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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余永定：台湾经济自由化的他山之玉 [打印本页]

作者: 李旧苗 时间: 2010-6-24 17:05 标题: 余永定：台湾经济自由化的他山之玉

吴敬琏先生近日向中国经济学界推荐原台湾大学校长、台湾“经建会”副主任孙震教授在今年4月“两岸经济论坛”上的专题报告《台湾经济自由化的经验与检讨》，本人希望借本版的一角，对孙震先生提出的问题作进一步讨论，以纠正某些经济学家对台湾国际收支状况的误解。
　　孙震在其报告中介绍了台湾在制定发展战略、进行汇率制度改革、实现内外经济平衡等方面的经验教训。他认为，台湾的基本教训是，经济体制和政策应当与时俱进，随着经济发展而变化，推进经济的“自由化”，即市场化。台湾的问题，出在“决策者对经济自由化缺少认识和信心，以至踌躇不进”上。尤其值得重视的是，孙震根据台湾的经验对大陆经济增长、内外平衡作了如下评论：第一，大陆虽每年接受FDI近500亿美元，但实际上是资本输出国。中国以其顺差供美国消费与投资，再以顺差所赚获之外汇予以融通，而不能不忧心美元可能贬值，造成损失。过度的外汇储备反映常年以偏低的币值补贴出口所牺牲的经济福利。第二，金融系统未能有效分配资金，不生产与低生产力部门获得相对较多的资金，高生产力部门反而获得相对较少的资金，甚至得不到资金，不仅造成过高之不良债权，亦不利于资源之有效利用。第三，经济权力下放，地方政府各自“招商引资”，不遗余力，导致过度投资与重复投资，终必拖累经济之长期成长。第四，经济发展重视成长多，重视就业少，隐藏性失业长期存在，所的差距随经济成长扩大，终为社会隐忧。我对孙先生的观点深以为然。
　　在对双顺差的讨论中，一些中国经济学家常以台湾为例，认为台湾也长期保持双顺差，因而大陆的双顺差并不是问题。孙震先生的文章清楚地表明，贸易顺差就已意味着资源的误配置，更遑论双顺差。
　　1958年台湾进行了汇率改革，将多重汇率改为单一汇率，实行由进口替代向出口导向的战略转变。1961年汇率稳定于1美元兑40元新台币左右。此后30余年，新台币汇率基本保持在这一水平上。在此期间，台湾并没有很大的贸易顺差。1970年台湾在执行了十余年的出口导向战略之后，终于实现了贸易平衡。贸易顺差的迅速增长导致货币供应量的急剧增加。后者又导致通货膨胀的迅速恶化。由于石油危机和因物价急剧上涨(批发物价指数上升23%)所导致的新台币实际汇率升值，1974年台湾贸易逆差达到GDP的7.8%，台湾经济陷入严重危机。孙震认为，台湾在20世纪60年代，如果能顺应出口扩张与贸易顺差的情势，逐步取消对出口的补贴，放宽对进口的限制，调整汇率，修正偏低的币值，一定会增进资源利用的效率，达成更稳定的物价与更高的经济成长率，1974年的衰退也会较为缓和。1975年下半年，台湾经济复苏，外贸由逆差转为顺差。1978年台湾货币当局将新台币兑美元汇率由38：1升值到36：1，并宣布实行浮动汇率制度。1979年，第二次石油危机使台湾再次陷入经济衰退，对外贸易也由顺转逆。于是，台湾货币当局又将新台币贬值。总的来说，在实行出口导向的30多年间，台湾并未长期保持贸易顺差，更谈不上长期保持双顺差。一个明显例证就是：直到1980年，台湾的外汇储备只有区区76亿美元。
　　1980年以后，由于岛内经济萧条，储蓄超过投资，台湾的贸易顺差逐年增长。从1983年到1986年，台湾的贸易顺差分别是48亿美元、85亿美元、116亿美元和166亿美元(从1984年起到1988年，台湾的贸易顺差/GDP比一直超过10%)。同期，台湾的外汇储备分别为119亿美元、157亿美元和226亿美元。在此期间，台湾的资本项目是逆差。因而，台湾外汇储备的增加完全是贸易顺差造成的。1980年代中期恰逢美国经常项目逆差急剧增加，美国对日本等顺差经济体施加压力，迫使这些经济体实施货币升值。1986年台湾的外汇储备达到463亿美元，位居世界第四(居美国、日本、法国之后)，因而也受到美国的巨大压力。此时，台湾货币当局开始让新台币缓慢升值。在一段时间内，新台币每天升值2%或3%。原台湾“中央银行”行长许嘉栋指出：“此种升值方式引发新台币升值之预期心理，以致投机性资金大举流入，进出口商籍提早出口、延缓进口之方法套取升值利益之现象亦极其普遍，故更加深了新台币升值压力。”1987年第一季度末，台湾货币当局不得不转而采取让新台币快速升值的政策。1986年新台币兑美元的汇率是40：1；1987年底汇率变成29：1；1988年汇率进一步升值到26：1。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新台币升值三分之一，新台币兑美元汇率也终于稳定下来。在1986年和1987年，由于投机资本的流入，台湾出现双顺差。1987年外汇储备增加到767亿美元。