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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转帖] 嘉名：读《思想反省笔记》 [打印本页]

作者: 杜雅萍 时间: 2010-5-8 10:39 标题: 嘉名：读《思想反省笔记》

读《思想反省笔记》
　　
　　按计划，本期的内容是谈胡思杜在华北人民革命大学的情况，因一直未找到华北革大崔仲远在第一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1950年3月16日在北京召开）上所作的《关于革大政治研究院的情况报告》，现在把我所做基础工作之一，读华北革大学员思想总结的感想先发出来，从中或许可以看出一点中共建政初期思想改造的真相。这些文章的作者所述简历是否属实，在压力下的忏悔有多少真话，哪些是为了过关而作的违心之语甚至自诬之语，刊登在《熔炉》前是否经过组织的修改，还需其他材料印证，至少从作者之一王育珊的经历看，她未必有写作能力。我所能做的是分类摘录资料,并结合《历劫无悔》、《春城纪事》两书对一些问题做一点分析。因时间关系，需要女学员反省的“爱人第一”、“贤妻良母”等问题，来不及摘录了。
　　
　　《思想反省笔记》，1949年11月出版，天津知识书店印行，发行量1-5000册，在版权页有一个说明：“本书系根据华北人民革命大学校刊‘熔炉’材料辑录排印”。《反省笔记》收文40篇，篇名如下：
　　我可找到共产党啦！张同信
　　有阶级胜利才有个人胜利郑福
　　没有共产党我就不会有今天王育珊
　　真理抚育了我张贵芬
　　痛心检讨我的忘本思想齐东坡
　　绝不再做剥削阶级的儿子李郁芹
　　把一切都交给人民董慧
　　克服了自私自利的想头运慧敏
　　批判我的个人英雄主义闻国杰
　　决心消灭两大敌人李耕
　　我认识了组织力量的伟大曹雁行
　　再不想“向上爬”了董兴源
　　批判我“为艺术而艺术”的错误宋荣然
　　批判我的“科学救国论” 刘世雄
　　学习前后看蒋介石韩崇光
　　一定报答人民培养我的恩情武敏贞
　　忠实于革命才是孝顺女儿邵平
　　怎样改变了我“爱人第一”思想秦荣芬
　　纠正我的贤妻良母主义李金香
　　我背叛了“天主” 郭民朴
　　我再不信上帝了陈善浩
　　我鬼混了半辈子张希同
　　失意人变成了得意人杨竟成
　　改变了我的流氓习气李聘伟
　　彻底纠正我的“两面”态度刘恩远
　　升官发财是死路段书仁
　　坚决背叛地主阶级火东
　　检讨我的地主思想李忠
　　我放弃了地主阶级立场张庆涵
　　清算了我的地主思想之后东方剑
　　由糊涂变为清醒魏凤鸣
　　我是可耻的逃兵刘国楹
　　一个脱队者的反省郝文泉
　　我怎样造谣骗人张家秀
　　我认清了革命和反革命杨伯鲁
　　我杀害了革命干部高诚
　　悔恨当了敌伪小爪牙黄永贵
　　我要立功赎罪李秉谌
　　在真理面前照见了自己王强
　　向真理低头张让峰
　　这些文章，刊登在革大的校刊《熔炉》上，又被结集出版为《思想反省笔记》，供人学习参考，可以视为符合党的要求，文章的基本格式，与王士华编、知识书店1949年3月出版的《思想改造范例》（收文9篇）极为相似，《范例》应该是《反省笔记》的母本。《反省笔记》还引起过毛泽东的注意,要杨尚昆替他向华北局要来一阅（1951年4月20 致杨尚昆，《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二卷）。这四十篇文章，按作者的职业和个人经历，大致可分为工人（张同信、王育珊、张贵芬、齐东坡）4篇，技术员、职员（郑福、刘恩远、张希同）3篇、教师（秦荣芬、李金香、火东）3篇、学生（李郁芹、董慧、运慧敏、闻国杰、曹雁行、刘世雄、武敏贞、邵平、段书仁、东方剑、魏凤鸣、杨伯鲁）12篇，商贩（李耕、杨竟成、李忠）3篇，画家（宋荣杰）1篇，新闻从业人员（张家秀）1篇，教徒（郭民朴、陈善浩）2篇，脱离中共人员（刘国楹、郝文泉）2篇，国军官兵（董兴源、张庆涵、高诚、李秉谌、王强、张让峰）6篇，警员（韩崇光）1篇，伪满看守（黄永贵）1篇，情况不明（李聘伟）1篇。按家庭出身，工农家庭8人，小资产阶级家庭7人，剥削阶级家庭16人，情况不明9人。
　　
　　一、学员
　　张同信，男，工人，在革大入团。出生于工人家庭，8岁时家住天津市大直沽，祖父和三叔在太古码头做工。父亲、四叔在北洋纱厂做工，伯父在和记洋行做木匠。家族有23口人，无田无房，靠做工维持生活。张同信和哥哥上小学。祖母死后，因经济困难而分家，哥哥姐姐也进厂做工。张同信小学毕业后做过小买卖，码头苦工，日本军用仓库挑泥小工，北洋纱厂修理部学徒，满蒙毛织公司修理部技工，北洋纱厂保全部细纱修机工。
　　郑福，男，技术员。出身于工人家庭，父亲、弟弟在工厂做工。在技术员养成所学习时挨过日本人的打。抗战胜利后，因职务被人顶替，骂国民党而被迫离职。考入北平中纺五场，组织工会犯忌被调至天津，所在工厂划给剿总改为修械所，因怠工罢工被辞退。
　　王育珊，女，天津人，二部十六班学员，毕业时入团，工人，在《华北人民革命大学访问记》中被写为“王玉珊”。因家贫，小时候在伯母家做家务，受歧视，父亲死后，与病母、幼弟生活，后进厂做工。
　　张贵芬，男，工人。父母早亡，家境贫困，从小有“创家立业”的思想。上学5年，学徒5年，“学徒是编矿丝，满徒是捡丝”，可能来自沈阳。
　　齐东坡，男，工人，已婚。出身于铁路工人家庭，父亲1912年就在平绥路张家口工务段工作，“家庭仅够衣食”。齐东坡19岁进入铁路，“七七事变”后日本人占领了沙城站，齐被提升为张家口站货物员。后常因小事受日本人的打骂，开始与同事包庇投机商运私货，合资在北平开了一家文具店，抗战胜利后倒闭，“这是我对国民党开始痛恨的起源”。
　　李郁芹，男，学生，出身于资本家家庭。母亲早逝，父亲对其异常疼爱，“生活很舒适”。父亲开煤厂，“对工人很好”。
　　董慧，女，学生（？）。出身于职员家庭，全家有父母、兄弟5口人，父（原中央银行职员）、兄是人民银行职员，“我们生活是比较优裕的”。八岁上学，受过9年教育。
　　运慧敏，女，学生（？），学习代表。父亲原在南京德士古汽油公司做职员，“七七”事变后参加国军，家庭靠母亲在工厂做工和伯父帮助维持。宗教对其有影响。
　　闻国杰，男，中学生。全家生活靠做公务员的父兄所得薪水维持。十二岁起就看一些世界伟人传记，“在学校中我是个用功的学生，成绩尚称优良，常常受到师长及同学们的夸耀，自己也觉得很光荣。”
