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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陈为人：托洛茨基被清洗的前前后后 [打印本页]

作者: 李旧苗 时间: 2010-3-5 10:06 标题: 陈为人：托洛茨基被清洗的前前后后

十月革命后的一段时期，托洛茨基曾被认为是列宁身后顺理成章的接班人。
　　当年，托洛茨基在苏维埃布尔什维克的地位仅次于列宁，是作为领导核心的五人政治局委员之一，还是苏维埃军事委员会主席，并兼任过军事人民委员(国防部长)、外交人民委员和海运人民委员等要职。十月革命后的若干年里，托洛茨基与列宁的画像时常双双并列挂在一起；直到列宁病逝之前，苏维埃布尔什维克历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代表们发言结束时都会高呼口号：“我们的领袖列宁和托洛茨基万岁！”
　　对于托洛茨基在十月革命中的作用，1918年11月的《真理报》曾发表斯大林《十月的转折》一文，斯大林在文中写道：“这个转折的鼓舞者始终是以列宁为首的党中央……起义的全部实际工作是在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托洛茨基同志的直接领导下进行的，可以坚定地说，无产阶级很快转到苏维埃方面来，与革命军事委员会善于做日常工作是有关的，这些方面，党首先主要应该归功于托洛茨基。”斯大林曾将这篇文章收入他的选集，但后来出版全集时，这篇文章被抽掉了。
　　对托洛茨基的评价，卢那察尔斯基曾说过这样一段话：“在托洛茨基令人眼花缭乱的成功的影响下，在他的人格魅力的影响下，不少接近托洛茨基的人都有认为他是俄国革命的头号领袖的倾向。”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人物，在后来的苏维埃布尔什维克的历史中，却成为“革命的叛徒”、“反对列宁主义最凶残的敌人”。“托派”甚至成为令人避之唯恐不及的“麻风病人”。历史人物就这样成为不断变换面孔的脸谱，一会儿被描画成红脸，一会儿被描画成白脸。
当“继位”的残酷竞争逼来，他仍陶醉于幻觉
据现在解密的苏维埃布尔什维克档案看，列宁弥留之际，正值召开苏共十二大的关键时刻。列宁担心自己无法出席这次代表大会了，所以口授了一封《致代表大会的信》，这后来被称为列宁的“政治遗嘱”。据速记列宁口述的秘书福季耶娃透露：“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准备了一颗在党的代表大会上反对斯大林的炸弹。”
　　列宁在这封信中口述了这样的内容：
　　斯大林同志当了总书记，掌握了无限的权力，他能不能永远十分谨慎地使用这一权力，我没有把握。
　　斯大林太粗暴，这个缺点在我们中间，在我们共产党人相互交往中是完全可以容忍的，但是在总书记的职位上就成为不可容忍的了。因此，我建议同志们仔细想个办法把斯大林从这个职位上调开，任命另一个人担任总书记这一职位。这个人在所有其他方面只要有一点强过斯大林同志，这就是较为耐心、较为谦恭、较有礼貌、较能关心同志，而较少任性等等。
　　无论列宁说得多么委婉，要把斯大林从总书记这一位置上拿掉的意图是十分明显的。
　　在1922年4月召开的苏共十一次中央全会上，根据季诺维也夫的推荐(这一推荐也颇具戏剧性，既有“投挑报李”的嫌疑，又有“政治结盟”的意味，后文将谈到)，斯大林被推举为总书记。用托洛茨基的话说：“这是党的代表大会上第一次设立总书记，不过当时谁也没有赋予这一职位任何特殊意义。在列宁生前，这只是个技术性的职务，而不具有政治性质。”这一点不难理解，就好比毛泽东主席早在1950年代就设立了总书记一职，任命处理日常事务的邓小平担任。当时的总书记并没有“第一把手”的意义，也不存在安排“接班人”的意图。
