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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李亚宁：我的父亲李天佑与林彪 [打印本页]

作者: 李旧苗 时间: 2010-2-10 14:59 标题: 李亚宁：我的父亲李天佑与林彪

1971年“9·13”事件后，林彪从党的副主席，党章规定的毛泽东的接班人一下变成“全党共讨之，全国共伐之”的千古罪人。对林彪及其死党“黄吴叶李邱”的揭发和批判，也连带到对其他和林彪有过历史关系的各种人的评价、猜测、揭发甚至撤职审查。
我父亲李天佑是在1970年的9月底病逝的。去世前的职务是军委办事组成员、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因为父亲病重没有参加那一年的庐山会议，只是在住地听了总政李德生主任向他传达会议精神。后来有人宽慰我们，“你爸爸不死，也要受牵连的”。甚至有人说过，“你父亲如果不是走得早，说不定也会成为黄吴叶李邱后面的第六个人”。父亲的死是悲哉？幸哉？
父亲最早在林彪领导下工作，是在1936年红军东征前到林彪任军团长的1军团4师10团任团长，政委是杨勇。在这以前，他在彭德怀指挥的3军团，从连长到副团长、团长，不满20岁当了3军团5师师长，曾在突破湘江战斗中和师政委钟赤兵指挥红5师担任阻击任务。全师3000多人激战三天两夜，打下来剩1000人。再之前，是参加邓小平和张云逸领导的广西百色起义，跟随红七军转战到江西中央苏区根据地。
1937年9月25日，父亲参加了平型关战斗，这是他一生中又一个亮点。当时他是林彪和聂荣臻指挥的115师343旅686团团长，副团长(政委)是杨勇。686团作为主攻团，担任“拦腰斩断”任务，果断夺取了老爷庙，保证了整个平型关战斗顺利进展。翌年4月，父亲升任343旅代旅长，政委肖华，参谋长陈士榘，下辖杨得志的685团、杨勇的686团和邓克明的补充团共三个团。
1939年6月，父亲与刘亚楼、杨至诚、钟赤兵、谭家述和卢冬生等6位红军高级指挥员赴莫斯科治病和在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林彪当时也在苏联治病，并且是我们党在苏联的负责人。离开战火硝烟的战场和简单紧张的集体生活，处在异国他乡和平舒适的生活环境中，让他们有机会从容地在一起生活、在一起交流。
1962年夏天，广州军区在湛江开军区党委扩大会议。正好放暑假，我们孩子都过去了。一天晚饭后，听父亲讲到他们1941年夏从苏联回国，同行数人经由蒙古乌兰巴托进入中国。走到绥蒙大青山，因受到日军的封锁阻拦，无法逾越，他们不得已返回乌兰巴托。事后林彪批评他们“怕死”。
1944年春父亲回到延安，1945年参加了党的“七大”。过后没有多久，就与一批领导干部乘美国人的飞机前往太行山的129师师部。最近从江华的儿子虞大江那里看到那次我父亲他们临上飞机前的合影，每个人军装上都套着降落伞背带。父亲旁边的一个人就是林彪。与送行的人相比，他们没有一个有笑容，表情都很严肃。他们明白，这架飞机将要送他们重返战火纷飞的前线。延安，什么时候再见？前面，又有什么任务在等待他们？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后来辗转到东北。从黑土地开始，父亲重回林彪手下投入了解放战争。
“在东北时，天佑同志曾经救过林总一命”。这是父亲去世后的一天，在京西宾馆叶群跟母亲说的，当时我们几个孩子也在场。叶群所说是父亲在松江军区工作的时候，一次陪同林彪出去看地形，天晚路过一个村庄就宿营了。父亲因为了解到村后有一条河，担心万一有土匪偷袭，背水作战会很危险。当时东北土匪很猖狂。父亲因此没有睡好觉，天不亮就叫醒林彪上路。结果他们刚过了河，土匪就追过来了。当地的县大队在河对岸和土匪交上了火，掩护他们甩掉了土匪。我们从来没有听父亲讲过这件事，看母亲的反应好像也是第一次听说。
