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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转帖] 溝通世界的文化傳譯者──張廣達教授訪談記事 [打印本页]

作者: 老木匠 时间: 2010-3-1 19:52 标题: 溝通世界的文化傳譯者──張廣達教授訪談記事

傅揚採訪整理（臺大歷史學研究所碩士生）

整理者按：

張廣達教授1931年出生於河北，在燕京大學（1949-1952）、北京大學（1952-1953）歷史系受教育，研究領域為隋唐史、中亞史地及海外漢學，學術成就享譽國際。1989年離開中國後，任教於瑞士日內瓦大學、法國法蘭西學院、美國耶魯大學及普林斯頓大學等多所世界著名學府及研究機構。2008年，張廣達教授榮膺中央研究院院士，同年應臺灣大學人文社會高等研究院之邀，來臺訪問講學，於本系開授「中西文化交流史」、「二十世紀漢學研究」課程，並與臺灣學者及研究機構進行廣泛的學術交流。

本文原為筆者與張廣達教授之訪談紀錄，徵得張教授同意，將對話形式改成自述體裁。全文約分為兩部分，第一部分記述張教授的學思心得，第二部分則涉及中外文化交流史課題。如欲進一步了解張廣達教授的學術成就和心路歷程，可參閱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的《張廣達文集》，或張教授為臺大「我的學思歷程」系列所做的演講（臺大演講網：http://speech.ntu.edu.tw/user/vod_f...D=1&film_sn=926）。

張廣達教授提攜後學一向不遺餘力，希望透過這篇文章，讓張教授的學術研究經驗與智慧啟發並鼓勵更多讀者。

樂將金針度與人：分享學思歷程

治學門徑

2009年3月10日，我應黃俊傑教授之邀，做了一次「我的學思歷程」的演講，主要談的就是我的求學和生命經歷。我的求學過程，可能和很多老師不一樣，尤其不能和我的生活過程切割。之所以這麼說，原因是我從26歲一直到48歲這段期間，不管生活還是讀書治學，受到大陸的政治干擾太嚴重了，使我的讀書過程不是很正常。我在1957年就被劃成了右派，成了一個政治敵人。這一點影響非常大。

關於如何建立知識樹的問題，我想我自己談不上什麼知識樹。因為我該建立知識樹的時候，正好受到外界政治干擾。再者，即便做為一個讀書人，被政治高層「控制使用」時，我能做的也僅僅是根據他們所佈置的任務，充其量準備些資料而已。直到1978年，我真正上課之前，一個是政治因素造成的耽誤，一個是只能按照佈置下來的方針做些基本的學術工作，為政治需要準備些資料。這些因素造成我的求學和學術生活很不正常。

假如讓我談一下我的學習門徑，首先，我比較早便開始擔任我父親（張錫彤先生）的助手。或許家父也有心引導我做些練習，所以在查找資料方面，我可以較早熟悉、進入狀況。再者，我的老師也比較好，有許多國寶級的先生，我在〈我和隋唐、中亞史研究〉一文中提過了。他們對我最主要的影響，是要我注意基本功的重要。

比如說我很早就聽聶崇岐先生告訴我，應該找些白文無標點的書，自己從頭至尾點讀一遍。清代杭世駿課徒，要學生掌握「三通」──《通典》、《通鑑》、《文獻通考》，聶先生也很早就要我在暑假時，找本《通鑑》白文來自己練習標點，遇到困難點不下去時，尤其要勉力為之。後來鄧廣銘先生教學生時，提及中國史研究有四把鑰匙：年代、地理、職官、目錄，也是這一道理。我的老師們強?#123;的基本功，實際上就是要我們熟讀幾部經典，紮實地把握住這四把鑰匙。

以目錄學來說，當年我這方面的老師是著名的孫楷第先生，我很早就在本科時聽過他的目錄學。他授課時，根本不用準備講義，從不帶片紙隻字，拍拍腦門便一連串地講了起來。與其說我們從他那裡「學」了點什麼，倒不如說從他那兒「感受」了些什麼：人家唸書竟然可以精熟到這個地步。而且他講的都是經驗，他告訴我們《四庫提要》的大序、小序都得念，還要我們到圖書館找他提到的書，借出來翻一翻，以後再提到這本書，便能回想起它的具體模樣。這些顯然都是他的一些個人體驗。

所以我想我的求學過程有很多巧合。既有耽誤這方面，但又有一些因為耽誤而成就我的一方面。我比較早動手做一些學者的助手，也就因此早一些知道怎麼找材料、寫論文。這些事我覺得越早著手越好。其次，老師很早就叮囑我們要注重基本功。要建立基本功，就是不要泛泛去讀書，應先找幾本重要的書，精思熟讀，唸成自己的看家本領。儘管我當年《通鑑》沒有真能從頭至尾點讀完，但那時較早地透過讀《通鑑》、練標點，還是對我很有幫助的。

現代學者的知識結構

我經過這些年的不斷思考和總結，所謂知識結構，大概應包含以下幾方面。首先，根據我二十多年飄蕩海外所見，感受最深刻的是他們的多學科訓練，特別是理論性的思考。在海外，不管做哪個專業，你總得要有些理論的思考。像在法國，中學畢業會考的作文題目，好多是哲學性的題目。大家應該加強與自己領域有關的理論思維的訓練。像王國維，他假如不前後攻讀四次康德的著作，縱然可以在許多地方勝過當代讀書人，但本質上跟乾嘉時期士大夫不會有什麼太大差別。他鑽研了西方文學、美學，尤其是哲學，應用到研究上，才讓他境界與一般人不同。

