下面的战士发了很多牢骚。
　　临阵不前，动摇军心，放在哪个时代与国家都是死罪，况且当时抗联的斗争形势严峻。抗日14年间，东北战场上出现了大量的汉奸，抗联中也出过一些汉奸，从军长到师长到普通士兵，什么级别的人都有，赵尚志不得不防。
　　据相关历史资料。6月30日，赵尚志解除了祁致中的武装，将其扣押起来。7月2日，赵尚志提议召集了党支部会议，商讨对祁致中的处理。全体支部委员参加了这次会议，有党支部副书记李在德（朝鲜族）、委员于保合（满族）、刘凤阳、韩相根（机枪射手，朝鲜族）、戴鸿宾、陈雷，合计六个人，赵尚志当时未参加，怕自己在场影响其他人发言，便自动到司令部火堆等候。李在德首先通报了党员汇报祁致中开小会，散布对赵尚志的不满情绪等情况，征询大家意见。大家认为祁致中有三种可能：一是他可能带其部下逃跑；二是可能杀害赵尚志；三是经过教育不跑，但第三种可能性较小。总之，他很危险。在如何处理祁致中的问题上，会上出现了两种意见。戴鸿宾首先发言，认为祁致中不听指挥，抗拒执行命令，散布对赵尚志不满的言论，并有可能联络部下，先行下手，毁灭队伍。按照战时违抗军令者处死的军法，理应处死。但也感到依据不足，难下决心。这种看法也为大多数人认可。党支部副书记李在德认为，祁致中身为军长，处理不慎，会引起不良影响。建议送往苏联接受教育。但遭到多数同志反对，提出来现在正处于敌人的围追之中，又没有后方，无力将他送往苏联进行反省审查，同时考虑到祁致中愿意去苏联的可能性不大，路上出现问题如何解决。这一提议最终搁浅。会议最后没有定论，而是由于保合将两种意见汇报给由赵尚志，由他定夺。赵尚志同意戴洪宾等人的意见，认为祁致中反复无常，拒绝执行命令，搞阴谋活动，必须对他采取果断措施。这样，支委会一致通过处决祁致中，开除其党籍。作出决定之后，下午向全体队员宣布，随即执行。
　　该事件中，祁致中要负主要责任，也许换个时间或场合他可能罪不至死，但战场纪律是铁的。祁致中毕竟是一位抗日的英雄，也许是为了方便纪念他，也许是因为有人想减轻李兆麟、周保中错整赵尚志的罪过，一直说他是被错杀的，其实是不是被错杀，凡是有点军事常识的人都清楚。我们不能因为赵尚志杀了祁致中就否认李兆麟以前整赵尚志是错的，两件事情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李兆麟开除赵尚志的党籍也与此无关，有当时的会议文件为证。赵尚志假若真是如一些人所说，对敌人狠，对自己人也狠，为什么三路军将士愿意团结在他周围？为什么赵尚志一走军心就散了？
　　历史没有假如，但如果张甲洲没牺牲，也许这样的悲剧可以避免。1937年8月28日，张甲洲在到祁致中部队任副军长的路上遭汉奸民团伏击，壮烈牺牲，祁致中就担心路上出事，专门派了得力部下去接张甲洲，没料还是出事了。要是张甲洲到了祁致中部队上，以他与赵尚志的交情，事情不会到这一步。
　　同年9月，在到达汤原县马把头“碓营”后，赵尚志决定分兵，他派戴鸿滨率领主力100来人西进，恢复原六军的游击区；又派刘凤阳带领40余人去绥滨开辟新区。他自己带领剩下的十几名战士留在司令部，准备召集北满党和军队的会议，他写信给北满省委书记金策，要求召集各地党组织和抗日游击队负责人来他处开会，商讨东北抗日斗争的重要问题。
　　戴鸿滨的队伍离开赵尚志后不久就被一支白俄铁路守备队打散，只剩下了十几个人，他不敢回去见赵尚志，按其后来的说法是西去铁力，寻找北满省委，反正他最后在哈尔滨隐居到日本投降。光复后戴鸿滨归队，解放后做了高干。他的行为是什么性质，说轻点是机会主义，说重点是投机革命。队伍打散后，他为什么不敢回去见赵尚志？怕被处理？徐向前等幸存的西路军将士为什么一路乞讨都要回到延安？怕见赵尚志他可以找其他抗联队伍吧？还可以到苏联吧？抗战胜利了，见形势还行，就又回到队伍上，这算什么行为。与他相比，刘凤阳就显得有气节，他的队伍在去往绥滨的路上被日军打散后，刘凤阳带领几个人退入苏联境内。
　　得知赵尚志回来后，陈绍滨威逼部下先缴了赵尚志的几个士兵的械，又命令部下去抓赵尚志。行动失败后，陈绍滨秘令部下向附近的日军报告赵尚志的情况。这有可能学自王明，当初何孟雄和林彪的堂兄就是被人神秘告发的。陈绍滨又到处散布消息说，赵尚志要捕杀所有北满省委的主要领导。与此同时，尚连生也诬陷赵尚志设下圈套，要捕杀省委负责同志，他当时是赵尚志的政治秘书，随赵尚志回东北后离开了赵尚志，后查明是内奸。不久，北满省委得知了祁致中被杀的消息，加上此前的反倾向斗争，李兆麟等人拒绝与会。于是，没有人敢去见赵尚志。
　　陈绍滨在1940年以后隐居民间，活到了解放后。陈绍滨在文革中被挖了出来抓进监狱，吃了不少苦，但是他咬定那个口信是真实的，现在他已去世，事实的真相更难以弄清。东北此类情况不少，东北有一个地方，解放初期常住人口有两万多人，当地人都知道有大量伪职人员混在里面，情况复杂，当地政府也十分头痛，总不能都杀了吧。相比之下，南斯拉夫要狠一些，在二战后将几万名与德军合作的几万名切特尼克成员及支持者处决，据说执行的方式是从悬崖上推下去。
　　在“碓营”等了三个多月后，赵尚志不见北满省委人员到来，派出去的部队也没有下落，遂在1939年底再次入苏。现在有人说戴鸿滨不满赵尚志杀祁致中，作战失利后不愿回去，赵尚志身边没打仗的人了，于是失败。我不知这种结论从何而来，反正是将此次失败的责任全推到赵尚志身上了。其实我们只要稍加分析现有史料就可明白事实的真相，由于没有及时采纳赵尚志等人的建议，日本侵略者的并大屯计划已基本完成，抗联损失惨重，整个东北的局面十分严峻。分兵后赵尚志身边只有十几个人，李兆麟一伙又拒不服从命令，赵尚志孤掌难鸣，此番失败在所难免。要说打仗，戴鸿滨可不如赵尚志，赵尚志的指挥能力强是敌我双方公认的，不要说此次作战失利，看看戴鸿滨退入苏联前的最后一战就知道他的指挥能力了，五百骑兵，配十挺轻机枪，一门炮，打一个萝北县城肇兴镇，打了三天都没打下来，最后被增援的敌军打到苏联去了。就算他回去，也不能帮到赵尚志多少忙。
