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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董丽敏：身体、历史与想象的政治——作为文学事件的“50年代妓女改造” [打印本页]

作者: 李旧苗 时间: 2010-2-25 13:55 标题: 董丽敏：身体、历史与想象的政治——作为文学事件的“50年代妓女改造”

内容提要：作为新中国的重要表征，上世纪50年代的妓女改造是被当代作家反复书写的文学事件之一。本文以《小巷深处》（1955）、《红尘》（1985）和《红粉》（1993）为个案，分析不同历史阶段的文学文本如何形成了对同一母题的不同叙事经验/模式，在20世纪中国禁娼运动的历史脉络中来把握50年代妓女改造的实质，讨论上述文本是如何以文学想象来呼应、淡忘甚至割裂历史经验的。另外，以今天文学无力回应现实/历史的书写困境为问题意识，回溯最近六十年中国作家的现实立场、历史观念及叙事伦理的变与不变，分析50年代妓女改造所蕴藏的社会主义经验为何会在文学书写中被逐渐搁置甚至遗弃，并尝试探索文学与现实/历史关系重建的可能性。

　　作为新中国的重要表征之一，“50年代的妓女改造”运动不仅作为“妇女解放”的标志性实践而在社会生活内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而且也因被不同时代的书写者反复改写而成为一种历久而弥新的文学/文化事件。在现实与想象的博弈之间，在不断迁徙的叙事过程中，不同时代的体验、情感、价值层层叠加/交织在“50年代妓女改造”事件之上，从而使得该事件日趋丰富而暧昧，成为一种因模糊了时空边界而具有某种开放性的特定场域。
　　为何“50年代妓女改造”运动会引起不同时代的文学书写者的普遍关注？我们又该如何来对待、处理被多重关注所堆积/涂改的“50年代妓女改造”运动？贺萧（Gail B.Hershatter）曾经指出：
　　娼妓业不仅是妇女在其中讨生活的、不断变迁的场所，它也是一个隐喻，是表达思想感情的媒介。
　　如果注意到“妓女”、“娼妓业”不仅仅是一种实体性的存在，而且还具备作为隐喻的种种复杂意蕴的话；那么，我们大概能够体会，新中国在50年代对于“妓女”、“娼妓业”的轰轰烈烈的改造，就不仅仅是一种简单的职业或行业调整，同时它也应该包含着对隐喻的重新构造：意识形态的介入，情感伦理的嬗变，新的社会结构对于人的重新想象与塑造，等等。
　　在这样的前提下，不同时期的文学文本对于“50年代妓女改造”的关注，显然就不只是涉及到对具体的历史事件的记忆与再现，而且还指向了对氤氲于这一历史事件周围的各种“隐喻”的认识、评价和重构。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说，对隐藏在“50年代妓女改造”运动背后的新中国的不同想象和定位，可能才是不同时期的文学书写者真正的兴趣所在。
　　如果从这样的角度进入文学文本，那么，我们对于《小巷深处》（陆文夫，1955年）、《红尘》（霍达，1985年）、《红粉》（苏童，1993年）等一系列描写“50年代妓女改造”的文学文本的解读，显然就需要放置在文化政治的层面上来展开。以不同的文学文本为切入口去体验不同时代的叙事者的立场/心情，去清理具体的历史运动与文学/文化事件之间的复杂关系，进而尝试将被不同的文本强化/忽略/掩盖的历史碎片重新放置到特定情境中去呈现其意义，从而重建现实/历史之间的有效关联，而发挥其应有的影响力，在后现代主义式的质疑弥散的当下，由此就成为我们重读“50年代妓女改造”系列文本一种不无希冀的企图所在。
　　一
　　作为妓女题材的文本最引人关注也是运用得最为广泛的符码之一，“身体”以及建立在身体基础上的“性”，因为指向了妓女谋生的特殊手段，因而覆盖上了欲望、道德、罪恶、爱情、病症等多种因素，既是作者想象力最为膨胀的地方，也往往成为读者最感兴趣的关注点所在。
　　在《三言二拍》以降的传统妓女题材文本中，可以发现，无论是道德劝诫还是别寄情怀，妓女如何风情万种、蛊惑人心，通常都是作为妓女身体故事而被文本大肆宣扬的。
　　然而，“50年代妓女改造”文本对于改造前的妓女“身体”的呈现却相当耐人寻味——三篇小说都不约而同地以回忆视角展开对女主人公妓女生涯的叙述，妓女原本最吸引人的身体故事由此变得隐隐约约，支离破碎：《小巷深处》以徐文霞的回忆快速地闪过了其雏妓时代，其间给人深刻印象的，只有众妓女拉客未果的记忆碎片；《红尘》以德子媳妇的诉苦带出了其皮肉生涯，但重心是在言说自己被卖八次的苦难，而妓女经历只是一笔带过；至于《红粉》，也只是在秋仪与小萼、小萼与劳动营女干部等的对话中透露出以往的妓女生活点滴，其妓女生活的特定内容也没有得到充分地展开。在这样的叙事格局中，传统的妓女题材文本特别强调的与“身体”有关的细节，包括风情、欢爱、交易等，其实都被淡化甚至剔除掉了。
　　由此可以看到，在处理妓女“身体”上，“50年代妓女改造”文本很大程度上避开了通常的妓女题材文学的处理模式，妓女身体的诱惑，已经不再是这类小说关注的重点。
　　如果说，着眼于妓女身体、专注于男欢女爱的主题是性匮乏、性压抑的“前现代”时期，妓女题材故事常见的一种讲述方式；那么“50年代妓女改造”文本对于那些与妓女“身体”有关的细节，包括风情、欢爱、交易等的淡化甚至剔除的处理，至少表明，这些文本显然已经不想再通过对妓女身体故事的讲述，继续重复对性压抑时代的控诉与反抗。那么，从这样的叙事起点出发，这些文本到底想讲述怎样新的“身体”故事呢？
　　1、《小巷深处》：屈辱—幸福的身体
　　作为与“50年代妓女改造”同步的典型文本之一，《小巷深处》以“屈辱”的身体取代“诱惑”的身体作为故事讲述的起点，从而开始了改写妓女身体叙事的尝试：是秋雨湿漉的黄昏，是寒风凛冽的冬夜吧，阊门外那些旅馆旁的马路上、屋角边、弄堂口，游荡着一些妖艳的妇女。她们有的像幽灵似的移动，有的象喝醉酒似的依在电线木杆上，两手交叉在胸前，故意把乳房隆起。