　　人们往往是“事后诸葛”地对决定历史进程的某个关键时刻恍然大悟，而当时则浑然不觉。对于安排斯大林当总书记，托洛茨基表现出一种麻木：“处理日常工作，在许多情况下列宁依靠斯大林、季诺维也夫或加米涅夫比依靠我更合适些。我有自己的观点，自己的工作方法，也有自己的办法去贯彻已经通过的决定。列宁对此非常了解，也很尊重。正因为如此，他完全明白，我不适于执行指示。当需要有人去执行他交办的日常任务时，他就去找别人。”托洛茨基还说：“列宁需要顺从的干实际工作的助手，而这种角色对我来说是不合适的。因此我只能感谢列宁没有建议我当他的副手。我认为，这里绝对不存在列宁对我的不信任，恰恰相反，这是对我的性格和对我们相互关系的肯定。”托洛茨基的特立独行、桀骜不驯，从以上话语中可见一斑。
　　俄罗斯的思想家别林斯基说过：“在有些人手里，一根稻草秆也会挥舞成权杖。”当年的斯大林，就是把这个“不起眼”的总书记职务，搭建成一个施展自己政治手腕的舞台。他在具体操作中“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地为自己的日后接班作了许多铺垫性的安排。
　　对于这一切，一向敏感的政治家列宁当然会有所觉察。托洛茨基说：“列宁发现了最近10个月来所发生的变化，越来越感到不安了，但他暂时还不露声色，以免搞得关系紧张。”
　　在正常情况下，列宁相信自己掌控全局的能力，但身体突变，使得原本可以从容考察择优选用的“接班人”问题，顿时变得刻不容缓了。列宁可能意识到自己也许到了“交代后事”的时候。他感到需要把自己认为“最重要的”并且是“使他焦虑不安”的想法让全党知道。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列宁口述了自己的“政治遗嘱”。
　　列宁病重期间，斯大林和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结盟为“三驾马车”，为攫取最高领导权紧锣密鼓地行动起来。托洛茨基在《我的生平》一书中，记载了当年的这场阴谋活动：
　　在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后来反斯大林的斗争中，阴谋的参与者自己揭露了这一时期的秘密。这是一个真正的阴谋，他们组成一个秘密的政治局(七人团)。它包括除我以外的全体政治局委员，再加上现任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古比雪夫。所有问题都是由这个秘密中心事先决定的，它的参加者们结成了连环保。他们承诺相互之间不争论，同时要寻找机会攻击我。在地方组织内也有类似的秘密中心，它们按照严格的纪律和莫斯科的这“七人团”保持联系。为了进行联络，还使用了专门的密码。这是党内的一个十分严密的非法秘密集团，最初是直接反对一个人的。党和国家的干部都是根据反托洛茨基这个唯一标准有组织地进行选拔的……这样就形成了一种特殊形式的“升官之道”，它后来获得了一个公开的名称“反托洛茨基主义”。列宁的逝世使这一密谋肆无忌惮地公开干了起来。人员选拔的办法每况愈下。现在除非你表明自己反对托洛茨基主义，否则就休想获得诸如厂长、车间支部书记、村执行委员会主席、会计乃至打字员的职位。
　　那些大声反对这个阴谋的党员，则成为奸诈攻击的牺牲品，这些攻击的理由是完全不相干的，而且往往是捏造出来的。相反地，在苏维埃政权最初五年被无情地驱逐出党的那些道德败坏分子，这时只要说一句敌视托洛茨基的话，就可以保住自己……
　　在如此生死攸关的时刻，托洛茨基在想什么、做什么呢？让我们从《我的生平》一书中寻求蛛丝马迹：