　　李耕，男，失业商贩，小组长。原地主家庭，出生那年因破产、分家变为贫农，祖父是失业商人。5岁时丧父，9岁入学，15岁失学，16岁到沈阳天增顺洋货批发庄当学徒，后升至帐桌子当先生。做过福登化学工厂会计员。日本投降后，改作粮业，任买卖货物老客。1948年失业，“这时我发财的梦，遭到严重的打击，才激愤于旧社会的不平。”
　　曹雁行，男，中法大学学生，民主青年同盟成员，十四班学员,小组长。父母在教会学校读书长大，父亲在燕京大学做过二十多年助教，现在北平工业试验改作技正（原文如此，疑有脱字），母亲是燕大舍监。大哥是中共党员，四哥是基督徒。很小就知道共产党，受四哥所讲雨果作品《孤崖泪》的人道主义影响。1942年秋考入进德中学初二，1947年高中毕业，由中共人员引导参加民主青年同盟，失学一年后考入中法大学。曾参与民青小组对内三区的调查。
　　董兴源，男，原青年军士兵，天津人，高中毕业，出生于一个没落农民家庭，祖父遗留下三十余亩地，到父亲手上只剩下十余亩，生活困难。后一人流落京沪，参加了青年军，因无出路脱离部队返回天津，受到家庭压力。
　　宋荣杰，男，39岁，画家。在上海持志中国文学系上过大学，自习国画，21岁在河北官产总局任总务科长，后在天津长芦盐运使公署任秘书。辞职后以绘画维持生活十七年。
　　刘世雄，男，学生，出生于小资产阶级家庭，家庭观念强，喜欢数学，愿意在土木与机械工程上发展。
　　韩崇光，男，警员。1946年高中毕业后考入中央警官学校学习，校长李士珍。
　　武敏贞，女，学生（？），出身于军人家庭，是独养女儿。父亲二十余岁从军官学校毕业，五十四岁退役。家里有祖父、父母、外祖母。
　　邵平，女，学生，出身于工人家庭。“忍饥挨饿，仅能勉强的供我念书。”
　　秦荣芬，女，教师。大哥是国民政府行政院副院长张厉生的私人秘书，四哥在中大上学。秦荣芬原在解放区当教员，内战爆发回北平读书。老家被共产党占领后，怕受训、怕分产，与丈夫跑到滦县，再由滦县到古冶去教书，又一同投考革大。
　　李金香，女，东北人，已婚，出身于富农家庭。做过教师，生育后离职。
　　郭民朴，男，天主教徒，在教会做过初试生。已婚。
　　陈善浩，男，出身于基督徒家庭，从小信上帝。
　　张希同，男，饭馆店员。出身于富农家庭，做过小学教员，1942年到北平，在道德会女校做事务员。1943年在柏乡县汉奸政府任宣传科员，1945年夏离职回北平，在熟人的饭馆里帮忙。1945年12月为求职容易而加入国民党，1948年春未参加党员登记而脱党。家中后来因土改被清算。
　　杨竟成，男，小贩。祖父、父亲都是商人，母亲过世，有三个姐姐。继母与他们感情不好。7岁读小学，14岁入黄村农业中学，17岁时因经济影响去学徒，20岁升到账桌出纳，23岁时因被裁员与伙计四人借高利贷做小买卖，后倒闭，变卖家产还债，父亲、继母相继病故。后到铁路做工，1945年改做小贩。内战爆发后，为躲兵役，在省保安团干了一个半月的缮写兵。共产党进入北平后，杨竟成到东交民巷北岳区政治部检举保安团王营长暗藏枪支。
　　李聘伟，学员，基本情况不明，自称有“流氓习气”。
　　刘恩远，学习代表，职员。第一个职业是银号职员，出身于破产地主家庭，祖父是孔孟信徒，父亲是国民党县委。
　　段书仁，学生（？），山西榆次人，出生于地主家庭，父亲做过团长。1946年14岁，在本县读完小六年级时参加三清团。
　　火东，教师，出生于地主家庭。父亲在东北经营纱布发了财，买了三百多亩土地，全家靠地租生活。火东中学毕业后在本县做教员。1945年8月共产党进入其家乡，为保住财产，火东受父亲安排进了村公所，1946年，因其父不肯自愿献地被斗争，土地被分给农民，当年秋季复查时财产又被没收，父亲在拘押期间病死，火东逃亡到天津。
　　李忠，商贩。中学毕业。出生于地主家庭，有土地九十亩，父亲在北平替人经商，家中有母亲和弟弟。1947年父亲病故，李忠怕土改清算斗争，到北平领取父亲的抚恤金后留了下来，有时在火车上冒充伤兵跑点买卖。
　　张庆涵，男，青年军士兵。出生于地主家庭，家中有土地二百余亩，在城里还有一家布店。高二时家中被清算斗争，又想免兵役和免费读国立大学，参加了青年军。因不满军队黑暗引起注意，以“思想不良”罪名扣押，受到折磨，侥幸逃出。
　　东方剑，中学生。热河省建平县人，出生于地主家庭。八岁至十一岁在本村私塾读书，后到伪满国民高等学校读书。抗战胜利后，离校入叶柏寿临时中学，时年十七岁，读书月余，因国军退走，弃家逃到锦州，因家中被清算斗争，无家可归，又徒步来北平投考热河临中训导班。解放军围城时，与同学一道抗议班主任的遣散，被送进政治监狱，判罪受训十二个月，解放军入城后被释放。
　　魏凤鸣，学生（？），出身于富农家庭，家庭被清算斗争。
　　刘国楹，27岁，脱离中共人员，已婚，河北省深县高场村人，高中毕业，出生于破落中农家庭，种地七八十亩，全家三十余口人，收成不够吃，靠父亲和伯父在平津经商过活（父亲任团部军需。伯父任四十军副军长，邯郸战役被俘，受训四个月被释放，后退出军界）。刘国楹高小毕业后，适逢“七七”事变，参加抗日工作，任过区武委会宣传干事、区游击队指导员，中共党员，后调任县公安所警卫队长。1943年“五一”大扫荡时，因动摇并经家人劝说逃到天津，在商店做了一年练习生，找到父亲后，重新上学，又到教育部师资培训班上学。北平解放后，经任政委的叔叔和战友劝说投考革大。
　　郝文泉，脱离中共人员。1946年至解放区，1949年2月回天津。
　　张家秀，新闻从业人员。早年脱离家庭。在中央通讯社工作十二年。
　　杨伯鲁，学生，原名杨慕村，出身于小买办家庭，抗战时在西安干训团受过两个月训。1945年在川大读书， 1946年春参加“反苏”游行，任总指挥。经三青团组织处长汤如真召见并动员加入三青团。因与“特务”产生龌龊，被开除团籍，三个月后，大四的杨伯鲁被校长黄季陆开除学籍。
　　高诚，国军军官，国民党党员。出身于富农家庭，父亲是商人，中学毕业后，考入华北政务委员会清河军校（二期），任排长守城期间，卫兵抓捕了一名抗日区长，转送上级处理。抗战胜利后，1947年秋季驻防密云县，率一个营与解放军作战，个人突出重围受到奖励。1948年7月在保定北徐水战役中被俘。1949年3月考入革大。
　　黄永贵，任过伪满监狱看守主任。
　　李秉谌，国军军官。高二时考入国防部通讯学校，毕业后分发到联勤总部所属无线电台工作，后转入某部队任台长。
