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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史义军：洪广思的杰作《一个小学生的来信和日记摘抄》 [打印本页]

作者: 李旧苗 时间: 2009-12-29 14:48 标题: 史义军：洪广思的杰作《一个小学生的来信和日记摘抄》

洪广思是北京市委大批判组的笔名
洪广思是北京市委大批判组的笔名，亦署“中国共产党北京市委写作小组”，其余笔名不详。活动时间1971年到1976年11月。该写作组当年是左右中国舆论、政局重要力量的几大写作组之一，排名在梁效、罗思鼎、池恒之后，与在北京的初澜（文化部）、唐晓文（中央党校）、辛文彤（北京市文化局）、钟佐文等齐名；彼此间常有默契、配合。活动时间比其它写作组都更长。文章经常在《人民日报》、《红旗》、《北京日报》、《历史研究》等报刊上发表。
代表作有《批判唯心论的锐利武器——学习的序言和跋》（《红旗》1971年4期）、《记住社会主义革命时期阶级斗争的历史经验——重读的序言和按语》（《红旗》1971年13期）、《〈红楼梦〉，是一部写阶级斗争的书》（《北京日报》1973年11月23日）、《抓好意识形态的阶级斗争》（《红旗》1974年1期）、《革命斗争需要马克思主义理论队伍》（《红旗》1974年7期）、《阶级斗争的形象历史——评〈红楼梦〉》（人民文学出版社1974年版，冯其庸执笔）、《孔子的反动一生》（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年）、《加强对教育革命大辩论的领导》（《红旗》1976年3期）、《邓小平是天安门广场事件的罪魁祸首》（《红旗》1976年5期）。
洪广思的文章不是单纯说理的论文，而是口含天宪，成为政治学习的常备材料。
余心言(徐维诚)是写作组负责人，上面听命于吴德。成员为红学专家的冯其庸、历史学家李文海、文史专家曹子西、伦理学家罗国杰等人。
与其它写作组活动都止于1976年10月不同，该组直到同年11月还曾一度有文章发表。在揭批清查中因属于“与林彪、‘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活动有牵连的人和事”，而被列为北京市委机关清查重点之一受到严厉的对待。但这并未影响其成员日后展露才华，仍受重用。
北京一个十二岁的女孩子成为文化大革命中的著名人物
黄帅是海淀区中关村第一小学五年级的学生，1973年9月，她在学校里与老师发生了一些矛盾。家长知道后，在“来信和日记摘抄”发表前两个月，即1973年10月间，进行了频繁的活动。
10月16日，黄帅家长到中关村一小找班主任谈话。这时正是黄帅和班主任的矛盾比较“尖锐”的阶段。可是黄帅家长在班主任面前，根本不提及那个黄帅同老师之间的关系问题，只是问班里的同学对这个黄帅有什么意见。同时，他背着班主任，向在校的同学们调查班主任是不是学校领导成员，是不是党员，并向同学们发泄他对班主任的不满。
10月18日，黄帅家长给中关村一小党支部和班主任老师写了一封洋洋数千言的信。说什么“黄帅在日记中说出自已对老师的意见，如果在文化大革命前是不可想象的”，“反潮流的革命精神具有深远的意义”。他“写这封信也不是黄帅一个孩子的教育问题，通过这件事的解剖，有许多问题是值得引起人们的研究”。
10月19日，黄帅家长又跑到海淀区教育局“反映情况”。他从那里听到了“师道尊严”这个词，但不解其义，回到本单位立即向一个同志询问“师道尊严”是什么意思。于是，在10月20日的“小学生”日记上，“师道尊严”这个词就第一次出现了。
10月21日，用小学生署名的反“师道尊严”的“来信”，便以“难道还要我们毛泽东时代的青少年再做旧教育制度‘师道尊严’奴役下的奴隶吗?”这样一句上纲很高的话作结尾，一式几份，分别寄给《人民日报》、《北京日报》、《文汇报》、《北京少年》。
主持《北京日报》工作的写作组负责人批准把这封信登在了内部刊物上，恰恰迟群和谢静宜知道了这件事情。迟群、谢静宜找黄帅谈话说，你反映的问题不是你和你老师之间的关系问题，这是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的问题。在余心言的主持下将黄帅的日记按照反“师道尊严”的需要加以整理，1973年12月12日在《北京日报》刊出并加编者按。来信全文如下：