　　对于这些阴谋家来说，最大的困难是在群众面前公开反对我。工人们都知道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乐意听他俩的，但对于他们在1917年的叛逆行为记忆犹新。他俩在党内缺乏道义上的威望。而斯大林在老布尔什维克的狭小圈子以外，几乎是个无名之辈。我的一些朋友对我说：“他们永远不敢公开反对您。在人民心目中，您和列宁的名字是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
　　党的著作、报刊和鼓动员们仍生活在以列宁托洛茨基为标志的昨天……
　　当“由谁继位”的残酷竞争已向托洛茨基布下大网时，他却仍在这些不切实际的幻觉中陶醉。
　　托洛茨基甚至把这样的细节也毫无顾忌地写在自己的文章中：
　　卢那察尔斯基在回忆录里写道：“我记得，有人当着列宁的面说，‘现在，苏维埃里的有力人物是托洛茨基’。列宁似乎在一刹那变得不大高兴，然后说：‘那有什么，托洛茨基是以自己不倦的和出色的工作赢得这一点的’。”
卢那察尔斯基在回忆录里还写道：“在1905至1906年所有社会民主党的领袖中，托洛茨基无疑是最有教养的，尽管他还年轻，在他身上很少有那种流亡者的狭隘性的印记，这种狭隘性当时甚至影响到列宁。托洛茨基比其他人更加感觉到什么是夺取国家政权的斗争。在声望这个意义上来说，他从革命中获得的东西最多：无论是列宁还是马尔托夫实际上什么也没有赢得。普列汉诺夫由于表现出半立宪民主党的倾向而名声大减。从这时起托洛茨基已名列前茅。”
　　这些政治上犯大忌的话语，竟然会从托洛茨基的口中说出，从这些致命的自我标榜中，不难看出托洛茨基思想上的不成熟与政治上的幼稚。
他把政治盟友全部推到潜在的对手一边
在《致代表大会的信》中，列宁对托洛茨基这样评价：“托洛茨基同志……不仅具有杰出的才能，他个人大概是现在的中央委员会最有才能的人。”
　　托洛茨基回忆了列宁病中选择“接班人”的情况：
　　在他第二次中风前的最后几个星期里，列宁就我以后的工作问题和我进行了一次长谈。列宁谈到了他的三个副手：“您了解他们。加米涅夫当然是个聪明的政治家，但他算什么行政领导人呢？瞿鲁巴病了，李可夫也许算得上是个行政领导人，但他还要回到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去。您必须出任副主席。形势就是这样，我们需要对人事作重大的改组。”……在党内创造条件，使我能成为列宁的副手，按照他的想法是，成为人民委员会主席职务的继任者。
　　列宁发动的攻势不仅是针对斯大林的，也是针对整个斯大林班子……除了一般的政治任务之外，列宁开仗的直接目的，就是为我的领导工作创造最有利的条件：如果他得以康复，就和他一起领导；而如果病魔战胜了他，就接替他的位置。
　　我们当然不能仅听托洛茨基一面之词。列宁究竟是要选择斯大林还是托洛茨基作“接班人”，成了一个世纪之谜。死者无法开口，人们只能从列宁留下的“政治遗嘱”中寻求蛛丝马迹，做种种猜测判断。
　　从1922年5月第一次中风后，病中的列宁在短短数月间给托洛茨基写了5封信，12月12日的信中写道：“不管怎样，请您务必在即将召开的全会上出面维护我们共同的观点。”在12月15日的信中说：“我认为，我们完全谈妥了。请您在全会上声明，我们的意见是一致的。”12月13日、15日，列宁在口授给斯大林并转中央全会的信中还说：“我相信，托洛茨基维护我的观点，一点也不比我差。”
　　在格鲁吉亚问题上，列宁还给托洛茨基写了这样一封信：
　　尊敬的托洛茨基同志：
　　我请求您务必在党中央为格鲁吉亚那件事进行辩护。此事现在正由斯大林和捷尔任斯基进行“调查”，而我不能指望他们会不偏不倚，甚至会完全相反。如果您同意出面为这件事辩护，那我就可以完全放心了。如果您由于某种原因不同意，那就请把全部案卷退还给我。我将认为这是您表示不同意。
　　致最崇高的、同志的敬礼！