　　在叙事者/主人公的视野中，旧时代妓女尽管身体妖娆，举止放纵，但是在具有象征色彩的“凄风苦雨”的映衬下，给人的感觉却如幽灵一般诡异，让人敬而远之：一方面，“放纵”的身体因为过于突出女性生理特征而使妓女有别于常态的女性，让人产生一种非人的危险感、畏惧感；另一方面，妓女们显然对自己“放纵”的身体产生的不良效应缺少必要的反省——如果说对身体的知觉正是现代意义上的“人”的标志的话，那么这种无知无觉无疑就是“鬼”的标签。这样，“放纵”的身体显然就并不指向现代性意义上的身体解放，而是洋溢着反常态世界的鬼魅性。
　　为了强化这一点，小说甚至还特别赋予其中的雏妓“阿四妹”一张“瘦削而敷满白粉的脸”，强调“映着灯光更显得惨白惨白”。应该说，“阿四妹”“敷满白粉的脸”实际上是将上述幽灵似的妓女群落进行了符号化的处理，它通过突出令人惊悚的一面而具有了朱迪·巴特勒（Judith Butler ）所说的“面具”效应。这样恐怖的“面具”，既反馈了叙事者严厉的道德审判意味——一种通过将其妖魔化而将其从正常世界中驱逐出去的努力；同时却也指向了妓女藉由特殊的职业“化妆”而造成的身体的虚假——一个甚至连自己也难以辨认当然也更难以认同的身体。由此“屈辱”的身体感觉其内涵就相当复杂，既有传统的道德训诫的要求，又包含着现代女性主体性建构的需要。
　　建立在这样“屈辱”的身体感觉上，《小巷深处》所书写的“50年代妓女改造”故事，很大程度上，就落在了如何将“屈辱”感驱逐出妓女的身体，即如何通过将妓女身体去魅从而生产出“新”的身体的故事上。在小说中，作为改造的结果，这个“新”的身体首先体现在徐文霞身体的娴雅朴素上，这一身体状态与其在下班后闭门不出、谢绝与异性搭讪的行为联系在一起，其实就是强调了徐文霞向传统的贤妻良母的回归。可以说，在压抑性征、回归正统这一点上，《小巷深处》所书写的“50年代妓女改造”与传统的“妓女从良”故事是有着某种内在相通性的。
　　但新的身体并不仅仅停留于此。对徐文霞来说，从放纵的身体到压抑的身体之所以可以被称为“解放”而不是倒退到传统的“从良”，更为重要的是因为引进了新的“幸福”观念，从而使得身体的意义、身体的感知内容、身体的内在功能等发生了根本变化：
　　她记不清母亲是什么样子，也不知道母爱的滋味，人间的幸福就莫过如此吧，最大的幸福就是在阳光下抬着头做个正直的人！
　　“在阳光下抬着头做个正直的人”作为徐文霞“幸福感”的主要内容，包含着一系列的信息：首先，这一幸福感建立在妓女群落与常态世界之间隔阂的打破基础上，当“阳光”可以普照在曾经的妓女头上的时候，意味着改造后的妓女终于走出了使她沉沦于幽灵世界的黑夜，成功地重返常态世界；其次，这一幸福感还在于，改造后的妓女重返常态世界并不是低眉俯首的，而是昂首挺胸的。之所以如此，我们可以在小说中看到，是基于一份可以自食其力的工作，是建立在包括单位领导、同事、丈夫等在内的社会方方面面对重新站立起来的“姐姐妹妹”的基于阶级认同基础上的平等接纳上的。因此，“抬着头”这一姿态明显是将改造后的妓女与传统的从良妓女区分了开来，是“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的经典新中国表述一种具体体现，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有尊严的“人”的形象。
　　从“屈辱”到“尊严”，《小巷深处》以身体为载体，通过对妓女改造前后身体的不同感知内容的呈现，论证了作为社会最底层的妓女群落在新中国觉悟、反省乃至重新建构主体性的过程，从而归纳出了“1950年代妓女改造”运动其成功缘由所在。
　　2、《红尘》：苦难—从良的身体
　　与《小巷深处》不同，在80年代“反思”文学潮流中出现的《红尘》发掘出了“苦难”作为主人公德子媳妇妓女前史的基本内涵。
　　德子媳妇之所以沦落为妓女，在叙事者的视野中，主要被归结为“比黄连还苦十分”的命运：“家乡遭了大灾，先是旱，后是涝，庄稼一粒都没收上来”，“地主还堵着门催租讨债”，父亲迫于无奈只能将她卖给人贩子，从此她不停地辗转于各种有钱人的家庭，直至最后被卖入妓院。
　　在德子媳妇的记忆中，妓院仿佛“魔窟”，是个人经受的“苦难”的集大成之所：
　　一张张狰狞的脸，一双双色迷迷的眼睛，一只只罪恶的手……在她眼前团团转，吆五喝六的猜拳行令，放荡的笑声，污秽不堪的言语，姐妹们的呻吟和啜泣，在她耳边嗡嗡响。苦井！
　　当妓女生涯被处理为“苦难”而这“苦难”被单纯地视为是一种阶级压迫的结果的时候，“妓女”本身就被当作了无恶化的存在，“苦难”意味则被政治化、合法化了。由此妓女的解放就必然会依赖国家行为：国家对妓院的取缔，国家对改造后妓女的妥善安置……在《红尘》中，德子媳妇的确也是因为新中国的禁娼运动而告别了臭窑姐的生涯，过上了正常的生活。
　　值得注意的是，《红尘》的叙述时间是从1965年开始的，因此改造后的德子媳妇是否经由“解放”真正摆脱了“苦难”的身体，才是《红尘》叙述者关注的真正焦点所在。尽管主流话语赋予了妓女改造以“解放”的意味，但在德子媳妇的个人话语表述中，却有意无意地将“解放”误读为了“从良”。这种误读不仅仅体现在观念上，更落实在现实中：
　　衣裳给他洗得干干净净，熨得板板正正。他出车回来，饭菜早就预备好了，变着法儿地给他调剂口味……夏天，德子吃完晚饭往凉席上一躺，媳妇坐在旁边，手里拿把芭蕉扇，给他轰蚊子。冬天，一只热水袋早把被窝捂热了。
　　以男性/家庭为本位的价值设计，收缩回婚姻/家庭的生存空间设计，低眉俯首的感恩／赎罪心态。可以说，经过改造，德子媳妇的身体主要是落实了传统伦理道德对于女性的基本规范要求而更接近于像杜十娘这样的传统妓女所设想的“从良”道路。而由于更多被动地倚重国家的力量才实现了这样的“从良”，在“妇女解放”的意义上，甚至可以说，德子媳妇是比以个人力量争取从良的杜十娘更倒退的。在这个层面上，《红尘》无疑是在批评，“50年代的妓女改造”并没有诞生出“解放”的身体，而可能只是生产出了传统的女性身体。
　　然而，即使是这样的身体也依然未能获得现世安稳。