　　这时，抗联二、三路军的领导人周保中和冯仲云也来到了伯力，三人召开了第一次伯力会议。三人在会上就东北抗联的今后发展进行了深入的交谈，澄清了许多误会，并共同确定了今后的活动计划。不听取赵尚志的意见吃了亏的周保中老实了。
　　1940年1月28日，中共北满省委在帽盔顶密营省委秘书处驻地岩洞中召开了省委第十次常委会议,做出把他开除出党的决议。在这份《关于永远开除赵尚志党籍的决定》中，指出把他永远开除出党的原因在于他犯有三大严重错误：一，赵尚志1936年在党的会议上反对中共中央路线，反对王（明）康（生）指示信；二，实行左倾关门主义路线；三，怀疑北满省委主要负责同志为党内奸细，并密谋捕杀北满省委负责人。这给了刚燃起希望的赵尚志以当头一棒，周保中和冯仲云也十分愕然。
　　周保中和冯仲云为此分别写信给北满省委，希望减轻处分。赵尚志也提笔给北满省委写了一封言词诚恳的《请求书》，在承认自己确曾犯有错误的同时，又声泪俱下地要求北满省委把他留在党内。他写道：“党籍是每个共产党员的生命。因为我参加党的革命斗争已经十五年，党的一切工作，就是我一生的任务。请求党重新审查。同时，我认为党不能把我从党的部队中清洗出去，那将会使我像受到死刑宣判一样难过。我万分地向党请求审查，给我从组织上恢复党籍，恢复我的工作，我不能一天离开党，党也不要一天放弃对我的领导。因为我已离开北满工作，所以暂不能与诸同志会面。仅以多年的工作关系向党各组织、各党同志、联军各干部及战士同志们，致以极热烈的希望和最高的革命敬礼。”
　　当时的中共北满省委书记金策不久即复信给赵尚志，复信中说：“北满省委首先告诉尚志同志，北满省委从来没怀疑过尚志同志是奸细。也不是因此而开除党籍的。更不是根据1938年以前的错误，而是根据1939年尚志同志在下江企图策划反党的严重错误，而永远开除的。在去年12月，###、###二同志来岭西同我们见面时，我们才知道尚志同志去年在下江行动的经过和反党的企图。……北满省委根据上级党的建议，尊重兄弟党的建议，根据北满党大多数同志的讨论决定，只取消其‘永远’二字，改为‘开除赵尚志党籍’。其它，没有减轻的余地。”信中所谓“根据上级党的建议”是无稽之谈，当时东北只有三个同级的省委，就是因为失去了与上级党组织的联系才要派赵尚志到苏联。如是在赵尚志赴苏期间，北满省委与苏联取得了联系，赵尚志带回的部队配有电台，他们怎么不知道？就算电台没联系上，他回到苏联后，为什么赵尚志还是通过北满省委来的信才得知此事？“尊重兄弟党的建议”是指朝鲜共产党的意见，金策是朝鲜共产党干部，他于1939年5月就任北满省委书记。对比之前的会议决定，可以发现少了“赵尚志1936年在党的会议上反对中共中央路线，反对王（明）康（生）指示信”与“实行左倾关门主义路线”两条。金策支持赵尚志的观点，但不主张公开反对苏联的指示，因此在回信中没提那两条，只提了赵尚志要杀北满省委全体成员一条。文中提到的###、###二同志我推测不是陈绍滨、尚连生，因为他们已被查出是内奸，没必要现在还为他们隐讳，这里指的可能为李兆麟和张兰生。金策虽已结束了反倾向斗争，并给予李兆麟和张兰生处分，但二人的影响力仍很大，抗联到东北后即由李兆麟任政治部主任，因此金策也不敢漠视他们的声音。金策及省委其他成员是否相信陈绍滨、尚连生的话，李兆麟在其中发挥了什么作用，因无确凿的史料，现在还不得而知。仅凭陈绍滨、尚连生的话，没经过调查就开除了赵尚志的党籍，我估计李兆麟等人应在其中发挥了很大作用。这是赵尚志第二次被开除党籍，原因是他反对王明、康生的右倾路线，他被定性为左倾。李兆麟利用党内分歧耍弄手段将赵尚志架空，真是个内部斗争的高手，他的后人还有脸出来为其摆功，无知还是无耻？自己明白！
　　在这种情况下，赵尚志已无法再回北满工作，周保中请他到二路军任副总指挥，没多久赵尚志在二路军召开的整训会议上再次遭到过火的批判，结果“被取消正在参加的第二次伯力会议资格，第二路军副总指挥职务也被撤销。”（《东北抗日联军后期斗争史》，60页），这位抗日名将，陷入了英雄无用武之地的困境。有人说是赵尚志在二路军主张整顿清理队伍，引发众怒，造成自己的被孤立。几十年后，我们看当时留下的史料都觉得抗联内部谜雾重重，情况复杂，李兆麟等人的斗争手段之卑劣，让人心惊肉跳。作为深受其害的当事人，赵尚志能不提出整顿队伍？
　　周保中在伯力开始表现得似乎有所悔意，可他解放后又在一份材料里说赵尚志擅自放弃部队逃跑到苏联去了，他当时是在世的抗联领导人中级别最高的，他这样说之后，大家出于维护党的团结也不好说什么了。他死后，又开始了文革，使赵尚志直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才得以平反。周保中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大家心里应有数，把部队失败的责任推到赵尚志身上对谁有好处，我们都明白，只是这恰恰突出了赵尚志在抗联不可替代的作用。话语权的大小有时与人的寿命和行政级别呈正相关，谁的命长，谁的官在活着的相关人士中最大，谁就有话语权，这是党内十分不好的一种风气。