　　列宁
　　1923年3月5日
　　1924年1月29日，列宁的夫人克鲁普斯卡娅给还在南方苏呼米疗养的托洛茨基写了一封短信：
　　亲爱的列夫·达维多维奇:
　　我给您写信是想告诉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即列宁)在去世前约一个月翻阅了您的那本书，停在您评价马克思和列宁的那个地方，他请我再给他读了这一段，听得非常仔细，然后又亲自看了一遍。
　　我还想告诉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您从西伯利亚到伦敦找我们时形成的对您的友谊，直到他去世为止始终没有变。
　　列夫·达维多维奇，我祝您精力充沛，身体健康！紧紧拥抱您！
　　娜·克鲁普斯卡娅
　　克鲁普斯卡娅的信传递的是怎样的信息呢？大概正由于此(当然也包括由于克鲁普斯卡娅，列宁给斯大林的那封绝交信)，斯大林多次恶狠狠地对亲信们说：“看看列宁给我们留下的是怎样的‘遗产’！”列宁逝世后，斯大林对克鲁普斯卡娅即便有些“投鼠忌器”，仍不放过任何整治的机会，直到最终，克鲁普斯卡娅吃了斯大林送来的生日蛋糕，莫名其妙地死亡。
　　托洛茨基在《我的生平》一书中，有这样一段记载：
　　那是1923年头几个星期的事。第十二次代表大会即将召开，但是列宁参加大会的希望很渺茫，于是出现了一个由谁来做基本的政治报告的问题。斯大林在政治局会议上说：“当然是托洛茨基。”他的话立即得到加里宁、李可夫和加米涅夫的支持，不过加米涅夫显然是违心的。我表示反对：“如果我们中间的某个人想以个人名义代替病中的列宁的话，党会感到不自在。我们这一次就别做导论式的政治报告了。我们就按照议事日程所列的问题做必要的发言。”
　　稍有政治常识的人都知道，在党的代表大会上，由谁来做政治报告，这意味着什么。托洛茨基说：“斯大林知道有一场来自列宁方面的风暴正向他袭来，因此从各个方面讨好我。他一再说，政治报告应该由仅次于列宁的最有影响、最孚众望的中央委员，即托洛茨基来做。党不希望，也不理解由其他任何人来做这样的报告。”
　　这究竟是斯大林向托洛茨基投出的橄榄枝，还是投石问路式的试探气球？无论出于哪个企图，毕竟都是斯大林的一种示好。然而，高傲的托洛茨基漠然置之或者说毫不领情，甚至还有些反感。托洛茨基说：“斯大林这种假惺惺的友善态度，比他那露骨的敌对情绪更使我觉得不是滋味，尤其是他的动机也显得太露骨了。”
　　托洛茨基还说：“斯大林企图从我这里寻求支持，以对抗使他感到难以忍受的列宁的监督。我只是很久之后才看清他企图与我建立某种亲昵关系的真实意图：斯大林从较密切接触列宁之始，也就是说，从十月革命之后，他对列宁就一直持无力的、因而更加暴躁的暗中反对立场。但是我讨厌他身上那些特性：兴趣狭窄，经验主义，性格粗暴，以及一种独特的乡巴佬式的犬儒哲学。每逢他有这样的企图，我都本能地后退一步，从边上绕过去。同他气味相投的人，希望老老实实生活的头脑简单的人，乃至受委屈的人，都被斯大林有计划地网罗到自己身边。”
　　托洛茨基还这样评价斯大林：“他的政治眼界非常狭窄，理论水平粗浅。他编写的《列宁主义基础》力图尊重党的理论传统，却包含有许多小学生式的错误。他不懂外文，只好根据第二手材料来观察其他国家的政治生活。按思维方式来说，这是一位顽强的经验主义者，他缺乏创造性的想象力。对于党的上层来说(在稍大一些的范围里人们根本不知道有他)，他一向是三流人物。”
　　托洛茨基在《我的生平》中，还有这样一段关于明仁斯基的记载：
　　……他谈过公事之后，便带着那种令人吃惊又迷惑不解、曲意奉承的微笑，开始犹豫起来。最后他问我是否知道斯大林正在想方设法算计我。
　　“什么？”我感到十分困惑不解，因为我当时根本没有想到，或者根本没有诸如此类的担心。
　　“是真的，他经常在列宁和其他人面前暗示，说你在自己周围集结了不少人专事反对列宁……”