知識結構的第二部分，是專業領域。為自己選定並累積一個專業知識領域，越早越好。我回想起來，專業知識其實就是老師們叮囑的基本功。基本功不要多，有個兩三部看家的著作就可以了。像《通鑑》，跨越了從周威烈王到五代的一千三百六十多年，從頭到尾點下來固然好，只點讀幾個朝代也是必要的。通過這幾個朝代，把年代、訓詁、職官、地理等問題真正地下一番硬功夫，絕對會有很大收穫。我的老師指導的這種路子，早建立起基本功，從標點、句讀、訓詁下功夫，再於職官、年代上做些必要的準備。今天我們關於年代，只能查找對應的記載。我有幸親炙鄧之誠先生，提到中國古代紀年，六十甲子他就直接掐著手指頭來算！那個時代過去了，但那基本功的道理並不過時。余英時先生也有文章講到，當代人應回到朱子〈讀書法〉中的一些基本要領。所以我想建立基本功，掌握自己領域幾部基本的、重要的著作，當作自己的看家本事，這道理仍然站得住腳，並不過時。架籬笆要先打好、立好樁腳，而後編織就易於為功了。

面對現代的學術要求，知識結構的第三部份就是掌握工具了。一個工具是多學科性訓練。念歷史的人，要有些社會學、文化人類學的知識才好，像吉爾茲（Clifford Geertz）的厚敘述（thick description），或是默頓（Robert Merton）講的某些功能理論，都是一種工具。

另一個工具是語言，這又分兩部分。過去在乾嘉時代，學者只要掌握文字學就夠了，今天外語的要求比古代人要高得多。現代的學術語言，我把它稱做工具語言，是用來吸收知識的必備工具。現代人會了英語也不見得有優勢，但不會英語肯定處在被動不利的位置。英語以外，法語、德語、俄語、日語，這些現代語言都是重要的工具語言。

另一種語言工具可以稱作專業語言，例如中亞地區、塔里木盆地周圍的一些死文字。過去這些文字解讀不了，現在日本就有幾個新一代的學者，在這方面達到了世界水平。我想大陸、臺灣早晚也會有人趕上去的。又比如你若要研究中國古代，也得熟悉金文、甲骨文。現在又出了許多簡牘帛書，想要認字，文字學、音韻、訓詁等，也都屬於專業語言。

工具的第三部分就是現在的電子檢索和資料庫。過去談到電子資源和研究的關係，還只是強?#123;如何操作電腦。現在不同，各地都有數據庫（database），臺灣就有好幾個數據化的資料庫。這對於年紀大的一輩，不禁感嘆它可望不可及。但即便是年紀大的人，他要是不甘心落後，能追多少便追多少。對年輕人來說，資料庫的運用更成為一個基本的技能了。檢索和資料庫這種工具，在現代學術研究中所佔的比重，比我唸書時要大得多了。

第四點要注意的是表達能力。我唸書時，有些老一輩的先生不怎麼善於表達。但我們看一看西方，從古希臘時就非常注意修辭（rhetoric），現在西方史學家也非常重視敘事。Narrative著重的不僅僅是怎麼把話講出來，還有一系列關於presentation的要求：它要求你思考，如何把史料證據融合至敘事結構中？這又產生一個問題：這樣的寫作和文學的區別在哪裡？歷史雖說不能脫離過去的實際，但過去事情這麼複雜，怎麼挑選敘事對象，又怎麼去present？我們對這些問題，應該要思考得比過去更深刻才行。

文字表達外，口頭表達也很重要。將來大家無論做記者、老師或從事其它行業，總得了解如何向你的聽眾、交談者表達，使他們按照你的想法去理解你的話。也就是說，口頭表達的目的，是要使對方能正確的了解自己。這方面，西方如德里達（Jacques Derrida），也提出了許多見解。無論是哪種表達，只要做得好，都會有很大的效果。有些老師表達能力好，就有感染力。像余英時、李亦園、許倬雲幾位先生，說一句是一句，毫無廢話，邏輯之嚴密，思考、回覆、對應問題之敏捷，分析之深透，都值得大家學習。當然，他們能有這麼好的表達能力，都是建立在前面打下的基礎上，又和有意識的訓練有關。

總結來說，知識結構可分成四部分。首先是要有理論的素養。理論訓練讓我們能反思專業領域的方法問題，在處理材料時，能夠深入地進行分析，並提出有啟發性的綜合判斷。其次，專業知識的基本功，越早建立越好，以幾個看家本領的著作為點，再由點到面，對自己的專業領域有通盤理解。第三方面是掌握各種工具，包括多學科性訓練、工具語言和專業語言，並注意全世界的電子資源，這些可以幫助大家吸收和運用知識。第四部分是加強表達能力，包括文字和口頭的表達。

由於受到許多耽誤，我無法按照心意讀書學習，故我算不上有自己的知識樹、知識體系。但經過許多年的思考，我想這幾方面共同建構了我的知識結構，提供給大家做個參考。

語言學習二三事

關於語言學習，我請教過周一良先生。他認為想學外語，第一種外語一定要下大苦工，認真學好，別只從專業領域入手，最好從文學進入一個語言。語言的本質是交流的載體（vehicle），最基本功能是講話、溝通，所以周先生建議從讀小說入手。現在有很多光碟與學英文的資源，是按照情境（situation）來學英文，也是個入手的好地方。特別是西方這種變格變位的語言，沒有捷逕，一定要熟，要熟到很自然張口便能說的地步。