我曾有好几次想去请当年一起看地形的阎仲川叔叔回忆这一段历史。但是一想，救的是林彪，故事又是从叶群嘴里说出，让别人听起这个故事会有什么反应呢？
有人说，李天佑是林彪的爱将。我理解，这是指战争中林彪对父亲的重用而言。有这样几个例子：
一是我父亲换万毅任1纵队司令员。1947年4月，林彪罗荣桓调父亲从松江军区司令兼哈尔滨卫戍司令到1纵队当司令员。东北1纵是东北民主联军的主力部队。按照当年辽沈战役结束后，东北野战军(由东北民主联军改名)总部对所属各纵队的战斗评语，1纵的1师和2师是“主力的主力”。万毅是东北军出来的，东北讲武堂毕业，年龄也比父亲大不少。李天佑曾经是1纵的老底子686团的团长，平型关一仗威风八面。万老将军也不含糊，1纵的主力是他从山东根据地发展起来的。两年前跟着罗荣桓跨海从山东带到东北，现在要把他调走他舍得吗？从后来万毅本人的回忆录中我们才知道，开始调他离开1纵到别的部队，很不情愿，要求留在老部队，并请别的领导帮他做林彪的工作。后来林彪同他谈话，同意留在1纵，改任政委，并嘱咐万毅“可以不做政治工作，但是要学打仗”。万毅明白，林彪是要他跟李天佑学打仗。
二是三战四平和四战四平。1947年经过东北民主联军春季战役予国民党军严重打击后，敌我形势起了很大变化。为了实现外线作战，从根本上扭转东北战局，林罗决心展开大规模的夏季战役。四平是东北中部主要交通枢纽，是东北的战略要地。四平在日本人占领时期就建立了永久性防御工事，后来国民党守军陈明仁部又再做加固。我军初到东北后不久曾和国民党军队在四平交过两次手，这次是第三次，所以叫三战四平。守城主力是陈明仁的71军，虽然不是蒋介石嫡系，但军长陈明仁是黄埔一期学生，在蒋介石东征打惠州战斗中勇猛异常，也是彪炳青史的。林罗首长命1纵、7纵及6纵一个师，加强五个炮兵营围攻四平守敌，攻城部队统一由1纵我父亲和万毅指挥。在做战斗动员时，我军政治机关就提出“活捉敌71军军长陈明仁记特等功”；先突破敌主阵地、先占领敌指挥所就授予“四平部队”光荣称号。部队的士气可以说足“嗷嗷叫”。
这次四平攻坚战打得很艰苦，但没有达到预期目的。在发起总攻后15天久攻不下，敌人援兵临近，林彪命令攻城部队撤出战斗。此次四平攻坚虽给敌人沉重打击、震撼了敌人军心，但是却没有完全解决战斗，没有拿下四平城，部队损失很大，光l纵就伤亡4千余人。当时部队的怨气和牢骚话很多。作为主要指挥员的父亲，精神压力是很大的。都到上世纪八十年代了，父亲一个当年参加过三战四平的老秘书当我母亲面，说到这次战斗，倒是很直爽地对我说，“你爸爸在苏联吃了洋面包，到东北急于打几个好仗”。可想而知，当时的气氛下，这一类的风凉话还不是更多？父亲曾在亲笔写的自传中谈到当年心中的压抑，到了“都不爱说话了”的地步。
四平之战失利后，林彪于7月13日写了一封信给父亲：
天佑同志：
总部2日关于夏季攻势经验教训总结电，盼切勿草率看过，而应深切具体地研究，使今后思想有个标准：要把实事求是的原则，一切决定于条件的原则(这个原则我同你谈过)，革命的效果主义的原则，实践是正确与否的标准的原则，加以很好的认识。你是有长处的，有前途的，但思想不够实际。夏季攻势中。特别是四平战斗直至现在，从你们的电报和你们的实际行动的结果上看，表现缺乏思想，缺乏见识。为了今后战胜敌人，盼多研究经验和学习毛主席的军事思想。凡一切主观主义的东西，无论他是美名勇敢或美名慎重，其结果都要造成损失，而得不到胜利的。正确的思想的标准，是包括实践在内的唯物主义，反对唯心主义，在军事上要发挥战斗的积极性，而同时必须从能否胜利的条件出发。凡能胜利的仗，则须很艺术地组织，坚决地打；凡不能胜的仗，则断然不打，不装好汉。如不能胜的仗也打，或能胜的仗如不很好讲究战术，则必然把部队越搞越垮，对革命是损失。以上原则，有益于进步，望深刻体会之。这些原则同时也是我正在努力加深认识的东西。
林彪
7月13日
仅仅8个月后的1948年2月27日，东总司下达了再攻四平的命令，即四战四平。“令1纵、3纵、7纵及炮司的4个炮兵团执行攻歼四平守敌的任务，统由1纵首长指挥”(引自《中国人民解放军第38军军史》)。
在我军历史上，甚至世界军事史上，都难以找到这样的案例：前后两次同一地方和目标