　　我推测当初他在苏联最初的表现是因为见赵尚志被苏联任命为抗联新的总司令，他摸不清苏联的态度。后来见赵尚志被开除了党籍苏联也没怎么样，他才明白苏联并不如同支持王明一样支持赵尚志。苏联见抗联大势已去，赵尚志也不能再为他们牵制日本的军事力量了，倒是李兆麟更听话一点，所以周保中的态度又开始变化了。解放后，以前紧跟王明的康生一度权势薰天，“六三指示信”及三封补充来信就是王明与康生发出的，他更可以放心地将责任推到赵尚志身上，不知康生在中间起什么作用没有？是不是他对周保中施加了什么压力？
　　周保中后来写了本回忆录，被一些人捧得很高，只是为什么民间没有“南杨北赵中保中”的说法？为什么赵尚志被整掉了不久他的二路军也很快不行了？周保中一张脸长得和戴笠一样长，据说这种长相的人有福气。他确实有福气，找了个漂亮老婆，战斗生活两不误，跑到苏联也没有闲着，后代造出来了。可怜赵尚志的身躯被扔到江中，头颅失踪，近年才找到，杨靖宇也壮烈牺牲了。不过，周保中的功劳还是很大的，对敌斗争也坚决，比李兆麟强得多。他也识时务，解放后，他回到家乡云南，与原抗联人员接触少了，自然受的冲击也少。
　　我说李兆麟、周保中的人品有问题就是因为他们平时张口原则性，闭口纪律性，动不动就以不忠于革命打击同志，但到关乎自己的切身利益的时候，他们又表现得没有一点党性了。如在东北时是因为相信了内奸的谎言，没有去参加赵尚志召集的会议，为什么到了苏联仍然不服从赵尚志这个苏联任命的抗联总司令？苏联与共产国际在当时的中国共产党员心中实际是一体的，中国共产党只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他们不是以不服从来自苏联的文件精神给赵尚志扣帽子吗？难道是怕赵尚志报复他们？这一点上他们就不如刘志丹了，红二十五军到陕北后，原先跟张国焘的那些政治保卫局的干将们打算肃掉他，送命令去抓刘志丹的士兵不知道命令的内容是抓刘志丹，加之十分相信他，在路上将命令交给刘志丹看了，刘志丹知道组织上要处理自己，不待人捉，就主动到肃反干部那里去了。
　　有人说抗联长期在王明、康生的领导下，李兆麟、周保中犯了错也是情有可原。在王明、康生的领导下不是犯错的理由，李兆麟、周保中犯的错也不全是王明、康生的责任，诬蔑赵尚志在日军进攻前脱离队伍逃到苏联是王明、康生的意思吗？还有人说，李兆麟、周保中在实际工作中并未机械执行王明、康生指示，那就更奇怪了。既然他们以赵尚志反对王明、康生的指示为由斗争他，为什么他们在实践中又与赵尚志保持一致？如是因赵尚志公开反对上级指示，那阳奉阴违就不违反组织原则？如是因为他们在后来的斗争中意识到赵尚志意见的正确性，为什么不公开承认错误？还要继续迫害赵尚志，在没有认真调查的情况下就做出了永远开除赵尚志党籍的决定。李兆麟的子女有姓张的，周保中原名奚李元，云南白族人，以后要是遇见他们的后人，一定要小心，我不支持血统论，就怕家学渊源。
　　支持赵尚志的黄成植、李熙山等先后牺牲，跟着李兆麟跑的一帮人倒是很多都安全到达苏联，剩下如冯仲云等，又迫于组织纪律，不敢与赵尚志过多接触，赵尚志成为了苏军大院里的闲人。他本可以就此借养病在苏联休养几年。但他认为祖国尚未得到解放，自己不能安居国外，主动要求回国执行任务。他回国另外的一目的是想亲自到陕北找中共中央，赵尚志此时已对通过苏联和中央取得联系不抱幻想，他希望中共中央能还他清白。1941年9月，他奉命率姜立新、张凤岐等五人小分队，回东北汤旺河上游活动。按照任务预定时间，他们12月即可返回苏联。任务完成后，赵尚志让张风岐等人先回去了，他带姜立新留在国内。据张风岐回忆：“赵尚志对在苏联押了两年多（应是一年半）不满……赵尚志写了很多材料，莫斯科（中共中央代表）也知道赵尚志过去（过境），就不知道人在哪儿。赵尚志写的信，莫斯科也接不到。他自己写的材料，谁也不让背，别的任何东西都不要，小书包总是自己背着。赵尚志表示：‘宁可自己死在东北，也不回苏联去了！’让我们四个同志弄马，奔洮南到关里去。”
　　接下来的事让人痛心，赵尚志被叛徒出卖，壮烈牺牲。不过，他真的很强大，临死前还把出卖自己的汉奸杀了，往往外战行的，内争就不行。赵尚志一生用枪炮、热血谱写的诗篇足以彪炳千秋！
　　赵尚志牺牲后，日本人不放心，让李华堂、谢文东等人来辨认。爬犁上的赵尚志遗体的样子非常惨，胡子眉毛全是白白的霜雪，眼珠子冻成了两个白冰球向外鼓着，头发冻得粘在爬犁上，脖子歪向一边，日军还拍了照片。赵尚志那张留了胡子，长头发的像就是根据赵尚志的遗照绘制的。李华堂第一眼就认出了面前的死者就是他追随多年的赵尚志。尽管有不少日本人跟着，他还是哭了，大声道：“司令，你也这么着了吗？你也这么着了吗？”他大哭嚎啕，被日本人强拉出去。谢文东来时，一个伪警察用脚踢了赵尚志的脑袋几下，想让他正过来，结果一绺头发都扯掉了，他的脸也没转过来。谢文东眼珠子一瞪，伸手把那家伙推了个跟头：“妈了×的，你没长手啊!”谢文东阴着脸弯下腰去仔细看了看赵尚志的尸身，叹口气说：“赶紧给他准备口好棺材，别让他在这冰天雪地里露着。听见没?”以他们对赵尚志的感情，要是赵尚志还活着，这两人就算成了汉奸，抗战胜利后也不会成为《林海雪原》中的大土匪，赵尚志的人格魅力加上实力，他们不会不识实务的，马占山都能反正，他们坚持抗战的时间可比马占山长。他们知道当时是间接害死赵尚志的李兆麟、周保中及其派系在当权，他们不敢过来，那怕李延禄许诺既往不咎。他们也曾经在艰苦的年代里坚持过，只是没有坚持到死。李兆麟、周保中是制造汉奸、反革命的。
　　另外还有大批老抗联在队伍被打散后隐居民间，解放战争时期不归队，建国后不找组织，很多都是被内部斗争伤了心，凡集体主义为主流的组织必有派系，有派系就会有矛盾，有矛盾就很可能产生冲突，且冲突很容易升级，一点小问题就可能引发大斗争，派系间的大规模冲突周期性出现。赵尚志牺牲了，在他们心目中是李兆麟及派系在当权，他们不敢回去，担心说不清，也不愿如周保中等人那样说假话。
