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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曹雷、曹景行:兄弟曹景仲的沧桑岁月——一个有“海外关系”的清华毕业生 [打印本页]

作者: 李旧苗    时间: 2010-2-20 15:33     标题: 曹雷、曹景行:兄弟曹景仲的沧桑岁月——一个有“海外关系”的清华毕业生

曹雷 著名作家、学者、记者曹聚仁之长女。曹景仲的姐姐。演员,译制导演,现已退休。
曹景行 曹聚仁之幼子。曹景仲的弟弟。曾任凤凰卫视时事评论员。现任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及多家媒体时事评论员。


    四十年前的1970年1月30日下午,一声惊天动地的爆炸,冲破了沽源县农机厂的车间屋顶。地上倒下了几个人,其中就有还不到25岁的清华大学毕业分配到县里的曹景仲。四十年后的2010年1月30日上午,他将落葬在上海青浦福寿园,紧挨着父亲曹聚仁的墓地。
    一
    景仲于抗战胜利那年出生于江西乐平,所以有了“平平”的小名,但却没过上几天平顺的日子。1968年10月景仲从清华大学毕业,因为父亲在香港的“海外关系”,因为工军宣团执意要把这批学生哥送到最艰苦的地方接受再教育,他这个冶金系的高材生就被分配到河北省沽源县农机厂当工人。
    紧贴着内蒙古的沽源,今天仍然是国家级的贫困县,当年境况之困苦可想而知。小小的县农机厂,景仲是分去那里的第一个大学生。过了一年,中国与苏联发生边境冲突,1969年春天的珍宝岛之战,把整个中国都推入最高战备状态。沽源地处“坝上”,连着内蒙高原,距离中蒙边境才二百多公里。如果中苏全面开战,屯驻蒙古境内的苏联机械化精锐部队最有可能取道沽源,然后长驱两百多公里就直抵北京城下。
  为了防备“苏修”、保卫首都,沽源全民皆兵,成立战备办公室,农机厂受命试制一批手榴弹、半自动步枪和反坦克的无线电遥控地雷。一无技术,二无设备,三无安全措施,一切白手起家。景仲作为技术人员加入研发小组,因陋就简开始试制工作。经过半年的努力,他们试制成功了遥控地雷、手榴弹和半自动步枪等等的武器,经过现场试验,效果基本理想,有些环节还有待改进,景仲在工作中破解了不少难题。
  二
  这年9月,景仲在磨研火药时,一次雷管爆炸,伤了双眼,左眼几乎失明。我们在他留下的文字中看到他眼睛负伤后,在张家口医院写下的话:“……我本来就是有思想准备的,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总要付出一定的代价……”后来,他回到上海就医,没休养几天,等不及把眼球深部的炸药末子慢慢取出,就戴上墨镜赶回沽源。没想到只过了两个月……
  那是农历的腊月廿三,一个天寒地冻的日子,第二天军分区就要来现场验收他们试制的遥控地雷。为了保证演练成功,副厂长王庆启带着试制小组加班工作,下午4点10分左右,有人不慎触动了雷管,引起爆炸,当时景仲靠得最近,与王副厂长和一位工人当场殉难;另一位工人重伤获救。(此事在2003年出版的由政协沽源县委编撰的《岁月沧桑》一书中有详细记载。)
  时为春节前没几天,沽源气温降至零下30摄氏度。由于当时沽源还没有火葬场,县政府在烈士陵园外面的空地上,用炸药炸开厚厚的冻土层,用红松木为棺,为三位死者落葬。死者都作为因公殉职,未给烈士称号和待遇。但县里的追悼大会开得颇为隆重,数千当地百姓和驻守军人组成了出殡的队伍……
