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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转帖] 无限江山旧夕阳——回眸张嘉璈 [打印本页]

作者: 亚平 时间: 2010-7-17 23:56 标题: 无限江山旧夕阳——回眸张嘉璈

文/ 贺水金

著名经济学家查尔斯·金德尔伯格说过，一国银行业的发展离不开关键人物的推动。如沙赫特之于德国独立的中央银行之建立；被誉为“一个天才——银行家中的汉密尔顿”的本杰明·斯特朗对于美国联邦储备银行体系的贡献；一代金融巨子张嘉璈，在推动中国现代银行业建设方面的作用与成就，比之同时代的沙赫特、斯特朗也毫不逊色。
结缘中国银行，英雄获用武之地
张嘉璈，字公权，1889年11月13日生于嘉定。14岁考入上海“广方言馆”，17岁升学至北京，次年得友人资助赴日留学，在庆应大学师从名师堀江归一攻读货币银行学和政治经济学。留学期间，结识梁启超，深得梁启超的赏识。1909年，因留学费用不继，张嘉璈被迫在毕业前一年回国。
回国后，张嘉璈先后在《国民公报》、《交通官报》担任编辑和总编辑，并从事过一段短暂的政治活动。1913年，一个偶然的机会改变了他的命运。经梁启超推荐，兼时任中国银行总裁的汤睿对张嘉璈早有延揽之意，适逢上海分行经理项馨调任总行副总裁，副经理宋汉章升任经理，汤睿就举荐张嘉璈担任上海分行副经理。
中国银行的前身是清政府户部银行，于1905年8月在北京成立，是中国第一家国家银行。1908年2月改称为大清银行，行使中央银行权利，1911年在全国各省会与通商口岸设立分支机构35处，成为清末规模最大的一家银行。辛亥革命后，经孙中山批准，改组大清银行为官商合办的中国银行，继续行使中央银行权利。但这一中央银行权利是残缺的：作为政府的银行，与它同时代理部分国库的有交通银行；作为发行银行，在1935年前共有20余家银行享有发钞权，还不包括省银行和外资银行；作为银行的银行，当时根本没有其他银行向其缴存准备金一说。即便如此，作为中国最大的银行，中国银行依然担负着提携其他商业银行、扶持工商业、充当最后贷款人等使命。甚至，在1928年，国民政府的中央银行成立，中国银行调整业务方向成为外汇银行后，依然担当着中国银行业领袖的角色。
英雄需要用武之地，中国银行这个舞台给张嘉璈提供了充分施展才智的机会。自此之后他又先后担任过总行副总裁、总经理等职，至1935年离开，他一共在中国银行工作23年。这23年成为中国商业银行发展的黄金时代。而这一黄金时代的缔造与张嘉璈对中国银行业现代化建设的倡导、领导及推动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拒绝停兑令，提升中国银行纸币信用
1935年11月4日法币改革前中国实行银本位制，各银行发行的纸币被称为银行券，一般都印有“凭票付给现洋”的字样，持券人可以随时要求银行十足兑换为现银。因此银本位制下的银行券是兑换券，其发行受制于现银兑换的外在硬约束，不能无限制扩张。如果政府强令停止兑现，则无疑是自毁信用，而政府也必将随之垮台。
中国银行作为北洋政府时期的中央银行，自然免不了承担为财政赤字融资之职。由于北洋政府财政极度困难，其财政赤字几乎完全由中国银行以及另一家国家银行——交通银行垫款解决，截止1915年，中国银行垫款1204万元，交通银行垫款数额更巨，达4750万元。这些财政垫款多转化为增发纸币，于是两行的银行券发行直线上升。
1916年初，社会上对两行的银行券出现信心动摇，加上谣言四起，人心浮动。4月底又盛传政府将发行不兑现纸币的消息。北京、天津的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出现挤兑。于是，袁世凯政府向两行下达了停兑令。
1916年5月11日中国银行上海分行收到由总处转来的停兑令，张嘉璈在“自述”中说：“我与宋经理汉章接读电令后，惊惶万分。详细计议后，认为如遵照命令执行，则中国之银行将从此信用扫地，永无恢复之望。而中国整个金融组织亦将无由脱离外商银行之桎梏。”他与宋汉章进行了紧急磋商，最后下定决心拒绝接受北京政府停兑令。但抗拒停兑，无疑宣布公然与政府作对。不能只逞匹夫之勇，反毁了自己的长城。
