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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杨师群：我的教授生涯 [打印本页]

作者: 老木匠 时间: 2010-3-19 19:34 标题: 杨师群：我的教授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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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3-17 《理财一周》杨师群华东政法大学教授

　　自硕士研究生毕业进华东政法大学教书与科研，已有二十多个年头，回首这段人生最重要的旅途，颇有百味杂陈之感。我先被分配在法律古籍研究所搞科研，三年后为讲师，由于科研成果颇丰，三年就破格升任副研究员。不料这副高职称一熬就近十年，总算评上教授，已经两鬓染霜。应该说自己很热爱大学教师这份工作，然而很多宝贵的年华还是消耗在应付性的工作上，能做自己喜欢的科研方面的时间并不多。在学校日益滑入所谓“行政衙门”深渊之际，尽管自己对仕途毫无兴趣，但依然沉沦在职称爬升的沟壑中。这一路走来，似乎就在唐太宗所谓“天下士人尽入吾彀中”的阴影之下。

　　我的重点科研方向是中国古代史，对先秦史、宋史、法律史诸方向都颇有兴趣。因为远离现实，加上那时社会学术氛围也较浓厚，所以写作、出版的环境还不错，如我的第一本专著《东周秦汉社会转型研究》及有关论文的面世就较顺利。然而随着科研着力点的扩展，及社会功利倾向的不断蔓延，不顺心的事就开始接踵而至。记得前几年，从中国史学会来的科研项目“中华姓氏谱”，由我写《孙姓》与《萧姓》两部。花了数年时间完成的书稿，从校清样时的400多页，到出版时只有300多页，被整整删去100多页。原因是近现代人物的有关内容需要审查，往往不能通过，所以只能删去。至今我都不明白：为什么当局对姓氏研究的近现代人物介绍也如此敏感？教材《中国新闻传播史》的出版也非常遗憾，现代方面的内容被大量删节。有关出版的审查制度，尤其是编辑们自觉的执行态度，实在令人寒心。

　　随着“学术腐败”形势的进一步发展，如今要发论文、出专著，主要是靠关系，甚至需要花钱买版面、买书号。像我这样无职、无权又由于稍有个性而基本拿不到什么国家级、省部级科研项目的教授，其出路在何方？大概也只有写好后，“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了”。今年我有一部40万字的书稿《反思与比较——中西方古代社会的历史差距》，将在广州花城出版（刚刚校完清样），它几乎倾注了我历史研究的半生心血，而且是中西方古代社会比较研究的重大课题，然而它的出版就颇费周折，好在某领导“慈悲为怀”，从有关研究中心课题经费中分我一杯羹，又花了两年时间找到合适的出版社，总算令我如释重负。

　　本世纪初，学校改制，取消研究所，到教研室上课。我先后为人文学院的新闻、中文和法律学院的法律史（包括研究生）三个专业上课，如今每年大约要上近十门课程，教学工作量很大，但心情却较舒坦，因为我非常喜欢与学生们交流自己的学习心得。尤其是《世界通史》等选修课很受学生的欢迎，每个学期都有500-600人抢选，而最后只有200人能选上，当一些学生来诉苦没选上时，我一边安慰他们还有下学期，一边也颇感欣慰与自豪。应该说自己备课十分认真，尤其是注重讲课的个性化特点，我认为大学教授都应该有自己较为个性化的批判性思维方式与专业理论，很反感所谓“全国统编教材”之类的东西，可悲的是此类完全违反高等教育内涵的做法，至今还大有市场。

　　我在受到许多同学欢迎的同时，也有部分同学不以为然，有不同意见。这本来很正常，我上课也鼓励同学提出不同看法，在课堂上也时有争论。遗憾的是，此类课堂辩论还没有作为教学的一部分正常开展，却发生了2008年学生上告公安局这样的荒唐事件。这事件发生在刚进大学的一年级学生身上，却不应是学生的责任，它反映出在中国的教育模式下部分学生思想畸形发展的严重问题！它也透露出有关社会文化背景的一些弊病，对此事当局没有引出教训，甚至封杀一些媒体的报道与讨论，用大事化小的做法予以解决。尽管解决方法有所进步，但思维方式与教育模式仍一如既往。许多领导在找我谈话时常用的一句口头禅是：“学术有自由，上课有纪律。”此类自欺欺人的逻辑，只能让人啼笑皆非。大学教授上课须时时思量什么可说、什么不该说，不知是教授的悲哀，还是社会的悲哀？