　　如果赵尚志不牺牲，抗战胜利后，陕北很可能委派他领导东北原抗联部队，苏联要扶持王明那样听话的，当时王明在党内代表的就是苏联，陕北也要扶持一位不听苏联话的，谁都知道俄国人想让东北成为黄俄罗斯不是一天两天了。解放初期，周恩来问东北的同志为什么不宣传赵尚志，东北的人说他被开除党籍了。周恩来说，开除赵尚志党籍的事中央不知道，明显有不承认的意思，又要求起码以民族英雄来纪念。后来的抗联是李兆麟、周保中一派把持，且有苏联背景，当时中央为了争取他们，不愿因历史问题逼迫他们投向苏联，加之康生一度得势，便一直没再提此事。中苏关系闹僵后，又是文革。赵尚志为中央抵抗苏联对东北的控制做了名誉被损害几十年的贡献。中共中央当时为什么担心受苏联人影响很大的原抗联人员？此事稍有历史常识的人都应明白，无论是沙皇俄国还是苏联，对东北都是虎视眈眈。我不是说抗联的人与苏联人勾结的事情，但中央必须得有这个考虑，中国吃俄国的亏多了，不得不防。当初中央为了争取东北下了相当大的功夫，共产国际曾有一个情报网在中国，据说斯大林在建国后交给中共了，谁知道交完没有，情报网可以对付日本人、国民党，还不是可以对付中国共产党还好，苏联终于解体了，真是让人后怕。以前看文革时斗东北领导人的照片我很气愤，现在想来，这里面有些人是跟王明、李兆麟走的，也曾斗过赵尚志，斗过赵尚志的那些人被批也是活该，虽然二者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一股愤愤之气驱使我这样想。
　　1982年，赵尚志同志牺牲四十周年之际，中共中央组织部致信黑龙江省委，要求对赵尚志党籍问题重新进行调查，实事求是地做出结论。6月8日黑龙江省委做出《决定》：“经复查，赵尚志同志在珠、汤联席会议上以及会后，并没有反对中央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战略方针，只是对吉东特委、中央代表来信和王明、康生指示信中的一些问题，提出了批评，不存在反对中央和反党‘左’倾关门主义路线问题，更不存在企图捕杀北满省委领导人的问题。赵尚志同志的一生，是忠诚党的事业的一生，他是个坚贞的共产主义战士。他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民族解放斗争中，坚强不屈，英勇奋斗，做出了重大贡献，直至献出了自己的宝贵生命。”《决定》给尚志同志恢复党籍，彻底恢复了名誉；对受牵连的同志，也给予平反，做出了公证的历史结论。
　　李兆麟以不光彩的方式整倒了赵尚志，他又得到了什么呢？北满抗联军事斗争失败，根据地丢失。他想夺权，想与赵尚志比高低，赵尚志的死法可比他英雄多了，也光彩得多。李兆麟死在了国民党女特务手里，赵尚志死在抗日前线！
　　来看看李兆麟疑似不光彩的结局吧。
　　李兆麟在抗日战争胜利后，任滨江省（后并入黑龙江省）副省长兼中苏友好协会会长、松江军区副政委，同国民党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国民党军统局滨江组的特务对李兆麟恨之入骨，将他列为第一号暗杀对象，派了个叫孙格玲的混血美女将其引到家中杀害，他们选择水道街9号作为暗杀地点，因为这里是军统特务孙海镜家，又在中苏友协附近，便于李兆麟前往，就是现今的兆麟街96号（哈尔滨市中心休闲广场）。事后有人说是苏联人做的，又有人说是黄色事件，我仔细分析整个事件，发现不少疑点。具体的大家自己查资料。
　　按现在通行的说法，孙格玲接受军统局滨江组负责人何世英的任务后，想方设法接近李兆麟，1946年2月28日利用在市政府开会的机会认识了李兆麟。此后多次找机会与将军接触，称自己是烈士子弟，对国民党的作法很不满，并表示对李兆麟很敬仰，愿意为李兆麟做些工作，获得了李兆麟的好感。之后她约请李兆麟将军，如有机会去其家坐坐。李将军考虑到此时正是联合各方面力量的时候，于是答应前往。
　　3月8日上午，孙格玲又发出邀请，李兆麟见其态度诚恳，便同意9日去孙格玲自称的家。8日晚上,我党一位同志特意赶到他家里对他说:“常有你的黑信，说要杀你！你要当心！”李兆麟没当回事地说：“杀我干什么？我值几文钱，抗战这么多年，日本鬼子的枪子儿在我的背包和棉大衣上打了八、九个眼，也没碰到我的肉。”
　　李兆麟的女儿张卓娅说母亲回忆，当时她只有一岁，3月9日早上,李兆麟对妻子说:同国民党市长有约.让妻子把衣服熨一下。九点多钟穿起熨好的衣服离开了家。”下午1点，李兆麟来到南岗车站街（今红军街）1号参加市委会议，三点半他向市委书记钟子云报告有一个会见需要参加，经允许后离开会场返回中苏友协，行至地段街，车子发生故障，司机小卢和警卫员李桂林修理汽车。这时，恰逢《哈尔滨日报》社长唐景阳乘马车路过，父亲即同车返回中苏友协，此时已近4点，父亲见警卫员仍未返回，便决定单独前往赴约，他在日历上写下“下午三时应邀去水道街九号商定国大代表”，叮嘱秘书于凯“我到水道街9号去，李桂林回来后，你告诉他，我到水道街9号去，那个地方离华丰楼不远。我最多一小时就回来，你告诉他就行了”之后，便出门向距离仅百米的水道街9号走去。李兆麟坐的为自己的人开的车，司机是小卢。
　　据《杀害著名共产党人的凶手落网记》（《党史博览》2005年第12期），１９４６年３月９日，中苏友好协会会员孙格龄（军统特务）约李兆麟到她家去，说有紧急事情报告。在李兆麟没到来之前，隐藏在孙格龄家中的特务和土匪做好了刺杀准备：刘文升把剧毒氰酸钾铝放到暖水壶里，特务阎钟章及土匪高庆三、孟庆云各持短枪藏在厨房，刘文升、阎力维、刘明晨等人藏在楼下巡风，同时准备劫杀李兆麟的警卫员。这里说的是3月9日这里说的是孙格龄约李兆麟到她的家，不是与国民党市长有约，只说有急事报告。与李兆麟的女儿张卓娅所说母亲回忆的情节有较大差别。