首先，必须对自己的实力要有一个清醒的估计，能不能应对挤兑。张嘉璈、宋汉章经过核算，认为当时上海分行库存现银准备，约占中国银行上海分行所发银行券与活期存款数额的60%以上，足敷数日兑现付存之需。即使不敷兑现与提存，尚有其他资产可以抵押变现，提供兑现付存准备。但为以防万一，由宋汉章往访汇丰、德华两外资银行经理，拟以分行行址和苏州河岸堆栈，以及受押的地产道契等作为担保，商借透支。同日下午，各外资银行开会一致赞成协助上海中行，并经电北京公使团同意，共允透支200万元。不过因兑现风潮不久平息，此款并未动用。
其次，必须设法制止北京政府以违抗命令为由，将他们二人免职，从而使拒绝停兑令的行动中途而废。于是由宋汉章往访上海会审公堂法官，征询如何能够保证现任经、副理有数日时间留行继续工作的办法。法官认为，如中行的利害关系人，即股东、存户、持券人等，向公堂控诉经、副理有损害彼等权益的行为，要求法庭阻止，即可成立诉讼，在诉讼未判决期间，北京当局不能逮捕现任经理、副经理。当天下午，张嘉璈分别拜访浙江兴业银行董事长叶揆初、常务董事蒋抑卮、浙江地方实业银行总经理李铭和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总经理陈光甫，商得他们的同意，由李铭、蒋抑卮、陈光甫三人分别代表中国银行股东、存户及持券人，各请律师向法庭起诉。
同时，考虑到袁世凯政府怀恨在心，设计摧毁反对停兑，二人不得不藉商股股东为后盾，以相抵制。张嘉璈当日又往访实业界巨子张謇，说明组织股东联合会维持中国银行之用意。股东联合会随即成立，公举张謇为会长，并登报声明：为维持上海金融市面，保全上海中国银行信用起见，聘请英籍律师古柏及日籍律师村上，代表股东接收全行财产，并具函转托宋汉章、张嘉璈两人，要求他们仍旧主持分行业务，照常营业，不得违背股东会的意旨。
在对外方面安排妥当后，当晚宋汉章、张嘉璈又赶赴行内抓紧布置，以应付翌日上午的挤兑。
5月12日，袁世凯政府的停兑令正式公布。交通银行上海分行因库存空虚，已决定遵照停兑令停付存款。于是挤兑狂潮冲向中国银行上海分行。据张嘉璈描述：早晨8时，他从寓所赴行办公，在离开行址有三条马路时，就看见挤满了人，勉强挤到银行门口，挤兑者不下2000余人，“争先恐后，撞门攀窗，几乎不顾生死”。而手中所持者不过几张一元、五元钞票，或一张二三百元的存折。
5月13日，挤兑者仍然人潮如涌。
5月14日是星期六，按惯例只营业半天，但张嘉璈等决定下午继续营业，并登报公告。这等于向公众传递了一个十分明确的信息，中国银行上海分行现银充足，不怕挤兑，于是人心渐趋安定，兑换者减为400余人。
5月15日星期天，中国银行上海分行又特别营业半天，兑换者再减为100余人。至5月19日一场挤兑风波始告完全平息。
鉴于来自各方面的压力，袁世凯政府为挽回人心，延至6月1日才发表了一个措词含糊、无补实际的通告，停兑事件算是告一段落。
挤兑风潮平息后，中国银行上海分行的声誉立即大大提高。工商界和存户对它信任倍增，存款迅速增加，更重要的是改变了民众迷信外资银行纸币的心理，大大提升了中国银行兑换券的信用，诚如当时的报纸所言：“此后持有上海中国银行钞票者，均可少安毋躁矣。”中国银行上海分行所发行的钞票在长江流域迅速得到推广使用，并远达四川等地，业务新局面由此打开。
经过抗拒停兑令事件，张嘉璈和宋汉章声誉鹊起，中外报纸纷纷报道，赞赏有加，称他们为“有胆识、有谋略的银行家”，“不屈从北洋政府的勇士”。张嘉璈的才情、职业银行家素质与政治家的谋略和胆识得到了初步的展示，并逐渐形成自己的风格。
以后张嘉璈又主张中国银行上海分行与领用中国银行券的商业银行、钱庄（简称领券行庄）自动签定检查发行准备的协议，在同行中率先实行准备金公开检查制度并登报公告，进一步提升了中国银行兑换券在社会上的信誉。1928年又在此基础上，组成上海中国银行发行准备检查委员会，并订《规则》九条，规定中行发行兑换券须备足现金6成，保证准备4成，自1928年5月起，每月检查一次，检查结果登报公布。现金准备包括银元、生金银、庄票、外国现货币和存在国外的外国货币单据。保证准备包括有价证券、房地产契据、进出口押汇票据、商业票据和妥实抵押品。