　　王强，山东人，国军军官。原名王芳勋，出生于地主家庭，有百余亩土地出租，奶奶霸道，村民称其“阎王奶奶”。1947年10月土改后迁居青岛，由四姐在工厂工作和叔叔帮助维持生活。
　　1935年上龙山县完全小学读书，1941年上山东省立九联中，抗战胜利后，转到青岛市立中学，次年高二因土改退学，加入青年军二0八师，受训后调陆军战车第三师团受训，1947年在海军补给站任上士，陆军八六军当特务长，绥中战役受伤升为少尉。天津战役后到华北军区司令部学习。
　　张让峰，国军军官,国民党党员。出生于地主家庭，有六十亩地，全家五口人。抗战初期，高中毕业，“为了想当英雄”，由开封到郑州，投靠胡宗南所办军校，十八期二十二总队十一队，在正式军官期集体入党，字号军善字28326。毕业后分发到到湖北六七师任排长，“八一五”日本投降，师改为旅，部队被派往北平受降，在河北磁县与解放军接火后撤到漳南整顿，又开往绛县、运城、临汾一带，攻午城镇时全军覆灭，剩余人员由西安空运北平，再由通县转天津，张让峰战斗中受伤住院，又返回六七旅七团第一连，天津解放前一天换装脱离部队。
　　
　　二、投考
　　华北革大公开招收学生，“凡愿为中国人民事业服务的大学生中学生及一般知识分子和具有完小毕业以上程度的公教人员及其他革命分子，不论男女，年龄在十八岁以上，四十岁以下，身体健康者，均得投考”，刘少奇代中共中央拟的一份致华北局并平、津市委的电报，提出入革大等学校的标淮是“来投考的学生只有要初中以上的文化程度，一律收录，不得拒绝，并且有多少人即收多少人。”（《刘少奇年谱》49年3月9日），何兆武回忆说“考试一概没有，只要有人介绍就能进，来者不拒。”（《上学记》），看来是政治研究院的入学标准。普通学员大多数是主动报考，少数被送入革大学习，如《悠悠岁月》作者张佑昌，《历劫不悔》作者刘乃元。40名学员中，不清楚是否主动的有运慧敏等13人，被俘国军高诚在冀中军区学习、王强在华北军区司令部学习，估计是被转送入革大学学习的。主动投考者动机也各有不同：
　　张同信主动到天津市政府联系，经介绍入学。
　　王育珊，“再说今天的我吧，未入革大前对共产党就有了深刻的认识，日夜盼望着共产党。天津解放后革大招生，我便不顾一切的和母亲讲通道理来了。”
　　张贵芬，“检讨入校动机：是抱了求职业的目的。”
　　郑福，“平津解放了，革大在招生，外边谣言传说是吸收青年到前方当兵去，我犹豫不定，后来我想，我是技术人员，也可能叫回原来工作岗位，我决心考入革大了。”
　　齐东坡，“北平解放后，革大招生，我想在共产党铁路工作，一定要有些新知识才能有保障，同时以后工作时也能比人高人一头。”
　　李郁芹，“我们的生活指导员常给我们讲共产党怎样好，我又常想：你大概是受迷惑了吧？为了看看共产党到底是好是坏，就来考革大了，同时我还给自己负了一个使命，共产党如果真好，我就号召同学们再来投考，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去革命；要是坏我就算是她们的先驱者，以免她们上当。”
　　董慧，“我入革大的目的只为追上时代，使自己不要成为一个落伍者；再就是我不满旧社会轻视女性，我要和男人站在一条线上，求得真正平等；还有就是我忍受不住那温暖家庭的沉闷而平凡的气息，现在是一个暴风雨的大时代，而我又这样年青，为什么不找寻有生气有希望的生活？我的生命史上应该用革命的花朵来点缀，使我一生不是平凡无奇。”
　　闻国杰，“听说共产党正缺乏干部，正恰巧这时革命大学招生，于是我便觉得机会到了，可以投考革大，可以在革命阵营中发展自己成为一个英雄伟人而流芳千古。”
　　李耕，“天津解放后，由于的失意和对家庭婚姻不满，我才来考革大。考革大前，我本想考南下工作团，离家远远的，但看到南下工作团学习时间为一个半月，我想这样短的时间，能学到什么，还是考革大学习四个月，学些高深的理论，将来出去工作，以便夸耀于人，提高自己的地位，将来能壮门面，对亲戚也有一个照顾。”
　　曹雁行，“北平解放后，两条路摆在我的面前：一条是读书；一条是走出来参加革命。我选择了后一条路。”
　　宋荣然，“近两年，因为画无人买，生活困难，思想有了很大的转变。……为了谋生活，找出路，我就投靠了革大。”
　　武敏贞，“这次考入革大的目的：也是为了毕业后能有工作，好报答父母的恩情。”
　　邵平，“我参加革命，也为了将来在社会上作一个有地位的人。”
　　秦荣芬，“北平解放，革大招考，为找出路，又同爱人一齐投考革大。”
　　郭民朴，“过去我是个忠实的天主教徒，在天主教会中做过初试生。大主教于斌曾说过：天主教的教理和共产主义是完全相反的。照理说我不应该入革大，可是我竟抱着：‘你讲你的共产主义，我信我的天主教’的心理考入了革大。”
　　杨竟成，“因本校招生，中年失业破产，六年贫穷生活总没得到顺心，现在解放了，我若考上革大学习一下岂不很好？当时的动机还只限于羡慕，想深造，洗洗脑子，毕业后，解决吃穿问题，至于为人民服务还一点不懂。”
　　李忠，“因我对共产党不满意，在革大开始招生时我还没想来考，后来因为生活困难，什么马列主义我是一概不管，每天给我饭吃就得；暂且忍耐一时，国民党回来，我还是跑回家去收地租享福，谁管你革命不革命呢？”
　　张庆涵，“我考入革大，目的有二：第一、我想目前这种社会中，如果不学习些共产党的事情根本不可能混事谋生，必须‘镀镀金’,挂个招牌。第二、想看看共产党究竟是那一套。”
　　东方剑，“革大招生时，我利用投机取巧的方法，请校方介绍，假造履历说自己是无产阶级成分。入学动机是看风使船，首先是解决生活问题。”
　　魏凤鸣，“经过再三考虑，终于决定考革大；我这样想：国民党不来，我就算走对了，要来了更好，我就说我为了生活而去的。”
　　刘国楹，经做政委的叔叔刘世勋和原来的战友劝说，投考革大。
　　郝文泉，“后来我用一种欺骗上级的手段，就冒着我哥哥的名字拿着天津军管会的一封信，钻进革大来了。”
　　张家秀，“由于革命形势的急剧发展，老一套个人利益的追求，已经幻灭，于是我便考入革大。”
　　杨伯鲁，“目睹国民党之腐败无能，并受好友郭亚育之启发，平津解放后，便考入了革大。”
　　高诚，“今年三月间，为加强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考入了革大，准备将来更好的为人民服务，以赎已往反人民的罪恶！”
　　李秉谌，“北平解放后，怕被抓才考入革大。”