按照自己的專業，找一本相關領域的重要著作進行翻譯，也是精進外語能力的好方法。我自己從翻譯工作中受益非常多，二十五、六歲時還當過俄國人的課堂口譯。我覺得翻譯很重要，筆頭的翻譯是必要的，最好還要有機會做口頭翻譯。口譯的重要性在於，口譯過程講究快速、準確，可以訓練並逼使你得完全用外語的方式思考。

眼界和用心

關於眼界問題，最重要的是自己書讀得夠不夠。我在大陸帶了一、兩屆學生，我告訴他們，選定了某個領域，就要掌握該領域世界最主要、最重要的期刊雜誌，這是我很強?#123;的一點。看雜誌時先重點看書評，與你有關的專題研究當然也要看。書評評介的都是最新的書，看書評可以使你不脫節，得以了解全世界的同行在做什麼，這些基本的信息非常重要。今天我們不能再窮守一個小題目了，要了解自己領域中那些有代表性、主導地位的leading journals，並且定期翻閱。另外，書評往往凝聚了書評作者的學思所得，他們提出的意見經常很深刻、很有啟發性，也值得大家參考。

我來臺灣感到比較可惜的一點，就是因為忙碌，沒法定期至圖書館翻閱雜誌。我不大能運用網路資源，但現在年輕朋友可以透過網路來接觸那些期刊雜誌。眼界的提升，取決於自己的內涵，定期翻閱雜誌對此絕對有幫助。你翻閱多了，眼界自然也會提昇；讀久了，自然會產生鑑別能力。

所謂「學術前沿」，主要也可以透過閱讀書評來了解。「前沿」不是一、兩個人在進行研究就算前沿了。前沿是相對的，是一批人、尤其是重要學者們近期的用心所在。對於所謂的學術前沿，我們可以透過書評來了解其他人正著手的課題，因而得到一個印象。我們不一定要追趕前沿，但也不能對它有隔閡。

關於讀書，我還想提醒大家，要做好整理的工作。大家讀書，要趁著記憶力還新鮮的時候，歸?#123;幾個要點，記下來之後再離開。假如當時不積累，不做些整理，讀的東西一過去就忘了。甚至於遇到讀過的東西，還恍恍惚惚覺得似曾相識呢！所以定期整理的工作非常重要，念兩個小時有兩個小時的歸?#123;，然後積累到一個月或三、四個星期的時候，再做些歸?#123;、分類的工作。每次歸類、分類，對自己讀書狀態都是一次提高。我到臺灣，住處的設備不是我習慣的，但分類的工作還是要做。按中國古人要求，三年一小成，五年一中成，十年一大成，講的無非是一個積累的道理，而積累的基礎是自己按部就班，隨時做起。電腦裡儲存的東西也得定期分類整理。某種程度上來說，這就是在建立自己的知識樹。

述古論今話中西：漫談文化交流

縱橫歐亞

從宏觀分期來看，中西文化交流的第一個階段最重要的課題，毫無疑問是上古民族、語言的形成及分布。現代人已可利用DNA基因鑑定來判斷民族屬性，如針對骨骼進行分析；又或者利用科技來判斷金相成分及其來源，進一步斷定新石器時代各文化類型的交互關係。拜科學技術進展之賜，這些方面現在都有了許多便利的工具，大大有助於我們的研究。

對於上古時期，我們尤其應該著眼於民族語言文化的分布。語言分類的問題，至今仍未得到徹底解決。學術界有把握的，只是幾個主要語系，其他如臺灣南島語系範圍的問題及澳大利亞早期住民語言的問題都還沒有解決。日本語、韓國語無法歸類，歐洲高加索一些語言沒法歸類，阿爾巴尼亞、古代義大利半島伊特拉斯坎語（Etruscan language）也沒法歸類。這些都是重要的問題。

就中國而言，我想兩漢時期的阿富汗和塔里木盆地，絕對可以獨立成一個篇章，做為中外文化交流的第二個大階段。以具體問題為例，邢義田教授的研究我便很佩服。他透過殘留下來的象徵符號和形象描繪，追溯了赫克力斯（Heracules）的形象如何自西方流傳至中國，進而說明了中外文明許多要素的傳播和相互影響。將來隨著材料不斷增加，我們便可能進一步透過這些材料，來建立當時文化交流和互動的面貌。

兩漢時期的阿富汗和塔里木盆地，不僅是部派佛教以至大乘佛教滋生發育的溫床，也是中國與希臘化文明、羅馬文明交流互動的主要場所。一個具體例子是有關玻璃的問題。傳到東方的羅馬玻璃不在少數，特別在阿富汗地區，即可以發現這方面交流的例子。透過對阿富汗地區本身及其做為媒介的研究，我們今天要理解玻璃在中外交流中的角色便容易多了。阿富汗的重要性，無論如何是應該更進一步強?#123;的。我們可以把阿富汗視作中亞的一部分，但我覺得一般說的中亞，在古代還沒那麼重要，而阿富汗肯定是非常重要的。

隋唐時期是中外文化交流史篇章的第三個階段。這個時期，中國的西方有大食的阿拉伯世界，北邊有突厥人、回鶻人，南邊的吐蕃也很活躍。此時正值歐洲的中世紀早期（early middle ages），基督教文明發達。過去認為這是個暗淡的時期，現在看來，這種說法不怎麼準確，但當時歐洲確實沒有一個重要的強權。拜占庭相對來說算是個強權，但地位遠不如過去的羅馬帝國。總的說來，阿拉伯世界的力量要勝過歐洲的基督教文明，這就埋下了中亞地區伊斯蘭化和中亞語言突厥化的種子。