发行准备公开是中国货币发行史上的一件大事，通过这一制度，中国银行的钞票更加得到社会的信赖，信用弥坚。继中国银行之后，交通银行及其他发行银行也纷纷采用这一制度，对于提高华资银行的纸币信用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修改则例，招募商股，追求中国银行的独立性
1917年段祺瑞组织新内阁，任命梁启超为财政总长。梁启超十分赏识张嘉璈在上海中行抗拒停兑令中的表现，极力引荐他任中国银行总行副总裁。起初张嘉璈尚存犹豫，认为自己“性情不宜应付政治”，更主要的是“总裁时时更动，副总裁势必随同进退。若不能久于其位，何能有所成就？” 因此去电恳辞。但梁启超竭力敦促，并答应他暂时保留沪行副经理职务，可随时往来南北，处理行务。眼见盛情难却，张嘉璈只好走马上任。
到职后，张嘉璈提出三点：一是招募商股，成立强有力的股东会，以此为后盾，使总裁与副总裁能久于其位，因此必须修改则例；二是整理中行总行所发之京钞；三是设法限制对政府垫款，并收回以前垫款。三者如能一一做到，则行基自固，业务不难发展。梁启超表示同意。上述三点的核心是修改则例，所谓纲举则目张。张嘉璈建议财政部聘请其在日本庆应大学时的业师、银行学权威堀江归一博士来华讲学，为修改则例大造舆论。
中国银行最早的则例是由财政部于1913年4月15日公布的，称“民二则例”。该则例明确中国银行为股份有限公司，资本额为银洋6000万元，官商股各半，正副总裁由财政部报请政府任命。由于政局动荡，财政总长走马灯似地换个不停，正副总裁不得不随财政总长共进退，从1912年1月至1916年底的短短5年中，先后担任中国银行总裁、副总裁的有12人之多，任职时间最短的仅4月，最长的也不过1年。中行高层频繁变动，不仅使很多有才华、有抱负的人，难以有所作为，也不利于银行持久稳定地发展。。
经修订后，新则例于1917年11月22日以大总统令正式公布，又称“民六则例”。新则例的贡献在于：（一）把总裁、副总裁的产生，由政府任命改为由董事会选举，使他们不受政潮波荡，能“久于其位”。新则例规定，董事不分官股、商股，均由股东会选出担任；政府只能从董事中任命总裁、副总裁各一人，任期4年。这样，尽管表面上总裁、副总裁仍由政府任命，实际上真正的决定权已转移到股东，特别是一部分大股东手中，这就保障了总裁、副总裁不致因政局变化而不断地更换。(二)招募商股，扩大商股股权，尽快使股本商股化。为尽早成立股东会，新则例把成立股东会的最低额从原来官商股金3000万元减为1000万元。在这1000万元中，政府可以参酌财政情况，量力入股，官、商股份不作严格划分，官股可以随时售予民众。这些规定表面上是照顾财政困难，实则为商股扩张势力准备条件。
1918年2月17日，中国银行根据新则例召开股东大会，选举张嘉璈为董事。2月24日，由政府简派他为副总裁。从此时起到1928年11月止，张嘉璈一直担任副总裁，加上前1年，长达11年之久。这11年给了他较充分的时间来推行银行改革和改善经营管理，从而将中国银行带入一个全新的时代。
此后北洋政府由于财政困难，先后通过抽资、变卖、抵押，至1923年官股仅剩5万元，而商股通过三次招募，至1922年收足1971.02万元，占股本总额的99.75%，这一比例一直维持到北洋政府垮台。由于商股占绝对高的比例，中国银行得以完全贯彻商业化精神，其历届董、监事人选，也一本张嘉璈的主张，网罗国内银行界、海外华侨银行界“著有声誉，且具近代化眼光者”及工商界重要分子充任。
把中国银行办成一家与政府保持一定距离的、具有相当独立性的银行一直是张嘉璈的奋斗目标。他曾专门撰文，认为过去中国银行与政府的关系过于紧密，几同部属，应该稍稍分离。在他的领导下，通过修改则例、招募商股，中国银行终于挣脱政府的控制，获得可贵的独立性，自此中国银行业务获得了飞速的发展，成为全国规模最大、实力最强、信誉最好、资本额最高的银行。1928年，被选为中国银行总经理的张嘉璈不无自豪地说：“自拒抗袁世凯停兑命令起，至改组中国银行为特许国际汇兑银行止，经过十六年之奋斗，内则扩展业务，外则周旋抗御，兢兢业业，惟恐陨越，幸将中国银行之独立保全。一般舆论，认为中国银行与海关、邮政局并驾齐驱，成为中国组织最健全之三大机关，实亦中国资本最巨与最成功之民营股份公司。……，在上海金融市场，均足与外国银行相抗衡。”