　　由于在60年代的“忆苦”运动中不慎袒露了自己的妓女前史，德子媳妇后半生似乎就只能钉在历史的耻辱架上——胡同中的芸芸众生对于曾经的妓女身体经久未衰的窥视、议论兴趣，使得德子媳妇曾经以为被改造掉了的妓女身份，重新被指认，被坐实；而且也因此使她成为历次政治运动冲击的对象，甚至只能在一切拨乱反正的新时期自杀身亡。
　　在这里，德子媳妇显然经历了身份与身体永远无法弥合的悲剧——经过了“50年代的妓女改造”，她似乎获得了一个正常女人的身份，包括家庭的，社会的，但从“身体”的角度说，主流意识形态曾经承诺给她的“解放”，无论是从个人还是从环境来说，都没有得以实现。因此，在实际情形中，“身体”依然是遭人鄙视的妓女的身体，其蒙受的“苦难”就并没有在新中国被荡涤干净，而是得到了延续甚至加强。
　　由此，当“苦难”以其无所不在的威力覆盖了“从良”的可能性之后，《红尘》藉此质疑了“50年代妓女改造”运动的有效性：由于“苦难”话语无法生成新的主体，而且也无法取代传统伦理道德而转化为实际的生存逻辑，因此“50年代妓女改造”运动并没有实现自己的承诺而使妓女获得真正的解放。
　　3、《红粉》：“女性”—消费的身体
　　作为90年代“新历史”小说谱系中的重要作品，《红粉》将“50年代妓女改造”的书写推向一个截然不同的维度。
　　《红粉》对改造前后妓女身体的描绘主要体现在小萼身上。小萼柔弱、胆怯，琐细、日常，连被押送去改造的时候都牵挂着极其私人性的“水绿色的内裤”；依赖性极强，在任何环境下都会自觉地寻找依靠，连体检也要拉秋仪作主心骨。表面上小萼有点不谙世事，但行为举止间又透露着世故，很清楚知道自己想得到什么，也很明白可以通过哪些手段达到目的，即“规规矩矩地接客挣钱”，正是小萼领悟到的女性可以不受苦养活自己的秘密所在。在小萼身上可以发现，妓女之为妓女，是建立在依赖性的身体与自我对这身体的有效利用这两方面的相互推动上的。依赖性的身体人见犹怜，可以说比良家妇女更有世人所认可的典型的“女性气质”，很大程度上可以满足男性群体对于“女性”的想象与塑造，满足他们征服处在第二性位置的身体的欲求。但另一方面，对身体的主动利用又使得“女性气质”某种意义上带有一种自我伪装、自我表演的意味。“女性气质”在这里由此仿佛具有了双刃剑的意味，它既是身体社会化的结果，同时也暗示了身体回归主体的可能路径，因而似乎印证了朱迪·巴特勒“‘我’服从于社会性别又因社会性别获得主体地位”的女性主体性建构的悖论性说法，而具有某种正当性了。
　　将这样的妓女身体纳入到“50年代妓女改造运动”中去，所收获的改造后的身体也就具有别样意味了：离开劳动营的小萼尽管衣饰打扮与街上别的女性无异，然而还是拥有“走路姿势和左顾右盼的眼神”这样以前妓女身份的印痕；而更难改造的显然是胃——小萼心驰神往的食物包括“猪排”、“牛排”、“罐闷鸡”、“水晶包”等，当然还包括对奢侈品的追求：德国咖啡，留声机，全套的黄金饰物等。从内到外，小萼的身体都在无声地倾诉着对以往妓女生活的怀念和留恋。这种留恋并不仅仅停留在情感的依赖阶段，也不仅仅是一种物质的迷恋，而是相当明显地建立在特定的内容之上，那就是妓女生涯曾经给予小萼的那份精致的富足的生活方式。
　　在这样的留恋中，尽管小萼已经完成了改造，但其身体感觉以及建立在这身体感觉基础上的对于妓女生涯的认可却并没有因此而发生改变，因而虽然改造后的小萼选择了类似于良家妇女的结婚道路，其实质只是以往的妓女生涯的一种延续、变形，只是形态略有改变而已——由以前的“人尽可夫”改为依附于某一位具有供养能力的特定男子，老浦、张先生或收玻璃瓶的北方男子，具体是谁并不重要，更重要的是他们应该有一定的经济能力。
　　应该注意的是，在《红粉》中，这种较之于改造前显得更为强悍、更为迫切的以身体攫取/交换优越的生活方式的努力，因为有着明显的历史针对性——50年代新中国日常生活的贫乏和枯燥，包括歌舞厅的取缔、以资本家为代表的私人财产的冻结、个人微薄的工资以及衣食住行资料的匮乏等——而被赋予了某种正当性。特别是当小萼后撤到“天生怕吃苦”的“贱货”层次上的时候，书写者实际上已经退守到了所谓基本人性的层面上，这使得小萼通过身体复制往昔生活的行为其合法性已经毋庸置疑。
　　这样，通过将在新中国语境中保留甚至放大小萼那种与消费主义息息相关的“女性气质”，《红粉》建立了自己反思乃至抵抗“50年代妓女改造”的立足点，换句话说，通过对妓女、身体与消费之间逻辑关系的强调，表明了书写者对“改造”以及改造背后的那段历史的全面不认同。
　　二
　　无论是屈辱—尊严的身体、苦难—从良的身体还是“女性”—消费的身体，当我们拥有如此多彼此分歧的文学意象来表征“50年代妓女改造”历程的时候，事实上，不同文本叙事经验彼此之间的缠绕/对峙/消解已经严重干扰了我们的评判视线，使得“50年代妓女改造”运动成为一个似乎可以被无限书写而难以定性的历史事件。由此引发的一个疑问就是，我们该如何来评判这些富有歧义的“身体”意象，进而又如何来评判各个历史阶段的文学作品对“50年代的妓女改造”这一社会主义历史实践呈现的得失呢？
　　黄金麟对近代以来中国的“身体”进行系统研究后发现，“身体的生成不单涉及到一个生物性的存在”，“各式各样的政治、经济、军事、思想、教育和公共卫生的力量，正试图透过它们所能掌握的细微管道，在肉体已然存在的前提下，主宰或影响身体的建构过程”。如果将“身体”视为各种力量交互介入的产物，那么，“50年代妓女改造”文本所提供的各种妓女“身体”形象，就不仅仅与书写者的立场、观念和叙事有关，更与建构这“身体”并赋予这“身体”以特定意义的文化政治的运作机制息息相关。意识到这一点，那么，仅仅凭藉文学文本显然已经难以厘清妓女身体的建构史。
　　新中国对于妓女的改造并不是一时的心血来潮，而是与晚清以来中国的大规模禁娼运动联系在一起的。20世纪中国曾经开展了至少三次大规模的禁娼运动，分别由1920年—1924年的上海公共租界当局、1928年的国民党南京当局与1945年—1948年的国民党上海市政当局组织。各种禁娼运动所体现出来对于妓女身体的看法，相当深刻地影响了“50年代妓女改造”运动。