我是中关村第一小学五年级二班学生。九月听了红卫兵节目报道的兰州十四中学红卫兵帮助教师的事迹，受到启发，随后我给老师写了三篇日记提意见。顿时，师生关系紧张起来，老师批判我“拆老师的台”、“打击老师威信”、“恶意攻击老师”。我认为，老师是“压制民主”，“打击报复”。这星期班上可热闹了，老师上课的主要任务就是鼓动同学训斥我，我去上课就是准备挨整，老师拍桌瞪眼在班里说：“直到现在，我还是公开号召同学们和黄帅划清界限”，“跟黄帅一起跑的人立场站错了”。班里还出了板报，点名批判我的日记。平时每日换一期，这期板报老师宣布登一星期并对板报组表示“感谢”。最近，班里同学在老师的率领下，不断对我嘲笑讽刺，大轰大哄地进行围攻，甚至个别同学提出把我“批倒批臭”的口号。我是红小兵，热爱党和毛主席，只不过把自己的心里话写在日记上，也表示了日记中是有缺点的，如个别用词不当影响了老师的尊严，可是近两月老师一直抓住不放。最近许多天，我吃不下饭，晚上做梦嚎声惊哭，但是，我没有被压服，一次又一次地提出意见。
究竟我犯了啥严重错误？难道还要我们毛泽东时代的青少年再做旧教育制度的“师道尊严”奴役下的奴隶吗？
海淀区中关村第一小学五年级二班学生黄帅
一九七三年十月二十一日
日记摘抄全文如下：
一九七三年九月五日
今天，我班的ＸＸ同学犯了错误，当老师问他情况，他带理不理，不像承认错误的样子。我看他那样，无意识的笑了一笑，老师把我叫起来，批评我不该笑。这点我虚心接受，一定改正。但是老师说：“有同学反映你和ＸＸＸ……，你内心非常爱听ＸＸＸ骂。”这句话我不能接受。我敢发誓：除了他骂我，我跟他顶嘴以外，我再也没有和他瞎逗过，今天的日记如果错误了，请批评指正。
九月七日
今天，ＸＸ没有遵守课堂纪律，做了小动作，老师把他叫到前面，说：“我真想拿教鞭敲你的头。”这句话你说得不够确切吧，教鞭是让你来教学，而不是让你用来打同学脑袋的。我觉得你对同学严厉批评很多，耐心帮助较少，拍桌子，瞪眼睛，能解决思想问题吗？希望你对同学的错误耐心帮助，说话多注意些。
九月二十八日
今天，老师批评我给他提意见。对不起，以后我有意见，还是要提的，像今天老师骂我装病，这就是唯心主义。ＸＸＸ的椅子丢了，站着上课。算术老师把老师上课时坐的椅子借给ＸＸ坐，这种关心同学的精神值得我学习。第三堂课时，你不应该把椅子夺回来自己坐。
十月十三日
今天，ＸＸ在课上向老师提意见，老师说是我起的头，说我提意见纯粹是为了拆老师的台，降低老师的威信。同学应该正确接受老师的批评，老师应该冷静考虑同学的意见。
十月十八日
今天，老师在全班又批评我。我对老师的意见有些是能够接受的，但不能接受的很多。如“黄帅你也真表帅，从小就表帅，太帅了”，这不是讽刺是什么？你还说：“黄帅从现在起不许打篮球”，……我感到这更是报复行为。
十月十九日
最近我是天天受老师和同学的训，以下就是老师对我批评中的语言：“听校外群众说：中关村一小出了一个反潮流者，好家伙，这事儿都传到社会中去了”；“在这次斗争中，你当不了张铁生那样的人物”；“直到现在我还是号召同学对黄帅的错误要批判，不要跟着她跑，要和她划清界限”。“黄帅你这样折腾，也是没有好结果的。”
《北京日报》编者按全文如下：
我们热情地向读者推荐海淀区中关村第一小学五年级红小兵黄帅同学（女）的来信和日记摘抄，希望引起大家的讨论，这个十二岁的小学生以反潮流的革命精神，提出了教育革命中的一个大问题，就是在教育战线上，修正主义路线的流毒还远没有肃清，旧的传统观念还是很顽强的。
在教育革命深入发展的大好形势下，我们千万不能忘记教育路线上两条路线、两种思想斗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黄帅同学提出的问题虽然直接涉及到的主要是“师道尊严”的问题，但是教育战线上修正主义路线的流毒远不止于此。在政治与业务的关系、上山下乡、工农兵上大学、“五·七”道路、开门办学、考试制度、教师的思想改造、工人阶级领导学校等问题上，也都存在着尖锐的斗争，需要我们继续努力作战。在这一场战斗中，革命的教师和学生是同一个战壕里的战友，要互相支持，团结起来，共同向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开火。我们希望大家都要当教育革命的促进派，而反对那种促退派；要当动力，而不要成为阻力，更不要站在支持运动的对立面。毛主席教导我们：