　　张让峰，“选择了很久，我决定投考革大，看过究竟。我刻些假章子，做了假证件，充当小学教员，改了名字，骗到介绍信，报名考取了。”
　　
　　三、课程、教师、活动、演讲
　　艾思奇（社会发展史、国家论、爱国主义）
　　黄敬（人生观）
　　杨献珍（唯物史观）
　　李维汉
　　朱德（政治形势和学习问题，在天津分校讲）
　　薄一波（政治形势）
　　安子文（介绍中国共产党）
　　冯文斌、陆平（建团报告）
　　宋平（介绍苏联青年团）
　　刘宁一（世界各国情况，和中国革命胜利对于世界的影响）
　　郭沫若（介绍苏联）
　　以下据《春城纪事》
　　志愿军报告
　　张主任报告（学习劳动创造世界的要点）
　　赵国有报告（东北工厂创新纪录及苏联观感）
　　李俊龙报告（民革人员，原三青团中宣部长）
　　被服厂女工、门头沟矿工白宝春报告（历史，诉苦受帝国主义压迫）
　　孙定国报告（“社会思想意识”）
　　侯维煜报告
　　二部同学诉苦大会（“诉为地主、匪特、蒋介石、日本人破坏惨痛状况。”）
　　罗瑞卿报告（镇压反革命）
　　民盟李士裕、杨伯恺夫人韦漱元报告（“诉所受特务的残害屠杀”）
　　四班四组焦允孚报告（“自己过去所犯罪行”）
　　党校佟家力报告（“冀中平原大战，七日地道战。控诉美帝日寇暴行”）
　　党校同学王志超报告（“4.12沙区大扫荡屠杀惨状。”）
　　女同志报告（“一家被杀六口”）
　　张家口党部组织部主任报告（“受地主及日帝压迫情形均极残酷之至。”）
　　张祥年报告
　　二班三个女同学控诉（“两个控诉日寇暴行，一个控诉美帝教育的种种罪恶。”）
　　研究院同学李平凡报告（“日本人民所受美帝压迫”）
　　南国农报告（“在美华侨所受压迫”）
　　魏巍报告（“朝鲜闻见”）
　　赴朝慰问团团员两人报告
　　高潮报告（武训问题）
　　许立群报告（《武训传》）
　　战斗英雄郭忠田、赵训安、刘子林报告
　　观看话剧《冷战》
　　特务学生胡兰泉觉悟坦白报告
　　胡绳报告（中国革命问题）
　　胡绳报告（“辛亥革命的估价问题”）
　　苏联专家讲帝国主义论
　　田家英报告（党史）
　　孙承佩报告（“朝鲜开城会议”）
　　魏真院长作学习总结报告
　　军事学院刘智远处长报告（红军长征）
　　空军李海、陆军小苗报告（朝鲜战况）
　　武院长报告
　　毛顺来作怎样写思想总结报告
　　刘尊棋报告（美国问题）
　　武同志报告（“六班同学钟知几、汤景凡自杀的批判”）
　　平杰三报告（统一战线问题）
　　吴波报告（财经政策）
　　毛顺来报告（逮捕反革命学员）
　　刘澜涛、韦悫、曾昭抡等人讲话（毕业典礼）
　　
　　四、作息时间
　　 “每天早晨6点起床；7点—9点学习（小组讨论）；9点—9点半早饭；10点至下午3点半学习（主要是听大课）；4点—6点晚饭；7点—9点生活检讨会；9点半就寝。”（《历劫无悔》）
　　
　　五、控制、压力和应对
　　1、班组
　　“每班有学员二百五十人左右，以二十四、五人为一大组，每组分为三个互助学习小组，以作自修互助学习的单位。全班共十个大组。班是直接领导学员学习生活的基础组织，设正副班主任及干事六、七人。班主任掌握全班情况，指导学员学习，干事指导学员协助组织学员学习生活及一切课外文化娱乐活动，小组设正副组长，由同学中选举，协助班干部领导大家的学习与生活。”（《华北人民革命大学访问记》），华中建设大学的编组方法“则是为了配备力量，便于互助学习，因而，特别在政治文化水平方面，必须互相掺杂。”,华北革大的方法可能相似，如刘乃元所在的华北革大二部十四班九组学员共12人，7名男生，5名女生，过去都是学生，年龄最大的二十八岁，最小的十七八岁，刚读高中，组长由学校指定，是原大学的地下党外围人员。
　　2、积极分子
　　在刘恩远的总结中，有学员向组织反映同学问题的记录：“为了迎合落后同学的心理，不向上级反映他们的错误，而采取私下批评，以取得他们的好感。有一次本组华同学向班里反映组上的错误，为了提高自己，回来就向同学们偷说了，以显示我对他们的关心。”，只看这一段，不易了解这种做法的详情，刘乃元回忆录《历劫不悔》中，有学员被逐级控制的记述，可参看：
　　“每晚学习以后，全班各组组长在班主任办公室开会，有时一直开到午夜以后。后来我听说，班会上各组组长每天详细汇报组内情况和每个组员的言行，帮助班主任（或者说帮助组织）掌握情况进行工作。汇报以后班主任对次日的工作作出指示。再过些日子我又得知，组内的几名进步学生也经常向组长汇报情况，像组长向班主任汇报一样。……但这些是我在革大学习接近结束时才知道的。”
　　刘乃元自己也因在组内讨论时调侃一位女干部被人汇报上去，受到部主任不点名的严厉批评：“你们当中的人是复杂的。比如有人说‘共产党的女干部是世界上最难看的动物之一种。’大家说，什么人会这样仇恨我们的党，这样侮蔑我们的干部。”
　　解放区华中建设大学副校长夏征农在其《思想教育的一例—如何在学校中开展思想改造运动》中，有一节谈到了学校为何要依靠积极分子：
　　“领导上要了解情况，除自己深入学员以外，主要是依靠骨干积极分子随时反映问题。所谓‘领导与群众相结合’的新的领导方法，主要的也在于：一方面依靠骨干积极分子，如何把领导的方针计划，交给群众，变为群众的意见与行动；另一方面，如何把群众的意见反映给领导上，使变为领导上决定政策方针的基础。”
　　这种做法出现的偏差是：“捕风捉影，道听途说，夸大一面；或者对自己只说好的，对别人只反映坏的，不客观，不全面，不从变化中去了解别人，即使是一点一滴的进步。”，而在态度上，“则鬼鬼祟祟，偷偷摸摸”，引起过学员的不满和抵制，“学员中就曾有过这样的反映：‘小组长是谍报员！’因而使骨干积极分子陷于孤立。”。
　　3、工作人员
　　“学校的领导绝大多数是劳苦功高的工农干部，几乎都是抗战前参加革命工作的，他们把凡在国民党干过事的都看成反动派。”（《父亲与革大》），按革大干部宁致远的说法，华北革大干部主要来自于平山党校，一部分是中共老干部，本来在党校学习和清理思想，到革大后绝大部分成了领导者，一部分是“直属班”学员，是国统区大学中共地下党员和外围人员，还有一部分是华北大学分去的青年知识分子，应该都经过思想改造，对于依靠积极分子控制学员的方法并不生疏，改造的对象则由解放区的人员，变为投考新政权的国统区青年学生和国民党政府的军政、文教人员，失业人员。来自于解放区的老干部，对国统区人员抱有怀疑和敌视的态度，同学对这类人员也以“小蘑菇”（调皮的意思）、“小反动派”、“老顽固”相称，并有孤立学员的现象。由于入学动机和家庭出身、职业的不同，一些失学失业人员、原国民党军政文教人员对革大的学习方式有抵触情绪：