　　又有版本说，3月9日下午四时有人送信给李兆麟，原来是国民党哈尔滨市市长杨绰庵，邀约李兆麟到他寓所谈话。一会儿一辆汽车来至李宅迎接李兆麟。开至中苏友好协会附近，汽车突然抛锚，李兆麟的警卫员下车帮助修车。李兆麟下了车，步行去水道街9号（与中苏友好协会相距100米左右）杨绰庵的寓所。一进门，就碰上杨绰庵的女秘书孙格龄（她便是秘密安置在中苏友好协会工作，以监视李兆麟行踪的‘保密局’女特务）。李兆麟对她也十分熟悉，随即脱下大衣交给孙格龄，便进入会客厅，与杨绰庵市长见面谈话。水道街9号为军统特务孙海镜的家，李兆麟长期与杨绰庵斗争，他会不知道杨绰庵的家中哪里？杨绰庵如当时在场，他又是什么时候离开的？他如参与了暗杀为何在解放后没有离开？他在解放后受此案牵连被审查了几年，也没见对他在此案中的作用下结论。所以，这个版本我认为不准确，值得注意的是该版本将孙格龄在其中的作用减到最低。孙格龄约李兆麟的时间到底是8日还是9日，尚待确认。
　　张卓娅不会给自己的父亲抹黑，《杀害著名共产党人的凶手落网记》登载在权威党史刊物上，又被很多地方权威平面媒体转载，足见其史料的准确性还是较高，两段陈述的不同在于孙格龄约李兆麟的时间，张卓娅说的是3月8日，《杀害著名共产党人的凶手落网记》说是3月9日，张卓娅说是李兆麟讲要见国民党市长，《杀害著名共产党人的凶手落网记》说是孙格龄有紧急事情报告。张卓娅的说法是李兆麟到孙格龄自称的家是为公事，《杀害著名共产党人的凶手落网记》的说法也可能是为公事，但就为色诱留下了发挥的空间，这些都仅仅为推测。
　　可以确认的是，李兆麟与孙格龄早就认识，是孙格龄约他出去的，去的是孙格龄自称的家，实际那里是另一特务孙海镜的家，不是国民党市长杨绰庵的家，他的家李兆麟应该知道。
　　李兆麟是在水道街九号被杀害的。
　　李兆麟去孙格龄自称的家到底是见谁？李兆麟当天早上对妻子说的是见杨绰庵，对组织说的是商定国大代表，此等大事当然不可能与孙格龄商定，意指的应是国民党如杨绰庵一类的官员。如是见国民党市长杨绰庵或其他国民党官员，为什么去的时候李兆麟没带警卫员？这明显违反规定，当时中国共产党在那里没多少军事力量，苏联人的军队也指不上，苏联方面要顾及与国民党的协议，不便过分公开地支持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当时在东北主要是靠政治手段与国民党作斗争，且形势险峻，之前已有我党人员被暗杀，也有我党工作人员警告李兆麟，他还是一人行动，那地点离中苏友协近不能成为理由，有建筑相隔，里面发生什么事外面不知道，他从军这么久不可能不明白。
　　如是孙格龄说杨绰庵要在她家与李兆麟面谈，要见国民党市长为什么不在中苏友协见面？如是为保密，为什么又对妻子说了，按党内纪律，机密对家人也要保密。孙家离中苏友协只有一百多米，一个国民党市长到共产党的重要办公地点附近，又能保多少密？如是因为保密原因，就不要在日历上留言说明去向，要警卫员赶去，让工作人员带话就行了。
　　如果按《党史博览》的说法，李兆麟是去见孙格龄，为什么他对妻子说是见国民党市长，李兆麟在日历上留的言是谈商定国大代表的事情是为了什么，这事不这没什么见不得人，为什么要如此神秘？李兆麟死后各版本的说法都有，考虑到当时中国共产党部分高级干部如高岗之流到东北后乱搞男女关系，贪图享乐的表现，不能不使人怀疑李兆麟与孙格龄的关系。我们也不能因此就说李兆麟是因贪恋孙格龄的美色被诱杀的，毕竟还没有证据，只是以李兆麟对赵尚志使用卑劣得令人发指的手段，落到如此下场，也不能让人同情。希望以后关于此事件的各种版本少些，免得节外生枝。
　　其实，连党曾经的总书记向忠发都叛变了，被周恩来评为节操还不如一个妓女，就算李兆麟真是被色诱的也没什么，无损我党的光辉形象。
　　赵尚志牺牲后虽因中央为争取从苏联回国的抗联中的李兆麟、周保中派系，没有及时为他平反，但时隔多年，人民也没有忘记他，纪念他的活动此起彼伏，毕竟他的威望是在对敌斗争中打出来的，战果是实实在在的。李兆麟则不一样，记得我儿时他的形象还可以，写的诗也被广为传唱，当时中央还没腾出手来处理此事，他的党羽也还在。近年来可不行了，随着其成事不足、败家有余的真实面貌逐渐暴露，人民对他越来越没兴趣。他到部队上任政委时，赵尚志的队伍已成规模，他接任三路军总指挥后一年就把家底赔个干干净净，实在难以让人服气。去苏联后，抗联战士们被一批批派回国破袭，侦察，他安坐苏联做人。他可是有子女留下来，张卓娅现在可以出来为其辩护。赵尚志呢？为了抗日连家都没成。部下被清洗了，又没当官的子女留下，当然缺少为赵尚志吹嘘的人，但英雄是不需要吹嘘的，人民自然会记得，只要会识字、肯花功夫看史料的都知道谁是好汉谁是混蛋。
　　今天重提这段历史是为了正视听，正民心，党提出对历史问题不要过细，那是因为有些问题还没到细细探究的时候。当初不恢复赵尚志的党籍是为了团结李兆麟一派，李兆麟死了，和他一起整赵尚志的人还在，其最终目的是为了防止苏联人染指东北。毕竟抗联这些人在苏联这么些年，你知道苏联人在里面发展了多少间谍。抗联将士为中国的命运作了艰苦的奋争，付出巨大的牺牲，为的就是中华民族的子子孙孙再不受他们曾经历的苦难。历史是残酷的，我们不能心存侥幸，怀疑是安全的保障，为了祖国不再经历苦难，相信抗联将士们能理解组织所做的一切。