“进行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要依靠学校中广大革命的学生、革命的教员、革命的工人，要依靠他们中间的积极分子，即决心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有了许许多多像黄帅这样的积极分子，把教育革命进行到底就大有希望。学校的领导和革命的教师、包括在教育革命中有一些缺点或者有些错误而愿意改正的同志，都应当积极投入这场斗争，坚决支持教育革命中出现的革命的新生事物，热情地欢迎和支持这些可爱的革命小将，帮助他们永远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前进。我们要认真学习十大文件，贯彻十大精神，用党的基本路线武装头脑，深入批林整风，批判修正主义，批判资产阶级世界观，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下，在提高路线斗争觉悟的基础上，总结工作，搞好教育战线上的斗、批、改。要警惕修正主义的回潮。在斗争中，要认真执行党的政策，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区分正确与错误。要把革命精神和科学态度结合起来。在教育革命中，还要注意维护按照毛主席的教育革命路线建立起来的无产阶级的教学制度、纪律和秩序。希望大、中、小学的干部、教师和同学们把在这一关键中的经验、体会，以及对于各种错误观点、错误倾向的批判文章写给我们，以便在报纸上开展广泛而深入的讨论，从而推动教育革命的发展。
12月28日，姚文元指使《人民日报》的鲁瑛转载了《一个小学生的来信和日记摘抄》，并加编者按语。编者按全文如下：
十二月十二日，《北京日报》发表了红小兵黄帅的来信和日记摘抄，并加了按语。现转载如下，供同志们学习研究。
黄帅敢于向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流毒开火，生动地反映出毛泽东思想哺育的新一代的革命精神面貌。像她这样的青少年，在我国何止成千上万。
在批林整风运动中，我们要注意抓现实的两个阶级、两条路线、两种思想的斗争，对教育战线的干部、革命师生和学生家长进行深入的思想和政治路线教育，反对修正主义，坚持无产阶级的政治方向。
同时要认真总结教育革命的经验，依靠决心把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进行到底的积极分子，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坚定不移地实践毛主席的教育思想和各项政策，使青少年们更加朝气蓬勃地成长起来。
此后，各地报刊、电台、电视台大量传播《人民日报》编者按等材料。国务院科教组还用电话通知各省、市、自治区教育局，组织学校师生学习这些材料。于是，在各中小学中迅速掀起了“破师道尊严”、“横扫资产阶级复辟势力”、“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回潮”的活动。有的地方也树立了本地的黄帅式的反潮流人物。一些学校出现了干部管不了、教师教不了、学生学不了的混乱局面，学校为建立正常教学秩序所采取的措施、教师对学生的严格管理被指责为搞“师道尊严”、“复辟回潮”。
来自内蒙的不同意见
对这种作法，许多群众不同意、不赞成，提出了看法。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十九团政治处宣传干事王文尧、放映员恩亚立、新闻报道员邢卓三人，以“王亚卓”为笔名致信黄帅，提出了尖锐的不同意见。1974年2月11日，《人民日报》在“反潮流是马列主义的一个原则”的通栏标题下，发表了黄帅复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十九团政治处王亚卓的一封公开信，并加编者按语。编者按全文如下：
革命小将黄帅的来信和日记摘抄在报纸上发表后，广大师生和群众都积极支持黄帅的反潮流革命精神，热烈赞扬在毛泽东思想哺育下一代新人茁壮成长。但是，也有人很看不惯，出来指责。王亚卓同志就是一个。黄帅同学写了信，对他的错误思想一一加以批驳，说得有理，驳得有力，值得一读。
这件事情反映出教育战线上两条路线、两种思想的斗争，仍然十分尖锐。是前进，还是倒退？是坚持革命，还是折中调和？是扶植和发展革命的新生事物还是对它横加指责？这是进一步发展教育革命大好形势必须解决的重要问题。教育战线广大师生要在当前的批林批孔斗争中，联系现实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重温毛主席关于教育革命的一系列指示，肃清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流毒，把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进行到底。