南京政府成立后，曾有以中国银行为中央银行的打算。宋子文找张嘉璈商量，想将中国银行改名为中央银行，政府股份多于商股。张嘉璈认为，中国银行的名字已深入人心，一旦改名，必然减弱人民对它的信任，中国银行的基础也必将被摧毁殆尽，至于政府股份超过商股，则与中国银行10余年来追求银行独立发展的主旨不相符合，因此婉言拒绝，但表示政府如果需要筹集现金作为创办中央银行股本，中国银行愿尽全力，中国银行则调整业务方向，避免与中央银行竞争，如政府能将中国银行垫借给历届政府的款项归还，中国银行愿意放弃发行权，使中央银行早日统一发行权。宋子文接受了张嘉璈的意见，另外成立中央银行，将中国银行改组为政府特许的国际汇兑银行，由于政府一时无力归还旧欠，保留了中国银行的发行权。
此时，张嘉璈始有一种如释重负之感，“今中央银行已经成立，则中央与地方政府之财政收支，可由该行为之调拨，而中国银行过去十七年所受军阀勒索之苦恼，与政府垫款之纠缠，幸获解除，自可集中心力于社会金融之服务与国民经济之改进”。
重塑公债信用，努力为中国财政树立一大信用工具
北洋政府时期财政连年赤字，不得不恃债度日，从民国成立到1920年，共发行公债3.99亿元。由于大部分公债没有落实还本付息基金，经常愆期不还，导致公债信用十分低落，债券市价一般起落于2至4折之间，六厘公债竟跌至1.5折。
张嘉璈升任中行副总裁后，在整理不兑现京钞时，深以筹措不到资金为苦，因而想到了发行公债。但要发新债必须从整理旧债、重塑债信开始。于是他积极建议政府从速整理公债。
要整理公债，最主要的是要落实还本付息资金来源，并保证该资金专款专用，不会被政府挪作他用。张嘉璈经过通盘考虑，提出了一个十分详实又具有操作性的整理方案：一是要求政府指定财源作为还债基金，由各银行组织债权团，代表持票人管理还债基金，由一位与国内政治关系较少的人，如总税务司，负责公债的还本付息事宜；二是将无确定还本付息基金的公债统一筹划，保障所有公债都能还本付息；三是对低价发售及市价一跌再跌的公债确定适当折扣和还本时间，提早抽签还本；四是将发行额为数不多的公债酌定折扣，立即偿还；五是从收入来源可靠、又由洋人征收的关盐税中划出一部分作为还债基金，交总税务司转银行专款存储，如基金偶有不敷时，中国银行将设法协助解决。
上述方案经银行公会同意，上报财政总长周自齐，得到全部采纳，呈报大总统后于1921年3月3日核准施行。于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公债整理在张嘉璈的积极倡导和筹划下得以成功实施。根据承诺，每当总税务司拨转的公债基金户不敷周转时，中国银行无不垫款接济，保证按期还本付息。这样，在北洋政府时期一度被毁的公债信用得到恢复，购买者日益增多，价格随之步步上涨，由整理前起落于2-4折之间，至1926年，除九六公债外，其余的债券价格均超过8、9折以上。
经此整理，公债再次成为政府筹措军政费用的主要来源。从1921年到1926年6月止，北洋政府又发行了2.39亿元公债，期间，除1922年、1927年曾展缓还本外，一般都如期偿付。
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初，根基尚浅，财政窘迫。张嘉璈出于银行自身利益的考虑，决定要在财政上给予国民政府以支持。其实，早在1926年12月，武汉国民政府准备发行公债，张嘉璈就与陈光甫、李铭、王子鸿（中国银行汉行经理）、沈季宣（大陆银行汉行经理）等密商准备予以支持，并议定了办法，后因武汉政府很快失败而未及发行。
1927年5月1日，南京国民政府的第一笔内债，即江海关二五附税国库券，正式发行。鉴于以往由于公债基金保管无方，被政府随意挪用，从而影响债信，损及债权人利益的教训，特制定江海关二五附税基金保管条例，该条例规定江海关二五附税全部收入，由财委会通知各征收机关，自指定之日起，应逐日全部拨交基金保管委员会。基金保管委员会，由财委会同中央特派员、银钱两业与商会等推举代表组成，共14人。基金收入及国库券本息支出情况，每月结算一次，陈报财委会，并登报公布。不难看出，这一基金保管条例，几乎是1921年张嘉璈第一次公债整理案的翻版，唯一不同的是基金保管人由以前的总税务司改为上海金融界、商界人士组成的委员会这一由国人组织的独立机构。这一保管办法能使政府、人民双方得益。
第一次债券发行成功是南京政府树立内债债信的开始，在财委会及江海关二五库券保管委员会的共同努力下，这次债券基金确实，保管稳妥，还本付息按期，逐渐解除了民众对新政府发行的公债债信的疑虑。