　　实事求是中国共产党的思想路线到了适当时候，真相必须公开。解放后平反的冤假错案还少吗？胡风、潘汉年、彭德怀、刘少奇、邓小平不都曾经是反革命吗？康生、谢富治原来不是革命领导吗？及时彻底地纠正错误是中国共产党青春不老、永远胜利的源泉。东北老百姓说打江山的不能坐江山，说的就是杨靖宇、赵尚志这些牺牲了的和散落民间的抗联战士，回国袭击侦察的小分队伤亡很大，不是如同电影《远东特遣队》那样跟玩儿似的。李兆麟这帮人败完赵尚志创下的家底后就跑到了苏联，出击国内、损失惨重的是普通战士，回国后接受欢呼的却是李兆麟这些在苏联安安全全活下来的人，还拖家带口的一大帮。现在电视上抛头露面的老抗联不是本人或者子女当了大官的，就是长得漂亮的，那些为了民族的独立自由出生入死，一身是伤、看起来十分吓人的老人谁记得？那位为保同志安全设计除掉当了叛徒的丈夫的女抗联谁还记得？揭批李兆麟的罪行就是为了正民心，让那些妄图学习李兆麟靠整人向上爬的人放弃幻想。大力宣传赵尚志就是为了弘扬正气，不能寒了真正为民族奋斗的人的心，更不能寒了人民的心，你以为老百姓真傻啊？！
　　说句题外话，我不反感政治工作人员，黄克诚、杨成武一类的政工人员多多益善。相反，我认为整肃是必要的，缺少必要整肃的中国共产党都成什么样了！

作者: 宇航 时间: 2009-11-17 12:56

　　百度上搜，转载过来，文章出自哪个网友自手，我也不清楚，是非对错，不知道，，转过来分享一下吧

　　
　　
　　
　　
　　

作者: 宇航 时间: 2009-11-17 12:59

　　对照再转

　　赵尚志受处分没那么冤枉
　　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14/200901/65124.html
　　作者：牛戈
　　赵尚志曾因错误而被开除出党，一直到其牺牲四十多年后才恢复党籍。也就是从赵恢复党籍后的八十年代起，有关赵尚志的传记和影视文学等便热了起来，这本来是一件好事，是对抗日英雄应有的褒奖，但其中又出现了无限拨高甚至随意杜撰的现象。
　　赵被开除出党，文献记载的，共有三次。第一次是1933年初，由满州省委将其开除出党。1935年又撤销了这次决定，赵的党籍得以恢复。后两次其实可看作一次。1941年1月，赵被北满省委永远开除出党。后因周保中、冯仲云向省委写信，建议将决定中的永远二字取消，省委采纳了二人的建议。但这年年底，仍然是周保中，却又一次写信给省委，撤销了年初关于取消永远二字的建议，省委于1942年初再次开会，又一次永远开除了赵的党籍。直到1982年，才由黑龙江省委作出决定，恢复了赵的党籍。
　　现在网络上或地滩上乃至影视文学甚至正规出版的传记中，多数都说赵先后两次（我将后两次看成是一次）被开除出党都是因为抵制上级左的错误而受到的不公正处理，笔者对此绝难认同。
　　赵先后两次被开除出党，不是因抵制上级左的错误，而恰恰是赵犯有左的错误。
　　先说第一次，1932年，中共历史上关于北方的革命斗争有一个错误的会议，史称“北方会议”，这次会议，制定了与当时中国革命形势极不协调的极左的错误路线。满州省委根据“北方会议”的指导方针，指示巴彦游击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十六军江北独立师，张甲洲任师长，赵尚志任政治部主任。这之后，“我们……与官兵关系逐渐疏远，他们都不愿接受我们的口号和行动方法，这主要因为当时群众只知抗日，不知‘苏维埃红军’是什么。就是说，群众的迫切要求和我们所提口号不同之故，因而我们同志再不能照旧在该部队里继续工作了……我们诚恳承认：这种分裂并不是群众与我们分裂，而是我们固守北方会议路线的口号所造成的分裂和失败，分裂和失败当然还有许多其他原因。但是在当时所有一切缺点中，‘左’倾政治口号，是为最主要的原因”。“因为北方会议的左倾路线，因为赵尚志同志的个人错误及其他人的错误，导致巴彦游击队的失败。”
　　这是写于四十年代初的对此事的总结。我认为这个总结是切合实际的。在当时没有编制政委的情况下，政治部主任实际上就是该部队中中共党的总代表，党的各级会议精神，也就是通过政治部主任向下贯彻执行的。赵作为政治部主任，对于推行北方会议在该部的执行，也就理所当然地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所以在四十年代总结的巴彦游击队失败教训中，在将主要责任认定为北方会议的同时，也说到了赵尚志本人的错误，这并不冤枉。可现在的许多作品，却都倒打一耙，说赵是因为抵制北方会议的左倾错误路线而受到了处理，这就满拧了，整整拧了一百八十度了。
　　试想，在当时分散游击交通通信极不便利的情况下，如果赵真的想抵制北方会议的精神，他是完全能够以实际行动在该部队中进行抵制而不予理睬的。实际上，从后来赵对上级党特别是对后面将要说到的《六三指示信》的抵制情况看，他也具备这么作的性格。但是，我们看到的事实却是，巴彦游击队忠实地执行了北方会议的决定，从而导致了失败。说赵抵制了北方会议，从哪可以看出来呢？
　　第二次开除赵的党籍，加上了永远二字，表明此次赵的错误比前一次更加严重。归纳起来，赵所犯错误主要集中于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个，是拒不执行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六三指示信》，而一直坚持左倾关门主义的行动路线。