　　 “检讨入学动机：是抱了求职业的目的，对同学向来抱着人不犯我，我不犯人的态度；对组织过去我也用学徒的经验对付、应酬；”（张贵芬）
　　 “因为带着这种坏思想走入革大，所以就不虚心学习，讨论会无味的乱抬杠，时常抱着书本子到安静的地方自己看；对批评自我批评认为是揭短，非常不感兴趣。”（齐东坡）
　　“初入革大时，我觉得每日扭扭唱唱学习不了甚么，所以我的学习很消极，小组讨论会上都不发言，初次上大课时不但不记笔记，也不好好听。”(运慧敏)
　　“到革大初期，学习非常消极。……尤其起初到校看到这种学习方法，根本就不适合我的心窝，什么讨论啦，批评与自我批评啦，自我介绍啦，生活纪律化啦……真使我满面起火！部主任骂了蒋介石一个王八蛋，当时我心头火起，敢怒而不敢言，心里想：蒋介石是我们中国抗战八年首位有功的领袖，你为何如此称呼？不怪说八路军口是心非！下课后心中非常不高兴晚间讨论会上一言不发。同学们讨论会中又说：人生必须有正确的人生观才行，‘人生如梦’是唯心论的看法，结果必定被社会淘汰，气的我满身是汗。”（东方剑）
　　“初来革大的时候，我是最不服从学校组织纪律的。每天除吃饭以外，什么也不做；吃完饭找三两个同学到各处绕弯去，起居也不遵守时间，开会也不参加。”（魏凤鸣）
　　 “来革大后，熟悉我的同学叫我‘小反动派’；”（王强）
　　“首先学习目前形势，讨论到像淮海那样大的战役今后有没有时，我以为还多得很，我肯定国民党还有几百万精练的军队。对美国、苏联我以为都是帝国主义；因我常发这类的言论，同学们开始喊我‘老顽固’，这样一喊，许多比这更反动的言论就不说了；我心里说：‘美国帮助国民党，再打回来，我看你们怎么办？’”（张让峰）
　　“我自入学以来，一贯表现自由散漫，不爱学习，不好劳动，吊儿郎当，顽皮成性，同学们送我个绰号‘小蘑菇’（调皮的意思）……我才看出‘众怒难犯’，注意检点，但不久老毛病又犯了，这可叫同学们为难了，便不得不对我采取了善意的孤立与鼓励相结合的方法促使我进步。”（李聘伟）
　　4、改造
　　“在华北革大，名义上是政治学习，实际上是‘思想改造’，当时也明确地向学员们讲‘思想改造’的提法。但学员们很不愿听‘改造’二字，后来有一次周总理来校做报告时对他们说，朱老总参加革命后，还说要进行‘思想改造’。这以后，那批学员才不得不接受了。”（宁致远陈夏红《我亲历的政法往事及其他》），小组、全班讨论时，对一些学员采用了围攻的方法，刘恩远在总结中写到，“第二次检讨会干事郭同志又来参加，似乎他专往我身上使劲，我一看不好，就来了自我批评，拿大帽子扣自己，使他无缝可入，但他却不听这一套，极力掘根；我感到他太冷酷，觉得斗不了他，内心里非常难过，睡不着，吃不下，我想这是啥思想呢？”《访问记》也承认，批评和自我批评时“找小毛病，少数吵嘴等”，常任侠日记中有对学员批评一整天的记录和其反应：“二班八组郭圣铭，自高自大，错误不改，胡乱骂人，引起全班批评，自六时起，至夜十时止，仍顽固不改。今日浪费整天时间。”（《春城纪事》1951年7月9日）；“改六时起身。晨，高巩白不肯劳动，进行批评，惹气乱骂，混蛋之至。”（1951年7月9日）；改造给常本人也带来压力：“读《聂鲁达诗集》。梦见聂鲁达被人事部送来革大学习，念他的诗，交代他的历史。”（1951年10月10日），一些学员靠骂自己获得过关，“我不禁痛骂自己是社会的虫，民族的败类，没有出息的东西。”（郝文泉），胡思杜两次检讨不能通过，在总结时骂自己“仍是站在反动的臭虫立场。” （《对我父亲—胡适的批判》），学员李忠总结自己转变的原因是“‘道理打通’，‘时势所迫’双管齐下而得到的”，“时势所迫”可能是部分学员转变的主要原因。美国国际新闻社南京分社记者、学员刘乃元在毕业前夕，遭受过一次终生难忘的批评，小组两次讨论其总结不能通过，又在全班160人大会上宣读总结：
　　“李发言后就是各组发言，发言的人一律读发言稿，当然是预先写好的，稿子都很长而且语调强硬有力，发言者有十多个，即每组至少一名，他们一个比一个激昂，一个比一个愤概，到后来大有把我置之死地而后快的气概。……总起来，大家对我的‘同志式的帮助’有下列各点：
　　--我坚持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反对无产阶级革命立场，因此思想没有得到改造；
　　--过去我是被美帝国主义雇来进行反革命活动的；
　　--我和革命大学其他同学不同：别的同学是到革大来改造思想的，而我是来破坏思想改造的；
　　--我的思想是彻头彻尾反革命的，现在不知道我是否还在进行反革命活动，建议组织进行调查，等等，等等。”
　　刘乃元说：“就这样，1950年年初在革命大学的这场经历，像恶梦一样印在我的记忆中，永远也磨不掉。此后很长一段时间我丧失了自信，觉得我是动则得咎，总是不对的，而那些批评我的人是对的。”（《历劫不悔》63-67页）
　　
　　六、反省
　　1、谁养活谁
　　“入学后，黄敬同志讲人生观问题，首次听了劳动创造世界；但当中午吃饭时，拿起窝窝头我脑子立刻想到刚才讲的劳动创造世界，如果没有农民的话，窝头我就吃不着。我感觉到我过去的思想都错了，我父亲对待工人很好吗？我家庭吃的啥，穿的啥，工人过的啥生活，还不是拼着饥肚皮来替我家庭造福；假如说：‘工人对我父亲太好了’多少还近点人情，怎么能说我父亲对工人好了？工人打倒资本家（社会主义革命时）农民斗争地主，这不但应该，而且是必然的。”（李郁芹）
　　 “我过去羡慕资本家的阔气，感到工人没前途，愿望个人升官发财，多么混蛋，为什么要羡慕垂死的剥削阶级呢？我现在卑视他们！看，多么可怜啊！一小撮垂死的寄生虫。为什么我想自己解放呢？没有阶级的力量，自己会解放么？真该死！真糊涂！只有阶级斗争，只有阶级团结，这一小撮寄生虫才能送他到坟墓里去的。”
　　2、反蒋反美、认同中共和苏联
　　“我以前以为是替国家服务，这够多混球，谁的国家？那不是我们的国家，那是压迫我们的工具。”（郑福）
　　“爱国自卫战争爆发了，我以为中国人打中国人太不应该，因觉悟程度低，当时不了解战争的真情；在沈阳首次见到了解放军，主观上就有点看不起。职工会成立初期，有人对我说‘老张，咱们一同去报名参加工会组织，并且你可以在工会里尽些责任。’但我终未参加，这都证明我受了日本奴化教育，并且有封建正统观念。”