随着南京政府中央权威的逐渐树立和政权的日益巩固，投资于公债的人数越来越多，公债遂成为南京政府的一大财政工具，是抗战前政府弥补财政赤字的主要手段。从1927年5月1日发行江海关二五附税库券开始，到1936年，南京政府共发行了26亿元以上的内债。如此巨额的债券除了少数是直接募集，大多数都由上海的银行承购或抵押，碰到债市低落，银行还协助中央银行购入公债，维持市面。
据统计，1931年底，未偿还的债券本金有7亿多，其中银行发行准备占2亿多，个人与团体持有4亿多，外国人手中约6000-7000万元。而个人与团体所持有的债券一部分也已抵押于银行、钱庄。这样，大量政府债券集中于金融界，其结果是，金融界被拴着必须支持南京政府，而其自身所面临的金融风险也在不断增大。
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公债市价暴跌，6天内，上海五种主要债券的平均市价猛跌至票面的60%以下，之后一路下跌，至12月23日蒋介石下野达到最低点，仅为9月1日价格的一半。债市暴跌，对金融业的冲击很大，银行发行准备、债券投资和债券抵押品均受到影响，据估计，期间上海金融界的损失达几亿元之巨。公债惨跌，供多需少，一向被视为流动性最好的资产顿成呆滞，金融形势日趋紧张，银根紧缩，银拆飞涨。由于发钞银行40%的保证准备中大部分为债券，债市暴跌，导致准备金不足，动摇银行券信用，存户纷纷要求提现和将钞票兑换为白银，影响所及，两家资力薄弱的银行倒闭。
而政府由于内忧外患交相煎迫，税收短绌，更兼30年代内债偿付进入高峰期，债务负担日益增重，因此不但没有出面维持公债市场，反而时有停付债务本息或挪用内债基金作政府开支之议，更陷公债市场于风雨飘摇之中。
1932年1月28日，日本侵略者又在上海制造了“一·二八”事变，人心恐慌，全市停业。证券交易所停止公债交易，债市遂失流通。为了稳定金融，保护银行和持票人利益，同时恢复公债的流动性能，于是，当时已是中国银行总经理的张嘉璈再次建议政府及早确定一个公债还本付息的整理办法，安定人心，稳固债信。通过与公债基金委员会主席、中行董事长李铭商议，提出减息展本的方案，具体内容如下：(一)所拨基金不得少于原拨本息之半数，即每月860万元，至本息还清之日为止；(二)公债库券本金一律先付半数，将还本期限延长，库券利息减为月息五厘，公债统改为年息六厘；(三)基金保管委员会改称国债基金管理委员会，负责债券以旧换新工作。所有应付基金应由总税务司尽先照数直拨基金管理委员会，由该会全权管理，如有不足，由政府指定一种中央税收，按数补足。(四)这次减息展本之后，无伦政府财政如何困难，不再牵动基金和变更这次所定办法。(五)政府应彻底整理财政，完全公开，吸收各团体参加财政委员会，在收入范围内确定支出概算，并不再为内战及政费向各银行和商业团体举债。这一方案得到持票人会、市商会、银钱业两公会一致同意。由持票人会发表宣言，提出上述各点，表明持票人为国难而甘愿牺牲。
李铭、张嘉璈将整理公债办法向复职后的财政部长宋子文作了说明，获得谅解。行政院于1932年2月24日议决通过，当日实行，并表示：“此系政府与民众维持债信，调剂金融之最后决定。一经令行，永为定案。以后无论财政如何困难，不得将前项基金稍有动摇，并不得再有变更，以示大信”。这一点也是张嘉璈坚决主张的，他说：“良以公债一经整理，债信已大见降低。我于民国十年协助北京政府整理公债一次，今又协助国民政府作第二次之整理，若再有第三次整理，则国信荡然矣”。
这次公债整理，是金融界与政府的一次“正和”搏弈，获得了双赢的局面。减息展期后，政府每月偿付的公债本息数，减少了一半，财政困境得以稍纾；金融界和持票人也避免了所可能遭受的更大损失。5月1日公债恢复交易，债市稳定，各项债券价格均较停市前有所回升，债券买卖重趋活跃。
然而，1936年政府竟自毁信用，又一次整理公债，发行统一公债14.6亿元，掉换以前33种债券，并将还本期限分别延长至12-24年不等。在这之前，张嘉璈与上海的金融界领袖、市商会等纷纷电请政府改变再度改弦易辙的拟议，以维持债信，而安人心。但政府仍一意孤行。经多次整理，公债债信已荡然无存，从此政府已无法再运用公债这一有效的财政工具，特别是抗日战争爆发后，当政府十分需要发行公债来募集抗战经费时，应募者寥寥，政府只好饮鸩止渴，走上通货膨胀的道路。