蒙古人興起後，建立了大帝國，打通歐亞，中外文化交流進入第四階段。蒙古人促成的文化交流也為未來明末清初的地理大發現、基督宗教東來打下了基礎，那可以算是第五個重要階段。第六階段始自十八世紀末，西方完成了工業革命後再東來，當時西方的政治體制、科技文化和多科性學術都發生變化了。於是清末中國人、東方人再與西方接觸，便產生了西化的問題。在日本，這個問題以「脫亞入歐」的口號被提出來。中國人不講脫亞入歐，講的是要「現代化」，但其實現代化的本質也就是西化。

這個學期在臺大歷史系講漢學，實際也就是談比較當代的文化交流問題。我沒有泛泛地鋪敘這中間的轉變，而是拿羅振玉、王國維做為轉折時期的代表人物，深入分析他們的治學方法和思想意態，說明他們的代表意義。海外方面，我選了日本的內藤虎次郎，也選了法國、普魯士到德國、俄羅斯階段的幾位名家。儘管有些地方仍不夠細緻，但這應該可以用來解釋說明當代文化交流的一個層面。

關於中外文化交流史宏觀分期的問題，我已考慮很長一段時間了，上個學期開設的「中西文化交流史」，實際就是用以上所論的體系做為課程綱領。未來如果有年輕朋友願意跟我一同合作，也許這個分期架構可以更進一步、更細緻地加以發揮，並正式發表成果。

中外文化今昔

我在「我的學思歷程」演講的末了，歷史系的客座教授田浩（Hoyt Tillman）先生給我提了個問題。他問我現在看中外文化交流，中國學外國，最值得學的是什麼？外國學中國，最值得學的又是什麼？對於這個問題，我有些基本的想法。

嚴格說來，中國從先秦諸子百家開始，對客觀世界就不像西方人，如希臘人那麼重視。希臘從畢達哥拉斯（Pythagoras）時就開始注意以數學語言來描述宇宙。相對來說，從先秦開始，中國思想家重視的就是人本身。道家比較注重人的解脫，所以一直發展出養生、求仙等面向。儒家則比較重視仁、義、禮、智、信的人際關係。

子思「仁、義、禮、智、聖」的五行學說，由於簡帛〈五行篇〉的出土，受到了我們的重視。五行說到了孟子，又形成了四端的學說。儒家重視人的自身發展，到了秦以後，形成內省、修身養性、齊家治國的思想傳統。今天看起來，儒家的政治學說和倫理思想的某些部分，如三從四德，無論如何是得揚棄了，它不符合人類尊重每個人意志及個體發展的方向。但內省的工夫仍是極為重要且珍貴的，我個人假若不是靠著中國的這些東西，我也活不到今天。像司馬遷的〈報任安書〉、王陽明的〈瘞旅文〉，這些關於人在被動的時候如何保持正常心態的思想內容，可以說是中國人對人類的重要貢獻。

我便感覺，在我看來不成問題的一些事，西方人就非得看心理醫生，給心理醫生做分析、引導不可，他們自己沒法排解。不過西方人表裡一致，無論孩子、中年人還是到了老年，他排解不開就是排解不開，排解開就沒事了。中國人表面很客氣、周到，但遇到不愉快，兩個人的關係就可能永遠緩和不來了。這是中外很不相同的地方。

西方人客觀在哪裡呢？張灝先生曾引用一位德國馬丁路德派的牧師尼布爾（Reinhold Niebuhr）的話，他對人性的看法比較符合實際。他認為人心裡頭有陰暗的一面，有做惡的可能性，所以民主是必要的。民主可以提供互相箝制，提供輿論以及制度面的約束。他也主張，人心也有向善的一面，將其發揚，民主才成為可能。簡單的說，因為人有性惡的可能，所以民主成立是必要的；人有向善的一面，所以民主有成立、落實的可能。我認為這些話比較中肯、深刻、接近實情。

我認為人應該按照柏林（Isaiah Berlin）說的，只有消極自由，不能想怎麼做便怎麼做。沙特（Jean-Paul Sartre）說他人是你的監獄，這走到極端了。但無論如何，只要活在社會上，你就不能全按自己心願生活，就得照顧到他人。如此一來，這中間就需要某種自我約束。從子思、孟子，再到宋代濂、洛、關、閩，特別是程朱一系的學說，以及陸、王，到後來以王艮等人為代表的泰州學派，裡頭有很多強?#123;如何先從?#123;理自己、修養自己做起，再應用到人際關係上的深刻見解。我想這絕對是東方文明、中華文明的一個重要貢獻。

西方的貢獻，就是提醒人們要注意，人的思維是可以做為一個客觀對象來進行研究的。當然，對客觀的強?#123;，也表現在他們對自然的研究上。西方人在這方面建立了一套思維方法和研究工具，值得我們接受、吸收。按照牟宗三先生的坎陷說，過去中國的注意力沒有集中在自然科學上，所以這方面是落後的。無論接不接受他的論證，中國在這一方面確實有必要加以補強。