　　“过去我看着共产党没有国民党有知识。看国民党那些老爷多有‘派头’啊!共产党也不过就是对穷人分点东西而已，难说能消灭蒋介石；”（张贵芬）
　　“这时我终日盼望国共合作，建设新中国，每天很经心的看报：双十会谈纪要发表后，铁路仍然不断破坏，国民党也调军队；我知道为了受降权的问题又在闹纠纷，我认为共产党也和军阀一样，为了争地盘。共产党在张家口召集平绥路员工，我为了选一妥善的地方，特意回到张家口看风头；见到八路军装备不好，更没见到苏联人，我很怀疑八路军的战力；又回想国民党有美国的援助，装备是美式的，更有空军，力量要比共产党大许多倍；于是我就劝告弟弟及亲戚快回北平国民党铁路局报到，并分析了我在国民党报纸所见到的国内外形势，说苏联在东北是恢复帝俄时代的势力，美国是帮助中国撤退日军；美国为了中国不受侵略才驻兵青岛，美国在北起阿留安群岛至菲律宾地带全驻了兵，占领日本的军队也没有苏联军，美国还握有原子弹，无论从那方讲，共产党是敌不过蒋军，苏联的实力也比不过美国，发表了一些反革命的言论宣传。……
　　我过去把自己的党—共产党同样看作是军阀，这是忘了本！不知道那时破坏交通是防止反动军进攻解放区。听了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和国家的报告后，知道了美帝国主义是资产阶级专政压迫无产阶级，在国外专靠侵略殖民地推销商品，维持资本家的生存。美国驻兵青岛、台湾，是侵略中国，是我们的敌人。美国在外形看好像力量很强大，但实质上是一只纸老虎……美国已走到死亡的阶段。苏联是社会主义国家，是无产阶级专政，没有剥削，生产有计划；驻兵旅大是防止日本再侵略。是东方一座强固的和平堡垒。”（齐东坡）
　　“我知道国民党不好，比如我们校长竞选‘国代’时化了学校公费好几亿法币；但我又觉得共产党流血斗争的政策，也不像个治国的光景。解放前，训育主任禁止同学们看进步书籍，常常骂共产党解放军；解放后，老师们说话的口吻立时就和过去不同，我非常看不起他们；我更觉得自己清高，不偏不倚，谁也不赞成。”（李郁芹）
　　“从前我对国民党和共产党都痛恨，我恨国民党政治腐败，贪官污吏多；恨共产党听苏联的话；我认为这两党都不会成功，只有出来第三党才行。现在我才知道那种看法是一种非常严重的错误。”（董慧）
　　“国民党接收北平后，闹的满城风雨，贪污腐化，腐败不堪，我当时非常痛恨他们。因国民党宣传共产党在解放区如何烧杀抢劫，当时我对共产党也同样的痛恨。”（运慧敏）
　　“对于知识分子大学教授觉得他们都是读死书的笨货，对于商人总觉得都是只会囤积倒把没有国家民族观念的市侩；政府官吏不过是贪污无能喝老百姓血的寄生虫而已；国民党腐败无能，共产党残暴无道，青年党民主同盟等都是尾巴主义，投机取巧，完全是些不中用的东西。我幻想如何创造自己的一套救国救民的办法而能流芳百世。”（闻国杰）
　　“到革大初期，学习非常消极。我的人生观就是敷衍了事、自私自利、吃喝玩乐。看不起劳动者，对劳动创造世界更不认识，只晓得帝王将相、英雄伟人，才高力大，有知识，能支配一切。认为不管有多大的劳动力，如不用我们的智慧与财力来指挥，任何事业是不能成功的。更不明白‘阶级斗争’这四个字；只知道蒋介石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要人；认为苏联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八路军是穷党，是最低级的一群流氓地痞，抢掠财产，争夺地盘，屠杀人民。因此对国际与国内局势的发展也相当有信心，断言‘邪’不能侵 ‘正’。我以为世界上最民主、最自由的国家只是英美等国。美国有巨大的丰富物质，有科学化的武器，有无敌的军队。三次大战不可避免爆发，一旦爆发，美国的力量，任何国家是不能敌御的。国内虽然蒋介石失利，总之均是‘有计划’的撤退，并未伤了元气；并且有美国军事物质的援助，最后一定能胜利。”（东方剑）
　　 “那时我对国民党的看法，以为他有不可战胜的力量，一切都好。对八路军是抱着一种仇视态度。”（魏凤鸣）
　　“那时歪曲革命，侮辱革命领袖，说毛主席和蒋介石争权，这是多么卑鄙的看法。”（李秉谌）
　　 “回想我以前在反人民的杂牌军队里，鬼混了一个多月，这是我一个很大的污点，使我终身悔恨不及，我要在今后努力工作中，把它洗掉。”（杨竟成）
　　3、宗教
　　教徒学员需要改造的还有自己的宗教信仰，郭民朴信天主教二十多年，初次听艾思奇讲课，“心里非常生气……我心里真是愤恨极了……我简直气坏了…...”， “弄得我寝食不安，痛苦万分，使我自己掌握不了自己。”，其妻写信劝告他：“你可千万别忘了天主，信了共产党，而造成一失足成千古恨啊！”，经过两个多月的思想斗争，郭民朴还是放弃了信仰，“天主教是什么东西，他是统治阶级为了欺骗劳动人民便于他们统治和剥削的工具。我不是资本家，又不是地主，我为什么要信这种统治别人的思想的工具呢？我不信了，叫蒋介石他们去信吧！”
　　陈善浩自小信上帝，“经过激烈的内心斗争”，也不再信基督教，“宗教迷信是反动统治者欺骗人民的工具，他叫你活在地上却幻想着天上，他不叫你有人生观而叫你有人死观。哎！我以前是何等的愚蠢啊！”。1949年9月29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规定人民有宗教信仰的自由权，《反省笔记》初版于1949年11月，距《共同纲领》通过仅一个多月，两人得出的结论却是“宗教迷信是反动统治者欺骗人民的工具”，针对的主要是外来宗教，本土佛教、道教等似未触及。
　　 4、商人习气
　　“原来我的商人习气特别重，‘拍’、‘吹’、‘欺骗’、‘拉拢’，为了营利目的，啥手段都不管。‘为目的不择手段’，‘自私自利’便是过去的人生观。”
　　“这是剥削阶级思想的一种表现，和无产阶级思想作风是对立的。无产阶级无有私利，个人利益和阶级利益是一致的；因此他没有离开阶级的个人利益，他是大公无私的：用不着‘拍’‘吹’‘欺骗’，而是老老实实去革命。我是个破落地主商人出生，个人利益和一切人利益都矛盾，因此不得不用‘吹’‘拍’‘逢迎’‘欺骗’这一套来生活。”（刘恩远）
　　5、知识分子
　　“在学校中老师们也教育我：应该好好用功，你父亲母亲花钱供你上学，是希望你们将来光宗耀祖；你们不要自己看不起自己，你们都有当大总统的可能；要知道有志者事竟成！又说‘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知识分子是国家中坚分子，是国家主人翁云云。我听这些话以后，便觉得知识分子高于一切。”（段书仁）