　　“您一定疯了，明仁斯基，请醒醒，我对这件事情连谈都不愿意谈”。明仁斯基尴尬地耸着肩，干咳着走了……我想，从这天起，他另找别的轴心去围着转了。
　　后来，明仁斯基终于投靠到斯大林麾下，并在捷尔任斯基逝世后掌控了克格勃的大权，成为斯大林对付托洛茨基的鹰犬和帮凶。
　　作为克格勃创始人的捷尔任斯基，无疑是举足轻重的人物。然而托洛茨基却不屑地评价：
　　捷尔任斯基是个火爆性子，他仿佛由于恒量放电而保持着很高的能量。每逢讨论问题，甚至是次要的问题，他都会暴跳如雷，鼻孔微微抽动，双眼冒火，常常搞得声嘶力竭……列宁有次把他比作一匹纯种烈马。
　　捷尔任斯基没有主见……在政治上总需要有什么人来领导他。
　　在最初的两三年内，捷尔任斯基和我特别接近。最近几年他一直支持斯大林。他领导经济工作的方法完全符合他的气质——号召、推动和鼓动人们去干。他没有一个经过深思熟虑的经济发展的构想。斯大林的所有错误他都有份，他还以他拥有的全部热情来为之辩护。
不必一一列举了。托洛茨基把一个个可能的政治盟友，全部推到潜在的对立面。他就是这样天马行空，我行我素，傲视群雄。
托洛茨基与列宁之间
列宁在弥留之际，把斗争的锋芒指向斯大林及其盟友捷尔任斯基和奥尔忠尼启则。列宁一开始对捷尔任斯基评价很高，他们之间的关系之所以冷淡下来，是捷尔任斯基明白列宁认为他不具备领导经济工作的能力。斯大林的“封官许愿”把捷尔任斯基拉到了自己的身边(列宁逝世后，斯大林任命捷尔任斯基担任国民经济委员会的主任)。那时，列宁认为需要打击捷尔任斯基，这等于打击斯大林的支柱。奥尔忠尼启则因为在格鲁吉亚问题上毫无原则地一屁股坐在了斯大林一边，列宁气愤地要将他开除出党。然而对列宁这一举足轻重事关生死的政治意向，托洛茨基却说：“列宁与我交换了看法……我明确向列宁表示：我反对罢免斯大林、反对开除奥尔忠尼启则、反对解除捷尔任斯基的交通人民委员的职务……但我实质上同意列宁的意见……”
　　这就有点让人匪夷所思了。列宁告诫过全党：“现时中央两位杰出领袖的这两种特点会出人意料地导致分裂，如果我们党不采取措施防止，那么分裂是会突然来临的。”列宁此时所说的分裂，谁都能听出就是指“斯大林和托洛茨基这样的中央委员”的分裂。难道托洛茨基就是为了在列宁面前表示一种“高风亮节”、做出一个“团结姿态”？那位在中国大革命时期扮演过重要角色的越飞在自杀前曾对托洛茨基写下这样的绝笔告诫：“我总认为，您缺乏列宁那种不屈不挠、决不让步的精神，他宁愿在他认为正确的道路上孤军奋战，他预见到将来会拥有多数……而您往往为了过高的评价，妥协，放弃自己正确的主张。”
　　托洛茨基甚至说出这样的话：“党是否会理解，这是列宁和托洛茨基为革命的前途而斗争，而不是托洛茨基在争夺病中列宁的位置。”
　　在需要一个政治家当机立断拿出铁腕时，托洛茨基却表现得瞻前顾后、优柔寡断。
　　卢那察尔斯基对托洛茨基有一个形象的比喻：“托洛茨基像个电容瓶，一碰到就会引起放电。”托氏就如同一只好斗的公鸡，总要不停地高唱自己的观点，见人之所未见，言人之所未言，语不惊人死不休。在我们惊讶于《列宁全集》竟有80卷之多时，你能想象托洛茨基一生著述竟达150卷之巨吗？在托洛茨基的一生中，他总是与人处于论战的状态，总是不停地寻找挑战对手，这大概就是他“不断革命论”产生的心理基础？
　　托洛茨基与列宁之间，就发生过多次激烈论战，有时甚至到了势不两立水火难容的地步。
　　1903年7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在布鲁塞尔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在对党的性质和革命行为诸问题上，托洛茨基向列宁与普列汉诺夫发起论战：托洛茨基攻击列宁是“雅各宾主义”，是企图建立个人独裁的马克西米利安·罗伯斯庇尔，称列宁为“马克西米利安·列宁”，还攻击列宁是“被权力欲所驱使”，“把党的委员会变成有无限权力的公安委员会”，并宣称“反对列宁的关于中央集权政党的观点”。