臺灣印象

我對臺灣充滿許多感情，有些意見也許不怎麼客觀。我老伴不願意離開臺灣，我也想留下來了。我第一次來臺灣，是2000年時應中研院史語所之邀，並在臺大兼了一次課。那次授課也留下了點影響，就是刺激了一位女同學開始學習吐火羅語。她今年博士論文應可順利答辯，如此的話，她就是臺灣第一位學習死語言有成的學者了。

我沒去過新加坡，而在香港待過幾個月，在城市大學開了兩門課。香港在英國統治下，法治觀念建立起來了。那裡的人際關係，可以說有一個遊戲規則，強?#123;自我約束，法制觀念良好。從這個意義上來講，香港有秩序，有說理講理的地方，也有相互無形的監督，這點比較好。不過一旦和臺灣相比，人情間的相互關照，我覺得香港比不上臺灣。香港有很多人過得有錢有閒，但缺乏人際間那種關懷和熱誠。我的一個想法是，臺灣人的熱情與可愛，和臺灣基層中有法鼓系、佛光山系、慈濟等組織，有很大的關係。這些組織在陶冶百姓、勸人向善做慈悲等方面，做出了很大努力，也影響到臺灣人的特性。總的來說，我對臺灣寄予很大希望。

拿國家劃界，也許是人類最終走向大同的一個過程罷了。看看現在世界，蘇聯瓦解後，東歐、中亞各國紛紛獨立，以西歐為主的國家反而要聯合起來。聯合是肯定有利的，所以過去的歐共體、現在的歐盟越擴越大。主權概念是歷史的過程，國家、國界也都是歷史的過程。很多東西放在全球不同文化、不同政治發展程度來看的話，自然就有不同訴求。這種訴求可以辯論，但也要抱持基本的尊重。

這可以說是未來的一個展望。而華人世界呢？

我認為本地青年學子將來學成後，未必要在臺灣教書。將來大陸若真有一天政權性質有所轉變，她絕對迫切需要人才。有人認為臺灣亂，但這實在是一種活力的表現。臺灣經過政治改革後，在華人的幾個世界裡，可以說是最「先進」、主客觀條件最完備。未來若說要承繼、發揚中華文化，臺灣一定是最重要的基地。所以我對臺灣寄予很大希望。

如果我身體狀況許可，各方面條件又能配合，我很樂意在臺灣大學繼續兼課。當然，前提是要考量身體情況，畢竟我已經78歲了，不得不慎重些。

我和我老伴都很喜歡在臺灣的生活。跟法國相比，在這裡過得可以說是優裕得多。而且臺灣物產多，又多是自產，不像香港要依賴進口。臺灣飲食文化也很豐富，臺東有許多美食，臺南又有不同的一批美食。這裡的人非常熱情。我跟我老伴受成功大學中文系、東華大學中文系朋友的招待，以及清華大學、中正大學、嘉義大學歷史系的邀請，一同到了新竹、嘉義、臺南、臺東等地，也去了野柳、阿里山、太魯閣等景點。來到臺灣後，事情、約會不斷，平常稍微清閒時，我們最喜歡的便是和年輕朋友來往或通通電話，這一點無論身處法國、美國或日本，也都是如此。

未來展望

這學期臺大的課程結束後，6月底我會先回法國一趟，一方面處理那邊的一些事，一方面也是想避避臺灣的暑氣。回到法國後，我也會繼續與當地的一位華裔社會學家合作，分別從歷史學與社會學的觀點，整理翻譯沙畹（Edouard Chavannes）的著作。一來做為答謝臺灣大學人文社會高等研究院聘我為講座教授的一份學術成果，二來也想提供學界一個更深入認識、評價海外漢學的管道。

8月底回到臺灣，我會在政大歷史系為大學部同學和研究生各開一門課。這兩門課基本上重複我在臺大的課程，也就是一個學期講中西文化交流，一個學期講海外漢學。哪門課給研究生、哪門給大學部同學，現在還不確定。重複的好處是，我可以稍稍節省體力，也有助於改善整個課程設計，無論架構或內容都可以進一步提升。

政大的課程，以大學部來說，我希望能帶給政大的同學一些啟發。不僅著眼於實際的具體知識，更要引領大家一條治學的路子，讓他們看到這個領域的前景。方法和思考的啟發與訓練，也是我想帶給他們的。這樣的話，儘管將來不治歷史，對大家還是有好處。以上說的，哪怕只能帶給班上百分之十、甚至百分之五的同學一些啟發，我想我晚年到大學本科授課的目的也算達成了。對研究所的學生，我則會要求大家多翻閱期刊雜誌，早點設想學期報告的課題，師生間便可以有更多互動交流討論問題的機會。

再下一步，我想做的是整理出幾本書。前面已經提到，我打算整理翻譯沙畹的著作。我到政大開的課，基本上與臺大的兩門課重複，但我想提高課程的水平，並做出讀本之類的著作，做為這個專業的兩本入門書。除了這三部書，我還打算出版回憶錄。我們那一代的經歷，現在的人也許很難體會，我想透過回憶錄，留下一些應當被記住的事。我在臺灣做過好幾次演講，演講最大的難處在於時間有限，如果時間拉長，每次演講便可以周全許多。講詞內容都存在電腦裡了，但要把敘述文字、圖片以及註腳等鎔鑄在一起，還是挺費功夫的。我希望這些內容，可以整理成一篇篇專論，每篇文章都能把該課題的既有成果和研究現況加以結合，提供讀者一個綜合性的認識。這是日後的一個努力方向，如果能得到年輕朋友的幫助，進度也許可以快些。