　　作为从事性服务的特殊行业成员，妓女很容易染上梅毒等令人谈虎色变却又讳莫如深的疾病，因而作为禁娼的前提，妓女“身体”所蕴含的病理学意义总是受到特别的强调。然而正如罗芙芸（Ruth Rogaski）所指出的，“疾病”在后发现代性的被殖民国家语境中，往往并不仅仅以其本来面目出现，“卫生和疾病在帝国主义的情境之下，既呈现为中国积弱积贫的集中体现，又成为通过特定的任务‘唤醒’中华民族、种族以及身体，实现身体的现代性的中心议题”。置身于后发现代性的被殖民国家语境中，妓女“病体”很容易被意识形态化，因而也就不可避免地要与“改造”、“禁绝”等国家行为联系在一起。
　　对于上世纪20年代的上海公共租界政府而言，身染梅毒等传染性疾病的华人妓女的身体，无疑是让人进退两难的——它既满足了宗主国子民的身体需要，却又极大地危害他们的身体健康，由此“‘商业化卖淫’和‘殖民地’不洁这两者之间的一个交会点上”就成为殖民当局禁娼的主要出发点。建立道德促进委员会、对妓女开展进行定期卫生检查以及设立救援妓女的慈善机构，由此成为他们全部的改造措施所在。这些现代法律意味十足的措施显然更多是落实在对生理、道德层面上的妓女的“病体”的改良上，更多体现了殖民宗主国对被殖民地“身体”的需要和想象，一种“清洁”的“健康”的符合法律秩序的“现代”身体，显然是他们寻求实现的目标，因而，如何用卫生管理的方式来处理妓女的身体，是他们努力的方向，但这显然治标不治本，这场运动最后注定要以失败而告终。
　　对于1945年之后的国民党上海市政当局来说，对妓女的“病体”改造则不仅仅有上述意味，而更包含着荡涤之前的日伪政府“毒化腐化政策”、摆脱近代以来殖民桎梏的反现代性的现代性追求而被意识形态化了。安克强（Christian Henriot）在总结国民政府禁娼原因时指出：
　　中国号称“东亚病夫”，但“病”并不是指身体之“病”，而是指思想精神之“病”。基于这样的观点，他们认为娼妓是影响中国尊严的一个污点。这个污点不仅有损于中国在世界上的形象，更有损于他们正在努力建设中的一个现代化的、稳固的政权形象。
　　在被殖民国家将“强大与尊严”当作自己的奋斗目标的时候，妓女的身体就需要被搁置在与国家利益相对立的格局中，而接受来自于权力机构的严厉管制了。然而，在实际情形中，“化私为公”、“化繁为简”和“化零为整”等一系列所谓禁娼措施的颁布，却表明政府其实仍然是将妓女理解为一个常态社会的令人难堪却又有利可图的痼疾，将妓女问题当作一个可以通过市场规范化管理来进行处理的经济问题。在这样的改造方案中，妓女问题所附着的意识形态内容与其征用的资源之间，明显是断裂的，这种断裂必然会使得妓女改造的初衷与效果之间，存在巨大的落差，直接导致了禁娼运动最后的不了了之。
　　新中国成立伊始，如何对待因历次禁娼失败而导致的数量空前庞大、性病蔓延严重的妓女群落，事实上也成为当务之急。在将妓女视为一种病症特别是社会病症上，“50年代妓女改造”与20世纪中国的禁娼传统一脉相通；巨大的差异在于，新中国将妓女“全部改造成了自食其力的新人”，而成为“全世界没有先例”的“值得大书特书的历史事件”。
　　贺萧认为“50年代妓女改造”取得前所未有成功的原因首先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一个“稳定的实体”，可以“成功地把它的国家管辖能力伸向以往市政当局失败的领域”，这些领域包括“劳动力市场、法律、警察、报刊、妓院甚至婚姻家庭”等，而这些恰恰是以往各自为政的租界当局和软弱的国民党政府所不具备的。这一点也得到了安克强的认可。
　　但是，这并不是说存在数千年的妓女现象的根绝就是强大国家的高压强力统治下的结果。在曹漫之看来，由于“在妓女身上，集中表现了最值得世人同情又最为世人厌恶的双重品质，她们既是灾难深重的弱女，又是堕落成性的游民”，因此改造妓女更可取的原则是，“革命人道主义”的贯彻，即“在指导思想上明确妓女是需要极大同情的对象，在改造方法上却要借助强制执行的某些特殊手段”，而这种“革命人道主义”，在贺萧那里，则被转述为“在国家权威之下城市各个阶层被动员起来所形成的一种力量”。也就是说，两位论者都意识到，新中国可以根绝妓女现象的另一个成功经验在于，当妓女作为特殊的被压迫阶层被纳入到阶级斗争的理论体系中去之后，国家主动介入的“改造”落实到妓女身上，就并不是消灭，而是一种“革命”与“人道主义”的有机结合的“救助”；这种“救助”既体现为使妓女摆脱生存困境，过上自食其力的生活，更重要的是以主体性的唤醒与重构为依归，重塑其精神世界，诞生出既与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相适应又具有主人翁感觉的新人。由此“50年代妓女改造”才能取得前所未有的成功，并得到作为亲历者的高度认可。
　　以上述20世纪中国的禁娼历史为参照系，不同时代的文学文本藉由各具特点的身体故事对于“50年代妓女改造”的书写，显示出需要进一步探究的复杂性。尽管从史料来看，妓女群体中蔓延的性病往往是包括新中国在内的各个时期的统治当局禁娼的直接导火索，但在这些文学文本中，无论是徐文霞、德子媳妇还是小萼、秋仪，这些妓女身份的主人公都被预先设定为生理上毫无病症的。以这样无生理疾病却又不张扬风情的妓女身体作为贯穿改造故事始终的基本符码，这些文本所讲述的妓女改造逻辑，和具体的历史实践之间到底形成了怎样的关系呢？
　　当《小巷深处》以“屈辱—尊严”的妓女身体故事来讲述“50年代妓女改造”的时候，可以说，小说其实隐含了一个轻肉身重精神的具有内在倾斜度的叙事结构。对于叙事者来说，选用“屈辱—尊严”的叙事结构其实是表明，“50年代妓女改造”的关键并不在于妓女的肉身，而在于其精神上的“屈辱”这一病症是否能够被治愈；因而肉身是否健康并不是他关心的重点，相反使用健康的肉身，某种程度上，还可以在强调的意义上使得妓女精神上病症得以更加深刻地呈现出来，一如以鲁迅为代表的启蒙文学家在五四时期惯常采用的叙事模式一样。
　　进一步讨论“屈辱—尊严”的叙事结构就会发现，“50年代妓女改造”在《小巷深处》的描述中，并不是像新中国之前的禁娼运动那样是一个外在于妓女的社会事件，而是一种与妓女的内心渴望致密结合从而可以触动妓女进行反省、调整并重构生活方式的内在动力机制。因此，小说尽管提到了“妇女教养院”这样的国家强制性妓女收容机构在妓女改造中的巨大作用，但只给了“妇女教养院”仅仅不到五十字的篇幅：