　　目前学校的许多课程都为选修，学生有相当的自主权，学期结束时学生还要给老师打分。这些从外国学来的本来非常不错的做法，然而一到中国就走样。为了吸引学生选自己的课并获得一个较高的评分，许多老师开始迁就学生，尽管逃课无数，作业也大都从网上抄袭，而最后成绩却全部优良。这一情况已经不是什么秘密，而是学校选修课的普遍现象。前些年，我不懂其中奥妙，某门课不及格人数较多，马上被学生在网上封为学校“四大名捕”之一，并且号召同学不要选我的课，可谓“教训深刻”，不敢再犯，才慢慢平息。同时，学校也希望老师打高分，似乎学生“优秀”学校也有面子。如今学校几乎没有任何淘汰率，尤其对极为差劲的港澳台学生，更是网开一面。这当然已经是全国性的做法，不知道中国大陆的大学文凭还有多少含金量？

　　尤其是一些强制性灌输的思想理论课程，几乎要占学生相当一部分学习时间与精力，大大消耗着学生黄金般的青春年华，经常听到学生们的抱怨，甚至漫骂，实在令人痛心。记得马克思晚年在《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中谈道：将他的思想作为“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去做宣传，这样做“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侮辱”。现在的情形恰好如此。我并不反对有关的思想理论课程，是希望将这样的课程作为选修课，让有兴趣的同学自由选择，这样才能体现此类课程的真正价值。记得《宪法》中有“信仰自由”的条款，那么为什么我们的教学制度要违宪呢！

　　在科研方面，2005至2007年由于我的科研成果在学校名列前茅，所以曾被授予学校“先进科研工作者”的称号。因为上课颇有特色，我也曾两度被学生选为学校的“十佳老师”。我非常看重学生给我的这一荣誉，甚至颇有一些成就感。但自从2008年出事后，尽管我在备课、上课中付出了更大的努力，然而此类荣誉就再也与我无缘。尽管已经是教授，然而在官员们面前，在教学管理部门面前，本人只感觉是一位打工仔。有时，对自己所上的专业必修课，在如何考试问题上也没有自主权。如对新闻专业的《中国新闻史》、《外国新闻史》课程，我主张开卷考试，主要考查学生理解、分析问题的能力，而决不是死记硬背一些知识点或所谓的标准答案，更何况文科论述题也不应有什么标准答案。试了一次，结果却与教务处领导吵了一场，他们提出如果是开卷考试，题目就应该是书上找不到的，及专业课就需要死背知识点等理由。由于试卷能否通过，完全在领导的“圈阅”，所以我最后不得不屈服。如今每年都要出些需要学生死记硬背的考题，还要罗织所谓的标准答案。应该说，闭卷或开卷考试各有利弊，问题在这门课主要是培养学生哪方面的能力？而在这方面作出判断的决定权是应该在上课的教师，还是学校的教学行政领导？

　　应当承认，改革开放后的中国高等教育有一定的进步，然而也存在许多无奈，尤其是今天的有关情况，一些全国性积弊已经病入膏肓，行政衙门、学术腐败、强制灌输、逃课成风、学风萎靡……此等教育情景会产生什么样的不堪后果？令人忧心忡忡。然而像我这样的教授，与教育制度、学校管理等运作基本无关，最多只能发发牢骚。大家知道，先进国家是教授治校，而我们这里却只是“打工仔”。诚挚地希望国家今后的教育改革，在如何“去行政化”与充分调动教授们在教育管理的积极性与责任心方面，应该有一些大刀阔斧的动作，以扭转全国教育日益“颓废”的局势。

作者: 爬坡王 时间: 2010-3-19 19: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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