  我们全家赶到沽源,见到的只是从头到脚寸寸白布紧裹的遗体,却再也见不到他的容貌……
    三
  离开沽源时,我们带上了他的一点遗物:四五张带血的十元人民币,出事那天正是工厂发工资的日子;还有他的一些文字和他拍的照片。
    景仲对命运的这种安排似乎并不躲闪。他是清华大学那批毕业生中最后分配的,所去之处也是条件最苦最差的,但他欣然接受。景仲到了沽源,很快就把自己融入长城外的坝上草原。我们在整理他的文字中找到他写的几首诗,其中一首写道:
  遣情神州风和笳,
  立志塞外雪涤颜。
  天意何期相逢时,
  一身早换工农衫。
  还有“若问此生何处老,张家口外铁水溅。”这样的诗句。
  有一首诗题于他在长城上拍摄的照片背面:
  幼时最恋长城图,
  谁料此根城下栽。
  白云青山能作证,
  我血亦不负轩辕。
  最后那句从鲁迅名句“我以我血荐轩辕”演化而来,却成了血性男儿的明志遗言,一语成谶。
  他给我们的信中,讲到他已经学会了骑马,经常清早就和一位老牧民去草原上放羊。后来他又告诉我们,他已经和那位老人的女儿订了婚。景仲的未婚妻姓王,是个朴实敦厚的当地姑娘,在县城里的照相馆工作,景仲喜欢摄影,常常去照相馆冲印自己拍摄的照片,两人相识后很快就有了感情,定情之物是几双袜子。那年他眼睛受伤回到上海治疗,把家中一些破旧家具略加整修,托运回沽源。他离开这个世界时,也带走了他对未来小家庭的美好构想。
  后来许多年,母亲更把小王当做自己的女儿。小王后来到张家口工作,她留在沽源的父母,还一直照看着景仲的坟墓,清明时分还做上几个菜,放在景仲墓前,直到小王父亲病逝,母亲也到了张家口。2005年夏天,我们开始筹划景仲迁葬之事,不料就在那时,小王的妹妹来电话说,小王在张家口遭遇车祸去世,令我们惊愕而长叹。而景仲的迁葬,也推迟到了今天。
  四
  我们决定把景仲遗骨火化后带回上海,因为他毕竟是上海长大的孩子。他一岁从江西到上海,初中读虹口区的复兴中学,高中读静安区的育才中学。他5岁就读书,聪明好学,平时花在功课上的时间却不多,但兴趣广泛,性格活跃。
  当时,曹雷已进上海戏剧学院学习,父亲常年在香港工作,母亲忙于照顾家务和家中三位老人——奶奶和外公外婆,没有精力在学习上给他更多的关注。而他,却靠着自己努力,一举考入了清华大学冶金系。
  进了清华大学后,景仲暑期都留在北京学校里。他给自己放三天假,尽情地玩,还把在京的亲戚家的孩子带到校园里一起玩耍;其他时间,他就给自己安排课程表:读书,或者学习他认为需要的东西。他原来是学俄语的,这时他又自学起了英语和日语。除了学习专业,他更喜欢动手实践:他给曹雷装过矿石收音机;有一年春节他回上海探亲,带回的礼物是他自己捶打出来的两把铁榔头。他爱拉琴,爱唱歌,曾是清华学生合唱队的成员,参加过《东方红》的演出……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清华北大处在风口浪尖,风云变幻,因为家庭出身,景仲没有被卷进政治漩涡的中心,但他仍然受到时代的激荡。大串联时,他搭火车绕了半个中国,又同弟弟景行一起从北京出发,步行翻越太行山到了山西的大寨。可惜,他没有等到“文革”结束;如果没有那次爆炸,他应该会同他的许多清华同学一样,得到大有作为的机会和舞台。而现在,我们老了,他的形象却永远定格在年轻英俊的25岁!