　　1952年，人民政府把所有的妓女都收进了妇女教养院，治病、诉苦，学习生产技能。徐文霞在那里度过终身难忘的一年。
　　这样简单的描写，显然不足以说明阿四妹/徐文霞何以走向新生。小说因此将大部分的笔墨用在描绘阿四妹/徐文霞如何内化“妇女教养院”所产生的影响，通过反省、挣扎和发现，打破旧有的妓女生存法则，获得新的以“尊严”为核心的女性主体性上面。在这样详略分明的叙述中，《小巷深处》试图告诉我们，“50年代妓女改造”之所以取得前所未有的成功，并不在于新中国采取了多么严厉而有效的妓女管制措施，而在于它一开始就将妓女这一特殊的受压迫群落看作是具有反省和行动能力的潜在主体，是能够与“幸福”、“尊严”、“人”等话语有机结合在一起，成为能将这些理念付诸行动的新的主体的——徐文霞最后能够理直气壮地同旧社会遗留的嫖客进行斗争，甚至勇敢地向自己的恋人坦承自己曾为妓女的历史，无疑证明了这一点。
　　这样，从“屈辱”到“尊严”，《小巷深处》所呈现的“50年代妓女改造”逻辑，就与曹漫之、贺萧等人所总结的“50年代妓女改造”历史经验，形成了明显的呼应性。它在个案的层面上，通过对“改造”所激发出来的女性主体性的重新建构过程的呈现，揭示出了“50年代妓女改造”的确完全不同于以往任何一种“妓女改良”运动，而是一场身体的全新革命，一种具有典型意义的底层解放。
　　较之于《小巷深处》，当《红尘》和《红粉》使用无生理疾病的妓女身体来描绘“50年代妓女改造”的时候，其与历史实践之间，就存在着程度不同的游移、裂隙与改写了。
　　对“苦难”的一味强调，使得《红尘》自始至终拒绝将任何病症赋予德子媳妇，既包括身体，也包括精神。对于书写者来说，妓女的身体只是社会罪恶的一种载体，它本身是无过错的，如果说它是有瑕疵的，有病症的，那么，其根源也要归结到迫使这个身体有“病”的外部世界去。立足于这样的逻辑前提，叙事者所考察的“50年代妓女改造”的重点，当然就要落在外部世界的“改造”上；而与这样的宏大改造事业相比显得渺小的小人物德子媳妇，就更多只能是无力的被动的接受外部世界的“改造”的结果，因而“从良”而不是“解放”就成了德子媳妇改造的最终归宿。在这样的逻辑架构中，可以注意到，首先，德子媳妇是以其过于善良纯洁的身体形象外在于20世纪已然形成的禁娼传统对于妓女角色的认定的，与其说这一形象是历史生成的，还不如说这是作者主观想象的产物，是作者刻意制造的用以反思和批判新中国历史的人工价值支点；其次，当“50年代妓女改造”只能改造世界却因为妓女的无过错而不能对其加以改造的时候，“50年代妓女改造”就必然只是一个徘徊于主体生成之外的运动，而不能真正发挥其效应。由此可以说，《红尘》用与无生理性疾病的身体相匹配的无过错的妓女精神世界，一厢情愿地疏离了“50年代妓女改造”的历史实践，这样貌似理想化的叙事很大程度上陷入了反历史主义的泥淖。
　　而对于《红粉》来说，“女性—消费”的叙事框架的设计，在将“50年代妓女改造”历史实践虚无化上，显然比《红尘》走得更远。与《红尘》将作为改造对象的道德拔高不同，《红粉》更多是通过强化妓女身上的“女性气质”而在“世俗化”的基点上进入对“改造”的书写。当小萼等人理直气壮地将建立在肉身感官满足基础上的物质消费生活的完满作为人生的追求目标的时候，显然就与“改造”这一更多指向“新人”主体性塑造的运动在价值指向上背道而驰。在消费逻辑中，强调的是对所谓人的物质本能的肯定和认可；而在改造的逻辑中，凸显的却是人精神世界的强大，主体摆脱外部物质世界桎梏的可贵性。当小萼将个人肉身感官的满足作为行动出发点，来全面否定“50年代妓女改造”的时候，其实是将两种不同的人生逻辑错误地放置在了一起进行嫁接，从而强化了物质消费作为似乎可以横亘所有历史阶段的人性基本追求的不容置疑性，间接地肯定了妓女以身体交换物质的生存法则的合理性，而贬斥甚至忽略50年代的中国企图穿越这种生存法则、打破物质至上桎梏的具体历史实践应有的意义。因此，书写者选择没有生理疾病的妓女来表征这种肉身感官的逻辑，也是一种带有鲜明的意识形态性的隐喻处理，只是当这种处理要以将包括“50年代妓女改造”在内的整个20世纪中国禁娼历史实践虚无化作为代价时，这种完全在历史之外的处理就不再是对历史的一种有益的重新建构而更多只能是一种软弱无力的遮蔽/消解，因而只能被看作是一种非历史主义的叙事。
　　三
　　将“50年代妓女改造”的这一系列文学文本搁置在历史实践的脉络中来加以考量，可以发现，在书写历史经验方面，这些文本传达出了当代文学一种耐人寻味的倾向：那就是，越接近于当下的文本，其对于“50年代妓女改造”的态度就越是隔膜，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对于历史经验的回应/处理能力就越差。文学书写——主要是80年代以后的文本与50年代的历史事件之间，存在着明显的断裂。在文学普遍无力回应现实/历史而饱受诟病的今天，这样的断裂无疑是发人深省的。
　　程光炜在论及当代文学学科“历史化”问题的时候，认为最大的问题“是如何面对和理解它漫长历史中的‘社会主义经验’问题”。之所以如此，按照蔡翔说法，是因为对于当代人而言，“社会主义叙述的记忆”和“社会主义实践的记忆”“复杂地缠绕在一起，甚至痛苦地相互冲突。……所谓方法论上的挑战，恰恰也就体现在这里”。
　　那么，对于“50年代妓女改造”文本来说，80年代以后的文学书写与历史事件之间的巨大断裂，是否正印证了“叙述的记忆”与“实践的记忆”之间的巨大交缠/冲突而形成的“社会主义经验”表达的困境呢？为何在“社会主义经验”表达上，“叙述”和“实践”更多是冲突/断裂的而不是一致的呢？
　　《小巷深处》为何会在文学叙事与历史实践之间形成内在的呼应性，由此就值得进一步探究。也许可以说，正是由于“叙述”和“实践”的同步性，使得《小巷深处》对于“50年代妓女改造”的呈现，似乎就可以越过时间流逝所造成的记忆的障碍，而具有某种“历史真实”性。然而，仍然需要注意的是，作为“叙述”和“实践”得以转换的中枢，叙事者对于具体历史事件的立场、看法所转化成的叙事观念，某种程度上，要比叙事者/作者是否在第一“时间”存在于历史现场，更有资格成为其前提。由此，要讨论文学叙事与历史实践之间何以会产生呼应/断裂，书写者的叙事观念显然就成为其中需要仔细清理的关键所在。