的大规模作战，前一次作战失利的指挥员竟然又被任命为后一次作战的指挥员。我始终认为，这是林彪战场用将的经典之作！
当时东北野战军还没有兵团的建制，所以这种兵团性质的战役，就要临时指定指挥员统一指挥。这样一个重大的战役行动，重新起用李天佑负责四平攻城战斗会不会再次失手？不说远的担任打援的2、6、8、10纵队领导，就是直接由李天佑指挥的3纵韩先楚和7纵邓华，
这两位同级的指挥员无论资历还是指挥能力都非同寻常，他们会不会服气？
我认为，林彪和罗荣桓再次启用李天佑可能是基于这样几点考虑：1，从当时我敌双方态势和我军的作战能力上分析，总体上讲，此次拿下四平应该是胜券在握；2，经过对三战四平失利的经验教训总结，李天佑本人和1纵指战员对攻占四平有了成熟的心理和经验上的准备；3，重新启用李天佑是给他一个重树威信的机会，能最大限度地调动其全部潜能，而决不是押宝。
父亲和他的战友果然不负众望，整个四平战斗历时23小时就胜利结束。一个四平城，从我军46年3月到48年3月两年中前后打了四次，今天终于拿下了。我东北的几十万将士终于出了口恶气，父亲也终于解脱了他肩负的巨大压力。四平解放后，历时三个月的强大冬季攻势也宣告胜利结束，整个东北战场的军事、政治形势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我军经过几个月的休整以后，辽沈战役就开始了。
顺带说一下：2005年8月的一天，我见到了应邀到北京参加“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0周年纪念活动”的陈明仁将军的大公子陈扬钊。他是广东省政协委员，已经七十多岁了，我称他“大哥”。我们说起当年四平战斗中他的胞叔陈明信，时任71军特务团的团长，在战斗中被我军俘虏了。我当时胡思乱想，如果真是他父亲陈明仁也被活捉了，我军虽然会多一个“特等功”的个人或集体，但是后来不也会少了一个长沙和平起义的历史功臣？
三是打天津。1948年11月1纵改称解放军第38军。军长李天佑，政委梁必业。12月30日，38军接受了主攻天津的光荣任务。根据命令，38军与39军并肩由天津西向东实施主要突击，此主攻方向统由我父亲和梁必业指挥。38、39军合成一股洪流，猛打猛冲，先期占领会师地点金汤桥，并继续穿插一举占领敌天津守备司令部，活捉天津守备司令陈长捷中将。后来父亲应《红旗飘飘》征稿，写了一篇回忆录《红旗插到天津城》。
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父亲在林彪的指挥下打过不少胜仗，不少大仗恶仗，他所带过的38军在我军历史上也是响当当的。在生与死的较量、铁与血的厮杀中，林彪对他是了解和信任的，父亲同几乎所有他那个时期的战友一样敬重林彪，这是事实。
解放后，父亲先后在广西军区、广州军区和总参谋部担任领导职务。林彪从中南军区司令员，到后来任国防部部长、中央军委副主席、党中央副主席。1969年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党章里被指定为毛主席的接班人。我想，对此父亲肯定是高兴和拥护的。
1966年9月份，部分军队院校的学生也和地方院校一样搞大串联，到处贴大字报大标语。由于父亲到张家口解放军技术工程学院指导过文革运动，保护过学院领导，该学院持反对意见的学生跑到北京，把写着“打倒消防大队长李天佑”的大标语贴到了天安门城楼内墙上。10月1日国庆节上午，在天安门城楼上，毛主席走过父亲面前时，面带微笑地问，“过关了没有？”站在毛主席身边的林彪替父亲回答道，“还没有过关。”毛主席接着诙谐地说，“天佑天佑、老天保佑！”，说完便接着往前走了。
1967年国庆节过后的一天，父亲到林彪家汇报工作。一回来，他就进到母亲的卧室告诉她，林彪准备要他到昆明军区当司令员。林彪说，本来想让温玉成(时任广州军区副司令员)去昆明，怕他镇不住，所以让父亲去，叫温玉成到总参接父亲的工作。“准备年底前搬家。”父亲对母亲象下命令一样说道。当时我17岁，和13岁的弟弟听到这个消息可高兴了，天真地说“可以到西双版纳玩去喽!”