　　《六三指示信》是1935年6月3日由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给东北党的指示，以书信的形式传到东北。指示信提出了一个全新的政策，即实行全民反日统一战线，不分党派、阶级、民族的反日统一战线。该信传达到东北各特委和县委之后，南满的杨靖宇、魏拯民是认真执行了的，吉东的周保中是认真执行了的，北满的李兆麟也是想认真执行的。在抗联主要领导人中，只有赵尚志对此指示信持坚决的否定态度。在违反上级指示成立北满省委的珠河汤原中心县委和三、六军党委联席会议上，由赵尚志所作的政治报告中，对《六三指示信》提出一系列的指责，把指示信中所说的保存实力曲解为不要我们打日本；把准备将来的更大战争和更大的事变，曲解为等待大事变；还说指示信叫我们把枪插（藏）起来等等。除此之外，在谈到如何对待日本人的归大屯、如何对待保甲制度、如何对待伪军、如何对待一般反日山林队等等，也都提出了与指示信内容完全相反的极左的意见。按说，一个党员，向组织坦诚提出个人的意见本是正常的，但赵不仅提出了否定的看法，在被省委否决并形成贯彻决议后，仍拒不执行，并以枪指挥党的反原则严令北满省委不许下发此信及省委的贯彻决议。所以在当时东北的四个省委中，也就只有北满省委因赵的威胁与阻挠没能够认真执行。
　　1938年，北满省委开会批评左倾关门主义问题时，就提出了赵仍然以实际行动拒绝执行《六三指示信》精神，而继续执行其“左”倾关门主义的事实。这次会议所列举的，主要有以下几点：（1）提出“走狗军队（指伪军）法西斯化，集团部落的保甲长都是极端的反动分子”的“左”的口号；（2）反对中央代表团关于将谢文东和李华堂的部队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第8军和第9军的指示；（3）过多地用缴械的手段对待被我们收编的抗日山林队；（4）歧视并分裂兄弟部队；（5）以恐怖手段对待地方党组织；（6）提出“不许敌人进入游击区一步，没收土地，实行平分”、“农民必须死守游击区内组织农民暴动等不切实际的斗争口号。（7）对中共中央代表团1935年6月3日的指示信站在左的立场上，持基本上否定的态度。
　　以上7条是否都存在，还值得商榷和有待进一步考证，比如第2条，就很令笔者惊诧，但基本事实特别是赵一贯坚持极左的作法是确实存在的。
　　第二个，是严重违反中共党的组织原则，以武力凌驾于组织之上。赵率军主要活动于北满，故北满省委应是他的上级，但赵却经常用枪指挥党。比如下江特委，就因曾对第三军提出批评意见而遭赵的用刑威逼，以至瘫痪。即使北满省委，也要看赵的脸色。对于书记的人选，没有赵的同意是不可能干的下去的。赵对于与他搭档的政委（政治部主任）和与其共事的北满省委书记如李兆麟、冯仲云、金策等，是看作自己的走狗而要求其必须完全听命于自己的。李兆麟在与赵搭档时，为维护大局与团结，更多地采取了迁就与妥协的作法，以维护赵的威信，赵在多种场合对人说起李兆麟时，就一直说李是自己的忠实走狗。这点，李兆麟事后承认自己软弱，检讨了自己过去是以调和主义态度对待赵尚志的。不过，赵尚志听不得半点批评意见，是人所共知的。实际上，冯仲云、张兰生等比李兆麟更怕赵尚志，许多省委作出的决议，赵不同意，省委就没有谁敢往下执行。
　　赵在苏联被解除关押后回到东北，曾以东北抗联总司令的名义下达命令，可这司令是谁任命的呢？却不知道了。有的书中说是苏联人任命的，这就是笑话了。东北抗联的人事一直受北满、吉东、南满等几个省委的任命，因为想与中共中央联系而又联系不上，对上则一直听命于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何曾听过苏联人的任命？生性倔强的赵尚志更是绝对不会理会苏联人的什么任命。但不知到底是怎么的，他却真的就以东北抗联总司令的名义下命令了。先是签署了一道第12号命令，命令撤销第三路军这一组织，要求李兆麟将一切权力交出。后又以通令的形式命令属于周保中第2路军的第5军和第7军均须接受他的领导。好家伙！幸亏杨靖宇的第一路军远在南满，不然又不知他要如何处置呢。东北抗日联军之划分为3个路军是在1936年由驻莫斯科的中共中央代表团的决定，就这么让赵以谁也不承认的总司令名义轻率地给改组了。当然他这命令并没有贯彻下去，没能造成事实，如果真的传达到部队的话，会引起多大的混乱是可想而知的。更有甚者，赵还可以置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明文要求组建松江省委的指示和建议的省委书记人选于不顾，竟自下令组织北满临时省委，并另行指定书记人选。在特别强调党指挥枪的中共军队中，敢于象赵尚志这样干的，很难找到第二人。
　　第三个，是赵动辄以非常手段处理党内矛盾，突出表现为他对党内同志的扩大肃反与滥杀。赵曾公然宣称，谁反对我赵尚志谁就是汉奸。就因为这个原因，包括冯仲云、张兰生、金策和李兆麟等，在与赵配合工作时，都胆战心惊，百般迁让，以至到后来在党内民主生活中都不得不承认在与赵的关系处理上表现出无原则的软弱，因为他们都怕赵的肃奸，怕赵杀他们的头。在赵率三军与四军联合作战时，就因为看中了四军一个主力团的精良装备，便毫无道理地将该团以武力缴械，并将团长苏衍臣杀死。四军军长李延禄为避免党内武装自相残杀，也只有连夜转移部队，退避三舍，忍痛求全。如果李延禄也采取和赵一样的作法，那不知会酿成怎样的后果。1939年，被错关了1年多的赵尚志与第六军军长戴洪滨、第十一军军长祁致中率领100来人的队伍返回东北，但不到10天，赵就将在苏联关押期间与自己有过争吵的祁致中无端杀死，令许多将领为之胆寒。这期间，赵还以东北抗联总司令的名义命令周保中、李兆麟、冯仲云、高禹民、金策、许亨植、张兰生等来他的总司令部开会，而这几个人，却早已进入他的肃反名册。赵命令部下，这几个人如果不到会，可采取强迫手段使之到会，“首先是日寇狗徒托派分子周保中，其次是李兆麟、冯仲云等人”。当然，最终没有人来，也没有人敢来，就连受命要将上述几个奸细强行带来的戴洪滨，也再不敢回来了，这肃反锄奸的工作也就没能实施，不然，东北抗联的历史将会怎么写下去，真不敢想象了。