《黄帅的一封公开信——复内蒙古生产建设部队十九团政治处王亚卓同志》全文如下：
王亚卓同志：
“请认真想一想吧，黄帅！”看到你来信的开头语，使我不平静地读了好几遍，和你一样，我对你的来信也“想了许多问题”。报上发表了我的“来信和日记摘抄”，引起你给我这封不平常的来信。春节几天，我向学校党支部作了汇报，并同父母一起学习了毛主席的有关教导，反复研究了你提出的意见和你同我们的分歧。欢迎你对我这封信继续提出批评。你的来信提出了一些引人深思的问题，如当前教育战线上有没有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修正主义路线的流毒是否肃清了？要不要少年儿童参加教育革命？他们能不能革命？是把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进行到底，还是已经过了头？这些原则性的问题站在不同的立场上有着不同的回答，这正反映了教育战线上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进行着你死我活的激烈搏斗。
毛主席教导我们“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你来信说：“黄帅，我向你提意见，不单是对你个人的作法谈看法。现在许多学校里，老师们都成了谨小慎微的君子，学生动辄就是大字报，谓曰：‘反潮流’、‘做教育革命的闯将’，其实这是一股很不好的潮流”。我认为，我们根本的分歧就是当前教育革命的形势是“好”，还是“糟”？我们全班、全校、北京市和全国都出现了如《元旦献词》指出的——教育战线出现了生气勃勃的革命景象。过去是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流毒使师生对立；今天是毛主席的革命教育路线使师生重新团结、战斗在一起。现在我的班主任老师革命干劲更大了，他说：“教育革命对我加强了世界观的改造，为培养革命接班人做好无产阶级的教育工作起了极大的作用，永远不忘记受到的深刻教育。”他已成为我们的好战友、好榜样、好“班长”。有一位过去教过我的老师还主动来班征求意见，全班同学热烈鼓掌，这位老师感动得热泪盈眶。班上，同学们写出的大字报、小字报一批又一批，纪律自觉遵守，劳动不怕出汗，学习质量提高，后进的同学也赶上来了，成为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的红领巾班。面对这样的大好形势，不是拍手叫好，而是埋怨指责，这只能说明自己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你说：“继你之后，又出来个辛苦愚，说的话更是没道理”，还说在报纸上“我们要看的是批判修正主义的文章，不要看到指责老师的文章”。看来你真的是一个既“关心”批修又“同情”老师的人了，因为我日记中用了“对不起”等词，却引起这位很善于“同情”的人怒火万丈，什么“迫人太甚”、“态度大错特错”、“何不也检查检查自己”、“自己做事没从路线出发”、“师长式的学生”、“学生就能把老师当敌人”……甚至“学道尊严”都上了阵。你的创造是从哪一家的“圣经”里捡来的？在你的眼下，我们毛泽东时代的红小兵是一群“纠缠枝节”、“坏了大事”的顽童，快点来个“高姿态”、“心平气和”、“诚心”地跪倒在孔老二的门徒面前才有出路。你所宣扬的不正是从二千多年前孔老二僵尸中贩卖的“仁”吗？想让我们这群毛孩子要学会“克己复礼”，甘心当被奴役的工具。每当“儿童团”起来革命，刘少奇、林彪一类政治骗子就抱着黑“修养”、“天才论”哇啦啦地叫起来，你爱什么？恨什么？不是很清楚嘛！
在教育革命深入发展的大好形势下，千万不能忘记两个阶级、两条路线、两种思想依然存在着尖锐和复杂的斗争。毛主席说：“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资产阶级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幻想着有朝一日“变天”，我们万万不能对阶级斗争丧失警惕性。什么“关键是矛头指错了”，我们红小兵心向党，毛主席指向哪里，我们就战斗到哪里，拿起笔做刀枪，杀向批修战场，把林彪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批深批透，把孔老二的旧传统观念打得落花流水。我们就是要起来造旧世界的反。你说“只具有反潮流精神的人还不能取得群众支持的资格”，算了吧！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在幼芽嫩弱的新生事物面前采取高压、怀疑、恐吓的态度，正如列宁所训斥的——“这一切实际上是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手段，是保护资本主义而反对社会主义。”在革命滚滚向前的洪流中，资产阶级老爷们发出悲哀的嚎叫，挽救不了自己灭亡的命运。