勸勉青年朋友

對有志於史學研究的同學，不管個人遇到什麼不愉快，在我看來，都還不是致命的問題。年輕朋友一定要知道，順境對自己未必有利。我身處逆境後，也覺得逆境不全是壞事。當然，有時無妄之災、有時逆境的代價太大，那另當別論。但人生不如意事十有八九，挫折毋寧說是正常的現象。年輕朋友不管將來打算從事什麼，至少在唸書階段，一定要勵志向上。遇到一些挫折，要把挫折認為是鍛鍊的機遇。唸書則要講求方法、講求效率。現在要我們從口袋裡扔出十元、二十元，我們絕對不願意。可是一小時、兩小時的時間，要浪費掉卻很容易。實際上，這些時間不是比十元、二十元重要得多嗎？所以我主張，同學該鍛鍊就鍛鍊，該玩便玩，玩的時候特別要放鬆的玩，但玩完後一定得振作起來。做正經事時，如生出各種欲望，便要試著約束自己。許多美國人幹起活來，我們常說是工作狂（workaholic），他們是拚了命在做的。這一點，臺灣孩子的拚勁就不如美國了，大家可以多思考這個問題。

後記：這次訪談及文稿最終得以趕在張廣達老師臺大聘期結束前完成，李文良老師的督促功不可沒；在構思訪談內容及訪談過程中，好友王一樵、蔡松翰等人提供諸多協助，在此一併致謝。筆者有幸擔任張廣達老師在臺大期間的課程助理，從老師的學養、風采及謙和溫厚的態度受益無窮。謹以這份文稿，紀念一段師生因緣，並為老師在臺灣的足跡心影留下一份見證。

載《臺大歷史系學術通訊》第三期，2009年5月，第1-10頁。圖文版下載：http://www.history.ntu.edu.tw/2009h...sletter3_01.pdf

作者: 老木匠 时间: 2010-3-1 19:53

张广达：我将尽力表彰中华文明
时代周报记者李怀宇2010-02-24 21:54:08 第67期

赴台前，余英时先生和许倬云先生推荐我去访问在台湾大学任教的张广达先生。张先生2008年荣选“中央研究院”院士，这是六十年来具有大陆教育背景而获此殊荣的第一人。同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张广达文集三卷：《文书、典籍与西域史地》、《文本、图像与文化流传》、《史家、史学与现代学术》，这是一套具有国际视野的学术著作。不慕荣利的张广达先生渐为两岸学术界理解。

父亲教会他与世无争

张广达家学渊源。张广达介绍，父亲张锡彤是燕京大学唯一没有出国留学资历而升教授者。“他对我的培育，使我较早知道怎么写论文、做研究。在日本占领北平时期，我还很小，他经常带我进王府大街的近代科学图书馆（即今位于社科院考古所院内的社科院图书馆的前身）；我高中期间假期回家，他就有意识地带着我进燕京大学图书馆找材料，给我打下了检索文献的基础。我要感谢我的父亲，他有一种为人要懂得谦逊的家教。再有，父亲要我刻苦，但从来不主张我争什么，所以我渐次学会了与世无争。”

1949年，张广达考入燕京大学物理系，次年转入历史系。当时，齐思和、聂崇岐、孙楷第、翁独健等教授在系内任教，这让张广达不仅亲承一流学者教诲，也接受了他们培养出来的一批卓越老师的言传身教。1952年，大陆进行院系调整，北京大学从市内沙滩迁至西郊，以燕园为校区。张广达1953年毕业时成了新北京大学历史系的首届毕业班学生。毕业后留校任教，张广达赶上了因院系调整，大师云集于燕园的岁月。

谈起在大陆的故交，张广达兴味盎然。张广达的夫人徐庭云就读北大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毕业后任教中央民族大学，他们家和王钟翰同住一楼。而张广达1978年在北大历史系恢复教职后，得与王永兴先生在学术上交往。我谈起两位王先生与陈寅恪先生都有师承关系，但与陈先生这一代学者相比，不免浪费了许多光阴在运动里，殊为可惜。张广达说：“是很可惜，这一点恐怕是很多念书人的共同感觉，在惴惴不安的生活中，很容易产生消极的情绪，不是在正常心态下生活，不可能有什么成就。”我们议论这一情况，也感佩许多知识人在多灾多难之中还是埋头学术研究。张广达说：“中国的文明能够一贯延续下来，这是值得研究的，与很多的古代文明国家相比，这一点尤为突出，像希腊文明等都断了，而中国历代总有一些人起着脊梁骨的作用。”

二十余年来，张广达奔波于海外，靠在多地教学为生，但常住地是巴黎。张广达任教美国费城宾州大学（UPenn）期间，匹茨堡大学的许倬云先生到访该校。其后，张广达受邀到普林斯顿大学访问三年，其间和余英时先生在学术上有了交往。

金庸读博士不容易

我提起金庸正在随剑桥大学的麦大维（David McMullen）教授攻读博士学位。张广达曾就麦大维的《唐代中国的国家与学者》一书作过简单评述，于是我寄过一套“张广达文集”给金庸。张广达笑道：“金庸的小说，我一本也没看过。我去剑桥的时候见过麦大维，在那篇书评中，我只是觉得唐代还有在律令体制的基层工作的士大夫，也应该给予充分的注意。金庸这么大年纪还去读博士，不容易。”