　　不理解为什么赵尚志要怀疑那么多的同志为奸细，这显然让他越来越走向孤立。在北满省委第10次党委会上，就列举了“说李兆麟、冯仲云、周保中等是日寇奸细；张兰生、许亨植、金策都有奸细嫌疑，北满是有系统的奸细组织”，说“38、39年没有越境或没有溃散的北满抗日部队都有奸细关系”，以及“企图捕杀冯仲云、高禹民、李兆麟、许亨植、张兰生、金策等……”
　　当然，这个决议中的许多用语，比如“反党行为是有一贯的历史根源的”，比如“猖狂地要反对党的整个组织”等，今天看来，是不切实际的，是明显定性过重了。但赵认为周、李、冯、张、许、金等当时几乎全部的北满省委要员及活动于北满的抗联主要将领都是日寇奸细的作为，则是不争的事实。
　　就是根据以上几个方面的问题，在经过北满省委从冯仲云，到张兰生，到金策共三届班子历时四年多的反复会议准备后，1940年1月，中共北满省委作出了永远开除赵尚志党籍的决定。
　　又一次失去党籍的赵尚志感到了孤独与无助。在这时，恰恰是被他称作首恶的“日寇狗徒托派分子”周保中，向他伸出了友谊之手。周一面向北满省委去信，请求对赵尚志不要在开除党籍的前面加上“永远”二字，以能给他一个改正错误的机会；一面和赵尚志进行了长时间的谈心，对赵尚志提出了许多诚恳的但又是严肃的批评。赵尚志向周做了检讨，承认了自己的错误。周又向北满省委提议，请求赵尚志到第二路军担任副总指挥，以求继续发挥其军事才能。北满省委同意了上述意见。4月，赵尚志到由周保中任总指挥的第二路军任副总指挥。?nn<\rG-
　　但没过多久，已是第二路军副总指挥的赵尚志又将主要精力用于内部肃奸，弄的第二路军人心惶惶。1941年11月，指挥部直属部队总结全年工作，召开了直属队党员大会，形成了“1940年11月6日第二路军总指挥部直属部队党员会议草案”，而这其中，就有要求上级党“迅速对赵尚志加以审判，并要求与以严厉的处置”的决议。不过周保中仍然表现的很宽容。他向上级党提出了两个想法，一个是要赵尚志离开第二路军，并把赵尚志再送到苏联去；一个是撤回在1940年春他给北满省委的信中所提出的不要永远开除赵尚志党籍的请求。到苏联之后，李兆麟和周保中都坚决不同意赵尚志到抗联人员的集训所在地——北野营，而要求苏联将他送到农庄或工厂中去接受群众的教育。于是，孤独悲壮的赵尚志最终被排斥在党组织与抗联这个大家庭之外。
　　以上就是赵两次被开除党籍的大致经过。基于此，我坚决地不同意目前许多关于赵尚志的作品中说赵是受到左的路线迫害的说法，不同意赵是因为抵制左的错误路线而蒙冤的说法。
　　对于1982年恢复赵的党籍，我认为是正确的。但不能因为这次恢复赵的党籍是正确的，便否定原来开除赵党籍的决定。赵两次被开除党籍，特别是最后一次被开除党籍，用今天的视角来看，往最坏处说也只能算是处分过重。如果非要为了拨高赵而说其被开除党籍是错误的决定，那么，在开除赵的党籍中起到决定性作用的金策、张兰生、冯仲云、李兆麟、周保中等，又该作何评价呢？
　　因为现在的时尚是人们都讨厌左的东西而宁愿靠右一些，于是有些人杜撰中共历史上的人物，要是喜爱他，就说他是反左而靠右的。大概许多人感觉赵先后那么多次被开除党籍，又在其牺牲后那么多年才给予恢复，因此为他抱不平，因而就产生对他的同情和喜爱，所以许多影视文学等就主观地把赵描写成了极左路线的受害者，描写成了反对极左错误路线的英雄。其实正相反，赵的几次受到党纪处分恰恰主要是因为他的极左。这大概会令许多习惯于想当然的地滩文学作家很失望。
　　我从不否认赵尚志作为民族英雄应该值得永远歌颂与纪念，我也承认赵是忠于革命一心向党始终不渝的，这从他两次被国民党当局逮捕在狱中坚贞不屈的表现上是充分地说明了的，在他几次被开除党籍后所表现出的痛苦和不懈追求上是可以认定的。我还承认赵是百折不挠地坚持抗日的，在1938年初之前，赵所领导的抗联第三军，在松花江上游的珠河、宾县，到松花江下游的罗北、绥滨；在松花江南岸的依兰、勃利，到北岸的庆城、木兰、海伦等20多个县境之内，曾给日寇以重创，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但自1938年后，赵受到了一系列的挫折。这一系列的挫折之所以产生，有大环境的其他的原因，也与赵本人性格上的缺点不无关系，与他本人在党性原则上所犯下的严重错误不无关系。但不管怎么说，赵是将一腔热血洒在了为祖国求生存为民族争尊严的抗日战场上的，在被日寇俘虏后表现的大义凛然，威武不屈，最后壮烈殉国，这都是永远值得我们敬仰的。
　　为贤者讳我是赞成的，赵当之无愧称得上贤者。上面所说的存在于赵身上的缺点，本来应该讳去不说的。我之所以要说，是看不惯那些将污点硬说成是亮点的胡编乱造，是看不惯那种将极左硬说成是反左的是非颠倒。因为这样做，是对历史的极端不负责任，对于塑造赵尚志的英雄形象也是有百害而无一益的。
　　

作者: 宇航 时间: 2009-11-17 13:00

看来就从那个时候开始，就党内派系斗争激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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