倡设银钱业联合准备库，充当最后贷款人
历史赋予近代中国银行业的领袖的使命是，边干边学，边实践边摸索创新。许多重要的现代金融制度和金融工具的运用常常借助于某些特殊的事件而得到催生，银钱联合准备库的设立就是其中的一例。
“一·二八事变”发生后，为稳定金融，张嘉璈除了协助政府对公债进行第二次整理外，还就同业如何团结合作，共度难关，防止金融恐慌而殚精竭虑。沪战爆发后第二天上午，上海市商会议决，即日起一律停市三天，银钱业也宣告停业。各业原定2月1日复业，嗣以战事扩大，交通阻滞，秩序不安，市商会又通告停业无限展期，银钱两业联席会议决定照办。而张嘉璈认为，银行作为受信机关，停业越久，存款人与持券人疑虑越甚，一旦开门，很容易引发挤兑风潮，且2月5日为农历除夕，民众对现洋需要更殷，因此积极倡导尽快筹划复业。但少数银行因顾虑本身实力不足，宁愿延长停业日期。
张嘉璈是一个有勇有谋的人，从来不打无准备之仗，虽然经常兵行险招，但胆大心细一向是他的做事风格。他认为迅速复业，必须具备两个前提：一，中行的实力必须足可协助同业；二，必须有一个同业互助办法。为此，他先对市场进行了试探，在各兑换店酌量存放银元，让它们代为收兑钞票，经2月1、2日两天，中行所兑钞票仅7万余元，他心中便有了底，知道人民对中行钞票信心未减。于是，张嘉璈先与各大商业银行密商，得到同意后，再与其他中小银行疏通，缩短停业日期，尽量在阴历年关前复业，并大胆向同业表示，如果复业后发生困难，中国银行愿意全力协助。
在准备复业的同时，张嘉璈与银钱两公会负责人磋商组织联合准备机构，以全体力量保障市面安定。为应急和防患于未然计，先各自组织财产保管委员会。银行同业公会财产保管委员会立即成立，各委员银行必须向委员会提供下列五种财产：一，在上海公共租界及法租界内的房地产道契；二，立即可变现的货物；三，在伦敦或纽约市场有行市的股票、债券及国外存款；四，现金币或可兑换的金币或现金条；五，其他财产，不在前四项范围之内，而经执行委员会许可的财产。以上财产缴存委员会为准备财产，统一保管，作为互相拆款的保证。上海钱业同业公会也组织了财产特别保管委员会，规定所有大同行均加入该会，每家须先交价值20万元财产于公会，由公会保管，共有70多家钱庄加入。规定每日同业除照常拆放外，当天汇划结算时，结余者须报告公会不能收入现银，不足者通知公会，由公会代拆。
银、钱两业有此准备，在2月3日举行的银钱业联合会议上，一致决定4日复业。复业公告规定，所有票据都采用汇划方法，使同业之间尽量节省现银支付。春节结帐期限一再展缓。外国银行也积极配合，虽然不通汇划，但表示不乘机收受存款。2月4日各行庄开门时，竟出乎意外地平静，并没有发生挤兑或提存风潮。2月6至8日春节休假，9日开市，交易如常。由于筹划得当、准备充分，金融风险被悄然化解。
但金融市场依然暗流涌动，2月4日开市时，厘价骤涨至7钱4分，银拆开出7钱顶盘。后经银钱业联合平抑，厘拆有所回落，但仍然在高位徘徊。各银行为巩固信用，一方面极力收回外埠放款，另一方面纷纷收购现洋，导致银根紧缩。鉴此，为进一步安定金融，应付恐慌，银行同业公会又在财产保管委员会的基础上成立银行同业公会联合准备库，对各行所缴财产进行评估和保管，上海入会银行26家，并于1932年2月27日签订公约。公约规定，各行交存的财产，按市价七折计算，作为担保，发行三种信用证：一，公单，占40％，代替现金在市面流通，公单持有人如想兑现，可随时向委员会照兑；二，公库证，占20％，可作为发行银行和领券银行的保证准备。由此在以前认定的证券外又多了一种保证准备，其他证券不免受市价涨落的影响，而公库证以确实财产为担保，较之其他证券稳定性更强，更有助于巩固银行券的信用。三，抵押证，占40％，既可作为委员银行间借款的抵押品，亦可作为发行银行的保证准备。
继上海之后，天津、杭州金融界亦接踵举办类似组织。
联合准备库，是在战时环境下为应付金融恐慌而建立的一个同业互助组织，却具有真正意义上的“银行之银行”的雏型。近代中国金融市场被分割为三块：外资银行、华商银行和钱庄，缺乏一个统一的中心。即便在华商银行业，虽然有中央银行，但因成立时间不长，资力薄弱，在相当长时间内尚不能担当起“银行之银行”的重任。平常，当个别银行出现流动性危机或挤兑风潮时，常常由中国银行提供资金，帮助他们化解危机，从而及时地制止危机的进一步扩散。但是当社会发生严重的突发事件如“一·二八事变”，金融界全体遭遇系统性风险时，则非中国银行一家所能应对，而合同业之力成立的联合准备库就是针对中国金融制度缺陷所创设的，在社会出现整体流动性不足的时候，充当最后贷款人角色，从这个层面上说，它虽无“银行之银行”之名，却具“银行之银行”之实。