  五
  景仲是家中长子,他5岁那年,父亲曹聚仁去了香港。从1956年开始,父亲为台海两岸的和解不断奔波,也为此常年居住香港。“文革”中,台海和香港局势大变,父亲处境困难,可谓贫病交加。景仲沽源出事,如何告诉他,母亲煞费苦心。她给父亲在港的好朋友、香港《大公报》社长费彝民先生写信,请他转告并劝慰父亲。后来的情况,我们看了父亲写的文章才有所了解,有所体会。
  下面是父亲曹聚仁《哭平儿》一文的节选:
  上周末,我接到云(注1)从上海来的信,问我:F兄(注2)有没有收到她给他的信。我并不以为意。恰好F兄约我星期一上午和他见面,我就在回信中,说F兄大概已经收到她的信了。想不到F兄昨天和我见面,首先怕我吃不住,叫我沉住气,不要太激动。他才告诉我:平儿(景仲)已经在张家口外沽源工厂遇难殉职了。云怕我会太伤感,年老吃不住,才托F兄转告我!F兄还引了司马迁所说的“死有重于泰山,有轻于鸿毛者”的话,为国家建设而殉职,当然是光荣的。当时,我并不太激动,只是木然惘然而已。不过,我最懂得吴敬梓所写王玉辉从徽州经杭州到苏州,看见一个少年穿白的妇人那一刻的心情。一切都是一言难尽的;今天,我对万兄也就说了这样的话。
  四十多年前,便是一·二八战争那一年,我第一回折了自己的指头。(注3)我仿佛到了世界末日,也不知怎么活下去才是。四十多天,晚上总是流涕,毕竟是“日子”劝人,也慢慢淡忘下去了。第二回,正当抗战胜利那一年,我已从上饶回到了上海,霆女(注4)却在乐平病死了。那一个月中,云几乎老了十年似了,我呢,真正觉得人生没有意义,万念俱灰。这回是第三回折断了自己的指头!在平儿自己,正是求仁而得仁,又何怨?人生原不过为一大事出世。在生者,尤其是云,她一定像火灼那样刺痛,而她只是怕我吃不住呢!
  半年之前,平儿在沽源铁厂炼钢,炸伤了双眼,他回上海医治,休假期未满,又赶回工地上去,这回毕竟遇难了。我原说我的双眼很好,待机会留给他去换上。最近我的双眼突然昏花,心中不安,想不到他已遇难,用不着我的双眼了。
  今天情绪很乱,就说说我此刻的感想!
  平儿的性子很憨直。他这回殉职,组织上用的考语,说他公而忘私,不怕苦,不怕死。这都是年青一代的美德。这美德,一半该说是先父梦岐公的德性。我一生交往的朝野人士,数以千计,真正能奋不顾身,公而忘私的如先父的,并不很多。先父直性子,是非分明,想不到平儿遗传了这份美德了。另一半,那是珂云之力,她把一生心力都放在几个儿女身上。过去二十年间,我大半时间在海外,不曾尽过什么父职。她是恰如其分地把儿女教养成为新时代的孩子。在思想觉悟上,我的儿女都比我进步得多。我知道她要多大的勇气,才能顶得住这样的遭遇!
  对着平儿的遗影,我来检讨我自己的一生。我是虚无主义者,虽说在社会革命雏形时期,已经和前驱战士们很熟识,往来很密切;但我一直是看革命,站在革命洪流边上,不曾投入战斗中去过。我以唐代李泌自许,如张良那样,一直不想亲手去做过什么。只有奔走抗日,参加救国会;中日战争发生,作了战地记者,上过战场。但我上了战场,也还是一只凤凰,成了各战区的“贵宾”,不曾受过什么辛苦。连萧同兹社长(注5)也另眼相看,一直是风云际会,比范长江兄还幸运些。在社会革命有了结局的今日,我的儿女在生产建设上有了贡献,也可以说替我减轻了对社会国家负疚之心呢!
  三年前,我从广华医院动了手术回来,珂云来信,勉嘱我再替国家做十年工夫。哪知三年后的今天,实在暮境迫人,怕的不能再做什么了。不过,在平儿殉职的今日,我倒该下了决心,“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呢!
  (注1:指作者夫人邓珂云。注2:当时香港大公报社社长费彝民。注3:指作者第一个女儿曹雯幼年夭折。注4:指作者第三个女儿曹霆,景仲的姐姐,在抗战中因传染上虎列拉,病逝于江西乐平,是年仅3岁。注5:当时中央通讯社社长。)
  景仲去世,白发人送黑发人,又一次“断指之痛”对父亲打击之重,外人难以体会。京中为了安慰父亲,特别安排母亲到澳门同他会聚数月,这在“文革”当中已属不易。只又过了两年,父亲就病逝澳门。如今景仲归葬上海,永久依傍父母,也是对他们在天之灵的告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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