　　对于《小巷深处》的作者陆文夫来说，尽管在1957年之后历尽坎坷，然而即便到了90年代，他所秉承的小说叙事观念，却依然保留着50年代的印记：
　　我们常说历史是人民群众创造的，可当我们翻开各种各样的历史书籍时，所看到只是帝王将相，英雄美人，再加上点风流才子，游侠名妓等等，所谓的人民只是一个虚词而已。大人物被历史记载下来了，小人物又在哪里？……小说“载人”的这一缺点，却又正好转化成它的优点，使它能补正史之不足，使得历史上见不到的张三、李四不至于灰飞烟灭，证明历史是人民群众创造的。
　　以文学文本去“记载”被淹没在历史中的小人物，特别是要强调这些小人物的历史创造主体地位；以“补正史之不足”作为小说家的自觉使命，突出小说家对于历史漩涡之外的普通人应赋予的人文关怀，在这样的表述中，不难看出，以“人民创造历史”为核心的马克思主义史观，正是陆文夫小说叙事观念的出发点所在。当然可以辨析出，这种叙事观念与50年代社会主义实践的宏大国家话语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对应性，但如果将徐文霞这样的底层女性借助人民史观、再塑主体的过程也纳入思考的范围，将口述史中的亲历改造的妓女的感受也作为参照的话，那么，这种叙事观念就不会被视为是主流意识形态的简单复制品，更为重要的是在其中，我们可以窥见书写者与底层女性在50年代的语境中所共同分享的社会主义实践体验，以及据此重新处理文学与时代关系的努力。
　　在这个层面上，我们大致可以归纳出，《小巷深处》之所以会在文学叙事与历史实践之间形成内在的呼应性，正是建立在书写者的叙事观念、作为历史实践指导的主流话语以及民众依据这一话语进行的历史实践三者错综复杂的绞合基础上的。正是因为这样的绞合，书写者的叙事观念较为充分地汲取了时代精神，从而使得《小巷深处》可以逼现出“50年代妓女改造”运动所蕴藏的社会主义经验。
　　但仍然需要指出的是，也因为这样的绞合，书写者的叙事观念并没有超出伊恩·P.瓦特（Lan Watt）所谓的“先前的文学形式”的意味，即主要在“传统实践与主要的真理检验标准相一致”层面上来讲述妓女改造的故事，这使得无论是叙述者还是小说主人公，其实更多只能呈现和代言宏大历史实践与主流话语中较为主流的历史经验，而无法在更为复杂的层面上展开对“社会主义经验”的思考。
　　比如说，既然徐文霞在50年代就完美地实现了从“屈辱”到“幸福”的主体性的再塑过程，那么为何到了80年代之后，妓女群落会重返中国大地？上述三位一体的叙事观念构成在总结了“社会主义经验”的同时，是否还有力量指向对“社会主义教训”的反思？
　　对于诞生于80年代以后的《红尘》、《红粉》来说，文学书写与历史事件之间的巨大断裂，可以说在另外的意义上呈现出了“社会主义经验”表达的艰难。同样考察书写者的叙事观念，就会发现，对待同样的“50年代妓女改造”，与陆文夫相比，后来的书写者的立场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霍达这样来解释自己对于《红尘》女主人公的塑造：
　　《红尘》……取材于现实生活，写了一个曾经在旧社会沦为妓女的不幸女人。新中国成立之后，政府取缔了色情行业，使她获得了新生。……但当她后来说了真话，说出了自己过去的身世时，她便立即被人们所鄙弃，成了人人不齿的“臭窑姐儿”。在“文革”中受尽了种种屈辱，最后终于选择了死这一条真正属于她的路。欺骗使她侥幸成功，真诚却使她不幸失败，人生竟是这么复杂，这么反覆无常，这么不可思议！
　　由此写作《红尘》的意图被定位成：
　　我当然不是仅仅在为这个弱女子铺叙一个催人泪下的故事，而是要着力写出愚昧而狡诈，瞒和骗扼杀真善美的社会氛围，引起读者对人生、对历史、对民族命运和前途的思索。我们的民族，背负着太重的负担！
　　可以看到，在霍达的视野中，50年代以降的社会主义实践历程已经被先验地判定为是“愚昧而狡诈，瞒和骗扼杀真善美”的历史，生活在其中的德子媳妇的人生悲剧因此被理解为是“为社会所抛弃、所逼杀”的结果。在这样的表述中，可以看到，70年代后期因“文革”而产生的“社会主义危机”意识，构成了书写者重述历史的冲动所在；从五四挪用而来的建立在“人生”、“历史”、“民族”反思基础上的“启蒙”理论，成为书写者进入50年代以降的社会主义历史的主要资源；80年代正在成形的“个人”意识，使得书写者可以用德子媳妇这一个案的特殊遭际，来理直气壮地控诉历史的非人性。由此，借助于策略性地与更遥远的“五四”发生关联，书写者就形成了以“个人”为核心的“启蒙”叙事观念，以此为出发点来处理的50年代新中国历史，就形成了一种相当分明的批判和断裂关系。
　　在“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意义上，我们当然能够理解，书写者之所以要重述历史其实更多是为了获得阐释现实的能力，而来自于当代生活感受的问题意识也正是重新建构历史的基本动力。问题在于，当代生活的感受到底如何与历史素材进行结合才是有效的，是否两者之间进行简单的叠加就可以完成一次重述？当《红尘》的书写者挪用“五四”启蒙资源作为书写起点的时候，很大程度上规避了对50年代以降的社会主义实践从其内部做更为细致的梳理；当《红尘》将德子媳妇预设为无错的个人来反思历史的时候，其实已经封闭了在个人与国家更复杂的关系格局中来讨论其为何无法获得“解放”的可能性。由此，《红尘》用80年代的以“个人”为核心的“启蒙”叙事观念来处理“50年代妓女改造”，无疑是在宣告，这一代的书写者更关注的是其作为历史后来者的感受，更强调的是建构80年代“后社会主义”的合法性；而有意无意地将社会主义历史实践凝固化、单一化同时也是妖魔化了。
　　就《红粉》而言，文学书写为何会与历史事件之间形成巨大断裂，其间的缘由似乎更复杂一些。对于《红粉》的诞生，苏童有这样的解释：