在金、银本位制下，货币供应量非任何人为因素所能控制，由实际的金、银数量内生决定，当社会处于紧急状态，对流动性需求上升时，根本没有扩张货币的弹性，往往只能被动地接受通货收缩，于是在无实力雄厚的中央银行时代便会经常发生金融危机。但是，以张嘉璈为代表的中国的金融界精英在1932年通过金融创新，解决了银本位制下如何增加流通筹码、化解金融风险的难题。他们从上海金融业的实际情况出发，将各银行提交的财产作为公共准备，发行新的信用凭证，使原来不可运用的一部分银行资产变为可以流通的票据，实现了部分资产证券化；同时由于60%可等同现金使用及用于发钞保证准备，等于增加了高能货币，通过乘数效应，货币供应量得到成倍地增加，满足了非常时期流动性需求。因此联合准备库的创设，在中国银行业现代化建设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是紧扣中国金融业实际所做的一次金融创新，对于调剂金融，防范金融风险起了十分积极的作用。1934年随着白银大量外流，通货紧缩，经济萧条，银行呆坏帐比例大幅度上升，钱庄、银行倒闭之声时有所闻，1935年上海金融危机大有一触即发之势，联合准备库又在此时再次充当最后贷款人，加上中、中、交三大银行联手救市，终于又化解了危机。
银行业联合准备库成立后，张嘉璈和其他金融界领袖拟议多年的中国征信所、票据交换所也得以分别在1932年6月和1933年1月先后成立，并开始办理业务。这两个机构的建立，又使中国银行业的现代化步伐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余论
张嘉璈对中国银行业现代化建设的贡献是多方面的，并不仅限于上述几个方面，如1917年5月，他创办了在近代中国金融界有广泛影响的、存时达30年之久的《银行周报》，自任编辑，经常亲自撰写文章，对于传播现代银行理论、推广实践经验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他极为重视调查研究，专门在中国银行设立研究室，网罗专业人才从事调研，发表了一大批研究成果。中国银行主持出版的《全国银行年鉴》，在国内外影响很大，其统计数据精确而全面，被广泛引用。1929年开始，以总经理名义发表的中国银行年度报告书，就是最好的当年宏观经济分析报告，是企业界决策的重要参考。
1928年10月，中国银行改组为政府特许的国际汇兑银行，张嘉璈多次出国考察，学习国际同行的先进经验，并努力运用于中国实践中。他还与各国积极磋商，取得各国政府的许可，先后在伦敦、纽约、大阪、新加坡等地设立分支机构，积极开拓国外市场，大力发展国际汇兑业务，打破了中国外汇业务由外资银行垄断的局面。
1935年，国民政府开始实行金融统制政策，将中国银行改组为国营银行，张嘉璈被驱逐，在无可奈何之中担任了有名无实的中央银行副总裁。张嘉璈离开中国银行，标志着一个中国银行业商业化经营的黄金时代的结束。事后，他有一段感言，“……在行23年，几于年年在奋斗中过生活……所幸为国家已树立两大财政金融工具之信用：一为公债，二为纸币。为金融界已建立一近代化之金融组织，为中国银行已奠定坚固不拔之基础。眼看国难近在眉睫，何可因小愤而害大局……所惋惜者，自民国成立后，希望以中行之力，辅助政府建立一完善之中央准备银行，一面能永保通货健全，一面能领导公私金融机关分业合作，创造一力能发展经济之金融系统，庶几内有资金充沛之金融市场，外具诱导外资之坚强信用，足以追踪经济发达后进之日、德两国。此志未遂，斯为憾事。”今日读来，亦能真实地触到一代金融先驱那无限的痛惜。
此后，他又先后被任命为铁道部长、交通部长、中央银行总裁等职。1949年4月，心灰意冷的张嘉璈离开上海，辗转到澳大利亚、美国从事经济教学和研究，写出英文巨著《通货膨胀的曲折线——1939至1950年中国的经验》，该书至今仍然是国际上研究中国通货膨胀历史最权威的著作之一。1979年，张嘉璈病逝于美国，终年90岁。临终吩咐，愿“附葬先垄”，再回故里。