　　1907年4月，托洛茨基参加了在伦敦召开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代表大会。会上，托洛茨基以“非派别的社会民主党人”自居，提出“不同心也能协力”的论点，试图调和布尔什维克与孟什维克之间的矛盾，扮演中派领袖的角色。当布尔什维克开展反对取消派和召回派斗争的严峻关头，托洛茨基却以“不偏不倚”的超派别姿态出现，实际上是站在孟什维克取消派一边，庇护取消派，攻击以列宁为代表的布尔什维克。对此，列宁十分愤怒地称托洛茨基是“厚颜无耻的犹大施卡·托洛茨基”。列宁还抨击说：“托洛茨基的行为表明他是一个最卑鄙的野心家和派别活动者……嘴上滔滔不绝地谈党，而行动却比所有其他的派别活动者还坏。”
　　即使在十月革命之后，托洛茨基在签署布列斯特和约问题上，在战时经济向新经济政策过渡问题上，在工会的国家化问题上……多次与列宁的观点发生严重的分歧和冲突，并坚持己见，即使被斯大林、季诺维也夫等人利用此大做文章也在所不惜。
　　但是，托洛茨基有一点难能可贵之处：他一旦发现自己错了，绝不文过饰非，更不强词夺理，而是勇于自我反省、自我剖析。
　　关于《火星报》事件，托洛茨基在《我的生平》一书中，写下这样的话语：
　　1903年的事情仅仅在于把阿克雪里罗得和查苏里奇排除出《火星报》编辑部。我对他俩不仅怀有敬意，而且还有个人感情。列宁也高度赞扬他们的过去，但他得出结论，认为他们越来越成为通向未来道路上的障碍，因而他作出组织上的结论：把他们从领导岗位上撤下来。对此我无法容忍。我在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同列宁的决裂就是出于这种义愤。
　　然而，列宁的做法在政治上却是正确的，因而在组织上是必须的。同停留在准备时期的老人们决裂毕竟是不可避免的。这一点列宁比其他人明白得早……
　　我认为自己是个集中主义者，但毫无疑问，在那个时期我还不完全清楚，一个革命政党要引导千百万群众投入对旧社会的斗争，需要多么强化的和绝对服从的集中制。
　　列宁的集中制对我来说还不是出自清晰的和独立思考过的革命概念。我认为，要求自己理解问题并从中作出一切必要的结论，这一向是我精神生活中必须绝对服从的要求。
　　托洛茨基在布尔什维克、孟什维克问题上，也表现出一种既勇于承担也勇于纠正的性格特征。当托洛茨基的文章遭到布尔什维克的强烈谴责，而为当时占大多数的孟什维克所拥戴时，他一旦意识到自己的失误，马上发表声明：“……代表团以压倒的多数否决了对文章的谴责，但这并不妨碍我本人现在谴责这篇文章，因为它对布尔什维克这一派的评价是不正确的。”以至列宁在1917年11月的彼得格勒委员会的会议上说：托洛茨基在确信布尔什维克不可能与孟什维克统一以后，“没有比他更好的布尔什维克了”。
　　托洛茨基说过这样一番话：“当我与列宁的意见不一致时，我就直言不讳地说出来，必要时还诉之于党。至于现在的不肖徒辈，他们与列宁发生分歧的次数要比我多得多，而一旦与列宁发生意见分歧，他们通常是避而不谈，或者像斯大林那样，绷着脸躲到莫斯科郊外的村子里去隐居几天。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我和列宁各自做出的决定，在所有的基本问题上是一致的。只要一言半语我们就相互理解了。当我感到政治局或人民委员会的决定可能不正确时，我就给列宁写个小纸条。列宁总是这样回答：‘完全正确，请提建议。’有时他会询问我是否同意他的建议，要求我发言支持他。他经常用电话同我商量如何处理某个问题，如果问题很重要，他就会一再坚持说：‘请您一定来一下，一定。’在我们发表一致意见时——在绝大多数原则问题上都是如此，那些对决定不满的人，包括现在的不肖徒辈，就干脆保持沉默。曾经多次发生过这样的情况，斯大林、季诺维也夫或加米涅夫在极重要的一些问题上不同意我的观点，但当他们获悉列宁跟我的意见一致后，便立即不吭声了。‘门徒们’准备为了列宁的主张而放弃自己的意见。”