你是一位政治工作干部，来信说：“出于关心上层建筑领域里的革命之心说几句话”，你关心的是无产阶级革资产阶级的命，还是资产阶级革无产阶级的命？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道路是判断“香花”还是“毒草”的政治标准，你把我们革命的师生引向分裂、把我们从教育革命前进的大道上引向刘少奇、林彪利用孔老二搞资本主义复辟的邪路，如果不是别有用心，也是一个政治上的糊涂虫。你的话同资产阶级复辟势力的语言是多么相似！希望你立即猛醒！
你对我“要说的话很多，强收住笔”，的确我们的分歧是存在的，是严重的大是大非不可调和的分歧。林彪一伙妄图改变党的基本路线和政策，开历史的倒车，办不到，办不到！在十大精神鼓舞下，我们青少年就是要发扬“五敢”精神，要斗，要狠狠地斗，才能坚持进步，坚持变革，坚持革命！
你的来信帮助我认识到，在革命大好形势下，还要保持清醒的头脑。最后我要把手拍得最响，把声放得响亮，为教育革命大好形势拍手叫好！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红小兵　　黄帅
一九七四年一月二十六日
黄帅的信发表前，经迟群、姚文元、王洪文、张春桥、江青看过，迟群在王亚卓的信上批道：“完全是反革命复辟势力的语言”，“要革命就有反革命，革命就是要革反革命的命。” 江青对标题作了修改，并提出：“版面排突出些，生动活泼些。”黄帅的公开信发表后，王文尧、恩亚立、邢卓被诬为资产阶级复辟势力的代表，遭到批斗、隔离审查，下放连队劳动。
《周恩来年谱》认为：《人民日报》编者按语提出：“‘要敢于向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流毒开火’，‘注意抓现实的两个阶级、两条路线、两种思想的斗争’。矛头针对周恩来。”[1]
一九七八年初，一些中小学教师联名投书《人民日报》，对长期不认真揭批“四人帮”制造的“来信和日记摘抄事件”，义正辞严地提出了批评。《人民日报》为此展开了调查。’调查结果说明，所谓小学生的“来信”，完全是在小学生家长的指令下制造出来的。也可以说，“小学生的来信”，实际是“小学生家长的来信”。在事件的发生地——北京中关村一小，一些教师当时就曾气愤地指出：“这完全是一出戏。”《人民日报》在《揭穿一个政治骗局——(一个小学生的来信和日记摘抄)真相>一文的编者按中指出：“所谓《一个小学生的来信和日记摘抄》，完全是适应‘四人帮’篡党夺权的反革命政治需要，蓄意编造出来的，是一个政治骗局。”调查报告最后说：“在这个事件中，小学生是无辜的，是受害者。现在彻底揭露‘四人帮’炮制这个事件的罪行，还历史以本来面目，也是为了清除‘四人帮’给小学生造成的压力，并使小学生从这个事件中吸取有益的教训。”

[1]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第639页。

作者: 李旧苗 时间: 2009-12-29 15:16

余心言(徐维诚)是写作组负责人，上面听命于吴德。成员为红学专家的冯其庸、历史学家李文海、文史专家曹子西、伦理学家罗国杰等人。

徐惟诚（余心言），后任《北京日报》社长、北京市委宣传部部长、北京市委副书记、中宣部常务副部长等职。
冯其庸，后任中国艺术研究院副院长，红学会名誉会长。
李文海，后任中国人民大学党委书记、校长、中纪委委员，中国史学会会长。
曹子西，后任北京市委宣传部理论处处长，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副院长。
罗国杰，后任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中国伦理学会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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