　　从1989年开始，我尝试了以老式的方法叙述一些老式的故事，《妻妾成群》和《红粉》最为典型，也是相对比较满意的篇什。我抛弃了一些语言习惯和形式圈套，拾起传统的旧衣裳，将其披在人物身上，或者说是试图让一个传统的故事一个似曾相识的人物获得再生。
　　按照上述说法，苏童似乎是在原汁原味的层面上书写历史故事，但事实上，“历史”和“故事”在他心目中是有着明确的分野的：
　　什么是过去和历史？它对于我是一堆纸质的碎片，因为碎了我可以按我的方式拾起它，缝补叠合，重建我的世界。
　　在苏童的视野中，“碎片”意义上的历史只是供小说家驱遣的材料，因此历史小说的创作是以“故事”的方式重新建构“历史”；而如何进入修复历史，则完全可以听命于小说家自己“‘白纸上好画画’的信心和描绘旧时代的古怪的激情”。由此，“写作的乐趣就是在纸上搭建一个帝国，……
　　写作对很多人而言是倾诉是表达，对我而言，文学是唯一自我扩张的方式。我的权力欲在写作开始的那一天就消失了，写作满足了我的权力欲“。
　　在这样的叙事观念中，可以看到，历史书写的欲望和动力被进一步缩小，蜕变成了书写者一己的写作乐趣，甚至萎缩为书写者“自我扩张”的权力欲。在这样的叙事观念下产生出来的历史书写，就必然会演变为个人文字游戏。
　　对这文字游戏进一步清理就会发现，它并不是表象上的极端个人主义这么简单，在其背后，横亘着回避现实和历史禁忌的90年代的“新意识形态”。正如有论者所指出的，主要诞生于1989年之后的“新历史主义”小说“与近现代史强烈的现实后效有密切关联，通过假语村言的曲折表达，作者们避免了与历史悬案和现实禁忌的短兵相接”，这种历史书写方式“并不意味着历史意识的普遍觉醒”，而是“走向衰弱的历史意识的回光返照”。将这样隐含着回避现实/历史禁忌意味的叙事与小萼女性—消费的身体联系在一起，我们就可以看到，《红粉》表现出的文学书写与历史事件之间形成的巨大断裂，就并没有超出《红尘》的水准，在直面现实和历史这一点上，甚至比它还要倒退——它以对“50年代妓女改造”所蕴藏的“社会主义”经验的故意置若罔闻，而将自己本应具备的历史承担轻轻地卸掉了；通过对似乎永恒不变的女性—消费的身体大张旗鼓地宣扬，不仅将90年代建立在消费主义基础上的“新意识形态”技巧地嫁接到了50年代的历史事件，而且还使书写者与消费主义时代相呼应的去历史化、去崇高化的文学观以一种合法的姿态被塑造出来。
　　当文学作品以个案的方式进入“50年代妓女改造”的描述，特别是从改造前后妓女的“身体”感觉来呈现改造的得失的时候，从一般的意义来说，是可以弥补贺萧一直批评的妓女本身在娼妓史的研究中无声缺席的状况的。
　　因为这种对妓女个人体验的正面书写，不仅具有海登·怀特所强调的“历史再现的暂时性和偶然性”的发现的意义，可以从各种侧面强化、补充甚至修正正史的连贯书写，而且也似乎可以在斯皮瓦克的“下属群体”或查特吉的“底层政治”的层面上来加以褒奖。然而，通过对《小巷深处》、《红尘》和《红粉》这一系列作品的细致考察，我们却发现，分歧也正是在这里。当书写者都信以为然地从自身所处历史语境的感受出发来确定自己的叙事起点，来蛰伏/改写或消解历史的时候，这样的书写是否可以说真的接近了“历史”，是历史的见证；抑或只是被钳制在历史迷局中的“个人”（无论是作为当事人的妓女还是作为后来者的叙事人），或者更准确地说，“个人”观念简单繁殖后的一种话语的游戏？当书写者以妓女的“身体”作为符码来展开“50年代妓女改造”的书写的时候，“身体”感觉的丰富性和复杂性是遮蔽了还是拓展了对“50年代妓女改造”的总体性思考，显然书写者也没有充分加以讨论。无论如何，当书写者——特别是80年代后的书写者——以没有超出自己时代给定的主流意识形态的立场去把握“50年代妓女改造”，就必然只能以变形的“现实主义”呈现出“叙述”与“实践”的断裂，而与其间蕴藏的“社会主义”经验/教训擦肩而过。因而这些文本的意义恐怕只在于告诉我们，文学与现实/历史之间回应能力的丧失是如何造成的，却并没有暗示出两者之间重建彼此回应关系的路径何在。

　　本文为上海市曙光项目“妇女解放与1949—1966年的社会主义文学/文化”的阶段性成果，同时受到上海市重点学科项目资助。

　　注释与参考文献：
　　贺萧著，韩敏中、盛宁译：《危险的愉悦：20世纪上海的娼妓问题和现代性》第4页，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6月版。
　　陆文夫：《小巷深处》第35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79年版。
　　同上。
　　「美」朱迪·巴特勒：《禁忌、精神分析和异性恋范式》，载罗岗、顾铮编：《视觉文化读本》，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12月版。
　　《姐姐妹妹站起来》，文华影业公司1951年摄制的黑白故事片，主要讲述新中国如何改造妓女的故事。
　　霍达：《红尘》第44页，花城出版社1988年1月版。
　　同上，第52页。
　　“‘解放了，自由了！’‘是不是就算……从良了？’她问。穿军装的女干部笑盈盈地露出一口整齐的牙齿，看着她说：“从良？对，从今天起，你们大家都从良了，全中国再也没有这一行了！‘”见霍达：《红尘》第52页，花城出版社1988年1月版。
　　霍达：《红尘》第4—5页，花城出版社1988年1月版。
　　苏童：《红粉》，《苏童文集。婚姻即景》第58页，江苏人民出版社1993年9月版。
　　同上，第70页，江苏人民出版社1993年9月版。
　　转引自「英」玛丽亚姆·弗雷泽（Mariam Fraser ）著，崔树义译：《波伏娃与双性气质》第38页，中华书局2004年6月版。
　　苏童：《红粉》，《苏童文集。婚姻即景》第79页，江苏人民出版社1993年9月版。
　　同上，第70页。
　　黄金麟：《历史身体国家——近代中国的身体形成（1895—1937）》第5页，新星出版社2006年8月版。