　　6、土改
　　土改给地富家庭出身的学员带来巨大的冲击，家人被清算斗争，本人则外出谋生、逃亡、终止学业、滞留不敢回乡，对土改非常不满：
　　 “家里被斗争的消息传到了，我就哭了起来，非常伤心，我想我家财产不是偷人家抢人家来的，是一滴血一滴汗得来的，凭什么给分了呢？天地间宁有此理，报仇吧！报不得，得留神小命玩进去；”（张希同）
　　“那时我想：地主的土地是用金钱买来的，农民租得土地，就应当按时按数交租，这是自古以来的‘天经地义’的大道理，共产党领导农民不但把土地给分了，反而将家产也都没收了；这不是‘目无法纪’的强盗吗？（火东）
　　 “过去我认为土改极不‘合理’”（张庆涵）
　　“又传来我家被清算斗争的消息，这时我感觉无立足之地了；恨死八路军，当购备手枪一支，打算本籍收复后以雪清算斗争之恨，把那些穷小子们斩草除根，绝不示弱！但结果未达到我的志愿。”（东方剑）
　　“尤其是听说我家被清算斗争的这个消息，更加倍的仇恨，因为那时我总觉得清算斗争是不合理的。当时我就立定了志愿，努力学习，准备将来在社会上有个相当的地位，以雪回家庭的‘耻辱’。……后来平津解放了，我原来的希望变成了失望，我绝望了。那时心中是非常的悲伤，觉得简直一点出路也没有了。”（魏凤鸣）
　　北平艺专教授常任侠在革大学习前，家中已被斗争，进校后，又不断传来坏消息，但在革大，地富家庭学员必须过土改教育这一关，华东建设大学的方法一是请贫雇农作报告，“全体学员为之痛哭”，一是学员自己的诉苦晚会，“每个晚会，都变为群众的怒吼，变为群众的宣誓大会，变为无产阶级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思想上的白刃战，中农以下的学员，怒气冲天，地主富农出身的学员，俯首无言。每个晚会上，都有二三个地主富农出身的学员，悲愤万分地自动站起来，宣布地主阶级的罪行，表示决心脱离本阶级，为人民服务到底。”
　　7、对个体的认识
　　 “学过唯物史观以后，我才了解群众力量的伟大，劳动人民才真正是历史的主人，他们才是最聪明最智慧的历史创造者。……我们都不过是革命阵营中的一个小螺丝钉罢了！但这个小螺丝钉虽然是平凡的，却真正是伟大的。个人英雄主义因为不会看得起人民大众，则更谈不上什么为人民服务，甚至会作出背叛人民利益，叛党、叛国的无耻勾当。”（闻国杰）
　　沈从文在革大毕业后，在一封未寄出的信中谈及当时心情：“在革大时，有一阵子体力精神均极劣，听李维汉讲话说，国家有了面子，在世界上有了面子，就好了，个人算什么？说得很好，我就那么在学习为人民服务意义下，学习为国家有面子体会下，一天又一天的沉默活下来了。个人渺小得很，算不了什么的！”
　　
　　七、认同与改变
　　1、集体
　　“初入校时，大部分同学都看不起我，但经过一段学习，他们的思想大有转变：例如五一劳动晚会上，劳动者在台上，同学们在台下忙碌，这是我从来没见过的；同时还让我上台讲了几句话，那时我高兴得流下眼泪来，使我革命的意志更加坚固了。”
　　“过去我不知道‘七一’是共产党的生日，我今天半夜未睡着觉，想着过去从没有人叫过我‘王育珊’，现在同学在一块儿真是平等，自己大小会也都能参加，我觉得有共产党才有我，没有共产党我就没有今天，我要永远跟着共产党，不妥协。”（王育珊）
　　“集体生活逐渐纠正了我的单独生活习惯；集体生活纪律，也都能过了，也认为是一个乐园啦。”（宋荣然）
　　2、劳动
　　“我真的转变了，我对劳动和劳动人民亲热起来了；我曾经自动的去和炊事员洗被子，虽然很累，但有从来未有过的愉快！”
　　3、家庭
　　湖北革大学员鲍厚燕，接受革命思想后，主动侦查、检举祖父的藏身之地，造成祖父被镇压（《孤燕奋飞》）。华北革大的学员，也需要清理对家庭（父母、配偶）的旧思想。
　　“我的家庭观念、父母的感情，也时时与我革命的志愿发生矛盾，听杨献珍同志报告后，我感觉我的感情用的太狭窄了，应该把感情用在广大人民身上，不能只照顾父母。”（运慧敏）
　　“我家仅老婆一人，她虽没有依靠；但不能因这小问题而妨碍了人民的利益，应以人民的利益为前提，牺牲小我，对组织，我是绝对服从的；因组织是代表人民的，所以分配工作时无论何地工作都可以。我决心无条件的服从组织！”（齐东坡）
　　“我要坚决克服家庭观念：我已有五个假日没有回家，一方面减低冷淡感情；想到父母的恩，就要想谁培养我长大的？应该给谁服务？假如父母不让我去工作时，初步可用好言安慰他们：‘全国解放，交通恢复，我可回来看你们。’如仍阻拦我，就是我进步的障碍，我就不顾他们，坚决离开他们，绝不依恋。我要坚决去为人民服务，去报答人民培养我长大的恩情！”（武敏贞）
　　经过来革大三个月的学习以后，我认识了那时完全是站在封建剥削阶级的立场上看问题，是反人民、反革命的思想，在这次思想总结中感到无限的忏悔！……以我现在的观点，认识我父亲的被押病死，也是他应得的下场……人类如再姑息他们存在下去，人民是永远翻不了身的，社会也永远不能改观！我想到这里，觉得他不配当我的父亲！他是统治者的爪牙，反动派的帮凶！”（火东）
　　
　　八、学员去向
　　华北革大学员除在校期间被开除、自杀者外，经过思想改造和政治审查，大部分改造合格，被分配工作,有的入党入团，《反省笔记》的四十名作者，就有两人加入了青年团。第一期学员12136人中，除5%左右的学员“思想觉悟程度较差以外，其余均能无条件地服从组织分配工作。”（《华北人民革命大学教育改造大批知识青年》（《人民日报》1950年5月8日），按此比例计算，约有606名学员不合格。常任侠所在的革大政治研究院，最少有5人在学习期间就因反革命罪行被逮捕，毕业时有学员988人，902人被分配工作；4人被管制； 34人被逮捕；20人被送入公安部新生公学继续审查（或镇压、或释放，或留场劳改，时间最长者到1980年代）；不分配工作28人，在大会宣布处理决定时，学员“全体皆为鼓掌”。
　　就是被分配工作的学员，后来一些人也经历种种磨难，“有为数不少已经毕业的，最后的命运还是进入大墙之内。”（《父亲与革大》），积极批判刘乃元的革大干部“见秋同志”、小组李组长、王副组长，1957年成了右派。胡思杜划右后在唐山上吊自杀。鲍厚燕兄妹8人，4人被划为右派，只有3人因改母姓未受迫害。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的学员，原国民党军政、文教学员并未得到组织的信任，直到文革后才得到解脱。