我问：“在西方世界生活了这么久，如何看待所谓的‘国学’？”张广达说：“我觉得国学在知识论和科学认知方面有所欠缺，但有助于培育人的精神境界，西方往往由于个人的一些烦恼就得找心理医生求得辅导。此外，中国的学者自孔孟老庄以下，不管是老庄提倡个人解脱，还是孔孟要入世，都从不同角度要求对社会有所关怀，这是中国学问独到之处。这也是我觉得保留着更多的传统学问的台湾比别处好的地方。至于我个人，司马迁的《报任安书》、王阳明的《瘗旅文》曾在我跌倒后召唤我重新上路。”

我说：“听黄进兴先生说，你非常关心台湾的时局，每天晚上都看台湾新闻。”张广达说：“现在台湾表面看很乱，但是它的民主体制初步建立了起来，两党交替也粗具规模。只要我有工夫，睡觉之前都看一眼名嘴们的讨论，因为一个念历史的人还是要关怀现实，研究过去是为了关怀未来。”

名家访谈：“不能简单袭取大唐时代的辉煌”

访问前几次电话联系，我在电话里特别说明等我到了台湾大学校门时，再请他骑单车过来见面。张先生还是早早就在台大门口等候了。我们沿着台大校园的椰林大道边走边聊，初次见面便有许多共同的话题。

“北大”的土与“燕京”的洋

时代周报：1949年考大学时，你怎么去读物理系呢？

张广达：那个时候凡是念书好的学生，都要报考理工，你要是第一志愿就去念文科，表示你理科不行。那时候就是年轻不输这口气，表明我也是可以念理工的。我学数学、物理理论不成问题，但是我动手操作能力有问题，我的物理实验的误差往往在两位数以上，一次实验不及格可以，长期的话，怎么再升级？所以我读了一年的物理系后转到了历史系。

时代周报：余英时先生跟你是同一年进燕京大学，但他当时进的是历史系。

张广达：是的，我们都是1949年入学，等我1950学年度转到历史系，他已经走了。他是寒假回香港去探亲，父亲余协中先生把他留了下来，亲自带他去见钱穆的。我和余先生要等到五十年后在普林斯顿方才结识。

时代周报：你那时候已经对历史感兴趣了？

张广达：我对文科感兴趣比较早，即便念理科的话，我已经对文科不陌生了。但是我注意的文科不是填词、作诗、音韵等。我很早就注意念外语，注意西洋史中国史并重。那时我虽然是个年轻的孩子，但是已经有一些史学的概念。燕京大学历史系中，聂崇岐先生跟我父亲是好朋友，聂先生是我恩师，对我如何打好基本功有些课外指点。

时代周报：我访问过王钟翰先生，他当时已经开始教你清史了？

张广达：他开始教清史，他当时在燕大的贝公楼顶层的哈佛燕京学社有一个研究室，他在那儿念《清实录》，很勤奋。他把研究《清实录》的成果拿来给我们讲，讲清初的拜堂子等风俗习惯。他有时也把他的老师邓之诚请来上堂课，所以我也听过邓之诚先生的几次讲课。邓先生的儿子叫邓珂、邓瑞，是比我高两班的和低一班的同学，有时我跟邓珂、邓瑞来往的时候也跟随着他们去邓先生家，坐在客厅里面，跟着王剑英等研究院的大师兄一道听听老先生说这说那，他对掌故非常熟。

时代周报：1952年的院系调整后，新北大是几个学校合在一起的？

张广达：老北大、燕京、清华，可能还有些从辅仁大学等校并过来的老师，但人数不会很多。很有意思，那时候三个学校的校风是不一样的，燕京的人数虽然有点少，但是受洋人的影响，比较带点洋味。北大呢，所谓的土，就是一中午就得午睡。还是很正经地睡，脱了衣服，有时候脱了裤子背心，燕京的人看着都瞪大了眼睛。

时代周报：那时候是大师云集，有很多人是真正的大师。

张广达：尤其是1952年院系调整以后，老北大、燕京、清华合并到一起，各系的主力教授是名副其实的大牌教授，校园内简直抬头就是大师，哲学系、中文系、文学研究所、历史系、外语系、经济系等大师密度之大，今天颇难想象。那时候，中文系、历史系集中在文史楼二层，西边是中文系，东边是我们系，挤在东头角落里的是图书馆系，图书馆系是小系，但那也都是刘国钧、王重民等大牌教授任教。那时候北大拥挤着那么多大牌教授，却没什么人出来拥戴他们为大师，今天没国学了，反倒雨后春笋般地遍地冒出大师。有意思。

学术界的浮躁与谦逊

时代周报：毕了业以后就是留校？

张广达：留校。我在大学的最后一年也没念什么书。共产党进城后，为接管，为南下，为抗美援朝，几度动员在校学生参军参干，同学陆续走了不少。到我们毕业时，主要就是老北大、清华、燕京的同学，并在一起不到30人。留校3个人，我是其中一个。留下以后把我放到世界史教研室，原因就是我会点外文，有一个念书的名声。

时代周报：等到48岁真正上了讲坛，跟邓广铭先生的提携有很大关系？

张广达：“文革”结束后他出任历史系系主任，我从世界史转到中国史，就是他认为不能让我总是做翻译、资料工作，所以我很感念他。我能够从世界史领域转到中国史领域跟邓广铭先生很有关系。