　　罗芙芸著，向磊译：《卫生的现代性——中国通商口岸卫生与疾病的含义》第3页，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10月版。
　　贺萧著，韩敏中、盛宁译：《危险的愉悦：20世纪上海的娼妓问题和现代性》第300页，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6月版。
　　参见贺萧著，韩敏中、盛宁译：《危险的愉悦：20世纪上海的娼妓问题和现代性》第273—300页，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6月版；安克强著，袁燮铭、夏俊霞译：《上海妓女——19—20世纪中国的卖淫与性》第323—340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7月版，等。
　　安克强著，袁燮铭、夏俊霞译：《上海妓女——19—20世纪中国的卖淫与性》第363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7月版。
　　贺萧著，韩敏中、盛宁译：《危险的愉悦：20世纪上海的娼妓问题和现代性》第303—304页，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6月版。
　　据统计，新中国成立之前，全国的妓院约有近万家，由于另有数目巨大而因流动难以统计的私娼存在，因此估计在一些大城市妓女人数与当地人口比例在1∶150—200之间。见马慧芳、高延春：《新中国初期废除娼妓制度的措施及现实启示》，《党史文苑》2008年第2期。
　　参见杨洁曾、贺宛男编著：《上海娼妓改造史话》第73页，上海三联书店1988年3月版。
　　曹漫之：《上海妓女改造史话·序》，参见杨洁曾、贺宛男编著：《上海娼妓改造史话》第1页，上海三联书店1988年3月版。
　　贺萧著，韩敏中、盛宁译：《危险的愉悦：20世纪上海的娼妓问题和现代性》第271页，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6月版。
　　同上，第304—305页。
　　参见安克强著，袁燮铭、夏俊霞译：《上海妓女——19—20世纪中国的卖淫与性》第四部分“管理娼妓的失败”，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7月版。
　　曹漫之：《上海妓女改造史话·序》，参见杨洁曾、贺宛男编著：《上海娼妓改造史话》第2页，上海三联书店1988年3月版。
　　同上，第3页。
　　贺萧著，韩敏中、盛宁译：《危险的愉悦：20世纪上海的娼妓问题和现代性》第329页，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6月版。
　　可参见张辛欣：《北京人·旧雨新知》，上海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
　　陆文夫：《小巷深处》第35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79年版。
　　程光炜；《当代文学学科的“历史化”》，《文艺研究》2008年第4期。
　　蔡翔：《两个“三十年”》，《天涯》2006年第2期。
　　陆文夫：《文以载人》，《当代作家评论》1996年第2期。
　　张辛欣在口述史《北京人·旧雨新知》中对此有真实的记录：“我女儿直到念中学才知道我的旧事。她和一个邻居吵嘴，那妇女骂她：”你妈是……‘她回来大哭大吵了一场。我告诉她：“妈妈是让旧社会逼的，新社会把我从火坑救出来了。我也给新中国建设出了力，比她强！她一辈子跑小菜场，什么也不会干！’然后我跑出去和那妇女打了一架——我不亏心，她亏心！”，从中可以看到经历过改造的妓女作为新中国建设一员的主体自觉性。上海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
　　伊恩·P.瓦特著，高原、董红钧译：《小说的兴起》第6页，三联书店1996年2月版。
　　霍达：《咀嚼悲剧》，《民族文学》1991年第8期。
　　可参见贺桂梅：《80年代、“五四”传统与“现代化范式”的耦合》，《文艺争鸣》2009年第6期。
　　苏童：《怎么回事·红粉·代跋》第306—307页，长江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
　　苏童：《写作，写作者的使命》，《蔚蓝色天空的黄金》（兴安编）第370页，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5年版。
　　苏童：《红粉》，《苏童文集。自序》第1页，江苏人民出版社1993年9月版。
　　刘敬文：《苏童：写作满足了我的权利欲》，《新商报》2009年3月9日。
　　黄发有：《准个体时代的写作》第129页，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11月版。
　　贺萧指出，妓女作为“下属群体”和“他者”，其故事在20世纪中国的各种文字材料中都是被讲述的，“妓女以‘嵌入’的方式被带进历史记载；她们嵌入了塑造她们的故事的人的历史，嵌入了他们的权力争斗之中”。《危险的愉悦：20世纪上海的娼妓问题和现代性》第12页，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6月版。
　　「美」海登。怀特著，陈永国、张万娟译：《后现代历史叙事学》第170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6月版。
　　［作者单位：上海大学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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