作者: 杜雅萍 时间: 2010-5-8 10:41

（接上）
胡思杜（三）胡思杜与华北革大(初稿)
　　
　　一、华北革大
　　在北京西苑，从解放区迁来的北方大学，更名为“华北人民革命大学”（以下简称华北革大）。华北革大公开招收学生，刘少奇代中共中央拟的一份致华北局并平、津市委的电报，提出入革大等学校的标淮是“来投考的学生只有要初中以上的文化程度，一律收录，不得拒绝，并且有多少人即收多少人。”（《刘少奇年谱》1949年3月9日），到1949年8月, 已有第一期一万二千名学员毕业。革大第三部办了一期后，改为“政治研究院”，承担改造和甄别知识分子和国民党军政人员的任务，在这里清理“反共人员”不易引起注意，学员经审查合格者分配工作，不合格者或遣散，或逮捕后送北京“新生公学”劳改。华北革大在学员中清查“反革命分子”的经验，也为全国大规模的“镇反”提供了参考。由于档案未公开，思杜在革大遇遇了怎样的改造，只能利用很少的一点资料探求真相，何兆武《上学记》广受好评，谈革大一节则相对粗略，手边有美国国际新闻社南京分社记者刘乃元的回忆录《历劫不悔》，中央美院教授常任侠的日记《春城纪事》，刘乃元49年6月入学，革大二部学员，1950年初毕业；常任侠50年底入学，51年12月中旬毕业，刘乃元与思杜学习几乎同时，常任侠则与思杜为前后期的“政治研究院”学员，正可借此两书对思杜在革大的情况做一分析。
　　
　　二、胡思杜在革大
　　49年2月，北平的大学生爆发了投考中共所办学校和参加革命工作的热潮,“参军革命的浪潮掀天，辅大、朝阳集体数百人报名投考革命大学、军大及华大、北大、清华等校同学可以不必受训直接参加工作。最近要南下一大批，光明、继述都可能去；本系二、三年级走了五六人，有罗永立、刘华骐等；法学院最热烈，经济系二年级差不多全走光了，法律系、政治系也大批走，真是走得空得有点凄惨。”（《罗荣渠日记》1949年2月23日）。49年9月，二十八岁的胡思杜主动去了华北革大学习。思杜去革大，既有学习革命思想，追求政治进步，被时代潮流裹挟的一面，可能与他在解放后的北大的不愉快经历也有关。而这次学习给思杜带来的改变，与他人生的最后八年，以及他的自杀，或许都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值得探索。
　　
　　50年1月7日的《胡适日记》，记有胡适好友徐新六的儿子徐大春传递的消息：“徐大春寄长信，谈他从香港到天津北平，由天津到上海，又由上海到天津趁船回香港，两个月中的观察。他说的很有趣味。他见着思杜了。他寄了朱光潜的《自我检讨》来。”， 50年初或49年底，胡适就知道思杜去了革大。江泽涵则在思杜入革大几个月后给胡适夫妇各有一信，致胡的信仅提到“小三平安”，给江冬秀的则较详细：
　　“小三的情形请你千万放心。他看明了情势，一定要离开，去华北研究部。当时朋友们都替他反复考虑，可没有反对他去的意思。我起初有点担心。他得的津贴，可以维持相当好的生活。我常见着他，觉得他相当快乐，身体也似乎好些。现在反觉得他的原来的办法是相当有远见的。他也快毕业了，毕业后可以就一个适当的事。（1950年5月4日）”
　　
　　思杜应是 “政治研究院”一期学员，被分在二班七组。同在二班的西南联大毕业生何兆武，与思杜同龄，在何的印象中，思杜是“喜欢吃喝玩乐，自由散漫惯了的那种人，有点公子哥儿的派头，时不时地开开玩笑，好像对什么都满不在乎似的。”，经常到七组参加讨论的革大干部宁致远，则说他“思想比较激进”。胡适50年5月29日致杨联升的信中，有思杜参加劳动的消息：“王（毓铨）信上说,王有三与韩、冯三人请他夫妇吃饭，--‘A big dinner. Met Ssutu (我的儿子思杜) who is now studying at the Huapei Revolution University .He told us that on the day he helped the kitchen,he cut meat for 1000 persons……’”（一顿大餐。遇到了思杜，他在华北革命大学学习，他告诉我们，一次帮厨，切了供1000人吃的肉。）
　　，如果把思杜以前的情况与之作一对比，改造颇有成效。
　　
　　在革大，思杜虽背负着“胡适儿子”的政治包袱，对父亲仍保持感情：“在华大时，仍以为父亲‘作恶无多’。学社会发展史以后，想法稍有转变。”,入学一个多月后，徐大春从香港来京，与思杜见面时问起对胡适的态度,思杜回答说：“他恐怕永远不会赞成集体主义，还是住在美国罢。”（《对我父亲—胡适的批判》）
　　
　　思杜在革大经历了痛苦的思想改造，两次检讨不能过关，在思想总结时痛骂自己“仍是站在反动的臭虫立场。” （《对我父亲—胡适的批判》），作为统战对象胡适的儿子，思杜也受到了校方的一定保护：
　　 “当时这批学员都吃“中灶”，我们大部分干部当时只能吃“大灶”。但是他们还感到不满足，要求吃“小灶”。另外他们听课坐的都是“马扎”（可折叠的小凳子），这一点他们也有意见，于是有人提出要坐高凳。当时的说法叫“小灶吃之，高凳坐之”。胡思杜先生对此很反感，认为那些人不知天高地厚，提出一些非分的要求，在班里出的墙报上写文章批评那些人，但遭到其中个别人的挖苦讽刺，说某某人（指胡思杜的父亲胡适）在庐山顶上曾受到蒋公给的“小灶吃之，高凳坐之”的待遇，你怎么就不说了，就这样指桑骂槐，后来学校出面制止，才告一段落。” （宁致远、陈夏红《我亲历的政法往事及其他》）
　　从胡适抄存的信件看，思杜则迟至革大毕业后，50年9月11日才写信告诉父亲学习的事：“从去年九月起，我就在学习，学了十一个月以后，上个礼拜毕业了。……
　　　　在这里舅舅叔叔他们照应我很周到,希望你放心。我从下星期起（九月十六日）就要到唐山交通大学去教书。那里有不少熟人，学生也增加到一千五百多人，一切都很安定，希望您别挂念。……
　　　　希望你在美国很快的就习惯下来。爸爸希望他少见客，多注重身体。听说前一向他的身体不大好。书都还存在北大，安好无恙，请放心。”（《日记全编》50年10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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