　　托洛茨基还说：“在不肖徒辈的著作中，列宁被描绘得有点像苏兹达利圣像画家笔下的圣徒和基督——不是完美的形象，而是一幅滑稽的漫画。由于不肖徒辈的领导威信是用禁止人们怀疑它的正确来维持的，所以在他们的著作中，列宁不是一个能够天才地洞察形势的革命战略家，而是一个从来不会做出错误决定的机器人。说列宁是天才，是我第一次提出的，当时其他人还不敢使用这个词。是的，列宁是天才，集人类天才之大成。但列宁并不是不犯错误的计算机，他犯的错误比其他任何一个处于他这种地位的人要少得多。但他犯过错误，是很大的错误，是与他工作的巨大规模相当的。”
　　托洛茨基还说：“我再次走向列宁比其他许多人都晚，但我是在思考了革命、反革命和帝国主义战争的经验之后，按照自己的道路走向列宁的。因此我回来比那些‘学生们’更坚定、更认真，他们在列宁在世时重复着列宁的言词和手势，但不总能恰到好处，而在列宁去世后，他们都成了一群平庸的不肖徒辈和敌对力量手中的不自觉的工具。”
托洛茨基的幸与不幸
托洛茨基有幸遇到了列宁；托洛茨基又多么不幸，遇到了斯大林。
　　在列宁逝世后，托洛茨基还干了一件对政治家而言非常愚蠢的事：
　　托洛茨基发布了《论列宁》一书和《十月的教训》一文。《论列宁》是托洛茨基纪念列宁的文章的汇编。由于自负性格使然，书中不乏夸大托洛茨基在十月革命中的作用。《十月的教训》一文是托洛茨基为《一九一七年》一书所写的序言，是为纪念十月革命七周年和德国共产党起义失败一周年而写的。文章中翻出了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当年反对十月革命的老账。在此关键时刻，托洛茨基哪壶不开提哪壶的揭伤疤做法，自然彻底惹恼了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他们发表了《托洛茨基主义还是列宁主义》、《托洛茨基主义路线往何处去》等文章和报告。斯大林也先后发表了《论列宁》、《论列宁主义基础》等重要著作和演说，对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表示声援。他们都抓住托洛茨基抬高自己这一弱点大做文章，将其上纲为“主义”之争，指责托洛茨基企图用托洛茨基主义来取代列宁主义。报纸还公布了托洛茨基1913年粗暴攻击列宁的信，使托洛茨基陷于十分被动的地位。
　　终于，在这场你死我活的党内斗争中，托洛茨基成为落败者。1925年，他被解除了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的职务；1927年被开除出党；1929年被驱逐出国；1932年被剥夺苏联国籍；直到1940年在“冰斧血案”中被斯大林派出的凶手暗杀于墨西哥城。
　　马克思非常欣赏伊壁鸠鲁讲过的一句话：“死亡对于死者并非不幸，对于生者才是不幸。”托洛茨基在列宁死后，完全成为斯大林的刀俎之肉。
　　我们有句耳熟能详的话：“性格决定命运。”也许，托洛茨基的政治悲剧是他的性格使然？托洛茨基说过这样一段话，不妨看作他对苏维埃布尔什维克“接班人之歌”的悲剧的哲学表述：“整个历史过程是必然性通过偶然性所产生的折射。如果借用生物学的语言，那就可以说，历史规律性是通过偶然性的自然选择来实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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