时代周报：陆扬说他上世纪80年代在北大读书时，有一次看你在图书馆借了一本余英时先生的《历史与思想》。

张广达：他大概是从那里认识余先生的名字的。

时代周报：那时候你已经对前沿的学术都很感兴趣？

张广达：只要有机会我就涉猎。这里没有什么奥妙，只要留心，只要注意积累，就会知道得早一些、多一些，尽管那时候中国门户没有开放，更没有google。在这方面，我还是很感念我的父亲和老师们早早就让我打下了检索文献的基本功。在当时的历史系，我还有一位大师兄陈庆华，博闻强记，我也很受他的影响。他是邵循正先生门下的首席大弟子，邵先生写文章也常靠他搜集材料。我常常和这位大师兄讨论海内外学术动态，比方说徐复观、牟宗三、唐君毅、张君劢这些人出去了以后又怎么样。余英时先生成名很早，海外华人里，杨联陞之后，在哈佛最耀眼的应该就是他了，所以我知道余先生的名字较早，也注意他的著作。

时代周报：余英时先生当时在台湾是很有影响的。

张广达：是啊，人们老讲国宝，余先生才是真正的国宝。有些有成就的人是给吹捧而成大师的，还有些有成就的人无形中把自己放大，自居为大师，但是，一旦自我膨胀了，大概也就成不了真正的大师了。王国维先生什么时候自居为大师了？还不是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我觉得余先生旧学根底深厚，那是得自钱穆先生的真传。另外，我深感余先生不像我，我的一些认识和体验是付出了惨痛代价得来的，而余先生待人谦逊，平和理性，是自己读书真正读通了的结果。我实际上拿余先生当作自己的一个师长看待，尽管他只比我大一岁。余先生的成就越来越大，但在他身上看不到任何自满的影子。许倬云先生也是如此。

时代周报：你跟许倬云先生接触多吗？

张广达：有不少接触。他是我初到美国的时候主动打电话来跟我联系的，我很感谢他，其后一直提携我。许先生是一个绝顶聪明的人，学问无比渊博，思路无比敏捷，无论提一个多么复杂的问题，他都会很快给你一个鞭辟入里的明确回答。他和余先生一样，为人也总是那么谦逊，非常平易平和。

线性思考与多元思考

时代周报：到了海外，在学术上有什么新的收获？

张广达：初到海外，我曾想走王重民、向达先生的老路，打算也到各处去搜罗一些流落到海外的珍稀图书，看一些敦煌文书的原件。不久，我决定将主要的精力和时间用于了解西方学者治学的路数。现在我主要的精力是研究中西文化的对比，考察研究中国史的大家的治学路数跟中国学者治学路数的同异。日本人方面，我以研究内藤湖南的唐宋时代观为一个例证。法国人方面，我选择沙畹为主，看看沙畹及其门生伯希和、马伯乐、葛兰言等研究中国的路数跟中国传统学术的区别在哪里。

时代周报：你到过的国家的学术研究有什么新的方法值得借鉴？

张广达：出去以后，觉察西方学者很注意理论思维和阐释，做多角度或多面相的多元思考。我开始意识到，我在国内教书和研究中国历史，习以为常的往往是做从古到今的线性铺叙和线性思维，在讲授和研究中外交流史的时候再加上世界史做参照系，如此而已。现在，我处理史料，开始意识到还可以从历史的时间观对史料所反映的文化与历史再做思考。

时代周报：海外研究中亚史和唐史的人多吗？

张广达：研究古代中亚操印欧语的民族的人较多，他们感兴趣的是研究印欧人的来龙去脉，探索印欧人在历史的空间和时间这两维中的分布以及发展的过程。在历史上，中亚是游牧民族往来迁徙的通道，东西文化交流的十字路口。中亚对唐代的重要性在于，在唐代前期，西域的安西四镇是唐代京城长安所在的关中地区的安全屏障；到唐代中期，先有751年的怛逻斯之败绩，继有粟特胡安史之叛乱，唐朝开始退出中亚，是为唐朝由盛转衰的契机；到唐代后期，中亚地区在宗教上伊斯兰化，语言上突厥化，中亚史迈入一个新阶段。所有这些，无不与中国史有莫大关系。

时代周报：你的研究涉及到现在大陆很流行的一个学问—敦煌学，到底敦煌学成不成一个学？

张广达：不叫它敦煌学，你也没办法找一个概括性的名词称呼它，只能叫这个非常勉强的称呼，反正都是研究那批卷子。而且敦煌的汉语卷子只是一部分，还有好多胡语卷子，中国大陆学者不大管，所以即便叫敦煌学，也没把这些研究都概括进去。

时代周报：余英时先生讲到中国情怀的问题。你有中国情怀吗？

张广达：我有我的中国情怀。中国能够几千年延续下来，是全世界留下文献最多的国家，这个民族能够存续到今天绝非偶然，我将尽我的最大力量加以表彰。但是，另一方面，我不能不管不顾我们传统文化中的阙失和缺点。我的中国情怀是尊重国内各个民族群体的感受、考虑和东亚各个邻国的关系、正视世界各个地区联系日益紧密的现实的中国情怀，而不是无根据地、盲目地不管现实世界的发展、不研究境内境外的“他者”。我是地地道道的中国人，但又是生活在反思性的现代化时代的中国人，这就决定了我不能简简单单地袭取辉煌的大唐时代或大清帝国时代的中国情怀。当美国学者罗友枝、柯娇燕、欧立德、路康乐、罗维廉等纷纷提出清史研究上一些新思考的时候，我无法闭目塞听，我的中国情怀不允许我无视“他者”提出的一些值得思考的概念。

实习生张丽玲对本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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