可惜后来没有走成。据说是温玉成到总参后接我父亲的工作一时熟悉不了。当时的总参机关是军内唯一没有乱的机关单位。总参谋部不仅担负着对全军战备、援外等繁重的领导工作，同时还要竭力排除文革中的各种干扰，保证总参机关的稳定和对全军军事工作的指挥不能中断。可想而知，总参当时坚持工作的几个领导的工作量和精神压力都是很大的。
有人问，父亲既然是林彪老部下、爱将，是不是和林彪关系很密切呢？我认为父亲的组织观念很强，他到总参来工作，一直是副职，在有总长的情况下，他会按照组织原则处理工作。父亲的老秘书跟我们说，“你父亲是林彪的老部下，是四野主力1纵的司令。你父亲调到北京后，甚至逢年过节都很少去林彪家(由于身体原因，林彪只在家里办公)”；“你父亲很低调”。
1968年春节的一天早上，我听父母说，上午要带我一起到林副主席家拜年。事情是这样：毛主席的一个远房亲戚，给我母亲写来一封信，请我母亲帮助找找她当年在哈尔滨教育局工作的同事叶群，证明她那时的一个什么事情。正好是春节，父母就商量一起去毛家湾林彪家拜个年。到了林彪家，大家问候几句话后，父亲和林彪在林的会客室坐，母亲跟叶群到叶的会客室坐。我就跟林豆豆到另一个房间看她拿出来的毛主席像章。过了不久，母亲过来说该回去了，在跟叶群和林豆豆告别(没有看到林彪)时，父亲就指着手腕上的手表对母亲说，“你看，我们本来说就坐一刻钟，结果呆了半个小时，打扰林总休息了。”
1969月4月28日，党的“九届一中”通过军委办事组成员名单。继原来的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谢富治、温玉成、刘贤权之后，李德生和父亲增补进军委办事组。父亲因长期工作劳累病情加重，遂在1969年下半年打报告请求休息。在1970年1月接到休息命令后，离开了工作岗位。
1970年10月，父亲病故一个月后的一天晚上，林彪在家里接见我们全家。在向我母亲询问了父亲的病情和后事等一些情况后，林彪说，“天佑同志是忠于毛主席的，对敌人狠，对同志和。干了几十年革命，打了几十年仗。”
在1970年那个特殊的年月，能受到林彪在家里的专门接见应该是我们全家很荣幸的事情。仅仅一年以后，全家人对此事讳莫如深了……
1994年1月8日，在父亲诞辰80周年纪念座谈会上，时任中央军委副主席的张震上将题词“一生忠贞，矢志不渝，英勇善战，我军楷模”。时任国防部部长的迟浩田上将题词“一代名将”。

作者: 老木匠 时间: 2010-2-10 16:55

现在一帮儿孙子们纷纷出笼，拿长辈那点事儿——他们根本就不知道的事情——为长辈更为自己涂脂抹粉。

李天佑，号为小林彪，样子神态都像。最出名的，是他的《首战平型关》一文，当年就在林彪开始确认储君位置前后，由红旗飘飘丛书里转出来到人民日报，各地党报一律转载。这个事情连我这样当年的小学生都记得，当儿子的应该讲一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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