新台币大幅度升值后，投机资本流入锐减。1988年台湾资本项目重新变为逆差。此后，台湾外汇储备开始逐年减少。台湾经常项目顺差、资本项目逆差的国际收支格局一直维持到1997年。1998年和1999年台湾出现资本项目顺差，这两年总的资本项目顺差恐怕同亚洲金融危机有关。2001年以后，台湾再次出现资本项目顺差。到目前为止，台湾的双顺差已保持四年，但2005年的资本项目顺差已经下降到很低的水平。2002年以来的资本项目的顺差同台湾的一系列金融自由化措施有关。例如，2001年允许台湾企业在国际金融市场上发行国际存款单(International depositary receipts) 和可转换债券、2003年取消对外国基金投资的上限等都导致大笔证券资本的流入。在1980和1990年代，台湾一直保持经常项目顺差。2000年以后贸易顺差的大幅度增加很大程度上是内需不振导致的。进口增长速度的下降超过了出口增长速度的下降，故造成了贸易顺差的增加。应该指出的是，过去四年来台湾出现双顺差，并非台湾经济增长表现良好的反映。正如孙震先生所云：“台湾似乎距‘发达地区’日远”。
　　台湾经验中，对大陆最有参考价值的是1986年至1987年台湾货币当局应对新台币升值压力所采取的各项政策的得失。1980年代初，台湾内需不足，岛内储蓄大于投资，贸易顺差急剧增加；由于新台币升值预期，资本项目出现顺差；双顺差导致外汇储备迅速增加；新台币升值压力进一步上升。由于台湾货币当局不希望新台币升值，对外汇市场进行干预，吸收了全部多余的外汇供给。外汇储备的增加，使货币供给失去控制。1986年，M1B的增长率超过50%。资金过剩导致房地产、股票泡沫的产生。以股票为例，股票价格指数在1986年10月17日刚刚达到1000点，时至1990年2月10日股票价格指数涨到12682点，不足三年上涨12倍。尽管资产泡沫在1990年已经破灭，其影响到现在还处处可见。为了对冲由于外汇储备增加所导致的流动性的增加，在1986年到1988年间，台湾“中央银行”发行了大量乙种国库券、定期存单与储蓄券，并大幅吸收金融机构转存款。1989年更大幅提高再贴现率与存款准备率。
　　此期间台湾“中央银行”政策中有争议的是新台币升值速度问题。许嘉栋反对慢慢调整汇率。他认为，台湾1980年代缓慢升值造成了相当多的困扰。这种升值方式引发新台币的升值预期，以致投机资本大举流入。在汇率缓慢升值的条件下，套汇活动使“中央银行”蒙受了巨大的汇兑损失。1987年底，“中央银行”未摊销汇兑损失高达3720亿元新台币。孙震则指出：1987年新台币的大幅度升值“太晚又太猛”，造成企业界适应的困难，且无法阻止资产泡沫的形成。前“财政部长”邱正雄并未批评汇率的缓慢升值。他认为，缓慢升值使得当时台湾的财富大幅地增加，资本存量的增长速度大幅度提高。尽管有资产泡沫，台湾在1994年得以把1980年代积累的财富投资通过股市投资于IT产业，使后者得到迅猛发展。渐进升值支持者的论点是：首先，很难确定哪一个汇率是均衡汇率。当初，美国财政部要求新台币升值20%。大多数台湾企业家认为，在这一汇率下，大批台湾企业将陷于破产。事实证明，大家都错了。新台币升值30%以上之后才稳定下来。其次，台湾货币当局如果当初真的让新台币一次性地大幅度升值，许多企业可能确实会倒闭。缓慢升值使台湾企业得到了调整时间。
　　台湾经验告诉我们，在国际收支顺差不断增加的情况下，升值是不可避免的。拒绝升值将导致通货膨胀和资产泡沫。大规模的对冲是难以长期维持的(在这方面，台湾的经验是什么我还不太了解情况，孙震的文章也未提及)，对冲将使银行体系的运转发生严重问题。看来，逐渐升值是一种可行的选择。在目前，由于中美之间仍存在3%左右的利差，在参考一篮子货币的汇率制度下人民币具有双向浮动性，中国的资本管制也并非完全无效。因而，渐进性升值下，投机资本流入和套汇活动所造成的损失可以控制在最低限度。大陆目前面对的是经济偏热，而当时台湾面对的是经济衰退。当前人民币升值的宏观环境优于当年新台币升值的宏观环境。同时，台湾和其他经济体的升值经验告诉我们，升值并非像人们所想象的那么可怕。升值在台湾并未导致大量企业倒闭，相反，由于升值，台湾的高价值增值企业得到长足进步，国际竞争力得到大大提升。从根本上说，为政者必须在长痛和短痛之间做出选择。
　　台湾经验还告诉我们，泡沫经济不是升值之过而是拒绝升值或犹豫不定所致。孙震先生在文章中提出应通过自由化即市场化的方式解决国际收支的不平衡问题。由于所有制结构的不同，中国在资本项目自由化方面必须比在增加汇率灵活性方面更加小心从事。但是，这绝不意味大陆在自由化、市场化方面无事可做。撤销各种扭曲价格信号的FDI和出口优惠政策，或放弃中国的出口导向战略，此其时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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