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求學問需要專心致志，然而臺灣此時正處在種種曖昧性所構成的文化危機中，所以社會與文化缺乏明確的方向感。年青人，一方面，要面對許多方面呈現的文化危機；另一方面，又需要專心致志追求知識與學問。結果是：年青人多多少少被文化危機拉扯著、分心了。那麼，如何才能面對這樣的處境？我想先不正面回答這個問題，我要舉一個海耶克（Friedrich A. Hayek，1899-1992）先生的例子，從那裡說起。
我是1958年從臺大歷史系畢業的。按規定需要接受一年半的預備軍官訓練。後來，在家裡待了半年。於1960年赴美，到芝加哥大學社會思想委員會（Committee on Social Thought，University of Chicago）攻讀。一個臺灣年青人，一下子投入那樣菁英的環境，生活與讀書的情況跟其他留學生很不一樣。
過了幾天，我再去看海耶克先生，向他稟告我的決定，他聽後很是高興。他知道我自從來到芝大以後這幾年，並沒有研讀過中國思想史方面的論著，也未在芝大上過中國歷史方面的課程，囑我儘速找來這個領域之內代表性的著作仔細看看。我找來了在哈佛任教的史華慈（Benjamin I. Schwartz）先生和在加州大學柏克萊校區任教的賴文遜（Joseph Levenson）先生的著作，專心看了一個多禮拜，然後回去跟海耶克先生說，賴文遜至為聰明，也頗有道理，但並不深刻；史華慈分析精微，見解深邃，但對於一般讀者而言，並不易理解。幾年前的一個暑假，我到麻省劍橋訪友期間，曾見過史先生一面，在他的研究室曾和他交換過意見。他出身西方思想史，而非漢學，他是以世界史的視野與淵博的人文關懷來治中國思想史的，而他的基本立場，則是深具人文精神的自由主義。當時彼此感到很有共同語言，頗覺投契。我把這樣的情況稟告海耶克師以後，他說Relm Foundation仍然跟他保持著聯繫，他可以向那個基金會推薦我，請它授與獎學金，先用一年時間看材料，然後到哈佛大學去跟隨史華慈先生，由他擔任我的論文主要指導教授。我獲得Relm Foundation的兩年獎學金以後，決定先返臺半年，在中研院史語所看材料，然後到位於史丹福大學校園之內的胡佛圖書館再看半年材料。第二年便到哈佛跟隨史華慈先生撰寫論文了。（這樣不尋常的安排，行政手續方面，是由社會思s想委員會主任耐夫〔John U. Nef〕教授與哈佛東亞研究中心主任費正清〔John K. Fairbank〕教授，在徵得史華慈教授同意後，安排妥當的。）
這種在知識領域之內追尋知識的人，即使已經獲得了重大的、原創的發現，也絕不會產生恃才傲物、自鳴得意的心態。因為他是在追尋知識，不是在追求虛榮；何況知識邊疆的擴展，使他面對的是知識邊疆以外的無知領域。他深切知道，他的成就是建築在別人努力所積累的知識之上，即使他的最具原創性的發現──例如，他發現（在法治之下的）市場經濟是產生、保存、協?#123;、流通與增益知識的最佳機制──也間接與他的師承有關，與奧國學派經濟學和蘇格蘭啟蒙傳統有關；所以，他在知性生活中有所歸屬。（1999年芝加哥大學社會思想委員會舉辦的紀念海耶克先生一百週年誕辰系列演講會上，另一位諾貝爾經濟學獎獲獎者Gary Becker先生曾說：僅就海氏在經濟學領域之內的貢獻而言，如果他一生只寫過那一篇發表此一重大發現的論文，就足以稱為二十世紀偉大的經濟學家之一── 那篇論文是1945年9月發表在American Economic Review上的“The Use of Knowledge in Society”，夏道平先生譯作〈散在社會的知識之利用〉。此文已收入海氏所著Individualism and Economic Order [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48]）。
當然，社會上，甚至學術界，也有假權威。學術界的假權威，不是靠它（他）的知識的力量，而是靠公關、人際關係、權力關係造成的。真正的權威則command your respect（使你心服、口服，它的權威性「命令」你對之產生敬意）。對於許多科學家而言，愛因斯坦的權威性就是這樣。當然現在社會上對權威的理解有很多混亂，除了假權威之外，還有很多虛無主義的人，認為人生沒有意義、人生就是不要講理性、人生就是鬼混、享樂。將來會發展成甚麼樣子我也不知道。不過，源自法國的後現代理論、解構主義、傅柯（Michel Foucault，1926-1984）所謂一切都是權力關係等等，在它們的發源地已經變得不那麼流行了。基本原因是：它們沒有正面的東西。它們用新的理論、新的名詞講人生的負面，剛開始的時候，也許給人新鮮的感覺。然而，老是講那一套，難免使人感到厭倦。另外，老是把人生看成負面，如何面對下一代？如何教育孩子們？
A：你的問題可用另一個方式來試圖解答。如何在一個教育、文化秩序當中，發展出一些資源來，使接受這些資源的人不容易被一個假權威所迷惑？有時候假權威的力量很大，尤其在社會出現大問題的時候，那就需要自由的學術與文化傳統。換言之，如果一個社會能發展出來一個不僵化、有生機的學術與文化傳統；那麼，這樣一個傳統會提供有標準的秩序，使得在這種秩序中的人不會輕易被假權威所誤導。這是一個十分複雜的問題，我的看法主要是從博蘭尼的哲學推衍出來的。你們如有興趣，可讀他與Harry Prosch合著的Meaning（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75），尤其是該書的第11、12、13三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