作者: 邱晓云 时间: 2010-7-18 12:45

抵制停兑令一役大大提高了上海的金融地位，也提高了中国银行家的地位，张嘉璈居功至伟。能够顶住挤兑的一个技术原因是：当时各家银行各发自家的钞票-----银行券，有时一家银行之中各地分行也各发各的钞，标明流通范围，中行上海分行只要顶住拿中行上海地方流通券来兑换的客户即可，要没这个藩篱，北京中行总行发券过来兑付，那是无论如何也顶不住的。

作者: 邱晓云 时间: 2010-7-18 1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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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亚平 时间: 2010-7-18 14:26

邱晓云说张嘉璈居功至伟，的确如此。张嘉璈还有个妹妹，嫁给了一个小文人，叫徐志摩。

作者: showcraft 时间: 2010-7-18 14:47

那就是张幼仪了。

作者: 邱晓云 时间: 2010-7-20 12:57

哦

作者: 闲云 时间: 2010-7-21 22:45

张嘉璈的二哥,就是张君劢. 社会党创办人.

作者: 李大苗 时间: 2010-7-21 23:07

大哥张嘉保，是上海棉花油厂的老板，二哥张嘉森（君劢），也曾留学日本，是国家社会党的创办人，曾任民主社会党中央主席，是民国时期颇为活跃的政治家；九弟张禹九，是30年代新月派诗人，还是著名的新月书店的老板，在海派文坛上挺有名气；八弟张嘉铸，是开发黄豆多种用途的先锋，任中国蔬菜公司的老板；二妹张嘉玢，即张幼仪，是中国第一家女子银行—中国女子商业储蓄银行的副总裁，还是南京路上著名的云裳服装店的老板，但她最为世人所称道的，还是她是徐志摩的第一位妻子，以贤惠和忠厚闻名；小妹妹张嘉蕊是服装设计师，知名的社会活动家。

作者: 李旧苗 时间: 2010-7-21 23:14

张嘉璈的二哥,就是张君劢. 社会党创办人.
闲云发表于 2010-7-21 22:45

闲云女士，政党可以使用简称，但简称要符合规范，否则易引起混淆。张君劢曾与张东荪等人一起于1933年创办国家社会党，抗战后，国家社会党与民主宪政党合并为民主社会党，张君劢任主席。国家社会党可简称为国社党，民主社会党可简称为民社党，但两者均不能简称为社会党。民国时期有过社会党，是江亢虎等人创立的，与张君劢没什么关系。

作者: 闲云 时间: 2010-7-22 00:53

9# 李旧苗
多谢指正.

不好意思,就是天生的懒惰,偷懒少打几字,确有易混淆之误.

作者: showcraft 时间: 2010-10-11 16:50

本帖最后由 showcraft 于 2010-10-11 16:52 编辑

Minister of Communications Chang Kai-gnau, standing at his desk. Feb 1941 Chungking
张嘉璈一生从事银行和实业，到头来是两袖清风。他1949年到国外生活后，曾托朋友把他存在上海的藏书全部卖掉，把钱汇给他。在美国教书时，因学校离开太远，于是想在学校附近买房子，但手头拮据，就商于同在美国的贝祖贻。贝知张从不向朋友开口借钱，乃为之奔走凑了一个“会”，由陈光甫、李铭、贝凇荪、项康元、吴昆生等人，每人拿出1000美元，共计11000美元交给张嘉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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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邱晓云 时间: 2011-7-26 01:28

一家都是人杰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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